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也是中国生丝和丝绸输出的重要市场。美国独立后，与中国的丝绸贸易逐渐发展。在有些年份，输往美国的生丝和丝绸还大大超过清代中期以后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英国。如在1832年，英商购买的中国丝绸约5万余匹，而美国商人则在广州采购了21万余匹。
（2）陶瓷
尽管中国丝绸在东南亚销量有所增加，但并不意味着当地普通百姓都能消费中国丝绸。例如在琉球市场对中国瓷器、铁釜的需求量超过丝绸（《明史·琉球传》），华商到菲律宾，“所携仅瓷器锅釜之类”（《明史·沙瑶、呐哗晖传》），文郎、马神等地“与华人市，渐用瓷器，尤好瓷瓮，画龙其外”（《明史·文郎马神传》)。考古学家对东非出土的明清瓷器作过研究，认为明清时代中国—东非陶瓷贸易可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明中后期和清初期。从发现的数量看，东非发现的属于明初的瓷器数量较多，明中后期的最多，而清初期的逐渐减少。东非明初时期的瓷器应与郑和航海有关。明永乐至宣德年间，中国官方船队多次到东非，进行大规模贸易，这一时期私家海商贩运中国瓷器到东非的应当也不在少数。中国瓷器运到东非沿海港口后，经过分销商人辗转贩往东非各地。
明中期以后，满剌加海峡先后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所控制，中国海商前往波斯湾、东非的逐渐减少。在东南亚活动的印度、回回商人成为向世界各地转运中国瓷器的主要中介商。1512—1515年葡萄牙人皮瑞斯在满剌加曾看到当地有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东非基尔瓦、麻林地、木骨都束、慢八撒等地的商人在采购大量商品。1511年皮瑞斯在印度的坎贝看见来自开罗、阿丹（亚丁）的商人在那里采购坎贝当地土产和来自满剌加的商品，然后转运至东非、阿拉伯各地。东非发现的明中期瓷器中相当一部分应当是通过这种途径输出的。
欧洲人在亚洲立足以后，很快发现这个有利可图的亚非商业贸易网络，并迅速加入进去。1602年荷兰人掠获葡萄牙人的商船“圣亚哥”号，内装28包瓷盘，14包瓷碗。1604年荷兰人在大泥（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俘获葡萄牙船“加迭里纳”号，内装万历彩瓷60吨约10万件。这些被俘获的葡萄牙船只不过是当时穿梭于远东和欧洲之间的葡萄牙商船队中很小一部分。葡萄牙贩运中国瓷器的主要目的地是欧洲。同时葡萄牙人在东非也有许多据点，如麻林地、慢八撒、基尔瓦和莫桑比克等。这些都是葡萄牙商船从亚洲返回欧洲时所经常停靠的地方，葡萄牙人通过这些地区把中国瓷器销往非洲内地。
葡萄牙人贩运的瓷器除了购自中国以外，还有相当部分购自东南亚和南亚。1563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弗里特里克访问了孟买以南不远的乔尔港，发现港内存有大量瓷器和其他商品，瓷品的目的港是东非。与印度的卡提阿瓦半岛相对的第乌岛是葡萄牙人的据点，这里的商人常去阿拉伯半岛的麦加、阿丹（亚丁）和东非的木骨都束、麻林地、卜剌哇、慢八撒等地贸易，贩卖从中国和满剌加运来的瓷器。
荷兰人也参与东西瓷器贸易，但主要不是直接贩往东非，而是以阿拉伯半岛的木哈为据点，由此向东非运销。如1614年荷兰船到木哈以后，就有来自东非莫桑比克、麻林地等地的商船与之交易。木哈是一个相当大的瓷器转运口岸。1643年荷兰人从印度贩运来的瓷器达近11万件，1645年达约20万件（参见孟凡人、马文宽：《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唐宋以来，大量中国瓷器输往西亚，通过穆斯林商贾之手贩往地中海周围各地，奥斯曼帝国王室是中国瓷器的最热心收求者。同时也有许多中国瓷器流入欧洲。中世纪以来，中国瓷器一直受到欧洲人的珍爱，其热情至今不减。表现中国瓷器最为突出的是一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名画家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的作品《群神宴》，现藏美国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画面中央盛水果和汤的大钵都是地道的明青花瓷器。其中一件满盛鲜果，置于众神面前，另外两大瓷钵分别由一位仙人头顶和一位仙女手持。据专家考证，这三只瓷钵的形制与纹样都明显为明宣德、成化间风格。此画作于1514年，画中的这类瓷器应于地理大发现之前已经运到欧洲（朱龙华：《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载《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82—283页）。
现代欧洲许多语言把瓷器称porcelan，这个词源于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东来之初在东印度发现一种贝壳，色泽洁白，形状优美，称为porzella，意为“小猪”。后来葡萄牙人在中国发现质地、色泽与这种贝壳相似的瓷器，遂称为porcellan。这个词后来为欧洲各种语言所采用。1435年德国黑森家族卡泽尼博根公爵藏有一只明代中期的青瓷碗，珍如拱璧，镶以银座，数百年来为该家族世袭传品。
社会上热爱中国瓷器的风气和瓷器高昂的身价推动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1540年威尼斯人试制了一种“梅狄基”（Medici）瓷器，虽与中国瓷相似，但器形粗糙，色泽发黄。一个世纪以后，这种制瓷技术传到荷兰，产出的瓷器称为“德勒夫特”（Delft）瓷，后来又传到法国和德国。在法国最受欢迎的中国瓷器是白底绘有人物花鸟的彩瓷。18世纪时，瓷器在法国社会上已经相当普及。最终发现制瓷技术秘密的是德国人波特格尔（Jahann Friedrich Boettger）等人。波特格尔是一位炼金术士，他在撒克森国王奥古斯都的支持下，得到一间实验室，于1708年制成红色瓷器。1710年波特格尔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迈森设立作坊，用高岭土为原料，用高温制成硬瓷。这是欧洲制瓷业的正式开始。早期的欧洲瓷器从器形到纹饰都模仿中国瓷器，但手法却有明显的欧洲风格（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交流》，载《中外文化交流史》）。
（3）中国工艺品和艺术传入欧洲
随着殖民者在东方的活动，中国的各种工艺品也传到欧洲。1698年第一艘法国船“昂菲德里特”号来华，1701年它第二次东行。两次远航从中国运去大量包括漆器在内的工艺品，中国精美的漆器受到欧洲人的普遍喜爱，法语因之把漆器称为“昂菲德里特”（Amphrityite）。一时间穿丝绸衣服、摆设中国瓷器和漆器成为法国流行的风尚。不久欧洲人便开始仿制漆器。17世纪法国已经能够仿制相当精致的漆器。法国名嫒彭巴杜尔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是著名的漆器爱好者。1752年她为蓓拉孚宫定购了大批漆器画。法国马丹（Martin）家族以制造漆器闻名于全欧洲。伏尔泰曾写诗赞美他们的漆器，说“马丹兄弟的漆柜超过了中国的艺术”。18世纪中叶以后，爱好漆器的风尚也传入德国。德国艺术家施托帕瓦塞尔（Jahann Heirieh Stobwasser）开始出售漆器，上面绘制中国的人物和风景。他在不伦瑞克成立了一家漆器厂，生产上漆的鼻烟壶。
中国的轿子于17世纪首次传入欧洲。欧洲王公从中国学得按轿子的颜色和形制区分等级的制度。1727年维也纳出现首次按等级轿列出巡大典，德国皇帝乘坐特别华丽的轿子走在前列，后面是宫廷和枢密院的轿子鱼贯而行。高级贵族、官吏乘轿的风气在德、奥两国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同上）。
园林艺术也是对欧洲影响最大的中国艺术之一。法国传教士王致诚（Attiret）于1743年致函巴黎友人，描绘了中国北京的圆明园，指出其风格在于人工开凿的河流不是对称的安排，而是如同流过田野一样自然，河岸饰有一些假山，迂回有致，花枝从石缝中生长出来。18世纪法国社会对路易十四时代刻板的匀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已经感到厌倦，中国园林的建筑风格引起欧洲园林建筑家们极大的兴趣。1744年中国画家唐岱、沈源所绘的绢本着色“圆明园四十景图”的副本，后来由王致诚寄到法国。法国的一些贵族刻意模仿中国园林，在私人花园内营造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宝塔假山，甚至移种圆明园的花卉（张芝联：《中法文化交流》，载《中外文化交流史》）。
（二）白银的输入
明代中前期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大致以中国的金银、铜钱、铅锡、陶瓷和杂缯交换海外的香料和珍奇。金银在朝贡与赏赐中互有出入，出入超的差额不会太大。欧洲人东来之初，其本国产品在远东缺乏竞争力。西属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使欧洲殖民商人在远东采购时能用白银支付。葡萄牙人从欧洲运到远东的西班牙银币大部分用于支付在澳门采购的中国丝绸货款，然后贩往日本牟利。据估计，在澳门与日本贸易繁荣的1569—1636年间，葡萄牙人支付给中国的丝货款和船税合计达3350万西班牙元（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17世纪前期荷兰人在台湾及南洋各地采购中国丝绸时也用银币支付，然后贩往日本。
据估计，从16世纪80年代到明末的半个多世纪中，每年由西属美洲输往马尼拉的西班牙银元约在300万至500万之间，其中1597年高达1200万元。这些银元的绝大多数用来购买中国丝货。明代张燮说：“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也无几。”（《东西洋考》卷7，第132页）这样造成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中长期巨额出超，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据估计，明末以前仅从吕宋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7500万元以上（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张燮还描述了从吕宋输入的银钱：大者7钱5分，夷名“黄币峙”；次3钱6分，夷名“突唇”；又次1钱8分，名“罗料厘”；小者9分，名“黄料厘”（《东西洋考》卷5，第94页）。
而大致同一时期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额更在此之上。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有不同的渠道，但都与丝绸贸易有关。17世纪前期日本商人控制了日本丝货市场的一半，他们支付的丝款通过华商之手进入中国。此外葡萄牙人从澳门贩运中国丝绸到日本，据估计年销售额可达235万两白银（合329万西班牙元）。葡萄牙商人把赚得的钱运回澳门再采购中国丝绸。仅1569—1636年间，经葡萄牙商人之手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就达2亿余西班牙元。此外荷兰商人也以台湾为基地积极参与对日本的丝绸贸易，他们在日本赚的钱也间接地以丝绸货款的形式流入中国大陆。据日本学者估算，明朝后半期从日本流出的白银总数达2.5 亿元以上，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而明末从欧洲、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的总数，应在3.5亿元以上（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明代白银成为中国国内普遍的交换手段，应与国内白银存量大增有关。
3.耶稣会士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1368年元亡以后，东西陆路交通也随之衰落，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急剧减少。经历一个半世纪以后，葡萄牙人东来时，中国和欧洲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治中国的蒙元王朝被推翻，欧洲则因为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中国与欧洲的联系变得更为频繁。当时罗马教廷为了扩大教会势力，派出了一批又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许多耶稣会士认真学习中国文化，同时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这些交往揭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一）利玛窦与徐光启
来华耶稣会士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生于1552年，是意大利马塞拉塔（Macerata）城人，来华前曾在印度留居，1583年来到广东肇庆。在利玛窦之前已经有意大利人罗明坚于1579年抵澳门，在那里学习汉文，1581年入明后，明广东地方政府允许他在肇庆一带传教。利玛窦来华后与罗明坚一起生活了近十年，也学会了中文。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打开了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扇新窗户，并把中国介绍给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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