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蕃坊
西汉以后，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入华的外国人日多。岭南地区出土的灯座中有一种陶俑灯座，别具特色：陶俑多为男性，深目高鼻，与西亚人种相似；有的陶俑头型较短，宽鼻厚唇。陶俑常裸体，体毛发达，跽坐或箕踞，头顶灯盘；也有单腿下跪，一手托举灯盘。这些外国俑所代表的，可能是随番商入汉贸易，流落汉地，沦为富家奴仆的异域人。
在发现的异域人形象陶俑座灯中不乏珍品，例如：1955年广州大元岗出土的西汉后期陶俑座灯，高25.7厘米，灯盘径10.4厘米，造型为一异域人单腿屈膝蹲坐，左手托举灯盘，右手支于腿上，仰首注视，张口吐舌，遍体划毛；1956年广州东山三育路墓葬出土的东汉陶俑座灯，高28.5厘米，泥质灰陶，俑为高鼻深目，口微张，上下划须，身躯肥硕，肌肉发达，裸体，遍身划毛，头上缠巾托灯，双足上曲作箕踞蹲坐状，双臂置于膝上；1984年顺德县陈村西淋山墓葬出土的东汉陶俑座灯，高24.5厘米，俑高鼻贯耳，遍体划毛，裸体坐姿，头顶灯盘；1988年在三水县金本竹丝岗墓葬出土的陶俑座灯，高18.5厘米，俑头顶灯盘，为异域人形象，裸体，遍体刻划毛发（同上书，第35—36页）。
汉代异域人入华已经引起社会的注意，杨孚的《异物志》提到一种“瓮人”，说他们“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卑，强勤力”。这种瓮人与我们上面所述陶俑在形象上有区别，从杨孚的描述来看，很像印度的达罗毗荼人或东非人。他们应当也是在中国被番商出卖的奴隶。
入华番商诸人起初因等候季风、仓储货品或其他原因，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市的某些区域暂住。后来有些番客久居不归，开始在这些港口建立居处。至唐代，已经有不少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真腊、诃陵等国番客留居广州，所以宋人说广州汉人“与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贾杂居”（《岭南名胜记》卷5，章望之《重修南海神庙碑》)，有些外国人留居数十年不归。
这种外国人居住区被称为蕃坊。“蕃坊”这个名称初见于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年)房千里所著之《投荒杂录》，其文曰：“顷年在广州蕃坊时，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甘香而腥臭自若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40）唐代广州蕃坊的位置在今光塔路一带。
根据唐律，“诸化外人同类自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处。”（《唐律疏议》卷6，《名例》6《化外人相犯》）唐政府在外国人集中的地方设立蕃长，以外国人任之，处理民事纠纷，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蕃长”的名称最早为唐元和间(806—820年)李肇提及，他说南海番舶每岁至安南、广州贸易，有蕃长主领。广州外国人聚居区蕃长之设一直沿续到宋代，“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报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中袍履笏如华人”（朱彧：《萍洲可谈》卷2）。同时蕃长也负责招请番商贸易的工作。
对客死蕃坊的番客遗产，唐朝广州官府代为管理三个月，以等待其亲属认领。三个月过后无人认领，便充为官物。但三个月时间对于远在他乡的番客亲属是远远不够的。大约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在时间上有所宽限。还有些番客久居蕃坊，与当地中国百姓嫁娶相通（《旧唐书·卢钧传》），在中国落地生根。
至唐末，广州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外国人占据城中居民的相当大比例，其绝对数量已经发展到极其惊人的程度。据大食地理学家记载，当时那里有番人12万人，又说有20万人（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页；并见同书第140页中译者所引麻素迪之《黄金草原》的记载）。黄巢起义军攻入广州后，曾杀外国人数万，但海外贸易的发展和中外往来的密切，使蕃坊很快恢复起来。宋代广州仍然保持着许多外番人。1206年成书的《南海百咏》中有诗一首，作者方信儒提到了广州的“蕃人冢”，说在广州“城西十里”，有蕃人冢“累累数千”。可见蕃坊中的人口不少，在这里生活了许多世代。他们“鲸波仅免葬吞船”，“千金虽在此生休”，都是涉海而来的番商，多数是西亚来的穆斯林，“目断苍茫三万里”，所以埋葬时“皆南首西向”，即头南脚北，面向西方，以示归向圣地麦加的方向。
（三）朝贡与市舶
在古代中外贸易中，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朝贡。所谓“朝贡”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官方易货贸易。古代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水平明显地超过周围国家，四邻的统治者和人民都喜爱中国货。各国的上层统治者，甚至一些私商为了获得中国的优良产品，经常借助朝贡这种形式向中国出口当地土产，如珠、象牙、犀角、宝石等奇珍异宝，借以得到索取中国货品的权利。而中国统治者为显示自己的强大，对朝贡者多施以丰厚的回赐。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为控制财政支出，历代朝廷对朝贡贸易的对象有严格的限制，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来朝贡。唐代海商朝贡的具体程序是这样：番使至港，先“籍其名物”，即对商品登记造册，然后“择首领一个，左右二人入朝。所朝之物，先上其数于鸿胪”（《新唐书·百官志》），再由朝廷根据贡品价值厚赐贡国，优待番使。
为适应海外贸易的变化，唐显庆六年（661年）或稍前，开始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之职，隶属朝廷，其职能是掌番货、海舶贸易之事。这是中国规范海外贸易和海关税收制度之始。市舶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朝贡贸易萎缩。市舶制度的核心是禁榷制度，即专卖制度，政府征抽“舶脚”，收取“上供”，以充内庭，增加国家收入。
所谓“舶脚”，大约就是韩愈所提到的“蕃舶之至”所应纳之泊步“下碇之税”（《昌黎先生集》卷33，《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禁榷即从进口商品中征买专卖货物，利用官家垄断价格获取高利。专卖商品一般征买3/10。唐政府懂得减轻税率对保护番商积极性的重要性。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政府宣布对番商“任其交往通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以鼓励外商经营，同时还采取“常加存问”，以示“绥怀”(《全唐文》卷75，大和八年《疾愈德音》)的政策。
赵宋立国之始，便继承唐制，设置“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宋代曾设市舶司达七处之多，有的还有下级机构市舶务或市舶坊，形成两级管理体制。在岭南的市舶机构中，仍以设在广州的最为重要。《萍洲可谈》提到，北宋崇宁（1102—1106年）初年“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直至南宋初年，广州的市舶收入仍然“倍于他路”（《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十四）。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宋高宗曾向臣下了解当时市舶收入，得知抽解与和买两项收入总数达到200万缗。(《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六)
南宋建立后，由于边患紧张，疆土日蹙，国库匮乏。为筹集资金，南宋政权格外重视海外贸易，对征收市舶税寄予厚望。宋高宗曾经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南宋时代海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
3.航海术的进步
从2世纪末东汉灭亡，到13世纪70年代元统一以前的约1200年中，中国历史上数次出现分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陆路东西交往受阻，海外诸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而持续地上升，中国与波斯湾和地中海周围地区的交通越来越倚重于海路。航海术正是在这些时期有了巨大的进步。
（一）导航术
唐宋时代的中国导航术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除了过去传统的航海导航术，如海外地理学、地文定位、天文测星、船舶操纵技术等继续发展以外，以量天尺为测星工具的大洋天文定位术和全天候的磁罗盘导航的使用，是这一时期中国导航术发展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国航海得以发展、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通过指南针可以测定航向，观星术则可确定船在海中的纬度，两者配合使用可确定船在海中的位置。
（1）唯望日月星宿而进
天文导航的产生先于指南针导航。在指南针航术发明后，天文导航仍然是远洋航行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两者相辅使用。
东亚大陆的海岸线基本上是南北向的，这一地理条件使古代东亚航海的天文导航相对较为容易。当中国海船启航时，无论是采用沿海航行法还是近海航行法，都是大体沿南北向航行，天文导航的主要依靠对象是北极星。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外篇》提到：“夫群逆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返。”就是说，航海不观测北极星是无法返回的。
当海船进入东南亚、印度洋后，地理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海岸线变得极为曲折：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间隔着暹罗湾，马来半岛与印度之间隔着孟加拉湾，印度与东非之间则是阿拉伯海。光靠北极星已经无法导航。从先秦时代起，东南亚、印度洋航海的传统方法是沿东南亚、南亚大陆的曲折海岸线而行。这种航行法虽然较安全，但绕道而行，航期很长。
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海船脱离陆地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开始尝试穿越大洋的航行。在远离海岸的情况下，传统的陆标定位术已经不起作用，需要一种新的从已知船位推算未知船位的航迹推算术。天文导航术的历史就是朝满足这种需求方向发展。晋代法显曾经陆路赴印度、斯里兰卡，然后取海路返回。他在自己的游记中写道：“大海弥漫无边，不知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说明他所乘坐的海舶是从斯里兰卡直接向东航往苏门答腊。这就是说，在南朝时期，印度洋海船已经掌握了印度洋天文定位的技术，这是航海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
唐代天文定位术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利用仰测两地北极星的高度差来确定南北距离变化的大地测量术上。唐开元年间，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俗名张遂，673—727年），曾率领南宫说等人，对唐朝的疆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一行创造了一种简便的仪器“复矩”，来测量北极星距离地平的高度，即所谓“以复矩斜视北极出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相当于129.22公里），而极差一度”（《新唐书·天文志》）。这与现代天文大地测量值111.2公里虽有一定距离，但已经具有航海的实用性。
1973年在福建泉州市后渚出土的宋代海船舵尾仓（第13仓），即舟师所居仓中，发现一把竹尺，残长20.7厘米，宽2.3厘米，尺内一半分五格，每格长2.6厘米。未分格的部分，可能是手持时用。这应当就是一把“量天尺”，即测量“星高”的尺。使用时伸臂竖握此尺，使其下端与水天线相切，以观测天体的视线与此尺相交的寸、分读数为测天之高度。这种尺使用捷便，如用以测量北极星，可依照测高读数，判别海船所在地理纬度。
（2）指南浮针
天文导航术的关键在于观察日月和测定星高，其目的是确定船的纬度和方向。但天文导航受天气影响大，阴雨天无法观天，无从根据日月方向和星高来判明船所处位置，从而限制了其使用范围。指南针的使用使导航不再受制于气候，是世界航海史上一项重大的发明。
指南针最初是为确定朝向风水而发明，至迟于11世纪初已经问世。现知最早提到指南针的是成于1041年的相墓著作《茔原总录》，书中提到，欲定东西南北，必须让磁针指丙午之间的方位，则午向为正南。这说明当时已经发现了磁偏角为南偏东7.5度。磁偏角不可能在应用指南针之初发现，这反映出指南针的发明应在此之前很久。
据成书于1088—1095年间的《梦溪笔谈》记载，安置指南针的方法有4种：（1）把磁针横穿于灯芯草之上，浮置水面；（2）置磁针于指甲上；（3）置磁针于碗唇上；（4）以丝线系磁针腰部，使平悬于无风处。1044年泉州曾公亮(999—1078年)在其主编的《武经总要》中还记载了一种指南鱼，是用薄铁片剪成鱼形，将其磁化后成为指南鱼，浮置水面即可指示南北。南宋时陈元靓在《事林广记》卷10中又记载了另一种木刻指南鱼，其制法是以木刻成鱼形，中开一窍，置入磁石，浮置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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