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古代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同时也是当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我注意到，在考察过程中沿途所举行的16次讨论会中，没有一次不涉及中国，而过了埃及之后所有的讨论会都提到了郑和，郑和在国外学术界被称为“海军上将郑和”。
2.中国史书中的海外“蛮夷”
中国对海外民族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历史典籍最为丰富的国家，汉文史料中保存了有关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丰富记载。根据《竹书纪年》，在夏代帝芒时，“命九夷狩于海，获大鱼”；《诗经·商颂》又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由此可证明，夏统治下的商人势力已经越过渤海或黄海，但中国人对海外诸国的系统而详细记载是从汉代开始的。
古代中国人把“天下”分为几个州，但不是以大地球形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人传统上以地域划分海外民族。汉地以东的称为“东夷”，包括朝鲜、日本；东南亚为一组，大体上属于“南蛮”；印巴次大陆自成一组，统称天竺或印度；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东非为一组，基本上划入后来的大食范围；地中海沿岸地区为一组，在历史上被分别列入广义的大秦、西域、大食、回回范围。中国人的这种天下观大体上以航路为依据，一直维持到近代殖民主义东来为止。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作，其中的《地理志·粤地》末段记载了自汉帝国南疆抵达印度洋的海路：从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启程，经东南亚抵黄支、已程不国。这里的日南即今越南广治省，徐闻即今广东省同名县，合浦即今广西同名县。黄支国一般认为即今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斯附近，唐代称为建志补罗，而已程不国当即今之斯里兰卡。这是有关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的最早的系统记载。汉朝译员可一直承担从中国到已程不国的翻译工作。印度洋东部传统的国际商业语言是印度的古泰米尔语及其祖先达罗毗荼语和东南亚的古马来语。估计汉朝译员掌握的是这两种语言。
古代中国人以黎轩、大秦、海西和拂林等不同的名字称呼罗马帝国的东境今地中海东岸一带。“黎轩”的名称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指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据司马迁记载，西汉时代汉朝使臣已经到达过这个地方，而黎轩的“善眩人”，即杂耍艺人也经过安息入汉。唐代的杜佑曾在其著作《通典》“边防九”中描述过“犁靬”（即“黎轩”）“幻人”的相貌：蹙眉峭鼻，乱发卷须。黎轩又音译为“阿荔散”。佛藏中《那先比丘经》记中亚希腊化王朝弥阑陀国王自称“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即今埃及之亚历山大。
大秦因位于“海西”，即今之红海或地中海之西，又称为“海西国”。东汉时中国人已经知道波斯到红海的海路。班超经营西域时曾于和帝永元九年（97年）派出使者甘英出使大秦。甘英抵达“条支，临大海欲渡”，后因“安息西界船人”极陈渡海之艰辛，终于畏难而退。这里提到的位于安息西界的“大海”，显然是波斯湾。从波斯湾启航可达位于红海北端的埃及，《后汉书·西域传》多次提到大秦与汉的交往历史。书中在提到罗马商人与波斯、印度商贾在印度洋的贸易时说，大秦人希望与中国直接往来，但居于中间的波斯却不愿放弃向欧洲转输中国丝绸的垄断地位。同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提到永宁元年(120年)大秦人经掸国（缅甸）抵汉的事情，书中还记载了166年大秦国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向汉“进贡”之事。通过这些宝贵的史料，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罗马商人千方百计地通过波斯、印度、东南亚一步一步地寻找前往中国的海路的艰辛历程。
南朝宋文帝时，裴松之为陈寿写的《三国志》作注，引用了150余种资料，许多原书今日已不可复见。其中《乌丸鲜卑东夷传》所附之《魏略·西戎传》提到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这段史料与《后汉书·西域传》有关安息垄断向大秦出口中国丝绸的记载充分说明，丝绸贸易是大秦通过印度洋海路与中国交通的主要推动力。书中接着明确提到了大秦与中国南部的海路：“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同时，作者还描述了大秦（即地中海周围）诸地的风土人情。这些记载显示当时的中国人对从东南亚到地中海周围地区的诸国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在上面提到的汉文史籍中的罗马帝国东境的名称中，唯有“拂林”直接源自“罗马”这个词。不过，因为拂林这个名称是沿陆路传到中国的，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
唐朝灭亡以后，因为中国陷于分裂，中西陆路交通受阻。统治中国南部的宋朝对海外贸易的依存度大大增加，中国人对海外异域的知识也迅速增长。赵汝适的《诸蕃志》已经提到亚历山大灯塔、地中海西南沿海的阿拉伯马格里布诸国、意大利西西里的火山等。
古代中国的地理学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上没有非洲大陆的概念。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不知道非洲。前面已经提到，古代中国人把印度以西的阿拉伯海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视为一个地理单元。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描述了一个位于“西南海”中的“拨拔力国”。这里的“西南海”即阿拉伯海，而“拨拔力国”应为Barbary之音译，指今索马里。这是东非地名首见于汉文史籍。
中国古代的海外交往在宋元明时期达到高峰，官方使节、私家商贾的出洋航海极为频繁，中国人对海外的认识也日益加深，记载海外诸番地理方域、风土人情的官私著述大量出现。
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是当时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贸易网的一部分。中国海商在海外活动必须依靠当地商人，例如在东南亚基本上依靠的是当地的“昆仑”人；在南亚基本上依靠的是印度人；而在阿拉伯海周围基本上依靠的是波斯人和大食人。商人出海的目的在于赚钱，赚钱以人口众多、商业发达的地方最宜。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商人都有自己的传统活动范围，这就决定了旧大陆诸国的航海活动，除了偶然性的漂流以外，在中世纪结束以前不可能出现有目的寻找新商路的“探险”活动。
“昆仑”海商贸易的对象除了东南亚本地以外，主要是北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印度；印度商人的海外贸易对象主要是东方的中国、东南亚和西方的波斯、大食；而阿拉伯海沿岸波斯、大食诸国海外贸易的对象主要是红海以北的地中海地区和东方的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海外交际对象在千百年中几乎没有变化，所以中国海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限于太平洋西岸和印度洋北部，没有扩展到南太平洋的澳洲、非洲的南部和美洲。
3.异域人笔下的东方民族
在古代世界中，除了中国以外，地中海沿岸的两大文明，即继承希腊、罗马文明的欧洲诸国和继承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的穆斯林诸国，是历史文献最为丰富的民族。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也包含着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南印度人虽然在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没有记载历史的习惯。史料价值较高的泰米尔文碑文，只有立于1050年的坦焦尔碑。马来人在古代海上东西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们自己的历史编年晚至1365年的《爪哇史颂》才开始。所以古代域外民族中对东西海路记载最多的是希腊、罗马人和代之兴起的穆斯林诸国。
欧洲人很早就与地中海、红海以东地区建立了联系。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曾与希腊发生过长时期的战争。公元前4世纪30年代，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兵东征，灭亡了波斯帝国，拓境直至印度和中亚。这些战争的基础便是古代欧洲与亚洲诸地间的贸易。希腊人最初通过印度、波斯的中介得到丝绸，并得知这种纺织品称为Ser，这显然是汉语“丝”的音译。希腊人遂把生产、贩卖丝绸的民族称为“赛里斯”(Seres)，即指中国和其他一些与此相关的民族，他们隐约地听说丝绸的原料是某种树上长出的羊毛。
罗马帝国兴起后，丝绸这种精美的纺织品继续为当时的上流社会所喜爱。好奇心使人们不断地打听丝织品的原料究竟是什么。尽管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到了奥古斯都（屋大维）时代欧洲人还是逐渐得知，赛里斯人居住在印度、大夏(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另一侧。罗马学者普林尼(Pline L Ancien)在其公元77年成书的《自然史》中进一步说，赛里斯人的某些树的叶子上覆盖着一种白绒毛，赛里斯人用洒水法把绒毛冲下来便是丝。丝出口到罗马帝国，由当地妇女纺成织品。直到公元2世纪大秦王安敦(Mac Aurel)执政时代，罗马人终于了解到丝绸的原料是蚕吐出来的丝。当时的一位作者包撒尼雅斯(Pau sanias)所撰《希腊志》中提到，赛里斯人制作衣服的丝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赛里斯国国内有一种昆虫，希腊人称为“赛儿”（Ser)，赛里斯人用苇叶来饲养。这种昆虫会生产丝(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罗马帝国时代，欧洲商人通过波斯、印度商人得到丝绸，然后转输欧洲。这些商业活动大大丰富了罗马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绘出了最早的亚洲地图，并知道亚洲东临大海。公元1世纪末埃及亚历山大城无名商人的著作《厄立特里亚航行记》是一部重要的文献，作者本人曾远航印度洋。他的书对印度东海岸和脂那国（Thinai，即中国）总的地貌有较为准确的概念，并描述了东汉时代中国与邻国及西方的贸易。随着中西交往的渐多，西方人对中国了解也愈深。公元4世纪罗马学者阿米安，马尔塞林(Ammien Marcellin)的著作《事业》(Res Gestae) 已经提到了中国的长城。
波斯是一个传统海上强国，地处西亚的位置使波斯海商长期以来扮演着古代东西贸易中间人的角色。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的波斯帝国时代，波斯的海军曾经驶出波斯湾，进入阿拉伯海，远征过厄立特里亚。在两汉时期，出使安息的中国使臣已经发现，安息商人在印度洋诸地收购中国丝绸，然后转贩给罗马商人。
在波斯强盛时代，今阿拉伯世界东部诸地曾经受其统治。从事海外贸易的波斯、安息商人中可能有一部分实际上是操闪含语的古阿拉伯人。罗马帝国时代，近东曾纳入其版图，所以活跃在印度洋和东南亚的罗马商人中也会有许多古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兴起以后，西亚、北非迅速伊斯兰化。原来在波斯阿黑门尼德、塞琉古、安息、萨珊诸王朝和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波斯、阿拉伯商人的传统职业并未改变，仍然积极地从事着东西方海上贸易。波斯、阿拉伯诸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其中有关东方的记载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
阿拉伯地理学是希腊、罗马地理学的直接继承者，在世界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阿拉伯地理著作中有关东方的记载虽然不少，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原封不动或略加变更地抄录前人的记载，这就使其价值大为减低。尽管如此，阿拉伯文文献中有关东方的记载，仍然比罗马帝国时代的拉丁文著述要详细和准确得多。
记载前往东方的海路的大食地理学家有不少。比鲁尼(al Biruni)曾经访问过印度，他的著作中有关印度以西地区的描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远东部分仍然照抄古代希腊、罗马学者的章句；其他杰出的大食地理学家如亦德里西(al Idrisi)和阿布勒菲达(Abu al Fida)也像他们的希腊、罗马前辈们一样把印度洋视为一个封闭的大海，认为非洲海岸与中国是相连着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并不是阿拉伯时代西亚的航海家们对远东一无所知，而是那个时代的许多地理学家们企图把地理新知纳入希腊、罗马时代描绘的世界构架中去。
阿拉伯地理学家中最值得介绍的人，是阿合马·伊本·忽尔答兹贝(Ahmad Ibn Khurdadhbih)。他生于公元9世纪20年代，约逝于911年。在其著作《道里与诸国志》(Kitab al Masalikwa al Mamalik)中提到，他曾阅读过托勒密的作品，并译为阿拉伯文。他的长处在于，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局限于希腊、罗马先哲们规定的框架之中。他详尽地描述了从波斯湾港口巴士拉经印度、东南亚到中国的航路，列出了每一站的地名、航程。如果我们将他的记载与汉文史料相对照，就会发现双方在许多地方可资互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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