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城，是山西省的南大门。驱车出芮城县东南20余里，就来到了万里黄河唯一以大禹冠名的千年古渡——大禹渡。
据说，当年大禹凿开龙门之后，顺流而下，来到一个古柏参天的山峪。在准备渡黄河入秦陕之前，大禹实在累得筋疲力尽，就靠在一棵古柏上休息。只此一靠，一棵普通的树木，沾濡了圣人之灵气。4000年来，栉风沐雨，霜刀雪剑严相逼，然而它“青松挺且直”，愈益傲岸挺拔郁郁葱葱。后人便把这棵柏树称之为“神柏”，而那个山峪也叫作了神柏峪。人们为了追念大禹治水的功绩，就在神柏下，建起了一座“禹王庙”。
禹王庙初建于何年，已无法考证。立于庙中的《神柏峪重建禹王庙碑记》告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禹王庙建于清道光四年。我们从大禹渡，盘山而上，经合林寺，攀九九天梯数百级石阶，就看到了傍崖临水气势恢弘的禹王庙。禹王庙座北面南，山门、过殿、大殿分三个平台展开。
我们随导游小姐进入大殿，一跨入庙堂，已然给人一种凛然威严的气势。禹王头带冕旒高居庙堂之上，四位大臣序秩井然地分列两旁，看那模样与身份，大概就是辅佐禹王的四大臣：皋陶、后稷、伯益、契。俨然是临朝问政的架势。大殿的两侧是800平米的大型浮雕，上面刻记了关于大禹治水的诸种民间传说。
导游小姐为我们介绍说：“大禹，就是伟大的禹的意思。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治理了洪水，一件是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
大禹治水，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这件事早已盖棺定论。然而，大禹改变尧舜举贤禅让的传承，把帝位传给儿子启建立夏王朝一事，孰是孰非，已争议了数千年。
禹王庙独出心裁别具一格的设置，使我们感受了一回“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两种话语系统的碰撞。
当把庙堂史话与民间传说纳入同一时空，使我突然涌起了对历史质疑、拷问、颠覆的冲动。
2、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学者多称五帝，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尚书》也称《史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与《诗经》、《易经》并称我国古代的三部经典。由此足证，华夏文明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自尧始。
禹的“接班人之歌”，须从尧谱写的序曲说起。
尧从16岁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这种组织形式，类似于西方的“联邦制”，是众多部落的结盟），执政了70年。领袖到耄耆之年，选定接班人继承大统，自然成为有关一个国家一个种族长治久安的大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舜曰：‘谁可顺此事（顺应承继大统）？’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何朝何代也不乏察颜观色拍马屁之辈）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帝十分干脆，一个“不用”，作出明确结论。）
《左传》注释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凶，讼也。言丹朱心既顽嚚，又好争讼，不可用之。”《尚书·益稷》予以证实：“毋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恪恪，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丹朱是尧的儿子，他不仅为人暴戾，而且一向不务正业。那时洪水泛滥成灾，百姓忧愁，丹朱对此不仅无动于衷，反而以水中泛舟为乐，整日里乘着船游山玩水。当雨季过后，他又让老百姓当纤夫，为他在沙地上拉船，还美其名曰：“陆上行舟”。为改变儿子的性情，尧用心良苦地发明了围棋，史书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现在出土的史前陶器上，已有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在潞州境内，还留有尧教丹朱的棋盘岭。尧对丹朱的生母散宜氏说：这围棋妙不可言，里面包含了治国治民的深奥道理。希望靠围棋能启悟丹朱，使他具备接班人的条件。
尧对儿子丹朱的认识，有一个从“恨铁不成钢”到“孺子不可教”的心理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对当父亲的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尧不愧是传说中的一代明君，在经过得失的斟酌和利害的权衡之后，还是决心为了部族的长盛久安，只能忍痛割爱，大义灭亲。
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尧求贤若渴几次禅让的故事。
庄子在《逍遥游》中，讲述了尧要把帝位禅让给许由的故事：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爝jué火：炬火，木材上蘸上油脂燃起的火把）；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灌溉）；其于泽也（润泽），不亦劳乎（这里含有徒劳的意思）？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庙中的神主，含有空居其位，虚有其名之义）；吾自视缺然（不足的样子），请致（禅让）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次要的、派生的东西）；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鹪鹩jiāoliáo：一种善于筑巢的小鸟），不过一枝；偃鼠（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厨师）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尸祝：主持祭祀的人。樽：酒器。俎：盛肉的器皿。“樽俎”这里代指各种厨事。成语“越俎代庖”出于此）！”
翻译成现代汉语：尧打算把天下让给许由，说：“太阳和月亮都已升起来了，可是小小的炬火还在燃烧不熄；它要跟太阳和月亮的光亮相比，不是很难吗？季雨及时降落了，可是还在不停地浇水灌地；如此费力的人工灌溉对于整个大地的润泽，不是显得徒劳吗？先生如能居于国君之位天下一定会获得大治，可是我还空居其位；我自己越看越觉得能力不够，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许由回答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获得了大治，而我却还要去替代你，我将为了名声吗？‘名’是‘实’所派生出来的次要东西，我将去追求这次要的东西吗？鹪鹩在森林中筑巢，不过占用一棵树枝；鼹鼠到大河边饮水，不过喝满肚子。你还是打消念头回去吧，天下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啊！
许由是我国上古时代一位淡泊名利崇尚自然的高洁之士。尧帝要把君位让给他，而他坚辞不受，逃到“箕山之下，颍水之阳”，农耕而食。许由宁肯抱困守贫也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人格为后世传为美谈，成为历代隐士的先驱楷模。
庄子在《大宗师》中，通过意而子见许由的一段对话，表述了许由视“官场如污浊”的观念：
意而子（虚拟的人名）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禅让于你）？”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亲身实践，身体力行）’。”许由曰：“而奚来为轵（zhǐ）？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黥qíng：古代的一种刑法，用刀在受刑人的额上刺刻，而后以墨涂之），而劓汝以是非矣（劓yì：古代的一种刑法，割去了受刑人的鼻子），汝将何以游夫遥荡姿睢转徙之塗乎（遥荡：逍遥放荡。恣睢：放任不拘。转徙：辗转变化。塗：通作“途”，道路的意思）？”
大概可以这样理解这段话：意而子去见许由。许由问意而子：“尧为什么要把帝位禅让于你？”意由子说：“让我身体力行‘仁义’二字。”许由说：“那你不留下来，还到我这里做什么？尧已经在你的额头上剌刻了‘仁义’二字，又用是非之论割除了你的鼻子，你从此再不可能逍遥自在桀骜不驯地走自己的人生之路了。”
传说，许由在听了尧的这些话后，认为是不堪入耳的耻辱，于是跑到附近的河水里去洗耳朵。河南许昌至今留有一条“许由洗耳河”。荀子赞曰：“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
庄子还记载了啮缺和王倪的故事，还讲述了尧思贤若渴，到汾水北岸的姑射之山，去寻访方回、善卷、披衣等当时的名士，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让贤”之举。相传，帝尧还曾去拜访过子州支父，一番交谈后，尧又要将天下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答：“将天下让给我倒可以，只是不巧，我现在正患有幽蔽之症，等我治好病再考虑接受帝位。”子州支父跟尧玩了一个小幽默。
从这些史书典籍和民间传说中，我们可以感受，早在尧舜时期，民主评议，举贤禅让之风盛行。这就是“尧天舜日”时代的历史大背景。
清人留有诗句：“蒲谷贤人怀宝去，平阳圣帝策辇来。”
“众里寻它千百度”，最终，尧寻找到了舜。《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
在确立舜的接班人地位时，尧说了这样一番话：“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尧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把权交给舜，对天下人有利而丹朱受损；把权交给丹朱，则天下人受损而丹朱一人得利。我总不能冒天下之大不违而只顾及一己私利吧？
尧选举接班人的高风亮节一向为后世人所称道。他传贤不传子，禅位于舜，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孔子赞颂尧以社稷民心为重，选能让贤的大公无私胸怀。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写道：“帝尧者，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赞颂了尧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既有自知之明，也有识人之智。
3、尧传舜的儒家学说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录了众大臣推举舜的理由：“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丞丞治，不至奸。”《正义》注释：“言父顽，母嚚，弟傲，舜皆和以孝，进之于善，不至于奸恶也。”
此次山西作家黄河采风，我们来到垣曲历山舜王故里，听到了许多关于舜仁孝的故事。
相传上古舜帝为民时，曾躬耕于历山之下，因此，历山也称舜耕山。关于舜耕历山，流传着一个“象耕鸟耘”的传说：舜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瞽叟娶了继母壬女后，舜经常挨打受骂，却仍对父亲和继母十分孝顺。当继母生下弟弟象，又生下妹妹婐手之后，舜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尽管舜惟诚惟恐谨小慎微，能干的活都干，不能干的活学着干。把父母弟妹侍候得周到细微，可他们还是容不下舜，怎么看舜也不顺眼。最终还是将舜赶出了家门。有家不能归的舜就到了历山妫水边搭个茅棚住下，开始烧荒垦地。舜以野果子充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十分艰难困苦，可舜没有一丝怨言。也许是舜的仁孝感动了上天，有一天，舜在田间垦荒疲倦了正在地头休息，忽然听见了“扑哧，扑哧”的鼻息声。抬头看时，只见一只大象从对面山上一步一步走下来，一直走到舜垦荒的地方，用鼻子卷起一块巨大而尖利的石块，开始一下一下用力地刨地。象力大无穷，一个时辰不到就刨了一大片地。此后，象天天到历山帮舜刨地，久而久之，舜就与象建立了感情，开始训练大象耕地。舜有了大象帮助，耕地多了，种上庄稼后，地里杂草丛生，一个人忙不过来，正自发愁，地里出现了一群一群的小鸟，蹦蹦跳跳地帮助啄去地里的杂草和害虫。
舜“象耕鸟耘”的传说，在《竹书纪年》一书中有记载。
我们在垣曲舜王故里，还听到两则舜以德报怨的故事：
瞽叟让舜修补仓房的屋顶，待舜上去后却撤了梯子在下面放火想烧死舜。舜靠两只斗笠作翼，从房上跳下，幸免于难。瞽叟又让舜掘井，井挖得很深了，瞽叟和象却在上面填土，要把井堵上，将舜活埋在里面。幸亏舜事先有所警觉，在井筒旁边挖了一条通道，从通道穿出。此两则故事，《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有记载。
就在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发生之后，舜对欲置他于死地的父亲瞽叟和弟弟象，却仍一如既往，孝父慈弟。
讲解员还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尧帝前来“考察干部”时看到的情景：舜赶着两头牛犁地，一头是黑牛，一头是黄牛。舜在牛屁股后面各绑了一个簸箕。尧看了很是奇怪，问，这是为什么？舜答：犁地鞭牛，鞭子打在黄牛身上黄牛痛，鞭子打在黑牛身上，黑牛痛。鞭子打在簸箕上，二牛都奋力向前，而哪头牛也不痛。尧大为感动，认为舜正是自己要物色的接班人。
华夏文化向来重视忠孝二字，认为忠臣必出于孝门。《二十四孝》中第一孝，讲的就是舜的故事。舜正是靠着自己的仁孝之名，名闻遐迩一直传到朝廷尧帝。
庄子在《齐物论》中，还记载了一个表现舜之仁义的细节：
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三个小国名），南面而不释然（古代君主临朝理事总是坐北朝南。不释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意），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蓬艾：两种草名。“存乎蓬艾之间”比喻国微君卑，不足与之计较）。若不释然（有什么放不下心的），何哉？”
尧正是接受了舜的观点，对临边小国采用了怀柔的“民族政策”，取得了四海拥戴。
“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需待七年期”。尧对舜进行了长期慎重的考察：
尧派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教导臣民以“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规范个人的行为，臣民都乐意听从他的教诲，普遍依照“五典”行事。
尧让舜总管百官，处理政务，百官都服从舜的指挥，百事振兴，无一荒废，并且显得特别井井有条，毫不紊乱。
尧还让舜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前来朝见的诸侯。舜和诸侯们相处很好，也使诸侯们都睦邻友好。远方来的诸侯宾客，都很敬重他。
最后，尧让舜独自去山麓的森林中，经受大自然的考验。舜在暴风雷雨中，能不迷失方向，依然行路，显示出很强的生活能力。
舜辅佐尧执政期间，还提出了干部考核制度，据《舜典》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根椐政绩，决定升迁罢免。
“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尧老，使舜摄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尧真心实意地把帝位禅让于舜，为了不对舜的执政发生干扰，自己躲到了一个边远小城。（还有另一种说法：《竹书纪年》言：“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见。”认为舜的帝位是“逼宫”所得。我认为这一推断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反而从另一侧面验证了尧让位于舜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舜对于儒家，有着特别的意义。儒家的学说重视孝道，而舜的传说正是塑造了一个孝的典型形象。所以，舜的人格魅力正好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形象教材。孔孟对舜都非常推崇。孟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由于儒家的宣传，有关舜的传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留下了极深的印痕。
以炎帝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以黄帝为代表的政体文化，以尧舜为代表的道德文化，构成了华夏上古文化的三座里程碑。《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尧舜始”。正是尧舜时代开创了“百善孝为首”的“道德文化”，所以后世有“尧天舜日”之说。尧之传舜，正是贯彻了上古“道德治国”的理念。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杰·M·基辛说：“人类学家在研究每个社区时都会遇到‘政治’的过程。所谓政治过程即领导、组织、夺权、用权等行为。夫论制度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将部落社会视为一种系统，就可以看出某些我们借着形式的政治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也需要用制度化的方法来解决。”
这可以视为原始社会的政治文化，或称之为“前政治文化”。“前政治文化”不仅包括权威意识，也包括象征系统的神话和承嗣形式。
尧舜二帝，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在中国古代开创了一个具有民主色彩的传承体制。而这一难能可贵的好传统，却传到禹手中遭受破坏。
4、大救星很容易变为独裁者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舜也是学了尧“举贤不举子”的榜样，把自己的帝位不传给儿子商均而是传给了禹。
禹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最早的一位权术家。禹既有着“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治水才能，也具备翻云覆雨玩弄群臣于股掌之中的政治手腕。禹一旦获得代舜行天子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的变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定五服，铸九鼎，把土地收归国有，从此，使原始部落联盟的性质，演变为具有中央集权雏形的政体。
所谓“定五服”，就是把九州按其距离京都的距离，分成五等，分别确定赋税数量。
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又予以转载，翻译成现代文是：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叫甸服；甸服之外五百里，叫候服；侯服之外五百里，叫绥服；绥服之外五百里，叫要服；要服之外五百里，叫荒服。不管你远近荒庶，好一个“服”字了得，“地方服从中央”，都要按规定纳贡赋税。
夏禹的这一“定五服”，比尧舜时期的“颁五瑞”还要厉害。过去，诸侯国即便是阳奉阴违也一时看不出来，而如今只要贡物不到，即露背叛之迹象，朝廷马上可以觉察。禹把原始部落联盟首领演变为“四方纳贡朝拜”的中央集权天子。
关于禹铸九鼎：
东汉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言：“禹收九牧之金（九牧之金，九州牧守所贡的金属），铸九鼎。”
禹的治水工程甚为浩大。历经13年。禹首先从冀州入手，然后是济水和黄河之间的兖州，大海之滨的青州，大海、泰山和淮水之间的徐州，淮河与东南海之间的扬州，荆山到衡山之间的荆州，荆山与黄河之间的豫州，华山与黑水之间的梁州，最后是从黑水到河西地带的雍州。禹因了治水，走遍了华夏九州大地，对所治山河了如指掌。于是，他把九州的山川地形铸于鼎上。《三国演义》中有一个故事，叫做“张松献地图”，献地图就是献上了国之山川河流。荆轲献督亢之图也表达着相同的寓意。疆域地图就成为族群领地和国家权威的象征。先秦之际，所谓的“彝器”，即“常宝之器”，成为国家社稷的标志。取得鼎，就拥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所以，战国时期的楚庄王“问鼎中原”的行止，就透露出他觊觎天下的野心，是件非份非礼之事。
据传说：九鼎铸成之日，天上突现奇景，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看见太白金星在天空闪耀。这一传说更是为“君权天授”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鼎的易手也就成为改朝换代的代名词。夏朝被商所灭之后，这九个鼎就迁于商朝的都城毫邑。商朝为周朝所灭之后，九鼎又迁到了周朝的国都镐京。再后来，成王在洛阳地方营造新都，又先将九鼎安置在郏鄏（今河南洛阳县西），其名谓之“定鼎”。到战国末年，秦始皇的父亲秦昭襄王攻周朝，也是取了九鼎，迁之于秦。
禹铸九鼎，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禹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早已为“家天下”的传承埋下了伏笔，就此，血缘传承的封建帝王世袭制得以形象确立。
禹还有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土地收归国有：
夏禹执政之初，便提出了土地国有。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一时间，拥护的、反对的，见仁见智各持一端，由此引发了一场土地姓“公”姓“私”的大辩论。赞同的人说：“渔耕樵猎，百姓所种之田，所居之地，猎兽之山，捕鱼之泽，无不来自王土。哪能任由个人私占。应该由政府统一颂发，每年收取一定的赋税。这样，国家才能富强。”反对的人说：“土田山川，乃是天之所生养育万民。现在臣民们所属田地，虽说不是他自己制造的，但也是他们祖祖辈辈披荆斩棘、垦荒播种而得来。无端收归国有，不等于巧取豪夺吗？”
无论怎么争论，“铸九鼎”已然确立了“一言九鼎”的权势话语。自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民的土地，都是帝王的恩赐，诸侯的疆域，也是帝王的勅封，中央集权的格局就此形成。
《太平御览》云：“四方归之，辟土以王”，尧舜时代带有民主作风的部落联盟首领的角色，传到禹手中，偷梁换柱偷天换日，已经悄然向“朕即天子”演变（其中也有社会生产力发展，私有财产出现等复杂的时代原因）。
5、太史公讳言“家天下”
对于禹破坏尧舜禅让传统，传位于儿子启，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这样记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
一向为后世称道为“秉笔直书”的太史公解释说：帝禹东巡亡于会稽前，曾留有遗言，传位给益。守丧3年期满后，益也学先贤之榜样，先避居箕山，谦让禹的儿子启，以视“民意”再做出取决。这是先祖留下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曾记录舜的继位：“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在《史记·夏本纪》中也记录了禹的继位：“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夏”。舜和禹也曾谦让于帝子，但臣民心之所归，才使舜禹继承了帝位。而这一次不同了，诸侯们都去朝觐启而不理睬益。太史公的解释是：“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是因为禹的儿子启，不像尧子丹朱和舜子商均，十分贤明。所以，“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是因为你益的资历尚浅，不负众望。
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真是启贤而益资历浅吗？
益，尧舜时代东夷族首领伯益。古文献中有好几种写法，如伯翳、伯蘩、柏翳、化益、或只称益。《潜夫论·志氏姓》说：伯益的父亲是皋陶。皋陶生了6个儿子（或说3个），长子大费（bi），即伯益。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录有这样一笔：“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早在大禹受命治水之际，就由于益的才干，舜派他辅佐大禹一起治水。禹在治水成功后，对舜说：“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见于《史记·秦本纪》）连禹也承认，没有伯益的辅佐，就不会有治水的成功。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已记述得自相矛盾。
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一条必须提及。《汉书·地理志》上记载：“伯益知禽兽。”《后汉书》上则说得更明确：“伯益综声于鸟语。”这与中国最早的史籍《尚书》上所言伯益“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表达得是同一个意思。《国语·郑语》上还进一步证实：伯益能议百物，以佐帝舜。伯益来自东夷少昊鸟氏族，所以传说他能知禽兽之言，能与飞鸟通话。从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记述中，其实是向我们透露着这样的信息：伯益是我国上古时期的语言学家、大翻译家。由于伯益来自少数民族，所以通晓多种少数民族的语言。正是伯益的这一长处，沟通了大禹与众多部落少数民族的交流。大禹治水，动则几十万人的大工程。要取得当地这些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思想观念的民族和部落，都能齐心协力地来配合大禹的治水工程，需要化费多少口舌来进行交流，需要冒着多大的风险去沟通。而这一切，如果说没有伯益的协助，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显而易见，在大禹“厥功至伟”的治水功勋里，有伯益不可或缺的贡献。
伯益不仅辅佐大禹治水卓有成就，在其它方面也颇有建树：《吕氏春秋·勿躬篇》有文字：“伯益作井。”伯益在长期与水土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发现了地下水的秘密。凿井技术的发明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在不懂凿井之前，人类不得不靠近河流定居，忍受河水泛滥的威胁。伯益发明凿井技术后，大大扩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
在处理民族矛盾方面，伯益亦表现出远见卓识。在《尚书·大禹谟》一书中，记载了伯益在禹征伐三苗时对禹的规劝：“惟德动天，元远弗届。”伯益深谙“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用兵非好战”，“不战而屈人者为上兵”，劝大禹要恩威并举，德武相济。大禹接受了伯益的建议，撤退军队，终以攻心为上，实行文教德治，兵不血刃使三苗族受到感化，终于归顺。
西汉刘秀在《上山海经表》一文中，证实了伯益还是《山海经》的著述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
正是伯益具有如此出类拔萃的才能，所以尽管禹有心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作出让位于益的姿态。
《史记·夏本纪》记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而后举益，任之政。”由此可见，禹一开始推举的是皋陶，是因为皋陶卒，才又举荐伯益。
皋陶，与尧、舜、禹同为“上古四贤”，据刘向《说苑·君道》，帝舜时代。皋陶即当上了大理之官，作五刑，负责刑罚、监狱、法治，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传说他的外貌是青绿色，像一个削皮的瓜。他的嘴唇像鸟喙，是至诚的象征，能洞察人情，明白决狱。王充的《论衡·是应》中有记载：当判决有疑时，就令獬豸决狱。传说中的獬豸，是一只独角貌似羊的怪兽。据说它很有灵性，能分辨是非曲直，确认犯罪与否。如被疑对象有罪，獬豸就会以角顶触，无罪则否。这种办法很灵验，故典籍称其为“助狱为验”的“一角圣兽”，史书上说当时天下无虐刑，无冤狱，因此，皋陶还被后人神话为“狱神”。正是因为皋陶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禹只能指定皋陶为自己的接班人。
其实，禹确立皋陶为自己的接班人颇有“权术”的意味。禹即位时，皋陶已是风烛残年。冰雨永恒在《大禹的故事》中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禹即位后，去探望过病中的皋陶，回来后对大臣说：“前日柏成子高责备我，我原想和皋陶商量，怎样明刑弼教，以为补救的。不料皋陶老病愈深，不能出来。今日朕亲去访他，见他行动艰难，语言蹇滞，实在不好和他多说，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了，你看可叹不可叹呢？”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从这番话中，我们难道听不出禹举荐皋陶的言外之意吗？
后来，果不出禹所料，“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见《正义》篇）。皋陶先于禹撒手人寰。
此后的举荐伯益，就有点为时势所迫，迫不得已了。
6、“选贤禅让”演变为“血统传承”
杜富山在《华夏上古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11第1版，1991年5月第3次印刷）一书中，记载了禹选举接班人的情节：
还在禹王去世的前几年，他也曾仿照着尧舜的样子，召开过部落首领的会议，推举过自己的继承人。他先是推举在帝舜时就掌管刑法的皋陶，但不久，皋陶就因病去世了。后来又进行商议，一致推举伯益做他的继承人。
……伯益是仅次于大禹的一位英雄。可是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产生，人们把职位和权力也看成私有的了。在帝舜之时，还能通过协商，推举戎人首领禹来继位，还选用了不少夷人、狄人来担任重要官职。可是到了禹的时候，就常常是靠着“王权”来维持局面了，而且他要千方百计，不使这种王权旁落。伯益是夷人的首领，这就不能不使戎人禹犯考虑。偏偏伯益功劳卓著，威望极高，首领会议上又都一致推举他做自己的继承人。禹王感到众怒难犯，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下来。为此事，禹王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后来他想到，自己所以能顺利地继承舜位，一是当年治水有功，二是舜选定自己继位之后，就把治理天下的大权交给了自己。如果我也效法当年舜的做法，将来的大权定会真的落到伯益手里。我何不只给伯益一个继承人的空名，而把处理国家政事的实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启呢？禹王依计而行，几年过去了，伯益虽为禹王的继承人，却没有一点新的政绩，他过去办的那些好事，在人们的头脑中也渐渐淡漠。相反，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一天天地高了起来。
善于治水的大禹，当然懂得什么叫“因势利导”，他要为儿子启的接班做到“水到渠成”。
大禹继位后，多次进行了“领导班子”的调整。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野无遗贤”。既然是“举贤”，当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就是在此“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幌子下，夏启的许多狐朋狗友都冠冕堂皇登入“庙堂”：一个姓既，名将，擅长于武事。一个姓轻，名玉，擅长于理财。一个姓季，名宁，擅长于吏治。一个姓杜，名业，擅长于教育。还有然湛、施黯、季宁、扶登氏、登封叔等，统统使用起来。启正是在父王的支持下，植羽蓄势，逐步形成了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太子党”。
当然，禹的伎俩并不是没有明眼人看出，冰雨永恒在《大禹的故事》（来源于网上）里有一段大禹与隐士东里槐的对话：
大禹问：“寡人看汝颇有才识，何以隐居不仕？”
东里槐道：“遇到这种时世，做什么官呢？”
大禹听他口气不对，便问道：“寡人多过失吗？”
东里槐道：“多得很呢。从前尧舜之世象刑以治，现在你改作肉刑，残酷不仁，是乱天下之事一也。尧舜之世，民间外户不闭，现在你作城郭以启诈虞，以兴争斗，是乱天下之事二也。尧舜之世敬奉鬼神，而不尚神道，你在涂山之会时，应召那些神呀、仙呀来凑热闹，是乱天下之事三也。又排演那些干戚之舞，威胁诸侯，是乱天下之事四也。尧舜之世，不亲其子，丹朱、商均早封于外；现在你的儿子启却留在都中，与各大臣交结，干预政治，将来难免于争夺权位，是乱天下之事五也。尧舜均贵德，而你独尚功，致使一班新进浮薄之少年遇事生风，以立功为务，是乱天下之事六也。尧舜重农事，而你尚工匠，是乱天下之事七也。在这样的时代，我哪里还能出来做什么官呢？”
大禹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与时俱进的话吗？”
东里槐说：“你的国家有尧舜时期治理得好吗？连老祖宗办到的事你都办不到，还侈谈什么与时俱进！”
舜对禹的“政治手腕”，也并不是没有一点警醒和觉察。舜在九嶷山作“九悲之歌”时，已流露出对交班给禹的一些疑虑。后来，在准备禅让前，舜对禹又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了舜这样对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大概可以这样理解此话的含义：人都是凡夫俗胎，胸臆中总有两颗心，一个叫人心，一个叫道心。人心最危险，道心最微妙。两者之间，时时刻刻在那里作着生死搏杀。人心战胜道心，就堕落为小人；道心战胜人心，就上达成君子。是放纵人心还是固守道心，往往就在人的一念之间。一定要把持住心中的这架天平。
禹的“道心”终究没能抵御住“人心”的腐蚀进攻，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后，还是选择了一条反尧舜之道而逆行，把帝位不传贤而传于子了。
启即天子位后，马上着手诛灭益的势力。给出一个“益欲谋反”的欲之加罪何患无词的罪名，遂以讨逆之名起兵，杀伯益以及亲近者20万人。后又有居住于陕西中东部的有扈氏，不满启改变传统禅让做法，居然搞起了家天下，于是，公然扯起了造反的旗帜。这场绵延数年的王位争夺战，使天下战乱，数十万人死于非命。
《战国策·燕策一》和《韩非子》都记载了启为了巩固王位的征伐战。屈原的《楚辞·天问》中说：“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屈原的话说的云遮雾罩，显然也是出于某种忌惮，而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中，就说得比较明白了：“夏启代替伯益做了国王，而终于杀死了伯益，从在失意的情况中，启为什么又能够转入得意？未行征诛，同受禅让，为何伯益失败，夏禹繁昌？”
胜者为王败者寇，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不是连一向为后世称之为史圣的太史公，也对此事给出：“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这样的历史结论？事实如秃顶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难道普天之下，贤能之士都死光了，就你禹的儿子启堪当接班人？
杀死伯益，灭掉有扈氏，启坐稳了帝位。这时的夏启，已经不是像尧舜禹那样的部落联盟大首领了，而成为一个专制独裁君临天下的皇帝了。
“禅让制”是我国原始社会的历史投影，它反映了那个时代，各部落联盟通过民主方式推选自己的领袖。由于领袖是出于推举，所以权位不能私人相授受。但是随着尧舜传位于禹，而到禹手则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禅让制”由此遭到破坏，原始氏族社会“选贤禅让”的“公天下”，终于被奴隶社会血缘相承的“家天下”所取代。
7、权杖由“耒耜”魔化
禹所面临的时代，正是一个社会制度大转型的关健时刻。华夏民族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是选择由尧舜开创的选贤举能开明禅让，还是变民主的选择为血缘的承继？是跃上一个起点不低的峰峦不断完善，还是在螺旋式的盘山道上蹒跚？然而，历史的选择就是这样的阴错阳差鬼使神差，成也夏禹，败也夏禹，夏禹手中那柄曾经开山辟岭给人类带来福音的“耒耜”轻轻一拨，华夏民族就陷入了几千年封建社会血统传承家天下的恶性循环魔魇。
《尚书》所载历史始于《尧典》终于《秦誓》，系统地叙述了由尧舜禹到夏商周直至秦之间约400年间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由原始部落联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大历史。按我们传统的史学观说，就是描绘了华夏民族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转化。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消亡了，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一直迷惘于这种历史观的诠释，从原始社会的雏形民主，到奴隶社会的高度集权，难道能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或者换言之，能说是螺旋式发展的历史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或者再换言之，是历史阶段不可跨越论？
孔子曾在《论语·泰伯篇》中颂扬禹治水的功德：我简直找不到他的一点缺点，他的宫室简陋却没有想到改善，而是尽全力平治水土，开沟洫，发展农耕，鼓励人民从事劳动。
大禹治水确实厥功至伟，自然也就受到万世万民的拥戴和赞颂。禹王庙的讲解员指着浮雕上的一个画面说：“这就是大禹治水成功后，帝舜赐封他玉圭的场面：万众欢腾，感激涕零地说，如果没有禹，我们早就变成鱼和鳖了。”
在中外的许多古代神话传说中，先民们都有着对洪水泛滥恐惧的印记：西方亚当夏娃的“诺亚方舟”，东方女娲的“用芦灰止淫水”，到“大禹治水的故事”，无不反映了洪水对人类生存的危害。“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平息水患，无疑是居功至伟。但难道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从此就赢得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权力？
权杖是根魔棒！大救星是很容易异化为独裁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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