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丧葬习俗的产生

    人类在很早的远古时代就认识到，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具有专私的特点，谁也不能代替谁去死，以换取被代替者的永生。但是原始人类又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可以离开肉体继续活着。而对尸体的处理，又直接关系到灵魂生活的状况，因而人们在具有彻底的维护主义观点之前，可以说有一个越来越重视丧葬的历史过程。刚刚脱离动物的原始人是没有丧葬文化的，对尸体的处理像动物一样简单，仅仅是抛于荒野，覆以树枝。《周易·系辞传》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葬期无数……”便是写照。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之后，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认为人死之后成为鬼魂，不但像人一样活着，而且有能力干预人生，给活人以福佑或祸灾。所以活人便希望通过隆重庄严的葬仪来满足死者灵魂的要求，以祈求它能护佑活人平安生活。葬礼的直接效果是使生者得到心灵的安慰和平静。丧葬礼仪在其产生之初，是被人们当做解决和处理人鬼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来对待的。

    在半坡遗址墓碑中，埋葬的死人多是头朝西，表示灵魂寄托西方的意思。这种宗教信仰，对祖先的崇拜观念，在我国母系氏族就产生了。

    到了奴隶社会时期，厚葬之风和迷信活动更加盛行，奴隶主阶级为了利用宗教维持其统治，大力提倡对凶礼的习俗，甚至把奴隶也作为祭品杀掉，作为殉葬品埋掉。

    商周时期制定了“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葬制，天子、诸侯、大夫、士及一般奴隶主死了，在殓、殡祭上从时间、仪式棺椁到殉葬品都有等级区分，而奴隶则“举而委之”或当殉葬品活活埋掉，如古侯家庄西北冈发现的大墓，墓室面积三百多平方米，深达12米，墓室中埋有执戈的奴隶和狗。棺室雕花饰纹，摆满了珍贵服饰器物。椁项排放着商王的兵器和仪仗执器奴隶、男女侍从奴隶，还有儿童和供玩的狗、猴等动物。像这样的大墓一般要杀生殉、杀祭三四百人，这种奢华、浪费、残酷的杀葬陪葬实在令人发指。

    从考古资料来看，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葬俗，产生于距今大约10至4万年前的莫斯特文化的创造者尼安德特人中。我国已知的最早葬俗产生于大约18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山顶洞人之中。在山顶洞人洞穴的一侧有一块藏地，发现了3具骨架，死者身上有一些骨坠、石珠、钻孔兽齿等饰物，还有陪葬的燧石石器及赤铁矿的红色粉末。考古学者认为，红色的赤铁矿粉末，是血液的象征，代表人们对生命复活的祈望；而随葬品则说明人对死后生命的信仰。

    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关于“死人活着”的观念更为具体和复杂。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发现了相当规模的氏族公共墓地，埋葬方式也明显多样化。在葬置小孩的陶罐盖上，留有被认为是供死者灵魂出入的孔道。随葬品除陶器、骨珠外，还有粟米等食物。对于死因及年龄不同的死者，已有不同的埋葬方法和埋葬地点。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丧葬文化明显地呈现出统治阶级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巨大差别。我国古代的历朝统治者，尤其是封建帝王，在陵寝制度和丧葬仪礼上都表现出特别的繁缛、奢靡、豪华和隆重。统治阶级在丧葬上的行为观念和伦理意识，深刻地影响着广大百姓，从而使厚葬隆丧成为沿袭数千年的传统，而使墨家学派“节葬”的正确主张几乎被完全湮没。时至今日，仍有活人为自己建造坟墓，兴建大型豪华公墓。民间为丧者焚烧东西的习俗也越来越趋于多样化。这说明，丧葬文化在我们民族文化中，具有很强的保守性、传承性和稳定性。这与我们民族的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和对死亡的认识都有密切联系。同时也说明，我们在丧葬文化上所面临的改革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二）丧葬与宗教

    我国传统的丧葬礼俗，蕴涵着传统文化的许多成分，诸如孝道、宗法制等。而宗教在丧葬礼仪的产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丧葬文化在不同的宗教中都有各自的特点。

    例如“轮回转世”的佛教丧葬观。历史记载，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公元65年，东汉明帝梦见西方之佛，他兴趣盎然地遣出十余位使者，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佛法。两年以后，使者归来，他们用白马给中国人驮回一个陌生的宗教。随同而来的还有两位深目高鼻的印度高僧。明帝以贵宾之礼接待了两位高僧，并敕令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为他们修建僧寺，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这座寺庙被钦定为白马寺。从此，佛光流传，法轮东转。

    佛教于东汉末年开始在国内流传，但真正在中国社会流行还是在东晋南北朝。东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不已、血肉横流的时代，不仅各阶层普遍有一种“人命若朝霜”，“人生若尘露”的忧生之感，强烈的生命忧患催动着人们四处寻找安身立命之处。道教的流传，使人们指望在神仙乐园中寻找精神安慰，而佛教的东来，更为人们开辟了精神解脱的新天地。从此，佛教开始跻身于中国文化系统，并越来越壮大普及，成为与儒学、道教鼎足而立的一种意识形态。佛教对传统中国丧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佛教宣扬的“轮回转世”观念强烈冲击了中国传统灵魂观念。“轮回”说以为，人死是必然的，但神魂不灭。人死后不灭的灵魂，将在天、人、畜生、饿鬼、地狱中轮回，“随复受形”，而来生的形象与命运则是由“善恶报应”的原则支配，“此生行善，来生受报”， “此生作恶，来生必受殃”。这种“轮回转世”的人生观对相信祖先灵魂永存阴间，能祸福子孙的传统汉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很大程度地修正了我国传统的灵魂观念，使建立在“灵魂不灭”和“孝道至上”的传统儒家丧葬礼仪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丧葬观念和丧葬方式。佛教主张薄葬，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和深入民心，佛教倡导的薄葬开始融入中国丧葬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民间丧葬习俗中一个重要的组成方式。

    其次，佛教倡导火葬，这一全新的丧葬形式对儒家崇奉的厚葬习俗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传说佛教鼻祖释迦牟尼死后，其弟子按印度传统葬礼火葬，火葬后的骨灰称“舍利”。相传释迦牟尼死后，有八国国王分取其舍利建塔供奉。以后，佛教僧侣死后都仿释迦牟尼实行火葬。东汉末期，随着佛教的传入，我国逐渐出现火葬。唐末，火葬进一步发展，《高僧传》记载了许多中外僧徒焚身之事，有的未死自焚，有的死后再焚化火葬。到宋代火葬已蔚然成风。宋人王博在其《东都事略》卷3中记载，宋初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赵匡胤曾诏回；“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宋代胡寅在其《斐然集·悼亡别记》中曾评说：“自佛法入中国，以死生转化，恐动世俗千余年间，特立不惑者，不过数人而已。”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朱子文集》卷14《跋向伯元遗戒》也曾说过：“自佛法入中国，上自朝廷，下达闾巷，治丧礼者，一用其法。”佛教“茶毗火葬法”在宋代大为流行。这不仅在中原，而且在边陲和南方地区也盛行起来。据《宋史》记载，南宋时川、江、浙、闽、湘、鄂、赣等地火葬成习，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以后元、明、清时代，佛教倡导的火葬仍沿袭发展。

    第三，佛教僧侣直接参与民间的丧葬活动。佛教传入后，结合中国人原有的一些信仰，向中国人灌输了许多观念，如佛祖、菩萨、罗汉、天王、阎罗王、观世音、恶魔、夜叉、罗刹、饿鬼等，还有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这样，中国人的来世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佛教不主张厚葬而实行火葬，但是宗教观念依然深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使封建迷信继续泛滥。在丧葬中，诵佛念经、祈祷、设坛作斋、超度亡灵等迷信逐渐兴起，使佛教进一步世俗化、中国化，到处弥漫着神秘的迷雾，烧纸钱超度等迷信活动几乎普及每个家庭。在丧葬上，最为直接的表现即是佛教僧侣参与丧葬活动。这种现象经过南北朝和隋唐的发展，到宋代已十分普遍。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在丧葬之时，都请佛教僧侣诵经礼忏，设坛作斋，为死者超度亡魂。

    据《宋会要·礼》记载，1022年宋真宗赵恒死，宋仁宗赵祯曾为真宗的丧葬下诏：每隔7日在观音启圣院和开宝寺塔设一斋会，中书和枢密院须前往烧香，为真宗超度亡魂。1079年，仁宗皇后曹氏发丧，当朝皇帝宋神宗赵顼下诏：召千余僧侣，穿袈裟，设斋坛，诵《金刚经》，为慈圣太后曹氏超度亡灵，祈求幸福。1127年，金兵南下攻陷汴京城，宋徽宗、宋钦宗、后妃、公主、宗党、大臣约三千人被俘。宋徽宗被俘八年后病死在五国城越里吉（今黑龙江依兰县境）。宋高宗赵构闻讯宋徽宗、宁德皇后之死后，诏令全国各路州县寺庙建道场七昼夜，让僧侣设坛诵经；又下令平江各佛寺选派僧侣三十五人做佛事，为徽宗和宁德皇后超度亡魂。国葬如此，民间更是普及。家人死后，一般都请僧侣念经，有的士庶之家在发丧之日还专门请僧侣威仪前引开道。民间还盛行“做七”，死后每七日供奉斋食一次，有的甚至请僧人诵经礼忏，共计四十九天，为死者超度亡灵。至宋代，民间丧事访僧侣诵经设斋、超度亡灵已成惯例，形成习俗，成为中国丧葬习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习俗遍及全国，一直流传至今。今天，西藏、川西高原的喇嘛一般都为死者诵经，为发丧送葬做“佛事”。

    第四，佛教对中国丧葬影响还表现在我国丧葬中出现了大量佛教文化因素。随着佛教的传入和普及，汉末始，带有佛教观念内容的物质文化也开始在我国丧葬中出现。早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造像就开始出现于墓中，如 1956年出土的武昌市莲溪寺一座砖墓中的镏金铜造佛像，年代为三国时吴景帝永安五年（262年）；出土于辽宁北票将军山石椁墓中的铜坐佛，年代为十六国时北燕太平年间；还有大量出土的魏晋时期的陶瓷谷仓罐上的佛像等。山西大同北魏文明太后的永周陵，将墓地和佛寺相结合。此外，汉末至明清墓葬雕刻、墓体、墓砖中出现的莲花、飞天以及佛经故事等，都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任何一个时代的物质文化都是该时代人们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从文化的物质形态身上可以折射一个时代人们的信仰、观念和审美取向。从汉末以来墓葬中出现的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物质文化，我们可以感悟到佛教的观念、信仰已深深渗入到我国的丧葬文化之中。

    再就是道教，它源自先秦时由老子、庄子创立的道家学派。老子、庄子和列子都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道家认为，人生在世，受到无数外在的束缚，如肌体之累、声色之乐、利禄之欲、死亡之惧和仁义礼乐之羁，只有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才能领悟到人生的真缔——道。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也是宇宙运行的总规律，道生万物，道法自然。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享乐、欲望、野心、权势和罪恶也同步增长，面对文明进步和道德沦丧的矛盾，道家强调从个体自身的价值入手，呼唤回归人性，回归自然和归本返真。庄子认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人的自然本性被外在的名利、家族、功业等所扭曲、伤害。而这些外在的东西是没有定义的，只有超越这一切的束缚，人才能复归其自然本性，才能真正实现人的价值，才能自由地邀游于无功、无名、无己的绝对的自由境界。

    由于道家持顺应天道、崇尚无为的超逸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在个体的生死观上表现出一种超然的乐死态度。庄子认为，生死若一，生和死是同一回事，就如同春夏秋冬四时更替，故“生时乐生，死时乐死矣”。他认为大自然给我躯体，“载我以形”，用生使我劳苦，“劳我以生”；用老使我清闲，“佚我以老”；用死使我安息，“息我以死”，所以以生为善也就要以死为善。庄子将人死看成是归本返真，复归自然。所以庄子的妻子死后，本应悲痛，而他却“箕踞鼓盆而歌”。为了进一步说明死是人生乐事，庄子不但不主张以珠玉、文锦、车马陪葬，甚至连哭也不要。庄子还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有一次去楚国，途中遇见一个骷髅，对他描述了死去的快乐，“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相信，想请主宰生命的神灵恢复他的原形，遭到这骷髅的断然拒绝。由于道家将生死齐量看待、乐死善生，所以在丧葬上对儒家倡导的“事死如生”的丧葬观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主张薄葬。

    针对儒家倡导的孝道丧葬观，庄子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庄子不仅主张薄葬，而且也身体力行。据说，庄子临死前，其弟子要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厚葬他，他坚决表示反对。他坦然地对其弟子们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当弟子们担心庄子的尸体被乌鸦吃掉时，庄子打趣说：露葬要被乌鸦吃掉，而土葬也要被蝼蛄和蚂蚁吃掉。非要从乌鸦嘴里夺过来送给蝼蛄和蚂蚁吃，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在今天看来，数千年以前，庄子的薄葬言行更为难能可贵，令人叹服！

    列子也力主薄葬，对死后的处置也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列子》卷7“杨朱第七”记载：“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这是何等的气魄！先秦道家的生死观和薄葬观充满着理性主义的光芒，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丧葬风气由厚葬趋向薄葬，由烦琐趋向简朴，其中道家丧葬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两汉，先秦道家提出的“无为”思想，因其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独特理解和辩证内核，逐渐被其他学派的思想家、政治家所吸取。汉初道家在最高统治者皇帝、官僚、学者直至民间人士，卜者的社会各阶级中受到普遍的崇奉。除了在政治上利用道家的“无为”思想，在思想领域内道家的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丧葬观上，杨王孙可谓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

    据《汉书·杨王孙传》记载，杨氏尊奉黄老，不信鬼神。虽然他家业千金，但在其病终前，他吩咐他的儿子：我死后，我要裸葬，以回归我的真我，请勿要改变我的意愿。下葬时用布袋裹尸，埋在地下七尺即可。人埋后，脱去布袋，这样可以让我的肉体紧贴泥土。我之所以违背世俗这样做，就是要矫正和改变社会上盛行的厚葬陋习。其实厚葬对死者没什么裨益，而世人在厚葬上竞相争厚，实在是浪费钱财于地下。可见，杨氏这种裸葬言行显然是受到先秦道家生死观和薄葬观的影响，具有“归本返真”的意义。在杨氏看来，人之生死是自然现象，人死后，肉体就腐烂，人的灵魂就与肉体相分离，就没有独立的精神，各自回归自然。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厚葬呢？基于这种观念，杨氏反对厚葬。杨氏的薄葬观对先秦道家的丧葬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当时及后来的薄葬之风的渐起并成为时代风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至汉末，道家从先秦学派转化为一种宗教——道教开始形成并发展起来。道教推崇老子，奉他为祖师爷，称他为“太上老君”，但其教义与代表老子、庄子的先秦道家学说却背道而驰。先秦道家崇尚自然，主张无为，提倡清心寡欲，反对人为束缚，而道教却不然，相信天上是有神仙的，追求长生不老和升天成仙。尽管如此，但共同点之一是道家和道教对现世都持虚无态度，在丧葬上都不重厚葬，主张薄葬。道士死后一般葬在山上或崖上，四川崖葬流行于东汉至南北朝，这一时期正是道教最为流行的时期。东汉末道教开始兴起，在两晋时期，统治阶级中很多人信奉道教，积极倡导。在北朝，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崇信道教，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其后魏孝文帝及东魏、北齐的统治者也都信奉道教，敬礼道主。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一样，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这一时期在丧葬上之所以盛行薄葬，固然与战乱、经济凋敝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与当时道教的风靡也有密切的关系。

    道教自东汉末开始形成，迅速发展，终在南北朝成长为与儒、佛抗衡的一大宗教流派。南北朝以后，道教仍长足发展，经历了隋、唐、北宋的兴盛期，南宋、金元的革新期，直至清代，才逐渐趋向衰微。无疑，道家和道教“归本返真”的薄葬现在我国的丧葬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依据回族的传统习俗和伊斯兰教法原则，以及多年来上海地区回族殡葬礼仪实践，大体有如下仪式：

    1.备克凡

    “克凡”即用36尺白布扯成的殓衣，男3件，女5件。在铺陈“克凡”时，撒一些冰片末、樟脑粉等香料，以起到防腐驱虫作用。

    2.善面

    即近亲好友向亡人遗体告别。善面时，不挂遗像、不奏哀乐、不设花圈、不行鞠躬礼、不对亡人嚎啕大哭，保持礼厅肃静。若丧事承办人要求举行追悼会，一般安排在“净仪”之前，也必须遵守以上“五不”规定。

    3.净仪

    即为亡人净身洗礼。亦称“浴礼”“洗埋体”“洗艾斯里”。净仪，由主洗人按照伊斯兰教法规定的程序要求进行。亡人子女或近亲，为敬孝心，可安排1—3人参加净仪，参加人员必须自己净身，并听从主洗人安排。

    4.殡礼

    即站“者那则”，即为亡人向真主安拉祈祷的集体礼拜。参加殡礼者面向“克尔白”（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方向），排班站齐，由阿訇率众对着亡人胸部站立、举意、抬手、大赞、祈祷，在领念大赞四次后，向左右道“赛俩目”，殡礼结束。参加殡礼的穆斯林须净身、着洁衣、不鞠躬、不叩头、不跪坐。“者那则”不在日出、日落、正午三个时辰举行。

    5.落葬

    即送“埋体”下土落葬。“埋体”由男性穆斯林集体肩扛或车推，缓步送至墓地，安放在事先打好的坟坑内。开始培坟土时，阿訇诵念“下土经”，直至坟土培好，阿訇率众举双手捧接“都瓦”（祈祷），为亡人求赦免。

    6. 游坟

    俗称“走坟”“上坟”。是穆斯林传统的悼念习俗之一。上海穆斯林习惯在亲人亡故后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以及每年的开斋节等进行游坟开经仪式，以纪念亡灵。来公墓游坟的穆斯林事先要净身，到墓地要向亡灵致“祝安词”，即道“赛俩目”，然后由阿訇诵念《古兰经》，亡人亲属静默恭听，专心参悟。诵经完毕，跟随阿訇举双手捧接“都瓦”，向真主祈求，把恭听天经的回赐给亡故的亲人。游坟时，要爱护绿化，不在他人坟上践踏，不大声喧闹，不供放祭品，注意环境卫生，保持墓地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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