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工作和生活的小城固原，就在六盘山脚，一抬头，西南边的山影像一道沉默的屏障，它总是遮挡住我试图远望的视线，却给内心投射下一道温暖的依靠。二十九年前，我在六盘山另一边的西吉乡里生活，从孩提到求学，到就业，工作的单位从乡村小学、中学到乡政府，变了又变，但都是在六盘山的西边活动。接下来的六年，脚步被自己牵引到了固原，这里已经是六盘山的东麓了，这座安静地俯卧在六盘山脚根下的小城，它朴素，落后，沉默，厚重。一抬头就能看到卧雪的六盘山顶。目光远眺，心思流转，生活变换，心情变迁，三十不惑，我和我的生活、文字都经历着时代的变迁。时代是大时代，变迁是小变迁，一个人内心的经历和变迁更是浮尘一般的微小。可是我常常耽于一个人的小变迁。这种变迁更直接，更让我纠结和沉溺。常常，我会望着高处纯粹的蓝天，和蓝天下苍远的群山，一边远眺一边幻想，幻想很多事情，这源于我对自己手底文字的思考和疑惑。

    这个冬天，西海固比较冷，最低温度逼近历史最低纪录。六盘山顶自从驮上第一抹白雪开始，那一片白就再也没有彻底消失过，一直白皑皑地背了一个漫长的冬。在寒气蔓延中，我打理工作、生活之余，一有时间就审视着自己的文字。我觉得这时候的自己很滑稽，是个可笑的角色，看那些文字的目光和心态，就像一个母亲在打量自己长得不怎么样的孩子，心里一个劲儿犯嘀咕，我应该还能把他们创造得更好看一点啊，怎么就这副歪瓜裂枣的嘴脸了？嘀咕归嘀咕，嘀咕完了，左右端详，还是觉得从心眼里有一份儿偏爱，毕竟是自己生出的孩子嘛，再丑，也舍不得拿去喂狼。

    之所以清晰地记得最初拿起笔开始写作的那个时间点，是因为那一年很特殊，2000年，千禧之年，当时我十八岁。很欣慰，我竟然用那样的方式为自己的青春年华留下了一个注脚。有时候觉得苦，涩，迷惑，也曾中断，也曾犹豫，岁月无伤，时间流淌，所幸离开的时间总是不长，很快又会重新回来，循着文字的馨香回到那条熟悉的小路上，固执地，勤恳地，快乐地，不知所求地，读，写。去年在多次文学活动的发言中我说我已经写了十五年了，已经写了十五年了。而如今，这个数字需要再次更新，十五年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是十六年。十六年，要是把每一年的时光展开了，摊在眼前，一年又一年地排下来，几乎所有的日子里，都深深浅浅不同程度地刻画下一个挚爱文字的女子的内心痕迹，思索，想念，苦恼，喜悦，渴望，暗哭，向往，都是秘密。所有伴随文字的因素，都是秘密。

    因为文字，我觉得写作者要比一般人更多地承受内心的沧桑。这些看不见的，细碎的沧桑，却蚕儿吞噬桑叶一般一天天一月月地侵蚀着心，面对巨大的时代，面对纷杂的人世，有时候觉得要用文字去切入去抒发去思索，是一件艰难万分的事情。这样的问题是不能多想的，想多了，就有种虚幻的无助和四顾茫然的孤独。也许这样的感觉，是每个书写者都会面临的难题，每个人都会挣扎在自己设定或者难以摆脱的泥淖里。我只能越发地冷静，让自己沉入一种越来越安静的境地里，用完全安静下来的目光去打量这个世界。将打动内心的人物和事件慢慢地咀嚼，剖解，在纷扰繁复的表象之下，探索幽暗处属于人内心的柔软和光泽。

    我想固执地写我熟悉的，难舍的村庄和人与事，近期的系列短篇《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90年的亲戚》《1992年的春乏》《1986年的自行车》，还有《一抹晚霞》等，所有的文字都始终围绕西海固，围绕我稔熟的乡村。但是如今书写乡村，明显要比书写城市难度大，因为当下的乡村已经远远不是我们最初生长、生活、熟悉的那个乡村，社会裂变的速度和纵深度早就渗透和分解着乡村，不仅仅是表面的外部生存环境的变化，还有纵深处的隐秘的变迁，包括世态、人心、乡村伦理、人情温度……乡村像一个我们熟悉的面具，一不留神，它已经变得让我们感觉面目全非和陌生难辨。而在意识里，却对乡村寄予了我们最初成长岁月里的美好和情感，现在我们还以这样的尺幅去衡量乡村，无疑现状会让我们失落。这种落差，怎么在文字里呈现？怎么叩问追索乡村失落的东西？又怎么重新发现、讴歌和守望乡村？

    这一命题，随着我一直书写的那个村庄扇子湾的搬迁，很直接很残酷地逼到我面前了。还是围绕着扇子湾，还是写扇子湾的人和事。但是此刻的扇子湾，和西海固部分村庄一样，正经历着被移民搬迁的命运。被移民的村庄有着大同小异的特征，位居深山，交通不便，干旱缺水，生活苦焦。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大家只能抛弃了这深山褶皱里的村庄，搬到川区靠近黄河水的地方去。扇子湾四十来户人，分好几次搬迁，被分作劳务移民和生态移民。大家习惯了几辈人种地的生活方式，现在搬过去住廉租房，进工厂打工，据说只要能下苦，还是可以过好日子的。但是大家更希望能分给自己一点土地，感觉有了土地耕种心里才能踏实。所以乡亲们不愿意走劳务移民的路，而是等待着能被安排到生态移民的名单里。所以，从2010年开始，这个村落的人就处在一种等待中。命运会怎样，一时不知道。由于随时会搬离，所以各种建设活动全部停止，只有好一点的土地还耕种着。村庄迅速败落下去。我隔段日子回去看奶奶，每一次都能看到村庄的沧桑和破败。扇子湾的消失是迟早的问题，我们谁都没有能力挽救。看着日渐塌陷的老屋，家门口弯了腰的老杏树，老坟院里不断低矮下去的爷爷和弟弟的坟堆……一个在扇子湾出生、长大的生命，我能挽留些什么呢？一方面密切关注着乡亲们的当下，另一方面，禁不住去回忆。沿着记忆的小路往回走，回到了二十几年前的扇子湾，看到了从前的土院子、白木门、土窑洞、太爷爷、外祖母、小黑驴、红乳牛、羊群、芦花鸡、黑狗……每一个寻常的日子，和一日三餐中离不开的菜肴。我能做什么？除了不断地徘徊、伤怀，只能书写，让这缕馨香借助着文字扩散，让我的怀念和挽留变得温暖。

    在首届“黄河文学”散文比赛中的二等奖散文《半叶清风吹故乡》里，我直言不讳地书写了我的矛盾，我的痛苦，我内心难以调和难以平衡的矛盾。一座乡村的陷落，是多少故事多少回忆多少温暖的陷落？一座乡村的消逝，又是多少连接的消逝？手中的笔沉重得再也无力轻松举起。我从活生生的生活里去汲取。所以一有空就往农村跑，利用一切机会回娘家、婆家、亲戚家，不想、不能也不敢远离生活，鲜活的素材都在真正的生活里。我开始了系列回族老人生活采访，从西海固老人们身上汲取鲜活的记忆，挖取珍贵的素材，接受民族血脉里最贴近地皮的那种营养的滋养。每年秋季我都要去老家的玉米地里掰棒子，掰出两手心的血泡和老茧，这样坚持的原因只在于我喜欢透过腥咸的汗水看到那么多农民同胞被汗水漫漶的笑颜。在西海固乡村集镇上游走，观察那一张张鲜活生动被生活牵动的脸庞。在清真寺拱北等地的回族传统节日上或者回族葬礼上，我让自己像一粒沙子一样，默默地镶嵌在最低处的地皮里，然后用自己的心跳感受这个群体的心跳，用自己的体温体味大众的体温。我见过清晨打开商品房门泼出第一盆洗脸水的小媳妇，见过为自己买嫁妆的大姑娘，也望着农贸集市人散后空落落一地垃圾被风裹挟着乱舞的寂寥和清冷出过神。

    文学是什么？其实现在已经很少去思索这样直白又艰深的课题，面对整个时代的喧嚣和浮躁，我觉得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如果能脚踏实地坚守一份内心的清明与宁静，也许更有意义。

    马金莲

    201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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