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鲁迅之死》

    林语堂和鲁迅都是文豪，他们在一个时代各自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以自己的方式行走在那段岁月。他们曾经相得，也曾经相离。1936年鲁迅逝世时，林语堂在美国纽约写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其中就涉及到他们的相得与相离，“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言语中，林语堂对鲁迅的敬意依然在纸上的字里行间闪现。

    林语堂留学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是他和鲁迅相识的开始。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为首，另一派则以胡适为代表。尽管当年胡适对林语堂关照颇多，在林语堂留学海外经济窘困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用自己的2000元以学校的名义资助林语堂，却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直到林语堂回国后才知道事情的具体真相。这是很深的个人情谊，并没有影响到林语堂的选择，林语堂站到鲁迅一边和鲁迅成为盟友。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两天，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的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信约稿，然后是林语堂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后来，林语堂和鲁迅并肩战斗，写了许多文章，大谈政治，还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这段经历让林语堂在年老的时候还时常得意地和女儿提起，成为过往岁月闪耀的亮点。

    1926年，林语堂和鲁迅都上了当时军阀政府的黑名单，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然后他邀请鲁迅到厦大任教，这段四个月的相处，让他们的友谊加深了。在厦门大学，林语堂极力照顾鲁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屡屡提及林语堂的这种感人的努力，包括林语堂夫人廖翠凤对鲁迅生活的照顾。当鲁迅在厦门大学不如意萌生去意的时候，鲁迅担心的也是对林语堂的影响，他们不仅是惺惺相惜，而且还风雨同程、患难与共。

    当鲁迅离开厦门去广州然后到上海的时候，林语堂也离开厦门去了武汉最后也到了上海，这两个曾经有过密切友谊的人又相聚在了一起，但这次难得的相聚恰恰是他们之间裂痕的开始。在上海，林语堂和鲁迅都以文字为生，不过各自却走着不同的道路。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和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这是不同方式的选择，不完全是背道而驰，但分道扬镳似乎是注定的事情。在角度不同的道路上行走，愈走愈远或者是无奈或者是现实。仔细观察鲁迅和林语堂等几个人在厦门后山上的那张合影，都是在爬山，林语堂是西装革履手拿文明棍，而鲁迅则是长袍布鞋。也许这仅仅是生活细节，但细节有时候折射的是一种走向，林语堂和鲁迅的差异可见一斑。他们为文的风格和人生道路的不同从这样的细节也可以看出端倪。毕竟，林语堂是出生在乡村牧师的家庭，他从平和坂仔这偏僻乡村走向厦门、走向上海、走向外国留学，然后回国到北京，到厦门，到上海，生活也有不顺心甚至有危险，但生活环境总体是不断变好的。在他的内心，欢乐多于忧愁，他坚持的是“人生要快乐”。而鲁迅出生在没落的贵族家庭，秉持的是“一生都不宽恕”。

    文学立场的不同，让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友谊也磕磕碰碰。他们围绕“痛打落水狗”等发生了论争，尤其是林语堂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而鲁迅却认为在生死斗争之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鲁迅认为对林语堂“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而林语堂则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字里行间的锋芒颇有江湖的刀光剑影。

    不过，“南云楼风波”是他们之间的正面冲突，是他们从文字走到现实的争执。在鲁迅的日记里，对此曾有记叙“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而四十年后林语堂在《忆鲁迅》也回忆起此事：“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地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不论他们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此的风波是过去了，但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裂痕却无法消除。尽管他们后来有次和解，但这样的和解并没有坚持多久，决裂依然是紧随而来。鲁迅还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认为林语堂是在暗讽他已经老了。这也许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也许正常人不以为意的一句平常话，在心有芥蒂之人的心目中却能滋生许多遐想。从1934年起，左翼作家增强了对林语堂的批评，主要是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斥责幽默刊物为“麻醉文学”。从此，两人再无来往，林语堂的名字，也从鲁迅日记里完全消失了。这两个曾经是盟友的人，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这样的方向不仅仅是各走各的阳关道，而且颇有对阵江湖的架势。

    1936年，林语堂到美国从事写作，就在这一年，鲁迅逝世。阴阳相隔，但是他们论争的影响并没有就此消失。林语堂在美国写的悼念鲁迅的文章中盛赞鲁迅的伟大：“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当鲁迅在国内享尽哀荣，被奉为“民族魂”的时候，林语堂行走国外，向东方人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人介绍东方文化。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逝世，两个文豪之间的恩怨最后落下了帷幕。不过，两个人在国内的境遇却是大相径庭，鲁迅的高度需仰视才见，著作的身影在大小书店闪现。林语堂悄无声息，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才依稀有他著作的身影，将近21世纪，林语堂热悄然升温。在林语堂和鲁迅曾经工作过的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颇有阵势，而仅有一间的林语堂纪念室藏在角落，也许从这个格局可以看出林语堂和鲁迅在国内不同的待遇。只是，两个文豪在那个年代的生活和成就是无法用房子的大小来衡量的，无意也没有必要在他们之间分个高低，只要记住，在那个时代，曾经有那么两个文豪，和其他作家一起，相互辉映，就已足够。

    林语堂和鲁迅，都将不朽。他们是文化史上的两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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