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正统文体，历代知识分子往往以极其严肃的创作态度从事散文的写作，因而散文写作一般与他的政治生涯联系最为紧密。苏轼一生，历尽了宦海风波，人生体验丰富而深刻，故其散文创作的历程，也大致与他的经历同步。概而言之，以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为界，苏轼的散文创作可以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后期散文在题材、文体和风格等方面的取向，有相当明显的差异。
苏轼前期所写的散文，与他政治上积极进取的态度息息相关。苏轼英年得志，步入仕途。和一般知识分子一样，有行道济世的抱负，以济苍生、救社稷自任。“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是他早年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其后签判凤翔，还朝任职，又自请外放，虽小有挫折，但他“奋厉有当世志”的初衷并未稍改，作为统治阶级的新进一员，总是充满朝气和锐气。他锋芒毕露地上书皇帝，议论朝政，对一系列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直陈己见，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所以，与苏轼的政治活动相适应，这一时期他的散文创作成果，主要是踔厉风发的政论和史论。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进策》和《进论》。这是嘉祐六年（1061）苏轼经欧阳修荐举，参加秘阁“直言极谏”科考试之前进献的文章，各二十五篇。二十五篇《进策》属于政论一类，分为三个部分：《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这类文章，可以说篇篇都是直言当世、言必尽规的干时之文。在这组文章中，他对当时形势，提出了“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这样惊世骇俗的大胆论断，以此为前提，他又提出改变因循守旧风气的要求，并分述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军旅等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策别》中的《教战守策》，在“海内狃于晏安，耻于言兵”的政治气氛之下，提出了安不忘危的警世主张。苏轼从分析当时民风士气着手，痛陈官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弊病，然后远征近譬，陈说利害，得出唯有积极备战，“教民战守”，方能“安万民”的主旨。这篇文章表明，苏轼对北宋朝廷政治、外交政策的致命伤有着透彻的了解，对其政治前途有着清醒的预计。这是一篇初步显示苏轼政治识见的切实时论，而并非书生虚文。所以有人正确地指出：“坡翁此策，说破宋室膏肓之病，其后靖康之祸，如逆睹其事者，信乎有用之言也。”（《三苏文范》引唐文献语）二十五篇《进论》属于史论，借古人古事间接表明自己的见解识度。其中《留侯论》、《晁错论》等，于人人熟知的普通史料中发掘新意，立论超卓，辩才纵横。除上述《策论》和《进论》外，苏轼前期重要的政治性论文尚有《刑赏忠厚之至论》、《思治论》和《上神宗皇帝书》等篇。
如果说苏轼的政论、史论主要表现了他的政治识见，那么他前期所写的亭台楼阁记，则侧重表现了他的社会、人生意识。自担任地方官后，他与现实社会更为贴近，与百姓有更多接触，政治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转化成了对国计民生的进一步关切和思考。这在他写于凤翔的《喜雨亭记》中得到较为集中的反映。苏轼目睹当地久旱不雨，百姓受灾，农业生产遭到损失，深以为忧，故因雨而喜，并以“喜雨”名亭。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与百姓忧乐与共的思想感情。《凌虚台记》作于同时，苏轼由台的废兴存毁，联想到人事得失，劝诫凤翔太守不要依恃高官显位：“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这种旷观达识，反映了苏轼对人事世态有着较深一层的思考和理解。
由于“跟看世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的进退两难处境，苏轼在密州任上写了《超然台记》一文，把他面对矛盾而想追求安遇顺性、超然物外的矛盾心态表露无遗。作为一个地方官，苏轼有勤政爱民的一面，他组织救灾抗洪，颇多治绩；但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个在朝廷政争中的失意者，又陶醉于“无所往而不乐”的超然境界：“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我们从中已可发现后来那个超旷洒脱的东坡居士的影子。可以这样认为：当苏轼积极参加政治活动、锐意革新的时候，一种勇往入世的进取精神鼓舞着他参与朝政，发表政见；当他在接触社会、面临种种困难的时候，另外一种顺心适性的思想也能占据某种重要地位，有时甚至会成为东坡思想的主导倾向，大约正是有见于此，故姜宝评《超然台记》云：“此记有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脱出尘寰之外之意，故名之曰超然。此东坡之所以为东坡也。”（《三苏文范》引）“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幸免一死，向来政治信念一时几乎完全崩溃，人生信念也有些动摇，陷入了精神危机。然而，正是政治上的失败，却导致了苏轼人生意识的逐渐成熟变得旷达而坚强。在谪居黄州的四年中，他承受着心灵的孤独和人格的屈辱，在深沉的思考中找到了一条比较超脱的道路，成为一个独具个性的作家。比如怎样看待人生的价值？怎样衡量世事的是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以什么为准则？遇到挫折应该怎样自处？凡此种种，苏轼都曾不断探究寻找适当解答。正像黑格尔说的：“环境的互相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确实，对人情美的无限怀恋，对人格力量的热情赞颂，对人生意义的反复探究，尤其是那种超越现实而仍执著人生的生活态度，使苏轼在其后期散文中焕发出了特异的光彩。
苏轼后期散文众体兼备，且都有卓然独绝的成就，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杂记、题跋、书信一类小品。明代散文家袁宏道极为推崇苏轼的小品文，他说：“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指笔记文，如《东坡志林》）。使尽去之，而独存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苏长公合作》引）这些话有过当之处，但这类文字苏轼写来的确特别自然洒脱，其中有个活脱脱的坡公在。作者的鲜明个性在这类文字中得到了最真切、生动的呈示。
《记承天寺夜游》属于杂记，全文短短八十五字，却展现了一个超凡轶尘、空明无滓的艺术境界。那皎然明月，在作者笔下岂只是观赏的对象，它简直已化为东坡的知己好友，与那一位闲云孤鹤般的张怀民一起，抚慰着东坡的心灵创伤，帮助他在痛苦中恢复了心绪的宁静，步入忘怀世事的自由境地。“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良夜何其”竟是专为“闲人”而设，由于作者情绪的外射，月夜竹柏的物境已经变成了作者人格美的象征。同类的文章有《记松风亭》，言简而意深，颇似禅宗的偈语。全文如下：“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作者游松风亭时，忽有所悟，那种身处逆境而心中泰然的人生态度随机触发，得到圆通的表达。这篇名为“记”，实是一篇论，是苏轼晚年参透荣辱生死得失进退而进入自由境界的人生告白。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本是一篇论画的题记，其中关于“胸有成竹”、“心手相应”的论述，涉及了艺术创作心理规律，向来为论者所重；而苏轼对于自己和文与可之间“亲厚无间”的友情的记叙，又特别感人肺腑。文中写到两人诗画往还，逗趣失笑，那种开朗而幽默的个性表现，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尤为动人的是“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一节，前后相映，睹物思人，流露了深沉的伤悼亡友的情怀。一篇普通的论画题记，到苏轼手中变成了一支人情美的赞歌。至于他的书信，更是“信笔抒意”，或叙私谊，或谈读书，或论作文，均娓娓道来，不仅使我们因之得以窥见东坡那丰富的情感世界，而且颇受到理性的启迪。如《又答王庠书》介绍了苏轼一生受用不尽的“八面受敌”读书法，《答谢民师书》论述作文贵自然，贵达意，也是夫子自道，是作者散文创作的自我总结（《唐宋八家文读本》评曰：“前半‘行云流水’数言，即东坡自道其行文之妙”）。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说：“苏长公晚年之作，有随笔写出，不待安排，而自然超妙者。”正确指出了其小品文自然而富于情韵的特色。
苏轼的山水游记散文，能超越一时一地的游踪记述和情感抒发，把一般的游览内容上升为理性的思考，因而极有理趣。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举出那两篇脍炙人口的《赤壁赋》。这乃是作者被贬黄州后，坎坷的经历、艰难的处境、复杂的心态诸种因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方积淀而成的，它集中提出了人生有何意义这样一个哲理命题，反映了作者在政治上遭受重大打击后，在现实处境中那种心灵的抗争和挣扎。他因景悟理，最终认识到有限的人生和永恒的自然之间的界限可以消失（“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应当返归自然，与自然合一。《前赤壁赋》文末作者用形象的描绘，突现了精神得到解脱以后的自在之乐：“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随遇而安、力求超脱的人生态度，与庄子所谓“吾丧我”的境界相通。《后赤壁赋》则借江上之孤鹤、梦中之道士，表达了作者旷达的情怀和对人生的彻悟。《天下才子必读书》评此二赋：“前赋是特地发明胸前一段真实了悟，后赋是承上文从现身现境一一指示此一段真实了悟，便是真实受用也。”便指出了苏轼游记文富于哲理性的特点。《石钟山记》也有别于通常的游记散文，作者以一个“疑”字为贯串全文的线索，写成了一篇翻案文字。不但文中景物足供赏览，且能使人领悟读书观理之法，所以被称为记中“绝调”。
苏轼自称“平生不为行状碑传”，但偶有所作，则风神独具。最见光彩的是为好友陈季常传神写照的《方山子传》。此文没有对传主事迹作渲染夸饰的记叙，也不作廉价的吹捧颂扬，通篇以一个“隐”字为骨，以一个“侠”字衬副，通过方山子先侠后隐的传奇式经历，写活了他视富贵如浮云和摆脱宦海、自甘寂寞的精神面貌。这篇传记的意义，在于作者借此折射出自己对人生的价值取向。《潮州韩文公庙碑》则历叙韩愈一生的道德文章功业，颇多溢美之辞，如“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云云。问题并不在于韩愈是否足当这样的赞语，而在于苏轼是把理想化的人格寄托在韩愈身上，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理想化的人格表示了由衷的赞美。前人说此篇“苏长公生平气格独存”（《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正是看到了作者的用心所在。
苏轼散文的思想内容，深深打上了他的人生经历和随之渐趋成熟的人生意识的烙印，略如上述；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苏轼散文的风格特征和艺术成就。
苏轼继承了前代散文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的艺术成就，但又努力加以发展和创新，如集五彩色丝，成一家机杼。韩文的气势、柳文的意境、欧文的平易，都被他吸纳而融化一体，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散文风格特征。对这种特征，他自己作了很精确的概括：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文说》）
这段话与《答谢民师书》中所云“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是一个意思，可以互相对照。苏轼的自我概括，表示了两个含义：一是文理自然，“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二是姿态横生，“随物赋形而不可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把两方面综合起来，就是既有“工”的一面，表现变化出奇；又有“易”的一面，归到平易自然。刘熙载说“东坡之文工而易”（《艺概·文概》），就指出了苏文变化而又自然的风格特征。
从根本上来说，苏轼散文的自然，得之于作者性情的自然真率，以及他在创作中追求个性的真实表现。不管是记山水游踪，还是叙朋友情谊，抑或是题画论文、音闻相通，处处映现出作者超脱尘俗、光风霁月般的人格力量。一篇《前赤壁赋》，为何千载而下仍能打动人心？首先是由于作者毫不掩饰地向读者披露了贬官黄州以后的心路历程，剖示了自己由泛游大江之乐，转到顾念人生之悲，再复归于精神解脱之愉悦的心理巨变。一篇《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写来似乎散漫旁涉，但也因其与文与可的深厚情谊洋溢于字里行间，把真歌哭发为文字而撼人心魄。在《记承天寺夜游》、《后赤壁赋》、《方山子传》等篇中都可看到作者豁落尘襟的人格显现。这才使他的散文达到了“非能为之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江行唱和集序》）这样一种极度自然的境界。从另一方面来说，作者善于为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寻找最合适的外在形式。他主张“辞达”（这里的“辞”不仅指文字，而是泛指表达方式），主张“随物赋形”，反对作文“程式文字，千人一律”（《答王庠书》），有什么固定的框架和格套，因此他的散文确实具有行云流水般的变化之美。苏轼散文在艺术上的成就概而言之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立意高远，构思多变
苏轼的议论文，从来不就事论事、四平八稳，而是翻空出奇，以高人一头的新颖题旨使人警醒。《留侯论》、《晁错论》等史论，所采撷的是人们熟知的史料，但作者却能读书得间，从平常史料中发现问题，发掘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含义。过去人们往往把张良受书于圮上老人一事加以传奇化，苏轼却认为圮上老人是“秦世隐君子”，从此事引出张良能“忍”，联系刘邦、项羽胜败之由，说明了“忍小忿而就大谋”的必要性。晁错是西汉著名政治家，“晁错之死，人多叹息，然未有说出被杀之由者”（《古文观止》评语）。苏轼则从历史记载中发现了晁错面对吴楚七国叛乱只考虑“自全之计”而不主动讨伐七国诸侯的破绽，从而得出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的结论，实发前人之所未发。
苏轼为提高文章的命意，常采用因小见大的构思。所谓因小见大，即写作时不泥定具体的题目，而能透过一层、深入一境，从寻常人事中揭示出具有本质性意义的大道理。《喜雨亭记》，就是一篇“题小而语大”（《三苏文范》引虞集语）的亭台楼阁记。本来，久旱逢雨，乃寻常之事；因雨而喜，亦寻常之情。苏轼此文，却从天无雨的自然现象，生发出“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的社会性命题，从而给“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的喜雨之情，注进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凌虚台记》是应凤翔太守陈公弼之请而作的，本可以应景敷衍，颂扬一番陈的政绩当属题中应有之义，但苏轼却一反故常，从台的废兴存毁起端，联系古今人事得丧，发了一通高官显位并不足恃的感慨，所论甚大。有人认作一篇讥太守文字，实在是低看了作者的胸襟和作品的寓意，非探本之论。
无中生有，虚处用力的构思特点，最能体现苏轼散文善于变化的一面。刘熙载论苏文，说“东坡之父长于生”，“东坡最善于没要紧底题说没要紧底话”，就指出了这一特点。且看他的赤壁二赋。二赋所游之地相同，写作时间相近，但前赋写实景实情，后赋作幻境幻想，一实一虚，表现了同样的人生主题。后赋末段写鹤化道士，先描绘了逼真的场景：“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下面由实景生出幻境：“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作者借鹤与道士寄写旷达胸次，故《苏长公合作》引李九我云：“末设梦与道士数句，尤见无中生有。”这样的结尾，文情缥缈，令人生悠然不尽之思。苏轼在记叙文中用此法，如李涂《文章精义》评《凌虚台记》结句：“‘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是化无为有。”在议论文中亦用此法，如《留侯论》一文，“论子房生平以能忍为高，却从老人授书、桥下取履一节说入，乃是无中生有之法。”（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所以，概括来说，运用无中生有方法乃是对实境、实证、实理的突破和超越，可以大大深化文章的主题，使之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苏轼为文，喜用比喻，有时甚而以喻代论，使抽象的道理化为生动的形象。这在议论文中最为突出。如《教战守策》中最为精彩的一段论证，就是用比喻构成的：“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用养身道理来比譬治国方术，则结论是如此浅显而明白：“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慄；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对此，《唐宋八家文读本》评曰：“只是安不忘危意，一用引喻，便觉切理厌（饜）情。”正确道出了以喻代论的艺术效果。有时，苏轼还用比喻来作为文章的整体性艺术构思，譬如《日喻》。说是整体性构思，因为比喻手法在文中不再是局部的论证，不再是逻辑说理的辅助性手段，它取正面说理而代之，成为支撑全文逻辑结构的骨架和血肉，可以说无此比喻也就不成其文。苏轼在文章前段用眇者问日为喻，写得周详具体，然后才引出“道可致而不可求”这简单明确的结论；后段用北人学没（潜水）为喻，也是写得层层展开，务求透彻充分，然后以“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一语点破。这样构思所产生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前后两意，俱用设喻成文，妙悟全得《庄子》。愈浅近言道愈明”（《唐宋八家文读本》），“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诗，能令老妪都解。”（《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二、景、情、理三者相辅相生，文有诗境读苏轼散文，尤其是记叙性散文，我们常会有这样的感受：外在形象单纯而简洁，内在意蕴丰富而和谐，真所谓“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这种审美效应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善于将描写、抒情、议论等表现手段交互并用，使景、情、理诸种艺术要素相辅相生，从而使作品构成了一个生命整体。
景物描写是苏轼散文中精彩动人的部分。苏轼工于体物，对自然景物的观察极为细致；他又善于“随物赋形”，把自然景物的特征艺术地再现出来。《记承天寺夜游》描写月夜：“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用“积水空明”比喻月光的清澈，用“藻、荇交横”形容竹柏倒影的参差朦胧，通过艺术的错觉写出了景物的质感和动态之美，隐喻贴切，点染得当，塑造出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境界。《石钟山记》写黑夜景物：“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其中的奇石、栖鹘、鹳鹤，经过作者艺术想象力的“放大”，用拟人手法摹形绘声，不仅形象生动，而且渲染了一种恐怖的气氛，使人顿生亲临其境的感受。又如《后赤壁赋》中写冬天景色，仅“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十六字，便精练概括地表现出冬天空廓寂寥的季节特征，所以虞集赞曰：“陆士衡云：‘赋体物而浏亮’。坡公《前赤壁赋》已曲尽其妙，《后赋》尤精于体物。”（《三苏文范》引）体物极工，柳宗元的游记散文也有此特点；但柳文意与境相凑泊的痕迹较为显露，太拘于一时一地的感受，而难以触发读者更深广的思考。苏轼游记散文则更致力于心与物、意与境、主体与客体间的融合，使自然山水不仅显示出客观的美质，而且成为人生的映照，哲理的象征，其审美价值就更高，在他的笔下，自然意象往往兼有写实性和象征性双重品格，达到了物我同一的艺术高境。《记承天寺夜游》中那种澄澈透明的意境展示，与胸无点尘的“闲人”之间实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它既是一种物境，更是一种心境——是“闲人”的胸襟和人品的象征。《前赤壁赋》一文，景、情、理三者的结合达到了浑然无间的程度。苏轼用因景生情、借景喻理的高明手法，使文章的形象性、情感性和哲理性极为和谐地统一为一个艺术整体。江水、清风、明月这三个自然意象，尽管有其自身的观赏价值，但其美学意义不再仅是人的活动背景或映衬，它们处处与作者的心态相吻合，与人的感情需要相呼应，成为作者内心活动的对应物。文章首段写江上之景，引出作者的感情抒发，可见自然景物陶冶人的性情的魅力；第二段中客人那种虚无消极的人生观，借助于具体的自然景物加以表达；第三段中苏子反驳，也以水和月就近作譬，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事物有变与不变的两重性的道理。表现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作者也是信手拈来，以“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代表人间美好的事物，意象的内涵也就越来越丰富。全篇文章，议论使景物赋予了微妙的哲理意味，写景使哲理呈现具体生动的形象，两者又以作者的情感变化加以贯注。前人说：“风月二字是一篇张本”（《苏长公合作》引邵宝语），值得仔细咀嚼这话的含义。
三、文体及语言方面的创新
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形式极为多样，经过历代作家的不断实践，至唐代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模式。后之作者，因袭多，创新少。苏轼散文则不然，他主张“辞达”，一切服从于内容表达的需要，因此敢于突破甚至改造各种文体模式，加以融会变通，在文体运用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度，所以我们在读苏轼散文时，常常会难以一下子确定一篇文章究属何种文体。
例如在记叙散文中，苏轼喜欢纵横议论，表现出主“理”的特色。他写的亭台楼阁记和山水游记，议论成分很多，如《超然台记》之先议后叙，《凌虚台记》之先叙后议，《石钟山记》之中间记叙、两头议论，《放鹤亭记》之中间议论、两头记叙，无不以记叙与议论的错综并用为特色。这实际上是对记叙散文的一种改造。明代文体学家徐师曾因注意文体之区别而不知其尚有相通、变异的一面，在谈到杂记文时说：“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故陈师道云：‘韩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耳。’”其实苏轼弟子陈师道的话，恰恰道出了宋代杂记文记论结合的特点。
又如《前赤壁赋》，它的外在形式似乎是一篇游记。开头交代时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地点（“游于赤壁之下”）和人物（“苏子与客”）、事由（“泛舟”），下面从出游到赏景、箫歌、怀古、伤今、议论、醉酒、天明，完全按时间顺序一路写来。而且以“月出”起，以“东方之既白”（月落）收。在起结安排上也突出时间因素。但实际上，此文并非以记游为主，而重在抒情议论。因此，作者对辞赋体主客问答、抑客扬主的形式进行了改造。文章在主客之间展开人生意义的辩论，最终由主说服客，主客认识归于一致。这里的主客双方，其实是作者为展开辩论而虚设的两个思想对立方面，主客驳难就是作者内心矛盾斗争的独白，最终主说服客，当然反映了作者人生观的积极一面战胜了消极一面。有人欲将此客指实为某人（如赵翼《陔余丛考》“赤壁赋洞箫客”条以为是绵州道士杨世昌，张尔岐《蒿菴闲话》则以为是秀才李委），似都昧于作者独具匠心的构思了。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文，也兼有题画记和悼念文的双重特点。作为题画记，苏轼着重阐发了“胸有成竹”和“心手相应”的艺术思想，但对于文与可这幅竹画本身及来历等却均未作具体交代。作为悼念文，他记载了与亡友文与可交往中的几件逸事，凸显出文与可豁达超逸的情怀，文末寄托了睹物思人的伤悼情怀，但对文与可其人的身世事迹却又略而不叙。不过，文章的前后两半仍是相互依存、紧密结合的：前半篇介绍文与可的创作经验，处处渗透了作者对文与可的敬佩之情；后半篇追忆两人平素交往，记载了互赠诗画和关于“万尺竹”的友好争论，又可看做是前半篇所论创作思想的展开和发挥。全文以画竹始，以画竹结，一脉贯串，浑然一体。
《方山子传》是为朋友生前作传，关于此篇的文体特点，《唐宋八家文读本》有一段话说得十分精当：“生前作传，故别于寻常传体。通篇只叙其游侠隐沦，而不及世系与生平行事，此传中变调也。”苏轼记陈季常，只选择他游侠和隐沦中的日常生活二三事，人物事迹如游龙在云，乍现乍隐，不露全身，而人物的精神风貌却被表现得须眉欲动，豪逸之气逼人。此传由于不固守史传文的模式而有所创新，反而成为一篇文学性极强的人物传记。
苏轼在散文语言方面的创新努力也是卓有成就的。在苏轼之前的古代散文家已经在这方面作出很大努力，譬如韩愈在创作中自觉地调配散文句式的长短和声调的平仄变化，造成一种有助于加强文章气势的、富于错综起伏之美的语言，欧阳修善于“在虚字上斡旋”，以增强散文的情感表现功能。苏轼接辕继轨，从更为自觉的写作文学散文的创作意识出发，在句式、音调、节奏等方面有意变化、谐调，造成一种更有弹性的文学语言，在思想感情的表达上达到了驱遣自如、无施不宜的境地。苏轼的散文语言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骈散兼用，凝重与流美结合。包世臣说：“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艺舟双楫·文谱》）统观苏轼散文中的语言，有的偏于流美，如：“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凌虚台记》）这一节文字，通过句式长短的变化、连词与语气词的搭配，使文情荡逸，一唱三叹，曲折如意。有的则偏于凝重，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后赤壁赋》）字烹句炼，读之琅琅有金石声。苏轼尤擅以单行之气运排偶之词，整饰凝练的偶句，一旦寓于有破竹之势的散文长句式之中，更有山呼海立、磅礴澎湃的力量，如《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的一节：“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仔细品读，确能感受到“苏文如潮”的特点。
从骈散兼用的角度看，最典型的莫过于《前赤壁赋》了。这篇优美的文赋，其清逸的韵致、跌宕的文势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语言的时骈时散、错落有致。虽为赋体，作者不讲究形式格律的工切，而追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全文以散句为主，中间穿插一些似骈实散或似散实骈的偶句，如“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逝者如斯，而未尝如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灵活自如，变化莫测，仍得散文之神韵。全文又用韵，但正如张伯行所说：“以文为赋，藏叶韵于不觉，此坡公工笔也。”（《唐宋八大家文钞》）譬如这样两节：“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顾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其中明显的散句都用虚字（“乎”、“也”）煞尾，而句末虚字前一字却叶韵（“郎”、“东”、“雄”），用韵而仍不失散文摇曳舒缓之妙，大大增强了文章表情达意的功能。
以上所述不过荦荦大端，很难说已概括了苏轼散文的所有思想艺术成就。读苏轼的散文，我们总的印象是，辞章工夫对他来说似乎不那么重要，我们在作品中深切感受到的，是作者的性情、胸襟和人品。但这绝不是说他缺乏辞章功夫，恰恰相反，正如苏轼自己所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苏轼的散文创作历程，大致即是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这句话正恰当地概括了苏轼散文达到的艺术境界。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