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辽十分重视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西辽末帝直鲁古于畏兀儿地区置太师僧少监以加强控制，恣睢用权，奢淫自奉，引起畏兀儿贵族的强烈不满。1208年成吉思汗击败占据也儿的石河流域的乃蛮残部，使畏兀儿为之震动。当时在位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决心降附蒙古。他们于1209年“率众围少监，少监避兵于楼，升楼斩之，掷首楼下”（《高昌偰氏家传》，载《圭斋文集》卷11)。然后遣使蒙古表示臣服，并击败溃入其境的乃蛮残部。1211年，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亲自前往克鲁仑河朝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为褒奖他，许嫁以自己的女儿也立安敦，并允诺畏兀儿首领享有“第五子”的待遇。畏兀儿之地就这样进入蒙古的版图，成为蒙古可汗的直辖地。
（三）西辽
12世纪初叶，处于契丹统治下的东北女真人因不堪忍受契丹贵族的残酷压迫，在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起兵反辽。建国号曰金。女真军势如破竹，契丹统治土崩瓦解。1125年，辽天祚帝在应州被俘，辽朝灭亡。
在辽朝灭亡前夕，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耶律大石为挽救处于危急关头的契丹朝廷，曾作出种种努力，其中包括拥立魏国王淳，支持天祚帝抗金等，但仍无法挽回局势。遂于保大四年（1124年）七月，毅然率部脱离天祚帝，自立为王，经黑水（今内蒙古自治区茂明安联合旗爱毕哈河）（参见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载《历史地理》第2辑，1982年），得汪古部首领床古儿的协助，至漠北站稳脚根，兵力发展到数万人。由于攻金复国一时无望，耶律大石决定西征，取道蒙古西北唐努山以北的欠州，再向西南至叶密立河流域，与原先在西域的契丹人联合起来，威胁哈剌汗朝。
哈剌汗朝的统治中心在原碎叶川。1134年左右，耶律大石利用东哈剌汗朝统治者因受康里、哈剌鲁诸部的袭扰，请求援助的机会，率军占领其都城裴罗将军城（即虎思斡耳朵）。
此后耶律大石曾试图东征，但未能战胜女真族。遂继续向西扩张，打击立国于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西哈剌汗朝，利用当地的哈剌鲁部落不断进行骚扰，并击败前来援救哈剌汗朝的塞勒柱朝算端桑贾儿的大军，进占萨末犍（即撒马尔罕），在这里建立河中府。此后，西辽军队继续沿阿姆河而下，击败塞勒柱王朝属部花剌子模，迫使其首领效忠。至康国十年（1143）耶律大石去世时，西辽已控制了东至土剌河克烈部，西达阿姆河，北及欠州和咸海，南至兴都库什山及于阗的广大地区。其都城为原哈剌汗朝首都虎思斡耳朵。西辽又称为哈剌契丹，意为黑契丹，这是契丹人的自称，辽亡后西辽继续使用这个名称。西辽如内地王朝一样，采用汉文年号、庙号，其皇帝被西北诸族称为“菊儿汗”（Gur Khan），意为“普汗”，或“诸部之上的汗”。
耶律大石死后，其后萧塔不烟称制，改元“咸清”，号称“感天皇后”，在位7年。1150年，感天皇后将权力移交给大石之子夷列，改元“绍兴”。时籍得户口84500户。夷列在位13年，于1163年去世，庙号“仁宗”。遗诏由其妹普速完权国称制，改元崇福，号“承天太后”。不久宫廷内乱，外戚萧斡里剌发动政变，杀承天后，立夷列次子直鲁古为帝，改元“天禧”。
直鲁古统治末年，西辽国势日衰。1206年，花剌子模拒绝纳贡，背叛西辽。从表面上看西辽仍是泱泱大国，对周围诸部有威慑作用。同年成吉思汗的军队消灭乃蛮不亦鲁黑汗所部以后，塔阳汗之子屈出律向东南逃至畏兀儿北境别十八里，再南越天山到达苦叉（今新疆库车），于1208年到虎思斡耳朵投奔西辽。直鲁古收容了屈出律，并嫁以公主，屈出律成为西辽驸马。
屈出律利用西辽统治的危机和末帝直鲁古对他的信任，收集亡散在海押立、叶密立和别十八里的乃蛮、篾儿乞残部，在西辽境内秘密地聚集自己的力量。在羽毛丰满后勾结野心勃勃的花剌子模沙，密谋篡夺帝位。双方协议从东西合攻西辽，事成后瓜分西辽国土。如果花剌子模先手得胜，则花剌子模可拓地直至阿力麻里、可失哈儿和斡端一带，乃蛮保有畏兀儿北境的别十八里、直至叶密立和海押立地区；而如果屈出律先手取胜，则原西辽直至忽阐河畔的别那客惕（Benakat，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西南）的国土均为乃蛮所有（1991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我们曾到塔什干西南的距市中心约50公里别那客惕（Benakat）遗址。该地位于锡尔河畔，为元初回回名臣阿合马的故乡。明代帖木儿在这里建沙鹿海牙（Shakhruhiya）城，陈诚西使时曾经过此处。现存遗址面积为260公顷，由于锡尔河水冲刷，遗址大片塌入河中，面积日益减少，估计最初面积达400公顷。目前考古发掘集中在城郊的手工业作坊区）。
1210年，屈出律乘直鲁古出兵征讨河中府（撒马尔罕）之际，率军西进，劫掠了位于锡尔河下游地区的讹迹刊城的西辽国库，得手后向东进入碎叶川流域，突袭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但被西辽守军击败。与屈出律结盟的花剌子模沙乘直鲁古从河中府撤军回国之际，出兵占领此地，并由此东进渡锡尔河，进攻镇守于塔剌思的西辽大将塔阳古，结果西辽的主力为花剌子模的军队所败，溃军奔回国都，但虎思斡耳朵军民闭门不纳。西辽溃军强攻达16日，入城后，大肆杀掠。国君直鲁古下令制止，并令军队归还所掠物品，引起军队叛变。屈出律利用这个机会把叛军搜罗到自己部下，实力迅速增强。他乘西辽朝廷失去对军队的指挥，利用直鲁古出猎之际，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擒获之。但表面上仍然尊直鲁古为太上皇，并袭用西辽国号。这时阿力麻里的哈剌鲁人已经归顺成吉思汗。屈出律为巩固自己对西辽国土的统治，擒获阿力麻里的哈剌鲁人斡扎儿汗，进攻阿力麻里。斡扎儿被害后，蒙古汗廷侦知屈出律下落，出兵征讨。
屈出律夺取西辽政权后，向可失哈儿和斡端派出军队，在那里横征暴敛，由于屈出律是聂思脱里教徒，其妃耶律氏信奉佛教，遂强令当地人放弃伊斯兰教。1218年成吉思汗派出哲别为斡扎儿复仇。哲别率军抵阿力麻里，发现屈出律的军队已经退去，遂继续西进至费尔干那盆地，收降西辽可散城八思哈长官曷思麦里和斡思坚城的哈剌鲁军，驱西辽降军东行至可失哈儿（今新疆喀什）。屈出律闻讯时，可失哈儿东北的畏兀儿已降附蒙古，经浑八升越天山往忽阐河以北草原的退路被阿力麻里的哈剌鲁部切断，沿阿体八升、纳林河谷进入拔汗那的道路被哲别堵死，而可失哈儿以东是一片不毛之地，无立国的条件，屈出律只得从可失哈儿向西出逃，进入巴达哈伤地区，为当地人擒获，交给蒙古军，被哲别处死，西辽国亡。这时蒙古的西境已与花剌子模全线相接。
三、胡汉交往的新时代三、 胡汉交往的新时代
1.波斯萨珊王朝与中国的往来
萨珊王朝（226—642年）是波斯人建立的。波斯帝国灭亡以后，伊朗的政权落在波斯人的北部邻居安息人手中。波斯人一直生活在伊朗的西南部。在安息王朝末年安息王阿尔答旺五世（Ardavan—i Panjunl，216—224年）在位时，波斯人重新强大起来。在萨珊（Sanan）之孙阿尔答西尔（Ardashir，226—240年）的领导下，波斯人击败了安息的军队，夺取了政权，建立新王朝，遂以萨珊命名之。阿尔答西尔是波斯历史名王，他的许多富有哲理意义的名言流传后世，至今被波斯人引用，如没有军队就不能有权力，没有金钱就不能有军队，没有农业就不能有金钱，而没有正义就没有农业。
萨珊王朝建立不久，在阿尔答西尔和沙卜而一世（Shapur，240—271年）时代曾远征中亚，占领了花剌子模、粟特、大夏，并击败贵霜王朝，成为亚洲西部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萨珊王朝与罗马帝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罗马帝国灭亡后，萨珊王朝又同拜占庭帝国作战，争夺对东西方贸易的控制权。5世纪以后，起源于我国阿尔泰山地区的哒人向中亚迁移，占领粟特地区，并不断向阿姆河以南和呼罗珊地区进犯。突厥兴起以后，萨珊王朝从6世纪60年代起与西突厥联合夹击哒人，终于消灭了哒。
7世纪初，阿拉伯兴起。637年阿拉伯人攻占萨珊王朝首都斯宾城，国王伊嗣俟弃国出逃。萨珊王朝灭亡后，伊嗣俟之子卑路斯曾逃到长安，向唐朝寻求保护。萨珊王朝的文化对我国有相当大的影响，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曾传入我国，我国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一些艺术品的图案和形制受到萨珊艺术的影响。
（一）西安土门村的发现
1955年冬，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西安市土门村附近发现唐苏谅马氏墓志，简称“马氏墓志”。此墓志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志石正面上半刻有某种外国文字，横写6行；下半为汉文，直书7行。经日本京都大学伊藤义教授研究，确认这种外国文字为一种中古波斯文——巴列维文。现存于世的巴列维文刻石不过20余件，绝大多数在伊朗，少数存于西方大博物馆。西安发现的这一方汉—巴列维文合璧墓志，通过伊藤氏研究成果的发表，迅速吸引了海内外“伊朗学”学术界专家的注意力。由于巴列维文刻石存世无多，所以几乎每一方刻石的新发现都会在研究者中引起轰动。法国中古波斯语语言学者日纽在1972年出版的《巴列维文及番兜文铭文辞典》中，已将“马氏墓志”的巴列维文铭文命名为SN铭文（“西安”二字的缩写），并将铭文中已确切认读的词汇收入该辞书。
“马氏墓志”汉文志文部分保存相对较好，基本可以认读。据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报道，汉文志文共为7行，44个字，其文如下：
左神策军散兵
马使苏谅妻马
氏己巳生年廿六
于咸通十五年甲
年［岁］二月辛卯建
廿八日丁巳申时身
亡故记。志文的巴列维文部分与汉文部分相较，篇幅较长，但保存程度较差。志文汉译为：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苏谅［家族］之左神策骑兵之长的女儿马昔师（Masis），于已故伊嗣俟（Yazdkart）二四零年，及唐朝之二六零年，常胜君王崇高之咸通十五年，［波斯阳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于廿六［岁］死去。［愿］其［住］地与阿胡拉·马兹达及天使们同在美好的天堂里。祝福。根据巴列维文志文，“苏谅”的原字是Suren。这是安息、萨珊两王朝一个显赫家族的名字，是萨珊王族所出姓氏，由此得知死者是波斯王族后裔。
汉文志文与巴列维文志文有一些重要的差别，例如汉文志文说死者马氏是“左神策散兵马使苏谅妻”，巴列维文志说她是“出自苏谅［家族］的左神策军（sizinsay）骑兵之首领的女儿”。此外死者的逝年，巴列维文志文说在伊嗣俟（yazdkart）二百四十年，相当于公历872年3月17日，与汉文墓志所记咸通十五年二月廿八日丁巳（874年3月19日）相差约两年。这些问题尚未有合理的解释。
“马氏墓志”所提到的左、右神策军散兵马使，是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时，唐政府授予留居长安的大批西域各国王子使者的武职。据《新唐书·王锷传》记云：天宝末年，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滞留于长安者有数千人。当时陇右为吐蕃所据，欲归不能，他们的饮食皆由唐朝政府负担，这种情况延续了约40年之久。至唐德宗时，才对这部分人停供饮食，籍名王以下4000余人，尽以隶左、右神策军。《资治通鉴》置此事于贞元三年（787年），其文句与《新唐书》大体相同，但末尾叙述得较为详细，说“胡客”，即西域王子使者，无一人愿归者，唐政府只好分其众于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余皆为卒”（参见作铭：《唐谅妻马氏墓志跋》，载《考古》1964年，第460页）。可见苏谅所就职的神策军是唐代搜罗入华的外国贵族而组成的武装部队。
这篇墓志上距天宝年战乱已有100余年，距贞元三年唐政府把西域王子使者编入神策军也有80年。苏谅本人应当是当年波斯入唐的王子使者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后裔。他和他的同伴们的巴列维文只能是在中国学会的。他们在远离故土这么多年之后，仍然能够用自己的母语书写墓志，说明唐代聚集在神策军中的信奉祆教的波斯人、安息人社团中，有巴列维文或安息文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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