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绝属刘勰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心雕龙》是一部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门著作。它总结了齐梁以来各种文体的写作经验，使之上升到文学理论层面，而且还运用这些理论对各个时代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是一部世界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文艺创作理论集大成之作。历代学者论文、论诗之作，如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刘熙载的《艺概》，无不受《文心雕龙》的影响，《文心雕龙》在继承先秦、两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系统的文体理论、批评理论、创作理论和美学理论。它不仅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美学史上也处于重要地位。

    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深得文理”、“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和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并称中国文史批评三大名著。它的作者刘勰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

    （一）走入定林

    刘勰（约465—520年）的生平在《梁书》和《南史》里都有记载。《梁书·刘勰传》：“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东莞莒人”说的是刘勰的祖籍。南北朝时的北方政治动乱，导致了长期的战争与杀戮。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为了避祸，大批的士族和平民被迫南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南渡”。当时处在这种地理位置上的莒地自然无法摆脱这样的情势，于是刘勰的先人就举家迁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尽管他们保持了东莞郡莒县的户籍，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但已经是身居异地了。

    刘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定林寺。刘勰虽身兼数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他的祖父叫刘灵真，除了《梁书·刘勰传》提到“宋司空秀之弟也”以外，不见其他史传记载。刘秀之是宋代司空，官位仅次于丞相，然而刘灵真这一系已属旁支远族了。据王元化先生的考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

    两晋南北朝时期，士庶之别非常严重。不过，虽然整个六朝时期士庶观念严格，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还是有所缓和的。而刘勰出生的时代就是士庶区分有所缓和的时期。也许正因如此，就在刘勰出生前后，他的父亲刘尚开始步入仕途。到刘勰5岁左右，也就是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前后，刘尚升任越骑校尉一职。乃一武职，官阶四品。这对刘勰的童年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另外，宋明帝于泰始六年（470年）设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并设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同时“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南史·宋本纪下》），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也会影响到刘尚对幼年刘勰的教育。

    在刘勰7岁时，他做了一个对其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美梦。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追忆他所做的梦：“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他梦见了一片五彩祥云，犹如锦缎般美丽，便“攀而采之”。显然，刘勰之所以有如此吉祥的美梦，是因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正是儒家建功立业的思想。然而，这样的美梦不但没有实现，还发生了一件让他备受打击的事情。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年），其父刘尚在一次保卫首都建康的战斗中战死，刘勰那一年才8岁，这一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从父亲去世到20岁左右，刘勰在发奋读书中度过了自己从少年至青年的这段时光。

    479年4月，萧道成即位，是为齐高帝，历史进入了齐代。萧道成13岁就接受儒家的教育，研究《礼》及《左氏春秋》。因此他即位以后，便重用擅长《经》《礼》的王俭，从此君臣唱和，儒学大振。建元四年（482年）正月，萧道成设立国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南齐书·高帝纪下》），崇儒重学之风吹遍全国。第二年三月，齐高帝萧道成去世，太子萧赜即位，是为齐武帝。他更是承继高帝之风，为儒学之兴推波助澜。他不仅仍重用王俭，而且优礼有加。上行下效，一时形成所谓“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南齐书·刘瓛陆澄传论》）的盛况。当此之际，少年刘勰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萧齐政权一方面弘扬儒学，另一方面对佛教也是极为重视的。齐武帝萧赜刚刚即位之时，皇太子萧长懋便将当时的大乘佛学名僧集中于宝地禁苑“玄圃园”安居，表现了对佛教的顶礼膜拜。齐武帝即位的第二年（永明元年，即公元483年），被封为竟陵王不久的萧子良召集名僧，开设讲坛；佛徒高僧济济一堂，形成沈约所谓的“旷代之盛事”（《为齐竟陵王发讲疏》）。萧长懋还以皇太子之尊，萧子良则以竟陵王之贵，拜定林寺僧柔及僧远等人为师。这对刘勰的思想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后来刘勰在这一点上，认为儒道佛三教的精神价值观念可以互融，而佛学可以修正中国传统儒道二教的不足之处，具体说来便是精神蕴涵不够深入、耽于世俗的弊端。刘勰在《灭惑论》中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故能拯拔六趣，总摄大千，道惟至极，法惟最尊”。在刘勰看来，儒、道、佛在“道”的问题上是可以相通的。不过在《文心雕龙》中，主导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

    永明四年（486年）前后，也就是在刘勰20岁左右，他的母亲也去世了。永明八年（490年）前后，刘勰来到京师，举步踏入钟山名刹定林寺。依身沙门僧佑。暮鼓晨钟，青灯黄卷，这是弱冠之后刘勰的主要生活内容。

    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积十余年”，意味着刘勰几乎全部的青春时光都是在定林寺度过的，而沙门僧佑则成为这一时期刘勰生活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人。

    据梁代慧皎《高僧传·僧佑传》记载：“（僧佑）年数岁，入建初寺礼拜，因踊跃乐道，不肯还家。父母怜其志，且许入道，师事僧范道人，年十四，家人密为访婚，佑知而避至定林，投法达法师。达亦戒德精严，为法门梁栋。佑师奉竭诚，及年满具戒，执操坚明。初受业于沙门法颖，颖既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佑乃竭思钻求，无懈昏晓。”僧佑俗姓俞，他不仅是佛学大师，精通佛理，而且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读过很多儒家经典。幼年时期，父母带其入建初寺礼拜，便表现出对佛教的浓厚兴趣，竟至不肯回家。父母只好从其所愿，任其出家入寺，奉僧范为师。父母本以其年幼任性，未必真心向佛，所以当他14岁以后，便私下里为其订下婚事。谁知当他知道以后，便逃到定林寺，投靠法师法达。法达乃是定林寺创建者昙摩密多的弟子，其“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高僧传·僧佑传》）。僧佑竭诚奉事法达，更加执操坚明，其家庭亦莫可奈何了。年满具戒以后，僧佑又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随侍尽心二十余年，“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高僧传·僧佑传》），成为佛家律学名僧。法颖去世后，正值竟陵王萧子良倡隆佛法之时，僧佑自然经常被请去讲律，听众常达七八百人之多。从这些记载来看，僧佑是一个具有虔诚宗教情结的人，对佛教典籍的钻研达到了痴迷的地步，曾编有著名的《弘明集》，同时多才多艺，人格高尚，在朝野广受世人景仰。这无疑对刘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刘勰跟随僧佑十余年，所受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比如，《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家贫不婚娶”，其实“家贫”可能只是原因之一，而僧佑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不过，从刘勰居于定林寺十余年却并未出家来看，虽其“信佛”之心固然不假，却未必仅仅因为一般的“信佛”而“不婚娶”，倒是与之朝夕相处的大德高僧僧佑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

    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年），僧佑奉命到江南讲佛学，并修建庙宇，收藏佛经。当时定林寺是南朝一个佛教中心，藏书很多，刘勰在那里一方面帮助僧佑整理佛经，一方面在那里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等文学著作。这样他不仅精通了佛学，对于儒家的经书也非常倾心。永明十一年（493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刘勰作为僧佑的得力助手，帮助他整理佛经、厘定文献、区别部类、造立经藏、撰制经录，“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僧佑《法集总目序》）。由于博学多才，寺院不少僧侣碑志，也多出自他的手笔。至今在定林寺中仍留有巨碑“象山树”三个篆字。

    （二）年梦随孔子

    齐明帝建武五年（498年）前后，已逾而立之年的刘勰又做了一个美梦：“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寝，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文心雕龙·序志》）他梦见自己手捧红色的祭器，跟随孔子向南走。梦醒以后，他感到非常高兴。以为孔圣人向他招手，更坚定了他著书立说宣扬儒家经典的决心。于是他便开始写作《文心雕龙》。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孔子的崇拜和对儒家经典的重视。他的《文心雕龙》正是以儒家经书做依据的。刘勰身居佛寺却未出家而又梦随孔子，这与他的人生理想有关。他在《序志》篇中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辨哉？不得已也。”

    而关于著书立说的具体方向的问题，刘勰在《序志》篇里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悦，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意思是要阐明圣人的思想，最好的途径当然是给经书作注解，但是东汉的马融、郑玄等大儒已经作了精深的阐述，自己即使在某些方面仍有一些深入的见解，也难以自成一家了。然而，考察文章的作用，其作为经书的辅佐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祭祀、丧吊，还是朝觐、阅军，抑或婚嫁、冠礼，各种仪节都要靠文章来完成，国家的政治、教化、礼乐、军事、刑法、经济等等一切政务，无不靠文章来实施，至于君臣之间的沟通，军国大事的阐明，当然更离不开文章了。刘勰认为，产生如此广泛而重要的作用的各类文章，无不来源于儒家经典，正是这些儒家经典，才为后世文章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也为后世文章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所以，“论文”同样可以向儒家经典靠近，也就可以完成圣人的重托了。

    岁月如梭，刘勰在建康附近的定林寺生活了十多年了，十年的皓首穷经，十年的博览累积，已是而立之年的刘勰，终于“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开始了《文心雕龙》的撰写，他在《序志》中称尊“仲尼陈训”而撰写《文心雕龙》。从建武五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年）三月，刘勰全力撰写自己的论文之作。精研儒家经典之义理，深究佛门玄谈之论辩，标举文章写作之准则，探索知音赏鉴之奥秘。诗骚赋颂，有韵之文搜罗殆尽；章表奏记，无韵之笔囊括不遗。深入艺术构思之过程，辨别艺术风格之雅俗；明确文学的时代理想，概括文学的本质特征。纵观文学发展之道路，体察文学自然之关系；总结比兴夸饰之方法，规范剪裁之手段。篇章字句，安排推敲精雕细刻；音韵声律，和谐流畅婉转自然。大约用了三四年的时间，至梁天监元年或二年时书成。刘勰在定林禅寺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光辉夺目的一章。这一凝结着他才智与心血、思想与情感的巨著，可以说是一剂救治当时文体解散、言辞浮华、抵制讹滥文风的良药，虽在当时未曾发挥作用，但却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大气恢弘、体例完备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文心雕龙》。

    （三）遇知音人

    《文心雕龙》虽已写完，可是刘勰无名无权，又久居寺门之内，纵有旷世惊人之作，又怎能得到时人之肯定和承认呢？此时他想到了沈约——一个历仕宋、齐、梁三朝并成为当朝权贵、而又身兼文坛领袖的人。

    沈约，字休文，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年），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年）人。其先世乃东吴世家大族。祖父沈林子曾为刘宋开国君主刘裕的参军、征虏将军，刘裕即位后，封其为汉寿县伯，迁辅国将军。沈约的父亲沈璞，文帝时官至宣威将军、盱眙太守，并以防魏有功，转淮南太守。宋文帝死后，王朝内乱，刘骏起兵夺得政权，由于沈璞未能及时响应，被宋孝武帝刘骏所杀。时年13岁的沈约四处潜逃，后遇大赦，幸免于难。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25岁的沈约起家奉朝请，并为尚书右仆射蔡兴宗赏识，两年后，蔡出为安西将军、郢州刺史，便引沈约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泰始五年（469年），蔡升任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又以沈约为征西记室参军等职。刘宋末年，沈约入朝为尚书度之郎。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39岁的沈约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南郡王萧长懋的记室。建元四年（482年），齐武帝萧赜即位，立萧长懋为太子，沈约被任命为步兵校尉，掌管东宫书记，受到太子的特别看重。后迁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永明年间，沈约还受到竟陵王萧子良的赏识，为其门下“八友”之一。永明八年（490年）以后，沈约迁中书郎、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以及御史中丞等职。齐郁林王隆昌元年（494年），竟陵王萧子良辅政，54岁的沈约升任吏部郎。萧子良不久病死，沈约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齐明帝即位以后，沈约晋封辅国将军。建武二年（495年），55岁的沈约被征为五兵尚书。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年），曾为“竟陵八友”之一的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入建康，不久便召集61岁的西邸旧友沈约，引为骠骑将军司马、左卫将军。沈约趁机劝萧衍代齐而立，成为帮助萧衍成就帝业的功臣。梁武帝受禅，以沈约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

    刘勰之所以想到沈约，除了以其当朝勋贵的特殊地位，还因为沈约是一代辞宗，是齐梁文坛的领袖。他重视声律在诗歌创作上的重要作用，与谢朓等人创立了永明新体诗，推动了盛极一时的永明文学。其五言诗清怨和谐，意境独到，骨采完备，精拔可读。更重要的是，沈约以官场浮沉数十载、阅尽人间冷与暖的通达，加之对文学本身的精通，对文坛新人奖掖有加、不吝提拔；其谦谦儒风，受到文人学子的敬重与爱戴。这些原因，使得刘勰把希望寄托在了沈约的身上，希望自己的《文心雕龙》能够见诸于世。

    至于刘勰是怎样使《文心雕龙》到达沈约手中的，《梁书·刘勰传》是这样记载的：“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似的，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便拦住了他，求见献书。这不禁令人想起颇为相似的另一幅历史画面：三国曹魏时期，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钟会撰成论才性同异的《四本论》，自己颇为看重，欲取定于当时名士嵇康，于是便怀揣书稿来到嵇康宅外。徘徊了很长时间，但终于没有勇气敲门，于是便从门外抛至嵇康家中，急忙地逃走了。显然，以刘勰当时的状况，尚难比钟会；以沈约当时之隆达，则远超嵇康。王公侯门深似海，即使想如钟会那样抛至其家，也是难以办到的。不过，刘勰还是迈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性，《梁书·刘勰传》也作了较为详细而生动的记载。

    当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时，立即被其精辟的理论吸引了，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南史·刘勰传》），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赞，刘勰的名气才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同时，38岁的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

    （四）终能奉时

    梁武帝天监初年，37岁左右的刘勰“起家奉朝请”（《梁书·刘勰传》）。虽做了官，但是他还住在定林寺。“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既无官品，也没有职任；但既已“奉朝请”，则正式踏上仕途便指日可待。如上所述，沈约也正是自“奉朝请”开始了其漫长的仕宦生涯。对刘勰来说，直至进入人生之中年方得“奉朝请”，似乎太迟了些。不过，以庶族寒门的身世，其父亲又战死而无功，加之久居佛门十数载，自然无法相比出身世家大族的沈约。

    天监三年（504年），刘勰终于正式踏上仕途。是年正月，梁武帝之弟、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进号中军将军；其开府置佐，网罗幕僚，刘勰有幸成为他的记室。记室之位虽然不高，然其专掌文翰，职责还是颇为重要的。正因如此，记室之人的选择相当严格。先后在萧宏幕府中任记室之职者，有王僧孺、殷芸、刘昭、丘迟、刘沼等人，或出身势族高门，根基深厚；或励精勤学，博洽群籍；或文章名世，工诗能赋；或少有奇才，为世所重。因此，刘勰一入仕途便成为萧宏府中记室而居枢要之职，亦可谓幸运之至了。

    天监四年（505年）十月，梁武帝大举攻魏，命令王公以下各出租谷以助军饷，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为帅，都督北伐军事。征讨北魏期间，以丘迟为咨议参军并兼记室，刘勰转为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夏侯详乃齐朝勋贵，入梁以后，征为侍中、车骑将军，论功封宁都县侯。天监三年，迁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将军、湘州刺史。其为官有道，深为湘州百姓所称颂。刘勰改任为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其职位与记室略同，都是公府十八曹参军之一，职掌仓帐出入等务。刘勰的改任，显然并非职务的升迁，不过以初入官场的无名小辈，不宜参加征魏之大举，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夏侯详德高望重，其车骑将军之位亦高于中军将军，这对刘勰而言，自然是值得欣慰的。

    天监六年（507年）六月，夏侯详被征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刘勰亦离开仓曹之职，出为太末（今浙江龙游）令，走上了治理一方的为官之路。《梁书·刘勰传》特地记载了刘勰治理太末的结果：“政有清绩。”文字可谓简略之至，但作为父母官，没有比为官的清明和清廉更重要的了。那么，刘勰之颇有治事之才也就可想而知了。按照齐梁官制，“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其有声绩克举，厚加甄异；理务无庸，随时代黜”（《南齐书·武帝纪》）。所谓“小满”，《南史》有云：“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

    三年期满以后，天监十年（511年）正月，刘勰被任命为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兼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萧绩乃梁武帝第四子，天监七年（508年），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户；天监十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萧绩时年只有7岁，且其仁威将军之号位列十六班，而刘勰先后做过中军将军萧宏的记室、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因此若论职位，似乎是谈不上升迁的。然而，萧绩乃梁武帝之子，自幼聪警异常，梁武帝爱之有加；所以提拔刘勰为其记室，乃是莫大的光荣。更为重要的是，刘勰同时成为东宫之主、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则是受到梁武帝的信任，是显而易见的。若以职位而论，东宫通事舍人之职位列末班，官品很低；但东宫官属的选拔，要么是出身世家大族而声名清要，要么是才华出色而众望所归，其严格谨慎，是一般职位所不能比拟的。以庶族寒门出身的刘勰，若无“深得文理”之名以及“政有清绩”之声，大概是不会有此殊荣的。

    萧统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年）九月，乃梁武帝长子。当时萧衍已近不惑之年，喜得贵子，甚为宠爱；登基不久，便立为皇太子，其时萧统不到2岁。萧统生而聪慧，3岁开始读《孝经》和《论语》，5岁已遍读“五经”，且完全能够背诵。6岁时出居东宫。天监八年（509年）九月，9岁的萧统在寿安殿讲《孝经》，已完全理解全书之义。对于富有才华的文人，萧统更是赞赏有加。或讨论篇籍，或商榷古今，或谈佛论道，或著文赋诗；一时间，东宫之内可谓文士毕集，名才咸至，盛况空前。关于刘勰和萧统的关系，《梁书·刘勰传》只有这样一句话：“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刘勰以知天命之年而奉事萧统，且有“深得文理”的《文心雕龙》名世，其深得“爱接”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天监十六年刘勰上表建议，得到了梁武帝的好感，从而获得了一次升迁。《梁书·刘勰传》记载：“时七庙飨荐已用疏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天监十六年（517年）四月，隆佛正盛的梁武帝曾下诏，要求天子宗庙的祭祀品不能再用家畜，因其“无益至诚，有累冥道”（《隋书·礼仪志》），与佛家不杀生之旨不合；至十月，梁武帝再次下诏，因为宗庙祭祀虽已不再用牺牲，但还有干肉一类的东西，诏书要求改用疏果。这就是所谓“时七庙飨荐已用疏果”。不过，梁武帝的两次下诏，皆引起“公卿异议，朝野喧嚣”（《南史·梁本纪上》），甚至有不服从诏命者；而祭祀天地社稷之神的郊社之祀，仍然使用牺牲。这便是刘勰上表的用意了，他认为既然天子七庙之祭祀已经改用疏果，二郊农社之祭祀亦当与七庙相同。显然，刘勰的表奏是符合梁武帝之意的。天监十七年（518年），52岁的刘勰升迁步兵校尉，仍兼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职掌东宫警卫，位列六品；较之属于九品的通事舍人，已经是连升三级了。历任此职者，都是士林名流，所以刘勰的迁任，可谓是莫大的殊荣。而此时也是他一生中最为幸运和辉煌的时期。

    （五）遁入空门

    当刘勰苦苦奋斗、孜孜以求数十载，终于看到希望的曙光之时，这一丝曙光也瞬间破灭了。天监十八年（519年）四月，梁武帝于无碍殿亲受佛戒，法名冠达，从而掀起崇佛的高潮，刘勰亦接到诏令：解除步兵校尉之职，与慧震和尚一起，回定林寺编纂经藏。

    其实，正值梁武帝隆佛之时，把编集经藏的任务交给刘勰，也是因为信任他。而且，此时僧佑去世不久，令刘勰回到定林寺整理佛经，也是合乎情理之事。然而，这对升任步兵校尉之职刚满一年的刘勰来说，不能不说是相当残酷的。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想当初，当刘勰初次踏上定林寺的石阶时，虽同样是无可奈何，甚至是走投无路，但并没有失去希望。他身居佛寺十几年却并未剃度出家，正是坚信总有一天会走出定林寺，走上辅政报国的仕途。他走出了定林寺，实现了这一愿望。但却没有想到，三十年后竟重返定林禅寺！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是何等的复杂！在整理佛经的过程中，刘勰越来越深信佛教，这期间他除了校经外，又于普通年间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作——《刘子》，这是一部思想著作，此书融入了他的从政心得与治国经略，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没有在中国思想史上引起重视。

    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完成整理佛经任务之后的刘勰上表“启求出家”，据《梁书·刘勰传》记载：“有敕文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他用火烧掉了鬓发，立誓出家。萧衍批准了他的请求。刘勰遂在定林寺脱去官服，换上僧衣，改名慧地，做了和尚。普通三年（522年），56岁的刘勰在出家不到一年后辞别人世。

    刘勰在梁朝为官后，由于生活经历的改变，和梁武帝极力提倡信仰佛教，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矛盾中，佛教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时他才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遁入空门便是他佛教思想发展到顶点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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