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宋美龄与二姐宋庆龄同时赴美国留学，先后在新泽西州萨米特镇以及乔治亚州梅肯市的皮德蒙特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1912年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College，MA），1917年回到上海从事教会工作，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1922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初次见面，蒋立刻对宋展开了热烈的追求。1927年12月1日，蒋宋两人在上海结婚。1928年，担任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校长。1932年，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会长，并曾经负责当时中国空军之组建，她把空军经费存到香港银行，造成了抗战时空军飞机数量严重不足的恶果。
1934年，配合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
1936年12月，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曾赴西安斡旋。1937年，蒋介石授权她掌握空军，她邀请陈纳德将军整顿中国空军，并且成为名义上中国空军的总司令。由此，也被名为“中国空军之母”。1938年，所著《战争与和平通讯》出版；组织妇女工厂和战时学校。1938年，影响非常大的美国《时代》周刊把蒋介石和宋美龄作为1938年第一期的封面人物，评选他俩为1937年的“世界风云人物”。1943年2月，为了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更多支持和同情，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特使访问美国。在美期间完成了对美国募款的任务，1943年，再次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封面人物和年度风云人物。1950年宋美龄来到台湾，开始了在台湾的生活。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于台北，而此时宋美龄与蒋经国矛盾渐现，遂于1976年离开台湾，远走美国。1986年宋美龄返台，出席“蒋中正百年诞辰”纪念活动。1991年再次离台赴美，之后除了孔家甥辈过世外，不再回台湾。1994年后长居纽约。
2003年10月23日于纽约逝世，享年106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领袖及夫人中最长寿者。
宋美龄出身于民国时期一豪门望族，其家族在当时地位显赫。宋氏共有姐妹3人，时称“宋氏三姐妹”。老大宋霭龄，老二宋庆龄，老三宋美龄。宋家儿子名曰宋子文，宋氏家族与当时的蒋家、孔家、陈家号称“四大家族”。
大姐宋霭龄嫁给了孔子的第七十五代孙裔孔祥熙，其曾任民国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夫人，后来又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弟弟宋子文亦当过民国财政部长与行政院长。
宋美龄出生时，其父宋耀如已成为上海滩上有钱有势的百万富翁，并且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的执行秘书长。相比她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宋子文，宋美龄生长的家庭环境更为优越。
小时候的宋美龄是个胖乎乎的可爱的孩子。冬天，母亲倪桂珍给她穿上厚厚的棉袄，使得本来就胖嘟嘟的美龄显得更圆了，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活像一只满地滚动的大皮球。她的一个叔叔看到如此有趣的景象觉得很好笑，就给她起了个“小灯笼”的绰号。
那时的她头顶梳着两根小辫子，用红带子扎着，然后卷成圆环。这种俗称“螃蟹眼”的发型在当时的小女孩中是相当流行的。母亲倪桂珍经常给她穿上背后开口系扣的短花布衣裳，鞋子做得看上去像个猫头，两旁伸出两只猫耳朵，上面还绣着猫胡须和眼睛。长大一点后，母亲又经常给她穿男孩的衣服，这一方面因为她是一个顽皮的姑娘，举止像个男孩，穿哥哥子文的衣服比穿姐姐们的衣裳显得更自然；另一方面是因为哥哥子文长得快，衣服很快就小了，以至于每两三个月就要给他做新衣服，于是小妹妹美龄就成了他这些穿小了的衣服的继承者。直到10多岁去美国前，宋美龄还经常穿男孩的衣服。
宋美龄聪颖灵敏，但比两个姐姐霭龄和庆龄淘气可爱。母亲倪桂珍注重从各个方面培养子女，不但让女儿们学习识字断文，而且希望她们精通针线活。因为刺绣是当时中国女孩的必修课，古代把刺绣作为“女红”，把它与妇德妇言妇容并列为女子的“四德”。倪桂珍自己喜欢读书，针线活不行，可她却希望女儿们精通这门技艺。
为此，她请来一位刺绣师傅，那是一位针线活做得相当好又有些文化的寡妇。宋美龄活泼好动的天性使她对这种静坐半天才能绣一条花边的活感到很无聊，她一点儿也不愿意学这活计，经常是坐不了一会儿就想开溜。大姐宋霭龄也不喜欢学刺绣，有一天她偶然发现在上海方言里“女工伙计”与“女叫花子”的发音非常接近，就利用这个双关语大做文章。她把自己的发现悄悄教给两个妹妹庆龄和美龄，大家约好一起和这位师傅开个玩笑。第二天刺绣一开始，3个女孩就轮流把这位女工师傅喊做“女叫花子”，然后问这问那。每一个人叫一次，其余两个就笑个不停。开始这位女工师傅不明原因，后来终于发现了她们的秘密，她怒气冲冲地去找倪桂珍，揭发了3个小孩对她的戏弄。
那时，捉迷藏是孩子们最爱玩的游戏，小美龄年纪最小，走路都摇摇摆摆的，不太会玩。轮到她藏的时候，她往往不知道该往哪儿藏，很快就被人家找到了。当她去找别人时，却又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因而她往往成为孩子们游戏中的小累赘，孩子们都不太愿意跟她玩。
有一次，又玩捉迷藏，大家禁不住美龄的一再哀求只得带她玩。有一个小孩想出了一个主意甩掉美龄。她对美龄说：“你是个机灵鬼，先站在花园里，闭上眼睛数100个数再找我们，可不许偷看哦。”小美龄一听很高兴，就用胖乎乎的小手捂住眼睛，耐着性子数了起来。为了早点数到100，生性聪敏的她从20就跳到30甚至40，没多一会儿，她就数到了100。但有一个留下来听她数数的小孩，却说这么数不算，要重数。美龄只好再数一遍，这次没人再监督了，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她稚嫩的数数声。等她终于数完，睁开眼睛准备开始找时，发现花园四周一片沉寂，连个人影都没有。她找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找到。这时她才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她们一定是跑到别处去玩了，也许还在那儿嘲笑自己呢。
一种被抛弃、被轻视和被愚弄的委屈感顿时涌上心头，一向骄傲的她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站在那里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大姐霭龄跑了过来，替她擦干了眼泪和鼻涕，还安慰她很快就会长大，长大后就不用害怕了。
儿时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很长时间宋美龄都无法摆脱这种挫折感。类似的事件使得她很难与他人推心置腹，和睦相处。在自卑中产生的尊严，使她容易激动，盛气凌人，令人觉得她高不可攀。她在过分激动的时候，浑身上下会突然出现许多红色肿块或疹团，这种被称为荨麻疹的慢性皮肤病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困扰着她。
曾是宋美龄秘书的张紫葛曾写过一本名为《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的书，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关于蒋宋联姻，宋美龄初时拒绝、宋霭龄积极包办、蒋介石为联美而婚等传说几乎已成定论。但张紫葛在书中却批驳了这些说法。他写道，当宋美龄听到自己的一位得力助手也相信这些传闻时，曾用指头敲着桌子说：“我的朋友，我简直没想到你也相信这些编造出来的谎言。”宋美龄接着说，她1922年在孙中山家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时就被对方迷住了，“他远比我二姐夫（指孙中山）英俊”。两人一见钟情，当即互换了电话号码，其后便开始鸿雁传书，感情与日俱增。不久，蒋介石向孙中山吐露了对宋美龄的爱慕之情，并想请宋庆龄帮忙，“孙文表赞同，而孙夫人（即宋庆龄）则极力反对”。大姐宋霭龄初时也曾附和母亲一道反对这桩婚事，但后来被宋美龄说服，“这桩婚事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蒋介石和宋美龄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姻，曾被视为是有政治目的，因为两人婚后一直没有生育。但是在蒋介石已经解密的日记摘本上，却记载了“夫人小产，病益甚”这段话，透露出宋美龄曾经流产的内幕。蒋介石也曾经在日记中表示，希望上天能让妻子生儿育女，弥补人生的不足。
蒋介石和宋美龄两人的婚姻也许一开始有政治考虑，不过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欣赏也可以从日记中的一段叙述“才华德容、恋恋难忘”得到证实，虽然两人的感情是在婚后才开始培养的。
信仰
宋美龄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在蒋介石向宋家提出婚约时，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便坚持女婿必须是基督徒，而蒋介石也确实在婚后遵守承诺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不仅如此，基督教制约并影响着蒋宋夫妇，也深刻影响了国民党政府，在早期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运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生活习惯实际上是相差甚远的。蒋介石习惯于早睡早起，而宋美龄则热衷于夜生活。然而婚后很长时间以来，宋美龄坚持清晨四五点钟起来与蒋介石做“晨课”，即基督教的祈祷仪式，直到她的晚年身体条件不大乐观的时候才没有坚持。
不仅如此，她在“妇联会”以及后来在台湾的士林官邸时，总拉着一群人去做礼拜，在许多人眼中，这个不过是政治礼拜，许多官太太的目的无非就是讨好宋美龄，然而她的精神却始终如一，对人的态度始终不变。
基督教给宋美龄带来的宽恕精神是相当明显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宋美龄一直坚持保住张学良的性命。后来到台湾以后，宋美龄依旧对张学良十分客气，常送些好吃的给他吃。在蒋介石与蒋经国过世后，张学良正式面对公众，却不曾对蒋家有所抱怨和非议，想来和宋美龄的宽恕是分不开的。
到台湾后，纵然宋美龄在对美“外交”上仍居一言九鼎之地位，然其政治权力显然已逐步受挫，她的最大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蒋经国。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无法忍受她和孔家兄妹权充“后座司机”，他要独当一面，开创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说：“经国先生与夫人对外交的意见不一致。夫人便对经国先生说：‘好，如果你坚持己见，那就全由你管，我就不管，我走了。’自此夫人便到美国纽约，一直都不回来。而经国先生的个性很强，他决定的事情便一定要办到，所以也不大管夫人的意见。”1975年9月16日中午，宋美龄搭乘“中美号”专机离台赴美，行前发表3000字的《书勉全体国人》，说：“余本身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余，及今顿感身心俱乏，警觉却已患疾，急需医理。”宋美龄一生都非常重视身材和容貌的保养，到了晚年更是精心呵护，这在士林官邸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很可惜宋美龄患有皮肤过敏症这一顽疾，所以，有时仅仅因吃了一点海鲜或沾了一些花粉，就会旧疾复发，非常难受，也很影响她的美观。因此，手下人服侍她时，方方面面都必须小心翼翼。宋美龄曾到白宫做客，由于她的皮肤过敏，每天都要换几次床单，可不知内情的白宫侍从们对宋美龄这一习惯却是抱怨不已。
宋美龄在她百岁的生命中，几乎每天都要化妆，而且一向不假手他人，没化好妆、梳好头，她是绝对不会下楼或是出门见其他人的，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宋美龄大概不太希望别人见到她的庐山真面目，据说即使是蒋介石也很少见到卸下妆的宋美龄。对于容貌上的先天不足和日渐衰老，宋美龄只有依赖化妆品来弥补和遮盖，但是对体重她不用这么费心，她一生都控制得格外好。她的侍从说，由于她对自己身材的保养格外重视，几乎每天都会用磅秤称自己的体重，只要稍微发觉自己的体重重了些，她的菜单马上随之更改，立刻改吃一些青菜色拉，不吃任何荤的食物。假如体重恢复到她的标准以内的话，她有时会吃一块牛排。据侍从们讲，宋美龄有一样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就是爱吃有骨头的食物，也不吃肉多的部分，单单喜欢啃骨头，比如鸡翅膀、鸡爪子之类的东西。是不是这类食品吃了不会使人发胖，就无从考证了。而且早年，她为了控制体重，曾经常吸烟。蒋介石是不喜欢闻到烟味的，更不允许人们在他面前吸烟。所以，宋美龄为了尊重夫君，就在自己的书房里边抽。这个为身材而抽烟的习惯大概只维持了几年。也许，宋美龄觉得这个方法有些舍本逐末，就放弃了。
宋美龄花了大气力来保持身材，自然对服饰也十分地讲究。但她最喜欢的衣服式样大概应算是旗袍了。据士林官邸的侍从们介绍，宋美龄超大型衣橱里的旗袍堪称世界之最。宋美龄有一个超级勤奋的裁缝师。这个裁缝师叫张瑞香。早在大陆时期，张瑞香就跟着宋美龄走南闯北，寸步不离。士林官邸内务科的人都清楚，除了过年那天休息一天之外，一年364天，张瑞香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为宋美龄制作旗袍，而且他只为宋美龄一个人做。由于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太太们投宋美龄所好，送礼之中多半有衣料，长年不断的绫罗绸缎，足够张瑞香一年忙到头的。凭他一个熟练的裁缝师，大约每两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每做好一件，他就喜滋滋地把新旗袍捧到宋美龄面前邀功请赏。可是在侍从们的眼里，宋美龄的旗袍穿来穿去，总是那么几套，从来没有太大的更换，令手下人不解：不知道是宋美龄不喜欢穿新衣服，还是她只喜欢用纯欣赏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几乎每件新旗袍做好之后，宋美龄都只是大略地看一眼，就命人拿到自己的衣橱里妥善保管，从没见她再穿过一遍。这大概只有用“旗袍癖”来解释了。
移居纽约后，宋美龄大部分时间住在孔祥熙所购置的长岛蝗虫谷巨宅，其贴身侍从钟爱民回忆说，大家一到蝗虫谷的第二天，所有侍从和警卫人员就开始对房子进行大扫除。清扫过程中，宋美龄授意把旧物全部烧掉，其中包括很多她亲手作的画和一封蒋介石写的亲笔信。
因蝗虫谷的住宅靠海，每逢秋冬，寒气逼人，交通又不便，如遇大雪，顿成与世隔绝之孤岛。1995年，宋美龄索性把它卖掉，搬到纽约曼哈顿一栋15层高的普通公寓，从此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每日作画，概不见客。2000年农历春节前夕，曾有一位贴身随从提着两罐乌龙茶（这是宋美龄最爱喝的一种茶）去探望她，却未被允许进门。独居期间，孔令侃、孔令伟和孔令杰三个晚辈相继辞世，张学良也在几年后作古，仅留下她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代表着那个年代与过去的延续。但令人遗憾的是，宋美龄始终拒绝作口述历史和撰写回忆录，她声称一切都留给了历史，而时间会让历史还原。
宋美龄106岁生日之前，由于她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所以当时即有宋美龄身后事的种种传闻向外发散。这些传闻都没能得到证实，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她希望自己死后不回台湾安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外界有诸多的揣测。
一种说法是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以前曾经表示，一切都将交给上帝，身后不会随同蒋介石合葬在台湾。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执意不回台湾，但有分析人士称，蒋介石和蒋经国逝后一直没有下葬，这可能跟蒋介石一直想叶落归根回大陆有关。蒋纬国指出，蒋介石生前选定在南京紫金山、枋山、四明山三个地点，蒋经国则希望归葬浙江奉化母亲的墓旁。当时作为蒋家第三代唯一合法代言人的蒋孝勇，则坦白称移灵是家务事，蒋家有蒋家的处理方式。
另一种说法是宋美龄希望叶落归根。因为位于上海的宋氏墓园，除了有宋氏三姐妹的二姐宋庆龄的墓地，宋氏三姐妹的父母也都是安葬在这里。因为受限于两岸的政治因素，宋美龄一直无法亲自到墓园祭拜父母，所以几年前她特别委托别人代她献花致意。因此有人推测，宋美龄可能在身后选择和父母一起长眠在上海的宋氏墓园。
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性格中强势的一面得到了充分展示，从她的这篇回忆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她性格中强势的一面，回忆文字原文如下：
西安事变的经过、状况之复杂，决非中国过去的“兵变”可以比拟。
12日：噩耗传来晴天霹雳。1936年12月12日，我在上海。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忽然跑到我的寓所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闻此噩耗，不啻晴天霹雳。当时上海与西安的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以及陆地、空中交通，皆告断绝，过了好几个小时，仍不能得准确消息。而各种流言已传播全球，英文报纸，竟根据流言作了头版的大字标题。13日早晨，我和孔部长及端纳仓促赶往南京。无奈，南京虽为首都，同样没有确切消息。（国民党）中常会已于12日深夜开会，决定：免去叛变首领张学良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之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这天早晨，南京还接到了西安方面发来的“全国通电”，署名的人除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西北重要将领外，还有陪同委员长前往西安的南京高官多人。通电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蒋介石）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蒋介石）做最后之诤谏”。通电中，他们还提出了“救国主张”的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
这八项要求是：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停止剿共；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实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张、杨的电文也指出：他们将确保我丈夫的安全。兵变发生，我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是女人，世上之人，必定以为我是女人，遇到突然的兵变，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所以，我必须抑制个人的感情，从全局考量对策。看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如果处理得好，这次兵变必能得到合乎常理的解决。于是，当天晨8时，我即给张学良发去专电，告诉他：我们共同的朋友端纳，准备立即飞往西安。端纳也给张学良发了电报，盼其立即复电，看西安是否愿意接待。
13日：友人端纳直飞洛阳。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我一开始并没有给予重视。当时南京的一般人，在推测张学良发动兵变的原因时，亦大多认为，西北地瘠民贫，张学良率部驻军西北，或许早有不满，因此推断：张学良这样做，实际只是为了要求将东北军调防到丰腴省份的一种“借口”。不过，南京主张讨伐张学良的人，因此更加主张：对此种不听中央号令者，必须予以严惩，否则就是开了坏的先例。我则推测说：“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或许确实有不平之情绪，而且他们也认为自己具有相当的理由。如果一部分国人真的对中央怀抱不平，那么中央就应该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原因，并尽力纠正之。同为中国人，假如有其他途径可以解决此次兵变，又何必一定要用军事方法呢？”13日上午，接到了张学良的两封电报：一致孔祥熙部长，一是给我的。为节省时间，我和端纳决定：烦请端纳于13日午后，先直飞洛阳。另外，我请端纳携两函，一函致委员长，一函给张学良。在给张学良的长函中，我告诉他：他的这一举动，将使国家前途受到严重打击。我并表示，他的举动虽然十分卤莽，但我敢断定，他发动兵变的本意，并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的恶意，因此，他必须及时自拔，切勿贻误时机，以致后悔不及。端纳乘坐的飞机，13日下午起飞。还好，到了晚上，端纳就从洛阳打来长途电话，称他已于傍晚抵达洛阳。端纳告我：13日白天，中央军的30多架飞机，已在西安上空做了示威飞行，目的就是要告诉西北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军之手。端纳在电话中还说：他不管张学良是否有回电，定于明晨直飞西安。幸好，当天夜里，我忽然接到张学良致端纳的电报，说他欢迎端纳入陕。于是我放心了：端纳所乘飞机，应该不会在前往西安的途中，被人击落。
14日上午：中常会上舌战高官。南京政府当时已经决定：委员长回京之前，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遣全国军队，空军亦归其统辖。而委员长已经遇难的消息，也忽然流传开来了。局势虽然黑暗且危险，但我仍然有个直觉：事变可以稳妥解决。于是，这一天的我，就是要让国民党中央的诸位高官们相信，其一，只要多做忍耐，和平就不会绝望；其二，在军事讨伐西安之前，务必先尽力解救委员长脱离险境。因为攻打西安的战事一旦开始，委员长即使不被南京陆军、空军的轰炸所误中，也必然被怨恨的叛军所杀害。谁知道，中常会上，我陷入了“立即攻打西安”的主战派的重重包围之中。
中央常委会上，有人说：“为维持国民政府的威信，应当立即进兵，剿灭西安叛兵。”我当即反驳说：“今日之中国，假如没有委员长，就不会有任何统一的政府。今天我们舍弃委员长，不去救他，请问：还有哪个人能够立即担负起领导全国的重任？”我刚刚说到这里，会场里立即群情激昂，主张纷杂：有人说，委员长或许已经遇难；有人说，国家利益，应当重于委员长的个人生命；更有人辞色之间似乎在说：“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其丈夫而已。”我立即大声说：“我虽是一名女性，但我今日在此发言，绝非仅仅为营救我的丈夫。如果委员长一死，真的能够为国家造福，那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但处理西安叛变，如立即挞伐，直接轰炸，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立即陷入兵燹之灾……不仅如此，还将使我们为抵御日本入侵所做的诸多努力，白白浪费。因此，为了救中国，我不得不吁请诸位，妥善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看到各位都在倾听，我接着说：“希望各位相信，我决非每天早晚惦记丈夫安全的一般女性。今天，我在这里发言，是以公民资格，要求以最少的牺牲，为国家和民众，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因为委员长今天的安危，是和国家的安危密不可分的。如果你们主张向西安方向增派军力，我赞成，但请一定下达命令，嘱其切勿随意开枪，更不能立即轰炸西安、发起挑衅。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如果和平绝望，到了那时再开战，应该也不算晚。我深信，在座各位虽然与我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的诚挚态度、希望国家好、希望委员长好——应该是相同的；我坚信自己的主张不错，因此我必然全力以赴，确保我的建议能够得到实现。”听我一口气镇定地说完这些，会场里很安静。于是我又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决定：“我决定明天亲自飞往西安。”此言既出，会场哗然。在座高官，皆曰“不可”。众人皆曰“不可”，主要是因为当时盛传谣言，说：血与火充塞西安，西安城内，已成赤色恐怖世界。对局势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就算今天没死，日后也难免一死。大家对我的劝说，归纳起来就是：此时我赴西安，等于给叛变者又送去一个要挟我丈夫的凭借，因为我是自投罗网去给叛军作人质的……悲戚、失望、无奈，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原来的信仰，更难！至散会，中央的诸位高官终于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我飞西安的设想，仍遭到极力反对。晚上回家，不禁黯淡凄怆。只有暗自祷告，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的信仰耳。
14日下午：黄埔学生手足亲情。从中常会出来，各机关首脑也纷纷打电话给我，向我询问：目前情况下，应当如何应对。这中间，尤以黄埔同学的电话，最为迫切，他们要求我“立即发表讲话”。我知道，黄埔军校毕业生，都是我丈夫昔日亲自教育、培养的军队骨干，现在又担任着各部队的重要指挥员。既然他们坚持要我讲话，我就不能推却，于是，我索性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做了公开的演讲。我除了转述自己在中常会上的观点，同时也指出：在尚未搞清事变真相之前，期望各位同学切勿妄加断定。遇事一定要镇定，切勿感情用事。委员长平常对待各位同学，一如对待自己的子弟。目前遭遇事变，正是各位谨遵师训，报答校长的时候。我也说明，西安叛变者，已经有电报给我，我也回了电报给他们。委员长和张学良的共同朋友——端纳，正在前往西安的途中，我深信，这些叛变者看到全国民众的反应，必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因此，只要他们有悔悟之意，我们就应该打开谈判的大门；假如他们有悔罪的诚意，黄埔学生就应该以宽大为怀，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既往不咎。当我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压迫之时，我的大姐姐孔夫人（孔祥熙夫人宋蔼龄）、我的二姐姐孙夫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以及我的其他亲戚、朋友，也都过来全力慰藉我，他们的爱护之情，让我永远铭记在心。还有我的大姐夫孔部长，他兼任“代理行政院长”之职，虽然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但他始终充分同情、支持我的主张。
12月14日（星期一）晚，西安事变终于露出了希望的第一缕曙光，并且确切地证明了我此前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端纳从西安发来电报，报告了委员长的平安，而且说，委员长现在的住处，十分舒适，他正在旁边照顾呢！这封电报同时表示：张学良亟盼孔祥熙代院长赴西安，也非常盼望我能一起前往西安。过了不久，我又接到张学良直接发给我的电报，电文中不仅对我发出邀请，而且首次做出保证，说他虽然发动兵变，但绝对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意思……可惜，对这份电报，南京有些人认为：不可信！这些人认为：叛变部队的计划，往往异常险恶。端纳的电报，很可能是叛军故意假借端纳的名义发出，实际是为了诱使孔部长和我，一起进入陕西，以便他们能够再多扣押几名重要人质，增加其日后的谈判筹码。对于此种推测，我表示“根本不信”。因为我知道，要想避免丈夫死于兵变，避免内战大规模发生，避免其他不怀好意的邻国看笑话，我就必须前往西安，力求事件和平解决。所幸者，孔部长与我的两位姐姐，全都表示：愿意陪同我一起飞往西安！姐姐、姐夫的态度，真的让我很感动。
15日：汉卿来电邀我入陕。15日（星期二）下午，突然接到端纳从洛阳打来第二通长途电话，这个电话，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原来，十五日早晨，端纳冒着恶劣的天气，从西安乘飞机返回洛阳，就是为了从洛阳机场，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他去西安的真相。他用简短的英语，概述了全局。他说，委员长并未受到苛刻待遇；端纳到达西安后，委员长已被允许迁入较舒适的房屋。委员长也开始与张学良直接谈话，只是他的怒气仍未平息。不过，张学良已经当着端纳的面，郑重表示：他决心随同委员长一起回南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发动兵变的动机虽然绝对纯洁，但这一兵变，确有错误。与此同时，端纳也告诉我：张学良盼望我能去西安，因为他和他的部下，对我非常推崇云云。当然，端纳也坦率告我：委员长嘱咐说，我一定不能去西安。我丈夫的理由，和南京高官的说法差不多。当晚，我和大姐夫联系，不料，孔部长的医生说，他的身体不好，不能飞陕；而且孔部长兼任代理行政院长，此时此刻，势必难以离开南京。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告诉端纳，请他转告张学良，可否以宋子文代替我的大姐夫。
18日：和平解决露出光芒。18日，和平解决事变的希望，再次露出光芒。当晚，端纳又来电，说他已经二次进入西安，向委员长以及张学良，转达了我此前在电话中表达的意见，现在，西安的将领们表示：欢迎宋子文陪同我一起前往西安。得到好消息后，仍需焦虑奔忙。因为南京政府虽然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他们已经命令中央军向潼关以西的军事阵地，攻击前进，致使沿途百姓，死伤惨重。所幸者，两日后，陪同委员长赴西安的中央党部主任蒋鼎文先生，从西安飞抵南京。蒋主任不仅带来了委员长的亲笔信，而且恳切劝告南京高官：千万不可听任南京、西安间的裂痕，日见加深。蒋主任还要求：南京无线电广播及报纸上恶意谩骂西安的文章，必须停止。12月19日（星期六），委员长被禁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这一天，宋子文力排众议，终于得到中央批准，同意他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需要说明，南京政府此时仍然坚决不同意任何官员与叛变者直接谈判，说是要避免政府自贬威信。
12月20日，是南京政府给叛军规定的释放委员长的最后期限，我努力劝说，恳请中央再给予三日宽限。我并决定：偕子文同机入陕。无奈，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南京高级官员一起来到我家，坚决不让我去机场。有人甚至这样说：夫人如果留在南京，还能劝阻中央军对西安的进攻；夫人如果走了，谁能制止内战大规模爆发？为了这句话，我只得暂且留下。只能拜托子文直飞西安。这一天，还接到张学良电报，他说：如果我不能阻止中央军的进攻，那就一定不要去陕西，因为战争一旦爆发，他也没有力量保护前往西安的我！
21日晨，得子文两封电报：一则报告委员长平安，一则告诉我，当天回京。22日（星期一）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回到南京，在中央常委会叙述了他们在西安的见闻，我听了介绍，开始想象如果我亲自去西安，如果我直接和张学良对话，他的心理会发生何种变化？一句话，我听了子文、端纳的介绍，更加充满自信：我相信，只要我能够与张学良当面协商，一定能促使他迷途知返。我当时对西安事变已经产生一种感想：譬如造房子，端纳给房子打好了地基，子文已给房子树起了立柱，现在，只剩下上梁这最后一道工序了。而且，要想让房子最后竣工，就必须由我亲赴西安，面见张学良。
23日：搭救我夫亲赴西安。23日，我和子文、端纳、戴笠等人，一同登上飞机。登机之时，到机场送行的许多官员赞扬我的勇敢，而我也确实神志清醒，意志镇定，绝无怯意。因为我知道，自己敢于冒险进入叛军统治之区域，是因为我深刻了解西安兵变，必须和平解决。飞机很快进入西北，据说，一个星期以来，西安、洛阳上空都是阴云密布，但今日天气异常晴朗。飞机首先抵达洛阳上空，从飞机上俯瞰，洛阳机场的轰炸机，正罗列待发，我的心里，突然增加了阴影——我真的不希望在我进入西安之后，这些轰炸机能够起飞！于是，我一下飞机，立即召集该地陆军以及空军将领，当面谈话。我嘱咐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到委员长本人的命令，切勿派机飞近西安。旋即，我们乘坐的飞机，再次起飞……飞机在白雪群山中沿着铁路线前进，过华山，放眼望去，尽是晶莹冰山，闪烁作光。最后看见平原，知道已经靠近西安了。端纳在白色山丛中，遥指一处方形城邑说：“那里就是临潼，委员长被劫的地方。”看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千。最近几年，委员长出巡各省，我必相随。唯独此次他的西安之行，我因有病，未能陪同。俄顷，飞机开始在西安机场上空盘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勃朗宁小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飞机着陆，叛军士兵噪动且无法控制，请一定用我给你的这把枪，把我杀死，千万不要犹豫。”段纳笑了，他说：“上帝和夫人同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飞机停稳，舱门打开，张学良首先登机欢迎我，我仍用平常语气，和他寒暄。离机时，汉卿请我先行，我却回头用不经意的语气对他说：“汉卿，请不要下令让你的部下搜查我的行李了，因为我害怕他们把我的行李给翻乱了，搞得我不好整理，我带的衣服、用品多。”张学良立即诚惶诚恐地回答说：“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下令搜查夫人的行李呢？”下了飞机，杨虎城也赶到了，我坦然与之握手，就像我是偶然路过西安的访客。杨虎城刚一见到我，表情十分尴尬。看到我镇定又轻松的样子，他也不紧张了。
23日：见到丈夫说服汉卿。车队首先进入西安张学良家，稍事休息，我便赶去看望囚禁中的丈夫。直到这时，委员长也不知道我已抵达西安，因为我不愿让他为我着急，所以我要求子文、端纳以及汉卿等人，都不要把我抵达的消息告诉我的丈夫。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只一箭之遥，但走过的时候可以看到，禁卫森严，且卫兵们多携机关枪，很吓人的样子。我直接进入我丈夫的卧室，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呀，你真的来了？！你这可是入了虎穴啊！”说完，一面痛苦地摇头，一面潸然泪下。我则强力抑制住感情，仍用平常语调说，“我是来看望你的，什么危险都没有！”当晚，我也向委员长亲口说明了我处理此次兵变的基本设想，我说，西安，乃我中华民族诞生之摇篮，我怎么能够听任西安古城，变成我丈夫的棺木呢！倘委员长不能活着离开西安，则中国的分裂与灭亡，就在眼前！我说：南京高官，大多主张立即轰炸西安、进兵潼关，中央军主力甚至整装待发……但是，张、杨叛军的背后，还有尚未剿灭的共军。如果想要开战，内战可以立即爆发。张杨所部，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后方更有委员长多年仇敌。倘若战事发动，势必酿成空前规模之内战，必然招致不可预期的浩劫。因为虎视眈眈之日本帝国主义者，正日夜盼望中国爆发内战，而中国一旦爆发大规模内战，日本才能完成其统治中国之迷梦。因此，我在南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止中央军轰炸、进攻西安！我的丈夫，完全赞成我的这些看法。我见过委员长后，再召张学良来见。张学良见我没有一句斥责他的话，显得很高兴。我则立即以镇静、诚挚的态度，开始和他长谈，我告诉他：你或许认为，西安兵变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这实际是你的错觉。今大错已成，如何补救，才是当前的最大问题。张学良则说，“如果夫人此次和委员长一起赴西安，我敢断定，绝不会发生今天的不幸。我们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妥，但我相信自己发动兵谏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抗击日寇，造福国家。只是我们几次向委员长请求，均遭怒斥……
因此要请夫人婉转报告委员长，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就算要求委员长签署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文件，也是为了要为国牺牲……”他又说，“夫人应该知道，我一向敬重夫人，就是我的部下也一致敬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他们搜查了委员长的文件，并且拿到了夫人致委员长的信函两封，我冒昧拜诵之后，更加感觉夫人的伟大。因为这两封信中，夫人为民众求福利，为国家抗外辱的至诚信念，均有充分展露，所以，我深信夫人此来，必能协调各方关系，使委员长早日离开陕西，而且我们仍然一致推崇委员长为我们的唯一领袖。今日特别恳求夫人向委员长面陈款曲，并深信夫人必能助我化解此种危局。”我当然同意在我丈夫面前，替张、杨两人做说客，我也指出：12日凌晨，事变发生，枪声四起，如果我的丈夫不幸被流弹击中，结果会是怎样？那天凌晨，委员长慌忙中没穿棉衣，如果因为严寒侵袭，罹患肺炎而死，结果又会如何？你想停止剿共内战，却反而导致中央军进攻西安，导致更大规模内战爆发，请问，这样的结局你是否想到过？你们想逼迫委员长在你们规定的文件上签字，试想，以他的性格秉性和领袖地位，能够答应么？因此，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收拾危局，让委员长尽快离开陕西。张不断点头，表示完全同意。但又说：立即释放委员长，关系重大，需要征求其他同事的同意。我表示完全理解……等到谈话结束，夜已深矣。
25日：圣诞来临飞离西安。此后，我开始等候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开会做出决定，等候了很长时间，总算有了结果：张、杨及其部下，同意让委员长离开西安。这次等候，是漫长和痛苦的，因为东北军和西北军内各种主张都有。甚至有人认为张学良已经“叛变”，被我和子文、端纳收买了！此时，也曾有人向我透露，共党并无劫持委员长的意思，而且他们亦主张立即恢复委员长的自由。更有人告诉我，说共党已准备放弃他们昔日的政策与行动。圣诞夜，转瞬即逝矣，可惜，这一天仍然没有明确消息。虽然在是否释放委员长的问题上，张、杨等人有争论，但张学良等人始终没有提及金钱与个人权位问题。
这种胸怀，却也是历来叛变军人所从来没有过的可爱之处。我以为，这就是中国政治进步的最大表现。圣诞阳光，终于挟着希望与快乐一起来到了。25日下午2点，张学良急匆匆赶来说：飞机已准备好了，他决心随委员长赴南京。委员长极力反对，说：“你无伴行之必要，你应该留在西安，继续指挥西北各部队。”但张学良向我解释说：他确实有赴南京的义务，因为他已向部下各将领表示，愿意担负此次事变之全部责任。同时，他还要用赴南京请罪的举动，来证明此次事变，他本人绝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恶意以及争夺个人权位的野心。我同意他陪同我们飞往南京。下午4时，我们终于可以走了。委员长和我以及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学良出门后，立刻直奔车子的前排就座，让我和委员长坐在后排。子文、瑞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直开到张学良的波音座机门旁，飞机已提前开热备用。随着一声怒吼，波音飞机离地腾空，当晚抵达洛阳，祝颂圣诞佳节。
（节选自宋美龄的《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
宋美龄美国演说词（1943年）
议长先生，美国参议院各位议员，各位女士、先生：
受到诸位所代表的美国人民热情与真诚的欢迎，令我感动莫名。我事先不知今天要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只以为要到此说声“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各位”并向贵国人民转宋美龄在美国演讲达敝国百姓的问候之意。不过，在来到此地之前，贵国副总统告诉我，他希望我和各位说几句话。
我并不擅长即席演说，事实上也根本称不上是演说家，但我不会因此怯场。因为前几天我在海德公园参观过总统图书馆，在那里看见的一些东西鼓励了我，让我感觉各位或许不会对我的即席演说要求太多。各位知道我在那里见到什么了吗？我看到了许多，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莫过于一个放着总统先生（即罗斯福总统——译注）演说草稿的玻璃箱，里头放着从第一份草稿到第二份草稿，一直到第六份草稿。昨天，我碰巧向总统先生提及此事，我说我很高兴知道，以他如此知名又公认为一流的演说家，还必须写这么多份草稿。他回答说，有时他一次演说得写12份草稿。因此，今天本人在此发表的即席演说，我确信各位一定会包容。
贵国和敝国之间有着160年悠久历史的情谊，我觉得贵国人民和敝国百姓有许许多多的相似点，而这些相似点正是两国情谊的基础，我也相信不是只有我有这样的感觉。
在此，我想说个小故事，来说明此一信念。杜立德将军和部下一起去轰炸东京，回程时有些美国子弟兵不得不在中国大陆跳伞。其中一人后来告诉我，他被迫从飞机上跳伞，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看到当地居民跑向他，他就挥着手，喊出他会说的唯一一句中国话“美国，美国”，也就是“美利坚”的意思（掌声），美国在中国话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国家”。这个大男孩说，敝国人民听了都笑开来，拥抱他，像欢迎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他还告诉我说，当他看到我们的人民，感觉到他已经回到家了，而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掌声）。
我来到贵国时是个小女孩，我熟悉贵国人民，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我生命中成长的岁月是和贵国人民一起度过的。我说你们的话，我想的和你们一样，说的也和你们一样。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也感觉到我好像回到家了（掌声）。
不过，我相信不只是我回到了家，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会用你们的语言与你们说话，或是你们能了解我们的语言，他们会告诉你们，根本而言，我们都在为相同的理念奋战（如雷掌声）；我们有一致的理想，亦即贵国总统向全世界揭示的“四个自由”，自由的钟声、联合国自由的钟声和侵略者的丧钟响彻我国辽阔的土地（掌声）。
谨向各位保证，敝国人民深愿亦渴望为实现这些理想和贵国合作，因为我们希望这些理想不会流于空言，而是成为我们、我们的子子孙孙、全人类的真况实境（掌声）。
我们要如何实现这些理想？我想，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我刚想到的小故事。各位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被迫从汉口撤退，转入大后方继续抵抗侵略的时候，蒋委员长和我经过一处前线，就在长沙。有一天，我们上衡山，山上有一处有名的遗迹，叫“磨镜台”，是两千多年前的古迹。诸位或许有兴趣听听这古迹的故事。
两千年前，台址近旁有一座古老的佛寺。一名年轻的和尚来此修行，他整天盘腿坐禅，双手合十，口中喃喃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唱念佛号，日复一日，因为他希望成佛。
于是寺里的住持也跟着拿一块砖去磨一块石头，时时刻刻地磨，一天又一天地磨，一周又一周地磨。小和尚有时抬眼瞧瞧老和尚在做什么。住持只是一个劲儿拿砖磨石。终于有一天，小和尚对住持说：“大师，您每天拿这块砖磨石头，到底为什么呢？”住持答道：“我要用这块砖做镜子。”小和尚说：“可砖块是做不成镜子的呀，大师。”“没错。”住持说，“就像你成天光念阿弥陀佛，是成不了佛的。”（掌声）
因此，朋友们，我觉得，我们不但必须有理想，不但要昭告我们有理想，我们还必须以行动来落实理想（掌声）。所以，我要对诸位参议员先生，以及旁听席上的女士、先生们说，没有我们大家的积极协助，我们的领袖无法落实这些理想。诸位和我都必须谨记“磨镜台”的教训。
我谢谢大家。（全场掌声，议员与来宾起立。）
——本文选自美国国会记录第1080—1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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