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在其兄杨荫杭创办的锡金公学就读，学习近代数理知识，是为开男女同校的风气之先。后至苏州景海女学堂读书两年左右，又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直至毕业。1907年江宁学务公所录取她官费留学日本。先入青山女子学院，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毕业回国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1914年，出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一度在上海教书。1924年2月被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被任命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任女师大校长期间，她竭力维护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受到北洋政府的赏识。但她在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并依仗权势打击和排挤进步教师，导致1924年8月在北师大任教的鲁迅也退回了该校的聘书。1925年5月9日，杨荫榆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员。1925年8月，北洋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撤走进驻女师大的武装警察，并批准了她的辞职，免去了她女师大校长的职务。
此后十多年，先后任中央大学区立民众教育院讲师、东吴大学日文兼教育学教授，执教于苏州女师和省立苏州中学。三十年代中期，她还创办了名为“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的私立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苏州，侵华日军要她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她面对侵华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有一天，几个被日军追逐的妇女逃至盘门新桥巷的杨荫榆家时，杨荫榆立即勇敢地站出来用日语同日军交涉，当众斥责日军的暴行，保护了这些中国妇女。凡此种种，刺激了日本侵略军，她成为了日军的眼中钉。1938年1月1日，两名日军以司令部传见为借口，把杨荫榆诱出家门，行至盘门外吴门桥，突然向她开枪，并把她抛入河中，因见她在河中晃动手臂，又开数枪将其射杀。次年，杨荫榆被安葬于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
1901年，杨荫榆遵父母之命，与寓居在无锡的常州籍某蒋姓人家的少爷成亲。当初定亲的时候，其父母“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下同）。在新婚之夜，杨荫榆发现对方竟是个愚蠢无能之辈，和自己没有半点共同语言。而且这位蒋少爷长得也极丑，据杨荫杭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面对这样一桩荒唐的婚姻，性格倔强而有主见的杨荫榆以那个时代大家闺秀所罕有的勇气进行了大胆而彻底的抗争，在当时的无锡城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新婚之夜她撕破了新郎的脸，第二天一早就毅然返回家中。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惧怕，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对杨荫榆这段极为短暂的婚姻，杨绛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我母亲曾说：‘三伯伯（无锡方言：姑母）其实是贤妻良母。’我父亲只说：‘申官（杨荫榆的乳名）如果嫁了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我觉得父亲下面半句话没说出来。她脱离蒋家的时候还很年轻，尽可以再嫁人。可是据我所见，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由于杨荫榆的坚决态度，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终于告吹。而这时的杨荫榆只有18岁。从此以后，杨荫榆终生独居，再也没有结过婚。这桩荒唐的婚姻给了她很大的刺激，对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此后杨荫榆比一般女性更勇敢、自觉、超前，一心投身社会，希望有所作为。
1902年，中国近代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公布，但章程上却未涉及女子教育。在仍然被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维方式支配的中国社会中，女子的教育是不被重视的。但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五口通商，西方的文华开始逐渐侵染中国，到1902年的时候，中国各地纷纷设立教会学校，人们已开始意识到教育的必要，然而吸收的学生大多为上流社会的女子。景海女学堂就是类似的教会学校之一，由美国监理会主办，校址设在苏州市内东南部、薪门附近的天赐庄。这所学校收取的费用很高，杨荫榆依靠兄长的帮助，进入该校学习两年。
之后，她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这个务本女中原本是个私塾。1902年被命名为“务本女子学校”，与蔡元培在同年创办的“爱国女学”并驾齐驱，是一所为社会培养独立的新女性的私立女子学校。与杨荫榆同班的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这个学校有学生150多人，在当时已经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校。1907年5月，杨荫榆毕业，后赴江苏省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并顺利通过，7月启程去往日本。她先入青山女子学院，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6年后的1913年，杨荫榆从日本毕业归国。
归国时的杨荫榆，日语水平很高，对日本的礼仪也极熟悉。毕业之际，她因成绩优秀受到校方嘉奖，奖品是一对不知是金的还是铜的别针。
1907年1月24日，即杨荫榆赴日本留学5个月前，清政府公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至此，被忽视长达几千年的女子教育终于建立了制度。当时由于列强侵略中国，一些开明人士认为，要培养优秀人才，改变落后的国家面貌，就必须对所有国民进行教育，几千年来不被重视的女性也不例外。但是当时女子教育的目标却与现代教育的精神背道而驰，清政府建立女学的最大目标是把女性培养成传统的贤良淑德的妻子。与以往的差别是，这些贤妻良母是具有现代知识的贤妻良母，她们不需要专门知识和深厚学问，能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就可以了。
回到国内后，杨荫榆就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1913年，她被聘为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新苏师范前身）教务主任，教生物学课程。1914年，她到了北京，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1918年，教育部首次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她应选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
在这一段教学经历中，她在校内有很高的威信，也得到同学们的拥戴。据许广平回忆：“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杨绛回忆当时杨荫榆赴美留学时她去车站送行的场景：“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
”这一切，正如杨绛所说：“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平生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1924年2月，杨荫榆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高师的校长。同年，女高师改名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杨荫榆是一位称职尽责的教师，但一名尽责称职的教师却未必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校长。虽然杨荫榆在国外受过欧美先进思想的熏陶，但是她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了。在成为女师大的校长之后，她的办学目标仍停留在戊戌变法时期把女子培养成贤妻良母式的人物这一水平上。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国人，尤其是学生，对专制、独裁与黑暗充满了厌恶和唾弃，对自由、民主充满了渴望。年轻学子们就像当年勇于退婚的杨荫榆一样，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充满了战斗的精神，他们勇于挑战权威，不怕压制。杨荫榆把从西方学来的那一套教育理论，不加甄别地运用到中国来，在当时政治黑暗、国家动荡不安的中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留过洋、接受过先进教育思想，又当上校长的杨荫榆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她强调秩序、学风，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女师大遗址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学生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过问政治活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在校务方面，作为女强人的她则免不了独断专行、处事不公。这样就必然激起公愤。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水灾以及江浙战争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进行整顿校风。她在学生回来以后制定了一个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但在处理具体学生时，她对逾期返校的部分学生作出退学处理，而对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学生却手下留情，放过不问。此事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驱杨风潮由此爆发。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去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之名义，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7日，杨荫榆以“国耻纪念日”的名义举行演讲会，她作为主席登台，却被全场学生的嘘声赶走。5月9日，杨荫榆即借校评议会名义，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即令出校，以免害群”。并在给学生家长的信中说：“本校为全国女学师资策源之地，学风品性，尤宜注重。乃近年以来，首都教育，以受政潮影响，青年学子，遂多率意任情之举。习染既深，挽救匪易，本校比以整饬学纪，曾将少数害群分子，除其学籍，用昭惩儆……”杨荫榆宣布开除6名学生学籍后，女师大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颁发致评议会的公开信，同时针锋相对宣布：校方关于开除的牌示“自归无效”。5月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杨荫榆闻讯后，立即逃往女师大附属学校。这时，大家一致推举总干事许广平为代表，拿封条封闭校长办公室；还派人张贴布告，值班把守，不准杨荫榆进入校门。为了争取教员的支持，学生会印发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恳请本校教员维持校务函》，并派人分头谒见各级主任和职员，请他们出面主持正义。5月27日，鲁迅、钱玄同等7人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
7月29日，杨荫榆借口暑假整修宿舍，叫来警察强迫学生搬出学校，被学生拒绝。7月31日，杨荫榆以学校名义向京师警察厅发出公函，请准于8月1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到校。8月1日，杨荫榆率领二十多个职员，在警察的武力支持下进入学校，勒令留在校内的学生即刻离校。杨荫榆宣布：解散大学预科甲乙两部，国文系三年级和教育预科一年级，所有住校学生立即离校。刘和珍、许广平、郑德音等率领学生，坚决反抗。杨荫榆指使警察强行驱逐学生，但他们仍不屈服。各校学生会代表闻讯前来慰问，杨荫榆见此情势立即逃离现场，但是警戒线一直没有解除。8月2日，杨荫榆下令女师大全体职员工友离校，在太平湖饭店和首善公寓集合，致使学校处于瘫痪状态，甚至厨房断炊，学生只得靠各校支援来的食品充饥。8月3日，杨荫榆在报上发表《致各界声明书》，把女师大发生纠纷的责任推到学生身上。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杨荫榆只有辞职一条路可走了，于是她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并在8月4日的《晨报》上发表了辞职感言：“荫榆置身教育界，始终以培植人材恪尽职守为素志，在各校任职先后将近十年，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去年三月，蒙教育部之敦促，承乏斯校。任职以来，对于校务进行，必与诸同人协议熟商，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惟荫榆秉性刚直，不善阿附，有时处理事物，自问过于认真，容有不见谅与人者，但即受国家委以重任，矢志以尽力女子教育为职责。毁之劳怨，所不敢辞，至于个人进退。原属无足轻重，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饰学风计也（按本校近七年来每年皆有风潮）。”8月6日，段祺瑞政府决定停办女师大。8月7日，由鲁迅参加的校务维持会成立，决议：一、拒绝解散令；二、驱逐章、杨；三、请社会上热心教育人士，共起维持。
8月8日，教育总长章士钊批准了杨荫榆的辞职，免去了她女师大校长的职务。教育部的免职公文上列举了杨荫榆的9条罪状：一、以教务会评议会之籍便私图，则废弃各级主任，而滥用员司；二、以学校经费之充饱私囊，则违幸征收，而剥削寒酸；三、硕学宿儒，以弄己而排斥之；四、朽木樗枥，以私谊竟登庸焉；五、学生以爱憎为优劣；六、市恩而代缴学费，利诱学生；七、其尤倒行逆施者，则舞弊营私，破格收生；八、溺职虚应，徒事敷衍；九、头脑冬烘，居心残酷。
杨荫榆的校长生涯惨淡收场，但在她短暂的一生中，还是有许多令人钦佩的情节。除了早年大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终生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之外，杨荫榆的一生还有一个极大的亮点：那就是她晚节可嘉，当目睹周围邻居饱受日军烧杀抢掠之苦时，她不惧日寇淫威，挺身而出，凛然斥敌，最终被日军杀害。
女师大风潮之后，杨荫榆在北京待不下去了，只得回到了家乡苏州执教。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苏州，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面对侵华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杨荫榆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
有一天，几个被日军追逐的妇女，逃至盘门新桥巷的杨荫榆家时，杨荫榆立即勇敢地站出来用日语同日军交涉，当众斥责日军的暴行，保护了这些中国妇女。
1937年底的一天清晨，气候和日寇的统治一样阴冷严酷，苏州古城发生了一件惨无人道的事件。在盘城楼下的河边，一位姑娘刚洗完衣服站起身，突然遭到两个日本兵的强暴和残杀，令人惨不忍睹。手提菜篮的杨荫榆女士恰巧经过这里，目睹此状，浑身上下一阵惊悸，当即晕倒在地。很久很久，她才从昏迷中醒来。这令人发指的血腥奸淫杀掠，使她悲痛万分。
次日，身着黑色大氅，披着满头银丝的杨荫榆，到日本领事馆，要求见日本领事，被拒之门外。杨荫榆用流利的日语说明来由，把门的日本兵终于被她的身份和气势所慑服，把她领了进去。杨荫榆一见到领事，便义正词严地谴责日寇的胡作非为，指责他们强盗行径，并要日方严惩杀人凶手。在她义正词严的抗议下，日本领事答应严惩凶犯。临走时，杨荫榆扔下一份连夜赶写的抗议书，凛然离去。回家之后，她天天等待日本人的答复。
杨荫榆绝不会想到，她已成为日寇的眼中钉。狠毒的日寇已悄悄把魔掌向她伸来。1938年1月1日，杨荫榆被两个日本兵骗至盘门外吴门桥，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两个日本兵一个朝杨荫榆扳动了罪恶的枪机，一个把中弹的杨荫榆抛入河中。见杨荫榆在水中晃动手臂挣扎，两个日本兵又连开数枪，将杨荫榆射杀。河水霎时泛起一片殷红。老百姓闻声纷纷赶来，然而，河面上漂浮的，只有杨荫榆常用的一条鹅黄色围巾，以及她常用的一个陈旧竹篮……捞出的尸体无法入殓，杨荫榆家又买不起棺木。她的丧事，是街坊邻里凑钱操办的。次年，杨荫榆被安葬于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对杨荫榆之死是这样记述的：
“日寇髦占苏州，我父母带了两个姑母一同逃到香山暂住。香山沦陷前夕，我母亲病危，两个姑母往别处逃避，就和我父母分手了。我母亲去世后，父亲带着我的姐姐妹妹逃回苏州，两个姑母过些时也回到苏州，各回自己的家。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杨荫榆身为一名弱女子，面对凶残的日本兽兵，能做出这样的壮举，这该需要何等的胆气！故她的这一行为赢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慷慨孤怀，颠危不惑；遑恤身家，惟念邦国，是旧知识分子在国难期间觉醒并为国捐躯的杰出人物！”
争议
杨荫榆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人物，即使鲁迅和他的家人也无法统一意见。
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坚决地站在了进步学生一方，1925年8月10日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同日，该校教员及学生即行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内外一切事务，鲁迅即为该会委员之一。同时，鲁迅还和马裕藻、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7名教师联名在《京报》上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并联络30多名教师为学生义务授课。除此之外，鲁迅还因女师大风潮而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对杨荫榆、章士钊、段祺瑞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给予有力地批判，并和以陈西滢为首的、对女师大风潮中学生们的行动持冷漠态度的“现代评论派”展开了论战。也就是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多次提及杨荫榆，并多次对她的所作所为给予冷嘲热讽。例如：
在作于1925年5月21日夜、发表于6月1日《语丝》周刊第29期上的《“碰壁”之后》一文中，鲁迅将杨荫榆与学生的关系比喻为婆婆与童养媳关系，指出“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在作于同年8月6日、发表于8月10日《京报副刊》上的《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一文中，鲁迅将杨荫榆比作“上海洋场上逼勒良家妇女的恶虔婆”，对“杨氏的诬妄”进行了指责，指出“诬蔑是她的教育法的根源”。
在作于同年11月23日、发表于12月20日《京报》附刊《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上的《寡妇主义》一文中更是讥讽杨荫榆为“‘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并针对其早年的婚姻经历这样写道：“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所以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拜领一张纸，以证明自己在这里被多年陶冶之余，已经失了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会上传布此道去了。”此外，鲁迅还在作于1925年5月30日后发表于6月1日《京报副刊》上的《并非闲话（一）》、作于6月5日后发表于6月7日《京报副刊》上的《咬文嚼字（三）》、作于12月9日后发表于1926年1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上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作于1925年12月18日后发表于同年12月24日《国民新报？副刊》上的《“公理”的把戏》、作于1926年2月1日后发表于2月8日《语丝》周刊第65期上的《不是信》等文章中多次提及杨荫榆，并对之进行了或明或暗的讥讽。
而《鲁迅全集？华盖集？碰壁之余》、《鲁迅全集？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文后的注释更是给杨荫榆作了这样定性：“她依附北洋军阀，肆意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以这么说，杨荫榆之所以能够出名不是因为她早年大胆而决绝的抗婚之举，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出类拔萃的知识女性、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而是因为女师大风潮——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她在风潮中的所作所为遭到了鲁迅的多次讥讽嘲骂。如果不是鲁迅在因女师大风潮而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多次提及“杨荫榆”这个名字，如果没有《鲁迅全集》中那些关于女师大风潮和杨荫榆的注释，现在恐怕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中国近现代史上曾有过一位名叫“杨荫榆”的女大学校长的。
女作家苏雪林曾经不满地说：“她（杨荫榆）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鲁迅）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女师大事件中也写了不少文章，但他总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章士钊，对准帮闲官员刘百昭和教授陈西滢。就是到了非批杨荫榆不可的时候，也是有所保留，许多时候都是以章士钊为主打，将杨荫榆排在其后。
周作人在《女师大的学风》中，对杨荫榆多有批评，但这种批评显得很冷静，比如他说：“女师大的风潮早已发生，杨先生却不适当解决，始终以为少数人的行动，想用釜底抽薪的旧方法使风潮消灭于无形，这第一步就走错了。其结果当然是自此更为多事，反对者更激愤而直接行动。”这些话的口气是中性的，随后他这样说：“女师大既有此种趋势，无论实在的原因何在，校长不能不负其责，即不能适当地解决风潮而反使学风变坏之责任，当及时引退。”“杨先生因解决自身进退问题不得法而反引起有害教育前途的现象，不能不说是很可惜的错误。为学校计，为学风计，为校长计，我愿对于杨先生上劝退之表，不知能及时容纳否？”这里的话没有多少批判的意思，反而增加了不少的同情之心。周作人还再三强调自己与杨荫榆的进退“毫无利害关系，本无干预之必要”等等。也就是说他与杨荫榆丝毫也没有个人的恩怨，他完全是站在中间人的立场，因为他自己也是浙江人，并且在女师大任课，并且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话。《勿谈闺阃》一文可能是周作人批杨荫榆最为严厉的文章。杨荫榆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6名学生，用的理由不是品性不良而是反对校长，同时又以宣传品性问题为口实，真是双管齐下把学生搞臭。但周作人批评的主要方面在于“借了道德问题想引起旧社会之恶感以压倒敌人”的做法，他认为“这是极卑劣的行为，若在女子用了这个手段来对付同性，更是言语道断。”周作人最反对用道德杀人，他看到杨荫榆使用道德惩罚学生很是反感，但行文是非常谨慎、节制的。
杨荫榆去世第二年，她的生前好友苏雪林得悉死讯后，写了著名的《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一文。
《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数月前，一位旧同学从桂林来信，告诉我说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已于苏州沦陷时殉死的情况，她没有说明白，因为这消息也不过从苏州逃难出来的朋友口中听来。只说荫榆先生办了一个女子补习学校，苏州危急时，有家的女生都随父母逃走了，还有五六个远方来的学生为了归路已断，只好寄居校中，荫榆先生本可以随其亲属向上海走的，因要保护这几个学生，竟也留下了。“皇军”进城，当然要照例表演他们那一套烧杀淫掳的拿手戏，有数兵闯入杨校，见女生欲行非礼，荫榆先生正言厉色责以大义，敌人恼羞成怒，将她乱刀刺死，所有女生仍不免受了污辱云云。那位同学知道我是一个荫榆先生的同情者，信尾又赘上几句道：“时局极端混乱中，音讯断绝，关于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讹传是很多的。像前些日子报载吴门名绅张一麐先生已投井殉节，旋又传他落发为僧，即其一例。荫榆先生的死耗也许同样的不确，劝你不要过于伤感。”前日高君珊先生来嘉定看朋友，谈起荫榆先生，才知道她是真死了。不过并非死于乱刀之下，而是死于水中。是被敌军刺下桥去，又加上一枪致命的。她的尸首随流漂去，至今还没有寻获。死状之惨烈，我想谁听了都要为之发指，为之心酸的吧。
我与荫榆先生相识，系在民国十七八年间。关于她的平生，我曾在一篇《几个女教育家的速写像》中介绍一二。提到北京女师大风潮曾替荫榆先生说了几句公道话。她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我胆敢去太岁头上动土，岂非太不自量？所以这篇文字发表后，居然吃了人家几支暗箭。这也是我过于爱抱不平，昧于中国古贤明哲保身之道的结果，只好自己骂一声“活该！”自十九年滥竽安徽大学和武汉大学讲席以来，接连六七年没有回过苏州，同荫榆先生也没有通过一封信。去年四月间忽接她一函，说她想办一个女子补习学校，定名二乐学社，招收已经服务社会而学问上尚想更求精进的或有志读书而无力入校的女子，援以国文、英文、算学、家事等有用学问，请我也签名于发起人之列。七月间我回苏州度夏，会见了我最为钦佩的女教育家王季玉先生，才知道二乐学社系荫榆先生私资所创办。因经费支绌，无法租赁校舍，校址就设在她盘门小新桥巷十一号住宅里。过了几天，我特赴杨宅拜访荫榆先生。正值暑假期内，学生留校者不过寥寥数人，一切规模果然简陋。她虽然想同教育当局接洽一所校址并津贴，但未能如愿。谈起女师大那场风潮，她源源本本的告诉了我。又说某大师所有诬蔑她、毁谤她的话，她毫不介意，而且那也早成过去了。如果世间公理不灭，她所受的那些无理的攻击，总有昭雪的一天。不过所可恨者，她挥斥私财办理二乐学社，而竟有某大师私淑弟子们故意同她捣乱，像苏州某报的文艺副刊编辑某君，就曾屡次在报纸上散布关于她不利的谣言。将女师大旧事重提，指她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甚至还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一部分无识女生受其蛊惑，竟致退学，所聘教员也有不敢与她合作者，致校务进行大受妨碍。荫榆先生言及此事时颇为愤愤，我亦深为不平。咳！荫榆先生死了，她竟遭大日本的“皇军”惨杀了，谁能料到呢？她若不办二乐补习社，则无女生寄居，无女生寄居则她可以轻身遁往安全地点，她的死是为了保护女生而死，为了热心教育事业而死。记得我从前那篇《女教育家速写像》，写到荫榆先生时，曾引了她侄女寿康女士写给我的信几句话来安慰她道：“我们只须凭着良心，干我们认为应当干的事业，一切对于我们的恶视、冤枉、压迫，都由它去，须知爱的牺牲，纯正的牺牲，在永久的未来中，是永远有它的地位，永远流溢着芬芳的。”当时用这“牺牲”字眼，原属无心，谁知今日竟成谶语。她的牺牲，自有其价值，中国一日不亡，她一日不会被忘记的。现在我们一面要学荫榆先生这纯正的爱的牺牲的精神，一面也要永永记住敌人这一篇血账，努力达到那清算的一天！
《回忆我的姑母》（节选）
杨绛三姑母1923年回苏州看我父亲的时候，自恨未能读得博士，只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父亲笑说：“别‘博士’了，头发都白了，越读越不合时宜了。”我在旁看见她头上果然有几茎白发。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我记得她是1925年冬天到苏州长住我家的。我们的新屋刚落成，她住在最新的房子里。后园原有三间“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面积也扩大了，是个方厅（苏州人称“花厅”），三面宽廊，靠里一间可充卧房，后面还带个厢房。那前后两间是父亲给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买的小绿铁床，家具都现成。三姑母喜欢绿色，可是她全不会布置。我记得阴历除夕前三四天，她买了很长一幅白“十字布”，要我用绿线为她绣上些竹子做帐围。“十字布”上绣花得有“十字”花的图样。
我堂兄是绘画老师。他为三姑母画了一幅竹子，上面还有一弯月亮，几只归乌。我不及把那幅画编成图案，只能把画纸钉在布下，照着画随手绣。“十字布”很厚，我得对着光照照，然后绣几针，很费事；她一定要在春节前绣好，怕我赶不及，扯着那幅长布帮我乱绣，歪歪斜斜，针脚都不刺在格子眼儿里，许多“十”字只是“一”字，我连日成天在她屋里做活儿，大除夕的晚饭前恰好赶完。三姑母很高兴，奖了我一支自来水笔。可惜那支笔写来笔画太粗，背过来写也不行。我倒并不图报，只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手工不舒服。
她床头挂一把绿色的双剑——一个鞘里有两把剑。我和弟弟妹妹要求她舞剑，她就舞给我们看。那不过是两手各拿一把剑，摆几个姿势，并不像小说里写的一片剑光，不见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时候，她还算是喜欢我的，我也还没嫌她，只是并不喜欢她，反正和她不亲。
我和二姑母也不亲，但比较接近。二姑母上海启明女校毕业，曾在徐世昌家当过家庭教师，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书。我家房子还没有全部完工的时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同睡一屋。她如果高兴，或者我如果问得乖巧，她会告诉我好些有趣的经验；不过她性情孤僻，只顾自己，从不理会旁人。三姑母和她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孤僻的。
可是1925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我旁听不感兴趣，也不大懂，只觉得很烦。她对我母亲或二姑母却没几句话。大概因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从来说不到一块儿。她好像愿意和我们孩子亲近，却找不到途径。
有一次我母亲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议我们孩子开个欢迎会，我做主席致辞，然后送上茶点，同时演个节目助兴。我在学校厌透了这一套，可是不敢违拗，勉强从命。新娘是苏州旧式小姐，觉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强敷衍我们。我父亲常取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们却不爱受教育，对她敬而远之。
家庭里的细是细非确是“清官难断”，因为往往只是个立场问题。三姑母爱惜新房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脱了鞋进屋，她自己是“解放脚”，脱了鞋不好走路，况且她的鞋是干净的。孩子在后园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脱鞋很方便，可是两个弟弟不服，去问父亲：“爸爸，到旱船去要脱鞋吗？”我父亲不知底里，只说“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没叫我们脱鞋，她自己不脱，倒叫我们脱！”他们穿着鞋进去，觉得三姑母不欢迎，便干脆不到她那边去了。
三姑母总觉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亲近。我父亲爱猫，家里有好几只猫。猫也各有各的性格。我们最不喜欢一只金银眼的纯白猫，因为它见物不见人，最无情；好好儿给它吃东西，它必定作势用爪子一抢而去。我们称它为“强盗猫”。我最小的妹妹杨必是全家的宝贝。她最爱猫，一两岁的时候，如果自个儿一人乖乖地坐着，动都不动，一脸称心满意的样儿，准是身边偎着一只猫。一次她去抚弄“强盗猫”，挨了猫咪一巴掌，鼻子都抓破，气得伤心大哭。从此“强盗猫”成了我们的公敌。三姑母偏偏同情这只金银眼儿，常像抱女儿似的抱着它，代它申诉委屈似的说：“咱们顶标致的！”她出门回来，便抱着“强盗猫”说：“小可怜儿，给他们欺负得怎样了？”三姑母就和“强盗猫”同在一个阵营，成了我们的敌人。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觉到我们这群孩子对她不友好。也许她以为我是头儿，其实我住宿在校，并未带头，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边。那时大姐在上海教书，三姐病休在家，三姑母不再喜欢我，她喜欢三姐姐了。
1927年冬，三姐订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兴，要打扮“新娘”。可是三姑母和二姑母一样，从来不会打扮。我母亲是好皮肤，不用脂粉，也不许女儿搽脂抹粉。我们姐妹没有化妆品，只用甘油搽手搽脸。我和三姐刚刚先后剪掉辫子，姐妹俩互相理发，各剪个童化头，出门换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订婚也算个典礼，并在花园饭店备有酒席。订婚礼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兴头，要另式另样地打扮三姐。三姑母一手拿一支管子，一手拿个梳子，把三姐的头发挑过来又梳过去，挑出种种几何形（三姑母是爱好数理的）：正方形、长方形、扁方形、正圆形、椭圆形，还真来个三角形，末了又绕上一个桃儿形，好像要梳小辫儿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办。二姑母拿着一把剪子把三姐的头发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随她们摆布，毫不抗议，我母亲也不来干涉，只我站在旁边干着急。姐姐的头发实在给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根直往上翘。还亏二姑母花样多。当时流行用黑色闪光小珠子钉在衣裙的边上，或穿织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们用细铜丝把小黑珠子穿成一个花箍，箍在发上。幸亏是三姐，怎么样儿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还顶漂亮。
三姐结婚，婚礼在我家举行，新房也暂设我家。因为姐夫在上海还没找妥房子。铺新床按老规矩得请“十全”的“吉利人”，像我两位姑母那样的“畸零人”得回避些。我家没有这种忌讳。她们俩大概由于自己的身世，对那新房看不顺眼，进去就大说倒霉话。二姑母说窗帘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三姑母说新床那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事后我母亲笑笑说：“她们算是怄我生气的。”我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我有时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父亲说：“扮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觉’（指对人漠无感情），申官‘细腻恶心’（指多心眼儿）。”母亲只说二姑母“独幅心思”，却为三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那样儿。我猜想三姑母从蒋家回娘家的时候，大约和我母亲比较亲密。她们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过学。我觉得母亲特别纵容三姑母。三姑母要做衬衣——她衬衣全破了，我母亲怕裁缝做得慢，为她买了料子，亲自裁好，在缝衣机上很快地给赶出来。三姑母好像那是应该的，还嫌好道坏。她想吃什么菜，只要开一声口，母亲特地为她下厨。菜端上桌，母亲说，这是“三伯伯”要吃的，我们孩子从不下筷。我母亲往往是末后一个坐下吃饭，也末后一个吃完；她吃得少而慢。有几次三姑母饭后故意回到饭间去看看，母亲忽然聪明说：“她来看我吃什么好菜呢。”说着不禁笑了，因为她吃的不过是剩菜。可是她也并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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