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

    现代最早的着名小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品，是周树人第一次使用“鲁迅”的笔名所写，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它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着名白话小说。

    小说通过一个被迫害致狂的人的自述，描写了他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狂人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受过封建教育，目睹过宗法制度和旧礼教吃人的事实，身受封建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的束缚、压迫和残害。他认为周围的人都想加害于自己，整个现实社会已变成了“吃人”的世界，因此对四周的景象和自身的处境感到极端的恐惧。哪怕是赵贵翁奇怪的眼色、小孩子们铁青的脸、一路上的人交头接耳的议论、人们张着的嘴和街上女人说的“咬你几口”的话，都使他十分敏感地联想到了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的人吃人的故事。他从他大哥平常的言论开始怀疑当前的安排，他以为医生把脉是为了“揣一揣肥瘠”、嘱咐吃药的“赶紧吃吧”是要赶紧吃他，从而归结出整个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整个历史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虽然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疯话，但这些疯话中却又饱含着深刻的真理。从而尖锐地揭露了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他相信将来的社会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的，于是发出了“救救孩子”和推翻那个社会的号召。

    鲁迅通过“迫害狂”患者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为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实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了惊心动魄的概括。小说借实引虚，以虚证实，构思异常巧妙，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激情和彻底的民主革命精神。它是一篇应时代的感召而诞生的彻底反封建的战斗檄文。它向数千年来吃人的封建制度喷射出了空前炽烈的火焰，向封建社会吹响了第一声进军的号角。小说的问世，既标志着鲁迅创作活动的伟大开端，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伟大开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自此以后，文学革命突破了初期理论主张的局限，开始了内容上真正的大革新。作品受到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又高于果戈理的作品。它发表后，因其忧愤的深广和批判的犀利，使众多读者耳目一新、警醒惊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阿Q正传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始成于1921年，最早刊于1921年12月4日~1922年2月12日的《晨报副刊》上。1922年纳入《呐喊》中。《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里面收录作者自1918年~1922年所作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等15篇。

    它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开始，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逐渐破产的古老农村和市镇的面貌，塑造了没落的知识分子、人力车夫等形象。“呐喊”的意思是为革命者助战。他在描写被压迫人民的不幸时，常常是期望他们奋起抗争，并以极大的愤慨来揭露封建阶级、封建思想的残酷统治，显示了作者反映农民问题的深刻性和反封建的彻底性。这些作品，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开了先河。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深受精神毒害的贫苦农民阿Q的形象。鲁迅通过阿Q的悲剧，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揭示了贫苦农民的愚昧和落后，对以阿Q为代表的农民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尖锐地提出了准不准农民参加革命这样一个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

    《阿Q正传》自它发表之日始，就频繁受到反动统治阶级及其走狗文人的肆意诬蔑和歪曲。

    1926年8月，《现代评论》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涵庐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说道：“报纸上的言论，近几年来最脍炙人口的，绝不是讨论问题和阐发学理的一类文字，只是揭开黑幕和攻人隐私的一类文字。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出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言下之意，将《阿Q正传》纳入攻人隐私的一类小说的范畴，并对鲁迅做了含沙射影的攻击。

    对于涵庐之流荒诞、无稽的论调，鲁迅先生没有沉默，他拍案而起，4个月后，他写了《阿Q正传的成因》作为回应。文中强调：“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另外，文中就阿Q会不会做革命党的问题时，鲁迅指出：“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

    在阿Q这个贫苦而未觉悟的典型的中国农民身上，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和强烈的爱憎之情，得到了深刻的表露。

    海滨故人

    庐隐（1889~1934），福建闽侯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一个着作家》，短篇集《海滨故人》，长篇小说《归雁》等。

    中篇小说《海滨故人》，1923年10~12月载于《小说月报》第14卷8、10号，是庐隐的成名作、代表作。

    作品描写了五四以后时代女性的迷惘和痛苦、理想和追求。主要人物有露莎、玲玉、云青、莲裳、宋莹5个女青年及她们的父母、恋人和同学。主人公露莎，是五四以后逐渐觉醒的新女性。她有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生性聪颖，孤傲倔强。春梦一般的美妙理想总是与眼前的现实距离甚远。因而，常独自冥坐，暗自愁思“人生到底是什么？”“十年读书，得来的只是烦恼与忧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百思不得其解。她认为人生游戏不得，旧俗迎合不得，最终走上了“漂泊天涯”的漫漫长路。

    作品用很大篇幅写了这些女青年的谈论，反映出她们各自的情怀与追求。她们的内心深处都有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重负，充满着忧郁。这反映了五四时代女性的基本特征。作品文笔优美，温婉动人。

    潘先生在难中

    叶圣陶，又叫叶绍钧，生于1894年，江苏苏州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抗争》、《多收了三五斗》，长篇小说《倪焕之》等。

    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是叶圣陶的代表作之一，1925年1月10日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6卷第1号。

    小说以1924年江浙战争为背景，出色地刻画了潘先生这一灰色、庸俗、卑琐的小市民形象。既反映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揭示了潘先生之流的可悲、可怜与可厌。潘先生是一个小学教员，军阀混战时，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过高，稍闻风吹草动，就仓皇逃命；一时得到保全，就忘乎所以。由于军阀才逃命，但欢迎军阀时，却凝思苦想写出“功高岳牧”的大匾。没有是非原则，没有价值观念，灰色、庸俗，无以复加。

    作品依照现实生活的本来情景展开情节，不刻意追求新奇曲折。作者按照人物真实的心态来描写其心理变化，与富于个性的动作相结合，真实自然。语言朴素，不事雕琢。笔调幽默但不滑稽轻浮。作者对潘的讽刺是深刻的，态度是严肃的。

    呐喊、彷徨

    现代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创作于1918年~1925年间，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到1925年大革命前后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各种社会问题，体现了鲜明的“五四”时代精神，表现出作者分明的爱憎和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

    《呐喊》、《彷徨》的思想内涵集中显示在4个方面。

    首先，作品愤怒批判了封建制度及其礼教的吃人本质，揭露了封建卫道士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篇从不同角度多方面描写了封建社会腐朽观念对人们的毒害和摧残，以作品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对整个封建制度和旧礼教发出了沉痛的控诉和彻底的否定。

    其次，作品表达出对劳动民众特别是农民和妇女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阿Q正传》、《故乡》等篇突出反映了在封建社会的重重压榨下，农民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并且在深深同情他们不幸命运的同时，也揭示出他们麻木、不觉悟的思想状态；《明天》、《祝福》、《离婚》等篇则通过对一系列妇女形象的生动刻画，表现了处于封建社会最底层、受迫害最深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并以此表明，如不从根本上摧毁整个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妇女便不可能得到彻底解放。

    第三，作品倾注着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情关注和对知识分子特点的深刻剖析，如夏瑜（《药》）、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子君和涓生（《伤逝》）等人的命运虽有不同，但都揭示了一点：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的追求同广大人民的理想结合起来，其失败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鲁迅的同情与批判的态度正确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时代历史特质：他们往往是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的分子，但他们个人的抗争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个人的解放同样不能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解决。

    第四，作品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在《阿Q正传》、《药》、《风波》、《头发的故事》等一系列作品中从不同侧面形象地总结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严重脱离广大群众，特别是没有组织发动和教育广大农民。这从思想革命的层次上启发人们，中国革命的出路在于充分发动群众，使广大人民真正觉醒。《呐喊》、《彷徨》凝聚着鲁迅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目光，体现出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切了解和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呐喊》、《彷徨》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一系列不朽的艺术典型，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极广的生活概括力，体现了鲁迅“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高超的典型化手法。鲁迅还具体运用了白描的简洁手法，“画眼睛”、“勾灵魂”的内心刻画，精确、传神、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以及夸张、讽刺等多种艺术方法，使其塑造的典型形象栩栩如生、魅力无穷。

    二是具有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这两个集子里的作品，无论是人物、景物，还是情节、语言，都显示出不可替代的民族特征。鲁迅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典小说线索简洁、层次分明的结构方式，还特别注重了对口语的加工提炼和对古语的灵活运用，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古朴、凝重而又富于表现力的语言风格。此外，鲁迅在小说的开头、结尾、氛围渲染等方面也吸收了外国文学的某些手法，并加以民族化的创新。

    《呐喊》、《彷徨》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精湛新颖的艺术，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们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学语文课本选入了这两个集子中的8篇小说，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鲁迅思想和艺术的风采。

    夜

    现代短篇小说《夜》是叶圣陶的代表作品，写于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叶圣陶看到大批共产党人、工人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被捕杀。于是，便以悲愤的心情、沉重的笔调，用很短的时间写下《夜》这篇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个由恐惧、愤怒到觉醒的革命烈士的母亲，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同时表现了我国人民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

    小说的主人公老妇人是一对革命者的母亲，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怀抱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坐在桌旁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作者利用屋内环境的惨淡、阴暗，进一步衬托出老妇人内心的无比恐惧。夜，对于老妇人来说是如此的漫长，毫无尽头。当她得知女儿、女婿被杀害了，便由恐惧陷入极度悲痛之中，然而，这无情的打击并没有摧垮她的意志，当她“看透”了女儿留下的字条后，便决定勇敢地再担负起母亲的责任，化悲痛为力量，抚养孙儿以继承烈士的遗志，从而体现了我国人民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

    另一方面，作者借助阿弟的回想和转述，使读者看到了两个勇敢的革命者形象，他们虽是“满脸的气愤”，“可还是透着和善”，受刑时，身中数弹。这些描写充分表现了革命者爱憎分明、视死如归、自觉献身革命的优秀品质。同时也暗示出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是多么的残暴。

    作者透过大男这个仅仅两岁的孩子，进一步深化《夜》的主题，他的每声哭叫都是对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有力揭露、控诉，尤其以“妈妈呀”结尾，意味深长，它暗示人们：夜正长，斗争的道路也正长。

    小说采用象征手法，透过夜的恐怖、阴森、漆黑，喻示着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社会如同漫漫长夜一样：阴森、恐怖。

    作品构思精巧，采用明暗双线结构展开故事情节，并通过细致深刻的心理描写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表现了母亲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觉醒的全过程。另外，作者用准确、生动的环境描写，渲染了气氛，进一步烘托出人物心情，揭示死者与生者的关系，使客观环境描写与人物主观感受有机地统一起来。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1904~1986），湖南临沣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水》，长篇小说《1930年春上海》、《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

    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的代表作品，发表于1928年2月《小说月报》19卷2号，后收入短篇集《在黑暗中》。

    主人公莎菲，是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她背叛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寻求灵肉一致的人生境界，追求幻灭，生活在无聊和弱病之中，倔强而又软弱，孤傲而又空虚，反抗而又妥协，在性爱问题上不能解脱，玩世不恭，悲观厌世。其反抗的病态，表现出莎菲形象的全部矛盾性。莎菲的苦闷，是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急进青年，在革命低潮中，陷入彷徨无主的写照，具有深刻的历史批判性。

    小说以其性爱表现的真挚与大胆，震动当时文坛；结构上采用散文式日记体的形式，行文舒缓流畅；其细腻委婉、深刻生动的心理描写，代表了丁玲的主要艺术成就。

    林家铺子

    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是茅盾的代表作品，原名《倒闭》，作于1932年7月，载入《申报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后收入短篇小说集《春蚕》。

    作品描述“一·二八”事变前后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市镇林家百货小商店由挣扎到倒闭的故事。抵制日货的风潮波及小镇后，林老板为了度过年关，用钱买通国民党镇党部要员，以东洋货冒充“国货”，并不顾血本“大放盘”，还以“一元货”向难民们推销滞存的小百货。这样虽然换回了一些现钞，但经不住钱庄的逼债，镇党部的拘押勒索，连唯一的女儿也要被卜局长逼去做小老婆。最后林老板走投无路，只好偷偷地带着女儿外逃。那些把自己仅有的积蓄存在他手中的贫民只有发出绝望的呼叫。

    作品反映了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剥削和国民党压榨下，30年代初期旧中国小商业衰败的情景，表现了人民抗日反蒋的情绪。主题深刻，内容丰富，人物典型，技巧圆熟。经夏衍改编，1959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同名电影。

    春蚕

    现代短篇小说《春蚕》是茅盾的代表作品，是他《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中成就最突出的一部，写于1932年9月。

    1929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加紧了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同时，中国的封建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业资产阶级也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从而造成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崩溃和农民破产。小说以江南农村为背景，通过老通宝一家蚕花丰收，但生活却反而更加贫困的事实，展示了当时“丰收成灾”的时代悲剧，从而指出了农民只有推翻反动政权，消灭剥削，才能把自己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的深刻主题。

    小说的主人公老通宝，是旧中国老一辈农民的典型形象，他辛勤俭朴、迷信、保守。他的悲惨命运，使人同情，而他的迷信落后，又令人叹惋和深思。作者正是通过塑造老通宝这一典型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农村急剧破产，农民陷入贫困境地的社会根源，表明在旧中国农民不可能通过辛勤劳动摆脱贫困，而以阿多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充满了朝气，敢作敢为。他们不迷信、不保守、见识多，他们不相信单纯靠劳动就能解决农民的翻身大事，意识到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正常，并对这一社会产生疑问，体现了年轻一代农民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显示了他们身上潜在的革命力量。

    作品善于抓住人物不同的性格特点，通过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形象，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丰满。小说在情节上，起伏交替，生动曲折，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氛和浓郁的江南乡土气息，是当时描写“丰收成灾”作品中的优秀作品。

    残冬

    现代短篇小说《残冬》是茅盾的代表作品，是他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中最后一部，写于1933年。

    作品通过对农民悲惨生活的描写，揭露了地主、官僚的丑恶本质，控诉了他们剥削农民的罪行。另一方面，有力地剥落了所谓“真命天子”的外壳；揭露迷信的真相和反动武装的薄弱；暗示农民运动的方向——从宿命论思想解放出来，走向坚决的武装反抗；认清促使改朝换代的“真命天子”不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幻想中，而存于农民大众的身上，自己的力量，就是决定自己命运的所谓“真命天子”的化身。

    在作品中，作者首先以农民居住的村庄的荒凉与地主家坟园的生气勃勃进行了鲜明的对照，从而把农村阶级关系的对立形象化地表现出来。作者通过荷花的话，深刻地揭露了反动派内部的腐朽、丑恶的本质，潜藏着人民对封建地主和反动官僚相结合的反动政府的仇恨与反抗。农民们虽然意识到了“活不了命，就要造反”，但由于被宿命论和迷信蒙蔽，看不清自己，只寄希望于所谓“真命天子”，致使在行动上和认识上不够彻底。作者对以阿多为首的年轻农民进行了正面歌颂，通过这些人物的言行，有力地鞭挞了农民寄希望于“真命天子”的宿命论思想，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迷信和谣言是无法拯救农民于水火之中的，只有主动地走上斗争岗位，才能挽救自已的命运。

    作者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口语化的语言，反映了不同层次人物的心理状态，多侧面地反映了农村的现实。在结构上，作者以对照地描写开始又以对照地描写来结束，首尾呼应，加强了作品的丰满度。

    多收了三五斗

    现代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是叶圣陶的代表作品，写于1933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帝国主义加紧了经济侵略，使中国农村经济陷入破产的境地，原先曾相当富庶的江南农村及小市镇，呈现出一片“丰收成灾”的景象。《多收了三五斗》就是以江南农村为背景，通过旧毡帽朋友们粮食丰收而生活却更困苦的事实，巧妙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贫苦农民在帝国主义、反动政府、地主阶级、投机商人的重重压榨下濒临绝境的悲惨生活及农民们自发的反抗意识。

    在作品中，作者反反复复描写了旧毡帽朋友由希望到失望、痛苦挣扎的过程：开始听到米价狂跌，他们十分“激愤”，到最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能贱价卖米。可悲的是，前面的几个旧毡帽朋友还没有走开，后面的“三四顶旧毡帽从石级下升上来”，又走进了这个悲剧的舞台。作者揭露了这个罪恶的世界，揭示了农民的不幸遭遇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一时的，它是旧中国的普遍现象。这是中国农民的悲剧。同时，作者又以锋利的笔触把米商的形象揭露得深刻有力，从他的“冷笑”、“要挟”到“气势汹汹”、威胁利诱，细致地勾画了他们穷凶极恶、狡诈阴险的嘴脸。从而暴露出他们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罪恶本质，并通过他们逼迫旧毡帽朋友们以米换钞票的事实。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暴露了当时政局腐败、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社会现实，尖锐地指出了农民身受官僚资本剥削的内在根源。

    在艺术上，作者善于从生活中截取富于特征的事物，深入挖掘，并把情节发展与环境、人物的细致描写结合起来，以朴素、精练、传神的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使人物性格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爱情三部曲

    《爱情三部曲》是三部中篇小说《雾》、《雨》、《电》的合称，是巴金的代表作品，创作于1931~1933年，1936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合订本。

    作品以革命和恋爱为主题，写了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反抗、追求和苦闷。展现了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一群知识青年不同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如开始时高喊革命，后在黑暗现实面前妥协、蜕变的洋派青年张小川；原有革命热情，但几经幻灭，最终消沉、颓废的“多余人”周如冰；不满现实却又找不到出路的病态人物吴仁民；走向实际斗争，决心为正义、信仰而赴汤蹈火的陈真、李佩珠等。

    作品使当时的青年读者从中认识他们的同一代人，思考不同的生活道路；赞扬了反抗专制强暴的实际革命行动，肯定了为正义、光明、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对于鼓舞广大青年在革命低潮时坚持斗争，是有积极作用的。

    一千八百担

    吴组缃（1908~1993），安徽径县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西柳集》、《饭余集》，长篇小说《山洪》，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等。

    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是吴组缃的代表作品，1934年1月1日发表于《文学季刊》创刊号，作品的副标题是《七月十五日宗氏大宗祠速写》，这也是作品的基本内容的概括。

    作品写的是“八十八房，好几百家”的地主豪绅宋氏大家族为争夺宗祠1800百担积谷而展开的复杂斗争，围绕这一中心事件塑造了宋柏堂、子寿、子渔、叔鸿、松龄、步青等一系列地主形象。主要人物宋柏堂是宋氏义庄的管事。人们叫他“笑面虎”。他巧取豪夺，不论在怎样的荒年，都向佃户横征暴敛。在其家族内部，他表面上廉洁奉公，实际上中饱私囊。其他人物，如狡诈蛮横的布店老饭、商会会长子寿，游手好闲的松龄，迂顽无能的豆腐店老板步膏，无所事事的讼师子渔以及徒有理想而一事无成的叔鸿等，都各怀鬼胎，在分崩离析的大家族中为他们各自的目的而争夺着。

    作品主要围绕1800担积谷的事而展开情节，规模较大而事件集中。小说结尾写了农民抢米的场面，反映了农民运动的勃兴和地主阶级的末日。

    春桃

    许地山（1893~1941），福建龙溪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缀网劳珠》，散文集《空山灵雨》等。短篇小说《春桃》是他的重要作品，写于1934年。

    小说写了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普通生活。主人公春桃和李茂结婚刚一天，丈夫就被胡子抓走。乡间闹兵突，她就逃到北京城，靠捡烂纸过日子。不久遇到以前认识的刘向高。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两人就住在一起，其间干起了捡纸卖破烂的营生。虽不是夫妻，但在生活上互相照应，过得还顺心。后来，春桃在大街上碰见了她的丈夫李茂，他在战斗中失掉双腿已沦为乞丐。这实际上向春桃的生活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她该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怎样考虑那两个男人的命运？

    作品真实朴素地写了春桃的善良、冷静、坚强和侠义，同时也写了这两个男人面对眼前困境所表现的淳朴善良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基本美德。整个作品质朴自然，极有艺术感染力和道义感召力。

    故事新编

    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是鲁迅的重要作品，创作于1922年~1935年间。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共收历史题材的小说8篇，其中《补天》（原题《不周山》）、《奔月》、《铸剑》是前期作品，《理水》、《非攻》、《采薇》、《出关》、《起死》等是后期作品。

    作品虽然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但现实倾向极为鲜明，是历史题材与现实意义相交融的作品。《故事新编》塑造了一系列古代英雄的感人形象，如《非攻》中竭力反对侵略战争的墨子；《理水》中孜孜不倦为民治水造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补天》中富有创造性精神和坚强毅力的女娲；《奔月》中勤劳质朴、品格正直的后羿，以及《铸剑》中舍身助人、英勇无畏的宴之敖等。

    作品热情歌颂这些古代英雄献身于民众正义事业的崇高品德，意在激励现实生活中人民的创造精神，鼓舞人民的斗争意志，并寄托着作者热切呼唤在现实革命运动中涌现出真正为民众事业而奋斗的新人的理想情怀。《故事新编》还批判了老子、庄子“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消极避世、无是非观等错误思想；批判了伯夷、叔齐等人逃避现实、对民众不负责任的可耻行为，以此批判现实生活中消极隐退的复古思潮，张扬积极进取的斗争精神。

    《故事新编》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将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相交融的巧妙构思，把现代生活的细节自然运用到古代生活中去，把现实批判锋芒渗透在历史故事的情节当中，熔古铸今，针砭时弊。既有历史依据，更有鲜明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其次，作品由批判与讽刺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漫画式的笔调，而这种笔调往往又带着夸张和渲染，使整个作品另具一种风格。第三，作品采取了简洁明了的速写式的笔法，写人叙事，都没有精雕细刻，但人物性格异常鲜明，故事情节明了突出。

    《故事新编》把历史写活了，把古人写活了，使读者从历史和古人身上看到了“五四”以后特别是30年代形形色色的现代人的灵魂。《故事新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史题材创作的精品，为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华威先生

    张天翼（1905~1985），湖南湘乡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从空虚到充实》，中篇小说《清明时节》，长篇小说《鬼土日记》等。

    张天翼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华威先生》于1938年4月16日发表于《文艺阵地》第1卷第1期。

    作品塑造了一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文化官僚的典型形象，揭示了当时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社会统治机构的阴暗与严重隐患，暴露了国民党官僚打着抗日的假招牌，随时破坏人民群众抗日活动的真相。

    文中的华威先生是一个奔走得片刻不得安宁的“忙”人，他“不怕吃苦”、“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紧紧张张地奔走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之间和各种各样的抗日团体之间，哪怕是妇女界组织的“战时保婴会”，他都要亲自关照，他每会必到，但总是不得已要迟到早退。他不论走到哪儿，所讲的内容都是千篇一律地教导老百姓服从在“一个领导中心”之下。华威先生有着对权力的狂热激情，到处钻营，无孔不入。他谦恭、空洞、滑稽、装腔作势、附庸风雅。这一形象是多少年来中国文化背景下庸俗官僚的典型。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汀，生于1904年，四川安县人，主要作品有《沙汀短篇小说选》，长篇《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等。

    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是沙汀的代表作品，发表于1940年12月1日《抗战文艺》第6卷第4期。

    作品是暴露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阶层的丑恶特别是兵役制痼疾的名篇。主要人物是联保主任方治国、土豪邢么吵吵和新任县长。方是有名的软硬人，欺软怕硬，见风使舵。他听说新任县长要整顿兵役，就急忙向县里告密，把土豪邢么吵吵已经缓役四次的第二个儿子抓了壮丁。这使得方邢二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他们在一个茶馆厮打了起来。但是，正当两人打得鼻青脸肿时，有人从县城回来说，邢的大哥宴请了新任县长，邢的儿子已经被“开革”出来了。

    作品尖锐地揭示了国民党官僚营私舞弊，地痞恶棍横行霸道的种种罪恶，揭示了国统区兵役制的欺骗性。

    作品在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安排方面都独具匠心。在矛盾激化到高潮时，突然一转笔，是一个令人惊愕及目瞪口呆的结局。讽刺意味和喜剧气氛只是表面的，主题是深刻的，严肃的。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人，主要作品有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现代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是他的代表作品，完成于1943年5月。

    小说通过革命根据地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为冲破封建传统、争取婚姻自主而进行斗争的故事，热情歌颂了农村中新事物和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了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作品在歌颂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农民们所取得的胜利的同时，揭露并批判了在根据地还残存着的恶霸势力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旧意识，特别是生动地暴露出农村小生产者精神上的落后性，嘲笑讽刺了封建迷信和包办婚姻的愚昧可笑。作品有力地表明，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只有通过人民当家的民主政权，农民的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小二黑和小芹是40年代涌现出的新型农民的代表。他们敢于向旧势力、旧传统挑战，勇于主宰自己的命运、追求新的生活。他们的性格体现了新的时代气息、精神面貌，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二诸葛和三仙姑是新时代中的落后人物，他们的愚昧和守旧不合乎时代发展的潮流，必然受到了时代的嘲弄，但他们的转变和进步，同样表现了时代的特征：只要认真改造思想，跟上时代步伐，就能开始新的生活；金旺和兴旺兄弟则是残存在新社会里的旧渣滓，他们无恶不作而又善于伪装钻营，但终究会被人们、被历史揭露并扣除。对这几类人物性格的刻画、命运的描写，既反映出作者分明的爱憎情感，又揭示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思想问题。

    小说的艺术手法充分体现了赵树理整个创作的风格特色。在人物描写上，善以起绰号的方法突出人物的鲜明性格，采用典型的生活细节烘托人物的精神风貌，通过白描的手法，依据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勾画其外貌和微妙的心理活动；在情节结构上，注重故事的完整和线索的清晰，往往大故事里套着小故事，头尾呼应，情节连贯，曲折多变；在语言表达上，叙述语言通俗简练，生动形象，具有浓厚的生活意味，人物语言明快洒脱，富有独特的个性色彩。

    《小二黑结婚》在发表的当时，就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的热烈欢迎，小说仅在太行山一带就销行近4万册，并被许多农村剧团改编为戏剧，以各种民间戏曲形式演出。彭德怀同志为该书的出版题词：“象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这部作品不仅奠定了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声誉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整个现代文学创作领域对农村、农民描写的新的历史进程。中学语文课本长期保留了《小二黑结婚》这一篇课文。

    荷花淀

    现代短篇小说《荷花淀》是着名作家孙犁的代表作，作于1945年春，后收入散文、小说集《荷花淀》中。

    小说通过白洋淀水上游击战的一个侧面，生动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中活，尤其是集中展示了人民在战争中显现出来的美好心灵、坚强品质和高尚情操。

    小说以水生向妻子述说自己报名参军的事开篇，着重描写了水生嫂依依不舍的心情。接着主要写水生嫂送走丈夫之后，与四位妇女同往战地探望丈夫，途中碰到日寇的大船，在日寇的追赶下，水生嫂等躲进荷花淀，在游击队的巧妙接应下歼灭了敌人，她们在胜利的欢笑中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尾声写水生嫂们也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在荷花淀里抗击敌人，保卫家乡。

    作品以这些平凡的生活片断，生动展现了在斗争生活中锻炼成长的白洋淀地区劳动妇女的崭新精神风貌，热情歌颂了抗日军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乐观主义精神。作品以简洁的笔法勾勒了农村青年干部水生大公无私、勇敢坚定的高贵品格，而以大量笔墨刻画了水生嫂们的动人形象。

    作品细腻而生动地描写了她们朴实、勤劳、深明大义、爽朗明快的性格特征。特别写出了在她们多姿多彩、温柔娴静的外貌下蕴含着的坚韧顽强的不屈斗志，突出表现了这些普通劳动妇女平凡之中的伟大与崇高。作品对水生嫂月下织席的那段精彩描写，就是体现这种性格的典型细节。对年轻妇女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是《荷花淀》，也是孙犁整个创作的重要特色。

    《荷花淀》在艺术结构上，轻巧灵活，叙事抒情互相穿插，环境描绘和意境烘托融为一体；在人物塑造上注重以心理刻画来展现人物美好纯净的内心世界。作品散文诗一般的语言，质朴而又含蓄，充满抒情意韵。这些特点充分显示了孙犁小说创作清新明丽、细腻生动、诗情画意的特有风采。

    《荷花淀》不仅是孙犁的重要代表作，也被称作是整个“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也是中学语文课本的重点保留篇目之一。

    寒夜

    中篇小说《寒夜》是巴金的重要作品，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又一重大成就。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作品写于抗战结束前后，通过大后方下层社会一个小家庭中小人物的悲剧经历，揭示了当时中国小职员的卑贱命运，暴露了那个社会的黑暗残酷。一个只有4口人的小家庭，丈夫汪文宣、妻子曾树生、儿子和母亲。汪文宣在大学时代很有才学，有远大理想。他为人忠厚正直。妻子曾树生过着“花瓶”的生活，是为一家银行做摆设用的。她对自己的家庭并不绝对抛弃，但贪图享乐。加上婆媳不和，家庭内部处于无休止的吵闹争斗之中。致使汪文宣在病魔缠身的同时，内心始终处于极端的痛苦之中。

    作品写这些人物被扭曲的性格和卑微下贱的处境以及来自各方面的痛苦，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品的整个构思和心理刻画相当成功。大量篇幅描写了3个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极富感染力。

    作品以寒夜始，以寒夜终，人物事件都被包围在冷冷的寒夜之中。

    百合花

    茹志鹃，生于1925年，浙江杭州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百合花》等。短篇小说《百合花》是茹志鹃的代表作，发表于《延河》1958年3月号。

    作品描写的是1940年中秋节这天，发生在八路军前沿阵地的故事。小说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从头至尾以“我”的所见所闻，着重刻画了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形象，他们平凡的经历就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动人。通讯员是一个腼腆、天真、热爱生活的青年，为了掩护担架队员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新媳妇是一个淳朴、羞涩、心地善良的农村妇女，把自己的新婚嫁妆——一件底色是枣红的，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铺在通讯员的棺材里。两个人物由淡而浓，交替描写，性格鲜明，血肉丰满。

    作品运用细节上的前后照应和第一人称的写法，使小说结构严谨。在跌宕起伏的感情变化中，形成柔婉舒缓的诗意节奏和亲切感人的抒情调子，勾勒出一幅军民亲如骨肉的艺术画面。语言质朴，情感深沉，表现了战火硝烟的时代里普通人的优秀品格和高尚美德，写出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情味和人情美，清新隽秀、风格独特。

    党费

    王愿坚，生于1929年，山东诸城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党费》、《七根火柴》、《普通劳动者》等。短篇小说《党费》是他的代表作品。

    作品描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红军北上抗日，一个村庄的地下党负责人黄新和党失去了联系。后来，游击队政委魏杰派程同志下山与她接上了关系，当程同志准备返回山上时，黄新把她丈夫参加红军时留下来的两块银元交给程同志，算是这几个月的党费。程同志认为上级没有指示，又看看她带着孩子还要坚持工作，所以没有接受。在程同志第二次与黄新接头时，黄新想用她和几个党员腌的一筐咸菜交“党费”，由于坏人告密，白匪前来搜人。在这千钧一发时刻，黄新设计使程同志脱险，可她却被白匪捕去壮烈牺牲了。那一筐咸菜，成了她最后一次交的党费。

    作品语言朴素精练，结构严谨，通过黄新在生死关头的行为，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光彩夺目的女英雄形象，歌颂了共产党员为党、为人民事业忠心耿耿的高贵品质。故事生动，扣人心弦，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强烈的艺术力量，余味无穷。

    班主任

    刘心武，生于1942年，四川成都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班主任》、《大眼猫》、《我爱每一片绿叶》，长篇小说《钟鼓楼》等。

    短篇小说《班主任》是刘心武的代表作品，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收入短篇小说集《班主任》中。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最早反映“四人帮”毒害青年学生的作品。

    作品描写光明中学初三·三班班主任张俊石想接收宋宝琦——曾被拘留过的小流氓来班上学习，引起老师的不解与学生的反对，团支书谢惠敏甚至视此为一场阶级斗争。家访时得知宋宝琦偷过当时的“禁书”卖钱，但宋宝琦因为无知，不识书名、不知内容，只会给书里插图上的女子画胡子取乐。宋宝琦和谢惠敏都认为这些书——如《牛虻》、《战争与和平》、《辛稼轩词选》等是“大毒草”、“黄书”。谢惠敏认为，凡书店不出售、报刊不推荐的都是坏书。她还认为女生穿短袖衬衫和花裙子是“沾染资产阶级思想”。张俊石痛心地感到宋宝琦的堕落和“好学生”谢惠敏的“进步”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

    作者在文尾借张俊石之口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呼声。小说深刻而痛切地揭露了“四人帮”推行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对青年学生身心造成的危害与创伤。

    《班主任》标志着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在新时期的复归与深入发展。作者善于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融入对现实生活的评价。无论是对谢惠敏这一典型人物的刻画，还是对极左思潮的严肃真诚的反思，都对当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它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先后被译介到日本、德国、苏联、瑞士等国。

    伤痕

    卢新华，生于1954年，主要作品有小说《伤痕》、《紫禁女》等。短篇小说《伤痕》是他的代表作品，发表于《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作品写“文革”时女生王晓华的母亲被定为叛徒，她非常痛恨母亲，和母亲断绝了关系，不打招呼，一个人跑到东北去插队。8年后，晓华突然接到母亲的来信，说她的冤案已经昭雪，盼望女儿回来让她看上一眼。当晓华赶回上海时，她妈妈已经于当天早晨在医院去世了。

    小说通过王晓华母女的悲惨命运，控诉了极端主义的政治斗争对于人情和伦理观念的侵害和破坏，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揭露了社会上的邪恶势力和黑暗现实，让人们看到美好的事物怎样遭扼杀毁灭，从而激起人们对丑恶的无比憎恨，对美好事物的无限同情。

    王晓华形象的悲剧意义在于：她受到毒害，又去刺伤母亲，却以为自己是对的。充分表现了“极左”政治不但严重破坏了生产，迫害了老干部，也伤害了青年的心灵，造成难以弥补的伤痕。作者在作品中提炼出“伤痕”这一发人深省、动人心弦的题旨，为后来的伤痕文学开了路。

    天云山传奇

    鲁彦周，生于1928年，安徽巢湖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逆火》、《乱伦》，电影剧本《凤凰之歌》、《天云山传奇》等。

    当代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是鲁彦周的代表作品，发表在《清明》1979年第1期，1980年1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收入《1977~1980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

    作品在宋薇第一人称独自叙述中灵活穿插周瑜贞的叙述，把历史和现实融为一体，着重描写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罗群从50年代中期~70年代末坎坷的生活经历。主人公罗群是当代文学中第一个被错划成右派而又恪守革命信念的人物形象。罗群周围的三个女性宋薇、冯晴岚、周瑜贞也写得性格鲜明，各具特色。宋薇的生活道路是5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女性命运和遭遇的概括，她对吴遥的重新认识，深刻地反映了善良的人们正挣脱极左思想的桎梏走向成熟的变化。

    小说较早地把笔触伸到50年代去探索左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过程，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作者自己改编的同名影片问世后，亦受到热烈的赞扬，同时也引起一些争议。影片荣获第1届金鸡奖、第4届百花奖。

    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生于1941年，河北沧县人，主要作品有《蒋子龙中篇小说集》、《蒋子龙短篇小说集》、《蒋子龙选集》，长篇小说《子午流柱》等。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他的代表作品，发表于1979年。

    作品描写电机厂新任厂长乔光朴，“官复原职”后，面对2年零6个月没有完成任务的现状，向上级立下军令状，决心在重重困难与矛盾中杀出一条出路。他采取大考核、大评议、成立编余“服务大队”等方法，大刀阔斧进行企业改革，整顿无政府主义思想，抓产品质量等，巧妙地与原厂长冀申陇耍弄的一系列政治手腕周旋，激发点燃了党委书记石敢心中的革命火焰，正确处理郗望北的问题以及与童贞的爱情关系，使电机厂焕发活力。

    作品深入地揭露了矛盾，针砭时弊，真实地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工业建设中的复杂面貌，提出了“四化”建设中需要什么样的实干家与带头人的重大问题。塑造了开拓者的新英雄典型——乔光朴，突破了“文革”前工业题材的水平，概括了鲜明的时代精神。风格粗犷雄劲，热情奔放，语言生动犀利，富有论辩性和哲理色彩，带动并促进了以反映“四化”改革为题材的文学潮流的兴起。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洁，生于1937年，北京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的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中篇小说《方舟》等。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他的代表作品，原载《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

    作品中的“我”是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30岁的大姑娘，虽然“我”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求婚者乔林，也已相处两年，但他爱“我”什么，“我”又爱他什么呢？我们是否能真正相爱？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围绕着“我”，使“我”始终下不了结婚的决心。每逢这时，“我”就会想到“我母亲”——女作家钟雨。她爱着一个“老干部”，“老干部”也爱着她，然而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又可望而不可及，后来，“老干部”死了，“我母亲”也带着沉重的爱去了。而“我”仍然不想考虑结婚之事。

    作品通过回忆，描写了女作家钟雨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婚姻而痛苦挣扎的心理历程，向全社会指出了婚姻与爱情分离的现实存在，提出了“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这一严肃的人生课题，也从本质上探讨了人生理想和特定现实之间的距离而产生的人类悲剧。全篇心理剖析细腻，思辨色彩浓郁，曾经引起了读者广泛的讨论。

    大墙下的红玉兰

    丛维熙，生于1933年，河北玉田人，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长篇小说《北国草》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他的代表作品，发表于《收获》1979年第2期。

    作品讲述了老共产党员葛翎在“文革”中被造反起家的公安局秦副局长陷害入狱，在狱中又惨遇当年还乡团马玉麟和被他审讯过的流氓头目俞大龙的百般虐待和折磨，仍正气凛然，宁折不屈。他最后为了纪念周总理攀摘玉兰花，惨遭卫兵枪杀的悲剧，再现了十年动乱期间冤狱遍地、是非颠倒的历史情景，严肃深沉、雄浑悲壮。

    该作开新时期反映监狱和劳改农场生活的“大墙文学”之先，有一定的代表性。荣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

    陈奂生系列

    高晓声，生于1928年，江苏武进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解约》、《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短篇小说系列《陈奂生系列》是他的代表作品，到1991年上，已发表《“漏斗户”主》、（载《钟山》1979年第2期）、《陈奂生上城》（载《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陈奂生转业》（载《雨花》1981年第3期》、《陈奂生包产》（载《钟山》1991年第1期），《种田大户》（载《人民文学》1982年第3期）、《陈奂生战术》（载《钟山》1991年第3期），《陈奂生出国》（载《小说界》1991年第4期）7篇。

    作者通过这一系列小说，塑造了陈奂生这样一个改革大变动时代的农民典型。陈奂生因不善经营而赢得“漏斗户”主的称号。1978年落实超产奖政策后，他尝到甜头，摘掉“漏斗户”主的帽子。为搞副业，他上城卖油绳，患感冒被县委书记的轿车送到县委招待所，花5元钱住了一宿，心理不平衡，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回村后，担任大队采购员，由于与地委书记的关系，不仅完成采购任务，而且得到600元奖金。发财后，平添许多烦恼和“惶恐”，便决计辞职干老本行。他一门心思种田，当年获得丰收。想造屋又舍不得钱。别人劝他搞副业，他怕担风险，就大包产，成为种田大户。一次偶然的出国机会，又逢到种种奇遇。

    作者以轻松的笔调，幽默的语言，悲喜交集地写出处于改革时代的中国农民终于迈出改革的第一步，又由于传统的精神重负使这一步走得极为艰难，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农民的深沉思考。

    陈奂生这个形象塑造得很成功，陈奂生性格已成为国民性格中美德和弱点的一面镜子，越来越显示出普遍的社会意义。

    受戒

    汪曾祺，生于1922年，江苏高邮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大淖记事》等。短篇小说《受戒》是他的代表作品，发表于《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后收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

    作者以如歌之笔展现了江苏高邮地区的风俗人情。明子（明海）到荸荠庵当小和尚。荸荠庵住着师父普照、舅舅、大师父仁山、二师父仁海夫妇、三师父仁渡。仁山当家、管帐，还吃水烟。三师父有过不少相好。荸荠庵既是佛门，又是人间，和尚们没有早课、晚课，不讲清规戒律，打牌、赌博、吃肉。明子每天开山门扫地，烧香、念经，过佛门生活的同时，又挑水、喂猪、画画，和与荸荠庵相邻的小英子一家和乐相处，与小英子一道看场、干农活、唱歌，过着人间常人的生活。小英子妈收他做了干儿子，他也常搭英子家的船进城给庵里买香烛油盐。

    明子要到城里善因寺受戒时，小英子充满好奇心，受戒后她来接明子，问他不少受戒的事。在归家的船上，她问明子：“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终于眼睛鼓得大大的，说：“要！”在进入佛门的同时，重归了人间。作者在佛与人之间的对立与调和中表现出对人与人性的尊重。

    小说展示了普通人淳朴善良的美德、爱情，描绘了高邮地区的风土人情。汪曾祺写作追求“有益于世道人心”，善于运用散文化的笔调怀乡念旧，而不刻意于情节结构的平衡严谨，以求“如行云流水”的妙趣，语言质朴淡雅，在优美的画意中具有抒情诗般的节奏感。他的小说因此被称为“风俗化小说”。《受戒》已被译成英、法、德等文字。

    人到中年

    谌容，生于1936年，祖籍四川巫山，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万年青》、《光明与黑暗》、《人到中年》等。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是堪容的代表作品，发表于《收获》1980年第1期。1980年6月出版单行本。获1977~1980年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

    1961年，24岁的医学院毕业生陆文婷被分配到一所大医院当眼科医生。她严格遵守医院规章，严格要求自己，认真钻研业务。别的女孩频频约会，而她形单影只，默默工作。4年之后，傅家杰这位在金属研究所专攻金属力学的“书呆子”闯入了她的生活，两人相恋并结婚。夫妻俩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各自成为业务骨干。

    十几年眨眼即逝，他们都步入中年。可仍是56块半工资，一家四口12平方米的房间。沉重的工作负担，简陋的生活条件，使陆文婷心力交瘁。一天下午，当陆文婷给3个病人做完眼科手术后终于支持不住而躺下。傅家杰将妻子送至医院检查，发现竟是“心肌梗塞”。一个半月后，陆文婷奇迹般地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一个雨后的上午，傅家杰扶着病弱的妻子，迎着朝阳和寒风，艰难地走出医院大门。作品着力塑造了陆文婷这一外柔内刚、自强不息，舍己为人的中年知识分子典型，及时而较准确地提出应重视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

    小说采用意识流动纵横交错、穿插铺排的结构方式，是中篇小说结构上的一次突破。小说格调深沉，构思精巧，语言清丽，诗情闪烁，是反映知识分子题材的优秀作品。

    如歌的行板

    王蒙，生于1934年，原籍河北南皮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短篇小说《小豆儿》、《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中篇小说《蝴蝶》、《相见时难》等。

    短篇小说《如歌的行板》是他的着名作品，描写了周克和萧玲的爱情纠葛和人生命运。《如歌的行板》原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根据一首俄罗斯民歌写成。悠长缓慢、情感真挚，表现出由不断增长的悲哀到热切渴望的心理。小说以此命名，试图揭示主人公的特殊命运和社会历史的轨迹。

    作品通过贯穿始终的音乐片断描写和听觉感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主人公的意识流程和他对人生信念的追忆，较为广阔和深刻地反映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显示了社会心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的变化及客观必然性，语言流畅风趣、婀娜多姿，回荡着音乐的旋律，具有抒情色彩。

    此外，作品在艺术形式上突破传统小说中故事、环境、人物的限制，把社会矛盾焦点积聚在人物心理上，形成时间、空间上的多层次，呈现出一种色彩斑斓的放射性结构。

    人生

    路遥，生于1949年，陕西清涧人，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等。

    中篇小说《人生》是路遥的代表作品，原载《收获》1982年第3期，获1981~1982年全国中篇小说奖。1982年11月出版单行本。后被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

    小说叙述高中毕业生高加林未能考上大学而回乡当了民办教师。但大队书记高明楼为了自己儿子的前途通过关系挤掉了高加林。正当他十分悲伤的时候，同村的姑娘巧珍以一片痴情给他带来心灵的慰藉。高加林从此振作起来，重新激发了对生活的热情。一次去城里掏粪饱受屈辱，他发誓要到城里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副师长的叔叔转业回地区行署当了劳动局长，高加林便被调到县委当宣传干事。

    这时，县广播站播音员、高中同学黄亚萍爱上了他，高加林经过痛苦的抉择，终于抛弃了痴情的巧珍而转向黄亚萍。正当他编织着未来的美梦时，走后门调到县里工作的事情败露，无情的现实又一次把他抛回了农村。与黄亚萍的关系终结了，巧珍也赌气另嫁他人。高加林面对的将是一个无奈的人生。

    作品通过描写高加林事业上的坎坷道路以及与巧珍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中国变革时期多种现实矛盾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小说发表后影响很大并引起争论。作品语调深长幽远，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生于1946年，山东五莲人，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19个坟茔》等。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是李存葆的代表作品，初载《十月》1982年第6期，获第二届（1981~1982）优秀中篇小说奖，北京出版社1983年1月出版单行本。曾先后被改编成同名话剧、电影和电视剧。

    这是一部军事题材的小说。将军之子赵蒙生为了搞“曲线调动”，在母亲吴爽安排下到九连当指导员。九连连长梁三喜是一位来自沂蒙山区的农民的儿子，他对赵蒙生这样一位有文化有教养的干部子弟，处处关心与体谅。而赵蒙生始终与军队格格不入。当梁三喜知道赵蒙生下连队的原因后，不放心连队，几次推迟回家探亲的休假。

    这时，部队接到命令开赴前线，吴爽加紧活动。梁三喜怒斥赵蒙生临阵脱逃。曾受吴爽救命之恩的军长“雷神爷”甩帽痛骂赵蒙生，赵蒙生猛醒。战场上，“牢骚大王”靳开来为挽救全连生命，冒险抢甘蔗，却踏响地雷；战士北京因两发臭弹而送命；梁三喜也为救赵蒙生而死。经受血与火的洗礼，赵蒙生思想性格发生了转变。梁三喜牺牲后，留下一张“血帐单”，为了给梁三喜还债，梁大娘和韩玉秀来到连队。靳开来因“违纪”连个军功章也没有。赵蒙生后来发现梁大娘竟是小时候养育他成人的母亲，战士北京又是雷军长唯一的儿子。最后，梁大娘一家三代依旧穿着那身破旧衣裳踏上了回家的路。

    作品通过一串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深广的社会内容，歌颂军民血肉之情，感情真挚，充满悲壮气氛。小说在新时期军事题材作品中具有开拓意义。

    今夜有暴风雪

    梁晓声，生于1950年，黑龙江黑尔滨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雨》等。

    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雨》是梁晓声的代表作，原载《青春》文学丛刊1983年第1期，后收入《1981~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作家出版社1986年初版。

    小说取材于北大荒知青生活，歌颂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作出历史功绩的知识青年。以北大荒40万知识青年返城为切入点，采用复线并进的结构，把知青返城的现实和对兵团生活的回忆融合在一起，着重表现了兵团战士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屯垦戍边、献出自己的青春甚至宝贵生命的壮举，成功地塑造了不断成熟的曹铁强、刘迈克、裴晓云等知识青年形象。

    小说洋溢着豪迈、悲壮的色彩，有阳刚之气，王蒙称之是一块“英雄悲壮的知青纪念碑”。在新时期知青文学作品中有一定代表性。

    曾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搬上银屏。

    北方的河

    张承志，生于1948年，回族，山东济南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阿勒克足球》，中篇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等。

    中篇小说《北方的河》是张承志的代表作品，发表于《十月》1984年第1期，曾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男主人公“他”大学毕业后准备报考人文地理学研究生，考察了北方的5条大河流，“他”被黄河的壮观所震慑，在湟水滩头发现了4000年前的彩陶碎片，追忆起额尔齐斯河边的牛群、水鸟和野花。在永定河畔的漫步里读出了它在饱历沧桑中的含蓄、蕴藉。“他”体验到了北方大河的雄浑悲壮，又在报考遇到的困难中让自己的灵魂与肉体伴那河水奔流。“他”梦游黑龙江，看坚冰的碰撞，发现了自己“正在继续获得青春”。

    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自身的遭遇与经历、自然与人生的启示，使得“他”充满了对民族历史的深沉的爱。“北方的河”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他”是“精灵般的河的儿子”，在自我奋斗、追求的精神历程中找到了生命的动力与价值。

    作品被视为“心态小说”，它不以情节而以“他”对大河的感情、情绪的发展来结构小说，在对北方的河的扑朔迷离、激荡回旋的壮美景色描绘与体验中，将人生、自然、历史、现实贯穿起来，在抒情中透出深沉的历史感与思辨力。作者笔下的河是那样壮丽，他的情思又是那样回旋波动，因而小说一发表，便引起了轰动。

    红高粱

    莫言，生于1956年，山东高密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集《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天堂蒜苔之歌》，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萝卜》、《爆炸》等。

    中篇小说《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88年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金熊奖。

    小说描写的是山东高密乡一带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我奶奶”在嫁给麻风病患者时，在出嫁的路上遇土匪抢劫，轿夫“我爷爷”余占鳌勇救“我奶奶”，赢得“我奶奶”好感。在回娘家路上，余占鳌劫持她至高粱地野合，后生下“我父亲”。几年后，日本人抓夫修路，罗汉大爷因反抗而被日本人活活剥皮。余占鳌招兵买马与日本人血战，“我奶奶”在战斗中被打死。

    作品歌颂了具有民族气节的祖辈，表现了广阔无垠高粱地充盈的无穷生命力。作品中那种神话原型般的象喻，以及色彩绚丽的叙述方法，使故事富于传奇色彩，体现了作者对历史题材小说的新的美学追求。

    军歌

    周梅森，生于1950年，江苏徐州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等，出版有《周梅森小说集》。中篇小说《军歌》是他的着名作品，发表于《钟山》1986年第6期，共6章。

    小说描写抗战时期，台儿庄失陷以后，国军战俘在日本人当时控制的西严炭矿——原中国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代号二四二煤窝里的一群弟兄，从民国27年5月19日~民国28年6月29日间的劳工生活，以及他们集体逃亡过程中的投降与反投降的矛盾斗争和心理历程。

    作品语言冷静淡漠，运用“反英雄”的创作手法，人物心理剖析深刻，对历史进程与个人命运的探寻，开始摒弃简单的道德化评价，试图写出在历史背后起作用的那种巨大的力量。回荡在情绪与空气中的“弟兄们用血和肉争取民族的解放”的军歌点出了悲剧的主题。

    顽主

    王朔，生于1958年，北京人，主要作品有小说《过把瘾就死》、《顽主》，杂文《无知者无畏》等。中篇小说《顽主》是他的代表作品，载《收获》1987年6期。

    小说以王朔笔下的“顽主”们参与社会种种活动为中心内容，展示出别具一格的生态和心态。顽主们是王朔经常表现的形象，他们自以为看透红尘，在精神上与社会形成强烈的对抗，以“嬉皮士”的行动和语言消解正统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作品也时而在表面的玩世不恭中流露出一种焦灼和苦闷的情绪。

    小说结构散漫、洒脱，语言幽默暗含强烈的讽刺，对生活片断采取玩味十足的调侃，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小说具有明显的作者个人风格，在文学界和读者中有较大影响。曾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

    世事如烟

    余华，生于1960年，浙江海盐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篇小说《世事如烟》等。中篇小说《世事如烟》是他的代表作品，发表于《收获》1988年第5期。

    这是一部写死亡的主题变奏。作者充分发挥善写死亡的才能，把死亡描写得惊心动魄。

    作品叙写意识形态，又超越意识形态，作者制定的如烟的话语和世事像谜一样迷惑着读者，给人解读本文的无尽欲望。“以一种精神分裂式的迷醉与狂喜，以无尽的、滔滔不绝的能指链的延伸，创造了一种流畅、弥散、陌生而不详的文体。”。

    一地鸡毛

    刘震云，生于1958年，河南延津人，主要作品有中长篇小说《一地鸡毛》、《手机》等。

    中篇小说《一地鸡毛》是刘震云的代表作品，发表在《小说界》1991年第1期，后载《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2期。

    小说描写小林夫妇成家以后的烦恼生活，如辞保姆、要房子、调工作、买豆腐、来亲戚、小孩入托儿所等日常生活烦恼，真实地表现出当年曾有宏伟理想信念的大学生小林和曾极富诗意的小林妻子，如何被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侵蚀掉自己的意志和热情，变得愈来愈卑微和庸俗，充分展示了人生的无奈与疲倦。小说最后在“面包总会有的”自我解嘲和调侃中颇有深度地揭示出当代人生存的盲目性和沉重感。

    小说注重对生活细节和现象的展现和描写，态度冷静平和，是新写实主义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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