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八年（1410年），遐旺遣使随张谦一同入明表示感谢。次年，明成祖再派张谦出使孛泥，颁赐大量丝绸。永乐十年（1412年）秋孛泥王遐旺偕其母再入明来朝，明政府置之于会同馆，明成祖于奉天门设宴欢迎，并厚赐遐旺及其随行人员。遐旺及其母在京师留居数月之久，于次年初回国。
孛泥王墓在南京的准确位置文献记载语焉不详，随着岁月的流逝其遗迹何在已经不清楚。民国时曾有人在石子岗地区寻找，但无收获。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终于在1958年于南京雨花区铁心乡东向花村西的乌龟山南麓安德门西南3公里处发现了孛泥王墓。此墓原有墓冢、神道石刻、祀祠等建筑，至今墓冢、神道石刻7种15件及祀祠柱础仍存，是古代中国与文莱人民友好交往的象征。江苏省、南京市政府将孛泥王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德州苏禄东王墓
苏禄即今菲律宾南部苏禄海西缘之苏禄群岛。元代苏禄强盛一时，曾领有邻近之地，包括孛泥。13世纪末爪哇满者伯夷王朝兴起后，孛泥转属满者伯夷。明初苏禄出兵侵入孛泥，因满者伯夷王朝发兵来救，苏禄方退兵。
成祖即位后派郑和出使海外，曾有分舰队驶抵苏禄，明朝声威大增。永乐十五年（1417年）其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喇、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妃叭都葛巴剌卜一起率其家属、各级头目共340余人浮海入明朝贡，到北京向明成祖进献金镂表文和各种珍宝。明廷按接待满剌加王的规格礼遇之，成祖下诏封三王为国王，分别授予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随从诸人也有赐赏。苏禄的三位国王在北京居住了27日后动身返国。成祖在他们离京之前又赐以大量珍宝、丝绸。
苏禄诸王一行沿大运河南下。当行至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哈喇生病卒于客馆。消息传至北京，成祖派员致祭，将东王厚葬于德州，在墓旁立碑志念。明政府留东王妃妾及随从10人守墓三年，其余苏禄各王归国。成祖还命使臣赴苏禄，向巴都葛叭哈喇之子都马含诏告，表彰了其父东王仰慕中国，躬率家属陪臣远涉海道万里来朝的壮举。告以东王在中国受王封和赐赏之事，以及东王在归途中病逝安葬的情况。成祖命都马含继承苏禄国东王之位。
永乐十九年（1421年），东王之母遣前东王兄弟叭都加苏里来朝贡。二十一年（1423年），东王妃守墓期满归国，明政府在她临行前厚赐之。王妃归国时，留下一些人员继续为东王守墓。苏禄东王墓至今尚存于德州，而东王妃留下守墓的苏禄人世世代代定居于中国，在德州繁衍成村落。东王访问明朝的故事也在他们中间世代流传，成为中菲友谊的一段佳话。
（三）四夷馆与会同馆
外语教授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民间学习外语的风气是从学习佛经开始的，从南北朝至唐，梵文教育在外国语学习中的地位最为重要。明人曾形象地描述道：“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非以通华夷之情也。”（《大学衍义补》卷145）也就是说，学习梵文主要是在民间进行。
官办的语言学校是元代开始出现的。蒙古人建立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后，外语成了这个庞大国家内保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当时最为重要的汉语以外的语言是蒙古语、波斯语和畏兀儿语。元政府的重要机关都置有专职翻译，以备译写文书之需。元世祖忽必烈还设立了“回回国字学”和蒙古字学，属翰林院。
明成祖即位后深感番语人才的缺乏，遂于明永乐五年（1407年）创设四夷馆，即语言学校。四夷馆开馆时共包括8馆，即8个专业：回回、鞑靼、女真、西番、西天、百夷、高昌和缅甸。《明实录》记其成立云：“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乃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38人录隶属翰林院，学译书。学生的待遇是“人月给米一石”。学成后“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太宗实录》卷48）。其具体办法是，学生享受举人待遇，学成后命“就礼部试，则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初通番语，通过礼部考试者便可名列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另外还在懂外语的人中“择俊民，俾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盖重其选也”（《大学衍义补》卷145）。四夷馆开馆时教授四夷语言的教师的来历尚不清楚。从习者从国子监生中选出，多为汉人。
从上述8种语言看，四夷馆可以说是一所亚洲语言学校。初设时的语种多与明朝的陆上邻国和邻族有关。早期四夷馆中与海路有关的只有“西天”和“缅甸”两馆。明承元制，以回回文，即波斯文为主要对外交际语言。但实际上东南亚诸国通波斯文的并不多，尤其是那些不信奉佛教的国家，回回文更行不通。弘治十年（1497年），暹罗遣使入贡，四夷馆无人懂泰语，阁臣徐溥等建议，由广东布政司访取谙通彼国文字者赴京备用（《孝宗弘治实录》卷129）。正德年间，四夷馆中的“回回馆”向明政府报告，“暹海中诸国如占城、暹罗等处进贡来文”一直由“回回馆”代译，“但各国言语文字与回回不同”，“回回馆”根本无力解决此问题，一直是由随团的通事口译，再写成文。而朝廷的敕文、回赐清单也由“回回馆”“用回回字”写就。正德年暹罗王进呈的“金叶表文无人识认”。过去“八百馆”教师缺员时，明政府曾采取把八百使臣蓝者歌留下来任教的办法培养教师。“回回馆”建议明政府采用这个办法，在暹罗国使团内选留若干人，并从原四夷馆职员子弟中选拔一些为学生，待这些学生学成后再令暹罗教师归国。此议得到政府的同意（《四夷馆考》卷下，东方学会刊印本，第20—21页）。
万历五年（1577年）明政府聘请通事握文源和暹国使臣握闷辣、握文贴、握文铁等人入四夷馆，教授泰文（《神宗万历实录》卷81）。次年张居正建议在四夷馆中增设“暹罗馆”，招收马应坤等12人为学员。明吕维祺曾列出“暹罗馆”的教师名单，排在最前面的几位教师就是握闷辣等4人（《四译馆则》卷7，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刊印本，昭和二年十二月（1928年初））。
明朝政府的涉外机构除了语言学校四夷馆以外，还有专门接待政府宾客的会同馆，这里的人员也要求掌握番语。四夷馆和会同馆都编撰了让学生学习语言的教材，这些教材合起来被称为《华夷译语》。据现在留下来的资料看，会同馆设有“朝鲜馆”、“琉球馆”、“日本馆”、“安南馆”、“暹罗馆”、“鞑靼馆”、“畏兀儿馆”和“满剌加馆”等8馆（火原洁译，第伯符辑《华夷译语》，台湾哇庭出版社有限公司）。可见会同馆中教授的番语与四夷馆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会同馆内与海外交往最为密切的是“琉球馆”、“日本馆”、“暹罗馆”和“满剌加馆”。
《华夷译语》很早就流传到海外。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有艾约瑟（J.Edkins）携去的6种明刻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有明抄本，柏林图书馆藏有夏德（F.Hirth）收集的24册明抄本，日本东洋文库则收有8种明抄本（《国外对〈华夷译语〉的收藏和研究——兼评西田龙雄的〈华夷译语研究丛书〉》，载《外国研究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华夷译语》是一种以汉字注四夷语音的分类辞书。有四夷馆本和会同馆本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是各自独立编成的。四夷馆本的基本格式是：先写番语词，再写汉译，最后是汉语音译。番语的拼写与汉字注音之间有时存在差异，表明汉字注音不是逐个字母转写，而是按读音译写。会同馆本则只有汉字音写和汉文译义，没有番语原文。四夷馆本与会同馆本的分类不尽相同，两者的分类大致为“天文”、“地理”、“时令”、“饮食”、“人事”、“珍宝”等门类。
《华夷译语》中的《满剌加国译语》编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所谓“满剌加国”语即马来语，是今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近2亿人口的共同交际语。所以《满剌加国译语》实际上是马来语—汉语分类字典，共收有482个词。这部词典从时间上来讲仅晚于皮加费塔（Pigafetta）于1521年编辑的世界上第一部马来语字典，所以是世界上第二部马来语词典。《华夷译语》中的《暹罗馆译语》当成书于16世纪末。四夷馆和会同馆是明代培养翻译人才的摇篮，在我国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入华的伊斯兰世俗文化
文化有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之分。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与《古兰经》、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而其世俗文化的含义则要广泛得多，包括穆斯林语言文字学、史学、哲学、阴阳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地理舆图、工程技术等。穆斯林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并发展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个过程经历了元、明、清三代。
伊斯兰教像佛教一样，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是由外来移民带入的外来宗教，其经典均非汉文，而是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成。就像虔诚的佛学家孜孜不倦地研习梵文，为求真经不远万里前往印度一样，由外来移民后裔为主体形成的回族和其他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为了世代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穆斯林语言文字的教育学习。我国伊斯兰学界素有明末陕西胡登州创办经堂教育之说（参见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载《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4期；并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的穆斯林语言文字之学兴起于元代，明代胡登州的经堂教育应该是元代和明初官办穆斯林语文教育的继承和发展。目前有关中国古代穆斯林语文教育的材料主要是有关波斯文的，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入华的穆斯林移民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操波斯语或受波斯文化影响的民族相一致。
（一）回回语文学
元代区别于中国其他朝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其文化上的多元性。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征服，中原汉地与波斯之间的关系空前地密切起来了。元代蒙古国中通行汉文、蒙古文和回回文三种文字。
元政府的许多机关里都设有波斯语翻译。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是培养翻译的主要场所。元代教习波斯语用的教材今已不存，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元末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说：“回回字，其母凡二十有九。横行而写，自前向后，复归于前”。这是说回回字从左向右横写，一行写完再另起一行。陶宗仪在书中还录写了他所提到的回回字的29个字母。这29个字母中有28个都是阿拉伯文字母。陶宗仪录写的这份回回字母表，应与回回国子学或回回国子监里所使用的教材有关。
元代回回国子学内除了教习波斯文之外，还教习一种被称为“亦思替非”的文字。这种文字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在汉地已经很少有人掌握了。关于“亦思替非文字”，《通制条格》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至元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总制院使桑哥、帖木儿左丞等奏：‘前者麦木〔术〕丁说有来：亦思替非文书学的人少有。这里一两个人好生理会得有，我则少些理会得。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教学呵，怎生？道有来。’么道。奏呵。‘麦木〔术〕丁根底说者，交教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通制条格》，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这位提议教习“亦思替非文字”的麦术丁，就是在王恽《中堂事记》提到的“以木笔挑书普速蛮字”的回回译史麦术丁。麦术丁对总制院使桑哥、帖木儿左丞等人提出：当时社会上学习亦思替非文字的人极少，麦术丁手下只有一两个人会这种文字，而他本人只是稍通。麦术丁担心下一辈人将不再懂得亦思替非文字，遂要求政府设置官学，教授这种文字。世祖同意了麦术丁的请求，要他负责这项工作。根据《元史·百官志》记载，两年以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尚书省向元世祖提出，翰林院益福哈鲁丁通亦思替非文字，要求授之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进行教习。这一建议再次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
亦思替非文字的波斯原字是istafa，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指“财产税务的核算管理”，中古时期多数穆斯林国家执掌财税的部门称为“亦思替非部”。“亦思替非”的另一个意义是指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有特定的书写规则，政府有关财务的文件、清算单据等都以这种文字写成。回回人在元政府财税部门内握有大权，他们的部分财务文件便是用这种符号写成的，这就是为什么要选回回学者教授这种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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