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是家里的第四个儿子，儿时在那私塾读了两年，大点就去县城读小学了。爷爷小时候很调皮，是村里的孩子王，学习成绩却一直优秀，是兄弟中最会读书的一个，教书先生家访时常说，这个孩子长大必有出息，给他准备钱以后出国留洋吧。老太爷听了之后就留了心眼，减少了每年买地的支出，开始存钱为我爷爷的将来做准备了。如果不是后来的抗战，爷爷的人生必定不同，他可能会留洋从文，也可能会学医。可日本鬼子一来，我们家就开始败落了。太爷爷被日本人抓去带路后再没回来。鬼子占领了南京，爷爷无书可读，过上了逃亡的日子。江苏省政府迁到了安徽休宁，学校也迁到了安徽屯溪，也就是现在的黄山市所在区域，爷爷就这样开始了游学生活，每月到国民党教育部里的“善后救济总署”下属的“沦陷区青年辅导处”领一袋美国救济面粉，六十斤重。爷爷说，一个月六十斤米是够吃的，六十斤面粉就不够了。爷爷他们这些学生由政府安排住在当地老百姓的家里，村民们看这些学生可怜，常给予接济，有时候给些菜，他们便就着面粉做些菜糊糊吃，有时候也给些饼，虽常吃不饱，但也好歹混过来了。
美国驻华机构有时候还会救济爷爷他们一些衣服，装入袋子，编上号，凭号拿衣服，打开之后才知里面是什么。运气好的能拿到男人的衬衫裤子，甚至冬天的大衣，虽然尺寸是美式的，宽松硕大，但改改也勉强能穿。运气不好，只能拿到女人、小孩的衣服，穿不了，只能改成裤衩。那时候，日本飞机常来轰炸，学校四处搬动，有时学生就在野外上课，条件虽差，他们却仍刻苦努力。一次，爷爷靠在树下复习，飞机又来轰炸了。爷爷还没来得及跑，炸弹就“砰”的一声落在了爷爷左边的一棵树上，紧接着另一颗炸在了右边的树上。树与树之间离得非常近，爷爷在两棵树之间逃过了一命。如此读完高中，考上南京中央大学，那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无奈学费太贵，衰败的老家已负担不起。学校那边知道了爷爷无法负担学费的情况，说可以免掉学费，只交伙食费和书本费即可。然而即使这么点钱，爷爷家也拿不出来。爷爷为此难过了好几天，他知道原本他人生中的一条平坦大道，至此就被彻底堵死了。
那时军校是不要学费的，食宿全包，每月还有好几块钱的补助，爷爷于是就去报考了国民党在重庆的陆军学院。考试当天万头攒动，千里挑一，爷爷还是顺利考上了。谁知道开学不到一个学期，母亲在老家病重，爷爷要赶回老家侍奉。学校怕他学业跟不上，不肯放人，爷爷对校方保证绝对不会把功课落下，学校才勉强同意。回到家后爷爷侍奉母亲，求医问药，病仍未见好，反越发厉害，太奶奶觉得自己来日无多了。一天，她把爷爷和大爷爷叫到床边，指了指房间的两面墙，说里面藏了银元，是老太爷还在的时候攒的，本想攒给爷爷将来出国读书用的。她说，我死之后，你们拿去分了吧。听了这个消息，大爷爷带着他的媳妇连夜就住进了太奶奶的房间，两人像门神一样地把着那个房间，没事不准别人进去，包括爷爷在内。太奶奶去世后，大爷爷对爷爷说：“你考上了军校，将来是有大出息的人，不会缺钱的。”爷爷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军校包吃包穿，我不需要钱，你和几个哥哥分了吧。”很快，太奶奶的尸体从屋里抬了出来，埋了。墙推倒后，藏在里面的银元迅速地被瓜分殆尽。料理完后事，爷爷回到了重庆。不久，爷爷的成绩又回到全班第一。现在想来，他提及最多的就是重庆的学生生活了，那是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候。意味深长的是，说到此，爷爷总是不忘再加一句：“那些啊，都只是昙花一现。”
爷爷学习好，受人尊敬，毕业后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干一番事业。我不认为爷爷那时就看出了国民党的腐败，也没有想到这个政权的垮台会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如此不可逆转。他和许多国民党人一样，觉得自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百姓利益而奋斗。他们并非“反动势力”、“人民的敌人”，亦非我小时候在学校的课本上、电视里所看到的那样一帮可笑的小丑，他们是正直的、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至于后来情形的发展，局势的变化，我想连许多共产党人也没有料到，就更别说普通的国民党军校的学员了。
爷爷就读于重庆陆军学院第一期，黄埔军校自广州迁至重庆时，就在爷爷学校的隔壁。黄埔军校大名在外，陆军学院却没人听说过。说到这儿，爷爷不免得意地说，你可不知道，陆军学院比黄埔军校还难考呢，待遇也不同，我们穿的是皮靴，他们打的是绑腿，我们配的是美式武器，他们配的是俄式装备，蒋介石虽然同时是两所学校的名誉校长，他却不常在黄埔军校上课，仅偶尔在那里开个讲座，但在陆军学院，他可是每个礼拜都要上一节课的。据爷爷说，重庆陆军学院是老蒋为儿子的将来选拔和训练嫡系人才的，所以尤其看重。上课时，蒋介石就是一杯白开水，一讲就是两个钟头。爷爷还说，老蒋在很多公共场合是不喝有颜色有味道的水的，他喝的水都是由他的儿子蒋经国亲自倒的，怕别人下毒。
有关老蒋这个人，爷爷还谈过几次。一次，大约是蒋介石生日，他们学生出份子钱，合伙买了一个大蛋糕送给他，蒋很高兴，和大家分吃了那个蛋糕。不久中秋节来临，蒋订了一块直径两米的大月饼，用卡车运来，送给学生作为中秋礼物。切开分发，近百学生，每个人能分得碗口大的一块。爷爷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月饼。我问爷爷好吃吗，爷爷笑着说，好吃喔。看得出，对爷爷来说，好吃的不仅仅是月饼，更多的是他的回忆。
爷爷讲得最多的一次经历恐怕也是他求学时最骄傲的经历。一次出操，蒋竟亲自莅临，也没打招呼，所以连教官也不知道，爷爷说这样才是真正的突击检查。那天蒋介石看完他们出操后，用他那口浙普话一一点名，“徐天翔”（爷爷的名字），“有！”爷爷应声出列，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通常，蒋每点完一个名字，就用笔在后面画一个圈，这时他在爷爷的名字上画了圈后，看了一眼爷爷，又在名字上多画了一个圈，爷爷是他们班上唯一一个画了两个圈的人。这传达了一个信号——对你开始注意、将来可能会重用的信号，爷爷心里明白。别人心里也明白，所以这次出操后，常有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徐老弟，你是老爷子看中的人，将来哪天你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兄弟们啊。”爷爷听了笑笑，那年他不满22岁。
快毕业前的某夜，大家都睡得迷迷糊糊的，哨声突起，紧急集合。他们赶快穿好衣服跑到操场上去，只见黑暗处站了一人。此人一会儿从队伍中拉出一个人，一会儿又拉出一个，大家仔细一看，发觉黑暗处站着的那人就是蒋介石，被拉出之人则是因为风纪扣没扣上。他训斥道，身为军人，怎么可以连风纪扣都不扣好呢，像什么样子！训完之后，大家就从学校步行去中山陵，参加那里的重修工程的竣工典礼（那时爷爷他们的学校已经从重庆迁回南京了），蒋介石和他们一起步行，好多同学还没睡醒，一边走一边打瞌睡。途中路过一个寺院，他们在门口停了下来。蒋介石问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有人答道：“灵谷寺。”蒋介石说：“不对，这里应该叫正气堂。”等爷爷他们从中山陵回到学校时，天也快亮了。
“1944年，我进入军校的第二年，在湖南衡阳独山这个地方，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仗。鬼子有二十万人，国民党也有二十多万，战线有上百里长。鬼子的总指挥是冈村宁次，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国民党的总指挥是陈诚，但有好多决策都是蒋介石亲自下的。我那年作为督战队的一个小组长上了战场，主要是监督，如有谁临阵脱逃，可以当场枪毙。那场仗打了二十多天，有一个军长，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他回来时军队已打得只剩下九个人了。我们督战队上前问他是按谁的命令下的战线，军长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我们告诉他，蒋委员长的命令是不管是谁，如没有命令就下火线，督战队可将之就地正法。军长听了，连口水也没喝，对剩下的九个人挥了一下帽子，说：‘兄弟们走吧’，然后就带着那九个人又回前线了。后来，我再也没见到过他们，我想他们肯定全死在战场上了。”
“战役结束后，日本人光俘虏的就有十万，打死的不算。我们也死了十几万，缴获的枪支在路边像小土堆似的一堆一堆的。日本的很多士兵和军官都切腹自杀了，冈村宁次杀出条血路逃了出去。日本军俘先受审讯，然后就都关在了集中营。那时国民党这边的集中营主要关押共党，日本的战犯被关在一个临时的监狱里。”爷爷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审过一个日本的战犯。我问他是不是自愿当兵的，他说是被强行征来的，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工厂的技术人员，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是他和两个女人的合影。俘虏用非常生硬的中文指了指其中一个女人说，这个是我妻子，又指了指另外一个女人说，这个是我妹妹，说着说着他就哭了。”
“那时还接收了好多被日本人强行征来劳军的慰安妇，国民政府要送他们回日本，她们多半不愿意回去。政府就给她们编好号，没有老婆的男人来挂个号，就可以领走一个日本女人。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弹棉花的，当时在上海做工，就花了五毛钱挂了个号，娶走了一个日本老婆。后来这个女人日本的哥哥找来了，那个女人就带着弹棉花的丈夫一起去了日本。”
“鬼子是1945年投降的，投降的前几天空中到处都是飞机飞来飞去。因为他们投降得非常突然，所以要派飞机把士兵送到东北那边去，接受他们的投降。我们大概是夜里两三点时知道这个消息的。军校宿舍外突然吹号，是紧急召见令，我们匆忙穿好衣服，跑到操场集合。教官告诉我们日本投降了，我们都很高兴，不停地叫啊喊啊。天一亮，我们就出去游行了，蒋介石骑着白马走在前面，我们学生跟在后面，一路上人群都在欢呼，蒋介石不时举起手来向大家致意。到处都在放鞭炮，还有人直接敲起了脸盆在街上欢呼。鞭炮店生意极好，几乎供不应求，顾客挤不进商店来，老板索性就把鞭炮往街上扔，免费让大家随便去放。那天真是好热闹啊。”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整编了两支军队，一支新六军，一支新七军，全武装了最先进的美式装备，是当时的王牌。我在苏州就跟着新六军的部队来到了上海，整编那些俘虏。战争刚过，上海有很多房子和路面都受到了损坏，我们就监督俘虏修房铺路。那时所有人都恨日本人，孩子也不例外。有一天，一群小学生放学，看到几个日本俘虏兵坐在路边休息，一个小学生走过去对其中一个日本兵吐了一口唾沫，说：‘日本鬼子。’那个日本兵听了就腿一伸将那小孩给绊倒在地，小孩趴在地上大哭。我看到后，就命令身后的几个勤务兵把那个日本兵抓了过来，对他说：‘你都缴了械，做了俘虏，还欺负中国人啊。’那日本兵一脸不服，我就把他枪毙了。”
“日本投降了，我就想回家看看你大奶奶。她是我的结发妻子，我们自小相识，指腹为婚。她叫许安葵。当年我出来上学时，本想带上她，但兵荒马乱的，她又漂亮，怕路上不安全，就让她在家里等我。我走之后，大哥大嫂叫她下地干活，她原是家里的千金小姐，不会做农活，也没人帮她，家人就烦恶她。她想做针线，可连买针线的钱也没有，于是想回娘家，不料娘家赶她出来，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里没有你的饭吃了。她那时已有身孕，无奈营养不足，小孩就这样流掉了。后来老家土改，不分田给她，说她有军官丈夫在外面，但是只要同我离婚，就分田给她。其实是当时有一个共产党的干部看上她了，她不肯，决定投河。投河前，她在河岸上静静地坐了一天，黄昏前还有人看到她，天黑后就不见了。她死时只有21岁。我毕业后想着哪天回去了要给她迁坟，重新安葬，给她立墓碑。她是一个忠节烈女。可是一直等到1989年才有了回去的机会，她自尽的那条河已经修成了一个水库，找不到她坟头的半点影子了。”
1947年，爷爷毕业了。毕业晚会是在国防部的大礼堂举行的，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都来了，要和他们的学生热闹热闹。当晚请来唱戏的都是当时的名角，有马连良、四小名旦等，连扛大旗跑龙套的都是小有名气的，有些还是特地用飞机把他们给接过来演出的。那晚演了一出“四进士”，当时此剧名为顺应时局而改为“节义廉明”，以示忠义。演出结束后，同学们自编自演的节目逐一登台。几个人鼓动爷爷上去表演，推托不过，爷爷便上台唱了两句京腔：“沙场征战血犹热，策马扬鞭再奋蹄！”大家齐声叫好，座位上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也一起鼓掌。那晚宋美龄女士穿着齐脚面的长袍，仪态很端庄。
爷爷毕业时军衔是少校，这在毕业生中是最高军衔了，大部分人都是少尉、中尉。毕业后爷爷被分到隶属国防部、实际是由蒋经国直接领导的一支特殊部队，叫戡乱监国大队。这个队有六个大队，我爷爷是第二大队第二组的组长。当时有一个说法，凡是和二有关的都是政治上的核心。爷爷同时也担任第一大队警卫队队长，所以手上有一百六十多个士兵，一式全新的美式武器。爷爷说监国大队的主要目的就是剿“匪”，另外，如国民党内部的官员和地方官员出了问题，他们也可以管，但更主要的作用是去发现和找出这些问题。蒋经国是其顶头上司，一般人都不敢惹，被戏称为“太子太保”。
爷爷说蒋经国是一个非常谨慎，甚至有点胆小的人。在大部分情况下，甚至吃饭时，他总是解开一颗中山装的扣子，把手插在衣服里胸口的位置上，爷爷说那里有支小手枪，以备不测。1948年的上海，战前，夜晚平静，蒋经国带着爷爷一行人便装在上海视察。路上有些摆摊叫卖的小贩，他们走过去吃了一碗馄饨。昏黄的路灯下，馄饨摊子冒着热汽，蒋经国不知怎地叹了一声，对爷爷说：“老弟，其实你我都是身不由己的人啊。”爷爷常想到此话，对我说，他岂止身不由己，更是生不逢时啊。
我也问一些别的事，比如有没有女的喜欢他什么的，爷爷笑言不少，并无隐瞒。现在想来，我那时虽小，爷爷对我却几乎无话不说，为什么呢，也许是他太寂寞了，太需要一个谈话和倾诉的对象了。爷爷说他曾有个女秘书叫刘菁，其父亲是爷爷的上司，是当时的国民党青年军202师师长，她喜欢我爷爷，但爷爷终未娶她。我问是她不够漂亮，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爷爷说她漂亮是漂亮，但因为是家中独女，娇宠惯了，很有些大小姐的脾气。
爷爷说：记得一次去她家吃饭，她穿着一件粉底白玫瑰的旗袍。席间她小妈不停地给我挟菜，她不喜欢小娘，就说，你给人挟那么多菜干嘛，想把他撑死啊。小妈尴尬地说，我也是好意啊。事后我对她说，你得给人家一点面子，但她听不进去，很不屑的样子。还有一次，我和她出门溜达，搭公车时慢了几秒，车开走了，她大吼要车停下，司机不理，她拔出手枪对着公交车屁股砰砰就是两枪，把司机吓坏了，立马停车。你看看，这样的脾气，我若娶回家来，日后不一定过得好。此外，刘菁对我说了，只要同她结婚，她可以让她父亲提拔让我做参谋长。我那时年轻气盛，觉得娶上司的女儿往上爬会被别人看不起，男的嘛，靠老婆升官发财，很丢脸啊！我不愿被人瞧不起，也不愿被人管，于是就没答应。她很生气，觉得我居然拒绝了她这样的姑娘！骂我，嘲笑我，挖苦我，但我知道她还是喜欢我的。有一天，我出门办事，回来晚了，打开宿舍门，见她坐在我床上，唤我过去，说要把一切都给我。我没有这样做，不娶人家又要那样，不好，我做不到。后来她和她父亲撤到台湾去了，临走时问我是否一起走，我说上面没有派我去，怕去了会受处分。她边哭边说“有爸爸挡着呢”，那时她也知道我的性格和脾气了，明白劝也无用，只好千叮万嘱，叫我一定遇事随机应变，早日过去找她。我终究也没过去，此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了。
1947年，我们驻队在高邮。那天，我一个人出门走走，穿的是便装，想看看当地的民情，穿军装的话就看不到了。走到一户农家，看到屋檐下一个男人抱着个小女孩在哭，哭得很可怜。我问其原委，男人说老婆跟人跑了，女儿想妈妈所以哭。我接着问：“你是做什么的？老婆为什么跟别人跑？”男人说：“我是个剃头的，开了个小理发店，没赚什么钱，老婆就跟人跑了。”我问：“你老婆跟什么人跑的？”男人答：“是高邮县的民政科科长。他已有家室，看我老婆漂亮，两个人互相勾搭，就把她拐跑了。”我说，为什么不去告他呢。他说：“人家是官啊，告不动。”我说，你可以去更高的政府去告啊！男人说：“什么地方更有权呢，我一个平头百姓什么人都不认识啊。”我就说：“你去金山寺旁边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告他，一告一个准。”
第二天，那个男人果然找人写了状子，跪在团部门口喊冤。我料他会来，叫勤务兵替他递上状子。一见到我，他吓了一跳，说：“是你啊。”我点头道：“是我。”我带他和部下一起来到高邮县政府，此县很小，没有法院，只有一个司法科。我把状子拿给司法科科长，说：“这里有个案子，你审一下。”司法科长见到我后满脸堆笑，诚惶诚恐地说：“军长啊，您来了，这个案子当然您来审。”我说：“好吧，把那个民政科科长和那个女人带来。”不一会儿，那个剃头佬的老婆和科长被带来了。起初那个科长满不在乎，不以为然，我命令他跪下，他还不肯。我便叫两个勤务兵过去把他胳膊一扭一摁，膝盖一顶，他就跪在地上了。之后，我叫那个女人跪在那个科长后面，再让剃头师傅跪在那个女人后面。然后，我对那个女人说：“看好了，前后两个都是你的丈夫，你愿跟谁走？”女人说：“我愿跟前夫走。”我说：“后面是你的前夫，跟他走吧。”女人连忙改口道：“我愿意跟后夫走。”我说：“什么‘后夫’！那是有妇之夫，你算什么！后面的才是你丈夫，跟他走吧。”女人急忙改口道：“前夫，前夫。”我说：“他就是你的前夫，跟他回去，好好过日子，以后再干这样的事情，我毙了你。”女人哭了，剃头的也哭了，哭作一团。我转身对那个科长说：“你以官欺民，强霸民妇，知罪吗？”那科长一脸不服，于是我说：“你虽没酿出人命案，但你拆散了别人的家庭，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拖下去打四十扁担。”他这时知道怕了，连连求饶，但为时已晚。打他扁担的人也恨他，下手毒辣，把他的屁股打得稀烂，如同肉泥。我还开除了他的公职，全省都不能录用。
那时，我在江苏上海一带活动得较多。一些有钱人家想让他们的小孩拜我为师，以我的名声为助，在外面立身谋事，于是就有很多人来送钱送礼，可我都没答应，怕这些人出去做坏事。那时江苏的一个戏班里有位挺红的女旦，托人找我，想求我两个字制面锦旗，这样的话，戏班子唱戏的时候就会嚇阻别人砸场子。我看她一个女的也不容易，便给她写了几个字，还签了名。那女的见我好说话，又想认我做干哥，我心想她毕竟是个戏子，就没答应。
那年我在江苏如东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枪毙了一个人，那是我唯一下令枪毙的人。当时是夏天，部队行军，天气奇热，我就叫队伍歇息，在树荫下乘凉。路边有一些干农活的人，正在扛麻袋，一个女的老是向这边张望，不一会儿走了过来，似有话要对我说。我的两个勤务兵拦住了她，她很慌张，我就招手让她过来。她过来后紧张得竟不知道说什么，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开口，说，长官，我有冤，跟你讲有用吗？我说，有用，你讲吧。那个女的听了就开始哭诉，说她被村里的一个恶霸强奸了，这恶霸还强奸了村里好几个姑娘，这人在村里势力大，她们无处可告，只好忍受。我问她这恶霸是什么人。她说是村长的儿子。我又问她可不可以把其他被强奸的女人找来，一起在堂上当面作证。她说可以。第二天，那个女的带了三个姑娘来，还有两个姑娘怕被别人知道，影响名声，故不肯来。我看证人够了，就派兵去抓那恶霸。恶霸有些势力，叫了些村民和流氓拦住了我派去的兵，不让抓人。我知道后，又派了几十人过去，并鸣枪示警，那些人就害怕了。那人被抓来后，一脸傲慢，不承认他做过这些事，但那四个姑娘一齐指证，他难以抵赖。当时还有很多老百姓围观，也纷纷指控他的恶行。我定了他罪，判其死刑，为防夜长梦多，当天就叫人把他枪毙了。那几个姑娘看见恶人被除，很感激我，都哭个不停。
1949年，国内形势很坏，我隐然预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上面已做好撤退准备，开始往台湾运东西。我当时在上海，看着街上装满各类物资的卡车一辆一辆地驶过，日夜不停，开得飞快。军车来时，街上的红绿灯一律即刻调成绿灯，好让军车通过。我亲眼看到，一个交警在变灯时慢了一秒，卡车上下来一个士兵，对着那交警就猛踹一脚。虽然国民党依长江天险设置防线，仍没守住，防线破后，地方上就败得很快了。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时，坦克所经之路，都铺上草垫子，怕把马路压坏，因为他们以为还会回来。
我这辈子算是见够了世面，历经朝代变更，觉得政治这个东西，不外是几个人玩的把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也不过是蒋介石手下的一枚小棋子而已。我尝到过一个人失去权利后的悲哀和落寞，由此也感到任何世事都不会长久，都是会变的。人在最春风得意的年轻时无法想到这点，但只要不傻，迟早会悟到的。我其实在国民党还没完全败落的时候，就悟到了，所以我曾经暗中救过一个共产党军官，想着日后也许会得到某些帮助。那人也信誓旦旦，不住地说定会报恩，但后来的事情证明此人并没有兑现他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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