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议院民主党曾提议暂停放弃抵押品赎回权，又提议允许司法部门变动抵押贷款合同的条款，参议院共和党也曾提议“向任何良好信用的贷款人提供由政府担保的、4%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所有这些来自两党的提议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严重地缺乏对于政府强制性限制在各个方面引发的后果的慎重考虑。
对任何政党抱以期望，希望其绝大多数成员慎重考虑上述后果的任何人，都难免看到痛心失望的结局。理所当然的，两党中鲜有政客去质疑，房地产市场中政客们的记录是否与其他市场中的记录一致。事实上，许多人正渴望着向接受政府“激励计划”或资金援助的行业扩展政治干预。
新政理想
不论政府将来更合理的政策的长期前景如何，当前的危机已经压到我们的肩上，对此，当局如何应对，是当今最重大的课题。
许多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政策不禁让人回想起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新政当局应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各项举措。诚然，当今许多政策的倡议书已都在引用新政时作为政府干预引领经济走出经济危机的榜样。举个例子，众议员巴尼·弗兰克曾说过，“我们正是效仿罗斯福的做法……拯救资本主义于无度之中。”《洛杉矶时报》在头版专栏报道了题为“超越新政的魄力时代”的文章，并宣称新政“刺激得不够”。不过，在引用新政作为榜样之前，我们应该首先仔细地审视历史。
股票市场崩盘
1929年的股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失业的缘由。那个时代的悲剧无可置疑。不仅失业率飙升至1933年的25%，而且年平均失业率从1932年到1935年连续4年持续高于20%。实实在在地讲，遍及全国的数千家银行倒闭。股票价格与1929年峰值时相比，所剩无几，美国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连续两年负债经营。大量的房屋和农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人们不得不搬入临时住宅，其中便包括隐喻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而命名为“胡佛村”（Hoovervilles）的棚户区。胡佛总统因入主白宫期间造成的这一大灾难而饱受普遍的指责。
胡佛总统的继任者罗斯福引领美国走出大萧条的观点一度广为流传，迄今仍然在观点制造者中拥有足够的支持。2009年，华盛顿新一届政府援引罗斯福及其新政作为应对当今金融危机的样板。更本质的是，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大萧条一直被视为自由市场的失败，需要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来拯救经济。罗斯福也一直被盛赞为美国历史上理解联邦介入应对萧条需求的第一人。
然而，这样的基调却在近年来逐渐遭到学者的挑战，尤其是经济学家，同时也包括一些历史学家。
尽管大萧条时期联邦干预经济确实规模空前，但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府干预其实始于赫伯特·胡佛总统，罗斯福的新政只是大规模地放大了胡佛总统已经开始的种种做法。即便是在当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也已经于1935年的报纸专栏中指出：
胡佛总统于1929年秋天发起的各种政策堪称美国历史的创举。由国家政府掌管打造整个经济秩序，使之繁荣运转……罗斯福的举措则属于胡佛举措的延续和发展。
胡佛总统也意识到，自己为了拯救国家于萧条之中而介入经济的种种举措开创了历史的先河。“在我的前任总统中，没有一个相信这样的事情会成为政府的职责，”他在回忆录中写到。甚至罗斯福总统政府的前任成员们也在多年后承认胡佛总统的许多创举被罗斯福采纳和发扬光大，尽管胡佛总统的政治形象和媒体形象在他卸任总统之后的很多年中，都被引用为“无所作为的总统先生”。
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谁应该获得第一个发起联邦干预的美誉，而在于干预本身是否真的值得称赞。当今，在面对衰退和萧条时联邦政府必须有所作为的论调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与此同时，政府干预的实际结果却没有得到媒体以及政坛足够的详细核查。
创造就业
由于巨大的失业是大萧条最显现、最痛人心的一个方面，因此，罗斯福政府最主要的一把利刃，如同今天的奥巴马政府一样，便是创造就业。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政府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那时，民间资源保护组织中的年轻人甚至多于军队，但是，在罗斯福总统执政的头7年中，失业率却从未跌落到两位数以下。在罗斯福政府执政的头21个月中，失业率更是从未跌落到20%以下。那些视政府制造就业为拯救失业的灵丹妙药的谬误之处在于，其单纯地将政府创造的就业视为就业的净增长。支付给政府制造的就业岗位的资金来自私营企业，而私营企业的就业需求便因此下降。政府制造得大幅就业增长，在巨大的失业面前，贡献微小，或者干脆无法取得净增长。
理论上讲，政府可以利用各种政策打造就业的净增长。但这种说法貌似同更好的监管可以阻止金融市场的危机一样苍白无力。在抽象的概念里，这个论断可以为真，但现实世界中现实的问题是，政府可能的作为是否有可能提高就业率的净增长。新政的记录无法支持这样的结论。
不论经济上存在怎样的缺陷，政府制造就业的项目从政治上来说，造就了一大批对政府感恩戴德的阶层，他们很有可能在艰难时期投出支持政府的一票。新政的政治成功不容辩驳。罗斯福能够于1936年以压倒性的胜利成功连任，又于1940年再次史无前例地第三次当选总统，尽管在他的前两个任期内，失业率从未到达过个位数，这或许暗示着奥巴马总统也同样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即便他的政策被证明对整个国家而言无异于一场经济灾难。
当今政府与20世纪30年代胡佛政府、罗斯福政府一起无私分享的一项政策是这样一个理念，即政府需要阻止房价回落到自由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作用下能够到达的位置。如今的重点是利用政府补贴维持房价，而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则致力于维持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价格，以及劳动力的价格。1934年，沃尔特·利普曼指出了政府做法的问题，他谈到，“在萧条时期，人们无法以萧条之前的价格成功售出产品或服务。如果他们坚持萧条之前的货品价格，他们将彻底无法售出产品。同样，如果人们坚持要求萧条之前的薪水，那么，他们只能失业。”
当今，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在几年前房屋购买价格的基础上的巨大折扣来销售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屋，它们已经意识到了现实经济的残酷。但是，政客完全没有依葫芦画瓢的动机，相反，他们却用全部的动力去维持现有的房价，而不是任由房价通过需求与供给关系的作用而自然地回落。这是因为，拯救已购房者以及借款人而获得的政治支持，不能够弥补可能损失掉的纳税人和选民的支持。
市场与政府
一个与之相关的更大的问题是：究竟是自由市场导致了持续贯穿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的失业潮，还是大萧条恰恰由于政府以缩短萧条时间为目标的干预反而招致拖延？
两项事实从开始便确凿无疑：①1929年10月股市的大崩盘标志着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出现重大的回落，失业率就此上升；②纵观美国历史，只要联邦政府放手任由经济自行从低谷中复原，没有一次萧条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来得猛烈和持久。总之，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即市场和政府都应对大萧条的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久负责。而我们必须要做的，是超越这样的说法，更加仔细地盘查各项事实。
由于股票市场崩盘在前，政府大规模干预在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比较始于胡佛政府并被罗斯福政府继承和发扬的政府干预之前和之后的情形。由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Richard Vedder）和洛厄尔·加洛韦（Lowell Gallawy）于20世纪末整理编纂的逐月失业率统计，使得我们能够了解当年的诸多细节。
股市于1929年10月崩盘之后两个月，失业率迅速攀升并达到最高的9%，此后几个月，失业率总体向下运动，并于1930年6月回落到6.3%的水平。尽管这一失业率仍然高于股市崩盘之前，同时也不失为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合情合理的因素，但是，这一数字仍然达不到联邦政府全面干预经济前，持续多年的失业率的一半。
政府的全面干预始于1930年6月，其标志为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s），该法案规定的各项关税为近百年来最高，其目的是减少进口，保护美国国内的就业，希望过去的进口产品能够转移到国内生产。来自全国顶尖学府的一千名经济学家签署了公开请愿书，警告施实《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后果，但是，这些警告被当作了耳旁风，一如我们当今许多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警示。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失业率此时已然站稳在6.3%。《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通过后5个月，1930年10月失业率达到20世纪以来的首个两位数——11.6%。
换句话说，失业率直到股票市场崩盘1年后，才达到两位数。
而旨在减少失业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通过仅仅5个月后，失业率便火速攀升至两位数。不仅如此，股票市场崩盘之后，失业率开始出现的上升态势在两个月达到峰值之后便戛然而止，而《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通过5个月之后达到的两位数的失业率却始终贯穿于之后整个30年代的每一个月。
一切罪责并不都在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通过于胡佛政府时期，它仅仅是政府全面干预市场系列措施中的第一步，而政府的全面干预在罗斯福政府的引领下一直贯穿于整个30年代。最大的新政干预举措当属1933年颁布的控制行业价格和薪资的《全国产业复兴法案》（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同年颁布的《农业调整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建立了联邦政府对于农业价格和产量的控制。1935年颁布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案》（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强制要求雇主与员工工会商谈薪资与工作条件。罗斯福还带领美国脱离了金本位货币体系，颁布了数千项总统的行政命令，超过了他之后20世纪内继任的历届总统的总和。
新政治理不仅设定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问题的政策，还创立了永固的机构，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运转的模式。正因为此，身处21世纪的我们，还在因为大萧条时期一项旨在帮助小农场主度过艰难时光的政府措施而一直向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们支付着农业补贴。事实再一次地证明，一旦打开闸门，你将无法判断水的流向。帮助某部分选民解决某个问题而设立的项目，俘获了新的选民并走向了新的方向。即便原发性的问题得以解决，也并不意味着项目结束，甚至也不意味着项目不会继续扩张。
罗斯福政府对经济彻底的、难以预测的干预所获得的迅速成功，这其间穿插着对企业的敌视，甚至导致自由人士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产生了这样的质疑：某些新政变革，包括某些凯恩斯自己认为是“明智而必要”的改革，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复苏，因为它们有可能“扰乱了企业界的信心，削弱了它们采取行动的动机”。
事实上，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政时代，企业投资始终保持着反常的低水平，就像其他同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一样，投资趋向于低水平，按照一位金融历史学家的说法，整个20世纪30年代，“银行每一美元储备信贷的总量一直保持20年代大约一半的水平”。与此同时，失业率在罗斯福总统当政的前两届任期内从未降落到两位数之内。不论如何想象，这都是个难以逾越的记录。2004年，一项发表于主流学术杂志的经济统计分析得出结论，20世纪30年代，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使得经济的萧条期延长了数年之久。
大萧条的终结
究竟是什么终结了大萧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的人还在坚持一度普遍流行的信念，即是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措施终结了大萧条。一个很有力的解释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大萧条。很显然，战争期间，失业实实在在地消失了，而制造业则蓬勃兴旺。不过，说战争终结了萧条仍然会留下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战争的哪些具体方面降低了失业，提升了产出？
今天，政府在一项庞大开支计划的倡议书（所谓的“刺激包”）中宣称，正是联邦政府在战争中增加开支，提供了制造业对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这样的解释听起来似乎言之有理。但问题是：我们真的准备投下实实在在数万亿美元的赌注在政府当今开支计划的言之有理之上，而不必事先详细审查这个言之有理的解释用于以往类似的政策之上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实？
始于1939年9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能够极大地改变美国的生产和失业情况，美国直到1941年12月才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战争始于1939年，而美国1940年时的失业率为14.6%，三年前该数字则为14.3%。因此，很清楚，战争的存在并不足以终结大萧条。1930年之后，失业率首次降至两位数之下的年份是1941年，当年，失业率跌落到9.9%。尽管此后来看，这个数字仍然高得吓人，但要知道，10余年过去了，失业率没能在哪怕一个单独的月份里降至10%以下。第二年——美国参战后的第一个完整的年份——失业率跌落到5%以下，此后连续3年，失业率均低于2个百分点。显然，战争似乎在降低失业方面有着神奇的功效。但是，现实的问题仍然存在：这难道是因为政府开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失业率在1940年时为14.6%。而在政府赤字更高的1936年，失业率却同样更高，达到了17%。如果认为联邦政府赤字开支是一项关键的要素，那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之前（1936年），更大的赤字无法获得更低的失业率，而在之后（1940年）却可以呢？
罗斯福总统明确指出过一个重大变化，如今却经常被那些将大萧条的终结归功于战争期间政府持续增加开支的人所忽略。有人在他神出鬼没的行径中找到了迷人之处，罗斯福曾指出，“新政先生”已由“赢得战争”先生替代。罗斯福政府放弃了大量反企业的立场，甚至启用来自私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人员替换了多名身居高位的新政狂热分子，以应对战争生产而更好地响应工业企业家们的各项需求。为了消除企业生产的不确定性，罗斯福政府的各项举措甚至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高成本的政府合同来确保战争物资生产商的利润。从劳动力中抽走120万人服务于军队的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失业的“潜力”，但这一点同样也没有得到那些热衷于赞誉联邦政府开支终结大规模失业的人的重视。
总之，战争终结了新政，而新政的终结看到了经济的复苏，一如30年代以前美国历史上历次从萧条中的自行复苏一样。
新政的教训
如果说，新政经验可以提供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么，那些鼓吹大规模政府开支和大规模政府干预经济的人所描述的“美景”恐怕就此成为反面教材。看似与事实更相符的教训是，大规模的、不可预测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制造了人们对于政府下一步举措的不确定性预期，除了政府政策即将形成的真实经济后果的不确定性之外。
在政府政策试验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的氛围中，人们倾向于捂紧自己的钱包。大萧条时期，资金的周转速度大幅减慢，与目前的状况一模一样。而巨大的政府赤字开支也同样像当今的情况一样，无力去刺激起私人的消费。
我们当然不可能进行什么实验室里那种试验，来确认如果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盘之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一切将如何发展。与1929年的股灾极为相似的是1987年的股灾，或许可以算作最为类似的一次实地实验吧。不过，1987年的股灾与之前的股灾相比，并没有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什么特别生动的印象，因为对于它的事后处理是如此的不同。与胡佛总统、罗斯福总统的处理方式不同，罗纳德·里根总统并没有干预1987年的股灾，尽管媒体一直频频批评总统的不作为。任由股市和经济自行恢复的结果，便是著名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后来盛赞的持续20年“让人钦羡的稳定增长与低通胀的完美结合”。
这并不是唯一一次“放任自由”比大规模政府干预取得更好效果的记录。20世纪20年代初，经济急剧恶化，政府任由经济自行复原，而经济确实快速复苏。其他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曾论著过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一次经济衰退，他写道，“政府对于经济复苏的贡献，不论负有何等重大的人道主义责任，至少不要去妨碍复苏本身”。
保守党并非有关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唯一怀疑论者。就连卡尔·马克思都曾指出“当局冒冒失失的干预”只会“加重已有的危机”。
2009年1月，当选的总统奥巴马甚至在就职前便宣称：“没有争议的是，我们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推出一份有助于撬动经济的复苏计划。”市场反响巨大，数百名经济学家，包括某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纽约时报》及其他刊物上联合刊载了整页的公告，标题为：“无意冒犯总统先生，这并不是真的”。公告指出：
尽管传闻所有经济学家现在都成为了凯恩斯主义者，都积极支持政府大规模增加开支，但是，我们——在本文末尾处署名的每一个人，都不相信，增加政府开支是改善经济形势的有效方法。胡佛和罗斯福增加政府支出的措施并没有能够终结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增加政府支出同样没有能够解决日本20世纪90年代“迷失年代”的困境。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克服经验去相信，加大政府支出有助于解决当今的美国经济问题。
政府干预的现实记录支持经济学家们的结论。正如卡托研究所的艾伦·雷诺兹（Alan Reynolds）所指出的那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从未想过政府可能或应该做点什么，而非袖手旁观任由企业和银行的过错而自行修正。也没有什么凯恩斯主义的信贷或开支计划来拯救衰退。1913年之前，也没有什么美联储来给予银行家们资金援助。然而，美联储创建之后，经济衰退却反而比以往更加严重（1920～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而且通常更加持久。
然而，那些认为政府必须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有所作为”的人，却极少将政府切实作为后的实际效果，与政府毫不干涉的结果进行细致的对比。
目的与成功
在没有弄清楚新政政府（或当今的华盛顿政府）致力于何处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宣判它的成功或失败。我们对任何政府举措的祈愿或许都会与政府实际的目标和偏好毫不相关。我们也无法假定，任何政府的花言巧语都是其真实目的的可靠体现，更罔论其真实的结果。
如果我们假定新政直接、主要地致力于尽可能快速、全面地将美国经济拖出大萧条，而非其他的目的，那么，我们对于新政功过的评价将天差地别。沃而特·利普曼，新政时期首屈一指的记者，认为新政的主要目标绝非经济复苏。按照利普曼的说法，新政“宁愿经济不复苏，如果私营经济的主动权意味着私营经济对企业管理控制权的继续的话”。在利普曼看来，新政的目标在于对美国社会根本性的、持久性的变革，而不是快速有效地终结眼前的经济危机。“新政的要义在于，一方面通过劳资谈判和劳动立法，另一方面则通过限制性的、竞争性的、遏制性的政府举措，来降低私营企业对于经济的控制。”
一个有据可查的事实是，20世纪30年代新政政府的许多主要决策者，在1929年股市崩盘以及接踵而至的大萧条之前多年，在远早于需要应对任何的经济危机之时，便一直是政府干预经济、从根本上重塑经济等经济主张的积极倡导者，而股灾和大萧条则只是恰到好处的时机，将他们推举到相应的职位上去实施他们所倡导的思想。新政成功地利用了短暂的危机来打造永固的机构，其中包括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以及罗斯福于1938年创立的“房利美”，后者一直处于房地产繁荣与衰落的漩涡中心，并引领了当今的金融危机。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政又是什么呢？政府的积极主动究竟是表明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将当前的经济危机尽可能快速地、全面地甩到身后，或是利用危机来实施美国经济和社会新的、持久的变革？这个问题的答案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实际作为，更无关它的巧言令色。
2009年1月，奥巴马政府就职一个月内，一项涉及万亿美元的议案仅仅两天之内便得以通过，而相关的法律文书超过了一千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国会成员们根本无法阅读完毕，更不用说仔细掂量其后果。
正如本书第3章结尾处所提到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以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都曾指出，“刺激”议案中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没有在2009年真正支出，甚至直到2010年年末也没有全部支出。甚至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这样的“刺激”计划的拥护者都实在按捺不住地摇头，“实在太慢了。”
如果政府干预的目标是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那么，仓促通过却缓慢推进的各项举措则显得毫无意义。如果干预的目的是利用当前的危机进行美国经济和社会永固机构的变革，那么，快速立法则堪称完美。在后一种情况下，开支计划如何缓慢执行都显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如何在公众尚处恐慌状态，而任何的反对和对抗尚不能够组织起来之前，如何快速地通过立法。2008年布什政府已经推行过大规模的开支计划，而资金援助的经验已经给华盛顿的政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完全能够识别通用汽车是如何制造汽车的，而其他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则应该领取什么样的薪资水平。
政府官员有权通过介入接受资金援助企业的决策方式来保护纳税人的税款，这一论断在政治上成立，而逻辑上缺失。权利不是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拿把锤子将自己拥有的房屋的每一扇窗户砸碎。但没有人相信，有权去做等同于智慧地做。政府的目的并不是为实践其所拥有的每一个想象得出的权利，而是实践所有可能拥有的智慧，为国家造福。
让接受资金援助的企业难以与其他没有受到薪水制约的企业相抗衡，因而竞聘到最高领导人的做法，很难说是保护纳税人税款安全的智慧的做法。如果沃尔玛开出5倍于通用汽车开价的薪水，那么，选择去通用汽车工作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大？同样，其他政治性的限制措施又如何能够保障纳税人的税款安全，当受此限制的企业必须与不受制约的企业形成竞争，而前者还需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限制？更何况，事实上，行政性的薪资“专制”同时也给某些政府援助的企业高管带来了薪水的实际增加，而这意味着，保障纳税人的税款安全或许仅是扩张政府权力的一个借口。
当前的经济危机本身便产自政客们对于企业和市场的干预，他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专长去做决策的制定，而且其间还会牵涉重大利益。为将同样的理念扩张到其他的经济领域，要做的是激起更大范畴的灾难，而不是终结当前的危机。断言有权如此行事完全搁置了问题的重点，即如果政客们继续依照造成当前经济困境的干预模式行事的话，国家究竟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奥巴马政府在就任前夕，即将成为总统幕僚总长的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e）发表言论，“我们绝不希望一次如此重大的危机白白地浪费掉。”接着，他又补充道，“我的意思是，危机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去实施一些此前无法入手的事情。”换句话说，伊曼纽尔的此番言论，再加上新政府的实际作为，已充分表明他们利用当前危机打造长期的政治导向型经济的真实目的。仓促通过立法，以终结危机的名义，而且选择新政府入住白宫之初的“蜜月”期间，以及公众和媒体尚无力批判之时，对于追求这样的目标来说，这样的时机完美无缺，尽管快速地拯救经济于危机之中的论断显得如此的苍白和无力。
相反，我们谈论的是利用危机从根本上、永久性地改变美国社会的架构。不论新政府有着怎样的信心和热情去改造美国的架构以符合自己的理念，这个架构都已经在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今新政府的提议是，抛弃所有已有的，为了某种未经尝试过的理论，原因是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势——政府干预而导致危机的恶果为如今更多的干预提供了机会，尤其是以“变革”的名义。
通过干预将银行家及其他借款人推入事与愿违的高风险信贷实践的一些政客，目前正积极寻求介入其他行业并再度出演的机会，例如汽车制造业。与此同时，不断变长的政府指令也正强加给接受了援助的各个银行：
获得政府援助资金的金融机构被告知，它们务必为那些痛苦不堪的购房者延期收回房产或修改抵押贷款合同，也务必削减红利，取消员工培训及道德建设培训，撤销给予外国公民的就业机会。
无论这些政府指令单独来看有着怎样的优缺得失，它们总体体现的东西是美国宪法从未授权政府的事物。此外，一切指令都紧随在援助之后，而非接受援助的前提条件，因此，更是留下了一个令人想入非非的问题，即未来究竟还会有多少强制性的指令？这无疑增加了有碍于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某些银行会试图退还联邦政府依照《问题资产援助法案》信贷给它们的款项，而奥巴马政府为何拒绝这样的退还，这将意味着放弃已经通过《问题资产援助法案》获得的权力。
市场已经展示了自己如何应对房地产市场崩盘而快速响应。仅仅几年之后，无首付抵押贷款、仅付利息式抵押贷款，以及其他“创新性”的购买房屋的融资手段在加利福尼亚州急剧下降。但是，政治舞台却依然充斥着同样的政府宏观管理的论调，以同样的特色，它们将房地产市场，以及最终整个经济，置于毁灭的道路之上。
除了时间不同，特色有别之外，新政之下的基础理念与当前政府的基础理念从根本上来讲，极为相似。不论坚信这一理念的人们如何构想和表达这一理念，都无碍于这个理念的本质，即联邦政府实施了超出美国宪法所赋予的更多对于经济和社会的权力。政府耗散巨资购买的，是宪法从未授予它的向乙方发号施令的权力。政客们所作所为的实质，其实就是用纳税人自己的税款购买我们纳税人自己的自由。
总结与推论
作为一个国家，在我们继续前进之前，最好回头看看来时的路，不管需要多么紧急地立刻采取行动，事实上，尤其是当需要紧急地立刻采取行动之时。
不论是整体地看待美国经济还是单独地看待房地产市场，我们都会看到历史上一代又一代人所取得的显著进步，以及近年来快速演变形成的糟糕局面。
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产出一直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有这一切是如此的理所当然，以至于没有人会认为今天的3亿美国人民制造出比超过10亿人口的印度更多的产出这个事实有任何值得夸耀的地方。诚然，美国的产出甚至超过印度和中国的总和，而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总和却超过美国人口八倍之多。我们的产出也超过了日本、德国、英国以及法国的总和。
当然，房地产市场在过去的几年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同经济中的其他方面一样。但这是否就意味着①我们需要改变某些近期糟糕的政策，或者②我们需要重塑已经良好运转了几个世纪的整个经济系统？更具体地说，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允许政客们在美国企业应该如何运作这个问题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借款人开始不得不借款给那些无法达到历经市场多年考验而确定的传统信贷标准的人群。这些高风险贷款的发放完全得益于政府监管部门和政客的施压，以及司法部门司法起诉的威胁，如果贷款申请的批准率出现不符合政府构想的借款人。
加大发放给无法达到通行多年的贷款审批标准的人群的贷款力度，是完成强制指标的一个途径。信贷指标是政府医治前期政治“解决方案”造成的问题的许多政治狗皮膏药中的一块。通常，这样的干预都集中在几个有限的目标上，而缺乏更宽泛的、通盘的、系统性的现实思考，甚至是意识。让人不禁怀疑的是，过去，立法禁止银行开设分支机构的绝大部分政客们，心里考虑的事情究竟有没有远过保护地方银行，避免其与更大、更知名的银行分支机构竞争。似乎更不可能的事情是，这些地方政客会感觉到自己对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数千家银行倒闭的责任。
多年来一直秉持“房屋自有”为房地产政策试金石的这个时代的政客们，同样不太可能意识到自己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以及广泛的失业负有责任。这一点意味着，选民们必须保持对于政治倾向性的报道最少的怀疑，不论媒体怎样地应和。最好再培养出一种警觉，即任何事物“都与价格关联，因此，一个要素的微小变化都将顺沿着关联的链条传递到其他万事万物”。当有人大力鼓吹时下某种“天大好事”的政治革命时，尤其要引起警觉，无论它是房屋自有，还是抵押贷款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减少，或是整个经济的重构。
认为政客们不会“白白浪费”当前的经济危机，而是乘着公众尚无力反对之时，利用危机而火速通过某种经济的根本上的重构的观点，至少要让我们屏息片刻，如果我们不能立刻竖起警钟的话。
2009年9月，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美国货币历史权威阿伦·梅尔泽（Allan Meltzer）教授在一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写道：“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坚信，衰退有望在大部分政府支出到位之前结束。”不论公众有多么欢迎这样的预期，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放任经济自行复苏从来都不是政治的切实之选，因为这将意味着，当政客们希望“有所作为”的时候，危机这个大好时机将被“白白浪费”。
从那些寻求重塑美国经济架构的人们的立场上来说，最糟糕的剧情便是，在他们能够将充当救世主的蓝图置入立法之前，经济开始自行出现了复苏的明显迹象。仓促通过“刺激计划”立法背后的急迫性是真实存在的，即便如此仓促的理由并不是快速耗散巨资以加速经济的复苏。政府努力于2009年8月国会休会之前通过大规模的医疗保健议案，即便如此该法案也要到2013年才生效，背后类似的急迫性正是又一次竭力通过立法，缓慢真实执行的行为模式的重复。
新政及大萧条的历史会自己重演吗？或者，经济会向某些经济学家深信的那样从当前的衰退中迅速复苏吗？当然，没有人能够预先知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哪一种类型的政策会导致哪一种后果，而此类政策的重复很可能导致当今的局面。如果说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错误通常被重复，即便打着创新的名义，即“变革”的名义。多年前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评论对如今的时代依然生动贴切：
研究历史，是医治当代人傲慢气焰的一剂猛药。当我们发现我们原以为何等新奇、何等言之凿凿的肤浅论断，原来早已被人类付出的巨大代价不止一次地验证为彻底的错误时，尽管它们可能呈现出无数不同的伪装，我们才能感觉到羞愧而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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