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

    1.儒家概述

    儒家是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由孔子所创立，“儒”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儒者具有柔、软的气质，并且是“术士”，其职业专门为贵族祭祖、事神、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

    春秋末年，孔子删订《诗》《书》，赞《易》，修《礼》《乐》《春秋》，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了儒家经典，并提出“仁义礼”的学说和“仁政德治”理论，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学派正式诞生。儒家学说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要求统治者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主张“有教无类”，以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庄子后学评论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孔子去世后，儒学与墨学并为当时的“显学”。战国时，儒家又分化为诸多支派，“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在儒家诸派中，以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最富有思想性，影响也最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逐渐被神圣化、绝对化，在中国历史中，既有着艰难的系统有序的发展，更有着泰山压顶般的僵滞。然而，经过几千年的筛选修补，儒家思想不失为祖国传统思想的瑰宝，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2.儒家代表人物

    （1）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系统的伦理学说，开创了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很大的儒家学派，成为两千年来封建文化的正统，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后世尊称他为“至圣”、“万世师表”。

    孔子幼时即丧父，家境贫寒，15岁立志求学。相传，他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通过私人传授，博习诗书礼乐。孔子“三十而立”，在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后离鲁至齐，齐景公欲任用孔子，但遭晏婴等人阻挠未成，不久孔子返回鲁国继续讲学。公元前501年，孔子任鲁国中都宰，颇有政绩，后又迁为大司寇，但因受到排挤而去职，率颜回、子路等十多名弟子历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颠沛流离14年，志欲改良时政，复兴周礼，但终无所遇。孔子68岁重返鲁国，政治上仍不得志，转而专力从事讲学和著述，编订或整理出《诗》《书》《易》《礼》《乐》等文化典籍。公元前479年病逝，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一生思想学说的核心是“仁”，认为“仁”就是要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融洽相处，实现“仁”要坚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的欲望以符合周礼，维护宗法等级的上下尊卑关系。孔子把“礼”视为区别华、夷的标志，认为维护周礼，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这样，视、听、言、动都符合周礼，才能做到真正的“仁”。在政治上，孔子提出实行德政，即实行惠民政策，对民宽刑罚而重教化，希望统治者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在教育上，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如教学要“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而学习应“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并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启发和教育的重要意义。

    （2）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鲁国邹（今山东邹城市）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发展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张“仁政”，并以此到齐、梁、鲁、邹、宋、滕等国游说诸侯。孟子很是自负，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但终因其学说“远水不解近渴”而不被采纳。故此晚年去齐回国，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孟子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游历列国，宣传“以德服人”的“仁政”，主张“井田制”，让百姓有“恒产”，如果统治者施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由此，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民本思想。孟子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倡导“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怜悯同情之心、羞耻憎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孟子还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的一生，则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

    （3）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因避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战国时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荀子50岁时到齐国来游说讲学，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在秦国考察过政治，谒见秦昭王和丞相范雎，讨论如何治理国家。荀子到了楚国后，春申君让他担任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被罢了官，便定居在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著书立说，直至去世。他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李斯均为其门下高徒。

    荀子是继孟子之后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虽然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他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综合了儒、墨、道三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但也坚持“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则覆舟”。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所以荀子的学生中才出了李斯、韩非这样代表法家思想的人物。荀子改造儒家思想，综合了法家和道家思想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3.儒家代表著作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1）《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谈论为人、处世与为政行仁的言论，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之一。关于《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汉代，有《鲁论语》（二十一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但后两种于汉魏之间失传。《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2）《孟子》

    《孟子》是孟子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整理记录孟子言行的书，有《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孟子》一书集中地体现了孟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孟子》主张仁政，崇尚王道，主张统治者对臣民应减轻刑罚与赋税，发展农业生产，并对其施行道德教化，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指出国家存在的根本不在于“天时”、“地利”，而在于“人和”，劝诫统治者要与民同忧同乐。在哲学上，孟子提出“性善说”。孟子非常重视教育对人的影响作用；强调人的自我教育，主张修身养性，“养吾浩然之气”，以完善自我；他还教育人们为实现远大奋斗目标，要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吃苦精神。《孟子》之文文意贯通，文采飞扬，说理透彻，有条不紊，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后世许多散文大家无不因袭孟子的文风。

    孟子之思想，为秦始皇所厌而毁之。《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一直受冷落。唐代宗执政，《孟子》才列入儒家经典，北宋王安石第一次把《孟子》与《论语》并列，南宋朱熹将《孟子》列入“四书”。明朱元璋因独裁曾命人删节《孟子》，但《孟子》影响深远，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3）《荀子》

    《荀子》现存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荀子》博大精深，足称宏富，内容可谓应有尽有。如哲学专论有《天论》《荣辱》《解蔽》《正名》《性恶》等，政治学专论有《非相》《仲尼》《儒效》《王制》《王霸》《君道》《臣道》《强国》《正论》《礼论》《君子》等，军事学专论有《议兵》，经济学专论有《富国》，教育学专论有《劝学》，学术史专论有《非十二子》，伦理学专论有《修身》、《不苟》，人才学专论有《致士》，音乐艺术专论有《乐论》。此外，《荀子》中还出现了较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成相》与《赋篇》（包括五赋二诗）。《荀子》之文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气势浑厚，语言质朴，句法简练缜密，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对后世说理文章影响很大。

    （二）道家

    1.道家概述

    道家又称“道德家”。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时，道家也被称为德家。《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

    道家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由此衍化为“人天合一”、“人天相应”、“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等思想，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西汉太史令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代表人物有关尹、庄周、列御寇、杨朱、彭蒙、田骈等。道家的著作，除《老子》《庄子》之外，还有《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诸篇，汉初的《淮南子》、晋人的《列子》以及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道原》《称》《十六经》等。

    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而有文景之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但对统治者、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影响经久不衰，许多有作为的皇帝如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都曾专门给《道德经》作注。此外，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糅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道家思想更为道教吸收，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的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并且用老庄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了道教的宗教哲学体系。

    2.道家代表人物

    （1）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安徽涡阳县）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两千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曾在东周国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任守藏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阳向老子问礼。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并在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前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又名《老子》），最后不知所终。

    老子把“道”抽象化，概括成普遍的无所不包的最高哲学概念。在他看来，道既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又是客观自然规律，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他还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利“天命”的绝对权威。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无为是指不妄为，不胡作非为，不为所欲为，理想政治境界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如“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矛盾两方还可以互相转化，即“反者道之动”，转化的途径是“守静”。

    （2）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前268年），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战国时代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另一说河南省商丘市东北）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周身世如谜，据说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相传，庄子妻子过世时，他鼓盆而歌。庄子曾做过宋国漆园吏的小官，后来厌恶官职，“终身不仕”。后世将庄子与老子并称为“老庄”，称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

    庄子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道家思想。他认为“道”是“虚无”的实体，能生成天地与万物。《庄子》载：“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要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有封”（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庄子倡导“无为”，放弃生活中的一切争斗，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所累，从而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境界。

    作为富于诗人气质的哲学家，庄子在我国思想史上、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影响巨大而深远。后世道教继承道家学说，庄子被神化而奉为神灵，唐玄宗天宝元年封其为“南华真人”，宋徽宗时封为“微妙元通真君”。

    3.道家代表著作

    （1）《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传说是老子李耳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文约意丰，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内容博大精深、玄奥无极、涵括百家、包容万物，是第一部用诗化语言阐述中国哲学的巨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道德经》不仅是一部哲学经典，而且文字简洁、辙韵强劲，因此，还被称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

    《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为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八十一章。《道经》讲述了宇宙的根本，道出了天地万物变化的玄机。《德经》说的是处世方略。《道德经》之学旨在于从天人合一之立场出发，穷究作为天地万物本源及宇宙最高理则之“道”，以之为宗极，而发明修身治政等人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道当取法于地，究源及道所本之自然，因而，人们应自然无为听天由命，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还刀兵，离争斗，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使民虚心实腹，无知无欲，如此，则无为而治。《庄子·天下篇》总结《道德经》思想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居神明居。……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

    《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和人文精神对中国古老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也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探求其中的科学奥秘，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兴起了“老子热”。

    （2）《庄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集中体现了庄子思想；“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及其弟子合作写成的；“杂篇”应当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盗跖》、《说剑》等不是庄子之思想。

    《庄子》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其文章生动细腻，挥洒自如，意象雄浑飞越，想象汪洋恣肆，情致滋润旷达，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中国的古代小说和传奇的文本表达有重大的影响。《庄子》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更加之词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富表现力，极有独创性。《庄子》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三）墨家

    1.墨家概述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很重要的学派之一，在当时和儒家一起并称先秦时代的两大“显学”，当时有“非儒即墨”之说。墨家因创始人是墨翟，世称墨子，故而这一学派被称为墨家学派。墨家代表著作是《墨子》，由墨子的弟子根据授课笔记编撰而成。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说墨家出自清庙之守，意思是管理庙中事物，演习郊祀或其他祭祀礼仪，也有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其实，墨家应主要来源于社会中下层手工业者。

    《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家是从儒家分出来的。但墨家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墨家主张“兼爱”，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认为任用官吏要重视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组织严密，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墨家讲究“任侠”，相传皆能赴汤蹈刃，并以自苦励志。墨家尤重艰苦实践，“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活动于战国中后期。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主张多有继承，是谓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

    2.墨家代表人物：墨子

    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名翟，鲁小邾国人（今山东省滕州市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也是先秦诸子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并有《墨子》一书传世。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墨子平民出身，是小工业者。他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和“贱人”。曾做过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波，班固在《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又说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可以说，墨子为下层劳动人民争取切身的利益，为解决或减轻他们的贫困和饱受压迫之苦而付出极大的心血。

    墨子有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除了政治上的建树和理论上的学说之外，墨子在物理学、光学等领域也有所研究。墨子几乎谙熟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

    墨子的为人，在当时有很高的评价。《孟子·尽心上》中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对他的“士志于道”十分赞扬。《庄子·天下》中说墨子：“好学而博”，并且认为他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大好人，由衷地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3.道家代表著作：《墨子》

    《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辑录。西汉时刘向把《墨子》整理成七十一篇，但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在所传的《道藏》本共五十三篇。《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

    《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便是墨子提出的“兼爱”（兼相爱）。“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其他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墨子以“兼爱”为其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兼爱”即人与人之间实行普遍的、无差别的互相友爱，就是“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使彼此的利益兼而为一。如果“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墨子的“兼爱”其实是对儒家“仁”的改造，提倡“无差别的爱社会上一切人”。

    从“兼爱”出发，《墨子》还提出“非攻”，反对侵略和掠夺的不义战争；“尚贤”，尊重、重用贤人，所谓“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同”，“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节用”，反对贵族的铺张浪费；“节葬”，反对儒家倡导的厚葬；“非乐”，反对音乐，认为音乐的盛行妨碍男耕女织。此外，《墨子》还提到“天志”“明鬼”的思想，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并且“天志”是衡量人世间一切言行的尺度，而“天志”就是要求人们“兼爱”，“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而“明鬼”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但是，墨子认为寿夭、贫富、安危、治乱不是天命决定的，而是由人力决定的。由于人的努力，可以达到“富”、“贵”、“安”、“治”；如果相信命定，不去努力从事，就必然得到相反的结果。

    （四）法家

    1.法家概述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派，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儒、墨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的“显学”，法家则在政治上独步天下。

    法家起源于古代掌管诉讼的官员，《汉书·艺文志》中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理官”严格按法律、规定进行奖赏和惩罚，以此来辅助礼制。管仲、子产是法家的先驱，而在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法”即法律、法令，是要求臣民必须遵守的；“势”即君主独掌军政大权的权势；“术”即权术，是君王控制驾驭臣民的手段和策略。

    法家学派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国家才能有足够的粮食布帛，人民才能富裕起来；重视战争，军队才能强大，才能争霸于天下。政治上，法家认为“时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故而主张锐意改革。商鞅提出“不法古、不循今”，韩非子更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法家重视“法治”，强调“法”是治国的根本，正如《史记》所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同时，反对分封和世袭制，主张君主专制和独裁，主张建立由中央委派官吏的郡县制。思想和教育方面，法家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李斯、韩非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就政治层面而言，远较其他各家的影响大。在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法家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学术界也成为战国时的显学。秦始皇君臣崇尚法家，正是用法家学说为指导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使法家思想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西汉武帝尊儒以后，法家的影响逐渐势微，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家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历代统治者多数采用“霸王道杂之”即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法。

    2.法家代表人物

    （1）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

    商鞅早年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孙痤病死后，魏王并没有重用商鞅。后来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者，商鞅便携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变法理想的舞台。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356年）和十九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先后两次实行变法，主要内容为：建立新型的军功爵制，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奖励耕织，保证了秦国后方粮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职，安分守己。变法期间，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为后世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孝公死后，商鞅被贵族诬害，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后商鞅被杀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并以灭族。

    （2）韩非

    韩非子（约公元前275年—公元前233年），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人，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世称“韩非子”。韩非原为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荀卿。韩非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口吃，但他善于写作，且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术思想，同时又吸取了他以前的法家学说，比较各国变法得失，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集法家思想大成。韩非创立的法家学说，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韩非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希望韩王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不见用，乃发愤著书立说，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论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秦王政慕其名，遗书韩王强邀其出使秦国，韩非的思想被秦始皇所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韩非被毒死于狱中。今存《韩非子》五十五篇。

    3.法家代表著作

    （1）《商君书》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二十四篇，《商君书》不是一人或一时的著作，而是商鞅学派著作的汇编，成书时间在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以后。到战国末年在社会上已很流行，韩非曾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商君书》侧重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等言论。《商君书》说：“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既反对复古，又反对安于现状，主张积极地向前看，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商君书》提出的政治目标，是谋求国家的“治”、“富”、“强”、“王”。“王”就是完成统一，建立统一的王朝。达到这个最高政治目标的办法，一是加强法治，主张奖励告发“奸邪盗贼”，对轻罪用重刑，从而加强法治的效果，“王者刑用于将过（过错将要发生的时候），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二是讲究耕战政策。商鞅把是否推行耕战提到决定国家兴亡和君主安危的高度，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2）《韩非子》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所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子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以此为理论前提，韩非提出了系统的法治理论，认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主张“以法为本”，要依法行事，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认为，君主要利用权术驾驭大臣，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为此，要铲除“五蠹”：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即韩非子认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国家大权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迎合了建立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

    《韩非子》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比如《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蕴含着深隽的哲理，耐人寻味，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五）兵家

    1.兵家概述

    兵家是先秦、汉初主要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一词最早见于《孙子兵法·始计篇》：“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军事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在中国军事哲学思想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春秋战国间，由于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产生了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许多军事家总结了战争的经验，并从事于军事理论的研究，著成论兵法的书，这在文化上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春秋晚期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长期以来作为古代军事名著，在军事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兵家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各种客观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并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决策的整体，同时注重战争的主观指导，特别是计谋的使用，总结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贵胜、不贵久”、“兵贵其和，和则一心”、“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密察敌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等作战思想和作战规律。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汉以前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将兵家著作分为四类：兵权谋类——侧重于军事思想、战略策略；兵形势类——专论用兵之形势；兵阴阳类——以阴阳五行论兵，且杂以鬼神助战之说；兵技巧类——以兵器和技巧为主要内容。兵家的鼻祖是孙武，兵家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其中以孙武的《孙子兵法》影响最大，是兵家学说的重要著作。

    2.兵家代表人物

    （1）孙武

    孙武，生卒年不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经伍子胥的推荐，得见吴王。据有关资料记载，为考察孙子的统兵能力，吴王挑选了100多名宫女由孙子操练。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的故事。吴宫操练之后，吴王任命孙子为上将军，封为军师。从此，孙子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子、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子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重创楚军。接着孙子五战五捷，率兵6万打败楚国20万大军，攻入楚国郢都。楚国元气大伤，渐渐走向衰落，而吴国的声威则大振，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所著《十三篇》是我国最早的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2）孙膑

    孙膑，齐国阿-人，孙武的后裔，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相传他少年时与庞涓同师于高人鬼谷子。后来庞涓在魏国当了将军，因忌妒孙膑才能，将他骗到魏国，借故处以膑刑（去膝盖骨），并加以软禁。孙膑后来在齐国使臣帮助下秘密回到齐国，由于齐将田忌的推荐，被齐威王任为军师。他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马陵，迫庞涓自杀，使齐国成为强国之一。孙膑在作战中运用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原则，创造了著名的“围魏救赵”战法，为古往今来兵家所效法。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根据不同地形，创造有利的进攻形势，重视对城邑的进攻和对阵法的运用。著有《孙膑兵法》一书。

    3.兵家代表著作

    （1）《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共十三篇，约六千字，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中国史上最早的一部经典性的军事学著作，与《战争论》（克劳塞维茨）、《五轮书》（宫本武藏）并称为世界三大兵书。

    《孙子兵法》中把“令民与上同意”的“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要使民众与君上的意愿一致，能够为君上出生入死；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要依靠主观努力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善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从而利用有利态势，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主张“我专而敌分”，即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分散的敌人，“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还提出作战方式因敌情而变化，“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强调了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孙子兵法》寓意精邃、论理精微，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为孙膑所作，古称《齐孙子》，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兵家学派的又一力作。《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这使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

    《孙膑兵法》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大量战争实践，从基本理论到战术原则，都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诸方面都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特别强调“内得民心，外知敌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强调必须遵循战争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去指导战争；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在战略战术上贵“势”，即依据一定条件占据主动和优势；认为只有覆军杀将方为全胜，开创歼灭战的理论；提出对部队实施严格的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成为先秦时期最完整系统的军队教育训练理论；对野战中车垒的运用、阵法的研究和将领的必备条件等均有阐述。这些都受到中外学者的赞赏和重视。

    （六）名家

    1.名家概述

    名家是先秦以思维的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战国时称“刑名家”或“辩者”，西汉始称“名家”。作为一个思想流派而言的“名家”，它的思想与现代的汉语所说的“名家”是不同的。这个“名”不是出名的意思，而主要是指事物的名称、概念。名家主要活跃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善于辩论，善于语言分析而著称于世，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颇有贡献。

    名家思想最早萌芽于春秋时期，名家创始人邓析首倡“刑名之论”，操“两可之说”，开名辩一代风气。名家兴盛于战国中期，以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他们以擅长概念分析而驰名天下。作为一个学派，名家并没有共同的主张，仅限于研究对象的相同，而各说差异很大。主要有“合同异”和“离坚白”两派，前者以惠施为代表，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后者以公孙龙为代表，认为一块石头，用眼只能感觉其“白”而不觉其“坚”，用手只能感觉其“坚”而不觉其“白”，故而“坚”和“白”是分离的、彼此孤立的。

    《汉书·艺文志》中说：“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事实上，名家应多出于辩者。名家代表人物是：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成公生、惠子、黄公、毛公等，《汉书·艺文志》著录名家《邓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唯《公孙龙子》尚存残本，其他亡佚或伪作。

    历来学者对名家多有讥讽之词，荀子曾以儒者的口吻苛责名家的理辩谓：“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庄子则说名家“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以概念本身的分析及思维结构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名家，活跃当时，曾先后与墨、儒、道、阴阳诸学派展开论辩，使百家争鸣更具有思辩意义，但对后世的影响远不及其他诸家。随着秦朝的统一，百家争鸣的局面结束了，名家学派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销声匿迹。

    2.邓析及其思想

    邓析（公元前545年—公元前501年），河南新郑人，郑国大夫，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辨之学”倡始人。与子产同时，名家学派的先驱人物。汉刘向在《邓析书录》说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中对他介绍说：“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绔。民之献衣，褚绔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

    邓析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思想，其思想倾向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邓析反对“刑书”，私造“竹刑”，邓析“务难”子产之政，故意与子产的政策主张对着干，他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私自编了一部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叫做“竹刑”，从而挑起了郑国的“刑名之辩”。传说，他聚众讲学，私家传授法律，“学讼者，不可胜数”，致使“郑国大乱，民口欢哗。”

    《吕氏春秋·离渭》对邓析“两可之说”做了记载：“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对于赎尸交易的双方——富人和得尸者，邓析的回答都是“安之”（不必着急），同样是“急”，富人与得尸者理由不同；同样是“不急”，富人与得尸者原因各异。这说明邓析已经看到了事物的相对性和矛盾性，区分了事物的实际矛盾和思维矛盾。

    3.惠施及其思想

    惠施（约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10年），宋人，战国后期人，政治家、辩客，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天下》篇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又曰：“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惠施为战国时代名辩思潮中的思想巨子，与公孙龙共同将名辩学说推向顶峰。

    惠施在魏惠王时为相15年，主张联合齐、楚，曾促成魏、齐二君“徐州相王”，即互相尊对方为王，开战国时代诸侯称王的局面。魏惠王对惠施十分尊宠，甚至想传以王位，他坚决拒绝。惠施主张“偃兵”、“去尊”等学说，倡“合纵”政策对付秦国。后来失宠离开魏国，前往楚国。楚畏秦，不见用，惠施被送往宋国。从此他得以与庄子交游，二人成为观点不同、经常辩难但却是心心相印的好朋友。庄子认为惠施“弱于德，强于物”，“散于万物而不厌”，“逐万物而不返”，即不像儒、墨那样重视政治、伦礼、道德，而是重点研究“物之理”。

    惠施的“历物十事”即多穷“物之理”，见之于《庄子·天下》篇：“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的十个命题，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分析，其中有些含有辩证的因素。如“大一”是说整个空间大到无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内部。万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质粒子构成，同样基于“小一”，所以说“万物毕同”；但是由“小一”构成的万物形态千变万化，在“大一”中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说“万物毕异”。

    4.公孙龙及其思想

    公孙龙（约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0年），赵国人。生平事迹不详。传说公孙龙游说各国，与人论辩，经常获胜，而庄子评论说：“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公孙龙著有《公孙龙子》一书，原有十四篇，现存六篇。其中《迹府》一篇是后人汇集公孙龙生平言行写成的传略。其余五篇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其中《坚白论》《白马论》最著名。《坚白论》主张“离坚白”，认为没有白色的坚石，而只有“白石”与“坚石”，“坚与白均离于石，不可并存于石”。《白马论》则做了“白马不是马”的论证，主要从概念分析和概念外延两个角度来认证的。从概念分析的角度来讲，“马”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形体，而“白”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颜色。“形体”和“颜色”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白马”即指形体又指颜色，而“马”仅仅指“形体”。因此“白马非马”。而“马”与“白马”在外延上也有差别，如果我们要找匹“马”骑骑，那么“黄马”、“黑马”都是我们要找的马。而如果我们要找匹“白马”骑，那么“黄马”、“黑马”就都不是我们要找的马。因此，如果“白马是马”，那么无论我们是要找“马”骑，还是要找“白马”骑，那就应该“黄马”、“黑马”都可以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假设不成立，也就证明了“白马非马”。

    （七）阴阳家

    1.阴阳家概述

    阴阳家又称“阴阳五行家”或“五行家”，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战国时，阴阳五行学说盛极一时，西汉史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阴阳家为六大学派之首。阴阳家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官员，《汉书·艺文志》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创“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的嬗变遵守五行相生相胜之道，以此论证了周室必将被新王朝所替代，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阴阳家还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司马迁称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阴阳家代表人物有公梼生、公孙发、南公等人，但以邹衍最为著名。《汉书·艺文志》载：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公梼生终始》十四篇，《公孙发》二十二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乘丘子》五篇，《杜文公》五篇，《黄帝泰素》二十篇，等等，但现存少量残文外，均已亡佚。

    作为理论学派，汉武帝尊儒后，阴阳家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多衍为方士方术，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消失。

    2.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阴阳本指事物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如《系辞》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提法，《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庄子》则有“阴阳，气之大者也”之说。而《易经》的基本思路就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家则把事物变化神秘化为阴阳矛盾的作用，即所谓“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古人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尚书·洪范》托名箕子对武王的话解说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即具有生发，柔和特性者统属于木；具有阳热，上炎特性者统属于火；具有长养，发育特性者统属于土；具有清静，收杀特性者统属于金；具有寒冷，滋润，就下，闭藏特性者统属于水。五行相生相胜，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和“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五行学说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间架，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明人体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3.邹衍及其思想

    邹衍（约公元前305年—公元前240年），亦作驺衍，战国末期齐国人。邹衍是稷下学宫有名的学者，他知识丰富，“尽言天事”，时称“谈天衍”。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列于稷下诸子之首，称“驺衍之术，迂大而宏辨”。邹衍曾活动于齐、赵、魏、燕各诸侯国，颇受当权者的礼遇，特别在燕国，燕王为他筑碣石宫，以师礼待之。邹衍一生著述甚丰，《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著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惜皆已散佚。

    邹衍把阴阳五行说运用于社会发展中，创“五德始终说”，认为整个物质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构成的，历史的发展按照五行相克和五行相生的顺序而循环。每一朝代受五行之一支配，一个朝代的帝王将兴，天必将预先显示支配该朝代兴盛的兆头。朝代的更替是五行之德相胜转移的结果，并且按照一定的次序，前德胜后德，而不是相反的。而这种次序是：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五德循环往复，相代而兴，历史也就如此推演下去。“五德终始”学说，以宗教迷信的神秘色彩宣扬皇权神授，迎合了战国各国君主争相统一中国的欲望。《史记·封禅书》载：“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这是依五行的配列，规定政令、服色、符法、冠舆等制度，这是五行学说影响政治的具体表现。

    在对宇宙的空间认识方面，邹衍创立了“大九州”说。邹衍认为，儒家所称的中国，只占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有九州，就是《禹贡》中所说的九州。而中国之外如同赤县神州的还有八个州，就是大九州，各有裨海环绕，每州内又各有九州，语言风俗皆不相通。邹衍仅凭臆测推想立说，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这种对世界地理的推论性假说，在当时及后世有扩大人们地理视野的意义。

    邹衍学说与儒家有密切的关系。司马迁说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这些是符合儒家宗旨的。邹衍的学说，对后世“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天命论，影响深远。到两汉，其学说演变为谶纬之学，专讲五行灾异，图谶符瑞，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欺骗人民的工具，并为中国两千多年来迷信的渊薮。

    （八）纵横家

    1.纵横家概述

    纵横家，指春秋战国时期从事合纵或连横外交运动的政治家、外交家及军事家。古代，纵横最初只是表方向的概念，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到战国时期，演变成政治概念，“纵”指“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横”指“连横”，即一强连一弱以破获众弱，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

    纵横家的宗师是鬼谷子，其他著名的纵横家有公孙衍、苏秦、张仪、陈轸、楼缓、乐毅、郭隗、邹忌、毛遂、虞卿、甘茂、范雎等人，事皆详于《战国策》。《汉书·艺文志》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二家，百七篇”，今皆已亡佚。纵横家文献今存《鬼谷子》十二篇、《战国策》三十三篇，前者多讲揣摩、捭阖之术，疑为后人假托的伪书；后者则是纵横家谋士的策谋和言论汇编，并非系统反映纵横家思想特征的理论著作。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云：“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从渊源上来说，纵横家还可追溯到周初之“行人”，即代表天子出使诸侯国的特使。春秋时行人多由贵族阶层的卿大夫所担任，或成为固定职务。但战国之纵横家，其中多是并无贵族身份和世袭官爵的人，而是来源于极为活跃的游士阶层，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言谈，凭自己所讲政治主张、策略取得人主的信用，而被委以重任，如苏秦、张仪、公孙衍等皆如此。

    纵横家论行结交，择主而从，以口舌为武器进行外交对抗，并不争于儒、道、墨、法的思想观点之间，而是着重探究把握人心的方法，探究论说的技巧，总结研究游说中如何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当时诸侯割据，王权岌岌可危的时代，他们洞悉游说的关键，扬长避短，对“症”下“说”，采用分化、利用、联合等手段，以达到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的目的。

    在诸子百家中，纵横家可以说是最积极入世的一家。他们极富进取精神，从产生之初就积极干预社会政治生活，参与百家争鸣，活跃于战国舞台，其思想和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代刘向在《战国策书录》说：“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之属，生纵横长短之说，左右倾倒。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此评可谓中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国人往往用“折冲樽俎”这个成语作为“外交政治”的代词。

    2.纵横家代表人物

    （1）鬼谷子

    鬼谷子，生卒年不详，姓王名诩，战国时代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淇县）人。常入山采药修道，因隐居鬼谷，故自号鬼谷先生。鬼谷子长于持身养性和纵横术、精通兵法、武术、奇门八卦，为纵横家之鼻祖，杰出军事家，游说理论的奠基者和传播者。而在中国民间传说中，鬼谷子被描绘成能撒豆成兵、呼风唤雨、预知吉凶、妙手回春的神仙。

    史载鬼谷子曾任楚国宰相，后归隐卫国授徒，苏秦、张仪、孙膑、庞涓为其弟子。鬼谷子既有政治家的六韬三略，又擅长于谋略家的纵横之术，既有仙家的神秘，隐者的逸气，又有学者的理智，智者的辩术，更兼有阴阳家的祖宗衣钵，预言家的江湖神算，所以世人称鬼谷子是一位奇才、全才。鬼谷子系统总结了战国时代游说之士从事纵横外交、出谋划策的理论、策略和方法，集纵横术（即外交游说学说）之大成，编著写成《鬼谷子》一书，又称《捭阖策》，成为纵横家经典著作。经由苏秦、张仪等用之实践，建功立业，终使鬼谷子纵横学说名显当世。

    （2）张仪

    张仪（？—公元前310年），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张仪为魏人，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于魏惠王时入秦。秦惠文君以为客卿。惠文君十年（公元前328年），秦使张仪、公子华伐魏，魏割上郡（今陕西东部）于秦。当年，张仪为秦相，成为秦国置相后的第一任相国。张仪拜相后，积极为秦国谋划，采用连横术迫使韩、魏太子来秦朝拜，游说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使得魏国把上郡15县献给秦国。惠文君于十三年称王，并改次年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张仪与齐、楚、魏之执政大臣在啮桑相会，随即免相。次年，张仪相于魏，更元八年，又相于秦。十二年，张仪相于楚，诳诈楚怀王，使之与齐绝交，成功后又归秦。十四年，张仪前往楚、韩、齐、赵、燕等国进行游说，使得五国连横事秦。同一年，张仪因功封得五邑，封号为武信君。惠文王卒武王立，武王素与张仪有隙，张仪于武王元年（魏襄王九年，公元前310年）离秦去魏。据《竹书纪年》载，张仪于此年五月卒于魏。

    （3）苏秦

    苏秦（约公元前337年—公元前284年），字季子，东周洛阳（今洛阳东郊太平庄一带）人，是与张仪齐名的纵横家。在当时，有“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盛，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的境况。

    苏秦出身农家，素有大志，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捭阖之术。学成后游说各国，初至秦说惠王，不用。乃结合六国军事政治实力及地理形势，论证六国抗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策划了六国联合抗秦的“合纵”之计，他先后至燕、赵、韩、魏、齐、楚，游说六国合纵御秦。半年后，苏秦的游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六国国君在洹水盟会，公推他为“纵约长”，他一人身佩六国相印。后苏秦归居于赵，被赵封为武安君。其后秦使人诳齐、魏伐赵，六国不能合作，合纵瓦解。苏秦入燕转入齐，为齐客卿。与齐大夫争宠，被人杀死。一说他自燕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燕得以破齐，后反间活动暴露，被齐车裂而死。《汉书·艺文志》著录《苏子》三十一篇，今佚。

    3.纵横家代表著作：《鬼谷子》

    《鬼谷子》是对纵横家游说经验的总结和提炼。《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现存《鬼谷子》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含《捭阖》、《反应》、《内键》、《抵巇》四篇；中卷含《飞钳》《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符言》八篇，另有《转丸》《胠乱》二篇，亡佚已久上中卷共；下卷（又称“外篇”）包括《本经阴符》七篇：《盛神》《养志》《实意》《分威》《散势》《转圆》《损兑》，另有《持枢》《中经》，共九篇。《鬼谷子》一书立论高深幽玄，除饱含谋略机智、论辩技巧之外，还包含有丰富的人生哲学、治国治军之道、修身养性等思想内容，在思想领域独树一帜，堪称一部旷世奇书。

    《鬼谷子》一书，为纵横家提供了一套理论和方法，系统总结了游说之术。该书以阴阳学说为其哲学基础，吸收了道家的“道”、“无为”、“反”等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改造。鬼谷子虽然也提倡“无为”，但抛弃了老子“绝圣弃智”之说的无为成分，把道家的“贵柔”原则逐步改造成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主阴”的原则，即在隐秘之中，强调人为、强调主动、强调“有为”和进取。鬼谷子崇尚权谋，主张君臣上下之间相互都可以运用权术，主张可以择主而事，甚至主张下级可以取代君主。此外，《鬼谷子》涉及到大量的谋略问题，与军事问题触类旁通，也被称为兵书。《鬼谷子》兼取百家而为我所用，不从抽象原则出发，也不把任何一种理论当成至高无上的教条，从而体现出一种彻底的现实主义态度。

    （九）农家

    1.农家概述

    农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农家学派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们主张推行耕战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农家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汉书·艺文志》中说：“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

    史传农家著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等等，均已佚。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其思想和活动散见在《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孟子》等著述中。农家历史资料虽少，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无不重农抑商，以农立国，无疑契合了农家的主张和思想。

    2.农家代表人物：许行

    许行，楚国人，无著作留传，生平事迹可见于《孟子》。生卒年不可考，约与孟子同时代。当时随行学生几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比起儒家、墨家来只是个小学派，但颇有影响，儒家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弃儒学农，投入许行门下。

    许行“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反对统治者“厉民而以自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许行还提出“市价不二，国中无伪”的价格论，也就是说主张“同等商品卖同等价格”，不允许价格自发波动，不允许商业欺诈，要求做到即使小孩到市上也“莫之或欺”。他还主张“物物等量”，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说：“布帛长短同，则贸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大致意思是说：“种类、尺码、重量相同的商品售价必须相同。”这个贸易原则没有考虑到商品质量的差别和价格的关系，当然是行不通的。总的来说，许行主张人人平等劳动，自食其力。生产以农业为主，农副业结合，但又存在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某些分工，并有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之间的商品交换。

    3.农家的思想

    战国时期，自耕小农的普遍存在，小农经济成为当时各国的立国基础，诸子无不重视农业。《孟子·梁惠王》认为仁的具体表现就是重视农业生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墨家指出农业生产既可以提供人民衣食，又可以充足国家财用，因此“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战国初期法家李悝在魏国变法，为了富国强兵，实行“尽地力之教”，而商鞅变法，就明确以“耕织”为“本业”而以手工业商业为“末利”，并采取政策措施来奖励“本业”而抑制“末利”。战国末年的农家，和法家同样反对“民舍本而事末”，认为人民务农不仅是为了“地利”，还可以“贵其志”。他们着重指出人民务农对地主政权有三点好处：一是“朴则易用”，就是朴实而易于使用，可以依靠他们守战；二是“重则少私义”，就是稳重而少发表私见，便于使他们守法而努力生产；三是“其产复则重徙”，就是财产累赘而难于迁移，可以使他们死守一处而没有二心（《吕氏春秋·上农篇》）。

    农家之学重视农业生产技术。农家注意到土性的分辨、土壤的改造和保养，主张先分辨土性，挑选适宜种植在某种土壤里的农作物来播种，从而适当地改造土壤：“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吕氏春秋·任地篇》）农家强调耕作必须及时，专门分析了六种主要农作物——禾（稷）、黍、稻、麻、菽（豆）、麦耕作“得时”、“先时”、“后时”三种情况，从其生长、收获、品味三个方面加以比较，用来说明掌握耕作时节的重要性。农家还开始把农业科学知识系统化和理论化。他们说：“上田弃亩，下田弃亩。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创造了畦种法，重视深耕，认识到通过深耕可以收到消灭杂草和病虫害的效果。

    （十）杂家

    1.杂家概述

    杂家是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而得名。《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以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为代表，而著作以其招集门客所集《吕氏春秋》《淮南子》为代表，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略显庞杂。

    《汉书·艺文志》上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到战国末期，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学术文化也呈融合的趋势，把各派思想融合为一的杂家就产生了。可以说，杂家的出现，既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又是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与趋向融合的结果。

    《淮南子·氾论训》说：“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言二十家四百三篇，有《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五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等等。但绝大部分已散失，现在仅存《吕氏春秋》《淮南子》《尸子》（原书已失，今存仅为后人辑本）三书。

    2.杂家代表人物

    （1）吕不韦

    吕不韦（？—公元前235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滑县）人，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后为秦国大臣。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吕街，他往来各地，以“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在赵都邯郸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嬴异人，决定帮助嬴异人返回秦国，又将赵姬送给嬴异人，生下一子嬴政，并资助嬴异人千金，助其返秦。又以五百金购珍宝，献与秦太子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遂劝安国君立异人为嗣，改名子楚。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嬴稷薨，安国君继位，为秦孝文王，立一年而卒，储君嬴子楚继位，即秦庄襄王，任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10万户。庄襄王卒，年幼的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当权之后，继续进行兼并六国的战争，取得了不少三晋土地，建立了三川郡、太原郡和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吕不韦生前“招致天下游士”，有食客三千人，使其门客个个著其所闻，综合百家九流之说，畅论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最后汇编成书，名曰《吕氏春秋》。后吕不韦因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国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其举家迁蜀，吕不韦不能自安，饮鸩自杀。

    （2）刘安

    刘安（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22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在旅途中绝食而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刘安爱贤若渴，礼贤下士，淮南国都寿春成了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了《淮南子》一书。刘安才思敏捷，好读书，善文辞，乐于鼓琴，汉武帝非常欣赏刘安的才情，曾专门召他来长安撰写《离骚传》。

    刘安尤其热衷于道家黄老之术，曾召集道士、儒士、郎中以及江湖方术之士炼丹制药，最著名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晋昌、毛被、左吴，号称“八公”，在寿春北山筑炉炼丹，偶成豆腐。刘安因之被尊为豆腐鼻祖，八公山也因此而得名。在政治上，刘安不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制定了一系列轻刑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善用人才，体恤百姓，使淮南国出现了国泰民安的景象。刘安在广置门客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积蓄力量，为有朝一日的谋反做着准备，后其谋反之事被门客雷被状告，以及门客伍被、孙子刘建的告密，汉武帝元狩年（公元前122年），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入淮南，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用来行诈而伪造的玉玺金印，刘安被迫自杀。

    3.杂家代表著作

    （1）《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所编写的杂家著作，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规律的思想，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今存本《吕氏春秋》的目次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篇，每篇各有子目，合计子目一共百六十篇。吕不韦以为此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编成以后，吕不韦将它公布于国都咸阳城门，声称有能增损一字者，赏给千金，以示此书之重。

    《吕氏春秋》以黄老思想为中心，“兼儒墨，合名法”，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吕氏春秋》确是“兼”“合”诸子百家各派学说编集而成的一部著作。《不二》说：“夫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用众》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吕氏春秋》在政治思想上因袭儒家，反对家天下，讴歌禅让。《执一》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而其主张统一，又出于法家思想，《执一》说：“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专之也。一则治，两则乱。”《吕氏春秋》对于阴阳家的《月令》很重视，把“月令”作为十二纪的架构。《吕氏春秋》还较倚重于道家。《吕氏春秋·序意》“法天地”的思想，“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圣；三者咸当，无为而行”的思想，以及“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以达到崇“公”的思想，都是黄老道德思想。可以说《吕氏春秋》汇集了先秦各派学说，为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思想理论。

    此外，《吕氏春秋》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保存了不少有关农业技术的记载，是宝贵的文献。

    （2）《淮南子》

    《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等编著的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记载其分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今所存的有二十一篇，大概都是原说的内篇所遗。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轴，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到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多个领域，包罗万象。

    《淮南子》吸取了《老子》《庄子》，特别是《黄老帛书》的思想，糅和儒、法、阴阳等多家思想。《淮南子》汲取道家思想营养的比重较大。《天文训》说：“道始于虚霩”、“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道”、“天人”、“形神”等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淮南子》继承并发挥了先秦儒家“仁者爱人”、以民为本的思想，提出“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还提出社会生活是变迁的，法令制度也应当随时代变迁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这显然是先秦法家的观点。《淮南子》在论述明理时，还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精卫填海”、“嫦娥奔月”、“大禹治水”等古代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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