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急功近利，容易铸成大错
现今社会上，有些人在创业初期急功近利，结果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一旦犯了错误，就要用真诚去求得别人的原谅。因为，真诚的心是最容易打动人的。
创业初期的李嘉诚年少气盛，急于求成，一味追求数量，而忽略了企业信誉的关键——质量。所以，创业不久，一帆风顺的李嘉诚遭到当头棒击，长江塑胶厂遭到重大挫折。
一家客户宣布李嘉诚的塑胶制品质量粗劣，要求退货。
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接二连三的客户纷纷拒收长江塑胶厂的产品，还要长江厂赔偿损失！仓库里堆满因质量欠佳和延误交货退回的玩具成品。
索赔的客户纷至沓来。还有一些新客户上门考察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见这情形扭头就走。
“不怕没生意做，就怕做断生意。”李嘉诚此时的处境正是后者。客户是企业的衣食父母，不由李嘉诚不急如热锅上的蚂蚁。
屋漏偏遭连夜雨。银行知悉长江塑胶厂陷入危机，立即派职员催还贷款。
全厂员工人人自危，士气低落。
黑云压城城欲摧。长江塑胶厂面临着遭银行清盘、遭客户封杀的生死存亡的严峻局势。
质量就是信誉，信誉是企业的生命。李嘉诚竟然铸成如此大错，他深为自己盲目冒进痛心疾首。
李嘉诚在母亲的开导下，痛定思痛，以坦诚面对现实，力挽狂澜。
李嘉诚的第一招是“负荆拜访”。
首先要稳定内部军心，这是企业能否生存的前提条件。因此，李嘉诚向员工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经营错误，并保证绝不损害员工的利益，希望大家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李嘉诚言出必信，因此，员工的不安情绪基本得到稳定，士气不再那么低落。
后方巩固之后，李嘉诚就——拜访银行、原料商、客户，向他们认错道歉，祈求原谅，并保证在放宽的期限内一定偿还欠款，对该赔偿的罚款，一定如数付账。
李嘉诚坦言工厂面临的空前危机，随时都有倒闭的可能，恳切地向对方请教拯救危机的对策。
李嘉诚的诚实，得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谅解。大家都是业务伙伴，长江塑胶厂倒闭，对他们同样不利。
银行、原料商和客户一致放宽期限，使李嘉诚获得了收拾残局、重振雄风的宝贵时间。
李嘉诚的第二招是立即清查库满为患的积压产品，将其分门别类、选好汰劣，然后集中力量推销，使资金得以较快回笼，分头偿还了一部分债务，解了燃眉之急，缓了一口气。
李嘉诚的第三招是利用缓冲的喘息机会，对工人进行技术岗位培训，同时筹款添置先进的新设备，以保证质量。
嘉诚百般努力，在银行、原料商和客户的谅解下，终于一步一步地捱过劫难。
李嘉诚箴言：
我们应力争上游，制造理想坏境让内地和外国继续投资，中国的经济基础、充足的储备和庞大的市场口都是我们的后盾。
2.要做大事，谨慎二字不可丢
李嘉诚进入房地产的时候，房地产还不是大热门，但绝非冷门。
房地产已经成行成市，个中好手在其中创出了许多新意。
比如祖籍广东番禺的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卖楼花的销售高招。
所谓卖楼花，就是一反原来地产商整幢售房或据以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就动工兴建。
卖家用买家的钱建楼，地产商还可将地皮和未完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可谓是一箭双雕。
银行的按揭制日益完善。用户只要付得起楼价的10%或20%的首期，就可以把所买的楼宇向银行按揭。银行接受该楼宇作抵押，将楼价余下的未付部分付给地产商，然后，收取买楼宇者在未来若干年内按月向该银行付还贷款的本息。
无疑，银行承担了主要风险。
霍英东售楼花的创举可以加速楼宇销售，加快资金回笼，弥补地产商的资金不足。因此，急功近利的地产商纷纷效尤，蔚然成风。
李嘉诚面对地产界的主流新风潮，作为一个新进者，他冷静地研究了楼花和按揭。
李嘉诚得出结论，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直接影响银行。正所谓唇亡齿寒，一损俱损。因此，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
根据高利润与高风险同在的简单道理，李嘉诚制订方略。
一、资金再紧，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以加速建房进度。
二、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三、不牟暴利，物业只租不售。
总的原则是谨慎入市，稳健发展。
1961年6月，廖创兴银行挤提风潮证实了李嘉诚稳健策略的正确。
廖创兴银行由潮籍银行家廖宝珊创建。廖宝珊同时是“西环地产之王”。
为了高速发展地产，他几乎将存户存款掏空，投入地产开发，因此引发存户挤提。
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亡。
李嘉诚从自己所尊敬的前辈廖宝珊身上，更加清醒地看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
他深刻地认识到投机地产与投机股市一样，“一夜暴富”的背后，往往是“一朝破产”。
作为地产界的新秀，李嘉诚坚持稳健的步伐。
后来，在1965年1月，明德银号又因为投机地产发生挤提宣告破产，全港挤提风潮由此爆发，整个银行业一片凄风惨云。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不得不出卖股权给汇丰银行才免遭破产。
靠银行输血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一派肃杀，地价楼价暴跌。脱身迟缓的炒家，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
而在这次大危机中，李嘉诚损失甚微。这完全归功于李嘉诚稳健发展的策略。
李嘉诚安全地避过了地产大危机，在地产低潮中依然稳步拓展。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别的经营方法一无可取。正如李嘉诚不卖楼花，却不能说卖楼花就一定会失败。事实是，卖楼花的做法，在今天的房地产界依然大有其市。正所谓商无定法，条条大路通罗马。卖楼花的始作俑者霍英东今天一样是地产巨头。
关键是我们必须从李嘉诚的做法中吸取有益的启迪。李嘉诚初入地产行业，羽翼未丰，他输不起赔不起，因此他采取不输不赔但资金回笼缓慢、赚头不大（与卖楼相比）的只租不售的稳健发展策略。这也符合李嘉诚与生俱来的一贯性格。
作为我们，在制订经商的战略战术时，应该考虑那些符合我们性格特点和实力的做法。
李嘉诚箴言：
扩张中不忘谨慎，谨慎中不忘扩张。进取中不忘稳健，在稳健中不忘进取，这是我投资的宗旨。
3.根据大形势制定小策略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头脑冷静，认清时局方向，根据大方向制定小策略，这才是真正的无风险投资。李嘉诚投身商海多年岂不知这些道理，无论遇到多少困难他都密切的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1966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恢复了一些生机，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渐渐恢复了元气，已有足够的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们又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大干一场，一扫前段日子的晦气。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内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并很快波及香港。1967年底，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并触发了香港的“五月风暴”。
“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从而引起了二战后香港第一次较大的移民潮。
这使得刚刚出现一线曙光的香港地产业，再次转入愁雾笼罩之中。
这次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商、建筑商们无不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也是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时刻注意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李嘉诚从香港传媒上得到的全是“不祥”的消息。但他明白，香港“五月风暴”与内地“文革”有直接关系，李嘉诚也从一些渠道看到了内地群众组织散发的小报，他从中获悉，8月份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据此看来，香港“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而且，李嘉诚从宏观上坚信，世事纷争，乱极则治，否极泰来。那么，究竟中共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呢？李嘉诚认定，中国政府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
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中国政府若要收复香港，1949年就可趁解放广州之机一举收复，何必等到现在？当年中国政府保留香港，是希望保留一条对外贸易的通道，这样对中国政府较为有利。现在的国际形势和香港的特殊地位并没有改变。因此，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可能性不大。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李嘉诚毅然做出了“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历史性战略决策。并且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拓展良机。
于是，李嘉诚在整个大势中逆流而行，在整个地产行市都在抛售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大量吃进。
此时，许多移居海外的业主，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于是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信息。
李嘉诚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时期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李嘉诚的行为确实需要非凡的胆识和气魄。不少朋友为他的“冒险”捏着一把汗；同业的地产商，也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但李嘉诚依然不改初衷，继续逆潮流而行。
这场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李嘉诚的判断是正确的。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场转旺。这时，李嘉诚已经聚积了大量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可获得的租金收入即达390万港元。
李嘉诚成为这场地产大灾难的大赢家，他利用过人的胆识，把别人臆想的灾难变成了自己的机遇，这也为他日后成为地产巨头奠定了基石。
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或许只有李嘉诚自己心里清楚，他的惊人之举，含有多少赌博成分。
应该说，在这场夹杂着政治背景和人为因素的房地产大灾难中，无论是谁，都难以对前景做出准确的预测。因而，说李嘉诚的决策有十足的把握是不现实的。
客观地说，李嘉诚的行为是带着冒险性的，说是赌博也未尝不可。
但是，李嘉诚的赌博是建立在对形势的密切关注和精确的分析之上的，绝非盲目冒险。
那么，他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李嘉诚认为，任何一个产业，都有它自己的高潮与低谷。在低谷的时候，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都会选择放弃，有的是由于目光短浅而放弃，还有的是由于资金不足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时候就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产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是不是还会有高潮来临的那一天。
如果这个产业仍处在向前发展的阶段，只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才暂时处于低潮，就应选择在这个“别人放弃的时候出手”了。这个时候出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从而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
俗话说：无风险不成生意。因此，做任何生意都不可能十拿十稳，多少有一点冒险成分。风险有多大？利益有多大？这就需要根据各种情况进行分析。一些胆子大的商人，只要有五成胜算就敢冒险；胆子小的，非有八成以上胜算便不敢采取行动。一般来说，风险与利益成正比。前者敢于冒险，很容易倒大霉，也很容易暴发；后者比较稳妥，却难求快速成长。
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当别人算到不足五成胜算，而自已却算到有六七成甚至更高把握时，便意味着发大财的机会来了。李嘉诚正是靠着这种机会快速发展的。当然，这取决于自己高超的分析判断能力。
李嘉诚箴言：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痛苦无可避免，但必须支持港府应变的策略，发展有能力、有基础的事业。
4.大手笔，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做生意时，有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受多种原因驱使，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非做不可的心理。也就是被人们称作“买古董”的心理。而一旦持有“买古董”的心理，就难免心浮气躁，意气用事，甚至盲目投资，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具有相当经济实力时，容易做到心平气和，在投资时也容易保持乐观；而经济实力相当有限的人，心情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这虽然是自然之理，但是，如果一个人想从小做大就有必要修炼自己的心性，戒除急功近利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冷静决策，做成大事。
李嘉诚在扩大经营规模过程中一次次投标，被称为“擎天一指”，也看到他在与置地公司竞标地铁时，曾经以宏大的气魄一路追高，最终击败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对手。但那是在知己知彼、胜券在握情况下的出击，与初入地产界时情况不同。李嘉诚决不会再犯盲目急躁的毛病。
其实，“擎天一指”指的是李嘉诚强大的经济实力，拍卖场上的李嘉诚，并未显示出横扫千军、力挫群雄的必胜气概。英商华商中，都曾出现过一掷千金、博尽取胜的赌徒式的竞投者，进入竞价高潮，不由红了眼，不再权衡家底利弊，非得把对手压下去不可。
拍卖场上的李嘉诚，不仅擅长斗智，还有足够的克制力。
1987年11月27日，香港官地拍卖场。多年未露面的李嘉诚，格外引人注目，他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皆摄入记者的镜头。
政府拍卖的一幅官地位于九龙湾，24.3万平方英尺，底价2亿港元，每口竞价500万港元。李嘉诚与对手连叫两口，底价连跳两次：2亿5百万、2亿1千万。
“2亿1千5百万！”拍卖场的一角响起熟悉的声音——是有“飞仔”之称的合和老板胡应湘。李胡两人有过多次合作。
胡应湘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系，李嘉诚初涉地产，还曾请教过他，两人交谊甚密。李嘉诚回眸一笑，胡应湘亦报微笑。此时地价已竞抬到2亿6千万。
“3亿！”李嘉诚“擎天一指”举起，连跳8口，一时掀起竞价高潮。
“3亿5千5百万！”胡应湘如河东狮吼，一口急跳三档，再掀高潮，四座皆惊。俗话说：商场无父子。那么，在商言商的商界朋友，在商业竞争中，自然也会将朋友之谊暂且放一边。一时，郑裕彤等地产大亨也加入竞价。李嘉诚的副手周年茂，悄悄坐到胡应湘副手何炳章旁边，与他低声耳语。胡应湘不再应价，退出竞投。
当叫价飞涨到4亿元时，全场哑然，叫价也高出底价一倍，是拍卖场敏感的临界线。一阵短暂的沉默，竞投各方都在心中打算盘。
“4亿9千5百万！李嘉诚“擎天一指”再次举起，四座瞩目。
无人竞价，一声槌响，尘埃落定，成为此幅官地的成交价。
李嘉诚当时宣布：“此地是我与胡应湘先生联合所得，将用以发展大型国际性商业展览馆。”
一位地产分析家评论道：“依本人估计，李嘉诚把此幅官地的最后投价定为5亿。这个价，可说是参与竞价的各方心定的最高价。有人会定在4亿，有人会定在4.5亿，各家有各家的算盘。李嘉诚是地产金指头，他染指的土地，开发物业所得盈利，往往高出同业。故他出价4.95亿，仍有厚利可图。”
“竞价进入高潮，很容易出现情绪化，冲动之下，不管死活，非得做赢家不可（这次倒无这样）。如是这样，李嘉诚必会退出，以成全对手风头。”
记者采访李嘉诚，问：“都说您是拍卖场上‘擎天一指’，志在必得，出师必胜，可您有时为何还是中途退出？”
李嘉诚幽默地道：“这已经超过我心定的价。你们没看到我想举右手，就用左手用劲捉住；想举左手，就用右手捉住。”
在拍卖场上，及时与胡应湘沟通，使其从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这种灵活的手腕值得借鉴。毕竟，经商原本是为了谋利，而不是赌气，能让则让，能拉则拉，没有必要硬把对手压下去。
耐心等待，捕捉机遇，有智有谋，从长计议。李嘉诚不断地通过官地拍卖与私地收购，为地产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土地资源。
李嘉诚箴言：
好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好，坏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坏。
5.只有盈利的生意，没有永远的生意
在生意场上有一句话：只有盈利的生意，没有永远的生意。不知出自何人之口，确一语中地的道出了生意场上的内涵。
这就揭示了投资者的本质特征：买是为了卖，不卖就不会买。是的，李嘉诚一生都在买和卖，而且所谓生意，又叫“买卖”，一个买了东西是为了自己使用的人，是不能叫作买卖人的。
李嘉诚在商场上的角色，扮演的就是生意人的角色，或许很多人都明白，但在急功近利心理的驱使下，许多人都不愿做这种角色，而宁可做投机家。
一个纯粹的投资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过分地执着某一项业务，不要被一项业务套牢，不管这个业务前景多么诱人。
李嘉诚在生意场中，有时坚持不懈，穷追不舍，甚至不惜“十年磨一剑”，有时却一见不利，及时撤退。无论他继续进取还是退避三舍，都是从该项业务是否有前途考虑的，有利则进，无利则退。
事实上，他从不偏爱任何一项业务，他说：“不要与业务‘谈恋爱’，也就是不要沉迷于任何一项业务。”
这是一种有着丰富商业经历之后超然于商业的一种心灵感悟。对于一个真正的商人来说，在他的眼中，应该是只有赢利的业务，而没有永远的业务。任何一项业务，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之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这项业务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李嘉诚一个个大进大出，都是以“腌股”为后盾的，一待良机出现，便急速抛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7年，李嘉诚在半小时内就下定决心投资3.72亿美元，购买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5%的股份。
这是一支值得长期保留的明星股。
3年后，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股价涨高，李嘉诚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将股票抛出套现，净赚近1亿美元（合近7亿港元），从这里我们看到：李嘉诚在股市中稳扎稳打，善抓机会，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李嘉诚凡事都会深思熟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之后才去做。
众所周知，购买债券是一种极保守的投资，持有人只能享受比定期存款较高的利息，而不能参与分享公司红利。
李嘉诚所购买的债券，大部分都是可转换债券。这种债券有1~3年的期限，若持有人认定该公司业务能稳定增长，可以用债券换成该公司股票，从而获取更大收益。即使不成，也可将债券保留至期满，最终收回本金及利息，所以这种债券既和普通债券一样，具有风险小的优势，又比较灵活，能转换为股票。可以说是将债券和股票的优势合二为一，是一种较为稳健的投资方式。
1990年，李嘉诚购买了约5亿港元的合和债券。另又购买了爱美高、熊谷组、加怡等13家公司的可转换债券共计25亿港元。
在此后的发展中，胡应湘的合和表现最为出色，先后拿下广东虎门沙角电厂、广深珠高速公路、广州市环城高速公路及泰国架空铁路等大型工程兴建合同，一时名声大噪，众豪争扯他的衫尾。
见此情势，李嘉诚马上把合和债券兑换成股票，这样一来，当初价值5亿的股票，到3年后升值为近9亿，账面溢利达3亿多港元。同样，李嘉诚购入的其它可转换债券，也大都有不俗的表现。
李嘉诚箴言：
中国古老的生意人有句话说：“未购先想卖”，这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入一件东西时，会作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交易前，所要想的事情：只有百分之一的时间，是想到可赚多少钱。
6.稳健中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李嘉诚投资债券，既符合他一贯的“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的发展方针，同时也符合分散风险的投资原理，属于两条腿走路，游刃余地更大。
不过，最能体现李超人投资风格的事例，也许是与华资财团欲再次联手合作，吞并垂暮狮子置地。
当时，各种收购的传闻纷纷扰扰，众多财大气粗的华商大豪，均被认为可能染指置地：长江实业的李嘉诚，环球集团的包玉刚，新世界发展的郑裕彤，新鸿基地产的郭得胜，恒基兆业的李兆基，信和置业的黄廷芳，香格里拉的郭鹤年等等，皆在此列。另外，股市狙击手刘蛮雄，亦可能趁虚而入，狙击置地这个庞然大物。
据说刘蛮雄登门拜访怡置大班，提出要以每股16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控25%的置地股权。西门·凯瑟克愤然拒绝，一来嫌刘氏太过贪心，出价如此之低；二则刘氏在股市名声欠佳，怡和不愿意把多年苦心经营的置地交付于此等人手中。
头脑甚为精明的刘氏只得告退。其后又有多位大老板纷纷前往拜访西门。西门既不彻底断绝众猎手的念头，又高悬香饵，惹得众人欲罢难休，欲得不能。
不过，这些都是传闻，是真是假，难以他辨。其中流传最广的要数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了。
据说，李嘉诚也曾拜访西门·凯瑟克，表示愿意以每股17港元的价格收购25%置地股权，这比置地10港元多的市价，溢价6元多。但西门·凯瑟克对这个出价仍不满意，但他也未把门彻底堵死。他说：
“谈判的大门永远向诚心收购者敞开——关键是有双方都可接受的价格。”
于是李嘉诚等人与凯瑟克继续谈判，双方一直很难达成一致。
李嘉诚在谈判中不想表现得太积极，同收购港灯时一样，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此时，香港股市一派兴旺，很快便攀上历史最高峰，并非低价吸纳的最好时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挟摇直上的香港恒指，受华尔街大股灾的影响，突然狂泻。1987年10月19日，恒指暴跌420多点，被迫停市后于26日重新开市，再泻1120多点。股市愁云笼罩，令投资者捶胸顿足，痛苦不堪。
香港商界惊恐万状，大家自身尚且难保，再也没有余勇卷入收购大战了。此时自救乃当务之急。置地股票跌幅约四成，令凯瑟克寝食难安。
李嘉诚的“百亿救市”，成为当时黑色熊市的一块亮色。证券界揣测，其资金用途，将首先用做置地收购战的银弹。
正如一场暴风雨一样，这次股灾来得猛，去得也快。等到1988年3月底，沉入谷底的恒指开始回攀。银行调低贷款利率，地产市况渐旺，股市也逐渐开始转旺。
农历大年刚过，收购置地的传言再次盛行，华南虎再度出山。
事后，报章披露，1988年2、3月间，李嘉诚等华商大亨，曾多次会晤西门·凯瑟克及其高参包伟士。
一直善于等待时机、捕捉机会的李嘉诚，这次为什么没有借大股灾中怡置地扑火自救、焦头烂额之际趁火打劫呢？须知股灾中置地股价跌到6.65港元的最低点，即使以双倍的价格收购，也不过13港元多，仍远低于李嘉诚在股灾前提出的17港元的开价。
原来，收购及合并条例中有规定，收购方重提收购价时，不能低于收购方在6个月内购入被收购方公司股票的价值。10月份的股灾前，华资大户所吸纳的置地股票，部分是超过10港元的。这就是说，假设以往的平均收购价是10港元，现在重提的收购价，就不得低于10港元的水平，而6个月后，将不再受这一限制。
4月中旬，股灾发生后已过了整6个月。此时，置地股从最低点回升后，仍在8港元的水平上徘徊，仍低于股灾前的水平，依然对收购方有利。
最后，由于置地强力进行反收购，使李嘉诚的收购成为不合算行为，于是李嘉诚毅然放弃了已经花费了大量心血、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收购。
这次收购虽然最终没能成功，但是李嘉诚的做法却值得称道。因为投资不可以意气用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两败俱伤中夺取微弱的胜利，在一般情况下不是真正的投资家的应有做法。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李嘉诚退出收购反而是一个胜利。
世界上任何角色都很难做得纯粹，做生意，尤其是像李嘉诚那样做大生意就更难。因为他的投资是一种动辄千百万元的事，一旦失利，就会造成重大损失。然而李嘉诚做到了这一点。也许，这是他在商场征战中屡战屡胜、被誉为“超人”的根本原因。
看来要做一个“纯粹的投资家”，首要的是要修炼自己的心性，做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为杂念所动，而保持心性空明，气息平和。
显然，这是一个难以企及而又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纯粹的投资家的话。
李嘉诚箴言：
尽量挤出时间使自己得到良好的休息。只有得到良好的休息，才会有充沛、旺盛的精力去面对突如其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7.暗渡陈仓，不打无准备之仗
“暗渡陈仓”始于三十六计，他的始作俑者是西汉时的大将韩信，韩信用兵如神，在出汉中东征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举平定了三秦，历来为兵家称颂。其实商场如战场，次计当然适用于商场，不只李嘉诚是故意用计还是偶合，在收购九龙仓一役中，却不折不扣地用了暗渡陈仓之法。
九龙仓不是严格意义的仓库，而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拥有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怡和洋行是九龙仓大股东之一。
九龙仓属怡和系属下的一家上市公司，它与置地公司并称为怡和的“两翼”。九龙货仓有限公司的产业包括九龙尖沙咀、新界及港岛上的大部分码头、仓库，以及酒店、大厦、有轨电车和天星小轮。历史悠久，资产雄厚，可以说，谁拥有九龙仓，谁就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的货物装卸、储运及过海轮渡。
九龙仓的母公司怡和，与和记黄埔、太古集团、会德丰并称为香港四大洋行。怡和在四大洋行坐大，怡和大班同时又兼九龙仓主席，可见九龙仓在怡和举足轻重。
李嘉诚一直以置地为竞争对手，九龙仓引起他的注意，是九龙仓的“挪窝”。
与港岛中区隔海相望的尖沙咀，日益成为香港的旅游商业区。火车总站东迁后，九龙仓把货运业务迁到葵涌和半岛西，腾出来的地皮用于发展商业大厦。
李嘉诚赞叹九龙仓的创始人以极廉的价格获得这块风水宝地，如今水涨船高，身价百倍。九龙仓先后建有海港城、海洋中心大厦等著名建筑，但在经营方式上不足称道，他们固守用自有资产兴建楼宇，只租不售，造成资金回流滞缓，使集团陷入财政危机。为解危机，大量出售债券套取现金，又使得集团债台高筑，信誉下降，股票贬值。
1977年12月中旬，敏感的财经评论家对九龙仓进行分析，以《九龙仓业务开始蜕变》为题，指出九龙仓集团如能充分利用其土地资源，未来10年可以出现年增长20%的良好势头，该评论家还预测时价13.5元的九仓股，将是1978年的热门股。
在九龙仓问题上，这位评论家与李嘉诚英雄所见略同，不过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不显山不露水，埋头实干，不事声张，李嘉诚已在收购九龙仓股票。
李嘉诚曾多次设想，若他来主持九龙仓旧址地产开发，绝不至陷于如此困境。自从长江上市，李嘉诚在兴建楼宇“售”与“租”的问题上，奉行谨慎而灵活的原则。若手头资金较宽裕，或楼市不景气楼价偏低，最好留做出租物业；若急需资金回流，加快建房速度，楼市景气楼价炒高，则以售楼为宜。
他看好九仓股票，是因为该集团不善经营造成股价偏低。精于地产股票的李嘉诚，算过一笔细账：1977年末和1978午初，九仓股市价在13~14港元之间。九龙仓发行股票不到1亿股，就是它的股票总市值还不到14亿港元。九龙仓处于九龙最繁华的黄金地段，按当时同一地区官地拍卖价，每平方英尺6000~7000港元计算，九龙仓股票的实际价值应为每股50港元。九龙仓旧址地盘若加以合理发展，价值更是不菲，即使以高于时价的5倍价钱买下九仓股也是合算的。
基于这种考虑，李嘉诚不动声色，买下约200万股散户持有的九龙仓股。这个数目，无论对李嘉诚还是对怡和，都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界线。李嘉诚从不打无准备仗，他通过智囊了解到，一贯被称为怡和两翼的九龙仓，与姐妹公司置地在控股结构上并非平等关系。怡和控置地，置地控九龙仓，置地拥有九龙仓不到20%的股权。
现在李嘉诚吸纳的九龙仓股，约占九龙仓总股数的20%。这意味着，目前九龙仓的最大股东将不是怡和的凯瑟克家族，而是李嘉诚。这为李嘉诚进而购得九龙仓，与怡和在股市公开较量，铺平了道路。购得九龙仓，无疑使长实的老对手置地断臂折翼。
当时，那位“料事如神”的财经评论家的鸿论，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李嘉诚吸纳九龙仓股，是采取分散户头暗购的方式进行。九龙仓股成交额与日俱升，引起证券分析员的关注。嗅觉敏锐的职业炒家介入，九龙仓股便被炒高。一时间，大户小户纷纷出马，加上股市流言四起，到1978年3月，九龙仓股仿佛温度计被火一灼，急速窜到每股46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这已和九龙仓股每股实际价值相当接近了。
这时期，李嘉诚持有的九仓股还不满200万股，他不得不等股价回落，以稍低的价格将九龙仓股增至20%的水平。
入主九龙仓董事局的路程，对李嘉诚来说仍十分艰巨。
按照公司法，股东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是其控有的股份在50%以上。否则被收购方反收购，会使收购方的计划前功尽弃。现在九龙仓股票的股价已被炒高，要想增购到51%的水平，非李嘉诚的财力所能及。
九龙仓的老板已在布置反收购，到市面上高价收购散户所持的九龙仓股，以增强其对九龙仓的控股能力。
20世纪70年代初，怡和系的置地，轻而易举收购了周锡年任主席的牛奶公司，风光一百多年的怡和，在当时的香港商界股市仍可翻手为云覆手雨。“置牛大战”，被行家誉为香港股市收购战的经典之作。
实力发生变化也正是在70年代，大批华资公司上市，借助股票以小搏大、以少控多的优势，当初上市公司家族的小矮人，渐渐长成小巨人。现在，这些小巨人正以咄咄逼人之势，向商界超级巨人怡和频频发起攻势。
怡和大班岂能不惊慌？今日之怡和，不似昔日之怡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数十年来，怡和奉行“赚钱在香港，发展在海外”的政策。因海外投资战线过长，投资回报率低，给怡和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将怡和逼入绝境。
现在后院起火，怡和倾资扑救——高价增购九龙仓股票；以保“江山无缺”。怡和的现金储备也不足以增购到绝对安全的水平。慌乱之中，向香港第一财团——英资汇丰银行求救。
资料表明，汇丰大班沈弼亲自出马调解，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李嘉诚审时度势，认为不宜同时树怡和、汇丰两个强敌。日后长江的发展，还期望获得汇丰的支持。即便不从长计谋，就谈眼下，如果驳了汇丰的面子，汇丰必贷款支持怡和，收购九龙仓将会是一枕黄粱。
李嘉诚遂答应沈弼，鸣金收兵，不再收购。此时，李嘉诚已收购到近200万股。是否是九龙仓最大股东？李嘉诚也不摸底，怡和一方未透露增购后的持股数。
这只是当时股市风传的小道新闻。事后曾有记者询问汇丰此事是否属实，李嘉诚与沈弼皆言称不知其事。
不过，依日后事态的发展，汇丰从侧面参与九龙仓大战，并起决定性作用，千真万确。
收购九龙仓一役，李嘉诚的可称道之处有四点：首先，他抓住了对方陷入财政危机后，为解危机大量出售债券套取现金，使得集团债台高筑、信誉下降的有利时机；其次，李嘉诚在收购之前算了一笔经济账，对投入的资金与可以获得的利益做到了心中有数；第三，李嘉诚采取了不动声色，暗中收购的方式，令对手防不胜防，这在兵法上叫做“暗度陈仓”；第四，当九龙仓组织反收购，使得自己的收购成为不可能时，趁机卖面子给汇丰大班沈弼，从而既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失败，又为以后攀结汇丰这个财神爷打下了基础。
李嘉诚箴言：
我做生意时，我警惕自己，若我继续有这个骄傲的心，迟早有一天是会碰壁。
8.不把鸡蛋装在一个篮里
聪明的生意人不把资金用在一项投资上，这就是生意场上的“鸡蛋分篮装”的道理。李嘉诚的海外投资重点是加拿大。
1986年12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撮合下，李氏家族及和黄透过合营公司UnionFaith投资32亿港元，购入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股权。
时值世界石油价格低潮，石油股票低迷。李嘉诚看好石油工业，做了一笔很划算的交易。
这是当时流入加国的最大一笔港资，不但轰动加国，亦引起香港工商界的骚动。
其后，李嘉诚不断增购赫斯基石油股权。到1991年，股权增至95%。其中，李嘉诚个人拥有46%，和黄与嘉宏共拥有49%，总投资额为80亿港元。
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作为全球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只局限于此，舞台未免太小了。
跨国投资是李嘉诚的夙愿，80年代中期，和黄、港灯相继到手，李嘉诚便开始大规模行动。
跨国投资可以迅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势力，加入到世界经济的大家庭，舞台大了，机会就会更多。
跨国投资，使自己的企业王国可以遥相呼应，互相支援争取利益。在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因着“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原理规避风险。
正如李嘉诚所说，“根据投资的法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
1988年，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以及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世博发展公司（李嘉诚占该公司10%股权），以32亿港元投得“1986年温哥华世界博览会”会址的204英亩的市区边缘黄金地段地皮，将在上面建筑加国规模最宏伟的商业中心及豪华住宅群，预计10~15年完成。李嘉诚约占50%股权，其余50%为各大股东分有。预计整个建筑费在100亿港元以上。
李嘉诚成了加拿大的投资英雄。仅他一人，就为经济面临衰退的加国，带来100多亿港元巨资。
加拿大的商务官员和商人，为了便于与李嘉诚接触，把办公室也搬进了华人行。
传媒报道：“一位加拿大商务官员对李嘉诚简直是着了迷。他有一幅李氏的肖像（杂志封面），挂在办事处内，此人提到李嘉诚便赞不绝口，说道：‘李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这位商务官员很想李嘉诚投资魁北克省，哪怕是买下皇家山一座房子、一间纸厂还是一些餐厅连锁店，都十分欢迎。只要李氏肯投资，魁北克省便可列入李的商业帝国版图，而且还可以吸引其他香港富商仿效。”
李嘉诚的两个儿子都加入加拿大国籍。他本人于1987年应邀加入香港加拿大会所，成为会员。
每每李嘉诚出现在加拿大会所，驻港的加国官员及商人，便把他众星拱月般地围住。一名了解中国文化的官员，把李嘉诚称为“我们加拿大的赵公菩萨”。
在阿伯达省省府赫斯基大厦，当地商会会员和政要为李嘉诚一行举行盛大酒会。加国殷商和政要，热情洋溢称赞李嘉诚的投资伟业，殷切希望彼此间继续愉快合作。
全球化发展是八九十年代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是特大型企业的必由之路。李嘉诚的海外投资并不限于加拿大而是四面出击，几乎是与加拿大同步进行的。
1986年，李嘉诚斥资6亿港元购入英国皮尔逊公司近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世界著名的《金融时报》等产业，并在伦敦、巴黎、纽约的拉扎德投资银行拥有权益。
该公司股东们对李嘉诚大举收购英资的行动早有耳闻！因此他们对李嘉诚怀有戒心，担心他进一步控得皮尔逊，不甘让华人做他们的大班，于是便组织反收购。李嘉诚见势不妙，便随机退却，半年后抛出股票，盈利1.2亿港元。
1987年，李嘉诚与马世民协商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投资3.72亿美元，买进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5%股权。尽管李嘉诚成为这家公众公司的大股东，却进不了董事局。
原因在于该公司掌握大权的管理层，同样提防这位在香港打败英国巨富凯瑟克家族的华人大亨。于是在1990年，李嘉诚趁高抛股，净赚近1亿美元。
1989年，李嘉诚、马世民成功收购了英国Quadrant集团的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使其成为和黄通讯拓展欧美市场的据点。
继而，李嘉诚又出击美国。1990年，他试图购买“哥伦比亚储蓄与贷款银行”的30亿美元有价证券的50%，这次行动涉及资金近100亿港元。
然而，因为这家银行是加州遇到麻烦的问题银行，卷入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诉讼中，结果，李嘉诚的投资计划搁浅。
李嘉诚在美国最划算的一笔交易？应该是他与北美地产大王李察明建立了友谊。
当时，李察明陷入了财务危机，急需一位有足够经济实力的大亨为他解除危机，并愿与其结为长期合作伙伴。
于是，李察明找到了李嘉诚，他说：“我相信李嘉诚的为人。”
为表诚意，李察明将纽约曼哈顿一座大厦的49%股权，以4亿多港元的“缩水”价，拱手让给李嘉诚。
这是李嘉诚诚实经商的良好形象及信誉带来生意及利润的一个有力例证。
1992年3月，李嘉诚、郭鹤年两位香港商界臣头，通过香港八佰伴超市集团主席和田一夫的牵线搭桥，携60亿港元巨资，赴日本札幌发展地产。李嘉诚的举动，引起亚洲经济巨龙——日本商界的不小震动。面对记者的提问，李嘉诚说：
“正像日本商人觉得本国太小，需要为资金寻找新出路一样，香港的商人也有这种感觉。一句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根据投资的法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
李嘉诚投资海外的几次大行动，有成功也有不利，收购成功，就控得该公司，如收购难度太大，就见好就收，赚一笔就走，打一个枪换一个地方。因为世界之大，企业之多，实在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这充分显示了李嘉诚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不拘一格的经商作风。
1992年内，李嘉诚在内地搞了许多投资计划。1993年，内地因投资过猛，通货膨胀，紧缩银根，抑制过猛的发展势头，李嘉诚的许多计划，包括东方广场计划，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于是，有人说李嘉诚头脑发热，骑虎难下；亦有人说，李嘉诚在赶时机。
内地的投资条件或许的确不那么理想。李嘉诚虽然是一个稳健派，说他赶时机还是有几分道理。但他心如明镜，认为投资条件没有绝对的成熟，只要大体成熟就可以了；在向内地投资问题上，赶时机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至于有什么麻烦，不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已经空旷无物的王府井地盘该起楼了。按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将高达70米，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稍远处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
在香港，已建惯了高楼，不上100米就算不上摩天大厦，这70米，对于香港地主李嘉诚来说，只能算是小莱一碟。然而，这是首都北京，是中国的心脏。要建这么高的建筑，非同小可，逐渐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早在王府井旧城改造计划出台之初，北京的市民们就已经讨论得沸沸扬扬了。他们担心如此庞大的建筑破坏了北京的人文景观。
其实人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国家规划委员会要求，北京市的规划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点向外望365度的视野范国内，不应见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说，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只能望到城墙和天空。离故宫的距离越远，建筑物方可逐步升高。
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高，显然不符合要求。
除此而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所以这幢大厦不仅是过高了，而且过大了。
为此，专家们大声疾呼，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1994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对基本建设规模也做出了要求，即缩小以盈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国家规定，无正式手续的项目一律要停下来。
东方广场投资额超过了12亿港元（还未计地价），按国家规定，过亿美元的合资项目，须以市政府的名义向国家计委申请立项，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动工前须办理报建手续。然而原北京市政府尚未提出立项，就已开始动工兴建了，更不用说提交什么可行性报告与申请建筑施工手续这些文件了。再加上中央认定专家的建议有效，东方广场方案被认为严重超过了国家对城市规划的有关规定。于是，1995年新年刚过，东方广场被强令停工。
李嘉诚明白，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做出半点让步的。但他又知道，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又不是不可变通的。于是，长实主动与北京有关部门协商修改方案，使项目不致胎死腹中。尽管这样会使东方广场计划遭受一点损失，但绝对不会亏本，只不过是少赚一点罢了。
不久，长实集团便发布声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路线，声明指出：
“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例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划发展，该地段之内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长实认为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例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李嘉诚的积极主动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做事果敢，善识大体的行事作风，同时也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成熟。
3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实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强调，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东方广场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出奇”。
3月12日的《联合报》做了如下报道：
“有报道指出长实公司因工程延期及地积比率减小而有些损失，李嘉诚对此的回应是：‘鬼才有损失呢’！他说，面积多少完全无关系，内地地价与香港地价天与地比。香港地价贵，香港最高时地价与起楼价为十比一，内地则完全倒过来。
“……李嘉诚又说，他现时‘无甚烦恼’，球照打、会照开、开开心心。”
李嘉诚既然“开心”，长实的股东们也就放心了，长实股价并没有多少波动。
一切迹象表明，李嘉诚对所有麻烦似乎早有精神准备。他有是够的耐心等待事情的转机。
直到1996年6月，形势终于有了转机。东方广场项目由国家计委报经国务院得到批准。东方广场一波三折，几起几伏，但总算大功告成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东方广场宣告全部竣工。
从以上的一波三折看，内地的投资环境在当时还不十分成熟，李嘉诚当初迟迟不肯大量投资内地，是有其相当道理的。
但是，李嘉诚与北京市合作的东方广场这一项目，毕竞是前途看好，有利可图，这一项目的合作虽不顺利，对他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此似乎内地的投资条件己经成熟，或者刚刚成熟。
妙就妙在李嘉诚不早也不晚地在投资条件成熟与不成熟并存的情况下进军内地，太早会导致麻烦无穷，投资亏本，而太晚则会错过大好时机。这堪称一门艺术，而当事人则堪称艺术家。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李嘉诚向内地投资后劲十足、后来居上之难能可贵，更佩服他把握投资时机之恰到好处。
李嘉诚箴言：
绝不同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刻薄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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