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者突然叫我不要往车窗外看。车，一路开上陡峭的山道。车轮下是无底深谷，一看头晕目眩，灵魂出窍，飘飘忽忽地觉得此刻就要结束人生之旅。于是再不敢造次。终于到了我要去的攀钢粘土矿。女师傅走下车来。我说你辛苦了。她笑着脱下暗蓝外衣，露出红白相间的漂亮衣裙和时装鞋。那长眉、那丹凤眼，颇具现代东方美。真难想象她就是刚才那个不动声色地带我“历险”的“女侠”。
粘土矿这一行行漂亮楼房，这一切一切的建筑材料，都得经过那么长的险途运来呵！坡上一个灯光球场。下边一个顺着山势兴建的兼作旱冰场和露天舞场的圆型、有阶梯看台的建筑，自然也是在山头炸出的平地。这圆型建筑不知怎的使我想起古罗马的角斗场。大约是那石头复石头的古朴和力量。750个职工加上家属共约2000人的粘土矿，1984年就装上了地面卫星接收站，就有闭路电视网了。比攀钢公司所在地还早两年。这或许也是赵忠玉的思路——越是艰苦解远的地方，越是应该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这里可接收中央一、二台、云南台、贵州台、攀枝花台再加上粘土矿自己放的闭路电视录像。还有一个有着正规化舞台的正规化影剧院，宽宽地放着200个座椅。医院同样正规。化验室、心电图室、手术室、准备室、抢救室、X光室、换药室、理疗室、针灸室、中药房、西药房，还有病房和这科那科等等。我走进X光室。日本东芝的X光电视，日本松下的监视器，依靠少量的X射线医生就可以在X光电视屏幕上诊断病理。中、小学学生再少也正规地划分班级。小学一、二年级，都只有15名学生。校舍外墙全贴着马赛克，是粘土矿区造价最高的楼房。还有商店、俱乐部、游艺室、图书室、花房、凉亭、长廊、秋千，还有三四十亩种着广柑、桔子、桃、梨的果园。正是中午，在满山种植的银桦树、夹竹桃、三叶梅、白玉兰之间，学生们正从食堂端饭出来。那热烘烘的面包烤制得那么松软喷香，完全可以和现在合资生产的这式那式面包比一比。
这里用比攀钢弄弄坪那儿更优惠的政策吸引了一批大中专毕业生来任教。譬如买蔬菜，因为是矿上每天出一卡车往返140公里拉来的，分外金贵，所以规定让教师先买。我想看看教师的一家。矿上人说你随便敲门吧。那么，就敲那一家。对不起，打搅了。我想看看粘土矿教师的家。
带大澡盆的卫生间白磁砖铺墙，马赛克铺地。厨房墙上装有碗柜，锅台都砌着白磁砖。这些都是粘土矿建宿舍楼的统一标惟。冷风机、立式碗柜、写字台、圆桌、四把钢管椅，都是攀钢统一发的。这家的教师是1981年从成都要求调来粘土矿的。他1966年大学毕业，今年54岁，每月收人280元。妻在矿上企业公司工作，每月收人110元。一个孩子念书。这里家家有鸡圈，鸡蛋足够自给的。自己还种点菜。一家三口生活得很好了。
我又敲进一个工人家庭，一家四日正要吃午饭。桌上是两只小砂锅似的巨碗。满满一大碗肉丝炒蒜苗和满满一大碗炒鸡蛋。你们，天天吃这么好？我问。工人说，天天中午都这么吃。怪不得他两个女儿都胖墩墩、红艳艳、圆乎乎的。大女儿想初中毕业考技校，好留在攀钢。“攀钢比别的地方好。”她说。老二初中毕业后想读高中，考大学。考哪儿？我问。她说：“四川范围里行了。”挺现实的。我说你们姐妹两个早餐都吃什么。她们说，牛奶，面包、饼干。我笑她们：别吃太好了，要不你们还要胖。“这说明我们生活好。”她们笑，越发红艳艳，圆乎乎，像盛开的红玫瑰，使我想起菲菲画的人，圆乎乎的脸，头上长满花瓣。一脸疲惫的赵忠玉对菲菲说：爷爷带你去买冰淇淋。
这家墙上有豪华壁灯，地上有整筐的啤酒，还有大彩电，大冰箱。46岁但看上去顶多36岁的户主是井下工，收入高。我不禁看看陪我一起去的粘土矿副矿长，姓卢。51岁的人看上去有六七十岁。或许矿长老得越早工人的青春期越长？
离开井下工的家，往北就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正好有几名彝族妇女走过。我想和她们合个影。她们摇着手逃跑，说着全然听不懂的话。我以为她们不开化。当地人说她们是要钱，给钱才让照。是粘土矿的发展给这一带深山老林带来的现代观念的冲击吗？
粘土矿本是攀钢最艰苦的、孤岛似的生活区。每盖一幢楼，花在削山头打地基上的钱相当于地面上盖房的钱。我和卢矿长走到海拔1430米的洞口。他笑道，在这里当土皇帝是很容易的。在这险峻的群山里，在大自然的威势下，旷上家家户户亲密地住在那一行行五层楼的楼群里。职工探亲都由矿上用车一直送到攀枝花市的火车站。这里没有犯罪一说。外边有什么风吹浪打，等波及到这里，也已经过了。这个千山万壑包围之中的粘土旷，偏偏大家都不愿调走。要调某人了，某人惊呼；这是不是要整我啊？
无所谓的一页
1988年末，赵忠玉说，要搞宾馆式的正式宴会。万人大会餐要同时分几处进行。幼儿园老师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帮助服务。各厂矿领导站在门口列队夹道欢迎。鲜花、鞭炮、乐队、迎宾曲，一样不能少。要张灯，要结彩。公司领导要致祝酒词。要上高档的菜。要让我们的一线工人当一回主人。有些老工人可能从小到大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宴会，没有吃过这样的饭菜，让他们获得尊重，让他们当一回主人！
大年三十，高炉不能停。照样炼铁、炼钢的单身职工们，不能让他们喝闷酒想亲人。赵忠玉在除夕的中午开始就到各职工食堂看看准备得怎样了。晚上几处宴会同时开始。迎宾曲奏起来了，厂矿领导们恭恭敬敬亲亲热热地站在两旁，向步人宴会厅的工人们鼓掌。宴会厅！多少工人生在山沟沟，长在钢铁厂，他们只从电视上看到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他们，他们也能步人宴会厅？真正灯火辉煌的宴会厅，真正地道响亮的迎宾曲，真正那么多领导、服务员在等候、在迎候，在恭候的贵宾，就是他们工人？真正的国宴似的场面，真正的从来都没想过都没见过的高档菜。赵忠玉走到桌边给他们一个个敬酒。他们想，想说，想说什么？他们光顾上流泪了。流了很多的泪。赵经理！老工人拉着赵忠玉的手，还是说不出话来，还是流泪，又一个工人拉着赵忠玉的手，赵经理！不，什么也不用说了。赵忠玉明白。赵忠玉平日里在什么场合都可以一口气妙趣横生地说上三四小时，这回他也说不出话来了。他都走不了路了。工人们一个个拉住他。他迈不动步。他听得工人在说：赵经理，我们一定把生产搞好。赵经理，你放心！
宴会后工人们一人捧着一份公司送的礼物回到宿舍。烟、酒、花生、水果、糖果、罐头。赵忠玉一个宴会厅、一个宴会厅走下来，最后走到炼钢炉旁，总得凌晨二三点才回到家。他捧着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礼物：信任。他到家后打开这份礼物，一层层地打开，一幕一幕地回想这晚当一回主人的工人们。他任热泪大颗大颗地跌落下来。这样的信任，他一辈子享用不尽！
这十年，他每年的除夕夜都在一个个厂里转，每年转刊最后一个厂，往往是炼钢厂，就与工人们一起包饺子吃。1988年、1989年，搞了两次万人大会餐。但是，他和张祖生商议，这就如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似的，如果年年如此，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所以，要换花样。我4月底在攀钢，就听张祖生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考虑大半年后的除夕夜怎么设计。他说这就像设计春节晚会一样难。
中国人年三十晚上家家在电视机前看中央台的春节晚会，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全国通用的过年方式。赵忠玉笑道：年三十晚上是谁设计让这么过的？他从来也没能看上一台春节晚会。想到他家每看晚会少一人，他也很不安。年初一早上大家议论晚会上的节目《超生游击队》，大家笑，赵忠玉茫然了：你们笑什么？这个除夕，妻子的母亲、弟弟、妹妹都来他家了。妻几天前就准备这顿年夜饭。然而赵忠玉还是让她失望了。妻是理解他的。妻只是默默掉泪。赵忠玉又想起万人大会餐上主人们的泪。他们在这儿没有家，我要是在家团聚怎么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设计出一张表，可以兼顾工厂和家。
工厂是经理的镜子。工厂的性格就是经理的性格。
1989年12月底，金沙江边攀钢西渣场第八道渣线出现裂缝、塌方。若继续倒渣，渣罐可能掉进金沙江，机毁人亡。若铁厂无处倒渣，则如同人无处上厕，能把人憋死。需要推渣降坡。降坡长200米，宽平均16米，深45米，渣铁开掘量12万立方米。
在80来度的陡坡上开推土机把渣一层一层推下江里，而且明知坡的下部有一个大裂缝。如果推渣的过程中裂缝增大，机器坠下……而且，推渣时尘土极大，遮挡视线，还需打水灭烟。请外单位来推渣，推一立方渣要4.5元到4.7元，还要安全费、补贴议价柴油的价差等，即使如此人家也不愿干，谁能确保推渣时不会连人带机一起推入江中呢？
如果攀钢自己干，公司本来生产任务就紧。哪个厂抽人推这12万立方米的渣？各厂矿对公司的承包，包括安全承包。如果死了人要搞安全生产的牌，要扣该厂奖金。这种事，干成了，不受益，出了差错都来追究法律责任。
但是，自己干可以压缩工期、节约资金、提高效益。当然，每班司机出车推渣，要事先查清渣的边沿有否裂纹式塌陷迹象。若渣体出现裂纹马上停车作业。推渣时刀铲距渣边必须保持2米，随时做好退车准备。渣边沿的推渣方式是以渣拱渣。天黑及蒸气过大时严禁作业，等等，等等。然而，还有一个问题难以回避：万一死了人怎么办？
降坡中出现死亡、重伤事故，由公司负责。赵忠玉1990年1月7口在厂调度室打的报告上签了字。那么，他将承担法律责任。
炼铁厂矿渣车间主动承担起这个难题。施工前先要用绳子吊下一个人到渣坡下部的裂陷处，看看到底裂陷多深，推土机开动起来渣体会不会从裂陷处的上方塌下去。还有，那渣边到底能承重多少？如果人顺着渣边吊下去的时候渣边塌了怎么办？赵忠玉要与工人一起吊下。他说别人能下他就能下，没到他死的时候他死不了。58岁的年龄，在他，仿佛是年方十八一般。但此时需要的不是感觉，是包括年龄、健康等各项资格审查的准确。车间主任杨永安也没有获准下去。取消杨永安资格的是一个工人。理由很简单：你太胖。这个工人吊下去了。后来又两次吊下去。
我问这个工人叫什么名字？叫李朝德。我说他下去前或上来后一定不会有豪言壮语。人说是的。李朝德说，为了降坡，无所谓。
只三个字：无所谓。
12万立方米的推渣任务提前15天完成。节约资金40万。这在攀钢年年月月的紧张施工中，只是匆匆翻过的一页，无所谓的一页。
重享新婚乐
赵忠玉说，单身职工对攀钢的贡献是无穷无尽的。可是他们一年才能和妻子团聚一次，这太残酷了。人只能活一次呵！
单身职工只有退休了，才能回乡与妻子真正团聚。年年盼团聚，然而真要告别攀钢，告别自己付出了几十年汗水的攀钢，告别自己眼看着一天天长大长壮长得令人刮目令人心爱的攀钢，也不免凄然。夫妻两地生活开销大，丈夫把钱捎回家。如今真要回家了，也没多少可带的了。给退休回乡的单身职工，每人发一套双人行装。是的，正因为他们从此将告别攀钢，正因为他们在攀钢如同单身，所以要发双人行装。每人一条双人大床单、一对枕头、一对枕套、一条缝好的双人被，一顶双人大蚊帐。注意，要买棉纱的，不要买尼龙蚊帐。农村不喜爱尼龙的，那玩意儿透明度太大。不管干什么，要让职工感到攀钢人与别人不一样，感到一种自豪。
每一套双人行装里都有一封慰问信：“……您们为建设攀钢，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您们为攀钢作出的贡献，公司不会忘记……攀钢的后代也不会忘记……”
攀钢的老职工带着套红喜兴的慰问信，带着厚厚实实的双人行装回乡见妻子。半百之人铺上全新全套的床上用品，重享新婚乐。赵忠玉说人只能活一次呵。但是这些老职工回乡“新婚”，如同开始了笫二人生。
攀钢人与人不一样。
1989年春节前夕，公司动员200人赴全国各地催设备。当时则攀钢贷款上二期工程，二则成百上千个单位欠了攀钢的款没还，致使攀钢一时流动资金紧缺。中国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真正视为节日、阖家团聚的，就是一个春节。赵忠玉说，设备催不来的，人不能回来。你们哭也得把设备哭回来。赵经理，没有钞票叫我们怎么买来设备？你们真是的，有钞票买来设备不是本事，正是没有钞票才让你们到各地去的。有钱还要你们出去吗？赵经理，没钱叫我们去偷，去骗呵？不是叫你去偷去骗，是赊，是讲攀钢的暂时困难，联络感情，说服人家。赵经理，赊帐的话攀钢的形象太不好了。不，攀钢的形象怎么会不好？国家资金有困难，攀钢也有困难，我们在这样难的情况下还拼命上二期工程，我们的形象非常好。赵经理不讲理呵。赵忠玉说，我是只讲大道理，不讲小道理。大家认为干不成的我干成了，这就是攀钢精神。懒散就是死亡。大精神是由小精神铸成的。大家办不到的事，你们去办到。
后来我听到这200人之一讲及他们如何走遍千山万水，用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终于办到了大家办不到的事。我问赵忠玉。赵忠玉快话地、调皮地笑了：我也是没理找理。我们当然不能不按经挤规律办事。不过人是要讲精神的。否则，士气的损失远远超过经济的损失。
杨白劳的笔
赵忠玉在一次会上说，有一个最简单的命题往往被忽视了：工厂是千什么的？是抓计划生育，还是抓民兵，还是抓这项那项工作的？工厂一定要杷生产搞好。厂长不抓好生产，就是失职，瞎忙，就耍撤！攀钢所有的厂房里只有同一张标语：安全生产。不允许有别的标语。
“哦，完成了！完成了！”小菲菲冲着电视机欢呼着。攀钢电视台每晚把当天生产的完成情况用数据显示出来。完成了用蓝字，没完成用白字。攀钢职工家属十几万人天天都要议论蓝字白字。幼童都知道“完成了”是最高兴的事，虽然完成了什么他们完全不知道。
攀钢承包经营10年来，增强了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在自我消化外部减利因素10多亿元的情况下，每年递增利税14.14%。攀钢一期工程全面超过设计能力。这也是有人才有钢的曲线抓生产的效应。但是坯多材少。攀钢的半成品钢坯销往南朝鲜、新加坡、台湾、香港、泰国等，人们戏称攀钢是“攀坯公司”。而钢产品的最艰苦的工序都在坯的阶段：烧结、炼焦、炼铁、提钒、炼钢、初轧到制成钢坯。大量的能耗由企业付出了，汗水是我们的工人流出的，粉尘是我们的工人吃了。而一吨钢坯才卖355元。如果钢坯轧成材再外销，马上就增值好多。赵忠玉说，卖钢坯，如同生了孩子再养到18岁，眼看能干活了，却要卖了。另外，攀钢所在的攀西地区，有二十几种元素的共生矿100亿吨。一期建设给攀钢带来一个政通人和的小环境。但是生产到了一定时期是耍饱和的，要不失时机地接着申请搞二期工程，开发攀西资源。赵忠玉作关于二期工程的动员。他说生产如同打仗。不断打仗不断提高士气。人一忙，思想问题少了。譬如他从来不处理家庭关系，家庭也蛮好么。忙么。最怕停下生产谈思想，工资呵，奖金呵，越谈情绪越多。借钱搞二期工程，干好了，前程似锦；干不好，不堪想象，但，不干的话，企业终将萎缩。企业的骨干力量就怕流失。干，企业才可能有出路，职工的生活也才可能进一步得到改善。一个企业，如果想维持现状，结果是维持不下去的，必须用事业把大家凝聚起来，使大家的心焕发起来。一个企业，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是没有前途的。职工需要看到兴旺发达的气氛，需要看到前景。职工愿意为有希望的企业卖命。
当然，二期工程包括新建1350m3高炉等等等等相当于新建一座年产100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而且还得生产、基建交叉进行。尤其是，1985年开始全国改革基建管理体制，改革攀钢一期工程那种由国家统一拨款，统一平衡外部条件、统一组织设计投产等的“保姆式”的体制。企业成为投资主体。上二期工程这样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要靠贷款，靠向国际银团借债，这个改革攀钢是第一家。1985年4月国家计委转发国务院批准关于二期工程的审查报告。赵忠玉兴奋得不得了，觉得真是三生有幸，这辈子运气真好。觉得凡一辈子都难得有这样的机遇，一旦失去这个机遇，这一生完了。
我说，从1985年的审查批准到“二期”冷轧厂的建成，就是相隔10年的1994年了。到那时还是你的任期吗？赵忠玉说不知道10年后他还在不在人世。
他说他是“二杆子”，又糊涂又清楚。如果他真糊涂，浑浑沌沌过口子，他不会想干二期工程，所以说他是清楚的；如果他很清楚，他怎么敢正视“二期”的风险，他就要害怕了，所以说他是糊涂的。他说他站起就这么高，躺下来就这么长，他这个“二杆子”还是靠上上下下的相互理解。
攀钢上下都知道赵忠玉的决心：“二期”一上，赵忠玉就一手拿五粮液，一手拿盐卤。干好了他就喝五粮液，否则就喝盐卤，当杨白劳。
一期工程从设计到施工，都是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所以洋人研究中国的钢铁工业，每每要来攀钢考察。这是攀钢人引为自豪的。如今上“二期”却要向洋人贷款。借钱上工程本来就不是企业上下都能想得通的。如今要借洋钱，更想不通。赵忠玉很庆幸他碰上了三任好书记，譬如现任的薛书记，非常支持他的工作。赵忠玉说中国的企业能够借外国人的钱，说明是有胆量的，是真干活的，有事业心的，有信誉有力量的。借外资有风险，有风险就能带来精神——1989年工程拖延一天，就多付26万利息。强化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到1990年，一天要付30多万利息。到1991年，一天要付40多万利息。这种压迫感使每个人与企业的命运捆在一起了。借洋人钱搞国家重点项目，才显出本事。当年八国联军进兵抢白洋，感到害臊了吗？我们是借洋人的钱，为什么就抬不起头来？
1987年5月28日，人大会堂举行攀枝花钢铁公司贷款协议签字仪式。参加银团贷款的24家银行除中国银行总行外，有中国建设财务（香港）存限公司，中艺兴业财务（香港）有限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英国米兰银行、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法国农业银行，还有意大利、芬兰、荷兰、西德、澳大利亚、阿拉伯等国的银行。出席仪式的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冶金部部长、中国银行副行长等等300多人。攀钢向世界银团贷款2.1亿美元。赵忠玉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立刻感到好像输了血一样——“二期”的钱有了。他把这支签了字的笔收起来，心想一定要等哪天债还清了，再把这支他当“杨白劳”的笔拿出来用。
话分几头。攀钢总会计师齐国栋去香港借外债时，有一种把企业脱光了让人检查的感觉——攀钢的经度、纬度、产量、规模、效益、成本、销路、利润、偿还贷款的能力等等以及攀钢领导班子和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工程师的年龄、文化、专业、简历、技术职称、健康状况，人家不一一了解清楚了怎么放心借钱给你？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实力真是什么也谈不上。齐国栋在香港半个月，到来了也没时间上街蹓路。终于达成协议，但是贷款利率的调整，加上攀钢的用户中有1000来家欠着攀钢的钱，资金！资金！齐国栋1988年为资金去发电报叫时，途中摔倒骨折。脚上动手术穿入不锈钢钉子，再打上石膏。赵忠玉苦笑：人是有排他性的，不把这个钉子从人体内取出，总不是个事儿。可是总会计师怎么停得了一天工作？我这人是不讲理的，也是残酷的。这只钉子本来早该取出来了，现在呢，还在他脚上！当经理的心是硬的。
攀钢有多少“硬心肠”的男子汉！我临走前总算见到了据说见不到的“二期”副指挥长马家源。他那圆脸上不经意地梳着个学生头，我想当年他在东北工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是这样。说话时，一对黑亮的眼睛正视着对方，虽然52岁了，然而那么赤诚而无邪。一开口就是投资、利率、金融债券、施工单位。我感觉里，他好似吃块钢、咽块铁就可以无穷无休地“二期”复“二期”。我问及他那年上京请国家有关方面审查攀钢二期工程投资金额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单位申报投资额时打点埋伏，审查单位照例砍去一些，“拉锯”以后刚刚好。但攀钢人实在，投资款项精打又细算了，可没打埋伏。如果也照例地给砍去一些，资金缺口就大了。尽管这笔资金要去贷，尽管贷款利率很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数字的投资额，“二期”就干不好，那就对不起攀钢十几万职工和家属，那就成为历史的罪人！马家源突然明白了资本家为什么要跳楼。“二期”只能干好不能失败。可他又不能奢望他带上京的资金预算不会照例地给砍去一些。然而这次不仅没砍还给增加了800万。马家源立时声泪俱下，谢天谢地！你们对攀钢很理解，感谢大家啦！
马家源对我说到这里，他那对黑亮的眼睛更加黑亮了——蒙上了一层泪水。“不干这事，不会有这心情。”他说，“改革最大的成就，就是大家真正关心企业了。”
后来我听“二期”办公室的曹质说，每天下班时公司都有大轿车接送职工回家。他几次看见马家源走到办公楼前时，车已经开走了。马家源总是忘了下班时间，虽然他腰肌劳损越来越重，常常直不了腰。
我想，曹质看到马家源老是误了班车，那么曹质自己又是什么时候下的班呢？
风险就是责任。总工期是死的，工期的“后门”是堵死的，只能在前边压任务。1988年1月，美国匹茨堡的华盛顿公寓1610房间和1513房间，被6个攀钢人包下了。带团的人一看就是个攀钢形象：大个、大手、大头、大眼、大鼻、大嘴、大嗓、大气。一笑，嘴弯成大菱角；一开口，空气发出震动波——1965年的山东大学毕业生，现在的攀钢自动化部工程师綦炘。为二期工程培训的这6名技术人员，个个是工作型的。然而若不是在攀钢，他们未必轮得上。老三届的张中元，是恢复高考后才上大学的。毕业时34岁，今年42岁。爱好：有活干。原吊车司机、1983年的电大毕业生晏家辽，年方34岁。爱好：有活干。一行6人在美学习4个月，只晏家辽出去“逛”了一次——“逛”进了医院。大家想想到了一次美国没尝过一只汉堡包，不像话。“拼了命”一人吃了一只。这是他们学习期间的全部享受。临回国前夕还在车间干到夜里。车没了，走很远等很久才有车。第二天要离开美国，来得及收拾行李吗？“有什么好收拾的？就几件衣服，一塞进箱子就走。”他们说攀钢借了外债，他们不这么干就是失职。1988年10月，一台高炉计算机从美国运到攀钢。根据合同，到时美方来负责开通。但是綦们拆装了，调试了，备用程序做好了，每一步做到万无一失了。美方来人只需一合闸就行，事实上是綦炘们一切做完了让美方来认可。1989年，又有两台10年前从瑞士引进的风机要调试。请兄弟单位也请不到，因为时隔10年有关资料如何能找到？瑞士方面认为：在风机领域你们是小孩我们是大人，所以总要请他们来安装调试。当然那需要大约10万瑞士法郎。攀钢人说，我们自己来安装。张中元领着三个新毕业的大学生组织风机调试。其中一个是87年毕业的，一个是1988年毕业的。一根线接错了，哦，是把原本对的弄坏了，还是把错的没拿下？三个大学生为每根线作纪录查问题，36小时过去了，48小时过去了，72小时过去了。“五一”节是三个大学生之一的小庞结婚的日子。綦炘一看，小庞怎么还在鼓捣风机？“你今天不是结婚吗？”“我不来不放心。他们喝喜酒他们喝去吧。”“不行！今天不准你来！这就用车把你送回去喝喜酒！”綦炘正说小庞，张中元说三个大学生之一——小雷，今天上午约好相亲，可小雷也在这里。那姑娘到约会地点还不知道相谁呢。
綦炘说，没有这些小伙子，他是决不敢对赵忠玉打保票的。后来任务越压越多，他手下没人了。有一个正读函授的中专毕业生小曾。綦炘问她只给一个月时间调试干不干？曾姑娘说干。綦炘说，好，我给你作后盾，我给你带两个21岁的小青年。
这些有福之青年呵！我看到了那个小雷。22岁，正是“文革”开始时生人，典型的“文革”名字；雷卫东。长发，大眼，一笑像个瘪嘴布娃娃，很小很小的。然而我想起“五一”那天一个姑娘站在约会地点还不知道相谁呢。
熊猫馆
我一见攀钢的高工胡庆昌，一愣。他的眼镜片把他的眼睛放大了许多，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在用一个放大镜看他似的。或者说我把他放在一块放大镜下观看似的。他说他戴的是高度远视眼镜。原先他的眼睛白内障很重，视力只有0．6。想想还是保住眼睛重要，不如离开高温的刺激，全家调往唐山。赵忠玉好痛快，说你为攀钢出过力，虽然不愿放你走，但你有困难我理解。1985年1月，胡庆昌全家到了唐山。可是，他已经惯于把自己看成攀钢人，从事人熟地熟的攀钢的事业他才踏实。离开了攀钢，他感到没了依托。妻子更是想念亲切的攀钢，老哭。然而中国人讲面子，好马不吃回头草。
但是，他还是给赵忠玉发了信。从他发出信到攀钢为他办妥调回的手续，前后只一周。赵忠玉回信说，欢迎回来，照样重用，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等等。
1985年12月，胡庆昌全家搬回攀钢。攀钢给了他两套两居室，他和孩子可分可合。胡庆昌两只眼睛的白内障在攀钢医院都摘除了。如今他戴着眼镜视力可达1.3和1.2。“有十分力就不用九分。”“二期”生产准备办公室主任胡庆昌说。
一切有追求的人所向往的，也就是一个使人获得尊重、使人发展创造力的气候和环境。
攀钢近4年国家分配的大学生名额是300人。但实际投奔攀钢的是1400人，超过1100人。1989年6月以后，大学生在有的单位有些贬值，怎么会觉得大学生太多了？中国的大学生少得很。攀钢现在不积蓄人才，将来怎么开发攀西丰富的共生矿？攀钢正好多要。请国家教委把1990年大学生分配会议和研究生分配会议放在攀钢举行。让冶金学校1990年的大学生分配会议放在攀钢举行。攀钢要大学生，男的女的都要。
攀钢有个归国华侨杨实。国外亲友几次邀他出国定居，高薪聘请。但他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攀钢人。开口便讲攀钢，一站两三小时滔滔讲来。1986年赵忠玉干脆请他到人才引进办公室当副主任。1986年5月，他到北京科技大学要求作一场报告。当时该校没一人报名去攀钢。而且，这之前某企业来作报告，学生走光。校长生怕学生听杨实报告时中途退场，干脆找那些没有分配指标到攀钢的班级来听。300来人的听众，当场即有70人申请要来攀钢。学校立刻接着安排一场千人报告会。杨实二度作报告，申请人过百。但是该校分往攀钢的指标只有6名。最后定下32名。6月，杨实去东北工学院，也是无一人报名来攀钢。杨实要求作报告。校方也是担心报告砸了分配就更难了。所以建议先对各系搞分配工作的老师作一场报告。报告一完，校方说你直接对学生讲吧。第二天，1700人的报告会，鼓掌十几次。两三小时中没一人退场。《沈阳日报》专题报道东北工学院掀起攀钢热。沈阳其他院校的大学生纷纷来找杨实。之后，大连电视台又报道大连理工学院掀起的攀钢热。当然，也出现过叫杨实觉得难以应付的局面。一次在西安，南方某部门为了吸引学生，送学生很高的安家费，请学生住西安高级宾馆，请学生坐飞机前往报到。杨实从西安打长途给赵忠玉：不行啦，全线崩溃了。赵忠玉说，攀钢不是拿不起这个钱，当然拿得起。但是人的物质欲望是填不满、填不起的。就钱讲钱是没有情的。你还是坚持作你的报告，还是坚持讲攀钢有事业。用金钱吸引来的人，只爱钱。用事业吸引来的人，爱事业。好，杨实继续讲事业，大学生继续来攀钢。攀钢已有大中专毕业生9000人。杨实每年收到成千封大学生要求来攀钢的信。后来更是成双成对的学生找他，要求孔雀西南飞。
学生来攀钢后面对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住房。若是和别人一样按工龄排队，他们婚后难以立刻有房。1986年来，赵忠玉让杨实作了一个调查。杨实开了一张180对准备结婚的大学生名单。名单递上了，决定下来了：攀钢干部的住房往后挪，让这180对大学生春节前一次性全部迁入新居。当然，不可能随时有新房留着等人。攀钢规定，研究生一结婚就给房，大学生结婚一年就有房。但是来了一位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又来了她的未婚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当时正有几百人要房。不过，一级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攀钢欢迎你们，破例把这位北大女学生的名字放到那几百人的要房队伍的最前边，排在第一。而这对佼佼者自己浑然不知，新婚夫妇正在蜜月旅游。待夫妻双双把攀钢还，等着他们的是一套新房。
攀钢1985年建了一幢大学生单身宿舍楼。以前认为大学生应该与工人同住，下班后同在宿舍里下棋、打牌，才是打成一片。否则就是“清高”。可是知识的追求是没有上下班的，是连续的，是无边无际无止境的。如果学生下班后也扑克象棋的，就抹煞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没有知识分子了。到底应该知识分子无知识化还是应该工人知识化？攀钢盖起学生宿舍楼后，为每个学生配备一件组合家具——一张连着书柜的书桌。大学生是三人一间或两人一间，研究生是一人一个单间。每层有一间电视室，不会干扰不想看电视的人。
外界都称这幢宿舍楼为“熊猫馆”。这是由大学生=国宝=熊猫的等式而来的。熊猫馆里的住户不少已提拔为工段长、炉长、车间主任。公司用人不是看文凭，是看你行不行。我问熊猫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说，就是觉得，得到的太多了。
1989年7月26日攀钢焦化厂长派了劳资科长用小车接来又一只熊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小杨。1989年的夏天，又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厂里会不会老让他讲这个酷夏呢？果然书记、总工找他谈话了。他谈后书记说，清楚了。小杨你放心，以后就好好工作。此后再没人找他。1989年的酷夏，北京最紧张的时候，也是攀钢最紧张的时候——正值攀钢二期工程的第一战役：建成1350m3的四号高炉系统。攀钢培训科本来准备统一安排培训小杨那批本科生。小杨提出希望由他自己掌握。培训科同意。小杨提出到焦化厂回收车间的二期工程现场工作，后来他负责验收和动力。晚上回到熊猫馆，他夜夜构画煤气系统开工指挥的工艺流程图，有两张年画纸那么大。他的相爱8年的未婚妻在他老家云南大理，直希望他能调回美丽的大理。然而他又如何抛得下爱他惜他激励他焕发他的攀钢二期工程？只好两地分居了。1990年3月3日下午3时，在小杨工作的二期施工现场，举行了一个工地上的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有公司副经理，“二期”副指挥长徐学奎和焦化厂的干部们：“小杨，感谢你对二期工程的支持！”参加婚礼的五六十人，个个都是工作服加大头鞋——包括新郎。
婚礼后车间主任要小杨主持二期工程会战。这本是车间主任最重头的工作。如今由清华大学毕业才半年的学生、25岁的小杨主持。至于小杨的新娘，现在已经办妥了要求调来攀钢的手续。这位云南姑娘在婚礼的大头鞋和工作服中，看到了比美丽更美丽的——那就是：辉煌。大理美丽，攀钢辉煌！
“你们给我把腰板挺起来！”
1950年赵忠玉去鞍钢工作时，一看那么多大学生。而他读私塾，读初中，虽有高中同等学历也没有文凭。如何面对在那个年代算相当高的鞍钢的智力结构呢？他收集一切零零星星的时间，用6个月读完大学代数。星期天更是在图书馆书本、饼干加白开水地苦读。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文化进军，他是鞍山市青年标兵，1959年东北工学院请27岁的赵忠玉给学管理的研究生讲课。被文化充实起来的赵忠玉，坚实而具独立精神。至今他再忙也每月去一二孜图书馆，进行扫描式、充电式的阅读。我看到他床头的《国际商法》，《出类拔萃之辈》、《跨国公司》、《现代企业之魂》、《探索的十年》、《世界之谜再探》等等和他办公室书柜里的《人才学通论》、《信息论控制系统论及其应用》、《科学心理学》、《改革——中国企业发展的主旋律》等等。记得9年前我贸然跑去攀钢。赵忠玉说及他读过的我写的文童。我惊讶于他怎么有这样的精力与记忆力。这次我谈及我9年前在攀钢借阅的《有数的管理者》一书，他自然读熟了的。他说每个人都可锻炼成为有效的，问题在于如何管理自己。譬如看来紧急的事不等于重要的事。
很重要的事，表面看起来不一定是紧急的。譬如学习。4月22日，星期日的晚上，我参加一个例行的攀钢厂矿领导的学习会。这次是请东北工学院的老师来讲《创造力开发科学》。200来人层层围着椭圆形的大会议桌坐着。自始至终不见一个人在下边说一句话。这些厂矿长，恐怕大都是抽烟的，然而都专注得几乎无人抽烟。我知道他们没有星期天，在现场忙乎了一天下来，如今一个个提着神、头全竖着、立着、昂着，眼睛全看着老师或黑板。头是平行的，眼神是平行的，平行到如同一个人的叠影。那硕大的会议桌，便如同一台大机器。这一个个厂矿长是拧在大机器上的一个个螺丝钉。我深感大工业的力量！东北工学院的老师正在讲台上讲到日本的创造力开发。有人问松下幸之助，你在短短的时间里发展起一个大公司靠的是什么。松下说靠他两万职工一年提52万条合理化建议。说你如果把技术，资金都拿走，我就靠这两万职工十年后还能办起一个数一数二的公司。攀钢的厂矿长们一个个头平行地竖着，眼神平行地望着“东工”老师。我头脑里涌现起一个公式：温度适宜、光明清爽的环境+事业的压力=创造力开发的科学。
老师讲完课，赵忠玉走上讲台讲了两句。大意是下课后大家想想如何进行创造性工作，自己进行的是不是创造性工作。如果实在创造不了，也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去扼杀创造性的工作！
9年前我去过攀钢技校，这次我邀一位北京人驱车同往，一路向他介绍上技校的漫漫盘山路。我记得，那路盘了又盘，盘得我晕头转向，昏头搭脑。“到了。”司机说。到哪儿了？这不是技校？技校？还没上土路呢。车一路只在两行法国梧桐间的柏油路上开。我觉得技校所在的山因为含矿量大，石多土少又缺水，所以没树。人说技校38万平米土地如今绿化了12万平米，路也是新修的，不用走原先那盘山路了。我是怎样也不认得这技校了。红绿相间的串钱柳，四季常青的台湾相思，浓艳欲滴的凤凰树，占地十亩的月季园里至少有30种月季。荷花地里有鱼有大睡莲。人工湖配上曲桥小亭，好似走进苏州园林。这一切都是层层削平山头顺着地势修建的。那蘑菇亭，那望江楼，尤其地错落有致。还有足球场、网球场、旱冰场、排球场、篮球场、田径场。一个清纯透蓝的游泳池，带有看台和更衣室，很现代的。每当星期天，总有攀枝花人拉家带口地进校旅游照相，简直就差卖门票了。在攀枝花的大太阳下，花木一天不浇水都不行。旱死了，再栽。我看到学生们正在劳动，他们是分片包干的。
当然，攀钢投资很大。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说，技校这套高级理化检验设备是日本制造的，可他们还舍不得花这个钱买。说他们走的地方不少，这次看到一个企业能这么重视教育，这个企业，一定有前途！1983年，北京钢院的老师看到攀钢技校的语音实验室，这在当时，全国也没有多少套。钢院教师很惊讶。赵忠玉心想，我和你们不大一样。你们花一块钱就少一块钱。我们的钱是能下崽的。
是的，技校已经为攀钢培养了6200多名40多个专业的毕业生。现在在校的有3800名学生。学校顺应公司生产建设的进程，不断预测公司即将需要的专业。譬如二期工程要建一个热电厂，技校就培养发电、汽轮机、锅炉等专业的学生。譬如生活公司要扩大，技校就开设烹凋专业。赵忠玉说：你们学生的素质怎么样，将来攀钢职工的素质就怎么样。
攀钢为了探索让孩子们的个体得到更自由、更充分发展的天地，1986年建了一所实验学校。4月26日我从粘土矿回来，看看还有点时间，直奔实验学校。该校楼顶上竟然铺满土，种满了葡萄，既可遮阳使顶层的教室凉爽一些，又可一年收获1000多斤葡萄。我随意走进一个教室，看见一个小青年正打爵士鼓。我说，同学，你几年级了？他一愣，他说他是老师。我走进一间大教室，正好在举行歌、舞、器乐三项全能决赛。我指着正主持决赛的小伙子问人：这是老师吧？人说这是高中生。我想，老师像学生，是因为身心年轻，学生像老师，是因为营养充足发育健全。一号参赛者上了台。演奏CASIO电子琴。一问，这琴2000多元，是他家给买的，他爸爸是攀钢工人。二号参赛者上了场，演奏YAMAHA电子琴，也是家里花了2000来元买的，爸爸也是攀钢工人。实验学校有中学部、小学部共900名学生，自由报名参加艺术或体育训练。他们的击剑曾获全笤青年花剑第一，举重曾获全省青少年轻量级个人第三。
攀钢教育处长肖信珊说，要让学生有健壮的体魄，健全的智能，健康的心理。实验学校根据攀枝花夏天高温的特点，把一年两学期改成一年三学期。每学期三个月，每年的2月、6月和10月放假。2月过春节，6月过夏令营，10月金秋，正好旅游。赵忠玉一直鼓励学生多出去走走。攀钢蓉城大厦对学生去成都的住宿非常优惠。是的，让大自然回到孩子心里，把孩子们的天性还给孩子们自己。学生分批去了西昌、成都、重庆、桂林、昆明、西双版纳、九寨沟、长江三峡等。每次旅游时让孩子们摄影、撰文、办油印小报。当然累苦了老师。但是，孩子们不是等社会创造好了条件再长的，他们天天在长，社会只能不失时机地为孩子们创造条件。
攀钢同时也为教师们创造条件。1982年赵忠玉从全省招聘老师。面对3000名应聘者，人说似有“网罗”之嫌。赵忠玉说不是网罗，是自信。如果有过一点“问题”，就不相信别人，不用他们，这是自我虚弱的表现。老师报到后，攀钢又创造条件把他们送往各地培训。赵忠玉深知攀钢的基础教育是欠了帐的。如果老师们在攀钢关起门来自己积累教学经验，那么，先进城市在先进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截了。
教师们的劳动见了成果。攀钢在恢复高考的头5年，年年一个考不上。1983年有4名子弟打破了零的纪录，上了大学。1985年以后，高校升学率平均达20%以上了。1989年有16名子弟考上重点院校。更有两人都以598分考上了清华大学。这于攀钢的教师、学生乃至职工，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关于攀钢的教育，肖信珊还有很多“工程”。“跟着良心走。”她说，“现在气还不敢喘，只是直了直腰。”我看她精瘦的脸上似乎只剩下一对大眼晴了。除了大眼睛其他都淡化了，可以忽略不计了。一身简练的黑服。上衣简练到无扣，裙子简练到无摆。再加一双黑皮鞋。攀钢的薛书记对我笑指她，说这是攀钢有名的铁女人。
攀钢子弟考不上大学的总是大多数。终究在70年代初大家都住席棚子，在山地上开办的教育，基础太差。赵忠玉很动情地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是不平等的。我们攀钢的孩子不是不行。他们的分数不够，我们用钱来凑。公司出钱让他们上大学委培。公司给委培的大学生每人发三大件：皮箱、计算器和英汉大辞典。凡念书好，在学校得奖学金的，公司一律再如数发一份奖金给学生。1988年攀钢就设了50万的教育基金。近三年教育经费约每年1000万元。赵忠玉拍着委培的学生们：你们拎着攀钢的皮箱，揣着攀钢的计算器，夹上英汉大辞典，你们给我把腰板挺起来！
难免也有的“崽”在高校培养出来了，有本事了，不回来了。“伤心。不够朋友”赵忠玉说，眼睛里一下泛起了泪水，“不过好在他们也在中国。”
他的嘴也开放了
9年前我在攀钢采访过炼钢工人杨永政。那时我打听他住哪儿，人家说他家在一个什么坡下，门前有一只大鸡笼子。终于找到大鸡笼子后边的他的家。狭小的平房里，他的妻子在一地的锅盆间忙碌。唯一最好的东西是一台黑白小电视机。这次我们找到他的新居，一看，这里集中国式现代化“元素”之大成了。平面直角大彩电、双门冰箱、落地电扇、音响、洗衣机等。上次27岁的他看上去像37岁。这次快37岁的他看上去还是37岁。我真为他高兴。他滔滔讲及他这个劳模外出介绍经验，出差多，贴钱多。尤其是他一走，定员8人的活儿只有7个人干了。他自己外出受累花钱不要紧，想到让7个人干8个人的活儿，太不好受。我简直不知道眼前这个杨永政是怎么从9年前那个杨永政变过来的。那时我找他，他几乎一句话也说不出。如今十年改革开放，他的嘴也开放了。那时他家确有困难。我叫他提。他震惊了，半天不吭声的他蹦出一句：我是劳模，我从来不提个人的事。这是我唯一记得的他说的一句话了。而这次，他的自我束缚少了。他懂得自己的利益了。这是他对自我的一种确认。
赵忠玉说，有了十年改革，老百姓才有了信心。如今职工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强了。过去谈话你讲他听。现在都要问个为什么。过去发三元五元奖金职工积极性很高，现在做工作成本越来越高。过去经理找工人谈话，工人简直难以忘怀。如今经理找工人聊聊，工人说不愿到你办公室聊，否则觉得你居高临下。也不愿到小会议室，因为平时不去的，会有压抑感。然后拍着赵忠玉的肩：“老板儿，老板儿。”有个职工走进经理室把赵忠玉一顿训后掉屁股走了，连这位仁兄是谁也不知道。也有后半夜打电话给赵忠玉发脾气的，说他家闭路电视效果不好了，你管不管。赵忠玉说第一，你打电话给我，说明你心里有我这个经理，我感谢你。第二，你相信我能把闭路电视修好，也感谢你。第三，我是抓闭路电视影响攀钢的利润，还是抓攀钢的生产好？你看我抓哪个好？闭路电视爱好者说，你还是抓生产好。赵忠玉说，好，那我这就抓生产。效益上不去，如何能提高职工对物价改革的承受力？如何能消化企业面对的越来越多的涨价因素？如何能面对职工抛来的种种问号？赵经理，你们60年代不是讲过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水深火热？讲过。你们现在又讲过什么亚洲几条小龙？讲过。那么经理，为什么他们的经济能发展这么快？赵忠玉对他讲应该如何历史地、全面地来看这个问题。然后说，不过你的话对我有启发。工人说，什么启发？赵忠玉说你的话刺激我一定要抓好生产，一定要发展生产力。
企业是什么？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需要有建全的机制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赵忠玉说，企业好比一辆汽车。经理、厂长是驾驶员。油加足了，检查好了，要开就开，要刹就刹，这叫企业机制。中国企业汽车的发动机不大灵，刹车相当灵。希望婆婆帮助把路修平，搞好道路环境。二期工程负债建设风险很大。平均贷款利率高于投资利润率，等于鞭打快牛。这样，谁小干谁就小难，谁大干就大难。攀钢如果不上“一期”，本来过得很不错。“二期”的效益要到“九五”期间才看得出。如今边借债，边建设、边还债，资金不到位时，完不成任务的白字刺激神经时，想想还是糊涂一点好。否则想多了，跳金沙江了。不过天塌不下来，精神不能垮。经理需要有个好的形象。不怨天，不怨地，没神仙，没上帝。人生一辈子，有事业干就是最充实的。给江青判的刑，无非是使她失去劳动的权利。人只有不能劳动的时候，才会想到劳动还是一种权利。如果自己不劳动，不等于给自己判死刑了？1990年4月在北京召开给10个全国优秀企业和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颁奖大会。赵忠玉抱回授予他这个优秀企业家的金球奖，只往家里一放。从他投入工作就从来没有想到还有金球奖一说。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也不会留什么遗产给孩子——孩子若不如他，社会还有什么前途？赵忠玉从小在常州农村，家里种地、养猪。每到年底杀猪，除了过年吃，剩下腌好，吃到八月中秋。再到年底杀一头猪。他见惯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们的管理思想。别人和自己的。他觉得他一辈了就做了一件事——与小生产思想搏斗。
想到攀钢的企业精神，赵忠玉跑了全国很多地方，总觉得攀钢这支队伍是最好的，最有创造力、也最能激发他的创造力的。当然骨干们再好也有缺点。譬如人死了还要用骨灰盒占个地方。譬如赵忠玉也是人，也希望允许他做几件错事。赵忠玉说我们很大的阻力是怎样评价人、怎样对待有争议的人？往往扼杀一个人如同扼杀一只蚂蚁，起用一个人才却要冒诸如“网罗”、“营私”一类的风险。争议的焦点在于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要从一大堆人里找一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而他觉得要从一大堆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里找一个能胜任业务的。首先要相信大家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然后看谁能干好工作。否则，好像工作谁都能干，看谁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赵忠玉一再庆幸的是自己在攀钢前后碰上了三个好书记，不免自嘲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有什么样的职工就有什么样的领导，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职工。攀钢上上下下一大批骨干，简直搞不清是谁感染了谁，谁更有胆略，谁更精采，谁更有创造力，谁更有牺牲精神。
譬如那位高头大马的周福和，不喝汤，不吃稀饭，只吃干的。人往哪儿一坐都透着一股虎气加“霸气”的劲儿。然而周福和说，李惠田更“霸”。当年李惠田当机修厂厂长的时候，周福和当科长，经常连夜给他赶材料。那是让干通宵就干通宵，说明天交就决不敢拖到后天的。他年轻轻的就得了视网膜炎了。我于是又想起李惠田在舞厅里耸着肩，两只胳臂肘杵在桌上，双手交叉着，任由夹着的烟慢慢燃去。他微笑着，为别人的幸福而幸福着。但他那昂着的倔强的头，那坚实的肩，那宽厚的背，那半天支着不动的着力的臂，给我一种超级男子汉的感觉。如今李惠田手下的小谢，也是经常十天半月回不了家。我说小谢，你家距办公处才几步之遥，而且你妻子快生了呵！小谢说习惯了，觉得工作就应该这样的。
栗素娟带我参观附属企业公司的向阳酒家时，指着一个人说：那不是林健桩。我9年前到攀钢轧粱厂时和这位高工交谈过。一顶安全帽，一身工作服，一双大头鞋。他至今还是天天在机器房。他设计的310Z字钢等4个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当310Z字钢终于胜利轧出的时候，他一人躲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掏出妻的照片流泪。妻子病危的电报他已藏起了一叠……我这次看见他竟是不认得他了。因为我记忆中的他是与安全帽、工作服与大头鞋连在一起的。居然他今天就穿白衬衫。原来他今天乔迁新居，请一桌酒酬谢帮忙搬家的朋友们。是了，我听人说过，林健桩已三次乔迁。公司盖起最好的房子，就叫他住。后来，又盖起“最好的”，又叫他住。再后来，又盖起“最好的”。赵忠玉说，林健桩是最有资格住的。我与他握手，祝贺他乔迁之喜。一张并不年轻然而清纯内秀的脸。一双体力劳动者才有的粗糙的而很有握力的手。
攀钢人是有个性的。攀钢是有个性的。攀钢地处群山之中，十几万职工家属不可能都有机会出去看看现代化。赵忠玉总觉得心理不平衡。他说老百姓不是希望干部们不吃不穿，是希望干部们领导大家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干脆把现代化先搬一个来让大家看看。要盖就盖一个好的。否则，盖上一大溜鸡窝，鸡窝加鸡窝还是鸡窝。要不就不干，干一个就是现代化的。攀钢在一个山头上盖起了南山宾馆。宾馆前的喷水池有60多种花样。每20秒钟变换一次。如果认为修建南山宾馆就是“修”了，中国还怎么前进？攀钢还怎么有吸引力？1989年元旦南山宾馆开业那天，公司请300名三好学生和优秀教师代表来宾馆做客。孩子们唱得多好：我是攀钢好娃娃，长大建设攀枝花。
告别攀钢9年，我看到的唯一没变的是公司办公楼。老在变化着的是南山宾馆的宾客。1989年11月14日，首届钒钛磁铁矿开发利用国际学术会议在南山宾馆举行。100多名代表分别来自苏联、澳大利亚、西德、美国、南非、日本和东道主我国。六种语言的同步译声机使攀钢的工程技术人员切实地感到地球在变小，感到在攀钢开国际学术会议也是走向世界的一种方式。会议对攀钢在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等技术表示赞许，确认攀钢含钒钢轨研究已走在前沿。然而更使我深思的是，1989年酷夏以后，有些预定在我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或友好往来一度中止了，而南山宾馆这个会议是1989年夏以来我国第一个如期召开的国际性会议，地点：攀钢。
藏在深山人难识
夜深回到南山宾馆，正逢赵忠玉在宾馆办完事出来。我刚听说他患痛风病，输完液拔掉管子就跑了。这天他穿着浅蓝的宽袖薄夹克，蝙蝠袖飘动着，越发活泼泼地一股小儿态。我问他病情，他灵活地伸出那短的臂和小的手抓两下他那板刷头，他的嗓门就又高了起来，提高着他那1.6米的身材。他说他现在进步了，会跳舞了。“不过，大家下场子了，我就走了。”他说着招呼南山宾馆的两个姑娘一起跳了起来。他那双圆口黑布鞋很自信地踩着节奏，用迪斯科的舞曲跳交谊舞。他转圈，姑娘们转圈。他并不熟练而花样挺多。兴致来时他高举的手臂好像把他这个人也举了起来。事实上，他老说他个子小可我从来没觉得，那个“小”字怎么能与他这个人联系在一起呢？
夜深了。我和他走到南山宾馆前。山脚下是金沙江，对岸是那2.5平方公里的钢城弄弄坪。旁人指着沿河层层叠叠的灯光，说根很香港。赵忠玉说要是有香港这么久的历史，攀钢的经济发展比香港还香港。一位台湾同胞说及人有三种，有的一看不好看，越看越好看；有的一看很好看，越看越一般；也有的看看很平常，再看看挺不错。赵忠玉当即说攀钢属于第四种人：一看就好看，越看越好看。
我大笑。他也大笑。然后他又要上工地了，他说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攀钢一天30多万元的利息交出去了。
夜，填平了山和山之间的距离，也填平了河，好像一步踏过去就能到对岸的楼。但是千万别踏过去。不见山，只见楼。楼的山也是灯的山。楼是从什么地方长出来的？达里1987年才改成攀枝花市。赵朴初1975年来这里视察时，记下他一路坐成昆铁路的感受，其中有这么几句：“穿岩透壁洞复洞，跨谷飞空桥又桥。一洞一桥千万险，从兹造化不能骄。”弄弄坪，这实在是一个太偏远，太容易被人遗忘的地方。藏在深山人难识。但是，这里有大剂量的太阳，这里有红到极致的攀枝花。这里新潮迭起，这里古风淳厚。这里人情细密如小桥流水，这里性情高放若北国白桦。这里出门饱览原始美，这里进厂领略现代化。这里的一切，好比世上罕见的攀西地区的共生矿一样，丰富得叫人不知如何开发。
对岸的弄弄坪闪着满山满坡的灯，如同缀满了彩灯的大帐篷，里边正在演出怎样辉煌的一幕又一幕？又如同从地堆到天，从地球这头堆到那头的珍宝，无比璀璨。我只觉得一下跌进珍宝山中，不知看哪儿，什么也看不清了。我那自身消融在黑夜中，或许眼睛还有些许光亮，那是汪汪的泪水。此时只见弄弄坪西边夜空一团红光冲天放射，出钢了。东边夜空又射出一团红光，出铁了。攀钢呵，群星灿烂的珍宝山，看不尽数不完说不全写不了。我得狠狠心走了。留下一份浓浓的遗憾，埋在夜的山头。希望有一天再来拾起这个说不尽的话题。
原载《十月》199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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