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河西走廊。
一个东西长约一千公里，南北宽约一二百公里的狭长地带。源源不断的中原文化，使它用铁器铲除了荒草，使它在金黄的稻谷和麦粒的照耀下，闪亮智慧的光芒。
祁连山以北，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以南，从乌鞘岭顶峰，到敦煌盆地，气候、植被、人情、风俗连成一片。马匹、骆驼车运载着大地的丰收，民族的舞蹈和歌唱，在低矮的屋檐下，如同一轮满月，生活的安宁、富足和愉快，激动着每一个人。
很久以前，河西走廊就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众多的民族把这里作为一个历史的大舞台，演出过许多威武雄壮的民族活动的不朽场景，深刻的启示，触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
匈奴，这是一个令河西走廊难以忘记的整体形象。他们强壮的身体在广阔的大地上奔驰而来，如风而去。天苍苍野茫茫的情景中，他们一边畜牧，一边在牛羊的哞叫中得到启示，歌唱成为必然；狩猎是一种宏大的场面，静与动的完美结合，激情的自然流露，舞蹈是那样的浑然天成。他们深刻的模仿着公牛的力量，牛皮的线索，渗透了无限的想象力，紧绷如浑圆的月亮，射出如许的欲望和嗜血的笑。
月亮是如此的美，月的阴晴圆缺，指导着这样一个“引弓之国”的眼睛，决定生死存亡的一瞬，月亮是那样的盲目。
对于河西走廊，他们同样有着宿命般的信赖。河西走廊给予他们的，他们全部作为圣洁的祭品，珍藏于心灵。
嫁妇的颜色，六畜的兴旺，河西走廊是根本之所在。
一个民族带着伤痛和留恋，远走他乡，三百年不息的雄健马蹄，不再踏响一方水土的豪情。因为巨大的精神丧失，一蹶不振的阴影，笼罩了前程。匈奴，从河西走廊，从辉煌的历史册页，滑落了。
河西走廊，毅然离开黄河。河之西，并不是坦途。蒙古高原的风沙，巴丹吉林沙漠的南侵，干旱，复杂的地形，对这块土地，倾注了过多的苦难。
使河西走廊赋予神奇色彩的是一座山，祁连山。沛然而降的雨雪，永久性的冰川，带动了生命的热情。
走廊是自足自在的风水，它提供着交流的机遇，从东至西，它的两端，像是传导不同风俗、不同文化的接点，中原深厚博大的汉文化，西域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滋养着这片土地，用这样的源流，浇灌任何荒芜，都会结出丰硕的文明之果。
祁连山的意义，不仅在于自然而然的造就了河西“可牧可宅”的地位，而且它自己包容着精神创造的可能。譬如沿山而行的人，精力接近疲惫，岩石的褶皱，磨钝了希望的棱角，这时候，就有突然的溪水、草地、森林，解救人的困顿。这些东西在人的内心深处所留下的，决不仅仅是物质的享受，它已经是前途上的光明和冥冥中的神示。因此，一座山位置，摆在现实的地理中，也摆在灵魂的广阔世界里。布满了人们的敬仰和爱戴。
城市，文明线索上灿烂的珍珠。河西走廊著名的城市，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历经几千年的雨雪风霜，漂洗出一种逼人的威严，翻开史册，也有它光彩夺目的形象。他们，组成了河西走廊壮观无比的文化风景线。
春秋战国时代，匈奴的休屠王已经占据着武威，在据今武威市城北六十公里的石羊河西岸上，大兴土木，筑造了休屠城；现在的武威，古曰“盖臧”，因南有盖臧山，谷水流经其地而得名，后来讹传为“姑臧”，“姑臧”城也是匈奴所筑。这是历史记载中河西走廊最早的城市。
在古代文明中，在广泛的农耕与游牧生活中，城市是那样的引人注目。茶楼、酒肆、街道、店铺……城市荟萃文化的各种特征，如同一个巨大的辐射源，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
汉武帝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设立河西四郡，把河西走廊真正推上了历史舞台。
公元６０９年，隋炀帝西巡经青海至张掖，召集高昌、伊吾等二十七国使团，这样一个轰动世界的中西交易会，使张掖这座城市，成为张中国之掖的重要部位。
一个个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就能串起这些城市的脉络。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大败匈奴之后，将汉武帝御赐的美酒倒入清泉，让全军将士畅饮，流淌至今的酒泉，被这浓浓的酒香渲染得声名赫赫。
至于敦煌，早已负载了永远的辉煌。这是河西走廊在即将结束其地理意义的又一次生命的升华。
时间消逝了，那些行走的身影远去了，但深埋的根基还在。从纵横千里的祁连山出发，你所看见的那种沉默的形象，贯穿着无尽的思考，人类文化的天际线，高擎着纯洁的雪，观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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