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两万里-维哥湾[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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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洋!这茫茫大海长九千海里,平均宽度两千七百海里,面积两千五百万平方海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海洋,可是,古代除了部分迦太基[248]人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迦太基人是古代的荷兰人,为了经商,他们曾沿着欧洲和非洲西海岸长途旅行。大西洋辽阔的海面四周是弯曲而又平行的海岸线,世界上最大的江河都流入这里,圣劳伦斯河、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奥里诺科河、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易北河[249]、卢瓦尔河和莱茵河给大西洋带来了最文明国家和最野蛮地区的水!壮丽的沧海,各国的船只不断地来往其间,各国的旗帜布满海面,大海尽头是航海家们惧怕的两个岬角:合恩角和风暴角[250]!

    “鹦鹉螺”号航行在大西洋中,冲角为它分水开路。三个半月以来,它行驶了近一万里,超过地球一大圈的路程了。现在我们要去什么地方?等待我们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

    “鹦鹉螺”号驶出直布罗陀海峡,来到远离海岸的大海里。它浮上水面,我们又可以天天到甲板上散步了。

    我在内德·兰和孔塞耶的陪同下,立即登上甲板。离我们十二海里的地方,圣维森提角隐约可见,它位于西班牙半岛西南端。南风劲吹,海上波涛滚滚,汹涌澎湃。“鹦鹉螺”号猛烈颠簸着,巨浪不断打上甲板,我们几乎无法待在那里。因此,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后,我们走回船内。

    我回到房间里,孔塞耶回他自己的舱房。但是,加拿大人心事重重地跟我进来。我们的船快速穿过地中海,他的计划未能实现,他大失所望,满脸懊丧。

    我房间的门关好后,他坐下来,默默地看着我。

    “朋友,”我对他说,“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不必自责。在‘鹦鹉螺’号当时所处的情况下,想要逃跑简直就是发疯!”

    内德·兰什么也没有说。他双唇紧闭,双眉紧锁,这说明一个固执的想法萦绕在他脑际,无法摆脱。

    “好啦,”我接着说,“事情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我们正沿着葡萄牙海岸北上,离法国、英国不远了,到了那里,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啊!如果‘鹦鹉螺’号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后向南航行,如果它把我们带到没有大陆的地方去,那我也会和您一样焦虑不安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内摩船长不躲避文明程度高的海洋,我想,几天后,您可以比较安全地采取行动。”

    内德·兰盯着我,盯得更紧了。最后,他开口了。

    “就在今天晚上。”他说。

    我霍地站起身。我承认没有料到他会说这话。我很想回答加拿大人,但是,不知该怎么说。

    “我们曾经约定等待机会,”加拿大人接着说,“现在,机会已在我手中。今天晚上,我们离西班牙海岸将只有几海里。夜很黑,海上有风。阿罗纳克斯先生,您答应过我,我相信您。”

    我始终沉默不语,加拿大人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今天晚上,九点钟,”他说,“我已经通知孔塞耶。那时,内摩船长将关上房门,待在里面,很可能已经上床。不管是机械师,还是船员,都不会看到我们。我和孔塞耶去中央楼梯。阿罗纳克斯先生,您待在离我们只有两步远的图书室里等我的信号。桨、桅杆和帆都在小艇里,我甚至还放进去一些食品。我搞到一个螺旋扳手,可以拧开连接小艇和‘鹦鹉螺’号船壳的螺母。因此,一切都准备好了。晚上见。”

    “海上有风浪。”我说。

    “我承认这一点,”加拿大人回答,“但是,必须冒这个险。要自由,就得付出代价。而且,小艇很坚固,在海风推动下航行几海里,这不是什么难事。谁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跑到百里外的大海上?如果一切顺利,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我们不是已登上陆地某处,就是已经丧生。听凭上帝安排吧!晚上见!”

    加拿大人说完就走了。他的话使我大为震惊,几乎不知所措。我原以为,即使机会来了,我还会有时间思考,讨论。可是,我那固执的同伴不允许我这么做。实际上,我又能对他说什么呢?内德·兰说得对,无可非议。现在可以说是个机会,应该利用,我怎么能不守信用,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同伴们的前途呢?明天,内摩船长不会把我们带到远离陆地的大海上去吗?

    这时,响起一阵相当强的呼啸声,我知道,水进入水箱,“鹦鹉螺”号正潜入大西洋底。

    我留在房间里,想避开船长,不让他看到我心情激动。就这样,我痛苦地度过了一天。我左右为难,一方面渴望恢复自由,另一方面感到抛弃神奇的“鹦鹉螺”号、终止海底研究确实可惜!我喜欢把这个海称做“我的大西洋”,现在我还未研究它的底部水层,还没有像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那样刺探到秘密,我怎么能离开它呢!小说刚开始阅读怎么能丢开?美梦达到高潮时怎么能打断!我时而看到自己和同伴们平安到达陆地;时而失去理智,希望出现意外情况,阻止我们实现内德·兰的计划。这几小时,我心中苦涩难言!

    我两次来到客厅,想查看罗盘。我想知道,“鹦鹉螺”号确实是在靠近海岸,还是在远离海岸。不,“鹦鹉螺”号始终在葡萄牙附近海里航行,它沿着大西洋海岸向北驶去。

    因此,必须打定主意,准备逃跑。我的行李不重,除了笔记本,什么都没有。

    至于内摩船长,我不知道他对我们逃跑会有什么想法,逃跑会使他如何焦虑不安,会给他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万一走漏风声,或者逃跑失败,他会怎么办!当然,我不能怨恨他,只有感激他才是。没有人会比他更热情、更真诚地对待我们。我离开他,不会有人说我忘恩负义。没有任何誓言把我们和他连接在一起。他打算把我们永远留在身边,指望的是客观环境,而不是我们的诺言。但是,既然他公开声称要把我们永远囚禁在船上,我们就有理由设法逃跑。

    离开桑托林岛以后,我没有见到过船长。出发前,我还有没有机会遇到他呢?我既想见他,又怕见他。我侧耳细听他是否在隔壁房间里走动。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他的房间里大概空无一人。

    于是,我问自己,这位古怪人物是否在船上。自从那天夜里小艇离开“鹦鹉螺”号执行秘密任务以来,我对他的看法略有改变。我认为,不管他自己怎么说,内摩船长大概和陆地还保持着某种联系。难道他从不离开“鹦鹉螺”号吗?我常常好几个星期都见不到他一面。他在这期间干什么呢?我以为他愤世嫉俗,抱恨终天,而他会不会在远处干什么秘密的、我至今不了解性质的事呢?

    所有这些念头和无数其他想法一齐涌现在我脑海中。我们的处境奇特,自然会左思右想,胡乱猜测。我感到苦恼难忍。等待中的一天好像是漫漫长夜,没完没了。我心急如焚,恨时光过得太慢。

    像往常一样,我在房间里用晚餐。由于心神不宁,我吃得不香,七点钟离开餐桌。我计算了一下,离我和内德·兰约定的会面时刻还有一百二十分钟。我的心情越发烦躁了,脉搏猛烈地跳着。我坐立不安,来回走动,希望用身体的运动来减少心情的纷乱。我并不十分害怕会在这次大胆行动中丧生。但是,一想到我们的计划也许会在离开“鹦鹉螺”号前被发觉,想到我们会被带回内摩船长面前,船长因为我抛弃他而发怒,或者更糟糕的是,他因此而伤心,想到这一切,我的心突突地跳着。

    我想最后看一次客厅。我穿过纵向通道,来到这座博物馆,我曾在这里度过多少美好而有收获的时光。我看着所有这些财富,所有这些宝藏,我的心情好像是一个即将终生流亡、永不返回的人。多少时间以来,我全神贯注地生活在这些大自然的珍宝和艺术杰作中间,现在,我却要永远抛下它们。我真想透过客厅玻璃窗,好好观察大西洋底层的水。可是,窗板关得很严,一件铁板外套把我和这个尚不了解的海洋隔开。

    穿过客厅,我来到开在隅角斜面上的门旁,这扇门通向船长的卧室。门半开着,我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如果内摩船长在房间里,他就能看到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我就走近房门,房间里没有人。我推开门,向里面走了几步。房间里的摆设依然是那么朴实无华,好像苦行僧的住处。

    这时,挂在壁上的几幅铜板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没有见到它们。这是一些肖像,一些伟大历史人物的肖像,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人类伟大的思想。他们是:柯斯丘什科[251],一位在“波兰完了”喊声中倒下的英雄;博察里斯[252],现代希腊的列奥尼达[253];奥康瑙尔[254],爱尔兰的保卫者;华盛顿[255],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马宁[256],意大利爱国志士;林肯[257],倒在了一位奴隶制维护者的枪弹下;最后,绞刑架上的约翰·布朗[258],他为黑人解放牺牲了生命,这幅画很像维克托·雨果用铅笔描绘的可怕情景。

    这些英魂和内摩船长的内心世界有什么联系呢?我能否从这一群肖像中最终找到船长生活的秘密呢?他是不是被压迫人民的捍卫者,被奴役种族的解放者?他曾是本世纪最近的政治或社会动荡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吗?他是那场可悲而又永远光荣的、激烈的美洲战争中的一位英雄吗?

    突然,时钟敲响八点。钟锤敲打金属铃发出的第一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我浑身颤抖,好像有一只无形的眼睛能看透我内心深处的秘密,我赶紧走出船长的房间。

    回到客厅里,我的目光停留在罗盘上。我们一直向北航行。测程仪告诉我,船正以中等速度行驶。压力计表明船位于六十英尺左右深的水层。因此,情况对执行加拿大人的计划有利。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套上下海靴,戴上水獭帽,穿上带海豹皮里子的足丝外套,十分暖和。我作好了准备,等待出发的时刻到来。船上一片沉寂,只有螺旋桨低微的颤动声。我侧耳细听。有没有人大叫大喊?是不是内德·兰的逃跑计划突然被人发觉?我惶恐不安。我试图冷静下来,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九点差几分,我把耳朵贴近船长的房门。里面没有声音。我离开卧室,回到客厅。客厅里半明半暗,但是空无一人。

    我打开通向图书室的门。图书室内同样是灯火黯然,寂静无声。我走过去,站在对着中央楼梯间的门旁边,等候内德·兰发出信号。

    正在这时,螺旋桨的颤动声明显减弱,然后完全停止了。为什么“鹦鹉螺”号的状况发生这样的变化呢?这次停船是有利于还是阻碍了实现内德·兰的计划,我说不上来。

    寂静中,只听到我的心脏猛烈跳动发出的怦怦的声音。

    突然,我感到船体轻微地碰撞了一下。我明白,“鹦鹉螺”号刚在海底停住。我更加忐忑不安了。加拿大人的信号迟迟不来。我很想去找内德·兰,劝他推迟行动。我感觉到,我们的航行不再处于正常状态。

    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内摩船长走进来。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又和蔼可亲地对我说:

    “啊!教授先生,我正找您呢。您了解西班牙历史吗?”

    即使是非常熟悉本国历史的人,如果处在我当时的情况下,心慌意乱,失魂落魄,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怎么啦?”内摩船长接着说,“您听到我的问题了吗?您了解西班牙历史吗?”

    “我了解得很少。”我回答。

    “学者们就是这个样子,”船长说,“他们不了解历史。那么,请坐,我给您讲述西班牙历史上一段奇特的插曲。”

    船长躺在一张长沙发上,我身不由己地坐到他身旁,室内光线微弱。

    “教授先生,”他对我说,“请仔细听我说。从某个方面来说,您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因为它将回答一个您大概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

    “船长,我听您说。”我说。我不知道和我交谈的人到底想干什么,我问自己,这个插曲会不会和我们的逃跑计划有关。

    “教授先生,”内摩船长接着说,“如果您乐意,我们将从一七〇二年讲起。您不会不知道,那时候,你们的国王路易十六以为专制君主的一个手势就可以使比利牛斯山缩回地下。他把孙子安儒公爵强加在西班牙人头上。这位亲王就是菲利浦五世,他统治得不高明,在国外遇到了强敌。”

    “实际上,前一年,荷兰、奥地利和英国王室在海牙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目的是要摘下菲利浦五世的王冠,把它戴在一位奥地利大公头上,他们过早地称这位大公为查理三世。”

    “西班牙必须与这个同盟作斗争,可是,它几乎没有士兵和水手。不过,只要满载美洲金银的帆船能够进入港口,它就不缺金钱。一七〇二年底,西班牙正在等待一支富有的船队到来。法国派遣二十三艘军舰护送这支船队,舰队由德夏多·雷诺元帅指挥。当时,盟国的舰只正在大西洋上游弋。”

    “船队本应开赴加的斯港。雷诺元帅得知英国舰队正在这一带巡航,决定返回法国港口。”

    “船队的西班牙船长们反对这个决定。他们要去西班牙港口,如果不能去加的斯港,那就去维哥湾。维哥湾位于西班牙西北部海岸,没有被封锁。”

    “德夏多·雷诺元帅态度不坚决,听从船长们的要求,船队进入维哥湾。”

    “可惜维哥湾是一个完全无法防守的敞开锚地。因此,船队必须赶在盟国舰队到达之前卸下金银。若不是突然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争权夺利问题,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卸货。”

    “您听清楚这一连串事件了吗?”内摩船长问我。

    “完全听清楚了。”我说。我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上这堂历史课。

    “我继续说。情况是这样的:加的斯港的商人们享有一种特权,一切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货物都应由他们接收。把帆船上的金银卸在维哥港,就是侵犯他们的权利。因此,他们向马德里告状。软弱的菲利浦五世答应让船队停在维哥湾,封存货物不卸,一直等到敌人的舰队离去。”

    “可是,当西班牙决定这样做时,英国舰队于一七〇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到达维哥湾。尽管力量单薄,但德夏多·雷诺元帅仍然英勇奋战。眼看船队财富马上就要落入敌人之手,他放火烧毁并凿沉了这些帆船,船上的大量财宝也一起沉入海底。”

    内摩船长停住不说了。我承认,仍然不知道这段历史有什么地方可以吸引我。

    “那么?”我问他。

    “那么,阿罗纳克斯先生,”内摩船长回答我,“我们现在就在维哥湾,能不能弄清这件事的秘密全看您了。”

    船长站起来,请我跟他走。我已经恢复平静,跟着他走。客厅里一片黑暗,但是,透明的玻璃窗外,海水闪闪发光。我注意看着。

    在“鹦鹉螺”号周围半海里范围内,海水好像浸泡在电光中,海底沙地清楚而明亮。几名船员身穿潜水服,正在变黑的沉船残骸之间清理半腐烂的木桶和裂开的木箱。一块块金锭和银锭从木桶和木箱里掉出来,无数的钱币和珠宝瀑布般地往外流,把沙地盖满。然后,船员们带着珍贵的战利品回到“鹦鹉螺”号。他们放下身上的包袱,又去打捞那取之不尽的金银财宝。

    我明白了。一七〇二年的那一场战斗就发生在这里,为西班牙政府运送金银财宝的帆船就沉没在这里。还是在这里,内摩船长根据自己的需要,把千百万金银装上“鹦鹉螺”号。美洲为他,为他一个人,献出了自己的贵金属。他是从印卡[259]那里,从费迪南·科尔特斯[260]的手下败将那里夺来的那些珍宝的直接继承人,唯一继承人!

    “教授先生,”他微笑着问我,“过去,您是否知道海里有这么多财富?”

    “过去我听说,有人估计海水中含有的银有二百万吨。”我回答。

    “不错,可是,提炼这些银子所需的费用也许会超过所得利润。这里就不必了,我只需把别人丢失的东西拾起来。不仅在维哥湾如此,而且在无数海难事件地点都如此。我把这些地点都标在海底地图上。现在,您是否明白我为什么是亿万富翁了吗?”

    “明白了,船长。不过,请允许我告诉您,您正好开发利用了维哥湾,比一家与您竞争的公司抢先了一步。”

    “什么公司?”

    “有一家公司得到西班牙政府特许,要来寻找沉没的帆船。巨大的利润诱惑着公司的股东们,据估计,这些沉没的财富价值高达五亿!”

    “五亿!”内摩船长回答我,“原来值五亿,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多了。”

    “是的,”我说,“因此,向股东们发出善意的劝告等于做一件好事。不过,谁知他们会不会接受劝告呢?通常情况下,赌徒们悔恨的,主要不是损失金钱,而是过高希望的破灭。总之,我可怜的不是那些赌徒,而是成千上万的不幸之人。如果这么多财富公平地分给他们,一定会对他们有所帮助。可是,这些财富永远都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我刚说完这句话,就发现它大概刺伤了内摩船长。

    “对他们没有好处!”他怒气冲冲地说,“先生,您是否认为因为得到财富的是我,这些财富就完蛋了?您是否认为我辛辛苦苦打捞财宝是为了自己?谁告诉您我不会好好使用它们?您以为我不知道地球上有受苦人,有被压迫种族,有可怜人要帮助,有受害人要复仇吗?难道您不理解?……”

    说到这里,内摩船长不说了,也许他后悔说得太多了。但是,我猜到了。不管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到海底来寻求独立自主,他首先仍然是一个人!他的心仍然为人类的痛苦急速地跳动着,他大量施舍,帮助个人,也帮助被奴役的种族!

    我明白了,“鹦鹉螺”号航行在起义中的克里特岛附近时,内摩船长把价值几百万的金子给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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