一个新生儿和一部披着灰尘的历史

    他把过去的他，把沉重的过去，都掷给了我。

    我想，他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抑或他现在就是小时候？他这么笑的时候，把他生命的录像带倒回去几十岁。或许，他的人生是用倒插笔写就的？他14岁开始被人称杨老师、老杨，从来没人称过他小杨。大概因为惯于装大人，加之惯于夹起尾巴做人？步入中年后开始倒插进孩提状态。

    我本想与他谈3天就走，没想到和他对坐了整整10天。他的人生之门一扇一扇地向我打开了。回忆是苦痛的。往事被我一点一点地翻捡出来。我们好像把一生的话都谈了。他送我驰向南京火车站时，我们一路无话。直到上了南京回北京的火车，我大约精神一松弛，上海口音趁机滑脱出来。他突然用道地上海话来纠正我。我说原来你会讲上海话？他说他只能讲上海话900句。自然这是套用《英语900句》。他继而一串串地学说广东普通话，比相声演员还相声演员。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熟了。刚刚熟。第一次见他调皮，就要拜拜了。他本来具有一个多么热情、活跃、不安分、不满足、具有破坏力更具有创造力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发光，要燃烧，要重彩点出斑驳璀璨变幻的人生，要话泼泼地挥洒他的生命的汗水，如泼墨山水一样泼出他的源源的生命之汁。

    他说他讲的池，不是别人想象中的他。我说他讲的他，也不一定就是他。有好几个视角就有好几个他。他笑。人家一笑眼睛变小。他一笑，单眼皮变成双眼皮，眼睛变圆变大，变童真变小孩。他平时看起来可不止43岁。真正笑起来却像十三四岁。他是谁？他是否清楚他是谁？他的品格，他的价值！他怎么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一个人到这世上来一趟真不容易。下一次来，还不知什么时候呢。所以一定要有痕迹。于是我又感到他那苦痛的孤独，他那孤独的苦痛。

    他不笑的时候，是沉郁的。不过他在车厢里，笑得透心透肺地快活。可能在过去的10天里，他把过去的他，他把沉重的过去，都掷给了我。现在他鼓起两颊随心所欲地学说广东话上海话，他笑得喷红，像个新生儿。他生来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偏要他谙，于是他懵懂了，黯淡了，失神了，失真了，像一部披着灰尘的历史……

    希望能证明他当然不是粘土

    我对他的认识也是一种倒插笔。快分手时看到了他的小儿态，刚相识时见到他的却是老人状。1989年秋我在长途电话中和他约好，我10月19日离京，请他第二天上午在南京火车站左侧等我。然而我在南京站左侧茕茕孑立着，却不见他。我的大旅行袋把整个身子靠在我腿上，它倒惬意。小旅行包挂在我的肩头，耍赖似的往下坠。我呢，累得像一根站立起来的面条。

    终于从车站右侧走来一个人。是他？是他。怎么从右侧走来的？他说他在电话中说的就是右侧。我说我记得是左侧。谁弄错了？

    他不像他，不像我模模糊糊地感觉着的那个他。脸有点儿浮肿，眼睛肯定很小。并不浓密的头发夹杂着不算稀疏的白发。穿着绝不醒目的可可粉色西服。脸色也如可可粉，整个儿呈粘土状。

    他43岁。从这个年龄层往上，粘土含量往往偏高。我希望很快就会发生什么事情，证明他当然不是粘土。他看上去实在没什么特别之处。一切都很规范。不高不矮的个子，不胖不瘦的身条，看上去体重140斤左右。问他，他说净重180斤。这怎么可能？莫非他是实心的？

    他说和我通长途后他死死记住19日这个日子，所以他向泰州统战部要了一辆19日的车，准备从泰州开到南京把我接回。他单位里正好有一个人去南京看病，他就约那人坐这车同去。18日夜里，他突然“悟”出一个道理：19日离京是20日到南京。但既已订了19日的车，做人不能出尔反尔，更不能叫有病的同志改期看病。于是这辆他要来的车19日清晨专程送那同志去了。他自己买张长途汽车票，下午坐上长途汽车，颠上6个小时到达南京。（我想他还不如坐上他要来的车3个多小时就可到南京，然后休息休息呢。）19日当晚他在南京预订了一辆出租车，第二天好接我去泰州。事后知道司机要价300元。我说这么贵？他说这个司机看着蛮老实蛮舒服的。

    由此我说，关于在南京站左侧还是右侧的问题，不是说错就是他记错了。

    他坐在出租车司机旁，转过半个头部不置可否地说一句：“一段悬案。”无非是无心破此案。也淡然一笑，或者只是作笑状，心里并没有笑。我感觉，他好像被一个无形的、沉重的罩子罩着。与他说话，他“呵呵呵”、“是是是”、“对对对”。他喝茶，杯里放上五分之四的茶叶，再冲上五分之一的开水，然后用根筷子拨动茶叶，使茶和水互渗。非这么浓的茶他才觉着够苦味。他说世上好饮的都是带苦味的，譬如啤酒、咖啡。我想，还有他那杯人生的苦酒。后来他讲及他青少年时期的压迫感，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不像真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在说假话。

    他的面孔如鉴真大师塑像的楠木

    我住在泰州期间曾和两位浙江朋友邀他与我们一起下扬州。从泰州到扬州，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自然他得当导游。他端着相机说，你们要在哪里照相，我听你们的吩附。然后无话。只是遥见公厕时，便如牧童遥指杏花村似的指着那个不可或缺的所在：“要不要方便？”我说这好像是你这个导游唯一会说的一句话。他说这是他的责任，嘿嘿嘿。这种笑，又是从喉头发出的，不是心里发出的。他快活不起来。既不会游玩，又不会悠闲。只是在扬州大明寺的鉴真纪念堂，如弟子叩见大师般提神，说鉴真和尚原主持大明寺，后由大明寺东渡，前后11载，虽双目失明而“何惜生命”，第6次东渡时终于抵达日本，传授戒法，弘法兴化，鉴真圆寂近1500年。

    我忽然看到他面孔肃穆如鉴真大师塑像的楠木，他声音低沉空濛好似从1500年前传来的。

    孤独，或许正是一种未被认识的需要。

    生命，于艰难处见浩大。然而人们往往容易只看到别人的成功。个中人的个中滋味只有、也应该由个中人自己去体味。他在青年时代把多少精力抛掷在学习做人，让这个世界容纳他。如今整个泰州都认为他成功了。譬如他个人画展上的一幅画《江南春雨》，他不过例点颜色，倒点水冲冲，没画几笔么，可就是能叫你闻到、摸到、感觉到那朦胧胧、甜丝丝的江南春雨。美国一位教授随他开多少价也要买下。他不卖，不想卖，不愿卖，不卖就是不卖。他可以不卖，但又不可以不送画。20万人口的小城泰州，人们戏称：“一条街道两座楼，一个警察管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他不可能记住所有见过一次的人，但是人们记得他。“名气一大，就不认识人了。”于是路上有人喊他一声杨玉琪，他就作热情状，作朋友状。但是对方到底姓甚名谁？自己什么时候见过此人？“你现在是名人了。”人家说。这就是说，他杨玉琪今后更加要处处小心。“你现在的画难要了吧？”不不，当然不能难要。杨玉琪在一次次的“呵呵呵”、“是是是”之后，一年要画400来张应酬画。这两三年他的上千张画作了无私奉献。我回京后和北京科技界一个朋友说及我剐去了趟泰州。他说他想起来了，他有泰州那个画家的画，那画家叫什么来着？是别人跟那画家要来的画送他的，他也不懂画，也不知那画塞哪儿了。我另一个好友曾经从离泰州一百多里的宝应县驱车到泰州来看我。杨玉琪送他一本《杨玉琪画集》，同时送了一本给这位朋友的司机。这画集是杨玉琪自己花钱买的，60元一本。两本面集的价格正好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你就这么送画集？他说如果不送司机，万一人家误以为不把他一视同仁呢？杨玉琪从小最敏感的就是受歧视，如今最看不得、最受不了的是别人受委屈。

    或许，这正是一种被苦难升华了的境界？

    我说你这样下去，分这么多心画应酬画，你就毁了！可又想，不这样应酬，是不是也会毁了？他实在一点不认为他算什么成功。可他要这么对人说，谁信？他看着时间从他眼前匆匆走过，踏着嘀嗒嘀嗒的响亮的脚步声。他43岁了！以前他老想把下半辈子借来先用着，少活20年没关系，如今到了上半辈子和下半辈子的交界线了，他又想抛却旧的自我，去获得一个新的自我。他正在经受出生前的大痛苦。当人们认为他轰轰烈烈，认为他到哪儿都是中心的时候，根难想象他内心竟是何等地孤独。或许孤独正是一种还未被他认识的需要，然后才能深思、求索、大彻、大悟。

    我终于读懂了他。他颤动着手，流着泪。之后他说池好后悔在我面前流了泪。他当“坏人”被吊被打都没有流泪，只在他的老师去世时流泪过一次。过几天他又对我说，他这辈子，其实还流过一次泪。他和丽君没有爱的自由只有爱的必然的时候，有一次爱的倾诉，爱的倾盆大雨。所以他一直没把这当作流泪。

    她为什么要把美藏起来？

    我一到泰州直奔他家。他家组合柜上空空荡荡。我说你怎么什么东西也没有？他说一个人太喜欢东西的时候就有点不务正业了。妻正做晚饭。我说你俩怎么长得这么像？其实细究五官一点不像，但是自有一种共同的神韵。杨玉琪说妻今年27岁，比他小16岁。这位小妻子大概着意使自己“老化”，盘着头，也穿着粘土般的西服裙，身上没一点亮色。我快离泰州前，劝她把头发放下。她披下了柔软光泽的长发，衬出一张滋润洁白鲜亮的睑，冰清玉洁。玉琢的脸上是两汪清泉般的眼睛。天她为什么一直把美藏起来？

    不自杀的人都得作些关于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的表态

    一潭死水上飘落了一片枯叶

    1966年。19岁的杨玉琪不知怎样才能使娘哪怕有一会儿忘却自身的重压。这天他回家对娘说，街头有人戴着一二尺高的纸帽，手里拎只簸箕当锣打。打一下喊一句打倒自己的口号。娘听了只不吭声。不知过了多久，娘淡淡说了句话，好像一潭死水上飘落了一片枯叶。她说：我今天也在街头站了一整天，藏着高帽，挂着牌。

    好像有一个锣锤“当”的一下打在杨玉琪心上。娘身边放着一顶高高的纸糊的帽，帽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俞钊棣”。

    娘教学的城东小学已经有一位宫老师自杀了。不自杀的人都得作些关于自绝干人民罪该万死的表态。娘在会上，脸扭向窗外说，他死得痛快，好。杨玉琪对大妹说，要是娘夜里吃了药死了，不得了了，我们就没有娘了。从此两人轮流看着娘。当然，得假装睡。娘翻个身，杨玉琪探出头看看娘是干什么呢。娘一起床，杨玉琪噔地惊起：娘，你怎么起来了？娘说，小便，你也看住啦？

    杨玉琪假装睡着，就不容易真醒，鼻不好是真睡。他每晚上床前喝足了水不小便，逼着自己老得起床。上半夜还好熬。他从晚饭后开始给全家讲故事，一口气讲上6小时，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次能讲完。后来弟妹们长大了都找这本书来看。后来杨玉琪自己也面对着两个女性，面对着一个长长的﹑长长的怎么办。

    越说越像个国民党

    杨玉琪的父亲杨云飞，原是当时蒙藏委员会的一名简任级专员。解放初期董必武办公室找老杨谈话，新中国需要各方面人才，老杨若出来工作可原职原薪。老杨对共产党还不甚了解，刚刚不为国民党工作，便想先缓冲一下。如果他能预测他暂不工作的话1955年肃反时他会被抓走，或许他就不致那么悠悠地慢几拍了。1955年抓走后判刑10年，后来转移到大西北，不知所以地不放，直至20年后，1975年国家特赦，又备受关照。有关方面一边安顿老杨参观访问三个月，一边做俞钊棣的工作。说当初你们离婚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现在你们复婚也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当初逮捕老杨是党的政策，现在释放老杨也是党的政策。说毛主席的话人民一说一听，二说二听，你把老杨接回家吧，哪个也不敢说老杨是国民党反革命。政府还给老杨落实了两间住房。俞钊棣当初离婚为了孩子。她找有关方面说她不能给反革命带孩子。老杨和她一别20年相见时，双方都瞪着对方寻觅自己的结发夫妻。因为他们记忆中的对方都是20年前的模样。那时候俞钊棣高挑轻灵的个子，乌亮传神的大眼睛。老杨无论如何不能把20年前和20年后的两个俞钊棣合成一个人。然而他自己还有一点20年前的模样吗？偶有小孩在屋外喊；“嗳，来看这个家有个老国民党！”“国民党是什么样子的？”老杨穿着件呢子长大衣，俞钊棣看着他是像个老国民党。越说越像！真是！

    我离泰州前去看了老杨。一个极普通的干瘦的老头儿。我说你在大西北那么多年，不容易吧。他说还好。管理他们的那些干部、军人不少是南方人，他和他们经常交谈，他们也不容易。

    大年三十他端来一盆屈辱

    老杨被抓走时，俞钊棣才29岁。有3个孩子，肚子里的第四个小生命又捶击通往人生之门了。本来已经挤着8条腿的一张床上，从此挤上了10条腿，一间沼地小屋，只一扇得用竹子撑起的木格窗，只一月21元的工资，常年吃不上干饭喝稀粥，这就是这家5口人的全部生存条件。大儿子玉琪非常得意地告诉娘，说他会算帐了：我家一天吃三顿粥。我们连着吃了7天，就是吃了21顿粥。对吧娘？

    泰川城郊的农民每天早上4点进城卖菜。小玉琪每天清晨4点多钟去捡菜帮。拣完回来总要先经过院子里的第一个人家才能到自家那小屋。第一家早上经常吃大饼油条，喷香的。小玉琪笔直地走过这一家，头是绝对不朝这家转一下的，眼睛直向正前方，鼻尖正好划出院门和自家之间的两点一线。有时第一家厨房炒菜声啪啪地响，把肉香带回全院。小玉琪说，娘，人家请客了是吧？娘说，以后我们要有钱了，也把外婆请来，没钱就不谈了。可是什么时候能能请外婆呢？每到年三十，外婆让小玉琪端一盐茨菰娆肉回家，再给一毛压岁钱。一毛钱，当然交给娘。照例的端肉，也是不能不端的。就是心里不好受，心理不平衡。9岁的小玉琪，朦朦胧胧中觉得不平等。虽然玉琪家过年都没有糖吃，这一盆茨菰肉是他家过年的全部象征。但是为什么他家不能给外婆什么，总是要去拿外婆家的东西呢？他感到自尊的被损。人的自尊初次被损害的痛苦，近乎人初次被破坏精神的贞操。这种难以名状的悲哀使小玉琪感到他端来的是一盆屈辱。

    你怎么不穿衣服？

    当人的尊严被损害列到极点的时候，这种悲剧感或许又转化为荒诞。9岁的自尊的玉琪绝不会想到当他19岁的时候，那天他正穿着裤衩光着上身在漂染车间干活，又有人喊他开会。所谓开会，也就是让他站在台上当批斗的靶子。批刘少奇还是张少奇王少奇，反正都是他。台下是毛巾厂的工人，大都是女工，很多是姑娘。台下喊你怎么不穿衣服？对政治斗争太不严肃了！批斗会主席说不像话，怎么不穿衣服？杨玉琪说好的我去穿。他窃以为走来走去穿衣服，正好可以借此放松一下，很快活的。他一点没觉得不好意思。动辄批斗、打倒他，羞耻心全给批掉、打掉了。80年代我国始有健美表演时，社会上很大哗了一阵：到底是健美还是伤风败俗？而杨玉琪在60年代就很堂皇地只穿小裤衩站在台上。是的，很堂皇。

    我问杨玉琪，如果“文革”再延续10年，体会不会变成另一个人？杨玉琪说不会。杨玉琪从小就知道自己生来比不上别的孩子，只有学习能比别人强，就是要比别人强。1904年，他7岁的时候，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我国少年儿童送礼物带给苏联小朋友。孩子们的画一层层迸上去，最后被入选的是一幅松树画，刺绣了好送给伏罗希洛夫爷爷带回去。泰州全市少年儿童开大会，把这幅画像锦旗般地挂起来。因为画的作者是泰州小朋友，叫杨玉琪。到1956年梅兰芳返故乡泰州访问，全市小朋友夹道欢迎。小玉琪在第一排，朦胧中觉得像梅兰芳这样才是个人物。他小手拍得也不感觉痛，他只感觉着一种并不清晰的顿悟，一种混沌初开的庄严伟大感。

    如果把小城的这句话直译出来，就是：这个家怎么有两个女人？

    用棺材打结婚家具

    泰州有个姑娘叫周杏。父亲原在福建国民党部队当文书，后来被解放军解放过来，随部队一起打进泰州。在泰州成家不久去世。周杏五六岁的时候母亲也得痨病去世了。姨娘把她抱养大。姨父是拉车的，姨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周杏在这个血统无产阶级家庭长大，成为一个正宗进步青年。男友是专案组的，政工组长。清理阶级队伍时，从周杏填的履历表上发现她真正的家庭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周杏变成“狗崽子”。那位政工组长深明大义地抛弃了她。政工组长的家里想把周杏转手给组长的弟弟。因那弟弟在农村插队，也只能降而求其次了。

    周杏明白自己从此只能嫁处理品。就在这个时候她遇上了另一个处理品杨玉琪。

    “文革”是最热闹，最发昏也是最寂寞、展凄凉的年代。那年头多少人把对温暖的追求误解为爱情的呼应。杨玉琪和周杏的处境的重合，很容易被误解为性情的投台。1971年6月24曰，他们结婚时人称患难夫妻。杨玉琪有一种长途跋涉后，终于走进了一个避风港的感觉。当地农村修水利时常挖出尸体腐烂而木板不烂的棺材板。杨玉琪花了一点钱卖了棺材打了一只假三门橱。其实只有中间一个门，省料。他用薄板刻上了一些拼音字母粘上，表示洋气。别人看着蛮好看，他心里不是滋味，不敢实说这是用棺材板打的结婚家具。当时杨玉琪的弟妹都跟着娘下放到高邮县农村了。玉琪带着周杏只好去农村结婚，省钱。娘让农村木匠做好一只南方有拎把的木马桶，里边装上鸡蛋20只，还有咸肉、爆米花。杨玉琪回泰州时，身边走着娇小的新娘子，手里拎一马桶好吃的，又娶妻又发财，一路走来，好不快活。如果今天叫泰州名人、画家杨玉琪拎只马桶一路走，看他好意思不？

    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鬼。

    其实杨玉琪当时在泰州也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虽是“坏人”，市里却特许他画画，尤其叫他画领袖像。他在市中心街头办起名叫“红大刀”的漫画专栏，一个月出两三期，一期36幅。大约办了四五十期。那年头没有可看的，没有可谈论的。杨玉琪的一个朋友做过一个试验。该朋友排队进礼堂开会时，故意往台阶下的死角看一眼，然后不动声色地继续往前走。然后他回首一看，后面排队走来的人没有一个不往这死角看一眼的。新的一期“红大刀”要出来时，泰州街头很多人说：今天要换“红大刀”了。张贴的时候围观者每使交通堵塞。围观者看的是画，张贴者往往以为也包括看自己。人的表达欲或表现欲总要寻找宣泄渠道。每期“红大刀”没画完时，总有人来说，老扬——虽然他才20来岁——画完后叫我一声我去贴。或者催他快点快点，明天可以去贴了吗？终于画成，这些张贴爱好者拉来一辆板车，上边放着梯子、糨糊桶、扫帚、刷子和漫画，一路向“红大刀”那街口驶去。追随板车的路人前呼后拥，狂欢节一般。不过在“红大刀”旁还有一个专栏叫“点鬼台”，公布“坏人”的名字。杨玉琪自然榜上有名。只是早已人鬼不分，人鬼群居，所以泰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鬼，但都知道“红大刀”。当初友人向周杏介绍杨玉琪说，他就是“红大刀”。

    痛苦从一行行文字的行距间密植出来

    扁杏和泰州民众一样爱“红大刀”，不过泰州人取只有一个用杏能和“红大刀”结婚。婚后她越来越清楚她丈夫不是“红大刀”，而是杨玉琪。杨玉琪被批斗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成名成家思想。周杏觉得他不太安分，老是追求他想追求而又得不到的东西。像他选种出身的人再有才气成得了画家吗？场玉琪和我讲到周杏，说她希望过安定的、宁静的生活，这非常可以理解，无可指摘。但当时杨玉琪没有一个宁静的环境画画，内心的痛苦无法转移。突然写起小说来，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为了“移情”，为了把不能画画的痛苦埋进他的文字里。连连写了十几篇小说，痛苦却从一行行文字的行距间密植出来。扬玉琪和周杏在一个床上睡了六年，如同两个旅人同住一个旅馆。两个人一样自尊，一样尊重自己的感情。

    她的笑软化了这家固体的空气

    1982年底，朋友托杨玉琪教一个19岁的女孩子画画，她叫王丽君。第一次见面杨玉琪没看清她的脸，只觉得她说的话叫他挺感动的。她说她不怕苦，她要学本领，不是要找一个舒服的工种。王丽君看到这位杨老师戴顶旧巴巴的鸭舌帽，一身旧巴巴的蓝中山装，大裤裆，黄球鞋，一转身，裤子后边有两个对称象形的大补丁。他沉着脸，又老又可怕。他50凡岁呢？杨老师要是站在一旁看她画，她一边画一边发抖。杨老师看她的作业要是不满意，脸一沉，她更加发抖。从1984年开始，她设计的弹力汗衫和睡裙等等的花型，在局里、省里或全国的选样会上得奖次数太多，她自己也记不清，更不肯对我说。她只说杨玉琪现在越来越年轻了。杨玉琪说你现在怎么不怕我，怎么叫我扬玉琪了？

    1982年底，杨玉琪和周杏的家里已经很久没有话声来打破那凝固、沉重的空气了，王丽君的出现使杨玉琪和周杏都庆幸家里可以有点声昔了。即使随便让丽君讲点厂里伙食、街上衬衫也好。丽君如一只跳棋子，杨玉琪和周杏都是先和她搭话，然后再把话跳到原先僵持无语的对方。丽君一来帮着扫地、冼碗、叠被、做饭，给杨、周两位长辈一人削一个苹果笑盈盈地递上。丽君清纯的笑，软化了这家固体的空气。这个家，本来已如一只散了架的木盆。小丽君如一道箍，一时箍住了这个要散架的家庭。她说她愿意就这样一直侍候老师和周阿姨。丽君纯净光浩的脸如同她那白璧无瑕的心。面对这样一颗心，你会感到无间，感到亲密，感到温暖，感到获得爱的愉悦和输出爱的需要。杨玉琪笑了，说你就当我们两人的女儿吧。这本来是一句玩笑，是杨玉琪对自己当时心情的变形的表达。如同印象派的画。小丽君把什么话都当真，如同把什么人都当好人。她说好，就这样。杨玉琪见她稚态可掬，说你是不是叫一声呢？丽君朝周杏轻轻叫了声蚂，自己被自己惊吓了，扭头就逃回家。

    小城故事多

    越来越有人问周杏：你们家怎么有个姑娘？如果把小城的这句话直译出来，就是：这个家怎么有两个女人？丽君刚来的时候，19岁，后来20岁了，还要长成21岁呢。在杨玉琪和周杏的眼里她是小姑娘，在别人眼里她首先是女人，然后才是女人中的姑娘。我第一次在泰州街头走的时候，满街向我行注目礼，大约是我身上那件在京花23元买来的宽大的男武绒衣使小城的人纳闷。第三天开始，行注目礼的人日见少了，再不看了。因为大家都认识了这件一经看透再平常不过的绒衣。因为泰州就这么一点街，走两天就彼此都“认识”了。

    泰州很快就关注起两个女人的故事。这也可以体谅。平时文化生活少，关注别人的婚姻家庭也是一种业余生活。真是小城故事多。周杏是了解杨玉琪的。夫妻6年秋毫无犯。她认为杨玉琪有病，没有这方面要求。但是舆论与生惧来的功能就是宣传、提醒和促进。周杏也不免掠过一种被取代的危机感。她对杨玉琪讲，这世上谁要伤害丽君，你是会和他拼的。杨玉琪感觉这话包括另一层意思：若是为了她周杏，他是不会拼的。周杏讲得很平和，她在家里也不失风范。但小城舆论大，使她不好做人，好像她容纳一个第三者在家里似的。

    逻辑已经一无力量

    王丽君不便再常去杨家了。家庭又恢复到丽君出现之前的原样。不，世上没有什么“原样”，不是更好些就是更差些。1982年丽君的出现，使杨玉琪如同一个下沉的人抓到一根浮木。如今这浮木被舆论打掉了，连同他心头汹涌的美好的感情。丽君知道周阿姨中午不在家，偶尔插空去看杨老师。却见他4天的全部菜就是一小块腐乳，一小块腐乳吃了4天！她知道杨老师没有心绪烧菜吃，她多么希望杨老师和周阿姨能生活好，她甘心一辈子侍候他们两个，还当杨老师的学生，只要不影响杨老师的名誉，不影响杨老师的前途，自己付出无所谓。如果周阿姨有什么事，自己和杨老师更有责任去关心她，也消除舆论对杨老师的误解。只要杨老师能有成就，能过好日子，自己宁可不结婚。

    杨玉琪失去了王丽君，觉得一无所有！他不能埋怨别人不理解，更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理解，但是不被人理解是痛苦的。他在痛苦之余找到了最忠实的患难之交：酒。洒杯扣在酒瓶上。每天回到家，进门先干一杯烈性酒：洋河大曲或者粮食白酒，都是60度的。喝完酒杯也不洗，又扣回酒瓶上。直至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南京师大美术系进修，他是再不想回来了。他向妹妹借了一只破术箱，再带上一只煤油炉一只钢精锅一张桌一把椅，就准备弃家出走。从此一心画画，屏弃尘念。虽是去南京，却有一种去深山老林出家当和尚的感觉。然而终究六根未净，心里还是觉得凄凉。

    丽君偶尔还是悄悄来看他。她眼看她最尊崇的人这样毁自己，铁下心来要帮他。她心里明白，现在，就是他们两个了。但他们两个怎么样？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发展？似是而非不清楚不明了不点破不深想，好像什么也没想。当人的最美好的感情调动起来、升华起来能时候，逻辑已经一无力量。

    他来到世上就是等着这一刻

    这天下午王丽君来的时候，杨玉琪又坐在自己打的沙发上喝闷酒。他知道自己这次离开泰州也就永远离开了丽君。丽君一直是敬畏她的杨老师的，这天却看到泪水从杨老师的眼角往下流。这是从心灵深处滚出来的一滴一滴的泪。没有流过这种眼泪的人都称得上是福气。每绞出一滴泪心灵都要经受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拧绞着丽君的心，她扑地一下跪倒在杨玉琪跟前，抬起一脸泪水说：“我这一辈子跟着你，你不离婚我也一辈子侍候你。”

    男子汉流泪也是吝啬的，一滴一满而已，几滴几滴而已。丽君这一跪，这一句话，这一瞬间，杨玉琪感到一种生命的回潮。好像他来到世上就在等着这一刻，等得梦都老了。如今丽君冲他一跪，用她的泪水冲刷、洗洁他那灰蒙蒙、光秃秃的梦，使他的梦长出绿芽，开满花苞，鲜亮活脱滴着小水珠闪着阳光可以感觉可以触摸。这新生命的冲撞使他好似在刹那间跨越了一个世纪。他一下倾倒在沙发靠背上，一手抚着丽君的头，任泪水哗哗地淌。虽久久无声，但他有一种嚎啕大哭的感觉。这大哭是一种痛苦后大欢乐的宣泄。他才感到，人能够强烈地表达，多么畅快痛快舒心惬意。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从此不管多难多苦，他俩就是一个人了。

    泪水的宣泄，使杨玉琪如同吃了一服中药，把体内的毒全吐尽了。又如同洗了一次桑拿浴，大汗淋漓后复归宁静。现在他再去南京，不是逃避什么，不是出家，他是去创造，带着勃勃的生命力去创造。事后想来，没有丽君这一跪，杨玉琪的历史或许是另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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