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倒着行走和倒立对健康的好处，已被吐人公认。关于倒着活一遍的乐趣，我在前边已率先论证，只是尚未请专家开鉴定会。会，是要开的。开了会，专家们对论文作个鉴定，我申报高级职称时就有了成果。至于人到底能不能倒着活，也就是说，我这项成果到底能不能应用，能不能投产，投入产出比怎么样，能不能产生经济效益，能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这个一般不会有人过问。总有一些人专门搞另一些人的鉴定，而另一些人专门在工厂做技术工作。这两个环节之间，脱节的地方多了。早有洋人说我们不该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个未必准确的词：“科技”。其实我们汉语之玄妙，洋人如何得知？我们自有一部模糊语言学。论语曰：有德者不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此一言便道出我们模糊语言学的诸多精妙处之一，就是，说的和做的可各行其是，如同有的工厂政企分开后各自为政一般。所以，我们嘴上说的是科技，做起来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如此超然圆通，只有兼得老庄、孔孟的身传，又怀特异气功之国人，方能悟道。比我们晚开化千百年的洋人，岂能领略于万一？我们泱泱大国，不要动辄就说人家日本经济怎么发达，说日本搞个成果总要看能不能应用，有没有效益。我们不在乎，我们不管它。
伤脑筋的是怎么请到元老型的专家。至于他们的学识今天是不是只能得元老杯安慰奖，我们不计较。能请到达一级的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人物参加鉴定会，我的成果便如元老人物一样地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众凡人焉得不群起而捧之乎？
至于我的关于倒着活的论文能不能通过鉴定，我是自信的。多少发明，创见不都是倒着思维、倒着来的结果？要不，先把关于如何倒着写文章先写成论文，再开专家鉴定会，然后才投产——我才用这个方法来写作？凡事等一等，看一看再说。24届奥运会足球场上，我国健儿在球门前，在本应起脚射门、射进成功之门的关键时刻，又以传统等等看看之美德把球传来传去我等你你等我，直等到对方队员来把球从自己的脚下传走。
写到这儿，得知有关方面重申，科技成果无须全部进行鉴定，既可发挥社会公认的作用，又可减少各类鉴定会。好，这是改革的成果。我可以放心试制我的倒着写的故事了。
第一篇
获奖是件叫人懊丧的事。
1984年评上的国家级发明奖，1987年还没有拿到证书。现在打电话去问，大概不算心急吧？电话筒那端说证书早就发了。不，我们到现在也没拿到。那我们查查，哦，是没发下，管这事儿的人去了讲师团了。
我常常担心中国的很多词儿、事儿怎么翻译？譬如上面这一句。先要讲清何谓讲师团。但是未等我讲清，洋人就问为什么有人去了讲师团，国家级获奖证书就发不下来了？是不是很多人都去讲师团，没有人力来发这一份证书？是不是去讲师团的这位先生或女士不同意发达份证书，即使国家评上奖也可以卡住？是不是贵国发证书隆重非常，缺一名工作人员就不能发？是不是贵国的国家证书如人民币一般大量印发，所以少发一份也没人搞得清？
NO，NO，NO。我说。什么也不因为什么。这是平常的正常的经常的习以为常的事，谁也没有责任。譬如说吧，在一些机关里，再过半个月就是国庆节了。节前了，节后再说吧。节后自然心还收不回来。然后，有关人士的哥哥的妻子生孩子了，然后又是节前了，元旦了。有关人士自己要结婚去了。如今常规结婚方式是旅游。然后，结婚的回来了，没结婚的吃喜糖，大家都结婚。如此喜上一些日子，又到节前了——春节要到了。更长的节前和更长的节后。
对不起！洋人打断我了，请我解释这“节前”和“节后”是千什么的？我说这是准节日、亚节日、次节日、模糊节日，似节日不是节日、比节日更节日。因为节日其实很短，而酝酿节日、准备节日所具有的临界点美感，消化节日、回味节日、交流节日所具有的美的升华，都已远远超出节日本身的美学价值了。
这门模糊节日学只是模糊社会学的一个小小的章节。所以，有什么必要去探寻为什么那张国家级发明奖的证书迟迟没有发下呢？时间就是金钱，难得模糊。而且，曹凤国打了电话之后很快就拿到这份三年前评上的证书了嘛。问题还是在曹凤国自己——自己的事，自己不去催行吗？我们办个什么事，不都得自己去跑，去催。
以曹凤国为首的四人发明群体，我看也是差劲。他们领判证书的一年前，1986年，拿到了这笔国家发明二等奖的奖金，怎么一个人也不高兴？人家欢呼请客。他们一个个呼之不出。当然，同样1984年评上奖的，人家早就拿到奖金了。但你们总归也是拿到了嘛。实际值不等了是不是？同样一笔钱，钱不值钱了是不一是？当然，你们的电脑般的头脑只用来算你们的试验项目，不会算这个的。可是你们没有一点请客意识，像我这种市井俗人，也只能这么猜度诸位。你们再想想，你们几个拿到钱了，人家呢？不是更多更多的人从来没有拿到这种奖金么？你们换个位置为别人想想呢？别人看着你们拿钱是什么心情？设身处地，吾民族方能得以你好我好大家好形势大好。
曹凤国要知道我这么说话，又该说他们这个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特殊材料加工研究部的同事们，如何如何地好了，说我小瞧人。我才不想和他争呢。他平时可以拿出好几百元买冰箱放在单位里实行共有制，拿了奖金反倒声明一分钱都不请客！他这人总是倒着来，跟他有什么好说的？我刚才也不是说他的同事。我也还认识他们。我只是说人同此心。哪个人拿了奖金不面对一片“请客”的欢呼声。在欢呼声中，你手里的奖金便摧化成花束，你像梦游者一般向欢呼的人们撒着花瓣。你一边撒，一边说，这是妻子要的羊毛衫，这是女儿要的录音机。外国人拿钱买时间，中国人拿钱买笑脸。东西方文化在此分叉。
笑，是我国模糊社会学的一种极致文化——模糊笑容学。症结在于掌握该不该笑，掌握什么火候、烹调成什么味道的笑。1985年春，曹凤国他们获得国家二级发明奖的这项“聚晶金刚石工具电火花加工技术”，在日内瓦第13届世界新发明展览会上荣获银奖。本来我国上报参加该展览会的20个项目中，并没有这一项。临去日内瓦前两周，那20项中刷了若干项，不够数了，要找几项补上。这本来也是正常平常事。但出国名单已经定下，只能请出国人员代替曹凤国去日内瓦讲述这个项目的效应。此次展览，我们载誉归来。首长要去机场欢迎为国争光的得奖人员。唯曹凤国本人并未出国，下飞机的人里没有他怎么办？不过这类事，在模糊社会学高度发达的我们，是小意思了。叫曹凤国去机场混在回国人员队伍里，假装出国归来即可。曹凤国得笑。欢快而谦和，自豪兼自得，充满使命感和走向未来的现代感。这是此情此景下的笑的程序。然而曹凤国不知是忘了带上模糊笑容学的软件，还是按错了键盘，他脸上显现的笑既不具现代感更不具自豪感。哦，得奖回国的人员早已排好队步入，本来没有把曹凤国算在内，这又不能像排队买菜似的插队。一人离队干站着又觉得别扭，觉得尴尬。这种别扭尴尬意识本身就愧对首长。某人和某人如此一说，得奖回国列队便腾出一个曹凤国的位置。人们拥上前去给获奖者一人献上一束鲜花。这个出国代表团在飞机上就发电传到国内，说好了下飞机的获奖人数，也就是花束的数字。现在多了一个曹凤国，就少了一束花。有人把自己的花让给曹凤国。曹风国不能要，又不能不要，记者已经围上来拍照了，能说就是不要这束花，就是不要人家献的花吗？你一个人不接受献花，叫前后接受献花的人怎么办？你是真的不要人家让给你的花，可人家也不是假的让给你，人家也是真心的。就在你接过花的刹那，咔嚓！咔嚓！咔嚓！
大家说照下了曹凤国。我看到照下的不是曹凤国，不是曹凤国的真形。
曹凤国本来并不想把他那项目送往日内瓦。不去。不去不行。这事上面定了。怎么不行？就是不行。可是，自己不能随项目出去讲述，连准备项目材料的时间都不够。如果仓促送到国外参展，评不上奖——洋人不给评奖，那，这个项目不是更证明是不行吗？官司更打不清了。
从1984年6月评上国家奖就开始打官司。有一家大单位说该发明奖应属他们，他们发明在曹凤国之前。
这种官司，中外都有。很多国家实行了专利申报在先制，以申报号为准。我国当时还没有实行专利法。没有法，就什么事都会有。曹凤国的项目是开过鉴定会的。对方没有开过，而且不开有不开的道理：为了申报专利。对方写材料申诉，曹凤国自然得写回复信，偏又极不情愿。有些人写这种回复材料，比他们写的发明项目的材料还厚。有些人在打官司上耗掉的精力，比搞发明还多。现在曹凤国进行的不过是常规战。一场官司牵涉几个月精力，就急不可耐了？就觉得不能集中精力干他想千的事了？发明权限有争议，从来就不能发奖——发给哪一家好？曹凤国劝慰同伴，劝慰自己，重要的不是奖，而是成功。成功是用生产实践检验的，然而心里还是难受。有时真难受。
从1984年评上奖后一直争议，一直不休，没有不了，也投有了之。关于发明权限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的问题。关于发明者是否需要兼具打官司的功能的问题，关于怎样去做人和怎么成为人是两回事的问题。如此事关重大，自然不能轻率定论。偏偏一年后，1985年4月得了个日内瓦银奖。国人争论不出结果，洋人拍了板。官司撤回。1985年11月，上边下文维持了曹凤国他们的发明权。
如果没有这次日内瓦的洋人拍洋板呢？
曹凤国难免还要把精力消耗到科学和技术之外，消耗在不科学非技术的问题上。我国知识分子精力的无效益消耗，是否需要作量化研究，并把如何回收无数益精力列为国家重点投资项目？我们如何顾得上？我们新潮上的弄潮儿正醉心于用惊世骇俗之霹雳语宣称，我们遵循历史衍生和文化沿革，透视了现实意蕴和意识构建，根据双重参照系，弘扬全体意识，进行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研究，达到了价值的超越和个体的自由。
我们文明古国，语言之丰富，之变幻莫测，令人享用不尽。语言本身就是美。那么，人本身在哪里呢？
在这里。在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特殊材料加工研究部。虽然只是两排红砖平房，一个小院，曹凤国一到这里，他的生命信息就一下汇聚起来。曹凤国这三个字，便不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生命主体。1983年左右，他和同伴们已经用十几种方案试验人工生产的聚晶金刚石工具的加工技术。方案如何变，思路没有变：热效应加工么，得加大电压，加强脉冲。试验一年半了。这天突然加工速度大大提高。怎么提高这么快？这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么？快，快查线路，找原因。查了一天线路，一切如旧。再查一天，哦，线路虽然照旧，但有一根线路装配的时候程序错了。只这一根线的接错，增加了力。原先只以为是用热熔化金刚石粉，这次竟是用力破碎金刚石为晶体状，变热效应为力效应。没有突破的思路，就没有科学理论的突破。这一来，比国内最高水平还要提高5-30倍。用这种技术做的刀具提高寿命80倍。十几个省市的六七十个单位用了这个加工技术，一年可以给国家节约金刚石粉数以万克拉计。有人说曹凤国他们不就是接错了一根线么。就是！牛顿不就是看见一只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么。嘁！
如果不接错线呢？可能还蔓延误半年、一年。但这“错误”是汗水浇灌出来的，谁能走到达艰苦的一步，这个突破性认识就属于斯人。
多走这么艰苦的一步。
关于艰苦，中学生大学生高叫活得沉重。这些沉重的学生的父母忙着理解学生的沉重，便忘了自己原是更沉重的。女人们大叫做女人难。其实女人有妇联，有女记者协会、女企业家协会，有妇女报、妇女刊，有那么多服装公司、服装摊档专为妇女要花钱服务。女人属于保护对象，各种神经质，发泄癖，挟制欲可以得到弘扬。女性中，更年期女人尤其说活得苦。以前的妇女不知更年期为何物，更年期时忙着干活带孙子呢。现在更年期症状越说越可怕，好像是女人的世界末日。全社会都要体谅，照顾更年期女性。更年期女性认为自己的一切歇斯底里都是生理的，正常的、必不可少的、不如此就枉过了人生最可恣意的年华。根据物质不灭定律的推论，更年期性欲的减退将转化为别的欲。
我各处采访时，便有月经正常的女性向我哭诉如何受到更年期女性的欺侮。
那么曹凤国呢？我问及他那发明，他也说接错了一根线。前后只几句话，速度之快如超声波扫描。再一打听，那年开完聚晶金刚石工具电火花加工技术这个项目的鉴定会，他每天拉稀六次。黄连素之流像保镖似的和他形影相随。所以说“之流”，因为它们没用。因为他照样天天拉六次。3个月后，见任何药物不起作用，医生认为是肠癌。做指诊，做乙型肠检，又不见癌细咆躲在何方。不知是什么病只能不当是病。照样天天在实验室熬夜。终于得了一种叫得出名来的病：发烧。躺倒数日后，不拉稀了。这才知道，不是肠炎、肠癌，实乃过度紧张劳累植物系统紊乱是也。
现在，我要把关于曹凤国的录像快速倒回去，倒到1968、1969年。北京市六七、六八届的大学毕业生去了山西部队接受再教育。三月天在雁门关外种稻。稻田底下是冰层，面上是浮冰，中间是冰水。曹凤国的腿在冰碴的划拉下经受血的洗礼。他有诗为证：“二层冰一层水，中间夹条肉大腿。”后来，真正要进入血与火的时代了——据说要在内蒙那个方向和苏联打仗。要挖长长的战备电缆沟。部队规定，男生每天挖1.8来深、20米长的沟，女生每天挖15米的沟。赶上平地是平地，赶上山地是山地。任务承包到个人，只是不和经济利益挂钩，不会奖你刀削面。有人说苦。曹凤国说，你知道保尔怎么修路的？这是70年代初的中国保尔，清晨四五点起床，夜里11点回到……回到什么地方？那间屋，漏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被褥全是湿的。不过人更湿，曹凤国还是捂上被子靠墙坐板凳上，睡了。如今睡席梦思、喝味美思的人也不能睡这么实。他倒下——不，他坐下就睡着，什么也不想。不，睡前脑子里总闪过一句话：明天清晨4点还要起床。
第二天，照例钻进密封的卡车里把你带到什么地方挖沟。备战的需要。经历过挖沟生涯的这一代人，其压抑的活力一旦定向爆发出来，其爆破力就远远超过他们的哥哥辈、叔伯辈，父辈。如果定向有偏错，其能量之大更叫父辈惊呼世风日下。“文化革命”的深远意义是培养了和“文化革命”宗旨逆向爆破的一代。后来，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开设一门基础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成为本学年最大的一门课，700多人选读。美国学生要学好这门课，还是要到中国实地考察，看看1966年开始酝酿的逆向爆破——商品向中国人发动的更加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吧。早知今日，何必当初。1966年就发动商品大革命，不是可以更直接地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
那可不行。事情还是倒着来。
第二篇
学生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从钱到性。学生的父母觉得自己什么都跟不上了。这时，饭桌上，一盘炒油菜旁摆上了一盘清蒸胖头鱼，你就觉得营养充足，舒筋活血，头不晕腰不酸手不肿肝不痛。你就想到要是中国三分之二的人都能食有鱼，你就想到国人实在是低消费，实在还太穷。于是你的面前，在油菜和胖头鱼中间，又摆上一盘球籍问题。一个能吃上油莱，胖头鱼的人再不率先考虑球籍问题，那还能叫知识分子吗？知识分子要有批判性、创造性、参与性、超越性、独立性、自由性。知识就是力量。我们要用知识来解决球籍问题。尽管我们中年知识分子健康最差，一批批地被率先开除了球籍。于是你带着越发强烈的危机感对付胖头鱼。鱼刺发人深省地扎进咽喉，本想一吐为快的话哽住了，连同一个大饭团一起吞下肚子。那末，还是多吃些饭少吞些饭团吧。清人有词曰：万般人事在朦胧。
是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朦胧人生学，亦即模糊社会学。我们超越了我们的祖先而普具忧患意识。我们的面孔因忧患而苍白，因苍白而贫脊，因贫脊而散淡，因散淡而散光。见惯了朦胧基因和散光效应之后，再看到曹凤国，人们便把他看作奇人。他居然不散光，竟然不朦胧！1988年了，又以43岁之高龄，径直走进英语强化班。
英语强化班，一天要背两篇英语文章。曹凤国这班40人，除他是“英盲”，其余都有大学英语水平，且年龄大都只有他的一半。两个半月下来，40人中退掉了10几个人。对不起，实在跟不上了。在遇下的这10几个人中，怎么没有曹凤国？他还能在硬撑下来的那20几个人里？
我找他说话。我说，耽搁了你的“强化”了，你怎么办呢？他说明天是星期日，有一天玩命的时间。一个应用科学的研究人员，梦寐以求的是更多的发明。如果去一个城市，到—个国家，一看用的都是你的发明成果，这才叫享受。享受之前，先得轻松轻松——拉稀。他开始强化后，每天拉稀五六次。暴饮暴食英语引起功能紊乱，消化不良。在他这也正常。
有一天他捡到一张被风刮到地上的文凭，一看，是某部队印发的，章都盖好了的空白文凭。也就是说，填上谁的名字，谁就是大专毕业生。人家才不想用半年时间强化呢，人家这叫速溶。中国人纸都能发明，还不能发明空白的文凭吗？谁说现在是第二次读书无用论？部队都开始印空白文凭，能说现在对知识不重视吗？
不重视知识，曹凤国这样的人还能应运而生？他想自己43岁开始强化ABC，以后陆续把单位里的年轻人送出去强化，看他们还能不好好学？而且规定凡去学外语的，一律自己先垫上学费。考试合格者全部报销；不合格的，就对不起了。
他喜欢用年轻人。他这个特殊材料加工研究部的平均年龄是28岁。我找了一位刚好28岁的人，叫章牧之。198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本来要考研究生，不知怎么就看上这儿了。常有外国专家来这儿交流，曹凤国叫小章作翻译。不行不行，我又没学过口译。可你不是在大学学了英语吗？拿着字典翻译吧。到1986年，曹凤国要去法国作引进设备的验收，一行只有三人，全是专门技术人员。其中一人兼翻译：章牧之。
章牧之敞着宽松的外衣。宽宽的脸盘上，两道俊眉挑起了一对大眼睛，坦然地面对社会的挑战。应该说，他适逢其时了。到我找他的这个月底，也就是1988年10月底，要开他主持的一个项目的鉴定会了。曹凤国规定他们的项目鉴定会，一律先经过生产验证，后开。很有把握的。他的生活道路，也很有把握了。不，他不一定就这么走下去。不一定就走这道。他干吗非走一条道？也许他以后又会有更适合他的发展的选择，更人性的选择。
新青年。新观念。可是他身上还有没有螺丝钉精神了？不要以为现在搞动态优化组合就可以这山望着那山高了。优化组合，是在经过对固定资产、实行利税、改变产品结构、原材料涨价等等各种情况的分析核算以后，使实现利税和工资总额挂钩、领导和群众的双向组合，你选择我，我也可以选择你。所以章牧之可以……可以选择。现在这事儿，也不要急着弄清。唯其弄不清，才更富动感更具活力。艨胧人生自有梦幻的的昧，又有醉拳的奇趣。
再说，到底也弄清了很多事。譬如不能太玩命。获日内瓦第13届世界新发明展览银奖的这个项目组，一共四人。项目搞完了，两个人，也就是50％的人离了婚。忙的。既然不回家不要家，人家干什么非要你？现在稍有教养的人都懂得自尊自爱自重。不过曹凤国总觉得他亲手毁了50％的家庭是个罪过。他则毁了自己的胃。在实验室里，饿的。1987年6月，只觉得肚子痛得人浸泡在冷汗里。一个月后去看病，才知道那不叫肚子痛，叫胃病。九处病变。其中一处是胃腺体中度萎缩。若是重度就是癌变。胃的另一处是肠化，也是癌变前期。关于中年知识分子的疾病问题，呼吁一直呼吁，癌变继续癌变，中间环节如何焊接，这是个比超导、光电子难度更大的社会高技术问题。我所幸能找到曹凤国，至少他至今尚未癌变。他率先胃痛，他这个研究部里好几个人也觉着胃痛了。所以1987年他和王建拓合买了一台雪花双门冰箱，180立升的，放在研究部里，熬夜饿了就到冰箱里去寻食。
这边曹凤国冰箱觅食，那边他女儿在家中看电视报道什么人加班加点，小姑娘用纤细的手指指着屏幕：这算什么，我爸爸加班比你多多了！
再倒回到1984年，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的新副所长曹凤国上任了。第一件事是取消所里的60-70％的行政事业费。既是应用科学研究所，既然发明的东西可以应用，就应该赚钱，应该年年向国家上交钱，应该自己养活自己，就不必为你分配到的多还是我分配到的少争执了。曹凤国白天把研究所放到改革的实验室里，晚上回到他那特殊材料加工研究部的项目实验室。第二个实验室成果不断。第一个实验室难见成效，只是有了实验结论：国营研究所不引进民营机制，如何改革？他已经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一般，只不过他用的不是长矛，而是声带。声带在旧体制的风车里转坏了，说话如鸡叫。后来连鸡叫的功能也没有了，只能“手谈”，用写代说。
人，只有在不能说话的时候，才会珍视语言的力量。我们天天在生产多少废话，串门时的废话，上班时的废话，开会时的废话，扯皮时的废话。废话的公害，便如抽鸦片一般，使你不讲废话就难受，不开会东拉西扯就不知怎么才好。如今各家各户装上了电表、水表。其实当务之急是给每个人身上装一块话表，凡超出限量的说话，一律议价收费。每月查一次话表，和水电费一起收。光用行政命令不用经济手段便不可能制止大量伪劣作废语言的生产。
我们的祖先就能以三寸之舌战胜百万之师。今天，改革开放，噤口不敢复言的年代过去了。在消费猛增、物价飞涨的同时，增长速度在一切之上的，是说话。因为改革，因为这么改那么改，说话的需求量激增。今天我们开全厂大会。今天要谈的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不一定很正确，也不一定很深刻；我的意见不一定很全面，也不一定很周到。一切都还不一定。加快改革步伐。放慢改革步子。厂长收入大大低于能干的工人，工人收入的含金量大大低于更能干的厂长。年轻人工资低，努力拿高奖金，年纪大的说我大学毕业时你们还没生出来呢。要调理大家的神经，要向全方位说话，要用高音部低音部丹田音气声本嗓说话。对老同志，要予以理解，予以照顾。但是为了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发展，必须给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人以重奖。否则，社会不发展大家连现在的生活水平都难保。当过“右派”的同志说，像这么搞，我看还得变回去。年轻人说，变回到1907年？
市电加工研究所发奖金，1984年以前所里各室都是按人头比例分配。如同配给肥皂，配给火柴。等量供应，和气生财。1984年后要拉开距离。所长不愧一所之长，说曹凤国这个室成绩大，应该多一个一等奖的名额。为什么他们就多一个名额？谁此谁差得了多少呵？会开到晚上，说了很多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轨迹的话。曹凤国说，可以不增加名额，但是明年你们都喝西北风去吧！
曹凤国不会因为自己是北京市劳模就慎言。毕竟他具有现代意识。毕竟他又是文明古国之公民，所以这个劳模副所长，只拿全所平均奖。
然而他这么做真是推进改革？真是英雄勇敢的共产党员？不敢拿本来该拿的一等奖金，这是不争名不争利不改革不勇敢不坚决不彻底，是怯懦是无能是懒惰是自私是保护落后你好我好中庸之道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永不变色永不生锈的完人。
得得得，别跟曹凤国嚷嚷了。不拿一等奖金的不一定心里不明白，过去想当完人的不一定现在还看重完人愿当完人。不说别的，单说王建拓，曹凤国能让他还拿室的平均奖金吗？
王建拓今年34岁，1970年初中毕业，1978年考大学，1982年大学毕业。非常简单的简历里，也可以看出坎坷。一切都是瘦的，从身体到鼻子到声音，只有颧骨高度发达。他是曹凤国的第一副主任。我想象不出，这么瘦瘦的声音，他1987年去香港参加首届中国工业技术出口交易会时，一次签约15万美元。这样一份签约是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所属单位的第一家。倒回到1983年，他第一次随曹凤国去上海出差。离沪那天他说糟了，还没去过商店，妻还托他买这衣那物呢。曹凤国到底是发明家，当即发明了一个办法——北京三里河有家京沪商店，有上海食品，回京后直奔该店买几包上海大白兔糖再回家。这项发明经实践鉴定，通不过。妻一看说谁要大白兔，你王建拓心里有没有我？你准是和你们那位劳模一起去上海的。谁有你们这么傻的？
妻也就是说说，应该让她说说。难为妻能承受得了王建拓。他常常巷起铺盖来上班，拉开铺盖来熬夜。我问你的家很远吗？家？家？怎么说呢，没具体的家。什么叫没具体的家？嗯，我爸爸的家在军事博物馆，我爱人爸爸的家在双榆树那儿。不，我是问你和你妻子的家。我和我妻子，没有准确的家，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
不仅声音是瘦的，家也是瘦的。34岁么，还差一年才够中年，不能纳入中年知识分子问题。
夜里搞实验，老吃方便面。方便面，也没时间煮。面包饼干从冰箱里取出来吃，硬得像石头，冰箱不是好东西。
他本身就像从冰箱里取出来的一样，瘦干瘦干的，苍白得一望而知是卡路里匮乏患者。
曹凤国这个发明家，把他的部下随时存放进冰箱，不变质不发霉，只是不断地搜干一些水分。这是他的理论的实践。他说我们民族太少献身精神。科学不是名利能召唤的。他说金刚石和石墨的元素是同一种：炭。为什么一个硬得出奇一个软得出奇？因为分子结构不一样。分子结构涣散就成石墨。科研人员的中青年群体，要用金刚石的分子结构，这叫科研队伍的金刚石结构。
我们总归是人，不是金刚石。金刚石不用吃6元钱一斤的瘦肉，不用被茅台酒涨到二三百元一斤翻一个跟斗。十年“文革”是大冲击，十年改革以更大的反作用力把中国人冲向“文革”的反面。两次脑震荡后，负负不能得正。人欲横流是对人性压抑的报复和进步。现在不是战争年代，同志们冲啊！不是拼肉搏战，是知识智慧的竞争。曹凤国必然要进英语强化班，也必然要把青年人送去强化。在知识强化的同时如何使营养强化？知识智慧需要更多的油盐酱醋鸡鸭鱼肉高蛋白卡路里氮基酸赖氨酸青春宝保青春作载体。分配制度的改革是改革这个实验室里最具挑战性的项目。曹凤国决心要拿下这个项目。
沈阳的一位改革家被谋杀了。71号文件是专为保护改革家而发下的。厂长，经理的家里，办公室里安上了警铃。不安警铃也行，或许当烈士，不过这是下策。
第三篇
美国电影《爱情的故事》的音乐，荡人心魄。就在这首乐曲的使你心儿歌唱使你眼睛流泪使你灵魂滴血使你精神升华的爱的旋律中，电视屏幕上映出了制造避孕药的车间，各种西德、英国引进的机器。《爱情的故事》的变奏趋于高潮，避孕药从传送带上纷纷而下，像情人委屈兼撒娇的扩大化的泪水。我们的制药厂排除了爱情的令人不快的干扰素，使爱情更加畅通无阻。爱情像鲜花一样怒放，但是可以不结果。这就是爱情的高技术化，或高技术的爱情。
该厂每年可生产的避孕药，够1000万妇女用一年的量，也就是1000万人份。事实上，1000万个女人和1000万个男人，也就是2000万人份。不过实际只生产三分之一的量，因为用不了这么多。我们怎样使机器吃饱呢？行为科学归纳了人生五大需求，其中一条就是性。所以，人类发展史必定伴随着一部避孕药的发展史。既然吃避孕药是公民的义务和权利，我们就应使避孕药成为多维的，譬如避孕兼避邪驱魔解馋戒烟防官瘾淡化做官意识缓解做官综合症。如果这样，这1000万人份的产品很快会成为紧俏物资。
由此可见，不管多么小的应用技术，只要是关系到人民日常生活的，都是有前途的。1988年10月20日，要举行一个鉴定会，鉴定晶体管脉冲捕鱼机。没有捕鱼机我们不是照样吃鱼吗？是的。没有避孕药我们照样结婚。不过阁下不是爱吃鲤鱼、鲫鱼又嫌贵吗？我们很多鱼场，如同一幢三层大厦。上层住的是鲢鱼，中层住着草鱼；鲤鱼、鲫鱼住底层。上层的鱼好捞。底层的鱼么，要把水抽干后再去捞。抽鱼场的水要耗多少电？这些电费还不得摊派到每一条鲤鱼、鲫鱼的身上。能不能把底层的鱼往上层赶？于是有了赶鱼机。但是水产所不会用。一个偶然的场合，有人和曹凤国讲及此事。曹凤国一看，电路落后了，干脆重新设计一个吧。那不行，来不及，第三天就要试验了。行，我第三天就交给你。
曹风国找来王建拓和年方20多岁的小何，两天连设计带装配，捕鱼机在京郊双桥鱼场试验成功了。几十个鱼场机器初期试用都免费。1988年又出手几十台，才开始收饯，才决定开成果鉴定会——虽然此项目1987年已在市里得了银奖。不用抽水捞鱼，一年可以为市里节约电费360万乖。那么，全国一年节约的电费是多少呢？
这个数学题，让参加1988年10月20日鉴定会的人去算吧。再倒回几天，10月上旬，曹凤国主持的项目超硬材料工具电火花超声复合抛光技术，在第1届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银牌奖。曹凤国没有去领奖。领奖也需要时间。该项目送展览会时的资料也准备不足。兴许他想的更多的是明天的创造。他太少顾及已经发明的项目。同伴们难过了，认为这个项目不仅5月份在北京市拿下金奖，10月份在这个展览会上本来也可以得金牌的。曹凤国检查自己是有责任的。不过关键还是世界上有多少地方用了你的发明。是不是，朋友们？
为什么要这么看重这个国际发明奖呢？知识分子，一方面不能离开他人而独立存在，一方面又总是太看重自己。为什么要这么看重自己呢。过于看重自己的人便是不叫人喜欢的人。各地参加国际发明展览会的发明家和参加农运会的农民们同住一个宾馆。伙食标准，当然，农民高。买火车票飞机票，当然，先尽着农民买。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几亿农民你不重视行吗？中国的改革没有农村承包制的胜利能撑到今天吗？而没有改革，知识分子能像现在这样发挥智能吗？知识分子离开了农民能生存吗？自由市场上农民提供什么菜，知识分子就得吃什么菜，农民要什么价，知识分子就得给什么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不用说，第1届农运会有不少中央领导人出席。第1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剪彩那天，全国的发明家们声传这位中央领导那位国家元首要来。到底来几个人呢？大家瞪大了眼睛，争看电视上常见的一个个熟悉亲切的身影。来了，来了一名。国务委员宋健。只有一人。那么还要多少领导人？剪彩前声传的来这来那的信息，就是你们这些发明家发明的。我说都怪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看得太重。
曹凤国得奖多丁。评奖之前还有些紧张，一旦得了奖，又觉得这次获奖好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也不觉得是回事了，连新鲜感也没有了。凡事只要重复就失去了新鲜感。包括重复性劳动、重复性荣誉，重复性挫折、重复性许诺等等。譬如我在街上等公共汽车，等上半小时，明知一切正常，总不免要看看身旁的等车人。一排木然的面孔。只这一次，我不可能木然了，据说某汽车阶层要人，车行街上突然坏了，即兴去乘坐公共汽车，惊呼乘车难难于上青天。于是有关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当年的歌声回响耳畔：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嗳嗨，咱们是一家人。嗳嗨，一家人哪能看着一家人受难！发个红头文件。削减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三分之二的专车，改为出租车。原先凡可乘坐专车而现在失去专车的，可以乘坐出租车凭车票报销车费。专车司机改为出租车司机，按照广州出租车管理办法上交税金。自然日夜开车，多劳多得，互相竞争，车费日降，百姓始可问津。收入稍高者便可用钱买时间，好在有路就有出租车。于是《洛杉矶时报》惊呼，苏联的改革同中国的改革相比，奠斯科说得多，而北京在行动。
不过这只是我的超前想象，属科幻小说。我依然在年复一年的乘车难的呼声中经受难乘车的磨砺。当我看到又一座立交桥拱出街头的时候，我禁不住驻足而立，看桥体的延伸。我们的生活里毕竟有令我们自豪的事。我们处在一个需要精英并且产生精英的时代。我们明知精英不是好当的。“反右”，“文革”。中年知识分子早逝。青年企业家得老年病。我们失去了而且在失去精英，但是我们义无返顾地掀起了精英热。作精英谈。作精英态。人们忙着证明自己的聪明。年轻人证明自己的学贯中西深奥莫测普渡众生。女人证明自己比男子更具男子汉的征服欲。于是连高级职称也快普及了，人人都成了精英。
这时，有一个1968年才大学毕业的，按学历、按年龄顶多当副精英的人，评上了正精英。他成了北京市科技界最年轻的研究员。
曹凤国自己不敢有此奢望。填申报表时，他填的是副研究员。
偏偏职称对曹凤国这个应用科学的发明家没有应用价值。他那红砖平房小院里，一年有好几百内宾外宾来，并不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研究员，而是因为这里有发明、发明、发明。他去法国谈业务，下了飞机不去宾馆，拎着行李就直奔世界有名的制造金刚石工具的巴罗费公司。公司只派一名普通职员跟他洽谈技术设备。一小时后，发现来者不善，总经理出马，把曹凤国待若上宾。临回国前，法国同行说，原来以为中国人懒惰、愚昧，你们为中国人争气了。
再倒回去十几年，1973、1974年，当时曹凤国已经从山西备战回来，在北京模具厂当技术员。他感到一种能量富余定律——富余的能量总要寻找自己的释放口。他发起组织了一个电加工技术交流队，义务给市各厂调试修理电加工仪器、设备，包括星期天，包括60多家工厂、包括各种类型的电加工设备。无所不包的物质不灭定律又在起作用了。他义务劳动积累的经验，储存在他大脑的软件里，日后全输入到他的发明中去了。
曹凤国在“文革”时代居然能专注于技术而不昏头不转向不风魔不神经。不，不是不昏。曹凤国说，是社会不允许他昏。自知出身不硬，除了当逍遥派，其余没有他的位置。“文革”初期的北京西四丁字街；有家北京无线电厂处理品门市部。这是他常去的“热点”。每星期天便有同样不具昏头资格的一大群人在这儿选购交换无线电零件。不招人不惹人的，然而个个像地下工作者一般东张西望。一旦“红卫兵”过来，现在都史无前例了，你们还修收音机？围起来打！曹凤国几次虎口脱险。有一次他一抬头看见四队“红卫兵”已经向这边包抄过米。他冲上快车道，夹在两股逆向行驶的汽车流中跑了。事后才想起来自己怎么会没让汽车给轧死？奇了。只有电视中的神探眼看被撞死打死，竟会不死，否则连续剧没法拍下去。曹凤国也亏得跑了，要不，万一被打死，或是被打掉身体的一些零件，20来年后北京市就没有这么一个破格的、最年轻的、引以自豪的研究员了。
文章要写完了。我才想起，我还没有把曹凤国的一长串的论文、发明和国奖洋奖开个清单列上呢。我懒得列。我不是因为他是发明家而写他，我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
我到曹凰国单位的传达室小坐。传达室的李大爷指着炉子，说他老是给凤国他们煮方便面，否则他们喝水都想不起来。说他这大门，晚上9点以前是关不上的，夜里11点关门是常事，干脆有几个不回家的也是常事。他用一只锅煮开球，撤上葱花香油，用另一只锅煮方便面，然后把煮好的面捞到那锅葱花汤里。煮面的水里有防腐剂，那水不能喝，倒了。这么说，真正常吃方便面，吃出水平吃出学问来了。
李大爷说王建拓有一回熬夜太多了，那天午饭后车夫爷推开实验室的门，看见他趴桌上睡着了，头旁是一碗刚从食堂买来的饭菜，还没吃上一口径自睡着了。再看看那—头乱发，总有3个月没功夫上理发店。这么，一个人，只拿单位的平均奖金。他还真不在乎这些。他只要能干自己想于的事就行了。他已经得到了他最需要的，其他还要什么呢？不，那玩意儿是不敢想的。一个具体的、准确的、他自己的家。他大概一辈子也没用过那种套话：为什幺什么排忧解难。我在街上见过这么一条横标：用改革精神为市府排忧解难，年底建成某某立交桥。为市府排忧解难，对。可是真正直接承受忧、难的是谁？我着首先是天天要上下班的选一带的北京市民。
李大爷说了王建拓，又说曹凤国。说有一个星期天曹凤国的13岁的女儿找来了。爸，我在游泳池等你，你怎么又没来。都说了两年了。曹凤国面对女儿僵在那儿了。女儿常见不着爸爸，有时晚饭后到她爸爸的实验室坐一会儿，看看爸爸。但是曹凤国也只拿所里平均奖金。他说他要作点牺牲。我说现在讲这种牺牲，是不对的，不合理的。可这儿的人真有股劲头。有个小伙子，本来立刻要办婚事了，新房也弄好了。那未婚妻好着呢，到这儿来总是李大爷长李大爷短的。有天晚上这姑娘和她的女伴去买结婚穿的衣服，分手的时候也就八九点钟。可这晚就没见这姑娘回家。第二天大家分头去找，再也找不到她了，都两年过去了。那小伙子一直照样来上班，大家希望他慢慢淡忘掉。可是公安局老来找他去认尸。那尸体在河里捞出后，腿泡得那么粗，睑也全变形了，能认得出来？那小伙子还是天天米上班。
引子
“我是被逼的。我实在不愿意别人写我。”
“我也是被逼的。我本来也不想写你。”
“我知道你也是被逼的，所以你还是不要写我了。”
“我知道我们都是被逼的，所以我还是写你吧。”
我本来只喜欢写我喜欢写的。但这一位，只是有关人士告知了他的一个“符号”——他叫曹凤国。由于某种原因，我答应了去采访。但他不答应被采访。我一个个电话找他，他一次次不被我找到。某日我病痛骤发，便觉此时谢世，唯一使我欣慰的，是可以不写他了。
终于灰心丧气地找到了他，便开始了上面这样的对话——或者说，对抗。现今世界性潮流是从对抗到对话。我们却开始了对抗赛。而且，他的形象怎么描述？既不单薄，也不高大，既没有乌亮的大眼睛，也没有怪异的尖鼻子，平常得使人无法给他画漫画。只那额上厚厚一堆头发，有些奇特。黑的油黑，白的锃亮，反差很大。这种黑白相间使人想起这两年的世界时装流行色。真正是一脑门子的新潮。黑和白，年轻和不年轻。年轻的思维、心态和不年轻的身体集于一身。他抬头看你时，坦诚的神情，不无稚气；他低头一笑时，微垂的眼角又不无老态。
没办法。中年人要承受年轻人才能承受的重荷，又要像供奉父母似的供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优先学习洋人的消费又固守国人的传统——由大人养着。而老人旋入迪斯科热跳后比中年人更帅更派更焕发更性感。
写文章，人物的出场往往伴随着肖像描写。本文么，肖像描写意味着文章的收场。前边说过了，这是个倒着写的故事。
原载《文汇月刊》
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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