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时时浮出一幅图画。那是一条被勒勒车碾出深辙的小路，两侧盛开神奇的狼毒花，隔开沙漠与草原。一边绵延起伏着沙包，沙包上盘生了银柳、沙棘和梭梭树，沙包后便是一望无边的大漠。另一边辽阔地舒展开昭乌达盟秋天的草原。衰草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泛出金黄的光泽。草原尽头，火红的天边有两个人影在一匹马的马背上晃动，仿佛再向前跑一步，就会投入芨芨草丛勉强支托起的那轮硕大橘红的落日之中……
于是，我依稀听到父亲在说：骑马挎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这就是你的常发叔。
于是，我又听到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悲凉的感怀：唉，那时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
…………
反扫荡开始前，黄永胜关照我的父亲：“权大个儿，把我的警卫员给你一个吧？”
“那怎么行呢？”父亲握着下巴上的胡须摇头。战争催人老，26岁的父亲，脸相能做爷爷，“我有小陈他们四个，行了。”
“这一次残酷，”黄永胜微低着头，目光沿着上眼皮望定我的父亲，忽然将马鞭子狠狠抽在脚下那块井石上，“能活过去的不会多。”
父亲沉默了。前天，这位骁勇善战又桀骜不羁的军分区司令员，做了“轻装上阵”的彻底准备：他朝那位涂唇描眉的马背上的女人吼了一嗓。有人说吓落马背了，有人说跑掉了。可是，过去半年中，几次反扫荡，行军作战他都毫不经意地带着这位女人，并未觉得累赘……
“听我说，大个子，”黄永胜脸上浮起惯常那种冷傲自信的浅笑，“我打的仗比你见的仗还多。我有预感。”
父亲不自在地耸耸肩，没作声。他的资历不能和黄永胜比。但是走过来的政委王平却笑了：“口气好大哟！”
王平与黄永胜是红军大学的同学，比黄永胜参加革命早一年。他是开拓型干部，三分区的干部多由他培养出来，根据地也是他领导创建。黄永胜曾对新调来的一位团长李湘发牢骚：“三分区跟一分区不一样啊。他妈的，一分区是司令员杨成武说了算，三分区是政委王平说了算！”
黄永胜心里憋着劲，那张脸便红上来：“有人是不服气哟。可老子的一个警卫员能打他的一个警卫班，试不试？”
“试过了，四比一。”王平脾气好，能容人。工作中与黄永胜难免有矛盾，生活中仍是亲亲热热，不少开玩笑。但他生性耿直，这句玩笑便说得绵里藏针。
黄永胜牙齿一挫。太阳穴上暴起一根青筋。午饭时，黄永胜抢过王平的菜勺子，筷子在菜盆里搅几遍，伸出头去说：“五块肉。我俩逐肉菜盆，看肉进谁口？啊，试不试？”王平笑得随和：“你是司令，听你的。”黄永胜夹起一片肉：“来吧。”王平伸筷子夹肉：“好了，你动手吧。”黄永胜牙缝里龇一声：“少来这套，我不占你的便宜。你往中间夹。”王平始终一脸笑，将筷子动一动，于是，两双筷子都夹在中间。黄永胜说：“让你先夺。”王平拖着声音：“让我夺么，那我就——夺！”
“夺”字一落，那片肉已猝不及防地抢来塞入嘴里。黄永胜吼叫：“你他妈耍滑！”王平一脸粲然：“这叫王政委智取黄司令。”黄永胜又叫：“我怕你再也吃不上！”王平夹起一片肉，显出停止玩笑的认真：“我看不一定。”
接连三次“堂堂之阵”，肉都落入王平之口。
黄永胜完全变了样子。通红的面孔忽然转为苍白，两眼时而暗淡，时而闪烁一下，接着又变得漆黑；他早已不吼叫，嘴唇抿紧，鼻翼张得很大，并且由于过度的激动而微微战栗。当他盯住王平时，头像一颗炮弹似的气势汹汹向前伸出。他已经夹起最后一片肉，举在面前“决一死战”地等候着。
王平虽然还在笑，半张开的嘴唇却露出不自在的僵硬。他的筷子稍起又落，在菜盆上碰出轻轻一响，便庄严地举到面前夹住肉片。这两位年轻的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目光对视，撞出一团火花，算是宣战，便同时将目光投向那片肉，手头逐渐加力，开始最后一搏。
两只手在抖，两双筷子在抖，那片肉也在抖，并且如胶皮一样被扯得张开变薄，随时要断裂一般。黄永胜额上绽起三道紧缩的横纹，嘴角下两条僵硬的纹路朝撅起的下巴颏上延伸过去。他的这一形象既能让敌人恐惧，也可以叫同志不安。万一他再输了……
可是，那肉扑噜一声挣出了王平的筷子。
黄永胜望着夺到手的肉，目光里流出疑惑。他抬眼望王平，王平及时嘟哝一句：“妈的，要不是劲用久了手发僵，我未必输给你。”于是，疑惑之色从黄永胜眼中逝去。他的喉结滚动着响一声，忽然张大嘴恶狠狠向那块肉咬去。
咔嚓，竹木筷子断成四截。
他心劲太盛。
“那时我们都年轻。”40年后，父亲用淡淡的声音对我说，“血性、锐气、冲动……”
王平在这群青年干部的心目中，不但是政委，还是老大哥。七七事变，他从延安来晋察冀开辟根据地，囊中空空，便给毛泽东打电话要钱。毛泽东在电话里说：“我也没得钱哟，你找有钱的人去要嘛。”王平问：“主席，哪个有钱啊？”毛泽东说：“你想想么。想不出来就睡觉，睡觉起来再想；想不出来再睡，睡起来就再想。”王平照毛泽东的办法去想，一觉醒来果然想通：陕北有不少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围子里不乏有钱人。国共合作了，这些土围子仍然不许八路军靠近。王平带几个人对着敌人的枪口往上靠，不听吆喝恫吓，迫近围子边，直到围子里开枪，子弹擦了头皮，才抓住理去找国民党县长：“你们开枪破坏统一战线！”县长把联保主任叫来，我们的人抓住他抽两个耳光：“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该枪毙！”联保主任喊饶命，王平不慌不忙说：“为了国共团结抗日，我们不毙你。但要罚款。五千块大洋，两百担粮！”联保主任磕头不迭：“认罚认罚，我认罚。”王平再给毛泽东打电话，毛泽东笑着说：“这就对了。但是钱不能都拿走，给我们延安留一半。”
王平足智多谋，又平易近人，干部们心服口服。难怪三分区是“政委王平说了算”，难怪黄永胜心里要憋气，时不时闹点小别扭。
怕心气过盛的司令员再同政委闹起来，父亲忙感谢黄永胜的好意，同意接受他的一名武艺高强的警卫员。
可是，在齐家左发生一件意外事，以后的故事便整个换了样子。
经唐河十八渡，父亲赶到齐家左。
夕阳顺着鳞状的云排悄悄滑落。村落神情冷冷，人迹渺渺。炮声从遥远的东方隐隐传来。这种大战前的沉寂使人激动、热血沸涌，又常常伴有一丝丝孤独忧伤袭上心头。
父亲住了马，擦把汗，目光匆匆扫过街面和屋顶。
不见人，不见牲畜。只有村西南浮升着一缕青烟。
父亲向西南方向赶去，身后只跟了一名警卫员陈发海。其余三名留在家里搞坚壁清野。
他想立刻见到专员张林池，宣布地委决议。边区通知：这次反扫荡将是空前残酷激烈的，所有干部群众都要彻底疏散。于是，张林池便遇到一个难题：关押在政府的37名罪犯怎么办？
这37名罪犯，有惯匪惯偷，还有杀人重囚。派部队看押这批罪犯同日本鬼子打游击是不可想象的。多数人主张立即枪毙。专员张林池不同意，这位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干部，在那个时代便格外尊重法治。他说罪犯绝大多数罪不至死，个别该杀的重囚也还没有结案，不能执行。当他庄严地讲述法律至高无上的意义时，不少工农干部以为是海外奇谈，骂他书呆子。张林池却进一步做出惊人决定：立即释放所有罪犯！
干部们轰然大哗：这些罪犯不打仗时尚且破坏边区的建设与治安，何况是在战乱中？说好听会四处逃散，说不好听，还可能投降日本人为虎作伥哩！
事情闹到地委，地委研究决定：照张林池的意见办。
我的父亲已经嗅到烟气，那一围院墙便横在面前，七八棵指头粗细的小杨树成排高出墙头。院里有奇怪的叫嚷声，声音很大却又含糊不清。父亲绕向南边院门。
这是河北农村常见的那种带门楼的院门。大门紧闭，门前无人。父亲下马从门缝窥望，见到人影晃动，是穿了八路军的黄军衣，便推门走进去。
他立刻怔怔地立住了：迎面一条大汉脚步踉跄，双手舞着驳壳枪。
父亲定定神，看清了。这汉子结实精壮，浑身透出英武之气，却又歪戴了军帽、大敞开衣襟；上身军衣不整，下身偏又穿了老百姓那种宽大的抿裆裤；没绑裹腿，只将裤角在脚腕处系住；腰里围着一条青缎子腰带，足有七寸宽，像练武的人那样深深扎进腰里去，格外显出铁扇似的胸脯、三角形的背脊和宽直潇洒的肩膀。
他脚步踉跄却透出劲力，像打醉拳；手舞足蹈，身体旋转，面孔时时朝西南墙角定住。于是，父亲看到挤挨在西南一隅那群人，蓬头垢面，绳捆索绑，或坐或倒，紧紧缩成一团。他们睁大恐惧的眼睛望住汉子挥舞的驳壳枪，有人索性闭上眼睛等候命运的安排。于是，父亲终于听清汉子的嚷叫：“兔崽子，龟孙子，一个一个来，哈哈哈，莫慌，都不要慌，枪眼没有我指头粗，痛快得很，不疼，谁也不会觉疼……”
七八个持枪的汉子，或穿军装，或穿便衣，散立院子四周望着汉子笑，望着囚徒们笑，偶尔助兴，恐吓地叫喊一嗓子。房顶上三名抱枪的汉子蹲着吸烟，兴致勃勃望着下边；屋檐下那位房东大娘颤动着白发苍苍的头，嘟哝着什么，由于害怕而没完没了地用围裙擦手。
“老子说不疼就不疼，你信不信？信不信？……”汉子叫一声，枪口便点向一名囚犯的头，那囚犯便战栗着缩一缩。汉子开心大笑，乱舞的手臂忽然间换成一种迅捷刚劲的出枪动作，一声吼，双枪炒豆子一般叫起来。靠墙那一排指头粗细的小杨树应声挨个折断，从父亲站立的位置望过去，那一排断树高矮一致，竟如刀裁一般齐！
父亲目瞪口呆，他的警卫员也目瞪口呆！
院子里大乱。囚徒们号叫着滚成团儿，更糟的是那位房东老大娘，“妈呀”一声瘫倒在墙根下。
汉子兀自向天举了双枪，发出一串串粗野的开心大笑。但笑声很快又被呵斥声截断。
“住手！”父亲大步走过去，“把枪放下！”
汉子一怔，住了笑，目光缓缓落在父亲脸上。那汉子酒气逼人。父亲比汉子高一头，汉子比父亲宽半肩。
“把枪放下！”父亲的声音低沉威严。
汉子仰脸打量父亲，颧骨向上一耸，右眼挤细了，冷冷一声：“凭你个子高？”
父亲身高一米九七，那个年代确实少见。
“他是地委副书记，”警卫员手按盒子枪厉声说，“兼任你们军分区副政委！”
汉子被酒精烧红的眼睛浮起一丝惶惑不安，转瞬又消失。舌头掠过干唇，点点头，沙着嗓子噢一声：“秀才。”
父亲被激怒，喝令道：“把他的枪下了！”
警卫员陈发海训练有素，应声用枪比住那条汉子。汉子瞟一眼枪口，脸上闪过一丝冷笑，右手枪交在左手，将双枪递给警卫员。父亲明明看到陈发海已经拿过来那两支枪，可是眼前一乱，警卫员便失声惊叫着摔出去几米远，再看清时，三支枪变戏法一样全落在汉子手中。
院子里沉静几秒钟。警卫员从地上爬起，有些不知所措，终于还是走到父亲身边，并且勇敢地向前跨了一步。
“老实点，我喝了酒，小心枪走火。”汉子将两支枪插入腰带，手里剩一支对着警卫员胸口画圈。
警卫员犹豫，不再迈步，放开喉咙骂：“你要想想后果，你这个混蛋！……”
汉子出手如闪电，啪！一记耳光结结实实打在警卫员脸上。
“对，我是混蛋。”他冷笑着说，并且晃动手枪威胁，“别动，别动，小心枪走火。”
“你这个混蛋！……”警卫员脸孔热辣辣地再骂一声。
“我是混蛋。”汉子身形轻晃，警卫员便又挨一记耳光，怒不可遏却无可奈何。因为那个压低的声音一直在嘟哝：“别动，别动，小心枪走火……”
面对这样一条汉子，父亲不得不放缓声音：“你是哪个部队的？”
“八路。”
“是独立营的吗？”
“八路。”
“我命令你报出单位！”
“八路。”
父亲胸脯开始起伏，汉子偏耷拉下眼皮不露声色。父亲敛神再问：“你叫什么？担任什么职务？”
“想当的话么，排长、连长、营长；不想当的话么，就是酒神喽。我叫常发。”
父亲一怔，心里暗暗叫苦：遇上这个家伙可麻烦，何况他又喝多了酒……
“常排长，我现在以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委……”
“那是挂名，你是地方官。”
“你在误大事！”父亲正颜正色，从起伏的胸膛里发出沉沉闷声，“铁的军队有铁的纪律，酒醒了你不要再后悔！”
父亲讲完，回身便走，去寻找专员。可是，背后传来沙哑的声音。
“等等。”常发这汉子眨眨红眼睛，“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叫你后悔都来不及！”父亲吼一声。
“不许动！”常发沉下脸，龇出一颗虎牙，压着嗓子低吼，“大秀才，你叫我后悔，我只好关起你。”
“你敢！”
“自己进屋去。”他始终是压着嗓门低吼，已经目露凶光，“让我动手你就该丢面子了。”
过来一个战士小声劝父亲：“副政委，这家伙喝醉酒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我们几个人没把握对付他，你先进屋歇口气，我去找肖营长和张专员。”
父亲狠狠瞪一眼汉子亦邪亦正、又流氓又武勇的面孔，不得不朝屋门走去。
父亲的怀表指向夜里12点时，院中燃起四五支火把。从撕破窗纸的窗户望出去，火光摇曳，映出政府专员张林池微胖的身影和他面前石雕群一样肃立的罪犯们。
起风了，张林池的声音慷慨中又有几分悲凉，话讲得朴素实在，却令人心摇神颤，热泪哽咽。
“你们是中国的罪犯，该由中国人治罪。可是日本人打来了，大扫荡，成千上万地杀中国人，你们大概都有亲人熟人是这样被杀的。这样的形势下，我暂时无法关押你们治罪，怎么办？”张林池目光从罪犯们面孔上一掠而过。罪犯们在风中不曾起一点骚动，而那隆隆的枪炮声却分明越响越近。“杀了你们？你们罪不至死。日本人杀中国人，我不能再杀你们。我现在代表政府宣布，放了你们，暂时释放你们。”
石雕群一般的罪犯活了，起了骚动。骚动中，前排最右边扑通跪下一个人，其余罪犯便如被人拉扯一把似的，扑扑通通全跪倒了。
那短暂的沉寂中，响起轻微啜泣声，传入人耳，却如轰雷一样惊心动魄。
张林池胸脯起伏，声音转高亢：“你们走吧，各自逃命。能为反扫荡做些事更好。但是，反扫荡结束后，以一月为限，你们必须到这个院子里来报到，继续服刑。我强调两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见不到，你投降不投降日本人，都要以汉奸论处！你就别想入祖坟，这片土地永远没有你葬身之处！”
40年后，在北京复外大街那栋中央部长级干部居住的公寓里，张林池交给我一本地方志和一本文史资料：“你看吧，那次反扫荡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我就见到了25个活人，12具死尸。这些罪犯没有一个当汉奸，被判死刑的罪犯也没当汉奸……”
罪犯都走了，父亲仍然被常发这个无赖汉纠缠着。
“你说吧，你只要说不枪毙我，我就放了你。”常发坐在门槛上，身依门框，翘了二郎腿，堵住门口。刚才父亲就是隔着他向张林池传达地委决定的。因为专员也无法搬开这个无赖汉，专员也是地方官。
“你就堵在那儿吧，”父亲咬牙切齿，“你堵的工夫越大，越该毙！”
“罪犯你们都放了。”
“你早已罪上加罪，比罪犯更罪犯！”
“我可以给你跪下磕头。”
“等会儿你给肖营长跪下磕头吧。”
“肖营长到前线去了，来不了。”
“你只要敢堵下去，会有毙你的人来。”
“不等毙我的人来，日本人就来了。”
父亲不再言声，这种可能性存在。他用疑惑仇恨的目光狠盯堵门汉：汉子耷拉着眼皮摆弄枪，机头张开，随时可以射击，他也许要叛变？他的行为已经无异于叛变……
一定要除掉这个土匪流氓！父亲暗下决心。这种坏坯子留下来迟早要误大事。
父亲早听说过酒神常发，军分区领导们聊天常常谈及这位“骑马挎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的土匪。
“他不能算是土匪。”黄永胜曾经替他讲话，“他其实属于旧小说里描写的那种武林中人物。”
“是采花贼！”陈漫远下了准确定义。那时他任三分区司令员。黄永胜是副司令，心里常常不服气。
据说常发这家伙苦出身，13岁杀人出逃，不知在哪里向什么人学成一身武艺。18岁闯世界，多数走口外。他也贩烟土，也干劫富济贫的买卖，也干“采花”的勾当。据说他刺了一身锦绣，很能勾女人的心。到手的女人最后都心甘情愿在马背上随他走天下。据说他腰上的青带一丈长，里层绣满红花。一个女人绣一朵，他自己也搞不清上边有多少朵。据说他一天喝不完一碗水，却能一口气喝下一坛洒。后一个“据说”，军分区、地委、专署的领导干部都相信。
父亲始终不清楚常发参加革命前后的全部经历。只听说七七事变后，刘秀峰在保定完县走村串户宣传抗日。郭村、下首、五里岗、庄里，凡大些的村子都成立了抗日救国军，这些队伍里没几个正经庄稼人，多是当过警察、土匪和国民党兵的所谓见过世面的人。不久，八路来了，这些拉杆子的队伍便叫了九路、十路，直到几十路军。又不久，这几十路军被八路军去粗取精，统统改造消化过来。其中便有常发带领的23路军。
保定以北，几十万国民党兵挖战壕，却不抵抗。炮声一近全跑了。从紫荆关、易县撤下来杨虎城部队，其中一个军的军部住在五里岗村葛家大院。葛家是地主，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共产党。一个后来在反扫荡中牺牲；一个南征北战，后来当上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是我的顶头上司，叫葛振岳。
葛振岳问住在家中的那位杨虎城部队的副军长段象武：“你们和日本人打过了？”段象武说实话：“没法打。他们炮火太厉害，没见面部队就被打散了……”
话音未落，有人从屋里剔着牙缝走出来，呸！在副军长面前啐一口有牙棍有肉丝的黏痰，不慌不忙奔了马厩。段副军长本待发作，嘴张了张又闭上，半天叹出一口气：“唉，红军到了紫荆关，小葛啊，我劝你去投奔他们。”段副军长见啐痰的汉子牵马走过来，不禁转开脸又长叹：“我们是无颜见天下百姓喽！”
啐痰的汉子立住脚，从马背上抓下一包物件，掷到副军长面前：“给弟兄们留个纪念。”
一阵金属撞击声，那包物件摔散开，是一把日本战刀，两顶日本钢盔。段象武猛然睁大眼，朝着汉子喊：“你是红军？”
汉子走出院门，没理睬。葛振岳说：“他不是红军，是走江湖跑口外的，叫常发。”
就为一把日本战刀，两顶日本钢盔，常发被23路军一百多弟兄请去当司令。就为红军迎着国民党退兵挺进紫荆关，常发率他的人马投入红军，并且直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常发当上八路军的营长，立刻在唐河阻击战中露一脸：亲手毙掉12个日本兵。抗战初始，一个连队击毙5个日本兵就算大功，常发这一功足能升任副团长。可他拍着桌子骂：“什么他妈的副团长，还不快找酒来？”酒来了又没肉。这家伙，去日本兵尸体上割来几嘟噜东西，煮牛鞭一样煮来下酒吃。真有点“壮志饥餐胡虏肉”的气概。
为此，副团长没当上，反被降成连长。
消灭伪军王弼，常发率尖刀连又立大功。恢复营长职务的命令传下来，不见他人影。团政委一寻寻到窑子里，只见一个赤条条的常发搂了两个赤条条的女人边喝酒边胡闹。政委把常发捆回来，要枪毙。黄永胜说：“用人之际，再说睡的也不是良家妇女，撤销他的营长职务就行了。”
然而，常发恶习难改，终于把房东家一个大闺女“收拾”了。他被关在柴屋里，等待军法处死。就那么巧，日本人打突袭，连他连七十名军人连八百名群众统统俘虏，关押在赵庄两个场院中。这些军民人等是战斗一夜后被俘，又在太阳下晒一天，天黑后叫渴讨水的吼声、号声、哭声不断。终于，日本人将洗过澡的两桶水送来，一个场院送一桶。西边场院的俘虏互相关心着，每人几口喝完桶里的洗澡水。东边场院不然，常发凶猛得像头豹子，打翻一个又一个试图抢水喝的人，自己也免不了头破血流。他坐在水桶上威胁着低吼：再有一个抢水的，我就把这桶水全泼掉！俘虏们不敢再往上扑，叫着骂着劝着。常发不理睬，将衣服脱下来浸水，湿淋淋捞出，捂在墙角。工夫不大，衣服再浸水，并且用手挖掉一层洇湿的墙坯。俘虏们突然明白了意义，自动形成一带人墙，掩护常发这项急中生智的工程。黎明前那段最黑暗的时刻，常发终于借一桶水之力，挖穿院墙，使五百多军民逃出虎口，其中包括被他蹂躏过的那个大闺女。这段故事已经历史性地记入保定地区文史资料：“东场院五百军民借一桶饮水挖穿院墙冲上后山，逃离虎口。西场院三百多军民被日本鬼子集体枪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赵庄惨案……”
常发这个罪犯兼功臣被带到黄永胜面前。黄永胜足足盯他一分钟，他没软。黄永胜问：“有功了？”他说：“至少能扯平。”“你混蛋！”黄永胜骂，“你耍流氓就没想想后果？”常发说：“想了。”黄永胜说：“想了还干？”常发说：“我想，女人都是头一天骂我，第三天就离不开我了。谁知这次……”黄永胜给了常发一鞭子：“流氓成性，你扯不平。你是死是活还说不定！”他命令卫兵：“捆起来！”常发被五花大绑，由教导员牵去受害姑娘的家，请受害人判生死。那姑娘背着身，捂着脸，不肯说话。教导员只好问：“毙了他？”姑娘摇头。教导员松口气，又问：“揍断他腿？”姑娘又摇头。教导员脸上浮起一层浅笑，声音放低放柔和：“那就——放了他？”姑娘停片刻，慢慢地慢慢地点一下头。于是，教导员给了常发一耳光：“还不跪下谢罪？”常发扑通跪倒，响亮地磕三个头，留下一条活命。连长是当不成了，只好当排长。
可是这个流氓英雄，他竟敢扣押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
常发早已酒醒，不然不会与我的父亲讨价还价并且步步退让。
“副政委，”他已经改了称呼，“我就是不想死，我能杀日本人，我活着还有用。”
父亲不再理睬，卷一支纸烟吸。院外传来人声马声，不像过鬼子，也不像过群众。
“副政委，你只要答应反扫荡结束后再治我罪，我就……”常发没讲完，朝院门扭过头，立刻被蝎子蜇了屁股一般跳起来，挺身立正，迅即又耷拉下头。
军分区司令员在警卫员的簇拥下闯入院中，一进院便瞪圆双眼。
“他妈个x的，反天了！”黄永胜吼一嗓，常发这条精壮汉子立刻颤了身，看见飞来的鞭子不敢稍有躲闪。
“土匪，流氓，王八蛋，我叫你绑票！”黄永胜吼四声，抽四鞭，其中一鞭在常发本来紫红的脖颈上印了更加紫红的一条印子，“把他捆了！”
常发立刻被五花大绑。
黄永胜大步进屋：“大个子，没事吧？”
“毙掉！”父亲咬牙切齿，“这个人不除，迟早要误大事。”父亲冲动起来容易“左”，为此受过“王平”批评。
“不讲主义讲义气。”黄永胜看一眼我的父亲，“乱世用人乱着来。你叫他死，出去就别吱声。你叫他活，出去就吆喝一嗓子，以后他准是跟定你上刀山下火海的铁杆警卫员。”
父亲疑惑地望着黄永胜：“这不合原则吧？”
黄永胜苦笑：“你呀，就是太老实，书呆子！”说罢，转身出门，立刻换一副八面威风的凶相：“把这王八蛋拖过来！”
常发被拖到黄永胜面前，一副任人宰割的可怜相。
“你这个土匪流氓，你长了几颗脑袋，就敢扣押我的副政委？来人！”黄永胜吼一声，本是要命令拖出去毙掉，却有一匹奔马在院门口嘶鸣着人立而起，随即从马背上跳下一名军人，跑入院中敬礼：“黄司令，边区有急件给权副政委。”
“在屋里呢。”黄永胜手一挥，略作停顿，不马上下令毙人，又多问一句：“说，你为什么扣押我的副政委？”
“他要夺我的枪，要毙我……”
这时，边区来的军人已进屋，交给父亲一封信：
权大个：这个人疏散给你，你在他在。
刘澜涛
父亲抬眼看来人，来人解开肥大的军衣，腰上赫然绑有一圈手榴弹，绳子扎了死结。手榴弹下，一圈文件紧贴皮肉。
“明白了，不要离开我一步。”父亲吩咐一声便急朝门外赶。他听到常发正在喃喃：“我想日本人来了，我只要杀几个鬼子，保着副政委突出去，他就不会毙我了……”
黄永胜见父亲出门，立刻挥手截断常发的喃喃，厉喝道：“放屁！你比汉奸还可恶。来人！把他拖出去毙了！”
一身野性的常发，忽然怯懦地大号大叫：“饶命，饶命啊！我能杀日本人，叫我跟日本人打一仗，叫日本人杀我！……”
“毙了！”黄永胜毫不容情地挥挥手。
常发被拖到院门口，兀自挣扎着，四五个人架不住。他涕泪俱下地哭号：“冤枉，冤枉！天哪，我可不是汉奸哪，妈了个x的，我不是汉奸！……”
“等等！”父亲招手，他在那一刻拿定主意，紧接着又喊：“等一下！”
常发一怔，停上呼号，睁大一双泪眼望父亲，好像落难人望着救命菩萨。嘴巴开咧着，一条黏黏的涎水直拖到胸前也全然不觉。父亲再招招手，常发被拖回来，他喘息着，全身起伏，眼睛一瞬不敢眨地望紧父亲的脸。
父亲板着面孔打量常发，故做思索状，对黄永胜说：“我看再饶他一次吧？”
“屡教屡犯，没救。”黄永胜气愤咬牙，“狗改不了吃屎，毙掉拉倒！”
“再给一次机会，最后一次。”父亲求情。
黄永胜略作思考状，转向常发：“上次我问过你，要酒还是要营长，你怎么回答的？”
“那，那是司令逗我，开玩笑……”
“我问你怎么回答的！”
“要、要酒。”
“我问你要女人还是要营长，你说什么？”
“我、我说不要营长。”
“好狗日的。我现在再问你一句：你是要酒要女人，你还是要命？”
“要命。”
“这次不是开玩笑！”
“要命。”
“你再敢沾酒沾女人，我就要你的命！干不干？”
“我、我还没娶媳妇……”
黄永胜差点笑出来。我的父亲忙转身，咳痰做掩饰。那些警卫人员都忍俊不禁地“扑哧”出来。
可是，黄永胜蓦地沉下脸：“拖出去！”
“我干！我干！我，我……”常发挣扎叫嚷，那些拖他的手一松，他也像没了筋一样稀松下来，哼唧着，“我不娶了……”
“媳妇还要娶，只能在抗战胜利以后。”黄永胜转向我的父亲：“这个人留部队是不行了。你既然保他，那就把他交给你怎么样？”
父亲手握胡须沉吟。他是真犹豫。
常发摆脱紧张恐惧，便扭动颈项，将嘴上挂的黏液抹在肩头上，朝父亲眨眼望，忽然说：“副政委，我关你，你还救我命。你叫我跟了你吧，我会报答你的。”
他声音不高，沙哑中别有一种朴实感人的味道。父亲眼圈一热，甚至感到莫名的惭愧，便从战士身上取过一把刺刀，挑开捆绑常发的绳索：“你愿意就跟着我吧。”
我的父亲说：鬼子那次扫荡，先是单刀直入奔袭分区司令部，接着实行铁壁合围……
二万多日本兵加上四五万伪军，将分区司令部追到神仙山，追入一道山谷。队伍进谷十几里，发现是绝路。那沟掌子里有个废弃的煤矿，叫炭灰铺，矿上早已无人。三面危岩绝壁，一面被日伪军封死。司令部只有两个连兵力，带了地委、专署和白求恩学校的师生，还用担架抬着重病在身、从晋察冀军区疏散下来的军区副司令员萧克将军。
惶惧的情绪在流动。常发这汉子异常，在马背上摇晃着身子，竟似怀上一种暗暗的喜悦，手抚驳壳枪，两眼左瞟右瞟，忽然朝带兵的任连长号一嗓：“喂，伙计！”
“你号什么？鸡巴又痒了！”任连长烦躁，骂得粗野。
“现在敢痒痒才是好汉。”常发扬着脑袋，果真将手伸入裤裆，抓挠着，摸出一个什么小动物，放嘴里“啵”地咬个响，扯开嗓门喊：“你痒不起来，我替你带兵！”
任连长被噎住，咬牙嘟哝：“这个狗娘操的杂种！”
警卫员陈发海朝常发的马屁股狠狠啐一口。常发跟了我的父亲后，陈发海始终不曾理他，走对面就像走过旷野，就当不存在这个人。
“难得你肯啐我一口马屁股。”常发长了后眼一般，回过头嬉皮笑脸。那马尾扫蝇虻似的扫过屁股上的痰迹。
陈发海一如未见未闻，自顾跟三名老警卫员说话：“真他娘背兴，这几天老有西北风吹着臊臭味，受不了。”
常发不再笑，阴沉了两眼望陈发海。陈发海不看他，又朝地上狠狠啐一口。常发铁扇般的胸脯便开始扇动，宽直的肩膀也开始起伏，忽然将牙齿磨出一串咯咯声，脚跟便踢在马肋下。那马身一纵，箭一般射出，马蹄荡起的烟尘后边，有人在骂：“这狗杂种今天是真发情了！”
黄永胜在前边勒住马，望望催马狂奔的常发，回头喊：“他干什么去了？大个子！”
也不知什么心情什么意识作怪，父亲应了一声：“看看地形！”
“老子还没看，他算个鸡巴！”黄永胜骂着，将鞭子朝矿区的破房一指：“先生火吃饭！”
山后传来嗡嗡声，转瞬间，两架日本飞机来到头上，贴着山脊隆隆盘旋，气浪将山上的大树冲得东摇西晃，喝醉酒一般。散开的队伍不再生火，骚动着，从隐蔽之处朝天上望。
政委王平望望飞机，又环视突兀颠连的群峰，好像忘记有七万敌兵压过来，忽然轻松地笑响一串：“哈哈，山高出猛虎。咱们八路军，有一座山就等于有一个团的兵力。上了神仙山，咱们就是天兵天将，我怕吓坏日本兵呢。”
情绪可以传染，惶惧停止流动。将领的轻松换来士兵的镇定。
警卫员弄来干粮，父亲吃几口，疲困得靠了半截断壁打盹。正蒙眬得惬意，忽然被人抓了肩膀摇醒。睁开网满红丝的眼睛，看清是政委。
“大个子，赶紧来一下，开党委会。”性格开朗的王平显出少有的严肃，“黄永胜坚持要睡觉呢！”
“大家都困。”父亲迷糊说。
“你还没醒？”王平难得瞪眼难得吼，父亲晃晃脑袋真醒了，听王平介绍情况。
常发这汉子应了父亲说的，果真是看地形。他常年跑口外，随便什么山，什么岭，望一眼就知道哪里能走通。他毫不费力就在沟掌子里寻到一条没人走过的过山“路”。没有惊动打盹的父亲，径直去向司令员报功。
黄永胜只需朝常发那张溢满得意之色的面孔瞧一眼，心里便有了数。但他不露声色，他说过“老子还没看，他算个鸡巴”。
黄永胜板着面孔举起望远镜，镜头在远山上移动，那里响过枪。他找到意料中的三个鬼子兵，无疑是尖兵。一旦看清鬼子兵也用望远镜朝自己这边望，心里更有了底。放下望远镜，瞄一眼遮去落日的西山，拖慢声音下令：“通知部队，吃过饭就地休息睡觉。明天拂晓行动。”
“这不行吧？”王平摇头。
黄永胜的神色，等的就是王平摇头。他不忙说自己下决心的根据，故意斜着眼光瞄政委：“怎么不行？”
“那些尖兵是阜平方向来的敌人。就算他们发现我们进入绝地，也可能不等天明就进攻。”
黄永胜脸红上来。他不傻，政委更聪明。该看到想到的都看到想到了，只是判断和决心有不同。
于是，黄永胜的蛮劲上来了：“什么进攻？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半夜来撩拨老子！”
“不是撩拨，是合围。”王平声调平缓，他常说有理不在声高。抓了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图，“阜平来的敌人单刀直入，追在屁股后面。涞源和唐县的敌人也已出动。敌机已经发现我们在神仙山，涞源和唐县的敌人势必连夜赶到合围。”
“他围个鸡巴，老子翻山走！”
王平望一眼常发：“是有一条翻山路，一步一壁像竖梯子，紧接着都是胳膊肘弯。”
常发惊异地眨眨眼：“政委怎么知道？”
“其实几处最险地段你还没全走过，你只是看看能过去。那几处地段叫‘阎王鼻子’‘木溜珠’和‘大姑娘肚子’……”
常发目瞪口呆。他哪里知道，王平来此开辟根据地时，曾只带一名警卫一名马夫，走遍这里的山山水水。
“翻过神仙山可以到唐县的黑角村。如果我们行动迟缓，这个缺口被堵，形成合围之势，我们就危险了。”
“听蝼蝼蛄叫我还不种地了呢，你怕死你先走！”黄永胜又吼起来，“我不怕！”
“我怕什么？从井冈山打到延安打到晋察冀，我怕什么？”王平血性上来，声音提高了，“我怕萧克副司令出意外，聂老总对我有交代，我要负责！”
“你负责去吧，老子睡觉！”黄永胜吼罢，饭也不吃就躺倒在那半张残炕上。
个别谈话无效，王平只好决定开党委会。他对张林池、荀昌五（三分区人民武装部部长）和我的父亲说：“我跟永胜谈不下去了，就剩下吵架了。大敌当前，你们三个委员先去找他，用你们的话讲出我的意见。”
我的父亲敲响黄永胜睡觉的破屋门，屋里雷也似的一阵吼：“混蛋！滚！”
父亲硬起头皮推门。门没有插，只挡几块砖。父亲小心翼翼将门推得半开半不开，叫一声：“黄司令……”忽感不对头，有黑影掠过，忙吞下半截话缩头闪避。
啪！马鞭抽门上，框子上的土簌簌落了父亲一身。
“妈了个x的，老子揍你个……”黄永胜猛地扯开门，鞭子在空中绕个圈，没有再落下，改口道，“大个子，我不是抽你，我抽那个……”他朝父亲身后望，父亲个子高大，他什么也没望见。
三名党委委员各自谈看法，看法自然都与王平一致。
“合围？嗯，合围！”黄永胜动心了，皱起眉头问，“政委呢？”
通讯员很快将政委请来。黄永胜仍然要找回面子：“我想好，我们就趁天黑朝阜平方向跟敌人对插过去。”
“大队人马对插会暴露目标。”王平严肃地说，“我们现在开党委会来决定行动方案。”
“开个蛋！”黄永胜又抓起马鞭子。
“我是党委书记，再宣布一遍：现在开党委会！”
“部队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老子是司令！”
“部队听你司令的，你司令要听党的。”王平的声音显出格外低沉，也格外有力。
黄永胜胸脯起伏一阵，发泄着将马鞭奋力摔向墙角，重新躺回炕上不再作声，就那么躺着参加了党委会。
党委会适当照顾黄永胜的面子，决定部队就地休息两小时，天黑后开始突围。
群山环绕的沟掌子里，天说黑就黑。部队悄无声息地集结完毕。黄永胜下令前，仍然不忘挖苦一句他的政委：“党领导完了？”
“这是什么时候？你不要闹个人意气。”王平两只眼睛在黑暗中闪烁。黄永胜略显不自在，摇摇肩膀，朝部队走去，顺便一脚踢在队伍旁边摆放的油桶上，那是王平带人从煤矿上找来的。
黄永胜调动部队确有一套，下令简捷明确。他命令一个连队随司令部行动，人手一支火把，上山时将火把燃亮，尽量造声势吸引敌人。命令另一个连队由42团政委熊光焰率领，保护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乘乱与敌人迎头对插，朝阜平方向突出去。
王平向熊政委低声交代：“你不能丢了萧克。你可以牺牲，不能丢了他。这也是聂司令的交代！”
黄永胜在另一边指着担架上的萧克副司令员向连长下令：“你跟住担架，不许离开一步。敌人不发现则已，万一发现了，你要先打死他！”
“啊？”连长吃惊。
“先打死。”黄水胜低声说，口气不容置疑，“别人可以被俘，他不能被俘虏！”
连长走后，父亲小声问：“为什么要先打死首长呢？天这么黑，就是发现了也可能突出去。”
“你懂什么？书呆子。”黄永胜仰面望天，沉重地说，“他知道的太多了……”
都队开始分头运动。常发风头十足地骑马紧跟黄永胜，走在最前边。
黄永胜忽然回头，喃喃着：“这么多马不能便宜给日本人。”
常发在马上朝黄永胜探过身去：“司令员放心，我的马丢出去三千里，也能自己找回来。我的马不丢，大家的马就都不会丢。”
黄永胜将信将疑。常发双腿一夹，那马立刻蹿向前去，样子似要朝一块两三米高的岩壁撞。就在撞壁的刹那，常发手臂一兜，那马竟无声地人立而起，前腿弯曲如人臂，在下落之际，突然向前一搭，前蹄便撑紧岩壁上。几乎同时间，常发迅如狸猫，身形晃动，只一闪，便顺了马背跃登上去，稳稳立于岩壁上。
“好狗日的身手！”黄永胜失声喝彩，朝我的父亲扬扬下巴，“啊，大个子，没错吧？乱世用人乱着来！”
常发已经将他的青缎子腰带甩下来：“上吧！快！”
机关干部在前，连队战士在后，仗了常发那条丈把长的裤腰带，都上了山。当连队战士齐将火把燃亮，呐喊起来登山时，通向沟掌的山谷立刻枪声大作，并且越响越激烈，越响越近切。
政委王平立在一块巨石上凝神听过半个钟点，轻松吁气：“没事了，他们已经插过去了。”
父亲明白王平说的是军区首长和保护首长的那一连人，便也随着吁口气——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判断自然不会错。
天亮时，部队已经翻到那边。那边的地委副书记马天水赶来迎接。他替我的父亲卷了一支“大喇叭”，帮助父亲点燃，他指着不远处的一抹沙坡说：“那里本来有鬼子的一个炮楼，去年被我们端掉了。”父亲与马天水一道喜悦时，何曾想到二十多年后这片土地上会卷起一场玫治风暴；更何曾想到，这位战友会因为投靠“四人帮”而在三十多年后精神失常，听见汽车声便在这片土地上狂奔狂逃，一头扎入草窠里。当汽车拉着这位也曾红极一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去医治时，这片土地又唤回他遥远的记忆：“那里本来有鬼子的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端掉了……”
唉，这就是历史。
部队在山脚下，在剩有炮楼残壁的一抹沙坡上休息。神仙山上枪炮大作，敌人果然“合围”了。战士们笑闹着庆幸甩掉了敌人。负责干部们互相感慨：幸亏听了王平的意见！
一阵秋意凄凉的马嘶，引得全军震惊。扭头望去，黄永胜竟牵了他的战马，迈着逍遥步子走过来。迎着一片惊愕的目光，得意非常。须知，夜黑山陡没有路，那位叫“条儿张”的瘦子通讯员，就是从“大姑娘肚子”上滑落摔死了！
“老黄啊，”父亲忍不住问，“你真把马都牵过来了？”
“马就在这儿，还要问？”
“我是说，你怎么牵过来的？”
“嘿嘿，连战马都保不住，还算当兵的？”
这位三分区司令员讲话时，眼睛分明瞟着他的政委。政委判断敌情准确，指挥得当，露了一脸。他当司令的把马牵过了神仙山，也算争口气夺回了面子。
事后，王平不无远虑地对父亲讲：“永胜能打仗，可是心气太盛，一味争强斗狠。我只担心……”
话没讲完，意思已到。王政委果然知人，“文化大革命”中王平被抓。专案人员向黄永胜调查王平的情况，黄永胜说：“这个人早该打倒！”
然而，王平却是明理的性情中人。他任志愿军政委时，黄永胜到北京高等军事院校学习，就住在王平家中。王平和妻子范景新让出一半房子给黄永胜住，视他为一个战壕里出来的老战友。“文化大革命”中，王平被关押8年，受尽折磨。恢复自由后，专案人员来向他调查黄永胜的问题，他一句话也没讲。我曾问：“王伯伯，你为啥不揭发他呢？”王平说：“我们是在战争年代共事，‘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共事。他的性质中央已经定了，我何必再落井下石？”
单独审讯黄永胜时，王平接到旁听的邀请，他没有去。在公安部集体审判时，他去了，只是从走廊的窗口朝低头走过的黄永胜悄悄地、默默地望了一眼。那一眼目光流出的感情是多么复杂啊。唉，毕竟吃过一口锅里的饭。
常发给父亲送来晚饭，父亲突然想起什么，问：“昨夜过山，我怎么一直没见你？”
“我要前后照应。”
“黄司令的马是怎么牵过来的？”
“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不知道。”
“你前后照应还不知道？”
“不知道。”
“算了算了，”父亲显出不悦，“你去吧。”
常发闷头退出去，这匹马就成了永久的谜，至今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牵过了山。
可是，常发像是不痛快，一出门就同陈发海吵起来。
“他妈的，老子一让再让，你们想怎么着？不是老子用腰带把你们拴过山，你们现在牛气啥？……”
“常发！”父亲吆一嗓，见吵声不止，便起身出屋，仍听到常发的嚷声：“老子让你们最后一次！”
父亲出门，不觉吃一惊，因为常发已经拔枪在手。父亲要叫喊，陈发海要扬臂遮头，常发的出枪动作却快捷无比，已然“砰”了一响。
枪声过后，父亲和几名警卫员的“啊”声才喊出。
常发将自己左手打穿一个眼，血淋淋抓住陈发海的手：“扯平了。你要是再跟老子计较没完，下一枪就揍你。”
陈发海抖着身子抖着声音：“你，你这是何苦呢？你、你快放开，我给你，给你包伤！……”
“简直是流氓作风，简直是土匪作风……”父亲一边嚷着一边跑进屋里寻药寻纱布，“简直是混蛋！”
夜里，常发同父亲睡了一个屋，照顾他有伤。
于是，父亲第一次看清，他确实刺了一身锦绣，是条腾云驾雾的青龙。看清他的青缎子腰带上，里层确实绣满红花。
但父亲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
天快亮时，似有雷声自东南方向滚滚而来。外面有人喊叫，父亲翻身跳下炕，朝门外赶。
常发在后面边穿衣边说：“马回来了。”
父亲探头门外，果然有几十匹战马踏着晨曦奔腾而来。跑在最前边的，正是常发那匹火炭似的蒙古马。
往下写，我有过犹豫。确有过人之处的常发竟甘于屈居父亲手下，这不可信。而且常发这个人物在革命队伍中也没有代表性……
可我崇尚原始的美。自然常常违背常理无穷无尽地创造着殊物。
于是，我让这个故事随其自然，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继续发展下去。
大地覆了霜，干燥坚硬。西北风刮过黄土高原，卷起柴草翻飞。大树醉汉一般摇晃。树枝上的几片黄叶蓦地脱了身，飘荡一段距离便滚入土沟中。
父亲在马背上举鞭遥指：“今天就在那个村子里歇脚吧。”这是进入陕北后歇脚的第一个村子。
我的父亲、母亲奉命去延安党校学习。母亲身染重病，途中住进医院。父亲一人先行，过黄河时，一路护送的警卫排便告辞归去。父亲只带了四名警卫员进入陕北根据地。
那时，父亲已是被称为首长的人物。地方政权派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干部负责接待。这位农村妇女干部干净利落，有几分姿色，显然见过世面，待人接物大方有礼。她称父亲首长，叫四名警卫员同志。
洗漱之后，父亲休息片刻。四名警卫员帮助那位农村妇女干部扫院挑水，向村政权了解一下周围情况及当地风土人情。天落黑时，晚饭已备好，是一桶小米稀粥，一盆酸泡菜。那小米新鲜，粥熬得烂烂呼呼，泡菜腌得酸里含辣。父亲和他的四名警卫员吃得头上冒汗，红光满面。
泡菜转眼吃光，汤也喝掉了。常发便起身去揭墙角的腌菜缸，开了盖自己往菜盆里夹菜。刚夹出一筷子，便听门口一声娇喝：“干什么？”
常发回头，是那位妇女干部，一脸嗔色。
“捞点泡菜。”常发说，“不够吃。”
“是你家的吗？”
常发端着菜盆愣住了。
“你们有首长、有同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么给你们规定的？”
“可是，”常发舔舔嘴唇，“菜本来是你让吃，还问过够不够吃？”
“这是我家的菜。不够吃你可以说，我的菜我给你们拿，你怎么能自己动手？”妇女干部认真批评，“你们有首长、有同志，这么简单的道理也不懂吗？”
父亲不得不出面做自我批评，妇女干部这才心满意足点点头，拿过常发手中的菜盆，自己动手夹了满满一盆泡菜：“先吃着，不够了再找我。”
父亲望着妇女干部离去的身影，筷子敲敲菜盆感叹：“到底是陕北，群众觉悟就是高，和咱们那里不一样。”
饭罢，妇女干部来收拾碗筷，常发用一种异样的表情，朝妇女干部眨动一只眼：“我们首长夸你了。”
父亲感觉常发的表情含了挑逗味道，脸一沉，正待给他一个严厉眼色，不料，那妇女干部脸起红，朝父亲飞一眼，手背略掩嘴唇，笑得三分羞涩，三分开心，三分感激，还有一分得意。
我的父亲便困惑地傻呆了。
那妇女手脚麻利，忙里忙外。工夫不大，一身清爽回到父亲屋，显然梳洗过，容光比前又增加几分。上得炕便同父亲他们聊天，随便亲热如一家人。
只有常发不像父亲他们那样热烈，两手抱膝，一个人坐在炕角里闷头不响。可是，他显然不是局外人，每当那妇女咯咯的笑声起来时，他的身体便会同时起来一阵战栗；当他偶尔掀起眼皮，目光在那妇女身上稍触即离，脸孔便如燃起火一般，红得放光。他像是期待着什么，越来越忍耐不住，晃动着身子。终于，他停下摇晃，用一种干燥沙哑、勉强装出的倦怠声音提醒：“副政委，该休息了吧？”
“噢，可不是吗？”父亲掏出怀表望一眼，说，“铺被吧。”
常发眼里掠过一丝狡黠的笑意，将五个背包摆开炕上，然后先帮父亲解背包铺被。
那妇女略显惊讶地扫一眼并排摆开的五个背包，目光落在常发身上：“你们睡外厢。村里没说吗？”常发望一眼父亲，不做声。父亲已经客气地摆手：“不用了不用了，睡一个炕就行。”
“啊，”妇女吃一惊，连连摇头，“睡一炕？不行，不行啊。”
“我们一路都是这么过来，习惯了。”
“俺不惯，”妇女脸红透了，红到脖根，声音越说越弱，“俺不惯跟这么多人睡。”
父亲的吃惊又超过那妇女：“什么？你家里房间不是还多吗？你怎么能在这里睡？”
妇女怔怔地望父亲：“你不要俺？”一句未完，眼里已含泪，“你不喜欢俺？”
父亲的表情像做梦，张口结舌。
常发凑近父亲耳畔低声说：“这里的风俗，贵客来了乡亲们要荐出使他们骄傲的女人陪客……”
“乱弹琴！”父亲涨红脸叫起来，“胡闹！”
那妇女溜下炕跑了。她哭了。
40年后父亲到甘肃任职，他的秘书曾告诉我，西北某些农村确有这种习俗。据说受到省委领导的批评，这种习俗才逐渐改变过来。
常发悄悄瞄着妇女跑开的身影，喉结滚动着响一声，便继续铺他的被。然而，父亲对心旌摇动的常发吩咐一声：“你就挨着我睡吧。”
警卫员们互相传递眼色，悄悄笑。常发脸色不好看，勉强照父亲的吩咐铺了被。
常发一进被窝就睡着了。他入睡太快，父亲反而生疑，难于一下子入睡。果然，常发被心里那团火烧得坚持不久，屋里静下不到半个钟点，他便悄悄地悄悄地钻出被窝，贼一样朝炕下溜。
可是，他的手腕被父亲抓住了。父亲拉他一下，他僵僵地没有动。两人就那么僵持两三分钟。
常发在抖，他身上只有一件单衬衣。也许他不是冷，而是体内的火在烧灼。
父亲忽然叹一口气，松了手。常发就在炕上对父亲行个下跪的礼，便声息全无地闪出屋。
于是，黑暗中传出另外三名警卫员的吃吃窃笑。陈发海悄悄说：“副政委叫他入乡随俗了。”
我的父亲在暗中摇头：“这里觉悟高，风俗不好。”
话音一落，笑声又大了二分。
起床时，常发已经是在自己被窝里。从脸相上可以猜到他一夜未睡。换了一个老汉照顾父亲他们早饭，那妇女没有露面。直到父亲上马要走，妇女才从厢房里冲出来，跑到常发的马旁，抱着他的腿。她哭得发红的两眼仰望马背上的常发，把一个什么物件塞给他，便哭着跑回房里。
出村时，父亲问常发：“她哭什么？”
“她丈夫牺牲了，她让我留下。”常发将一个物件递给父亲。那是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
父亲勒马，认真望着常发：“你可以留下，参加地方工作。”
常发垂下头，低低一声：“我跟你走。”
父亲眼圈一红，打马出村。他的身后，传来陈发海的声音：“常发，介绍介绍经验么，为什么女人一沾你身就会着迷？”
“滚蛋。”常发放马跟上我的父亲。
可是，父亲结束在党校一分部的学习时，常发忽然提出要走。
“我在北方是条龙，我去南方还不如一条虫。”常发小声说。他知道我的父亲被中央分配到南方，随八路军南下支队行动。南下支队司令员是著名红军将领王震。
“唉，也好。”父亲叹息着说，“你可以参加地方政权工作，就留在陕北……”
“不，我想去宁夏参加骑兵。”
“她不是还在等你吗？”父亲撩开常发的衣襟，望着他拴在腰带上的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问。
“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个浑蛋汉子竟然这样比喻。他又沉重地皱了眉说：“我不会种地，我只能过马背上的日子。”
“你呀，我看仗打完了你怎么办？”父亲替常发写了证明材料和介绍信。
常发去了。父亲怅然若失，接连几天闷闷不乐。那时，警卫员陈发海早去河东将病愈的我母亲接到了延安。在延安半年多，她体内已经孕育了我，说话有了母亲般的温柔：“千人千性，多为常发想想你就轻松了。”
父亲摇头叹气：“我是想常发讲的话。我怕我去南方也不如一条虫呢……”
父亲忧虑的不只是对南方情况不熟，工作不像在北方那么得心应手，他还担心蚊子。他也怪，不怕子弹怕蚊子。子弹在他臂上穿个眼，他一星期便伤愈出院。蚊子在他臂上叮一口，他狼狈得皮烂肉溃高烧不止，在医院住两个月很难出院，从此谈“蚊”色变。直到几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落难的父亲被重新安排工作，他拒绝去江西省任职，选择了大西北甘肃——就因为怕蚊子。
住在父亲隔壁窑洞的是后来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杜星垣同志。他与父亲同名不同姓，他妻子写给他的信被人错送到父亲手中，引起父母一场误会。杜星垣出主意说：“这种事找别人不行，只有找彭真。他是你们晋察冀的老首长，现任中组部部长，他准能帮你解决问题。”
父亲壮起胆子去找彭真。正在枣园开会的彭真发现我父亲在窗外徘徊，便走出门。
“大个子，有什么事吗？”
父亲立正敬礼，赧颜说：“有点事。组织上决定我随南下支队行动，可是……我刚从前线到延安，刚学习半年，我想再多学习学习。”
“学习机会以后还会有么。”
“我一直在北方工作，对南方情况不熟。”
“干起来慢慢就会熟。”
“可是，彭真同志，您了解我，我并不是怕艰苦，不是怕危险，我本来就是从前线来的……”我的父亲绕山绕水，终于下定决心讲实话，“我，我实在怕蚊子。”
“什么？”以关心爱护干部著称的中组部部长睁大眼睛，“怕蚊子！”他嘴角浮起一层浅笑，“南下支队的干部名单是中央研究决定的。你怕蚊子，这理由能说出口吗？”
父亲难为情地垂下头：“蚊子咬一口我就得烂倒，南方蚊子那么多……这是不必要的牺牲。”
“你还有别的原因吗？比如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父亲望一眼彭真，脑子忽然转过弯，忙说，“不过，医生说我有亚急性盲肠炎，劝我动手术。我没动，保守疗法，吃药呢……这理由，行吗？”
“嗯，该割还是要割了去。打起仗发作了，没有条件割，会要命呢。”彭真想了想说，“你先去吧，等候通知。”
父亲住院割盲肠，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干部名单正式公布，上边没了父亲的名字。
父亲出院不久，中央组织东北干部团，由林枫、张秀山、黄永胜带队，我的父亲母亲名字都在其中。40年后，父亲曾诙谐地说：现在出了个新词叫“走后门”。如果说我找彭真算“走后门”，我这辈子也就只走过这一次“后门”。
8月底，东北干部团从延安出发，我已经能在母亲的肚子里动弹。日本人宣布投降，却只降国民党不降共产党，过同蒲路还要打。机枪子弹在头上一叫，队伍立刻大乱。韩光的老婆骑一头骡子，听见枪响便打立桩，父亲冲过去帮忙牵，黄永胜早在一边骂起来：“这算什么队伍？我带他妈两个旅也不带这鸡巴一个团。”父亲说：“建东北根据地，你带两个旅不行，带这一个团准能建起来。”
黄永胜蠕动嘴巴吮牙，想一想，点点头，同父亲并马走着闲聊：“大个子，你到赤峰去？”父亲说：“没错。”黄永胜说：“大个子，那个地方要夺过来，给我弄个后方，我才好打仗。”父亲说：“开辟工作就那么几条：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建立武装。”黄永胜说：“就怕群众起不来。”父亲说：“能起来。政治宣传加经济利益，有翻身、有果实，群众就起来了。”黄永胜挥鞭横扫一大片：“我是说这里边的废物蛋不少。”父亲说：“其实能人也不少。”
黄永胜的马鞭子已经落回来，两眼却蓦地睁大，朝着后边骂：“狗日的常发，是你吗？”
父亲闻声吃一惊，急望时，那匹火炭般的蒙古马从队伍一侧飞驰而来，惊得一路人都住了脚望。马背上的汉子上穿棉军衣，下穿黑色抿裆裤，头上的棉帽卷起帽耳，却又吊儿郎当地不系，任凭它像乌鸦翅膀一样在风中乱扇。那汉子不是常发又是谁！
“黄司令，”常发滚鞍下马，跑两步，向黄永胜敬礼，接着又向我的父亲敬礼：“副政委，让我追得好苦。”
“你不是去宁夏了吗？”黄永胜问。
“我是不愿去南方。听说副政委改去热河了，我就一路追下来。”
“你怎么知道我去热河？”父亲问，“你是在宁夏啊。”
“打听么，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不知为什么，父亲心里一热，两眼便酸酸地泛了湿。
“常发不忘旧主。”黄永胜满意地说，“大个子，我给你的人错不了。你们自己热乎吧。”
黄永胜走了。常发同陈发海几名警卫员招呼过，便同我的父亲并马而行。
“部队放你走吗？”父亲望着常发汗水腾腾的面孔问。
“一听到消息我就跑了，没跟他们招呼。”
“乱弹琴。那不算逃兵吗？”
“怎么去的怎么走，没拿他们一样东西，也没跑国民党那边去，我管他那么多呢。”
“你呀，改不了的……毛病。”父亲不忍多责备。
“副政委，热河我熟得很。你开辟工作缺不了我。”常发抹去胡子上凝结的水珠，脸上闪出诡秘的笑，“去了那儿，我就成入水的龙了。”
“有什么说道吗？”
常发朝父亲探过头去：“那里可是认酒不认人……”
父亲摇头：“又讲没原则的话！”
路经张家口，父亲去看望姚依林。姚依林谈到东北有苏联红军维持秩序，我们可以获得国际援助。
姚依林用格瓦斯招待客人，父亲喝着很好，给常发带回一瓶。常发只喝了一口，便咬定格瓦斯是难喝死。
父亲不曾料到，常发喝一口格瓦斯便导演出一幕流传至今的活剧……
父亲到达赤峰市的第二天，便以中共赤峰市委书记兼20军分区政委的身份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会后，红军城防司令部政委马尔丁诺夫少校说：“权政委，我们得谈一谈。”
父亲与苏联人打交道，翻译是后来担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谢文清。但马尔丁诺夫在哈尔滨生活过14年，能讲一口流利汉语，和他谈话便无需翻译。
父亲只带了常发一名警卫员走进红军城防司令部。屋子里有张长条桌，父亲坐东，马尔丁诺夫坐西。门口守着两名苏联卫兵，父亲身后立着我的常发叔（打从我来到这个世界，我一家人便将常发叫了常发叔）。马尔丁诺夫身后没有兵，身边坐了一名漂亮的女兵，是他的秘书兼打字员。
“权政委，你以后不能骂蒋介石。”马尔丁诺夫摆摆手势，严肃说。
“为什么？”父亲问。
“他是你们的总统。”
“他不是我们的总统。我们只有毛主席。”
“蒋介石是总统，我们和他定有条约。你们骂国民党行，骂蒋介石不行。”
“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头儿！”
“那你就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儿。”
“这个头儿叫蒋介石我就说蒋介石。”
“就不许你说蒋介石，只许你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儿。”
常发叔在父亲身后叫一嗓子：“就要说！”叫完他还笑，似乎很开心这样的场面。
“赤峰这里是我们负责警卫，要听我们的！”
常发叔带着嗡嗡的鼻音说：“此是中国地，不许你放洋屁。”这句话在以后几十年，常使父亲一辈人作为饭后茶余的笑话。当时可不然，马尔丁诺夫勃然变色，大动肝火：“你再说？再说我逮捕你！”
“此是中国地，不许你放洋屁。”常发叔的表情简直有些流气。
父亲气得吼一声：“常发，你给我出去！”
来不及了。马尔丁诺夫已经拍响桌子吼：“把他给我关起来！”
常发叔怕黄永胜，怕肖营长，却不怕马尔丁诺夫。也在桌子上拍出吓人的一声：“你敢！”
父亲不曾反应过来，门口那名身高马大的苏军卫兵已经扑过来。常发本是迎上去，在交手的刹那却又一闪，出手如电，右手揪胸，左手扭腰，“嘿”的一声，借卫兵扑过来的势头，竟将那近二百斤重的苏军卫兵举起来，顺势扔出。那穿了军大衣又挎了冲锋枪的庞大身躯便飞过长条桌，直撞向墙壁才落下来。
另一名扑过来的苏军卫兵一怔，便生出怯意。可是马尔丁诺夫身边那个漂亮的女兵叫喊起来，大概是骂胆小鬼吧？卫兵便红了脸重新扑过来，却不交手，要动冲锋枪。常发又一声吼，拳头一晃，脚早飞出去，那卫兵立刻抱着裆弯下腰去。常发不打他，一手抓脖领，一手提腰，“嘿”一声，没举起来，勉强拎到桌子上，便顺势一推：“去你妈的！”这位红军士兵便从桌上滚到那边桌下。
马尔丁诺夫惊呆了，他的女秘书惊呆了，我的父亲也怔怔地不知所措。
“别过界。”常发叔敲敲长条桌，喘口气又说，“你们就在那边谈，我们就在这边谈。”
马尔丁诺夫一个劲打量常发叔，忘了还要谈判什么。
父亲又急又恼，瞪一眼常发，抱歉说：“马尔丁诺夫同志，很对不起。这件事下去我会严肃处理。”
两名苏联卫兵先后爬起来，想动枪，被马尔丁诺夫和女秘书喝止住。
“他是你的卫兵？”马尔丁诺夫问。
“是我的警卫员。”
“他叫什么名字？”
“常发。”父亲想缓和气氛，开玩笑说，“就是经常发脾气的常发。”
“经常发脾气？”马尔丁诺夫蠕动嘴唇，重新打量一遍常发，忽然竖起大拇指，“Оченъхорощо！”
这句俄语是“很好”的意思。
发生这件事后，马尔丁诺夫反而热情多了，特别是那个女秘书，眼睛在常发身上瞟啊瞟，瞟得父亲心里起了莫名的不安。马尔丁诺夫吩咐备酒，留住父亲不让走，女秘书便去留常发，好像常发说话也能算数似的。
父亲终于走到酒桌旁，常发一步不离坐他左边。父亲小声说：“听说苏联人喝酒像喝凉水？”常发说：“那就好办，凉水比酒难喝。”
苏联人喝酒的气势果然吓人，抬上来两筐啤酒。那柳条筐一筐怕不装个四五十瓶？卫戍司令是名大尉，身高马大，脸颊刮得泛青，见了酒一个劲地吸气搓手，真比见了女人还亲。马尔丁诺夫个子虽然不高，却健壮结实。他要深沉得多，不时抽动一下圆鼻头，朝大尉和他的女秘书递眼色，父亲便疑心是要灌他。女秘书往他杯子里倒酒，他捂住杯口说：“不行不行，我喝不惯啤酒。给我喝格瓦斯吧。”
苏联人一定要让父亲喝酒，便说出一串理由：“当兵的还不敢喝酒？”“男人哪有不会喝酒的？”“是朋友就该喝酒。”
常发的大手从下巴上搓过，起身接过酒瓶说：“你们不明白，我们政委喝啤酒没劲，喝格瓦斯才来劲，喝格瓦斯醉得快，脑袋晕晕的身体飘飘的才舒服。”
苏联人都愣住了。父亲也不明白常发搞什么名堂。
“格瓦斯？”女秘书拿起一瓶格瓦斯，“你说是它？”
“对，就是格瓦斯，这东西酒劲才大。”
苏联人哄堂大笑。
“这不是酒。”马尔丁诺夫揉揉他的圆鼻头，“你喝过吗？这不是酒。”
“是酒。”常发认真坚持，“醉人，后劲大。”
苏联人竟真疑惑了，开一瓶格瓦斯轮换着每人对瓶喝一口，咂咂嘴，又用俄语叽咕一阵，便又是一阵大笑。
“你说这是酒？”马尔丁诺夫认真了。
“是酒。”常发一口咬定，“比啤酒劲大。”
“那么……”马尔丁诺夫觉得事情蹊跷，超出常理，便又犹豫。但是大尉和女秘书递给他一个肯定的眼色，他便终于肯定常发是山沟里钻出来的土八路，这次要吃亏出洋相了。“好吧，我喝酒劲大的格瓦斯，你喝没劲的啤酒，一杯对一杯怎么样？”
“那样你就亏了。格瓦斯劲大，我不占你便宜，我们比瓶子，一瓶对一瓶。”常发将啤酒瓶与格瓦斯瓶放桌上比较，啤酒瓶比格瓦斯瓶高一寸，粗一圈。
事情太出常理，苏联人又是一阵嘀咕。我的父亲心里也嘀咕，在下面扯扯常发衣襟。常发给父亲一个眼色，父亲便将信将疑松开手。
“好，我们赌！”马尔丁诺夫下了决心，“先醉倒的怎么办？”
“我们穷，我输了跪下给你磕三个响头。你们富，你输了给我们十挺机关枪。”
苏联人又一阵嘀咕，又一阵大笑。
“说定了。”马尔丁诺夫与常发击掌，顺势又握住摇一摇，大概是欺负这样的憨厚人有些于心不安，也许是觉得这样憨得冒傻的汉子很好笑又很可爱。便举起格瓦斯瓶子咕咕地喝起来，一边用眼睛顺了瓶子望常发，样子有点像吃奶的孩子边吮吸边打量周围的动静和新鲜世界。
常发偏侧了头瞄一眼马尔丁诺夫，缓缓将瓶口接到嘴上。刚一贴唇，瓶里便咕嘟冒个大气泡，接着喉咙里便是更响亮的咕咚一声，真跟饮驴一般。酒瓶里咕嘟咕嘟冒气泡，喉咙里便咕咚咕咚响吞咽声。马尔丁诺夫将空格瓦斯瓶子放下时，常发也同时放下了空啤酒瓶。
“Х о р oiii о！”马尔丁诺夫挤眉弄眼朝常发竖拇指。
“你好样的！”常发也朝马尔丁诺夫竖拇指。
马尔丁诺夫用起子开格瓦斯瓶盖，常发却是用牙咬开啤酒瓶盖，那砰砰的开盖声时时让人误解他的牙崩了，他却一直咬下去，转眼喝了七瓶。于是，场上出现了奇怪的景象：常发脱掉皮大衣，棉军衣也敞开怀，露出紫铜色的半张脯子。他面孔红润，大放光彩，仿佛刚来了兴，瓶子咬得格外有力：砰！接着噗一声将瓶盖吹到桌上。马尔丁诺夫只喝到第六瓶，他不再是等着看洋相的神情，本来红润的脸竟越喝越苍自，锐气已经全无，动作已经有了勉强。
朔风在窗外呼号，电线杆子在风中凄惨地呻吟，这气氛似无形压力，马尔丁诺夫每咽一口格瓦斯，脖梗上都要绽一层鸡皮疙瘩。赤峰市在酷寒中战栗，马尔丁诺夫也在格瓦斯中受罪。
常发又喝干一瓶，马尔丁诺夫还没喝干他的第六瓶。常发不看他，起身走向屋角，背身岔腿，“哗”的一声，一道水注泚向痰盂，水龙头跑水一般。那泡尿撒了足有一分钟，尿声响亮，尿得人心惊胆战，尿得人肃然起敬。回到酒席桌上，砰一响又咬下一个啤酒瓶盖。
马尔丁诺夫朝大尉司令和他的女秘书苦笑，勉强开了第七瓶格瓦斯。他的胃大概够痛苦了。
常发尿出三泡尿，身边摆出14个空酒瓶。马尔丁诺夫只尿出一泡尿，尿过之后连打三个哆嗦。他把喝掉一半的第十瓶格瓦斯推开，起身说：“这东西……我不是醉，”他连打几个嗝，把涌到嘴里的格瓦斯吐地上，“胃受不了。”
“有人醉了伤头，有人醉了伤胃。当兵的，男人，朋友，没醉我们接着喝。”常发露出虎牙突起的一排白森森利齿，砰，又咬开一个啤酒瓶。
“我醉了。”马尔丁诺夫吐一口格瓦斯，“我给你十挺机关枪。”
“那你呢？你是赌格瓦斯还是赌啤酒？”常发这条汉子，他居然又向大尉司令发起挑战！
大尉本是边看热闹边和我的父亲慢吃慢饮，闻声一怔，盯住常发，继而将目光掠过女秘书的脸，那张刮得泛青的面孔便充足血，抓过一瓶啤酒，也砰的一响咬开：“你喝什么我喝什么。”
“你输了还得给我十挺机关枪。”
“我等你跪下给我磕三个头。”
那一番豪赌真是惊心动魄。常发吐出的酒瓶盖在桌上堆得像扣翻了盒子的围棋子。当大尉踉踉跄跄朝痰盂走过去，没走到便张大嘴巴喷吐起来时，常发也是通体大汗，靠在椅子上喷酒气：“再给，给我十挺机、机关枪！”
日本人的军火库全被苏联人接收走，20挺机关枪还是输得起。第二天上午，一辆苏军卡车便将20挺机枪送到了20军分区的大院里。
于是，常发在赤峰市名声大振，都知道他喝酒比苏联人喝水还喝得多。
我的母亲到了赤峰便生下我。我的父亲说：“这孩子延安有的，赤峰生的，就叫他延赤吧。”从此我就叫权延赤。
常发跟苏联人赌一夜酒，摇晃着身子随父亲回市政府。刚到赤峰，父亲临时住在市政府东侧一间窗门向西的小屋里，母亲就是在这个小屋生下我。就在那一夜，这小屋失了火。风助火势，转眼便封死门窗。惊起来的人们只会望着大火笼罩的房子叫喊，失了任何主意。
蓦地里，雷似的一声吼，常发分开众人，炮弹一般射入火中，据说他进火的刹那，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陡涨，流星火球漫天飞洒。说是因为他全身浸透了酒精，遇火便燃爆了。这自然是目击者的夸张渲染，与当时的心情也有关。事实是常发挥臂挡开一根掉落下来的燃烧的椽子，冲进屋，冲上炕，一手抱了刚出世的我，一手拖了我的母亲，破窗而出，跃出大火弥漫的小屋。
常发救了我的命。据说他当时亲我，朝我的嘴里吹了一口浓郁的酒气，害得我天生嗜酒，至今难戒。仗了他这口酒气，我可以一次喝12瓶北京啤酒，却绝喝不下两瓶白开水。多次笔会上我都试过。我的朋友们可以作证。
国民党军队向赤峰市步步逼近，最近的一支部队距赤峰市只有18里路。黄永胜一筹莫展。
父亲已经三天没吃饭，只喝过一碗牛奶。他整天找马尔丁诺夫办交涉。
“撤出去，撤出去，请你们撤出去！”马尔丁诺夫半是央求，半是命令，“如果距赤峰100里路，你们能顶住国民党，我叫你们撤不对。可你们不打，他们进到18里，出城就是，整日价来办交涉，交涉接收赤峰。你叫我怎么办？”
父亲皱着眉说：“很好办么，就说早交给中国了。我们不是中国吗？”
“你给上级发电报！”马尔丁诺夫招手一指，“要一百架飞机，三百门大炮，我就不让你撤。”
“你知道我们没有。抗战八年也没有。”父亲声音不高，“我有20挺机枪，你们给的，机枪手还没有20个。”
“那你就撤走！我们执行命令，只能叫他们进来。”
“那我们就开枪。”
“那我就缴你们的械！”
“好呀，苏联共产党缴中国共产党的械！”父亲涨红脸叫起来，“你们立场站到哪里去了？”
马尔丁诺夫也通红了脸，挥舞拳头咆哮：“浑蛋！这是斯大林的命令！斯大林！啊，你说我们立场站哪儿？难道斯大林还不如你们省委？”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父亲冷冷地说，“我只能服从我们省委的决定。”
“我们开雅尔塔会议是和你们中国的中央政府签订协议，不是和你们中国共产党！”
“我们只好打巷战，死光了，我也算尽职尽责了。”
马尔丁诺夫望着父亲倔强的脸，眼睛突然湿了：“你，你这是何苦呢？”
“你也是执行命令，我也是执行命令，我们都别无选择。”
“同志呀，”马尔丁诺夫动了感情，抱住我的父亲，用手拍打他的后背，声音很低，“要保存实力，不能打巷战呀。你们才有几个兵？你们不是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你是我的朋友，我不能看着你白白送死。”
父亲望望窗外，说：“天亮了，没法撤了。我们各自再考虑考虑。”
“好吧，都考虑考虑。”马尔丁诺夫疲倦地挥挥手。我的父亲便朝外走，那是日本式板屋，门是横着拉开。
父亲一拉门，立刻怔住了。常发这家伙也太胆大，他居然和马尔丁诺夫的女秘书，那位19岁的漂亮迷人的苏联女兵抱在了一起！听见门响，常发慌张地推开女兵。那苏联女兵却满面红光，坐在一边笑！
父亲低头，一言不发，大步穿屋而过。
“政委，是她，她硬缠住我。”常发在院子里追上我的父亲解释。
父亲不做声，走得很快。
“喝酒咱们赢了他，这事儿也不能输给他们呀……”
“浑蛋！”父亲劈面抽常发一耳光，“流氓！我看你是找死！”
常发每次挨了上级耳光，总要像听到命令一样挺身立正，却一个劲眨眼，不知自己错在哪里。他以为自己总还是为中国人争了光争了气。唉，他就是这么个水平！
父亲气得不轻。什么形势？常发还在乱弹琴，但眼下还顾不上处理他……
“备马去，你这个浑蛋！”父亲少有地骂人，“跟我去找黄永胜，回来我再跟你算账。”
“政委，你关起我吧。”
“叫你备马！”
“我不去，他会毙了我。”
父亲刚要发作，忽然想起当年在晋察冀三分区，黄水胜对常发的约法两条：不许沾酒沾女人，沾了就要他的命。
父亲几乎想笑，到底笑不出来，骂道：“你这个浑蛋，现在什么形势了？我要去办正事！”
“叫小陈他们去吧。我已经说好了，今天要把延赤送老乡家里去……”
这是实话。我的父亲、母亲昨天已经找好老乡，答应给那老乡一车布匹和粮食，那老乡同意收下我这个未满月的婴儿。
“你去吧，叫小陈立刻备马来。”父亲答应了。
共产党的军队在赤峰周围有两个纵队。杨（得志）苏（振华）纵队在赤峰南30里左右，我的父亲已去看过驻地。黄（永胜）朱（涤新）文（年生）纵队在赤峰东偏北。父亲见到黄永胜，第一次同黄永胜当面吵起来。
“国民党那么长驱直入，你为啥挡也不挡？”
“我拿蛋挡呀！”
“当初怎么讲？我搞根据地，你打仗……”
“你的根据地在哪儿？”
“我还建个屁的根据地。国民党来，你稍微挡一下也不至于如此长驱直入，没时间叫我怎么建？”
萧克将军在一旁说：“这个黄永胜，你怎么搞的？你是永胜么，怎么就挡不住？”
黄永胜发作：“他妈的，仗要打个天时地利人和。天是大冬天，地没根据地，人是满地土匪，老百姓还不觉悟。我才有几个兵？我有什么办法！”
父亲回到赤峰，军分区手头的三个连，哗变拉走一个连。余下两个连也成分复杂，只有半个连是自己带来的老八路，可以依靠。
热河省委和军区负责人胡锡奎、段苏权赶来赤峰坐镇，准备两手：打好背包准备撤，全力说服苏联人。只要苏联人不动，国民党就不敢进赤峰。
这一夜紧张。父亲在屋里办交涉，只听得外面人马嘈杂，汽车嘶鸣。苏联红军已开始撤离。
“同志，我再说一遍。”马尔丁诺夫抱着我父亲双肩摇，“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一撤，他们明天就会进。部队已经行动，你不要在这里耗了。”
父亲也看出争取无望，做个失望的手势。马尔丁诺夫已经拉开门，稍稍一怔，随即放声大笑。
我的父亲已经看清，常发又和那名苏联女秘书搞到一块了。心头窝的那把火立刻蹿起三千丈，就要掏枪：“我毙了你狗日的！”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马尔丁诺夫竟按住父亲的手，笑着劝解：“我们不管这种事。你们也是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大家都够苦的了。他们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会儿高兴，你这是干什么呀？”
父亲目瞪口呆。
父亲沮丧地甩手而去。常发自然紧紧追上。
“政委，”常发怯怯地叫，“是她缠我，真的，我没办法。”
“放屁！你不干她能有办法？”
“首长们都是有媳妇，有老婆。我们……可不许。”
声音委屈幽怨。
“苏联人搞中国姑娘可以，我为什么不能搞他们苏联姑娘？”
啪！父亲抽了常发一耳光。经过战争的人脾气大，爱动手。直到五十年代末，我上中学那年还见过父亲抽一位局长的耳光。
“你打吧。那姑娘还说要帮我们忙呢。”
父亲根本没在意这句嘟哝，他匆匆赶回去研究对策，制定撤出方案。
紧急会议正开着，一阵汽车马达声响过，马尔丁诺夫的翻译，一位入了苏联籍的中国人王清走进来，紧跟他身后的是那位漂亮的苏军女秘书，笑得一脸粲然。
“你们今天先不用走了。”王清大声说。
“我们哪一天也不走啊。”父亲呛一句，心早落下来。
“哎，你这个人怎么光抬杠？”王清说着凑近我的父亲，拇指朝西北方向活动，压低声，“跟那边通电话了，说了你们的意见和态度。那边说不撤了。”
那边是指莫斯科。
“你的警卫员立功了。”王清故弄玄虚眨眼努嘴，父亲便看到漂亮的女秘书又黏黏地贴上了他剽悍的警卫员，“那丫头有办法，部队都出城了，让她搅和得又开了回来。”
这个结果父亲说什么也没想到，更没想到他的警卫员会难为情地说：“政委，我要跟那个苏联姑娘结婚。”
“什么？”父亲睁着两眼发呆，回过神才问，“你了解她吗？她叫什么？”
“不知道，我听不懂。她说了两次也没记住。”
“名字都不知道就要结婚？”
“人家帮了咱们大忙。”
“是你要结还是她要结？”
“她要结，我也同意。”
“你听不懂话怎么知道她要结？”
“这种事，比画还比画不清呀？……”
父亲“扑哧”笑出声，是被常发那表情逗的。
“这件事你别管了，我替你联系，由双方组织决定。”
形势稳定后，父亲确实找过马尔丁诺夫谈这件事。
“这种事我们不管哟。”马尔丁诺夫望望他的女秘书，说，“不过我们迟早要撤军，她还得回苏联。要结婚，你的常发就要跟着入苏联籍才行。”
父亲告诉常发：“你们结婚可以，但你必须跟她回苏联，入苏联国籍。”
常发说：“倒插门不干。让她跟我，入中国籍。”
父亲说：“那不行。人家来是执行国际义务，执行完就必须回去。你么，我可以放你一条路。”
“不干。”常发摇头，“我儿子当杂种可以，我不当。”
“不撤退了，你妈就要去看你。”
我的父亲望着天花板，寻找遥远的记忆。他每天这样子跟我谈一小时。
“我说：‘别去，去了你准会把他接回来。’你妈说：‘这事让我处理。’我叫常发陪你妈去。出城下乡，他比一个警卫班还让人放心。你妈去了，你已经不会哭也不会睁眼，被扔在柴房里等死。常发拔枪就要杀人，你妈拦住了。自己队伍里的人都跑掉不少，何况一般老百姓？他们答应收你本来也是为那一车布匹和粮食。你妈把你抱回家，你就开始抽风，脸憋得发青。卫生队长说没救了。常发就叫：‘我从火里抱出来的，你救不活你也别想活！’卫生队长说：‘杀了我也救不活了。’你妈悄悄对我哭：‘从延安到赤峰，我受了多少罪才生下他，救不活我也不活了。’这么多人不活还行？我一咬牙，死猫当活猫治，队长不敢用药我用。就把大人注射的麻黄素往你屁股上注了半支。几分钟后，你不再抽，能喘气了。我一喜，想亲你，你一下子嘬住我嘴唇当奶头，生嘬出一个大血泡，饿的。喂你一天水，第二天才敢喂你奶。就是这样你也坏了肚，拉稀拉得脱水，又一次差点死。那以后你的肠胃就再没好……”
父亲住了嘴，屋子里静得沉甸甸。父亲的面孔像阴郁的山岩，阅尽人间春秋，只剩了冷峻和思考。忽然，他的眼球朝我转动过来，并且闪烁出湿漉漉的光波。
“你去吧。”父亲挥手，“去看看昭乌达的乡亲们，去看看你的救命恩人常发叔……”
我终于回到内蒙古赤峰市。车站的喇叭正好播放费翔演唱的歌：天边飘着故乡的云，她不停地向我召唤……
于是，我落下一串泪。
赤峰市文联的同志招待我，喝宁城老窖。文联主席王栋说：“权书记是我们老政委，当年住过我家。照家乡规矩，立地三杯，为你洗尘。”
大杯喝酒，大块吃肉。耳畔轰轰，响着乡音：那时乱啊。苏联人、日本人；共产党，国民党；土匪武装多如牛毛。日本的田中角荣也在这里当过兵。他当首相访华，第一个请求就是喝咱的宁城老窖。回去的当了首相，没回去的钉崎先生参加了革命工作，这是命好的。还有不好的流入土匪：“黑龙”“银龙”“土龙”“海龙”还有“母猪龙”。五龙闹赤峰，手下都有日本人。
我醉了。蒙眬中，我看到我的父亲和常发叔在马背上摇晃。绕过一片废墟的“秦营炮队”，走过凹凸荒旷的沙坑坟场，又驰过蒙古骑兵曾经屯驻多年的“东大营”，直奔五峰攒聚的东北方……
在苏联红军暖烘烘的城防司令部里，马尔丁诺夫劝我的父亲：“你不要到北边去。”
父亲说：“那里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马尔丁诺夫警告：“他们是土匪，会杀了你！”
父亲说：“他们不是土匪，是民间武装。也祸害过老百姓，也杀过日本人，他们还是爱国的。八路军创建根据地，不解决这些武装不行。”父亲在大茶壶旁边摆几个豆绿色茶碗，“赤峰的东、南、西，都是国民党军队和土匪部队，只有北边是和子章的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他们跟国民党，我们就被闷死，他们跟我们，这盘棋就全活了。”
“你带多少部队去？”
“我就带常发去。”
“胡闹！”马尔丁诺夫叫喊，“他们刚消灭你们一个连！”
“我再带两个连还得被消灭。他们有五个团，都是骑兵。”父亲抓起茶壶北边的豆绿茶碗，慢条斯理喝茶水，“打不行，我是去喝茶。谈判人越少越好。”
马尔丁诺夫踱步，从不同角度将我的父亲看了又看，叹出一口气：“唉，一个疯子带了一个愣子！”
于是，蒙雪的荒原出现一青一红两匹鼠蹊挂霜的奔马，衣装臃肿的骑手在马背上颠簸。路上的乌鸦惊飞起来，我的父亲睁开泪风眼，透过虹光闪烁的泪珠，望见那轮苍白冰冷的太阳。
父亲的铁青马被脚下蹿起的乌鸦惊吓，马脖子猛甩，身躯跟着一闪，父亲的右脚便脱了镫。父亲穿一双大黑毡疙瘩靴，靴头粗憨，急切里认镫认不进去，那马已经刨着蹄子奔腾起来。
骑马三条命：嚼子、肚带、镫。嚼子就像自行车的车把和车闸，其重要性自不必说。肚带如果断了，马鞍就会斜转滑倾，致人落马。这都是要命的事。马镫是为了立脚。真正骑马不能正骑，正骑一会儿屁股就要磨破！必须抬起屁股，左大腿和右大腿轮换着落鞍吃劲。有了马镫双膝可以夹马肋，控制马喘气，马镫一磕，马就跑，还相当于指挥棒。好骑手都是罗圈腿，两裆之间能有千斤力！
父亲算不得好骑手，右脚失镫，两次认不上，便有些慌。两裆又夹不住马，被那马刨起蹄子来一颠，“哎哟”一声，从马背上摔下来。左脚大黑毡疙瘩靴仍然套在马镫上。不惊的马遇了这种情况也要惊，何况已经受惊的马？铁青马一声嘶叫，四蹄腾空，斜刺里跃出，便狂奔而去，拖着我身躯长大的父亲，像拖了一架雪橇，冲起一片片雪尘，随风弥漫四野。
常发本来比父亲走前半个马身，事出突然，一把没捞住父亲的马缰，急忙拨转自己的马头，惊马已经拖着父亲蹿出几十米远。常发急了，一声呼啸，双镫狠磕，枣红马便如一道闪电掠过，直朝铁青马追去。
常发的马快，在草原上也是千里挑一。追出一里地，早把铁青马的缰绳抓住，朝怀里一兜。好神力！那铁青马立刻竖起前躯，立桩一般定住几秒钟。落下前蹄时便只剩了喘气的份儿。
常发甩镫下马，跑去替父亲脱出卡在镫子里的左脚，将全身滚了尘雪的父亲扶着坐起来，身靠身地问；“政委，政委，不要紧吧？”
父亲哼一声，睁开沾满雪的两眼，定定望住常发不做声。常发见父亲被拖傻了，嘴巴一龇，露出那颗突出的虎牙。这是发作的前兆。
“他妈个x的！”常发果然吼起来，放开父亲便朝铁青马扑去。铁青马转过头来，朝骂声警惕地竖起耳朵，刚发现不对劲，要跑，那里躲得过常发出手如电？两只耳朵早被常发抓在手中，硕大的马头被按着低垂下去。铁青马不甘心，喷出唿噜，捯动四蹄，想甩脖子把常发扔出去。常发却借势上前，右腿前弓，扭腰甩胯，配上两膀的千斤之力，使出个漂亮的绊子。便听轰隆一声响，那匹雄骏青马竟被摔个四脚朝天！常发顺手按住马头，马便全身动不得。马只有抬起头才能用出身上的力。
“常发，你要干什么？”身后传来父亲的声音。常发举起的拳头便停在半空，随即放下。扭回身问：“政委，你没事了？”
“没事了。”父亲爬起来试着活动手脚。
“你有事我就毙了这匹马！”
“说气话。毙了我还怎么走？”
“不毙今天也不走了。”
“我没事了。今天还得走。
“没事也不能走。今天不吉利。”
“又迷信了不是？”
“早晨我说不吉利，你不信，发脾气不叫我讲完话。怎么样？换一个人跟你，这次你也完蛋了。还亏了是我跟你！”
“这是碰巧了。”父亲坚持说，“它从晋察冀跟我到延安，又跟我来这里……”
“对，政委，在内地可以，在草原就不行，它是颠马。”常发不无得意地说，“草原上的事你不懂，你就立该听我的。颠马，省下一双鞋，颠碎一顶帽子。”
于是，常发叔给我的父亲上了一课：草原上，马分为三种。颠马最没法骑。还有一种马叫蹦子，爆发力强，善跳跃，善跑，骑兵多选这种马，可以跨越障碍，可以冲刺。但是跑远路不行，跑远路要累死。好马是走马。一天能走五百里就算快马。最好的能走一千里。世人所言千里马都是走马，放开四蹄越走越快，肚皮近地，两条前腿简直像从耳朵根那里迈出来，从侧面望去，不见头只见腿。
常发叔讲到这里，给我的父亲表演了两个节目。他一声呼哨，那匹火炭一般的马立刻朝他跑来。常发两手刚沾马鞍前轿，马已放开四蹄急蹿出一里地。常发直到这时才完成骗腿上马的动作。“这是驯出来的。”常发兜马回来说：“当土匪驯不出马鞍前轿，就别到草原上混。一只脚认住镫就是一鞭子，手扶马鞍前轿，一鞭后骗腿上马，马已蹿出一里地。就为了一个快。驯久了，只要手一扶马鞍前轿，马就会蹿出去。等你骗腿上马时，准定蹿出了一里地！”常发讲到这里，从皮囊里倾出半碗酒，放在马屁股上，绕着我的父亲走马一圈，碗居然不曾落下马屁股。
“稳不稳？这就是走马！”常发脸上容光焕发，“别看跑马场里的马，跑几十里争第一可以，在草原上两天就得累死。我这马日行八百里很轻松。你把杂技团的马拉到草原来试试！那些娘儿们还骑光背马呢，在草原上走一天屁股就得烂，烂得没法操！”常发为自己最后这句粗鲁的话发出一串开心得意的哈哈大笑。
我的父亲便听信了常发叔，由他另选“吉日”出发。常发选吉日并不查皇历，他的吉日就是过两天。两天后，他帮我的父亲重新武装一番。
父亲换上一顶双层皮的军帽，外壳是黄里透红的马皮，里面是白色羔羊皮，帽耳和帽檐是狐狸皮。“就是这样，到了坝上还怕你冻坏呢，这里要涂黄油才行。”常发在父亲露肉的颧部摸摸，随手将一条整狐围到父亲脖子上。他给父亲换一件羔皮皮袄和二毛剪茬的蒙古袍。将父亲的皮大衣扔一边说：“大衣中间开缝，骑马上坝，会飕裆，冻坏鸡巴不得了。”父亲便皱眉头：“你就学不会文明，就不会说冻坏生殖器？”常发自顾给父亲戴那副双层皮的手套，手套袖一直伸到肘关节下，嘴里兀自喃喃：“生着气也是鸡巴生气，冷风飕裆它就生着气。”父亲一边穿皮裤一边骂：“我撕烂你嘴。不是生着气，是生殖器！生养的生，繁殖的殖，器官的器……”常发蹲在地上帮父亲穿那双不分左右的毡袜子：“政委，你别讲了。很简单的事情到你们秀才那里就都变复杂了。”对于常发这句话，父亲至今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最后，常发将父亲那双黑毡疙瘩靴扔一边，变戏法一样从包袱皮里拿出一双蒙古靴：“三个老太太给你赶了两天，穿上这双靴你出门就大吉大利了。”
父亲看出了名堂。那是纳了千层底、有三道脸、云子勾、绿布面、头尾镶皮的蒙古靴。靴头流线型，前有尖，不翘，靴面窄，认镫脱镫比大头毡靴方便多了，一踢就认上，一抽就脱出；高腰靴筒是布做的，走路轻快；靴筒内侧镶皮，防止被镫绳磨破靴筒，父亲试走两步，忍不住喊出一句刚学会的俄语：“Х О Р ОЩ О！”常发牵出那匹沙栗色骒马时，拍着马屁股一说：“哪个姑娘也没它的屁股漂亮。我挑的，一天走五百里问题不大，就是别让枪吓着。”父亲已经注意到，马脖子下拴了铜铃，可以提前轰走草丛中潜藏的鸦雀，令马不受惊。
父亲犹豫；“骒马上不得阵呢。”
常发说：“不是去谈判吗？”
父亲说：“也要防个万一。”
常发说：“听我的没错。跟草原人打交道，怕骑不好马，怕喝不多洒，怕打不准枪，就是不用怕万一。”
“那好，我信你一次。”父亲上了沙栗色骒马，嘱咐我的常发叔，“去那里谈判，道理由我讲，白酒你来喝。酒桌上不许熊，熊一碗回来关一天禁闭。”
阳面看草原上的坝，其实是突兀颠连的高山。干冷干冷的空气有着惊人的咬啮力，虽是穿了毛烘烘的蒙古靴，父亲的两脚仍然冻得木疼，像有无数毒虫在咬啮。上得山时，呼啸的草原风迎面扑来，简直具有一种屠杀力。沙栗色骒马凄惨地嘶鸣，脚步踟蹰，而我的父亲险些被风掀落马背。
定定神，才知道高山已变高原——西北风带来的黄沙为高山所截，千万年来几乎填平了山的北边一侧。于是，山就变成了坝。
在风中走马，感觉要比在水中行走还吃力。父亲在马背上尽量俯低他高大的身躯。可是，常发却忽地从马背上直起身，猎犬一样凝神倾听。我的父亲只能听到风声，但他相信常发一定听到了异样的声音。他本能地摸枪四望，便望到西北方向扑来的一哨人马。
“不要动枪！”常发急吼，“政委，你停在这里不要动！”吼声里，常发双镫一磕，火炭一般的蒙古马便斜刺里冲出，向那一哨人马截去。父亲清楚地看到，常发没有掏枪，只从马背上摘下一根大马棒。
马棒并非人们想象的大木棒，其实是藤子做的，有小胳膊粗，颤颤悠悠，外面网织红绿皮条，编出花纹，前头还缀有一个铁箍，摆在屋里会使人误会是工艺品，操在手里搂头打去，却是件吓人武器。于是，父亲依稀看出那哨人马前面奔突着三条狗似的畜生，并很快猜到也许是狼。
常发已经截到那三条畜生前。三条畜生虽转了向，仍然有一条被常发的骏马追上。铁箍在阳光下闪烁一道寒光，那条马棒早已挥落，畜生立刻球一样滚了十几滚，摊开身子不动了。常发的马却丝毫未停继续追下去。大概被追急了，一条畜生蓦地返扑回来，蹿起近两米高，直扑常发咽喉，姿势是那样优美而凶悍。常发竟不避不闪地迎上，马棒在空中漂亮地挥出一道弧，刹那间与畜生咧开大嘴的脑袋相撞，畜生便凌空翻个跟头，落在骏马荡起的尘埃中。
我的父亲听到一声枪响，第三条畜生猛地跃起，像被人掷出的一样，升到最高点时便猝然坠落，摔在地上抽搐着四肢，渐渐僵硬了。
枪声起自那哨人马。父亲已经看清，他们有穿蒙古袍的，有穿皮大衣的，也有只穿了灰里透黄的棉军衣的，父亲认识这种军棉衣，是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自己搞的军衣。
父亲不无担心地看到常发被那一哨人马围住，彼此打起手势说着什么，便有人去拾地上的畜生，更多的人纷纷转了头朝我的父亲张望。
终于，常发挥手召唤：“政委，过来吧。他们是四师的弟兄们！”
父亲策马过去。常发介绍他面前那位30岁左右的穿着蓝色蒙古袍的人：“他叫孟和乌力吉，是四师的参谋。”
“他、赛音、百努！（蒙语：您好）”父亲在马背上摊开双手，用蒙族的礼俗问好。
“阿日木、赛音、百努！”孟和将右手放胸前，躬身施礼。接着指指手下人拎过来的畜生，竖起拇指：“你的卫兵好身手！”
父亲看清，那畜生确是狼。
孟和不像父亲想象中的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他文质彬彬又热情礼貌，将父亲带入一座爱里（牧区小村子），还按照古老的习俗给我的父亲递了鼻烟壶。他注意听父亲讲述来意和愿望，末了从怀里掏出一包物件，解开黄布，里面竟是一本日文精装的《列宁主义问题》。他翻到“民族问题”一章，里面用红蓝铅笔画满了圈圈点点：“权政委，你们是按列宁、斯大林的教导办吗？”
“我不认识日文。”父亲怀疑这本书的真伪，“你的书……”
“我从蒙古带来的。”孟和一笑，“你只要把里面汉文连成一起念，就可以明白意思。”
父亲认真看过两页，点点头：“我们是要这样办。”
“那好，我可以帮助你们。”孟和亲热地拍拍父亲的手背。他比我的父亲大两岁，像兄长一样。他们夜里就在一张炕上睡。他说他是苦出身，当过喇嘛也当过蒙文教师。他介绍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的情况，正谈得有兴致，炕下睡地铺的士兵们发出哄声。父亲欠身望，不知常发搞什么名堂。在士兵们的叫喊声中，常发将枕在头下的马鞍子拎起来，夹在两腿间，走三步，立稳，双臂夹紧两肋，胸腔里起来一道龙吟似的低吼，脸渐渐涨红涨大。父亲正要发话，忽听咔嚓嚓一阵裂响，马鞍子在他两腿间竟被夹得断裂开！
士兵们轰雷也似的一阵喝彩。孟和不由得竖起拇指对我的父亲说：“有他跟你去35团，我看问题不大。”
我的父亲看清那面呼啦啦响着、被风吹展的蓝旗，旗上绣了黄色的套马杆和锄头，这是内蒙古自治军的军旗。村里人影晃动，村口有几匹啃吃草根的军马，一匹灰马的背上落有白嘴鸦，在风中斜着身跳，不时在马背上啄食一下什么东西。
父亲将靴跟在沙栗色骒马的肋下轻轻一碰，那马便迈开一溜碎步走进村子。
两名穿着灰黄色棉军衣的士兵举着托盘迎上来。父亲慌忙甩镫下马，便听常发小声说：“这是送下马酒，孟参谋一定来过了。”
两名士兵已经来到父亲面前，前边一名士兵弯腰打躬：“他、赛音、百努！”
父亲一手牵马，一手放胸前：“阿日木、赛音、百努！”
前边的士兵便转身从后边士兵端着的托盘中捧起一只白瓷碗，双手举到眉际，向我的父亲敬酒。父亲望着那大半碗晶亮剔透的酒浆，略一犹豫，常发已跨上半步，接过白瓷碗，咕咕一阵痛饮，将空碗递回去。
士兵望一眼常发，未动声色，又敬上第二碗酒。
转瞬间，常发连干三碗下马酒。于是，那士兵脸上露出笑，伸手恭请：“我们团长已经在等候，请吧。”
父亲在前，常发紧随，走进一个大院门。马已拴在门外木桩上，但父亲忘了挂马鞭。他不懂带马鞭进家是失礼的。他的马鞭是藤把儿，当中牛皮子心，四周用羊皮子编织，鞭梢分叉，叉头上有红毛缨，是猩猩血染的，不掉色，又称二龙吐须。父亲甩着马鞭子进院，迎面看见一条黑凛凛的大汉立于厅阶上，两目露出凶光。父亲心中暗吃一惊，步子稍缓，那大汉已然甩起手臂，叭一声枪响，父亲陡然止步，手中那根漂亮珍贵的马鞭已经齐手根折断。
父亲怔愣间，我的常发叔抢前两步，挡在父亲身前，两只驳壳枪不知何时已经拔在手中，左右开弓，院子里便炒爆豆般起来一串脆响。屋檐上簌簌落下土。
极短暂的沉寂，院中散立的士兵们忽然喧声喝彩。
黑凛凛的大汉依然呈凶悍之色，死死盯紧常发，左手轻轻一掸落在身上的尘土，迈步下阶，随后转身望屋檐。
他的上下牙忽然拉开距离：二十根出头椽子，根根椽子心上一个弹眼！
黑汉子二话不说，拔腿朝厅堂里跑。父亲刚要埋怨常发粗鲁，那黑汉子已经随了另一名同样粗憨凶悍的黄脸汉子大步抢出厅外。他们根本没有理睬我的父亲，抢出厅便回身抬眼望。那黄脸汉子瞠目结舌了半晌，忽然吼道：“拿梯子来，朱笔！”
父亲一直觉得这位黄脸大汉很面熟，只是想不起在哪里打过交道。
士兵们搬来梯子，拿来朱笔，那黄脸汉子亲自爬上木梯，在每个弹孔里涂一抹丹红，齐齐一排！之后，像熊一样晃动着身躯爬下梯子。木梯负担过重地咯吱吱叫唤一番。
“好汉子！”黄脸汉在我的常发叔右胸上捣一拳，“真如我圣祖成吉思汗手下的四狗！”
我的父亲事后才弄清，四狗是成吉思汗帐下最勇猛的四员战将：者别，虎必来，者勒蔑和速不台。蒙古人推崇狗的忠诚勇敢，“四狗”犹如汉族所熟知的“四大金刚”，是给予勇士的荣誉。
“权政委，孟和乌力吉已经来说过。”黄脸汉子终于立到我的父亲面前，“我们愿意同你谈判，请进。”
来到厅堂里坐下，喝过两碗奶茶，我的父亲才想明白，这位黄脸汉之所以那么眼熟，是因为他长得太像庙宇和衙门口常见的那种狮子。
黄脸汉是35团团长阿尔登哥，立在他身后那尊黑凛凛的大汉是二连连长乌尔塔。
不过，阿尔登哥显然不是能够同父亲谈判的人，他除了劝父亲吸烟喝茶，便不停地朝门外张望，偶尔用蒙语问身边人几句话。对于父亲讲什么，他几乎一句没听进。
父亲似有所悟，不再谈判，随便聊几句闲话，打听出这位团长就是蒙古大名鼎鼎的塔拉巴喇嘛的弟弟。塔拉巴又是大牧主，他的庙在天山之南的西拉木仑河畔，至今赫赫有名。
院子里有骚动，马靴声响到厅门，阿尔登哥跳起身去迎接，我的父亲也站起身。
进来一位40岁左右的人物，身穿马裤马靴和西服上装，黄白面皮，细高挑，瘦得厉害，像个有肺病的书生。阿尔登哥介绍：“萨格拉扎布，我们萨主席。”
“权政委，欢迎欢迎。”萨格拉扎布抢先一步，主动握住父亲的手。父亲感到他握得很有力量，是强调亲热呢，“上次两军误会，我已经说了和师长，我们愿意谈判，愿意同共产党合作。”
萨格拉扎布不曾用民族的礼节见客，而是用握手的方式，使父亲略感惊讶。更惊讶的是他有如此诚恳热烈的表示。对这位萨主席，父亲到赤峰前便有所了解。
萨格拉扎布是巴林右旗人，出身贫苦，当过喇嘛。因为有头脑有文化，被日本人看中。日本人想打破蒙古地区的封建王公统治制度，注意网罗知识青年，便将萨格拉扎布送到日本上学，毕业后送回内蒙古。萨格拉扎布精通日、汉、蒙三种语言文字，被日本人重用为相当于省长的参事官。日本人投降后，他跟随伪满兴安总省参事官哈丰阿恢复了“内人党”，还有一个民族民主纲领，这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哈丰阿就派萨格拉扎布到昭乌达省任主席，所以人们都称他萨主席（蒙文省与盟是一个字）。
这位萨主席像日本人一样盘腿卧脚地坐着，一支接一支吸烟，一口接一口咳痰，起来时也是像日本人似的跪着。看来他在日本生活的时间不短。
“权政委，我们同意和你们共产党合作，你们把共产党的纲领、政策交给我们，”萨格拉扎布以手掩心，表示诚恳，“由我们去执行。”
“我到这里来，是请你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不仅仅是合作。”父亲开诚布公，抓住要害。
“怎么领导呢？”萨格拉扎布狠吸纸烟，将自己罩在弥漫的烟雾中，“我们执行共产党的政策，这就是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你们不要进这个地方，也不必来这里建立党组织，这里不能建。”
“为什么？”
“你读过马列主义吗？这里没有无产阶级，因此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萨格拉扎布挥去面前烟雾，望住父亲小声强调，“没有基础。”
父亲暗暗一惊，这位萨主席一定读过马列的书，而且有头脑有心计。
“产业工人这里可能没有。”父亲也吸燃一支纸烟，眯细双眼，“不过，这里有地主没有？”“有啊。”“有贫雇农没有？”“有啊。”我的父亲点点头，又问：“至于牧区，有王爷和牧主吗？”萨格拉扎布承认：“当然有。”父亲说：“那么，也有给他们放牧而自己什么也没有的奴隶了？”“有啊。”
父亲一笑：“贫雇农和奴隶就是阶级基础。”
“不对，”萨格拉扎布叫起来，“这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教导，他们不是无产阶级！”
父亲说：“他们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这是毛主席讲的，你看看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会知道。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萨格拉扎布嘴唇嚅动几下，小声喃喃：“牧区就没有要饭吃的，阶级分化不明显。”
坐在一旁的阿尔登哥早显出不耐烦，不明白他们讲的合作与领导有什么不同，更没听说过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莫非那东西能比马刀和机关枪还厉害？也许和喀秋莎一样？听苏联人讲，喀秋莎那东西三分钟就能叫赤峰市从草原上消失！他摇动双手朝父亲嚷：“你说的那些东西比喀秋莎怎么样？”
父亲一怔，转望萨格拉扎布，萨格拉扎布苦笑：“他一个字也不会写，就会压马。”父亲便笑了：“当然比喀秋莎厉害，厉害多了。苏联人靠她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也是靠她打败了日本人。”
阿尔登哥脸色有变，想了想，又壮声壮色说：“只要你敢喝我的酒，我就听你的！”
萨格拉扎布重新朝父亲苦笑，不过，也正好暂停这场难以进行下去的谈判：“好吧，先喝酒，再谈判。”
厅堂里摆一张大八仙桌，每人面前一只碟，一个白瓷碗，但是没筷子，桌上放了一盘盐一盘胡椒面。看来他们要以最隆重的仪式宴请我的父亲——吃全羊。
父亲瞄一眼常发，不无担心。因为桌上没有酒汆子和草原上常见的那种粗磁三钱盅，说明不打算喝宁城老窖或是“马家烧锅”。这里不会有啤酒和葡萄酒，那么只能是喝马奶酒。马奶酒无色透明，到嘴绵软，容易喝得口滑而收不住，但这种酒后劲大，一旦醉倒难以醒过来。听老人讲，草原上每个苏木（相当于区的规划）或爱里，一年总要喝死几个。若没人喝死，这个苏木这个爱里就算臭了——没有能喝酒的人。
常发的两眼却只盯住阿尔登哥和乌尔塔的面前，他们太傲，面前摆放的是粗瓷笨碗，比别人的细瓷白碗要大一倍。
一阵喜悦的浪潮掠过厅堂，几名壮大汉子将酒坛酒桶拎进来。阿尔登哥胸脯便有些起伏，那是嗅到酒香后一种本能的兴奋。当壮汉们退出厅门时，门口同时升起来腾腾热雾，一名穿了蒙古袍的士兵端着大红漆木盘迈着咚咚响的重步抢进厅，那盘子上卧了一只六七十斤重的大羊。
父亲坐正北，是贵客席。全羊摆上桌，羊尾朝向贵客，这块全脂肪的羊尾巴在蒙族人眼中是最好的部位。羊脖子伸出木盘伸向南坐的阿尔登哥。羊头斩下放在羊背子上，四蹄也剁下来放在跪卧的羊体下。盘子四边放着血肠和羊杂碎。那士兵从腰带上抽出两把蒙古刀，先用一把刀在羊头前额割条口子，将刀插于羊背，再用第二把刀子在羊的两肋割两条寸把宽的肉条，从后往前割，并不割断，看到有微微渗出的血丝，便放下刀子将羊头取来撤出厅外。
“我们的圣主成吉思汗大定天下，大享功臣，设全羊宴名为乌查之宴。”萨格拉扎布取刀在手，割一片羊尾，“今天我们用它来宴请我们尊贵的客人权政委。”
父亲接过那半尺长的一片羊尾，吃面条一样送入嘴中，既没沾盐也没沾胡椒，于是，他受到一阵喝彩：“权政委，你真行，是我们的朋友！”
萨格拉扎布的刀子继续割去，送每人一条羊尾油。不要小瞧这口羊尾油，它将在人的肠子里形成一层保护膜，免除人空腹醉酒快的忧虑。
两名士兵用瓢将马奶酒注满桌上的碗。阿尔登哥举碗唱起歌，那支歌我的父亲只记住一句：“巴拉斯、呼琴诺、博义得阿呼儿桑。”意思就是“我的身体像老虎那么强壮有力”。他举着碗请大家痛饮，我的常发叔便抓起碗响应，却不喝，他居然也唱起那感情奔放、音韵辽远的蒙古歌，他是用汉话唱的：“没有羽毛，有多大的翅膀也不能飞翔；没有礼貌，再好看的容貌也被人耻笑。我请圣主成吉思汗评评道理：主人大碗，为什么客人只给小碗？”
这本是蒙族民歌。前两句是原词，后两句是常发这个粗汉子上了桌后半天琢磨出来的。阿尔登哥比我的常发叔更粗，只听出韵味地道没听懂词，便粗门大嗓叫好。还是萨格拉扎布苦笑着提醒：“客人埋怨你呢，你还叫好！”
阿尔登哥睁眼发怔。
“你用大碗，给人家小碗，人家不高兴。”
“哈！”阿尔登哥叫起来，“你敢用大碗？”
常发冷笑：“你敢我怎么不敢？”
阿尔登哥的黄脸变成红脸，这是挑战，他再粗也品出了味道。朝常发望一望，忽然喊道：“取大碗来！圣主成吉思汗在上，看我同这位朋友喝一场！”
“你们人多，这么乱喝说不清。你们挑一个人出来，咱们一对一地喝。”常发不无谨慎狡黠。这次他的对手毕竟都不一般。
阿尔登哥同乌尔塔交换眼色，又嘀咕两句。
“就是我跟你喝了！”阿尔登哥奋然一声。
“我输了，给你跪下磕三个头，叫你一声爹！你输了，你这一团人马就归我们权政委，今后听他的命令。敢不敢？”
萨格拉扎布急忙摆手阻止，却哪里阻得住？阿尔登哥已经吼起来：“米尼呼（蒙语：我的儿子），就这么干了！”
“你先别‘呼’，怎么赌？”
“一碗对一碗，谁倒了谁输。”
“那不行，喝慢了我等不起。”常发深知这些草莽英雄通宵达旦喝慢酒的功夫，说：“我们两个钟头为限，最后数碗，碗多的为胜！”
“痛快！”阿尔登哥把桌子拍得山响，“咱们站着喝，不许倒，倒了也算输！”
“说定了！”常发解开衣襟，吼一嗓：“倒酒！”
我的父亲明白，这两人大叫大嚷，不只是血性，还为了从气势上占优势。喝酒怕怯阵，一怯，酒量就要降。
座位重新调整，两个汉子一北一南，一个精壮一个粗莽，目光冲撞交锋着举起碗。外边的士兵涌进几十个，围了八仙桌，气氛热烈激动，甚至有些癫狂。
咕咚咕咚的灌酒声响起来，一如战场上的鼙鼓之声撼人心魄，沸人热血。两条汉子几乎同时间放下空碗，在轰雷似的助阵声中，目光撞一团火花，各嚷一嗓子：“递酒！”
早有人倒好十几碗酒摆在另一张长桌上，流水也似的往上递。蒙族兄弟的诚实确实感人，那么大赌注，就没有谁想过用水换酒，帮他们的团长玩点假。
八仙桌上已经出现两叠一尺高的空碗。两条汉子不再高声大气要酒，换上深沉的低音，这是一种追求持久的暗劲。父亲看看摆在桌上的那只怀表，时间刚过半小时。于是，大厅里热烈的气氛又添了几分紧张和不安。时而沉寂，静得惊心。只闻咕咚咕咚的吞咽声此起彼伏，忽而哗啷一声响，空碗落到碗垛上，四周便轰地爆出欢呼鼓噪。忽而又一静，又是咕咚咕咚的吞咽声……这种周期在悄悄拖长，节奏变得艰难滞重。终于出现了呼呼牛喘似的粗气声。
已过一个小时。我的常发叔又端起一碗酒，咕、咕、咕，再不是豪饮，小口小口喝得缓慢，喝得艰难。剩半碗时，他停了口喘气，肚腹像野猪消食时一样起伏不停。阿尔登哥没有端碗，在八仙桌南边来回踱缓步，忽然放开喉咙唱起深沉辽远的蒙古歌：“于争战之日，以人肉为食。于相接之时，以人血为酒。驱赶拿着武器的好汉，砍杀他们夺来那神圣的弓箭！……”
我的常发叔在歌声中继续起伏肚皮，继续慢饮碗中酒。他已经比阿尔登哥多喝出三碗酒。阿尔登哥脚步越踱越急，连运几口大气，唱几嗓拖长的歌声，汗水忽然刷地涌出，颗颗绿豆大的汗珠滚动着，汇成一条条小河，从鼻凹、脸颊、腮后、颈后，哗哗往下淌。那件灰黄色的棉军衣整个浸湿了，弥漫起蒸腾的雾气。紧张围观的士兵们像看到了胜利，吼声振聋发聩：“出汗了！出汗了！”“好样的，这就有办法了！”
阿尔登哥停止踱步吟唱，立稳桌旁，两眼闪烁，精神大振，端起一碗酒咕咚咕咚大口灌，势头又凶又猛。空碗落在碗垛上，每次都要引来惊心动魄的欢呼声。这欢呼声短促，陡起陡落，几分钟的工夫他已喝得超出常发一碗。
我的常发叔没出汗，喝得更慢更艰难。喝一口，肚膜起伏一下。父亲那颗心越提越高，看看表，还有四十分钟不止呢！
然而，常发嘴角却绽出一丝冷笑，将喝过的空碗放胯下，掏出那个物件，转瞬间射出一道水注。他一碗一碗接，洒掉的不算，整整接下七碗尿！接着，不知怎的胸腔里发出一道龙吟似的长音，便弯腰脱靴子。天哪，他朝外一倾，里面竟淌出两股细流，飘溢出脚臭和酒香！那群士兵吃惊不小，哦地倒出气：“他能从脚心逼出酒来！”
我的常发叔在飘溢着尿臊和酒香的八仙桌旁重新立稳，端起一碗酒，微微笑，仰起脖子灌酒，痛饮甘露一般。阿尔登哥勉强咧咧嘴角，目光里有了怯意。喝酒怕泄气，一旦失了兴头失了豪气威风，真比喝中药还要难受。
两个钟头到了。我的常发叔将装了尿的碗倒净叠好，总数比阿尔登哥多三碗。阿尔登哥想说什么，嘴一张，哇地吐出一汪黄汤，顺势跪倒：“权政委，我说话算数，这一团人马听你的了……”
常发这条腰细如狼的汉子，随我的父亲离开35团时，竟又喝下三碗上马酒。于是，他的大名便如雷一般滚动在昭乌达草原上。
曾经被常发叔从火中救出的我，正当盛年，被家乡人灌倒了。第二天，市文联主席王栋来看我。我锐气全消，捏着额头说：“服了服了，你算得上一尊酒神。”王栋比我更惶恐：“不敢当哪，这儿有阎王，我不过是小鬼，敢充哪路神仙？”
他说的阎王是元宝山区宣传部长马达，五十有五，回族，红脸膛，大胡子。马达下巴微扬，一副当仁不让的神气。
隔天，马达在元宝山请我喝酒，有新名堂，大八仙桌上用三钱盅排成两条对角线，一条线48盅，斟满老窖。他说：“权书记是我老上级，先敬他。来，你子代父干。”
我干一盅。他连端48盅，喝干一条对角线。然后又敬我：“来，这次是欢迎你回故乡。”我干第二盅，他不慌不忙又喝光48盅一条线！抹一把红嘴唇：“坐吧，吃菜。”
喝到深夜，我又倒了。仿佛只是蒙眬一瞬，睁开眼，天已泛白。
马达一脸倦色，几分不满。他说英雄喝醉酒打虎，狗熊喝醉酒打老婆，婊子喝醉酒才打滚呢。他指点我的鼻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你常发叔要是像你这样，早该哭死了。可他总是笑。”
“唉，我本是个孤儿。”马达换了庄重的神情讲，“替台吉牧马放羊，11岁遇上你常发叔，被他带到革命队伍。那时正在搞土改，咱们昭乌达出了一件大事……”
父亲的目光从几位蒙族青年身上掠过，最后落在孟和乌力吉身上。这位入党十天、刚被任命为师政治部主任的优秀青年，信心十足地笑了：“政委，你放心。乌尔塔和我从小就是朋友，阿尔登哥跟我沾亲带故，我一定能说服他们不叛变。”
父亲眨眨眼，没有作声，转身走向窗前。窗外是七月阳光照射下的草原，空气里弥漫着艾蒿的苦涩味；几片白云飘逸多姿地浮游在蓝得耀眼的天空上，一边让自己的身影在绿草花丛上漫步。这醉人的景色与传来的消息有多么不协调！
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不可避免地伤及了与大地主大牧主大喇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入夏以来，哗变叛乱的消息不断传来。为改造这支部队而派去的政治干部已经被杀20多名，基本都是忠诚于革命的优秀蒙族青年。在刚刚开辟工作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一损失无疑太惨重了。早晨，公安处徐处长又来报告35团叛变的消息，孟和乌力吉主动提出去做说服工作。
我的父亲想起半年前去35团谈判的情景，那次就是孟和乌力吉先去做了工作……
“政委，难道你信不过我？我已经参加了共产党！”
我的父亲猛转身，看到孟和委屈不平的神情。他缓缓摇头：“不是这个意思。孟和同志，我们相信你。我们更需要你。你不能去。业喜扎拉森、道布清，他们已经都牺牲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不能用私人的亲情友情去论处。”
“唉，你还是不了解我们蒙古人。”孟和不屑地摇头：“放心，政委，绝对没问题。他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我生命的朋友兄弟，他们怎么会要我的命呢？”
“政委，他说的没错。”常发在门口插两句话，“草原人只讲义气，两肋插刀，根本不像内地人那么阴险，玩心计……”
“你懂个屁！”父亲大骂。他对常发叔不像对蒙族青年那样注意礼貌，“斯琴是怎么死的？”
屋里出现了尴尬的沉默。斯琴这位蒙族青年，入党后被派往37团任指导员，连长就是他的亲叔叔。37团叛变时，斯琴不同意。叔侄俩吵起来。他叔叔没儿女，他这一家只有斯琴一根苗。然而，斯琴还是被他的叔叔亲手打死了。这件事震动了昭乌达草原，并被详细记入地方志中。
“嗯，”孟和轻咳一声，说，“斯琴的叔叔是有名的二虎子，那是特殊情况。政委，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叛变不去做工作吧？我的安全绝没问题，他们就是不听我的，顶多也是把我轰走，绝不会伤害我。”
父亲沉吟片刻，说：“你一定要去，要答应我两条才行。第一，先不要到35团，先去白音布同我们20军分区步兵二团联系，以二团为依靠，弄清情况，去得去不得给我来封信再走。第二，让常发跟你一道走，做你的警卫。一旦遇险，要听他的。”
“行，政委，我照你说的办。”孟和乌力吉痛快答应。
“常发，我讲的话你听到了？”父亲转问我的常发叔。
“放心，政委。”常发双手拍打腰际的驳壳枪，“这种买卖我熟。”
孟和乌力吉同我的常发叔一道走了。父亲心神不定，第二天一早又派他的警卫员陈发海赶去步兵二团探听消息。三天后，陈发海一路催马带回来不幸消息：孟和乌力吉同常发根本没去二团，直接奔了反叛的35团。当天，孟和乌力吉便被杀害，我的常发叔还没有死，被关押起来迫降……
父亲后悔顿足，大骂我的常发叔。骂声未绝，已经抓笔在手，疾写两封信，交陈发海送步兵二团和新近拉过西拉木仑河的卓盟纵队。父亲对陈发海说：“常发这家伙不能死，死了我会难过一辈子。”
在赤峰市北的林西县，几位老人对我感叹：“唉，孟和就是吃亏在两肋插刀，枪响了还不以为真……”
他们本是喝着“马家烧锅”谈话，酒菜是几头蒜。这在草原上很平常，一如内地人喝茶嗑瓜子聊天。
阿尔登哥始终阴着脸，乌尔塔即便笑也显得很勉强。只有孟和乌力吉仍像朋友一样热情自然。几句闲话扯过，他转入正题：“阿尔登哥，我们蒙古人重信义。你是给权政委起过誓的。”
“你不要说了。”阿尔登哥眼里网着红丝，“我三叔死了。死得很惨。”
孟和垂了头。那些造反的奴隶将牛粪放入两个洋铁桶，燃着火，然后挂在阿尔登哥三叔的胸前背后，驱赶着在草原上跑，直到皮焦肉烂而死。
“克旗死了几百人，这是实情。群众运动么，一下子起来了，不可能完全控制住。权政委晚上听到消息，连夜派人去阻止。乱打乱杀并不是共产党的主张……”
阿尔登哥将右手一挥：“说也晚了。我哥哥已经走了。”
他的哥哥塔拉巴大喇嘛已经投向国民党。
“蒙古人只有跟共产党才有出路。投国民党是不行的，朝克图的例子就是证明。”
孟和讲的朝克图是名反叛后投奔国民党的连长。队伍一进国民党军占领的开鲁城，自治军的军旗就被撕毁。朝克图火了：“共产党不好也叫我们打旗，国民党连旗也不叫打了！”连夜退出开鲁城。队伍走到凤凰山，被国民党追兵包围，一场激战，落个全军覆灭。
阿尔登哥阴沉了脸，一杯一杯住嗓子里灌酒。他摔了杯子说：“我拿定主意了，我反共产党！”
孟和说：“共产党是真心解放我们蒙古民族的。”
阿尔登哥说：“你别替共产党说话。孟和，你得跟我走。你不跟我走我毙了你！”
孟和乌力吉哈哈大笑：“你毙我？除非你不是蒙古人。”
阿尔登哥咬牙切齿：“你以为我不敢毙你？你不跟我走我一定毙了你！”
孟和笑得更响亮更天真：“哈哈哈，我们睡一张炕上的炒沙子，现在你毙我？”他掀了眼皮望阿尔登哥，接着又望乌尔塔：“还有你，你敢毙我？”
在昭乌达盟，婴儿是放在炒过的沙子上的，拉过屎尿只需换沙子，是一种科学卫生的育婴办法。阿尔登哥曾与孟和睡过一张火炕的炒沙子上。至于乌尔塔，他还吃过孟和母亲的乳汁。孟和的母亲曾两手托着双乳说：“你们不是亲兄弟，应该胜过亲兄弟。”
然而，阿尔登哥被酒精烧红的两眼瞪圆了，吼道：“成吉思汗捉了合撒儿，敢说他就不是圣主吗？”
合撒儿是成吉思汗的亲兄弟。孟和乌力吉也瞪起了眼：“成吉思汗可没有杀合撒儿，仍然给了他一千多百姓！”
“今天你不跟我走，我就杀了你！”阿尔登哥咆哮着拔出枪，边打开机头边往孟和乌力吉脑袋上捅。旁边一人却比他迅猛，身影一晃，抢先一步将枪筒戳在阿尔登哥太阳穴上。
“不许动！”我的常发叔出手如闪电，吼声中已夺下阿尔登哥的枪，恶狠狠瞪起两只眼睛，虎视那些蠢蠢欲动的卫兵：“妈了个x的，谁敢动一动，老子先崩了这个兔崽子！然后再收拾他。”
乌尔塔被我的常发叔镇住了，摸枪的手垂下来。于是，其余几名卫兵也都怔怔地僵在原地不敢动。
“孟主任，我们走！”常发叔扭住阿尔登哥做人质，准备摆脱。可是，意外之事发生了，孟和乌力吉不曾走，反而说：“放开他，我看他敢毙我？吓唬三岁小孩子行了！”
“他真可能下毒手呢！”
“你不了解，我把枪交给他手里他也不敢！”孟和一心要劝说阿尔登哥。他大概深信阿尔登哥只是威胁不是动手，现在谁无畏谁就有力量，谁就能胜利。他怕常发搅乱他做说服工作，下令：“把你的枪收起来，我跟他们谈。”
我的常发叔犹犹豫豫收起枪。见孟和充满自信心，便稍稍松口气，打算坐下。不幸的事情就从这里开始。阿尔登哥突然抱住我的常发叔：“上啊！”随着这声吼，乌尔塔和一群卫兵蜂拥而上，我的常发叔纵有天大本领也难逃这一劫，很快被五花大绑起来。他跳着脚骂，只能徒劳地挨几记嘴巴。孟和也骂，还能沉住气。他为内心的信念所鼓舞，深信这场闹剧总会结束，最坏不过把他和常发拴在马背上赶走。
阿尔登哥和乌尔塔都用枪比住孟和乌力吉。
“我问你三遍，你不跟我走，我就毙了你！”阿尔登哥两眼红得吓人，“说吧，跟不跟我走？”
孟和冷笑：“不走。”
“你走不走？”阿尔登哥一只脚跺得咚咚响。
孟和玩笑一样侧了头斜睨阿尔登哥：“不走。”
“我问你最后一遍！”阿尔登哥眼睛红得像要流出血来，发急发狠地咆哮，“你到底跟我走不走？”
“不走。”孟和说得轻松，还晃了一下头。
叭！短促的一声枪响。孟和乌力吉身体一震，缓缓扭转身，惊愕地望住乌尔塔：“是你吗？”
叭！又是一声枪响。孟和乌力吉的身体僵持三秒钟，慢慢地慢慢地转回身，望住阿尔登哥，嘴角一抽，没说出话，却淌下一缕血。他就那么怔怔地张着大眼倒在炕上了。
我的常发叔也是怔怔地望着这幕活剧发愣：乌尔塔开一枪，阿尔登哥开一枪。这不合蒙古人的情理，也不合江湖的规矩和道德，可是转眼都成为事实。
“我看你是条好汉。”阿尔登哥朝我的常发叔逼过来，枪口对准他的眉心，“你跟不跟我走？”
常发叔眨眨眼，大梦初醒一般，嗷一嗓子，剧烈抽搐着被捆紧的身体，像要挣断那绳索，跳着脚狂号：“我日你个祖宗！老子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我剥你的皮，我咬下你鸡巴！”
“我叫你咬！”阿尔登哥用枪管去捣常发叔的嘴，“你这头畜生！”
这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常发叔身体一纵，竟一口咬住了枪管，咬得咯咯响，像狗一样甩着头颈往下撕夺枪。阿尔登哥何曾料到这般凶悍武勇？心头一凛，手中枪差点被夺走。他理所当然地扣下扳机。
啪嗒，机头落下。枪却没响！子弹竟然万不遇一地瞎火了。
阿尔登哥本来心凛，这一来更是大惊失色，手枪硬是被我的常发叔咬走了。牙齿后面，喉咙里兀自响着闷闷的凶恶的咆哮声。于是，迷信的士兵们全发抖了，连凶悍的乌尔塔也颤声叫起来：“杀不得，这是长生天的保佑……”
心慌意乱的阿尔登哥匆匆走进佛爷屋子，跪在佛像前祷告。他受到佛爷的启示：应该迫降我的常发叔。
阿尔登哥把我的常发叔剥光衣服关入一个大木笼子。笼子里上下左右全是尖木桩，挨着皮皮开，碰到肉肉绽。木笼子摆在七月的昭乌达草原上，草原风狠过黑蟒鞭，白日头毒过鸭嘴棍（草原上的一种刑具，专伤筋骨）。我的常发叔是何等精壮一条汉子，立正一天，身上仍是一团锦绣，那文身的张牙舞爪的巨龙，没落半点红。
傍晚，乌尔塔拎来一桶马奶酒，一条狼腿，先朝我的常发叔磕响头，然后送上狼腿和马奶酒。
“好汉，跟我们走吧？”
“丫蛋才跟你走。”常发叔说的丫蛋就是小丫头。
常发叔喝过马奶酒，身体摇晃，腾云驾雾的青龙便淌出滴滴鲜血，那是尖木桩刺的。第二天清早，我的常发叔已是全身血迹斑斑。他再也立不正了。太阳升起，血腥弥漫，引来成群的蝇虻嗡嗡叫，围绕木笼子横冲直撞。太阳落入芨芨草丛，根根桦木条增粗一倍，涂墨一样黑。阿尔登哥和乌尔塔一道送来酒肉，还是先磕响头，然后问：“跟不跟我们走？”常发叔啐一口：“丫蛋才跟你们走。”
阿尔登哥和乌尔塔不急不怒，依然好酒好肉伺候我的常发叔醉饱。他们走后，木笼子四周变成了狼的世界，嚎声通宵达旦！
第三天，木笼子被一股臭味笼罩，强劲的草原风无能为力，驱不散这浓浓的腥臭。
第四天，三只鹞鹰出现在木笼上空，悠悠水流般盘旋。草原人尊它们为圣鸟，是死亡的预报者——当某个草原人奄奄一息时，他的蒙古包上空就会有鹞鹰盘旋飞翔，等着为他举行天葬。
七天后，蛆虫钻出烂肉，成行成群往上爬。我的常发叔已经两天不睁眼，可是牙齿还在咯吧吧咬。洁白的蛆虫朝他鼻孔里钻，嘴巴里钻。他慢条斯理磨牙齿，把肥嫩的蛆虫一团团吞下肚子……
就在这天夜里，卓盟纵队的剿匪骑兵旋风一般铺地卷来，救出我的常发叔。我的父亲抱起全身臭烂的常发叔，泪水在眼眶里转啊转，终于河一样淌出来。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哭。
父亲替常发叔治伤，常发叔忽然睁开眼，他闻见了酒精味。他推开我的父亲，爬下炕，踉踉跄跄朝屋角撞。屋角有个大酒缸，他爬呀爬，爬进酒缸里。透明的酒液瀑布一样涌出缸，浸漫黄土地。他在酒缸里蹲成一团，头没入酒液中。工夫不大，酒液上漂起白花花一层蛆。他探出头大喘。他张开嘴哈哈狂笑。他大口大口灌酒，连同白花花蛆虫一道吞下肚子。父亲和陈发海这些警卫员都惊得目瞪口呆。
常发叔爬出酒缸，被我的父亲抱上炕。他倒在炕上大笑三声，两眼一合，立刻鼾声如雷。常发叔连睡三天，几乎身也不翻一下。三天后醒来，全身生出新肉芽。休养半个月，那刺青的绣龙虽然变得千疮百孔，我的常发叔却仍是一条精壮的汉子！只留一个后遗症：变得馋酒。一顿不喝，四肢无力；一天不喝，全身颤抖；两天不喝，会像废人一样倒下，甚至晕厥过去……
汽车颠簸，我在走父亲走过的路。这条路，一边是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生命和希望，一边是死亡和绝望。我为这昭乌达的奇景所激动，又发现路两边只剩了一种草。这草是灰绿色，一丛丛、一片片从车窗外闪过。草尖上一层红，大概是开的花朵？
“这叫什么草？”我问。
“狼毒花。”马达解释，“又叫火柴花。”
“是因为开红花吗？”
“不，那是红骨朵。它其实是开白花，雪白雪白。”
于是，我终于发现那血红的一层中，确有斑状的白色在闪过。“那么，为什么叫狼毒花？”
“停！”马达叫住车，带我下车看草。那草是蓬状，几株几十株连在一起便成丛成片。马达将一蓬草递我手中：“你看吧。你父亲曾经把这种草掷在你常发叔的脸上，说他是狼毒花。”
我捧起那灰绿色的长了红骨朵、开了雪白花的一蓬草发怔。
“狼毒花一出现，就是草场退化的标志。别的什么草也不长了，只剩这一种草。那么，要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变成沙漠的一部分。有人就说它比狼还毒，给人带来的是恐惧和死亡的威胁。可是，沙漠里来的人，看到它便看到希望，知道它的后边就是生命和胜利。只有它能够在沙漠的边缘顽强而又奇迹般地活下来，在临界地带伴着死亡开花结果。”
汽车朝着克什克腾旗继续驶行，车外的风已经不是呼呼吹，而是日日地叫。沙砾打在汽车玻璃和篷布上，毕剥乱响。我嗅着狼毒花的苦涩，脑海里便又浮出了我的常发叔……
那天晚上，我的父亲和常发叔一起住进老乡家。父亲原来住的房间让给了来检查工作的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
进入1948年后，昭乌达生产形势不太好。冀察热辽会议上提出“牧者有其畜”，高岗去韩庙转一圈，发现牧民们分得一只羊便杀吃一只羊，分得一群羊便吃掉一群羊。高岗大发脾气，把那些工作队全赶走了，说他们简直是在破坏生产，破坏解放战争。下令停止分羊，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就在这天上午，父亲召集会议，讨论发展生产。两位旗县领导苏雷和贡嘎鼓了很大勇气才说：“贫雇农搞土改行，分地分浮财那些积极分子都能干。可是发展生产，有些积极分子不肯干哪，搞得不怎么好。倒是中农富裕中农搞得好。”
父亲最后表态：“土改依靠贫农是对的，事实也证明了这条。但是发展生产，有些贫农是不如中农。中农肯干会干，贫农么，过去确实吃苦，受剥削，不过有些在生产上也确实吊儿郎当。你们以后要注意发挥中农、上中农的生产积极性。”
贡嘎小声说：“政委，这话你说可以，我们可不行哟，那是立场问题。”
40年后父亲告诉我，他也不是随便敢讲这种话。他是听黄克诚说：“搞不好生产，老说是蒋灾。什么蒋灾？解放不是一年了，我们当领导也不是一年了，搞不好就是我们自己没搞好，不要一推就是蒋灾！”父亲小声说：“哎呀，这话你说可以，我们谁敢说？那是立场问题，抓住就轻不了。”黄克诚说：“大个子，你要是共产党员，回去就给我讲实话！”
父亲进城，开始注意工商业者，下乡也注意接触中农上中农。
父亲借宿的这家老乡，就是上中农。父亲同他拉呱：“你们吃什么啊？”老乡没精打采：“糠！”父亲说：“我看看。”老乡揭锅。父亲伸出手，糠团子一抓就散了。父亲摇头：“你们不会吃糠哪！”老乡眼一亮：“首长也吃过？”父亲说：“我们家里哪像你们这里哟，粮食吃个够。我们那里年年是糠菜半年粮。我教你吃，你把糠送碾子上轧碎，弄点榆皮，晒干磨面和进去，糠团就不会散了。你们这里还产枣子，弄点枣面掺进去就算讲究了，有甜味，好吃，还不至于拉不出屎。”老乡态度大变：“想不到你还真是苦出身。”
聊政治、聊生产、聊前途。临睡前，老乡问：“首长，你知道得真多。你老多大岁数啊？”父亲说：“你猜呢？”老乡说：“四十二三吧？”父亲笑了：“差不多。”
父亲实际才三十岁。
我的常发叔从炕上抬起身：“老乡，你猜我多大了？”老乡沉吟道：“嗯，比权政委小那么一二岁吧。”常发叔只比我的父亲小半岁，可如此算下来他也被猜成了四十岁。
夜里，我的常发叔翻来覆去睡不着。在父亲的印象中，还头一次遇他失眠。他爬起来问我的父亲：“政委。你真看我像四十岁的人？”父亲说：“不像，他瞎猜。我不也像四十二三吧？”常发忧心忡忡：“你不要紧呀，老婆孩子都有了。我可什么也没有呀。”
父亲心里动一下，有负债感。寂静片刻，问：“你心里有人吗？”常发望着黑乎乎的屋顶出神，末了喃喃：“有个姑娘好像对我有点意思。”我的父亲若知道他想的是什么，这一夜肯定不会合眼，会立刻跳起来，叫起来。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常发心里去，反而鼓励一句。“真有心上人，那个姑娘也愿意，那就试试么。”
父亲睡着了，对于身边发生的大事毫无所知。黎明时，他被一种急促紧迫的喧嚣惊醒，挣起身，听见是人喊马叫。
“别打，不能开枪，一打就会伤俩！”
“从那边截，从那边截！”
“往西去了，西，西边！”
…………
这声音来得迅猛，去得突然，一掠而过。我的父亲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急呼常发，却只见一个空被卷，哪里有半个人影？
警卫员陈发海冲进来，朝炕上一望，脸色立刻变白，顿足叫道：“糟了，糟了，搞不好真是这兔崽子！”
“怎么回事？”父亲还算沉得住气，边穿衣边说，“沉住气讲。”
“蔚兴平陆家的姑娘被人抢走了。”陈发海说着又瞟一眼炕，我的父亲便不由得也看常发的空被卷。陆家是民族资本家，无论苏联红军来还是中国共产党来，他都给予很多支持，是重要的统战人士。蔚兴平是他在昭乌达办的商号。他家住一栋二层小楼，有一围将近两米高的院墙。父亲曾带着常发、陈发海等警卫员去过几次陆家，也见过常发与陆家的姑娘一块儿说话。当时并没在意。
陈发海继续报告：“夜里有人骑马跳过院墙。打更人说，黑人黑马，一下子就跃过墙头，跑到楼前，那马就立起来，前蹄搭上二楼。马上的人顺了马背蹿上二楼窗户，破窗而入，把陆家姑娘夹在胳膊下，跳到马背上就跑。听到声音，家里人没堵住，惊动了部队上人，骑兵追出去，还不知能不能追上……”
父亲脸色很难看，这人是常发肯定无疑。红马夜里会看成黑马，那马会将前蹄搭上二楼，这种狗盗行径只有常发和他的枣红马能干得出来。
“这个畜生，自己找死！”父亲终于骂出一句。
那一刻，父亲脑子里闪过多少事：常发顺了人立而起的马背蹿上陡壁，一条腰带帮助分区司令部摆脱七万日伪军的追击，而那腰带上又绣满了叫人生厌的红花。常发拔出双枪左右开弓，小树刀裁一般折倒，又将屋檐上出头的椽子弹洞中心抹红。常发举瓶痛饮、举碗欢饮、举桶豪饮、举坛狂饮……终于，他仿佛看到常发跪倒在黄永胜面前说：“我想，女人都是头一天骂我，第三天就离不开我了……”
陆家姑娘被抢，在商会和社会各阶层引起巨大愤怒、不安和骚乱。常发已是死罪难脱。骑兵频频出动追捕，地委和军分区也接连召开紧急会议，向社会上广泛做工作，自我批评。我的父亲承受了巨大压力，毕竟罪犯是他的警卫员。每当紧张的一天过去，父亲总要望着日历出一会儿神。
第三天，是父亲最焦躁不安的一天。傍晚时，他摔碎一个茶杯，便带了警卫班朝西北方向，驰入茫茫草原。在他内心深处，三天是一个界限……
“政委，你看！”陈发海在马背上扬鞭叫喊。
我的父亲手搭凉棚：那是一条被勒勒车碾出深辙的小路，两侧盛开神奇的狼毒花，隔开沙漠与草原。一边绵延起伏着沙包，沙包上盘生了银柳、沙棘和梭梭树，沙包后便是一望无边的大漠。另一边辽阔地舒展开昭乌达盟秋天的草原。衰草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泛出金黄的光泽。草原尽头，火红的天边有两个人影在一匹马的马背上晃动，仿佛再向前跑一步，就会投入芨芨草丛勉强支托起的那轮硕大橘红的落日之中……
马蹄声骤雨般响起，朝着落日追去。红日仿佛伸手可及，可是终于掉入草丛中，只剩下几团云霞如山踊跃，如浪翻腾。
于是，我的父亲放慢了马。他听到一支歌。那是一支古老的富有民族风味的《求婚歌》，千百年来有千百万青年唱给他心爱的姑娘听：
骑上火红的骏马相依而行，
亲爱的姑娘哟请用手摸摸我滚烫的心。
遵照前约咱俩回家乡吧，
愿我们白头到老永不分离！
…………
歌声辽阔地舒展开去，像成熟的牧草在轻风里起伏不定。只有浪迹天涯、长年累月用整个心灵怀念故乡、思恋大地、并在战火纷飞的征程中追求生活的人才能唱出如此动人的歌声。我的父亲终于看清马背上的一男一女相偎相依，心满意足悠闲自在地摇晃，一种春意霭霭的情调弥漫着整个草原。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什么事情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我的父亲心灵震颤，轻轻叹息，随后怒火高烧，挥起马鞭吼：“把这条畜生给我捆了！”
克什克腾旗的领导招待我，喝宁城老窖，喝赤峰陈酿，喝飞碟啤酒。年轻的副旗长醉醺醺唱起歌，身体像鼓槌一样在凳子上跳：“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中国有一位伟大的皇帝……”
离休的老旗长手指抹着沾满酒液的湿漉漉的胡须，肩膀随着歌声扭动，一边对我说：“后来你的常发叔被商会联名保起来，同陆家姑娘结婚了。哈哈，喝醉了几百人哪！可你爸爸呢？他只送给你常发叔一蓬狼毒花！”
副旗长唱得全身抽搐：“成、成、成吉思汗，不知有多少美丽的少女都崇敬他呀，啊哈哈哈，都想做他的新娘，啊哈哈哈，人们心中的偶像……成吉思汗！”
马达喝得汗水涌流，高门大嗓说：“你父亲走时，你常发叔想跟着走。你父亲说：别走了，你就留在昭乌达好了。你跟我去大城市，老是违反纪律，迟早要被枪毙，那时我也救不了你。倒是留在昭乌达安全些，这里的乡亲能体谅你，爱护你，你也活得自在些。”
老旗长说：“亏得留下了，不然非饿死不可。”
“为什么？”我不解问。
“你常发叔喝酒喝出毛病，一顿也离不开。实行薪金制，钱都用来买酒，老婆孩子饭也吃不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光了。”老旗长摇头感叹。
马达也叹气：“唉，那段日子别提了。我去看他，早晨起来靴子找不见了。被他偷去换酒喝了。”
老旗长嘿嘿一笑：“到底是为咱昭乌达做过贡献，乡亲们不忘他，政府也不敢忘他，给他评了残。喝酒评残，每月给他补助140元酒钱，在咱昭乌达可是独一份。全国大概也只此一个！”
我不无担心：“这样喝法，身体没事吗？”
马达哈哈笑，“别听医生和书本吓唬人。你常发叔1964年检查身体，医生说他肝硬化，什么酒精肝，活不过一年。吓得他老婆要死要活不让他再喝。他说反正也活不长了，做鬼也得做个痛快鬼。那一年他喝得最厉害，喝一年没喝死，喝两年还没死。喝到1984年，又去赤峰检查身体。嘿，说他活不了一年的医生反而先死了，才五十多岁。啧啧啧。换一个医生给他检查，又说他的肝不硬了，变软了。问常发是不是因为戒酒了？他说，他的肝是叫酒精泡软了……”
“他现在住林东，岁数比我大，70多了，”老旗长摇头感叹，“身体可比我强多了，能上后召庙的阎王道，那条道比华山百尺峡还要险哩！”
“他这一辈子就是从阎王道上走过来的。”
司机两手在方向盘上大幅度地划来划去，吉普车九转十八弯，沿了陡峭的山坡蹿上去，直入云霄。车轮在雾霭霭、白盈盈的轻柔云朵上飞旋，忽而又急转直下，一股劲地沉落下去。于是，那熟悉又壮阔的景象重新展现在面前。望不到头的金色的道路，两侧开满神奇的狼毒花，一边是绝望的沙漠，一边是希望的草原……
一只百灵鸟从车前掠过，在草原上空震颤着停住了一般，像一颗年轻跳动的心。汽车长了翅膀，我的心思也长了翅膀，朝着林东，朝着我的常发叔劲飞。
再过两个小时就要见到我的常发叔了。我有多少话要问？他有多少故事要给我讲？还有我那从未见过面的婶娘——当年蔚兴平陆家的千金小姐，如今是什么模样……这一切都笼罩着神秘和新奇，磁石一样吸引我。
我望住车窗外飞速闪过的狼毒花，望得眼花缭乱。我想起昨晚查《辞海》，在1883页上看到的一段文字：
狼毒，植物名。究属何种，本草书中记载不明……消积、杀虫，但有大毒，宜慎用……
原载《十月》1990年第3期
点评
这是一篇典型的军事小说，战士、战斗、战场等要素均有生动的描绘，但这同时又是一篇超出了军事小说内涵的作品，因为除了常见的军事小说要素，还有一个强大的“非军人化”的主人公——常发。
常发是这篇小说浓墨重彩的故事主体，也是这篇小说之所以精彩的关键所在。常发这一人物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使得这篇小说散发出了不同于一般意义军事小说的光芒。概括来讲，常发的独特美学内涵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常发不是一个“正统”的军人，他具有一种山野村落中生发的匪气，这种匪气使他在部队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与警卫员陈发海等人的不合与此有关，陈发海等人看不上这个有些拿不上台面的鲁莽英雄。二、常发不是一个被某种理念或者主义规训了的人，而是一个充满江湖义气的英雄，在他的军旅生涯里，大部分的时间，他是怀着一种简单真诚的报恩报国的情怀去出生入死、奋勇杀敌，不是为着某个高大上的理想血战沙场，他没有这样的觉悟，也没有努力去追求这种觉悟。三、对女人强烈的占有欲。在其人生历程中，多次因为贪恋女色而差点丢掉性命，因为他的这一不良嗜好与烽烟四起的时代主题背道而驰。但离开那个特定的环境，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它无疑又是常发丰富性情的一个重要侧面，他的风流不羁、儿女情长让一个高大的英雄有了更生动的细节和内容。
常发就是军队中那朵奇异的狼毒花，在生与死的边界存活、在爱与恨的地带游走，像一株“毒”花，散发着诱人心魄的异香。
（崔庆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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