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一个善良正直、爱好文学的英国青年前往意大利，途中经过巴黎时给一些人送去了他随身携带的介绍信，希望能结识更多朋友。其中有一位带他去参加了著名剧作家的太太——安瑟罗女士——每周二晚上举办的招待朋友的宴会。他四处打量，很快就注意到一位又矮又胖的男士正和几个客人聊得眉飞色舞。这个男人长了一脸的络腮胡，头上戴着假发；一条紧身的紫罗兰色长裤显得身材更加臃肿，他还穿了深绿色的燕尾礼服、淡紫色的马甲，里面是褶边儿的衬衫搭配一条大领巾。这副打扮实在太奇怪了，年轻人忍不住打听此人是谁。同伴报了个名字。他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

    “这人把我们都弄得紧张兮兮，”法国同伴说，“明明是个共和党人，却效力于波拿巴。看现在的情况，他这样口无遮拦地说话真是太危险了。他有那么一段时间地位很高，跟着拿破仑军队参加了俄罗斯战役。估计他现在说的就是那时候发生的事呢。他有一肚子故事，逮着人就要讲。要是你感兴趣，我找机会把你介绍给他吧。”

    机会很快就来了。这个矮胖男人热情地和陌生小伙打了招呼，几轮对话后，小伙问他是否曾去过英国。

    “去过两次。”

    他说起当时和两个朋友住在塔维斯托克酒店，然后窃笑几声，问英国小伙想不想听自己经历的一段奇遇。当时他在伦敦待得无聊透顶，跟男仆抱怨说在这实在找不出什么合意的人可以陪着自己；男仆以为他是想找个女人，便打听到一个在威斯敏斯特路的地址，保证第二天晚上他和他的朋友能尽兴而归。等他们发现威斯敏斯特路原来在一个又穷又破的街区，稍不小心就会被抢劫甚至谋杀的时候，其中一个朋友打起了退堂鼓；而他和另外一人带上手枪和匕首，坐着马车就去了。马车停在一座小屋前，三个肤色苍白的年轻妓女迎上来把他们带进屋。小坐片刻，喝了点茶后，他们在这儿过了一夜。脱衣服前，他还郑重其事地把手枪放在柜子上，把妓女吓了一跳。滑稽的矮胖子生动详细地讲述那一夜的经历，年轻的英国小伙一边听，一边感到万分尴尬。回座后，他告诉同伴，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就非要给自己讲这些事，弄得他浑身不自在。

    “一个字都别信，”他的朋友大笑着说，“谁都知道他根本就硬不起来。”

    年轻人一下脸红了，为了转移话题，说到矮胖男人曾经给《英国评论》写稿。

    “这倒是真的，他写过不少糟糕透顶的文章，还自费出了一两本书，但根本没人读。”

    “你说他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贝尔。亨利·贝尔。他算不上什么人物，又没有天赋。”

    我必须坦白，以上这段情节是我编的，但极有可能真的发生过。它准确地反映出同时代的人是如何看待亨利·贝尔——或者用一个我们现在熟知的名字——司汤达。那年他四十三岁，正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生活的起伏让他阅尽人生百态，这是令很多小说家求之不得的财富。他置身于巨变发生的时代，与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一同奔命，因此得以在有限的条件里最大程度地了解人性。与他出身相似的人中，即使性格再敏锐，眼界再犀利，也不过只能从自身的角度观察，这样看到的人性并不真实，而是一副被扭曲了的面目。

    1783年，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一名律师，在城里颇有财富和地位；母亲是一位名医的女儿，从小富有修养，但她在贝尔七岁时就去世了。我在本文中只能对司汤达的人生简单总结，因为若想详细描述，还得介绍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非要一本书的篇幅不可。况且这本书已经存在了，如果读过《红与黑》后，对作者很感兴趣，又不满足于我的简单总结，那不妨去拜读一下马修·约瑟夫先生在传记《司汤达：对幸福的追求》中生动翔实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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