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的盛唐:传奇武后-母子之间的政治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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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贤和他死去的哥哥李弘一样,对母后武则天缺少一种亲情的联系。他也知道母亲身边豢养着一帮酷吏,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用酷烈的手段给别人制造痛苦,给这个世界制造是非。

    母子二人本就不够亲密,如今在心理上的距离变得更加疏远了。

    就算是母子二人例行公事的见面,也常常无话可说。即使开口,也只是公式化地互致问候,然后陷入长时间地默然相对。

    太子李贤觉得,自己与母后的关系犹如阳春与寒冬,只可相对而生,不可相融共存。

    与此情形相反,李贤在父皇李治面前,又是另外一番情形。他可以与父皇谈上一个时辰而不知疲倦,而在母后面前,他连规定的晋谒时间都觉得是一种煎熬。

    不甘于后宫平静生活的武则天,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女人。在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她与寻常官家女子不可同日而语,往往会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做出安排。

    平时不溺爱、不放纵,只希望在他们中能够成就一个像太宗皇帝那样的经天纬地之才。这大概是她最大的心愿,也是她难以释怀的心结。

    儿子们根本不理解她的良苦用心,久而久之,她不免心生怨恨。

    太子作为储君,因其身份地位的特殊性,个人行为和品德不再是私事,稍有失误就会被那些文武大臣们拿起道德的尺子来衡量。从李贤走上太子岗位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官员无所不在的监控。

    那些官员也并非全是捕风捉影,很多事也说得有鼻子有眼。而李贤又不是一个擅长掩饰自己真性情的人。

    官员们反映最多的当然还是太子的生活作风问题,说他终日沉迷于酒色之中,不思朝政。

    当然官员们也没有夸大其词,太子李贤这时候的言行举止的确像是一个不争气的败家子。他虽然背熟了“贤贤易色”等词句,但实际上并非不近女色。

    在他看来,自己是堂堂的太子殿下,东宫的主人,未来的一国之君,难道还要刻意地去束缚自己吗?他无法做到对那些美艳的宫女视而不见,对迷醉人心的轻歌妙曲充耳不闻。

    处于青春勃发期的李贤不是和尚,他没有办法抗拒声色的诱惑。

    他不是不想替父皇分忧,不是不想尽一个太子的职责。可母后把持着李唐皇室的权柄,自己根本插不上手,顶多就是帮忙处理一下朝中的琐碎之事。

    于是乎,往日书声琅琅的东宫代之以昼夜不休的歌舞。罗绡帐中,情意绵延;美酒宴上,娇娃争艳。平日里,太子李贤并没有把这些香艳之事放在心上,以为这不过是自己应该享受的生活,无须刻意束缚。

    现如今,天后武则天居然写信加以责备,这不免让他惶恐和反感。

    这时候的太子李贤正处于大好的青春时光,与生俱来的叛逆性格让他不甘心于向命运妥协。他身上兼具着好学和好玩的两面性,无异于一个矛盾体。

    太子不同于普通人,一旦人生轨迹发生偏移,对政局和他自身命运的影响就太大了。

    李贤这么随性胡闹起来,让他身边的属官也无所适从。太子属官多是拥护李唐社稷的忠臣,他们并不赞成武后专权,希望李贤的太子地位能够更加稳固,早日实现皇权的顺利交接。可是太子一副随性而为的消极之状,让他们既感失望,又心生恐惧。

    东宫属官们都是明白人,他们看在眼里,却无人站出来加以劝谏。

    他们知道,权力之柄已经有一大半落入武则天的手中。如果有人在这时候写一份谏议报告,太子的名声就会毁于一旦,太子之位也就会变得岌岌可危,而他们最为忧虑的是自己的命运走向。

    太子李贤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荒诞行为并没丝毫的收敛。

    太子洗马兼充侍读刘讷言就曾经多次看见太子与宫女或娈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淫乱之事。此时与太子李贤传出丑闻的不是宫女,而是一个叫作赵道生的卑贱户奴,一个雌雄莫辨的男人,可见李贤的伦理之失到了何种程度。

    刘讷言不会忘记那令他激愤难堪的一幕,赵道生居然一丝不挂地在书案上模仿波斯国的舞伎,动作淫邪不堪,而太子李贤就站在一旁跳脚狂笑,毫无羞耻之色。

    刘讷言几次谏阻,都遭到太子李贤的当面呵斥:“本王的私生活,你们也想干涉!”

    太子李贤居然有兴趣搞起了同性恋,而且已经发展到同居的地步。

    李贤的心计与其母后相差甚远。年轻人不懂得掩饰自己,喜欢处处显露自己性情上的放纵,而这也加速了他悲剧性的命运。

    太子李贤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依然故我。他甚至当着东宫官员的面说:“我命不久矣,趁我今天还活着,就让我及时行乐吧,谁也不要拦着我。”

    太子李贤身上的锐气和鸿鹄之志已经在这种毫无安全感的焦虑中渐渐散失,东宫学者们每每意识到这一点便顿感失望,他们与北门学士争斗的这颗砝码已经越来越轻。

    同性之好并不是太子李贤首开风气之门。当年太宗皇帝就杀了儿子李承乾的同性恋人称心,导致李承乾走向谋反之路。如今,太子李贤又沉溺于此,怎不让武则天和那些东宫属官们心有忌惮。高宗皇帝听说后,只是无奈地摇头。

    武则天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是有所克制的,她只是教导李贤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受大臣们尊敬和爱戴的太子。可是武则天的克制,并没有换来太子李贤的良性呼应,反而惹得对方全力反击。

    这时候的太子李贤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的基本观念与武则天截然不同。他甚至隐隐约约地讽示母后,少干预政治。

    太子发出的警示让武则天大为震怒,在武则天的心目中,政治地位已经重到与自己的生命一样,要她少干预政治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贤撺掇那些拥护李唐的大臣们轮番上书,历陈母后势力过大,已经威胁到了皇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母子之间的矛盾很快从幕后直接转移到台前,针尖对麦芒地斗了起来。太子李贤和他的官僚宰相集团与武则天和她的北门学士集团,原来只是处于权力竞争的隐形状态,如今随着太子与天后关系的日趋紧张,双方也由此进入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

    武则天的所有警告,在太子李贤身上根本不起作用。武则天的所有指责,在太子李贤这里都会激起强烈的反抗。李贤并不理会别人的眼光,一如既往地走马飞鹰一日看尽长安花,一如既往地大玩同性之恋。人生的别样风情,作为太子的他又岂能虚度这大好青春。

    李贤越挣脱,武则天就越紧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武则天和太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已经成为长安城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

    各种小道消息悄然出笼,而且每一个话题都与武则天有着密切的关系。

    2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高宗的身体状况愈加恶化,数次命太子李贤监国听政,处理朝中一些政务。监国之日,皇太子俨然一副君临天下的样子。

    自太子监国之日起,东宫属官们的任职,也超越了东宫官署的藩篱。像太子左、右春坊,这时就担当起类似于同中书、门下省的职责。

    太子李贤监国之日,在一定程度上,朝廷中枢暂时移往东宫。东宫体制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权力体系,或者说是一个“准朝廷”。

    太子李贤奉命监国,处事明审,赢得朝堂上下一片赞誉之声。

    随着太子李贤地位和声望的不断提高,相应地,对于权力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升。官僚宰相们已经洞悉天后武则天的权力野心,他们了解武则天利用北门学士来达到分解相权的目的,他们怀疑李弘的死因,甚至可能怀疑东宫同僚、李弘的家令阎庄之死都与武则天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武则天也有所畏惧,感到李唐政局正在一步步滑向危险的境地。

    为了维护李唐皇权的神圣以及高宗皇帝的地位,他们不惜冒着风险站出来反对武则天单独临朝摄政。可是这种良好的状态也只维持了两年,就变得令李唐的忠诚之士们心生忧虑。

    太子李贤虽然监国用心,读书也够认真,但时常也会有疯狂之举。和当时的大部分贵族子弟一样,他也喜欢声色畋猎,尤其是在搬入东宫之后,少了许多羁绊。

    他经常带着侍臣,在东苑的球场上疯狂地打球,或是到郊外纵马狩猎。

    只要安静下来,李贤那本该青春勃发的面庞常常显得心事重重,眉宇之间锁着无限的阴郁和哀愁。

    太子的变化牵动着朝中每一个人的心,他们在私下里祈祷,与太宗皇帝有几分神似的太子,能够早日带领李唐帝国走出当下的政治困境。司议郎韦承庆劝导太子:“伏愿博览群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恬虚寡欲,非礼勿动,非法不言,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

    韦承庆说的这番劝导之言,是每一个朝臣的心愿。可是李贤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圣人之言,依然我行我素。放浪形骸之下,包裹着一颗不安的心。

    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到武则天,他的脸色就会瞬间变得苍白。

    凡是母后所赐的美食佳酿,他一概弃之不用。其中的理由非常简单:韩国夫人、魏国夫人以及原太子李弘的暴亡都是因为吃错了东西……

    为了防备不测,太子李贤暗中吩咐左右亲信将一些武器藏入马厩,这样,一旦宫中有变,他也不至于束手就擒。

    高宗皇帝对太子的心思一无所知,这时候的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已经难行帝王之实。前些年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刊布之后,紧接着就召集北门学士修撰典籍,天下臣民对武则天独揽朝政早已习以为常。

    对高宗而言,要打破这种拖泥带水的权力格局,只有将希望寄托在太子的身上。

    可是这种希望是盲目的,又是极其危险的。在太子李贤没有全面接手皇权之前,高宗和大臣们对太子李贤寄予的希望越大,太子的处境就会越危险,武则天的杀机也就变得越重。

    高宗李治时常会派人给太子李贤送来嘉奖诏书,这位心切的老人仿佛存心要与天后武则天过不去。

    高宗特予褒奖,文曰:“太子监国,贤于处决,明审利害,治事勤敏沉毅,宽仁有王者风。公余之暇,深究经史之奥秘,阐发圣哲之遗芬,尤能褒贬得宜,折中至当。瞻望来兹,国家得贤明之主,百姓乐太平之治。欣慰曷似,爰赐锦缎五百段。”

    高宗李治如此大张旗鼓地嘉奖太子,让武则天内心陷入巨大的惶恐与不安。

    与高宗和大臣们满满的期望相比,太子李贤这时候却表现得无奈而又无力。有一次,他在与刘讷言闲聊时说:“倘若自己日后能够顺利得到皇位,必拱手相让。”

    刘讷言听后不禁问道:“莫非太子心中隐有不安?”刘讷言的预感是准确的,太子李贤的不安在此时达到了顶峰。他之所以一次次拒绝父皇和母后的邀请,宁愿待在长安也不去洛阳,就是害怕有去无回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李贤笑道:“我的安全感如果丈量出来,它只有六百五十里。这是母子之间的安全距离。”

    刘讷言知道,太子所谓六百五十里是指从长安到洛阳的距离,言外之意非常明显。

    到达东都洛阳的东宫居位之后,太子李贤就按照心中制订的计划,开始搜集盔甲和刀剑,秘密藏于东宫的马厩,好不容易获得了五百套。

    一旦发生什么变化,这些武器虽无济于事,但总比没有要好。

    太子李贤已经下了悲壮的决心,他知道,那一刻终究会到来的,他只能等待命运之神对自己最后的裁定。

    有人向天后密报了东宫有异常状况,可是一直找不到确切的证据。由于事关太子,在没有拿到十足的证据以前,她也不能公开处理。

    其实武则天对太子李贤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赏识,在她的几个儿子之中,内心的天平还是偏向李贤多一些。她虽然不像高宗李治那样溢于言表,但是每次看到神清气朗的李贤在阳光下向自己走来,那泛着金属光泽的强健体魄和透着儒雅清新的书卷之气都让她颇感欣慰。

    从李贤的身上,武则天仿佛能够看到当年太宗皇帝的一些影子。

    武则天对此喜忧参半,喜的是,对一心推行新政的武则天来说,聪慧好动的李贤或许会成为自己未来政治上的一个绝佳的帮手。忧虑的是,李贤的太子地位日益稳固,名望已经牢固不拔,深入人心。他的性格并非软弱无能之辈,也不是愚痴可欺之人。

    武则天的内心始终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几年之后,李贤若继承大统,武则天再想行统治之实,势必无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内心的预感越发强烈。

    3

    李弘死后,李贤的身上总有一种让武则天难以接近的乖戾妖媚之气。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引起了她的警觉和不安。

    武则天知道,李贤之所以故意躲着自己,完全是因为他听信了谣言的结果。

    眼看着母子亲情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武则天不得不在繁忙的政事中抽出时间与其周旋。她先后几次派人前往长安,急召太子李贤来洛阳,试图澄清事实,以此来消除母子之间产生的隔阂。但太子李贤并不理会,一再借故推托。

    武则天写去的一封封书信也如石沉大海,派人送去的精美食品和布帛,太子李贤也是分毫未取。这让武则天渐渐产生了疑虑和猜测:莫非太子李贤真的另有图谋?

    武则天从李贤那张英武瘦削的脸上感受到的仍然是怀疑、隔膜和拒绝,她试图想缓解紧张的母子关系,可太子李贤表现出来的却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漠然。

    阴翳像是头顶上的一片云笼罩在他们母子之间,挥之不去。

    太子李贤久居东宫,对高宗和武后所在的东都洛阳毫无向往与眷恋,这一点武则天早就应该有所觉察。

    每当高宗皇帝在武则天面前念及远在长安的太子李贤时,武则天都无法掩饰对太子的不满和怨意。她经常在高宗李治耳边念叨:“太子在长安临朝受政所取得的成绩固然可喜,难道陛下不觉得太子有违孝悌之道吗?终日厮混于弄臣娈童之间,却抽不出时间来洛阳稍尽人子之礼。虽然陛下宠爱太子,但我想起他就觉得心生寒意。”

    武则天每次在与高宗皇帝谈起太子李贤时,脸上总是带着不悦之色。

    李治以为武则天主要是讨厌李贤与侍奴赵道生的同性之好,很多人按照世俗的标准,通常都会对此类事情鄙夷厌恶。这时候,高宗皇帝总是会列举历代君王与男宠们之间的逸闻趣事以消除皇后的妇人之见。他并不知道,自己这么做不仅于事无补,更让母子相背之症结越来越严重。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太子李贤总是难以入睡。自己是谁?自己究竟从何处而来?如果那些传言是真的,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不管李贤是否笃信这一传闻,韩国夫人、魏国夫人、武敏之的先后死去使他对母后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疏离与畏惧。在兄长李弘为太子的年月里,母后武则天除了在每年的节庆日派人送来几封“劝进”的书信外,平常很少注意到他的存在。

    确立皇太子是关系国家稳定的大事,太子通常都是以皇后亲生嫡子为准则。东宫之位的重要性,武则天比任何人都清楚。

    当初为了巩固李贤的东宫地位,武则天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

    三皇子杞王李上金在李贤新立不久,就被流放至沣州安置。紧接着四子李素节被诬罪,降为鄱阳郡王,安置袁州。第二年又进一步将他禁锢终身,改于岳州安置。如果李贤不是武则天的亲生之子,武则天是不可能为了一个非嫡子而费尽心机。

    长子李弘病死后,武则天还有两个年幼的亲生儿子,如果李贤不是她的亲生之子,她怎会舍弃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把自己的情敌之子扶上太子的宝座?更何况李贤自幼聪敏俊秀,立他为太子,对自己和孩子以后的前途命运都是极大的威胁。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正月初四,武则天单独登上光顺门,接受文武百官及四夷酋长的朝拜。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正月十九日,武则天又一次单独登上了洛阳城门楼,以主人的身份宴请诸王诸司三品以上官员及诸州都督刺史,宴席上的伴奏音乐则是太常新编《六合还淳》舞。五十九岁的她俨然已成为大唐王朝政权的当家之人。

    随着势力的扩张,武则天揽下越来越多的朝务,掌控着越来越多的事情。而与此同时,高宗的病情趋于恶化,不过他对皇后与太子之间的明争暗斗,能够看出端倪。

    荣华于我如浮云,母子闹得再凶,终究还是母子,且随它去吧!对高宗来说,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身体是当皇帝的本钱。

    李治开始学前朝那些一心想要通过服用丹药得道成仙的皇帝们,他也开始不断地服药,以寻求精神与肉体上的自我麻醉。

    这些官僚宰相们都是高宗李治所信赖的人,武则天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如果日后太子李贤顺利继位为皇帝,她要怎样自处?武则天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

    此时,朝廷开始广征方士合炼丹药,前前后后找了将近有上百名的方士,都是全国有名的炼丹专家。人人都好像在憋着一股劲,不把高宗吃爆了,就不算大唐帝国的炼丹第一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术士明崇俨闪亮登场。

    明崇俨出身名门士族,其父为豫州刺史明恪。名门望族出身的孩子,按道理说不应该与降妖捉怪扯上多大关系,但明崇俨却偏偏干上这一行。据说他父亲手下的一名小吏不花钱也能使鬼推磨,神乎其神,明崇俨深得其真传。

    明崇俨在十年前就已经是大唐官僚体制内的一员,任黄安丞。

    作为朝廷的公务人员,明崇俨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经常是借着鬼神之道来忽悠人。当时他的顶头上司的女儿得了一种怪病,病入膏肓,请来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明崇俨居然用摄取的异域奇物治愈了怪病,可见他也并非浪得虚名。

    一传十,十传百。这件事很快就传到高宗李治的耳朵里,刚好高宗这时候也正在满世界寻找这种稀缺人才。高宗皇帝活得也挺不容易,撑了五十多年,没过几天生龙活虎的日子。他从登上皇位之日起,就一直在与人斗,与病魔斗。听说有这样一号人物,赶紧将其召入宫中。

    高宗皇帝立即给他安排了一个冀王府文学之职,也就是李旦的僚属。

    为了测试明崇俨的法术,高宗李治特意让宫女们在一地下窟室中奏乐。然后将其找来,让他用法术将音乐停止。明崇俨用桃木画了两道符,用刀将符插在室上,乐声立即停止了。据演奏音乐的宫女们说,当时她们看见了一条怪龙,恐怖万分,吓得停止了演奏。

    高宗和武则天见明崇俨的法术如此神乎其技,对他非常器重。于是明崇俨被提拔至正谏大夫,成为一名副部级高官。另外附加特权,可以随时随地入阁面见高宗和武则天,相当于皇帝的私人保健医生。

    但明崇俨的脑子太活,心思也太多,这样的人往往有一个共性——花心。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明崇俨对政治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巫术救人。古代士大夫对这种旁门左道不屑为之,一旦有人具备了这种能力,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

    高宗李治喜欢听明崇俨不着边际地胡侃,因为能够解除病痛给自己带来的苦闷,天后武则天也很敬重他。

    提拔后的明崇俨开始与京城那些有头有脸的官员频繁走动,拉帮结派,官僚习气渐长。因为他是高宗和武则天身边的红人,人家也愿意与他交往。

    他每次被召见,都假以神道,陈述时政得失,很得高宗器重。他偶尔会借着给高宗看病的机会,假借鬼神之名对太子评头论足。

    一次,他当着李治和武则天面鼓动三寸不烂之舌,他说:“昨日我与安期生下棋,谈到如今天下大势,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叹气。叹气是因为我们的太子实在是一个庸才,难成大器,天下黎民从此该多灾多难了。”

    见天皇与天后面有不悦之色,明崇俨继续言道:“倒是英王李哲(即后来的唐中宗李显)的容貌很像已故的太宗皇帝,有帝王之相。若论相貌,诸皇子之中还是最年幼的相王(即睿宗李旦)最为尊贵。至于太子,不说也罢,实在不堪继承大统。”

    明崇俨当着皇帝和皇后的面如此诋毁太子,应该是揣摩或者掌握了武则天对太子李贤已经心生不满的现状才对症下药的。

    高宗和武则天在听了江湖术士如此大放厥词后而没有追究,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母子俩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闲言碎语,时间越久,彼此之间的隔阂越深,猜疑越重。母子关系也由紧张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矛盾,为随后的正面冲突埋下了深重的伏笔。

    这让人不由得怀疑明崇俨的真实身份,他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节骨眼出现在高宗面前?他大肆诋毁太子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谁给了明崇俨大师这么大的胆子?显然,除了武则天,还会有谁?

    高宗皇帝已经完全被武则天所掌控,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木偶人。除了生活起居,就连每天见谁,不见谁,都由武则天一手安排。没有武则天的点头,一个江湖术士又怎能得到这样近距离接触皇帝的机会?更不用说附耳对高宗说出那样一番大逆不道的言论。

    而明崇俨与武则天来往密切,也是人尽皆知的事。他经常进入后宫为武则天施法驱鬼,二人甚至传出秽乱宫闱之事。

    当东宫坐探从洛阳宫带回消息称,明崇俨在天后武则天面前攻讦太子。

    李贤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脸的茫然无解。他除了震惊之外,就是愤怒。自己与此人素不相识,更谈不上因何结怨。

    正谏大夫明崇俨远在洛阳,太子李贤真的记不起自己是否与他有过一面之缘,或许是在洛阳宫的某次聚会上见过他。他只是听说明崇俨的法术精深,祛病诊疾自成一路,父皇和母后对他视若神明。

    如果武则天没有废太子之意,一个仰人鼻息的江湖术士是绝对不敢如此大胆在太子的母亲——当今皇后面前搬弄是非,非议储君的。没有人敢轻易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明崇俨这么做,也预示着太子地位已经开始动摇,并且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明崇俨的一席话同时加深了武则天内心的不安与忧虑,但她依然没有放弃让李贤回到自己身边的努力。几个月之后,武则天利用一次返回长安的机会,命人急速赶往东宫,召太子李贤来太极殿相见。

    武则天从来没有如此不安,而这种不安却是自己的儿子所带来的。

    太极殿与东宫只有百步之遥,武则天身边的近侍不一会儿就返回禀报,太子宿疾新发,不便前来。武则天在得到这个消息时,显得黯然神伤,不觉中竟已落下泪来。

    侍臣和宫女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武则天流泪的表情,在他们看来,这个比男人还坚硬的女人是没有眼泪可流的。

    在武则天驾临东宫的途中,太子李贤就接到了门下的密报。当武则天的鸾轿来到东宫外时,太子李贤这时候已经仓皇躲进了东宫花园的一间马厩。他还是不愿意与母后见面,他厌倦了武则天在他面前摆出的那张寒意逼人的脸,毫无母子之间应有的温情之意。

    武则天独自一人绕过花园的护栏,朝太子的内房走去,她的内心波澜起伏。

    房间里空空荡荡的,朱阁绮窗,锦帘绸帐,与往昔并无不同之处。残阳的余晖洒满了窗台,深秋的凉风从回廊下一阵阵掠过。屋子里弥漫着透人心肺的酒香,墙帷下挂满了从天南海北收集来的古怪玩意,桌上的一只三彩茶壶似乎余热萦绕。

    看见眼前的一幕,一想到太子李贤是在故意躲避着自己,武则天内心的伤感瞬间就化作无边的怒火,她顺手拿起桌上斟满酒的高足杯狠狠地掷于地上,酒花四溅。

    她用手指着两旁垂首肃立的宫女和太监,厉声叱道:“一个大活人,说不见就不见了,你们平日就是这样侍候太子吗!”

    两天之后,武则天再度派人从东都洛阳给太子李贤捎来一封书信,申诫他不要纵情恣肆,贪恋声色,要做一个安守本分的太子。语词和行文透着严厉,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4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太子的两位得力助手宰相戴至德、张文瓘先后辞世。东宫同时折了两只臂膀,这也给了武则天反扑的机会。为了限制武则天的力量,高宗皇帝苦心经营的以反武人士组成的宰相班子被打开了一道缺口,自然减员,非人力所能及。

    事情朝着不利于太子李贤的方向发展,是坐以待毙,还是反戈一击?向左还是向右?这是一场母子之间的政治赌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心事重重的李贤将内心的不安与挣扎谱写成了一首《宝成之曲》。作为一名非专业乐手,李贤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太子他已经被自己的母亲挤压得难有立足之地。

    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悲怆的音符从他的内心深处缓缓流淌而出。妙解音律的始平县令李嗣真偶然听到这首曲子后,叹息道:“这首曲子过于忧伤,听了让人想就此了断自己的生命。”

    一问之下,他才知道,如此销魂之曲是太子李贤新谱的琴曲。

    李嗣真再次感叹:“此乐宫商不和,其中蕴含着君臣相阻之征。角徵失位,又同时蕴含着父子不协之兆。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恐怕太子会有难吧。”

    人因为清醒而痛苦,面对母后的步步紧逼,父皇的爱莫能助,李贤的太子之旅,不是一路风景,而是一场死亡游戏。一首曲子,让知音听出如此多的弦外之音。琴曲曼妙,也不过是风月撩人。唯有放手一搏,才有得道升天的机会。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李贤已经多次听说正谏大夫明崇俨妖“媚”后宫,蛊惑皇后,说他这个太子本来不具备继承大统。现在看来,道士明崇俨的挑唆似乎已经对母后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他深知武则天的风格,她有着异于常人的政治嗅觉,一旦让她嗅到了什么气味,并决定将计划诸付实施之时,她往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出手。

    太子李贤整日忧心忡忡,如坐针毡,一连几天闭门幽思的结果,促使着他做了一个更为大胆的举动。

    仪凤四年(公元679年)四月,正谏大夫兼御医、皇家方术顾问明崇俨从皇宫出来,在随从的护卫下回到寓所。黄昏时分,东都洛阳满城牡丹花香,令人沉醉流连。明崇俨独坐庭院,突然有人从院墙上跳下。就在明崇俨迟疑之际,那人已近身上前,一把利剑穿胸而过。

    明崇俨被刺后,唐高宗和武则天大为震惊,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此事。但朝臣们希望这个案子能够不了了之。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明崇俨只不过是个江湖术士,死不足惜。可武则天却指示司法部门,要求彻查此事。这个案子成为震动帝国上下的大案,许多人受到牵连被捕下狱。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政治嗅觉灵敏的武则天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异样。关于明崇俨的死因,当时有如下几种传说:一是被鬼神所杀。有大臣半开玩笑地说,明崇俨精通异术,最善驱使鬼神为他办事。或许是他把鬼神逼急了,为鬼神所杀。二是被流窜的强盗意外所杀。三是被太子李贤遣人所杀。

    正史上记载的是第二种说法,当时流行的是第一种说法,但武则天却坚信第三种说法,因为只有第三种说法有文章可做,并且是大文章。

    明崇俨死了,本来一个人的生与死算不得什么,可这个人偏偏是明崇俨。很多时候,我们错误地认为只有活着的人才有可能开口说话,可我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开口说话的死人往往会要了活人的命,因为死无对证。

    武则天这次是动真格的了,自己不发威,别人就会先下手为强。

    若知道自己的死亡还有利用价值,明崇俨在九泉之下,亦当含笑。武则天一面派人监视李贤的举动,追查刺杀明崇俨的凶手;一面在朝中任命与太子有隙之人,以此束缚太子李贤的手脚。

    面对武则天的步步进逼,太子李贤和东宫的僚属们焦虑难安,接连在东宫的密室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策。太子李贤明白,武则天拘捕了赵道生,下一个就有可能是自己。李贤了解母后的性格,对方决不会轻易地放过他。

    谁胆敢在天子脚下把皇帝和皇后宠幸之人杀了?明崇俨的血不会白流。

    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在对待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十足的诚意,追赠明崇俨为侍中,就连他的儿子也被封为秘书郎。

    在安抚死者家属的同时,武则天着令刑部尽快缉拿凶手归案,她将这件谋杀案作为帝国头号大案要案来抓,整个京师为之震动。在武则天的亲自督办之下,大批疑犯被抓捕归案。

    有人被屈打成招,交代出新的“凶手”。办案人员折腾了数天,也没有问出一句有价值的口供。

    武则天下令大理寺缉拿那个神秘的刺客,诏告张贴于长安和洛阳的大街小巷,可收效甚微。她亲自过问的大案要案,用了一年依然是毫无头绪。

    不论是同情太子李贤的人,或者对此事漠不关心的人,大致上都认为暗杀明崇俨的凶手就藏匿于东宫。太子李贤经常借酒排除内心的不安,用酒能够消除的心中块垒,又岂是一句简单的“不安”可以形容?随着酒量一天比一天增加,李贤那张英俊的面庞,逐渐涂抹上了一层颓废的阴影。

    太子李贤知道武则天从一开始就在怀疑自己,她没有直接说出来,她还要借着这件事做一篇更大的文章。太子李贤已经记不清楚,武则天在自己面前多少次提到明崇俨的名字,她那哀惜的语气和锐利的目光无疑是一种谴责。

    面对威严无比的母后武则天,李贤开始变得惶惶不安,为自己的前途而担忧,“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在政治斗争中,从心理上击垮对手往往更具有效果。母子关系的破裂,又加上朝堂内外谣言四起,紧张的气氛给太子李贤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一国之母对一个人关心至此,让李贤感到不正常,可他又不便将心中困惑向每一个人倾诉。不过他相信,母后对明崇俨有着非一般的宠信。或许正是因为这份非同寻常,让太子李贤觉得明崇俨的死是应该的。武则天无法容忍李贤对自己的态度,有一次她直截了当地试探对方:“太子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吗?假如有一天太子也犯了法,我和你父皇该怎么治罪于你呢?”

    李贤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镇定自若地回答对方:“当然是与庶民同罪,儿臣自幼熟读诗书,朝典条例不敢有丝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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