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说发展的格局

    在世界范围内，也许没有一个地区的文学发展像香港这样长期受到地理政治问题的困扰。香港和大陆虽然在地理上几乎相连，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却极大地改变了香港和大陆的政治关系，使香港和大陆之间政治上的隔绝和地理上的相连构成了两地关系的基础。反过来，进入50年代之后，香港和台湾仍然因为共同的反共立场而保持着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但两个岛屿之间地理上的隔绝，还是使更深入的交往存在不小的困难。除了英国这个殖民地宗主国之外，香港在中国的本土上开始孤立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在50年代是如此），香港文学也成了除抗战时期的上海之外另一种“孤岛文学”的形态。正是受地理政治环境的这种影响，香港小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逻辑。这种影响比之文化、经济、教育诸方面对小说发展的影响都要来得显著和深远。

    受地理政治环境影响的香港小说，在50年代首先是以作家队伍的重新组合开始的。一大批因为躲避战乱而暂居香港的左翼作家，像郭沫若、茅盾、夏衍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纷纷返回内地；而另外一大批作家，像张爱玲、徐訏、徐速、司马长风、刘以鬯、李辉英、黄思骋等又因为大陆政权的转移，基于不同的原因先后来到了香港。在这之前，香港的小说创作一直是由来自大陆的一批左翼的文学巨匠主导着的。虽然像侣伦、杰克等本土的作家也在潜心创作，但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无论是知名度还是影响力，部还难以和来自大陆的郭沫若等人相匹敌。进入50年代，创作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自然极大地影响了香港小说的发展趋势和作品质量。应该说，像郭沫若、茅盾、夏衍这一批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巨匠纷纷打道回府，客观上对香港本土的小说创作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一方面，当时还为数有限的报刊杂志（包括新创刊的《中国学生周报》、《人人文学》等）给年轻的作者们让出了更大的篇幅；另一方面，作家队伍的重新集结还是一个契机，它为年轻作者的脱颖而出无形中也创造了条件。50年代后半期，伴随着南来的作家逐步在生活上稳定下来，一批新的和年轻的香港作家开始登上文坛，香港的小说创作才真正从整个中国文学的母体上剥离出来，形成自身的发展轨迹。

    更重要的是，作家队伍的重组还影响到整个创作的格局。郭沫若等一大批作家的离港，和一大批右翼作家的南来，极大地改变了力量的对比。正是这种主导地位发生转移的两支创作队伍的相互对峙，与左右两派政治力量在香港的长期较量，和整个冷战时代的局势相结合，才形成了香港小说发展中一个相当有意思、也相当长时期的特征和景观。这种特征和景观，是在大陆和台湾几十年的文学发展中都不可能看到的。香港特定的地理政治环境决定了它自50年代开始便成为国共两党、左右两派短兵相接、长期对峙的前沿阵地。在这个前提之下，香港小说才有了它不同于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发展轨迹。

    尽管政冶上的隔绝已成定局，但香港文学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便一下子斩断了和内地的联系。这是因为，作家的经验转换并不像政权的转移那样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中国的左右两股政治势力仍然长时期地发挥着对文学潜在的和实质性的影响，所谓的“斩断”也自然不可能那么决绝。黄继持先生认为：“50年代，强大的‘美元攻势’，在冷战结构形成期间出现，香港文化界一时‘右翼’当道。但不论40年代的‘左’，50年代的‘右’，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人多是从中国内地转移来此的，关心中国政冶文化，多于关注本港。如果说有文艺思潮，多不外是大陆或台湾的回声与摹本，混杂着中国文学的政治文化及本地文学的商品化色彩。”在这个时期，香港小说创作中成就较大、影响也较大的张爱玲、徐訏、徐速等人，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还是利用了自己过去的经验，以大陆生活为题材，写抗战、写土改。当他们的审美意识仍然指向大陆时，所谓香港小说与内地文学的联系被斩断，实际上只是体现在组织上和文艺政策上。而反过来，居留香港的作家仍然以整个中国为审美的视野，多半政治立场过于鲜明，或反共或亲共，以自己的创作加入了冷战的行列。50年代的香港小说恰恰表明：文学的发展固然受到地理政治环境的影响，但其转向却要比政治来得缓慢。事实上，这个时期的香港小说还没能完全摆脱其附属的特征，具有自身特色的香港小说也并没有真正形成。类似于侣伦的《穷巷》这样本土的作家写本土的作品，比较成功的在50年代还属于凤毛麟角。而在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中，虽然作者所写的是香港社会之一角，但其内容依然大多是以来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生活为题材。当作家只能无奈地利用他们自身的旧时经验从事创作时，这种对香港本土一时的疏离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既在地理政冶上与大陆隔绝，但在心理上却又一时难以斩断；既在实际的生存上已经进入香港，但在心理上却又一时难以融合，这种内心矛盾和处境尴尬正是一大批自大陆涌向香港的作家在创作上的共同问题。

    当然，香港与大陆相隔绝的地理政治状况，和此时大量的香港作家仍然利用旧时的大陆经验来从事创作这一点，必定要随着时日的渐移而显出益发突出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中。香港日益变成一座孤岛这个现实的地理政治状况，势必要影响到香港的市民生活，也随之要影响到读者对于文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依然以过去的大陆经验来从事创作，迟早会和读者的“孤岛心态”发生冲突。50年代初期，虽然像侣伦、杰克（黄天石）等战前就开始创作的本土作家又重登文坛，但艺术质量一时还难以和南来的作家相比。此后，随着南来作家在创作上的内心矛盾和处境尴尬日益突出，而本土作家在艺术上又渐趋成熟并形成一股新的力量，香港小说创作的重心便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转移。本土创作在分量上的加重，在质量上的提高都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它和香港这座城市的“孤岛”特征的日益鲜明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固然，香港在整个50年代一直没有停止左右两派在文学上的对垒，但随着时日的渐移，更多的小说创作把题材和立意转到了香港本土上来。即便是像徐訏和徐速等作家所创作的大陆题材的作品，还一直延续到50年代之后，而且成就也不低，但他们的创作已不再像50年代初期那样，构成香港小说创作的主体。此后，从香港文学的整体来看，小说创作的发展走向开始明显地逐步转向了本土。至此，香港文学的“孤岛”特征才得以真正形成。

    应该承认，50年代的香造小说从整体的质量上看是不高的。这里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大批左翼作家的离港，比如新一波南来作家并非正常和有利的创作心态，比如冷战局势和政治意识的干扰，比如本土作家尚未能形成一股力量……但是50年代应该说是香港小说创作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这是因为，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香港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部分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全然是地理政冶上的原因。自50年代以后，香港与大陆相隔绝的地理政治状况，决定了南来作家的大陆经验已不再成为持久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本土作家的队伍也在日渐壮大。而在文学的对象方面，读者群又越来越局限于香港本岛。于是在后来的20多年中，虽然不能摆脱国共对峙的影响，但在创作题材方面，却逐渐转向了本土的生活。这正是这座殖民地的“孤岛”从根本上制约着香港文学发展的地方。

    从60年代到70年代，香港小说的整体水平应该说是在提高的。尤其是60年代的小说创作，由于各种相关因素的作用，更形成了一个高潮的时期。60年代文社活动的积极开展，文学杂志的大量涌现，无疑是推动小说创作发展的重要条件。政治倾向偏右的《中国学生周报》在培养年轻作家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尤其值得一提。《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于50年代初，但从这份杂志上逐渐成熟起来的作家却大都活跃在60年代。60年代的香港作为东西方冷战和国共对峙的前沿这一地理政治地位虽然没有改变，但在50年代比较明显的文学创作相对于地理政治的滞后却在缩小差眶。

    从小说创作这方面看，对其发展方向产生影响的，有两个因素不能不提及：一个是新一代作家成批地涌现。这些从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上都远不同于50年代的年轻作家，曾接受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总是借助于自己的大陆经验来从事创作。他们成长于香港，或成熟于香港。从艺术上看，这批作家如“五四”新文学时期那样，在接受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更多地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接上了关系。一方面，香港坊间容易找到的大量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名著成了他们在创作上起步的最初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50年代活跃于香港文坛的张爱玲、徐訏、徐速、李辉英等人的创作，同样延续了现代文学的传统，对他们也有不小的影响。这个传统中最基本的方面，便是敢于直面人生，切中时弊，关心香港社会，体察百姓生活。在这批作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从底层涌现出来的工人作家、平民作家，在政治上比较左倾的作家，像舒巷城、金依、吴羊璧、张君默、海辛等。他们或是由于出身，或是由于经历，或是由于所受的教育，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似的创作路线。底层生活的经历，思想的左倾，再加上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影响，这就从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两个方面形成了一股合力，他们在人数上相当多，作品的数量也相当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了香港小说创作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另一个因素是：自70年代以后，又一波的作家陆续南来。如较早的陶然、东瑞、陈浩泉，稍迟的颜纯钩、陈娟等。这批作家和上述的作家无论在成长的背景和教育的背景上部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几乎都是在大陆完成中学或大学的教育，在大陆确立最早的思想立场，在大陆经历“文化革命”并开始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反思。他们更多地是从大陆的当代文学，而不是现代文学中吸取创作的滋养。而大陆的生活经历又使他们在赴港之后得以在另一块土地上重新观照他们的过去，就像前一波的南来作家一样，他们在初登香港文坛时也不得不有一个利用自身的早期经验来从事创作的时期，写“文化革命”，写上山下乡，写学生时代的生活……但他们又和舒巷城等人一样，在赴港初期也有一个从底层挣扎出来的艰难时期。这就使得他们对香港社会从一开始便得以采用一种相当深入和细致的目光去观察和体验。如此一来，当他们转而从香港的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的题材和灵感时，他们所受教育的背景，他们所秉承的文学路数，便十分自然地和他们的即时经验相结合，把他们引向了由舒巷城们开创的那一条创作道路上去了。

    另一方面，与这些作家不同，在香港作家中也有一部分走的是另一条路线。这些作家多数是在香港出生或成长的，而当时殖民政府所强化的英语教育更是疏离了他们和母语及母文化之间的联系。香港教育发展政策中一条重要的原则是：“强化英语教育促进对英国的认同。1866年港府将英文列为中央书院的必修科，同时逐渐加强对英华学校的资助，不断提高英华学校的英文程度。1911年，香港大学成立，标志着香港正式确立了一套从英华学校中挑选少数‘精英’进入英式大学的学校制度。”香港虽然因政治原因疏隔于中国大陆之外而呈现出某种孤岛形态，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因受港英政府的影响而与西方世界有更广阔和紧密的联系，客观上为当时一部分创作意识较为活跃的作家转而向西方寻求新的艺术滋养提供了心理上的和资料上的可能，并使之成为香港小说发展中一个极有逻辑性的事件。60年代香港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倾向，在昆南、李维陵和刘以鬯等作家的推动和积极实践下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他们用新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技巧来表现香港本土在经济活跃期间所产生的种种不同以往的社会现象和精神问题，成为这个时期香港小说创作的一个增长点。像刘以鬯的《酒徒》等小说，在当时和其后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关于西方的现代派潮流，香港和台湾到底谁影响谁的问题，似乎有过一些争论，但其实是相当次要的。关键在于，对这种创作潮流的接受本身，说明了香港小说创作在变动的背后所存在的发展逻辑。这完全符合香港当时所处的地理政冶环境，以及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在香港小说的发展中，西方文学的影响是一股相当大的和顽强的力量。它一直延续到西西、电斯、吴煦斌等，及至90年代的黄碧云、董启章等人身上。虽然，这批作家从西方文学中所吸取的艺术滋养并不尽相同，但他们显然都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路数。特别是伴随着香港的经济起飞，市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状况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来，那种崭新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都在寻求着重新的表达。这就使他们勇于摈弃传统，舍近求远，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于前辈的超越欲望。在香港，致力于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小说实验的作家并不多，作品也很有限，但在香港小说中却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技巧的引入从整体上看有利于提高香港小说的艺术水准；另一方面，它也为香港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景观。

    尽管如此，在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都市中，作家的社会地位一直是不高的。这和大陆作家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扮演民众精神导师的角色恰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点对香港小说发展的影响似乎还未被研究者们注意到。较低的社会地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并随着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而逐渐地拉大差距。所以，“书为稻粱谋”在香港作家的创作中一直是个问题。像徐訏、徐速、刘以鬯等人，自50年代来到香港之后，都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的连载小说。连载小说的创作迫使作家们不得不更加注意如何增强故事性，如何取悦于读者。这就使作家只能降格以求，更多地采用通俗的笔法来写小说。像徐訏和徐速在50年代发表的许多小说就是这样。也因此，不少作家都坦承自己所写的是所谓“半严肃半流行的作品”。

    当然，香港通俗小说的高度发达和畸型繁荣并不仅仅是由作家的这种无奈造成的。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由于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报业的发展，香港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例如喝早茶）和紧张的生活节奏……都在向文学要求着快餐式的精神消费。50年代除了徐訏和徐速多少带点言情的小说之外，后来自成一家的梁羽生、金庸也开始创作武侠小说。随着香港商业化程度的提高，通俗小说也以一种超过严肃小说发展的速度来满足市民的需求。

    应该承认，在香港小说中，通俗小说不仅数量多，质量上也出现不少上乘之作。在几十年中，香港的通俗小说形成了由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等多足鼎立的创作态势。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亦舒、李碧华的言情小说，倪匡、张君默的科幻小说，唐人、高旅、金东方的历史小说，都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一方面，香港的严肃小说不得不以半流行的方式来获取读者的认同；另一方面，香港的通俗小说却一直致力于通过与文化、历史、社会的关联来提高自己的文学品位。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唐人的历史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等，其流行并不完全是由于编故事的水平，作者还把他们对文化、历史、社会的思考灌注到小说之中去，因此也在不同的程度上体现出了严肃的一面。亦舒、李碧华的言情小说也努力越出鸳鸯蝴蝶派和台湾琼瑶式的言情小说的固有模式，她们塑造人物的功力，语言的功力，都丝毫不弱于那些写严肃小说的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香港，这些属于顶尖水平的通俗小说作家；他们的作品质量并不在那些专事严肃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下。从目前的情况看，他们在华语世界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也超过了香港的严肃小说作家。严肃小说的半流行，和通俗小说的严肃比，无形中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再加上通俗小说在数量上所占的压倒性的优势，通俗小说在华语世界中所达到的高水平，这又在无形中使香港的严肃小说相对地说显得更为暗淡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所谓香港是“文化沙漠”的印象，应该说和这一点不无关系。

    自5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锲入现实的小说、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小说、通俗小说这三个方面所构成的“三重叠合”的创作格局。这三个方面既有相对明确的界限和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又在发展中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更重要的是香港文学还在50年代之后的20多年中述步形成了自身的发展轨迹和文学特性。这是香港作为中国的一座城市，它不同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同样是中国城市的地方。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北京等城市的区域性文学当然也有它们的特征，但却不可能像香港这座城市的区域性文学那样，有它独特的政治意义和文学史意义。北京等中国城市的区域性文学并不存在有如香港文学这样独特的地理政治环境，因此也就不存在自身的发展轨迹和文学特性。这一时期的香港小说创作其所以相当重要，正表现在它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是一个和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逐步分流的时期，是一个从中国文学的整体上剥离出来，形成独立品格的时期，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让香港文学真正成为香港文学的时期。

    本土作家的崛起

    50年代后，香港文坛的小说创作有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作品的数量剧增。原因是：（1）从大陆南来的作家和香港本土作家创办了许多文学刊物，给小说创作提供了发表的阵地。这对小说创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杰克主办的《文学世界》，慕容羽军、云碧琳主办的《文艺季》，孟君主办的《天底下》，卢野桥、源克平主办的《文艺世纪》，张维主办的《文艺世界》，李文耀、柯振中主办的《文学报》，友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学生周报》等。（2）50年代香港出版了一批长篇小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锲入现实的香港本土作家的作品。如侣伦的《穷巷》，舒巷城的《太阳下山了》、短篇小说集《山上山下》、《雾香港》、《曲巷恩仇》等。夏易的《变》，南宫搏的《这一家》等。他们的小说创作，提升了50年代香港文学的素质。

    舒巷城的《太阳下山了》

    舒巷城（1923—1999），原名王琛泉，笔名王烙、邱江海等，祖籍广东惠阳，在香港出生、长大。舒巷城受过良好的教育，七岁时入私垫，打下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又受到叔叔对他的艺术熏陶。后考入官费的育才书社和教会办的华仁书院。抗战时期大批南来作家和文化人来到香港，有如甘露洒心，滋润着舒巷城的心田。念英文书院时，开始以王烙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第一批短篇小说和新诗习作。1942年秋，香港沦陷近一年，19岁的他忍痛离开出生地和家人，只身赴内地，辗转于贵阳、昆明、越南、上海、东北、天津、北平、南京等地，东飘西泊，直到1948年底才回到香港。此后，他白天工作，晚上从事文学创作，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写了不少以香港市民的悲喜剧为题材的短篇。他1969年去欧洲旅行月余，回来完成了一个以巴黎的街头穷画家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巴黎两岸》，几年后又两度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1977年秋，应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之邀，参加国际文学活动。主要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山上山下》、《曲巷恩仇》、《雾香港》、《伦敦的八月》等，长篇小说《再来的时候》、《太阳下山了》、《白兰花》、《巴黎两岸》、《艰苦的行程》，诗集《我的抒情诗》，《回声集》、《都市诗抄》，散文、随笔已结集的有《拜伦与爱情》、《灯下拾零》和《浅谈文学语言》。

    舒巷城主要的文学成就是小说。长篇小说《太阳下山了》（国内版更名为《港岛大街的背后》）是舒巷城的代表作，标志着他创作上的一个制高点。作品1961年连载于《南洋文艺》。作者以简洁，抒情的笔触深刻地描写了鲤鱼门筲箕湾一带穷苦人家的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鲜明的香港地方色彩，美丽的自然环境，浓郁的生活气息，深挚感人的人情。

    《太阳下山了》是舒巷城四部长篇中写得最好的和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佳作。它采用横断面的写法，由主人公林江带领读者浏览了西湾河贫民区的风情，把一幅众生相展示在读者面前，生活气息浓厚，写实、抒情和通俗自然的笔法熔于一炉。在审美情感上，舒巷城既有对现实的批判，也有冷静的观察，更多的则是通过主人公林江的奋斗，和周围的许多人对他的支持和帮助来展现普通百姓之间的温情和对生活的信心。《太阳下山了》从总的方面看有一种明朗的调子，在众多的香港小说中，像这样的调子是不多见的。这也正是这部小说能给读者带来不同一般的审美感受的地方。读完小说，读者还不知道林江将来如何迈向新的生活，这个开放性的结局恰恰给人物展现了一个前景，好像他还在活动着、追求着。

    《巴黎两岸》是一部充分体现舒巷城创新精神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画家西蒙之死，对巴黎社会作了深入剖析。

    从艺术上看，舒巷城的小说没有太多刻意的技巧，无论是情节构思还是叙述方式，无论是表现手段还是语言风格，都讲究平实、单纯、明快和简练。当有人评论他的小说采用“无技巧的技巧”时，其实说的正是这一点。然而，他的小说依然有很大的感染力，这应该归功于他人生经验的丰厚与独特，以及内在情感的充沛。

    侣伦、夏易、金依、吴羊璧等的小说创作

    曾经在40年代末以长篇小说《穷巷》奠定了在香港文学地位的侣伦（1911—1988），进入50年代以后，仍然笔耕不辍。1955年，他创办采风通讯社，此后一直在新闻界工作。除了早期出版的《红茶》、《黑丽拉》、《无尽的爱》和50年代以后才正式出版的《穷巷》外，1950年以后创作出版的还有长篇小说《恋曲三重奏》、《暗算》、《佳期》、《秋梦》、《欲曙天》、《特殊家庭》、《无声曲》，短篇小说集《残渣》、《爱名誉的人》，散文集《无名草》，回忆录《向水屋笔语》等二十余种。

    作为香港文学史上一位拓荒者式的作家，侣伦的创作历程跨越了香港现代和当代文学史，长达50余年。在香港作家中，他较早注意到香港社会中华洋杂处的现实。早年创作的《黑丽拉》、《无尽的爱》、《西班牙小姐》等短篇小说，写的都是在香港华洋杂处的社会现实中的爱情故事，并且带有一种异国情调和感伤迷蒙的色彩。《无尽的爱》把葡萄牙少女亚莉安娜和义勇军战士巴罗这一对异国情侣凄美悲壮的爱情故事，置于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广阔背景之下。小说出色地塑造了亚莉安娜的形象，把她的性格刻画集中在她对巴罗的赤诚而崇高的爱情上，从她对巴罗的爱反衬了她的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完全是建立在她对日寇的刻骨仇恨上。因此，她的爱情包含了深厚的时代内容。她勇敢、果断地用一杯咖啡毒死杀害巴罗的凶手——九龙地区宪兵部长佐藤金次郎，实现了自己的复仇计划。最后，她昂起头来毅然地走向断头台。作品以浪漫的抒情笔调，烘托了亚莉安娜不畏强暴的浑身正气以及高尚情操，一个光彩夺目的复仇女神形象跃然于纸上；此外，作品对这位女主人公对于爱情、自由以及贞操等种种心理冲突的描绘，也都充满了一种高雅的艺术格调。

    侣伦是一位执著的艺术追求者。60年代的创作生涯，他的名字总是与香港新文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他始终关注香港的社会现实，并且一步步锲入生活的深处。早期小说更多地停留在编织爱情故事，抒发浪漫情怀，后来逐步地转入直面人生，批判现实。他既不迁就时尚，也不一味躲进艺术的象牙之塔，写那种孤芳自赏的作品。他善于巧妙地把严肃的生活内容置于流行小说的形式之中，常在强烈的对照中呈现出讽刺意味，并能于小中见大，浅中见深。这种辛辣风趣、寓庄于谐的笔法，没有成熟的蓄积既久、博观约取的艺术功力，是写不出的。这是侣伦小说的突出的艺术特色，也是他的小说能像流行小说一样畅销的原因。后来的许多香港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致力于创作各种“非流行小说的流行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与侣伦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夏易（1922—），原名陈绚文，另有笔名林未雪、言茜子、叶问等。祖籍广东新会，生于香港。小学，中学在香港接受教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入日寇手中。1942年逃出香港回到内地。1943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抗战胜利后转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大学期间选修朱自清的文学课，深受影响，处女作《静斋半年）就是由朱自清介绍发表在北京的一家刊物上，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1948年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香港，当了六年小学、中学教员，1954年起从事专业写作。1978年曾应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的邀请，赴美游学。

    夏易的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和散文。她曾将自己的创作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50年代，为了适应香港商业社会的需要，以写作维持生活，她创作了十部爱情小说。处女作《香港小姐日记》（后易名为《少女的心声》）在《新晚报》连载后，即引起热烈的反响。在这一时期的其他爱情小说中，《悬崖上的爱情》和《日记里的秘密》有着较为曲折的情节，而《恋爱·

    中国香港与台湾文学大观二十一题》则具有恋爱心理分析的特征。

    第二个时期是六70年代。社会文化气候的变化使夏易减少了小说中的爱情成分，更多追求社会人生的深度。在这时期创作的八部长篇和两部短篇集中，以《变》（1986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时易名为《香港两姐妹》）作为奠定自己在香港文学地位的代表作。

    第三个时期是80年代至今。人生阅历的加深使作者进入了创作的反思期，希望从整个文化传统的反思来检讨过往的作品。小说创作的数量较少，小品散文的写作益多。

    从整体看来，夏易的小说基本上都以女性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通过女性爱情的心理变化和曲折命运来揭示社会的人生百相相心态。这显然有利于作者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找到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和时代的准确感觉。正因为这样，夏易的小说有着对女性心理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的揣摩，借助女性丰富的感情生活和命运变化，在时间的纵向发展中来结构故事，表现主题。可能和女性作家的审美体验相对而言要温和一些有关，夏易小说对社会丑恶和黑暗缺少更有力的批判，往往只是以一种劝世的口吻，把她对人世的一些虽不算太深刻，但仍有价值的见解传达给读者。

    金依（1927—），原名张燮雏，现名张初，另有笔名芸芸等。原籍广东中山县。父亲张稚庐为香港最早的文艺杂志《伴侣》的主编。受家庭影响，自幼喜爱文学，阅读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初中毕业后，先在香港制衣厂当工人，1949年，他以写短剧开始文学活动，1951年从事新闻工作，现为《香港商报》总编辑。

    金依早期用芸芸为笔名在报上发表以青年为题材的小说，如《幻恋》、《丑陋的春天》、《挫折》、《风雨异乡人》、《蜂与蝶》、《迷途的少女》、《红绿灯下》、《春郊三凤》等。60年代中期以后，他转向写工人题材。这时期，作品的取材大都集中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香港社会的变化以及下层劳动人民在社会变化中的生活和斗争。在香港的众多作家中，金依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工人作家。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己曾长期生活于工人和底层的百姓当中，也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中有许多就是以工人的生活力题材，更表现在他在创作中始终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同情工人的不幸，为工人说话，歌颂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且把工人的坚忍、团结、勤劳和献身精神看作是社会的一种理想人格。像《迎风曲》、《还我青春》及续篇《大路上》，都是金依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些小说中，金依揭示出香港社会生活一个很重要，却在创作中长期破忽视的侧面，成功塑造了杏心、忆兰、玉茹等一系列工人的形象、《迎风曲》通过三个知识女青年投身于工人生活，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和得到磨炼来展示年轻人走向成熟和实现理想的道路。《还我青春》和《大路上》则从正面表现50年代末香港工人的生活和与资本家的斗争。小说基调是高昂的，读来令人精神振奋。

    吴羊璧（1929—），原名吴筠生，另有笔名双翼、意妮、鲁嘉等。原籍广东澄海县，在汕头市长大。读书至高中一年级便辍学。改学会计两年，1948年来港，开始给报刊投稿；次年被香港《文汇报》聘为副刊编辑；1990年任《壹周刊》文稿编辑，现已退休。著名作家吴其敏是他的父亲。吴羊璧多才多艺，能用多种艺术形式写作。作品厚实，善于从平凡生活中提出社会问题。60年代，曾与友人合办《伴侣》、《文艺伴侣》：70年代曾出任《书谱》双月刊主编，醉心于书法和篆刻。有一段时间和金依（张初）合作，尝试写香港的下层生活。大多通过工会的群众关系，找到一些对象，采访后两人一起讨论，一人执笔，再讨论修改，用笔名“张羽”（张初之“张”，双翼之“翼”的上半截）发表。吴羊璧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龙凤剑》、《黄河异侠传》、《顶嘴》、《在潮流中》，幽默短篇小说集《老朋友贵姓》、《请你叫醒我》，散文集《一秒、一年、一生》、《水滴篇》、《从人到鸭》，杂文集《煮字集》，文艺散论《茶座文谈》、《〈水浒〉新谈》，电影文学剧本《王老五之恋》，《龙凤剑》等。

    吴羊璧是个写短篇小说的好手。特别是讽刺性的短篇小说更构成他创作特征的重要方面。《巴士上的一个半小时》是吴羊璧一篇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取材于路上堵车这一场景，通过巴士车厢这一窗口展示了香港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社会的世相。吴羊璧还是一位富于幽默感的作家，他的《老朋友贵姓》是一部讽刺小说集，充溢着睿智的幽默感。作家用犀利的笔触，从现实生活中一些荒唐可笑的事物入手，挖掘出种种腐朽丑恶的现象，妙趣横生，而又意旨深远，是一部思想性、现实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作品。吴羊壁喜欢用喜剧气氛烘托严肃的思考，因此，这部小说集的作品格调是幽默的，内容却是严肃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不拘一格，那种嬉笑怒骂、寓庄于谐、辛辣风趣、幽默深沉、漫画式夸张的笔法，没有较深的艺术功力是写不出的。

    海辛、张君默等的小说创作

    海辛（1930—），原名郑辛雄，另有笔名范剑等。原籍广东中山，父亲在他幼年时即远去智利谋生，客死异邦。抗战期间随家人逃难香港，香港沦陷后返回家乡，战后再到香港谋生。曾当过面包店杂工、酒店侍者、理发店学徒和五金厂后生，也曾进入南方学院，聆听过曹禺、洪探、黄谷柳等名家的教诲。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50年代初进入影视界，学做编辑和影片宣传，后辞职专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青春恋曲》、《远方的客人》、《高飞的鸽群》、《一家人》、《飞向蓝天》、《银色的漩涡》、《西瓜成熟的时候》、《救生圈》、《天使天使》、《出卖影子的人》、《乞丐公主》、《香港少年》、《塘西三代名花》、《花族留痕》、《庙街两妙族》等20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其中有十余部曾被新加坡和香港政府推荐为中小学生课外读物。

    40多年来，海辛从写诗到写生活故事和小说，走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海辛小说的素材，几乎全部取自香港本地的生活。关注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命运，执著于表现小人物，反映他们不平人生的挣扎与呼声，是海辛从一开始创作就显示出的特点。然而由于艺术经验的不足，最初的作品常被先入为主的主题观念和一时的激情所导引，存在看过分投入解释作品主题的缺陷，从而影响了作品本身的深度的挖掘。用海辛的话说，“所见所闻，都是血淋淋的现实，用笔来写并没有什么构思”，因此，他总是不能自己地要在作品里现身说法，而缺少形象塑造的艺术感染力。这些现象，在他的第一部短篇集《远方的客人》以及以60年代作品为主的选集《寒夜的微笑》等早期作品中，都可以看出。

    70年代后期，海辛推出三部颇有分量的短篇集《西瓜成熟的时候》，《染色的鸽子》和《救生圈》。在这三部作品中，《染色的鸽子》在反映香港社会日见加速的变迁，以及描写自己对人生的日趋丰富的感受方面，尤为深刻。这时的海辛，已经能以冷静客观的观察和对形象的塑造，去克服早期小说中出现的过于偏激和说明主题的倾向，力图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把握生活的脉搏，反映出生活现象的本质。

    海辛的小说还致力于刻画出具有香港社会特征的人物形象。他把这类具有“香港型”的人物性格，定位在直面现实又不安于现实，接受苦难却不愿被主宰的基点上。这样，他的作品就表现出了一种既能捕捉香港人的心态同时又能客观反映殖民地社会面貌的特色。

    海辛的小说格调从早期的讲述生活故事发展到后来的对于生活的全方位透视，他把握的始终是一种真、善、美的社会理想。他说：“我不怕人们嘲笑自己天真，我觉得真、善、美、友爱、互助，应该是一张很好的药方。”这可以说是海辛的整个创作使命，在这种创作使命的支配下，海辛力图全面真实地反映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以及那些惨淡的人生。

    1996年，海辛以香港九龙庙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庙街两妙族》出版。在此之前出版的《塘西三代名花》及续篇《花族留痕》，是以香港塘西之大欢场为背景的。庙街作为香港历史上的第二个大欢场，在海辛看来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庙街两妙族》写于1992年秋天，那整个夏季，海辛每周用两天时间泡在庙街上“穿插走动”，观察生活，淘出了许多有关庙街的背景和故事、这部小说通过一边是有“公”无“母”的单亲家族三代，与另一边是有“母”无“公”的单亲家族也是三代的如此“两妙族”的传奇故事，刻画了香港社会的一出“人间喜剧”，这两个“妙族”男性皆姓洪，女性皆姓马，本是男女匹配，却相处得像两军对垒，互不相让。从这两个家族的交往、纠缠、矛盾、恩怨以及爱恨中，我们看到了从40年代初到90年代的香港社会的历史沧桑。这部长篇被誉为“具有浓厚香港本土意识的力作，是香港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它以历史性的传奇和时间跨度，并具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写实的笔触，为避风塘风月已逝的今天留下一份历史性的文学记录。

    海辛的小说技巧，多得益于他的善于编织故事上。虽然，在他早期以至后来的一些小说中，作品的结构多有平铺直叙之嫌，而在《庙街两妙族》里，海辛最充分地发挥了他虚构的本领，把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恩恩怨怨处理得复杂而多面化。他自己是彻底地隐到了故事的背后，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靠自身的激情去感染读者，而是以一部历史性的传奇和本土味去牵引读者，同时又以幽默、风趣的笔调，让读者充分地发挥想象能力和审美能力，从故事传奇中去透视香港社会的一个侧面。

    张君默（1939—），原名张景云，笔名还有甘莎、张柳涯等。原籍广东新会县，1946年随父母到香港，在香港受中小学教育，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初中时染上肺结核，未毕业就辍学了。曾做过餐厅、商店、工厂的小工，18岁再入香岛中学，又因肺病复发而辍学。其时开始向报刊投稿，并与朋友组织读书会。20岁时出版了《江湖客》、《青春的插曲》两部长篇小说。踏出校门后，投身社会，先后担任过《知识》半月刊编辑，《循环月报》、《漫画日报》、《明报》记者。为了摆脱贫穷，几度弃文经商，皆不成功。1968年重入文化界，任香港电台特约广播剧撰稿人直至1976年底。八年的编剧工作，锻炼和增强了他的构思和写作能力。1976年，与友人创办《科技世界》，任总编辑。1978年起，他任《明报》副刊编辑，至今业余创作不辍。

    张君默从15岁起开始尝试创作，20岁时出书，30余年来出版了20多本书，有中篇小说集《芳华》、《往事匆匆》，长篇小说《江湖客》、《青春的插曲》、《日落时分》，科幻小说《大预言》，散文集《粗咖啡》、《命运小品》、《琉璃草》、《半山居》、《乡愁》、《君默小品》等。

    张君默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作品为18岁至22岁之间发表的小说，如长篇小说《江湖客》、《青春的插曲》、《寂寞的女神》等，大多是他自身的经历、遭遇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所见所闻。这一阶段，他由于年轻，生活体验不深，驾驭文字的技巧也不够熟练，所以作品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不够圆熟。中期作品是从商时期的业余之作，以小说为主，散文为次。其中以《芳华》、《日落时分》为代表。由于经历了生活的波折，从这些作品中透露出作家思想上的彷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心态。近期作品以散文小说集《遥远的星宿》为起点，以散文为主，小说为次。这时期佳作较多，作品思想内容广博深沉，艺术技巧日臻成熟，已经形成了一种实诚、清新，而又饱含生活哲理的艺术风格。他的科学小品在香港好评如潮，被推荐为中学课外读物，并流传于海外。

    谭秀牧（1933—），原名谭锦超，广东开平县人，1947年小学毕业后即到香港谋生，曾在好几个行业工作过，业余自修。1956年起在世界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先后担任报刊记者、编辑，曾任《南洋文艺》月刊主编，并参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的工作。

    1954年，他用“艺莎”为笔名，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明朗的早晨》、《寂寞的山村》，长篇小说《金色的旅程》、《阿娇和她的同伴》。60年代后，他将兴趣转移到绘画方面。1977年底，才以“谭秀牧”为笔名，重返文坛，曾出版《谭秀牧小说选》。

    刘以鬯（1918—），原名刘同绎，浙江镇海人，生于上海。1933年读初中时就参加作家叶紫发起和主持的“无名文学社”。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系。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新闻界服务。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了姚雪垠、徐訏、徐迟、戴望舒等人的文学作品。1948年10月，首册单行本《失去的爱情》问世。随后离沪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新闻界服务。1957年起定居香港，任《香港时报》文艺副刊《浅水湾》主编，译介当时西洋前卫文学和美术，提倡现代主义，使该副刊成为当时香港现代派文学的主要阵地之一。1963年10月，出版中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酒徒》，轰动港岛，饮誉海外。他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酒徒》、《岛与半岛》，《陶瓷》、《对倒》，中篇小说《寺内》，中短篇小说集《春雨》、《一九九七》、《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短篇小说集《天堂与地狱》，新文学研究论文和文坛回忆录《看树看林》，文学评论集《端木蕻良论》，《短绠集》，此外还有译作长篇小说《人间乐园》、《娃娃谷》和《庄园》等。刘以鬯是香港文坛的翘楚。他学识渊博，熟悉古今中外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的情况。他不仅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编辑，还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文学评论家。

    和那些创作动辄以十几本，乃至数十本计的香港作家相比较，刘以鬯正式出版的作品并不算太多。但其实他的创作量相当大，他为报刊撰写的连载小说和专栏文章，达千万字以上。但这些只有少数为作者重新整理出版。往往从十几万字删改压缩成几万字，甚至几千字，表现出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因此他的作品虽然不多，却在香港文学中占有了一席突出的位置。几十年来，刘以鬯孜孜不倦地探索追求，尝试实验，力求突破创新。他的实验小说独树一帜，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对香港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以鬯从事文学活动，长达半个多世纪，成果斐然。

    长篇小说《酒徒》，是刘以鬯的代表作，1963年10月在香港初版，1979年在台湾再版，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又再版。《酒徒》是刘以鬯一次创作实验的成果。作家大胆地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架构，把乔伊斯、福克纳等意识流大师的技法以及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运用到作品中。

    《酒徒》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它创新度很高，开拓了一个多元性的艺术空间。情节的诗化、散文化，戏剧式的对话、台词，哲理性的议论，电影蒙太奇式的结构，以及隐喻、梦幻、意识流、生活流、时空倒错等西方艺术技巧，在小说中混合并用，融为一体。

    除了《酒徒》，刘以鬯还创作了《陶瓷》、《岛与半岛》等几部长篇小说。它们尽管题材内容和艺术手法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把香港人放在一个繁华而挤迫、优裕却紧张的社会环境中，借助其光怪陆离的面目来展现生存的困窘。他并不像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家那样重视刻画人物性格，以达到更大的人性深度。他擅长的是把人物置入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让人物在一个相对比较宽阔的范围里去活动，去碰壁，利用所关联的人物来带出整个环境。而实际上，刘以鬯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所生活的城市——香港。几部长篇小说都属于那种感性胜于理性的小说。所反映的意旨说不上深刻和特别，但却生动而强烈。

    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刘以鬯也有许多尝试和创新。

    如果说在香港的小说家中有不少“平民作家”的话，那么，刘以鬯则可以称之为“文人作家”。这不仅因为他的创作有十分浓烈的文人气息，也不仅因为他的作品所涉及的生活范围更多地局限在文化人的小圈子里，而且因为他一贯地坚持小说创作的现代性的实验。固然，不能不看到他所受到的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影响，但从创作中所展现出来的试验的多样性来看，他并没有坚定地站在某一个西方现代派的立场上。勿宁说，他是以一种开放的创作心态，不断地探索着小说创作的各种可能性。

    新武侠小说的崛起

    一次偶然的事件导引了武侠小说在香港的崛起。1952年，白鹤派掌门陈克夫与太极派掌门吴公仪在澳门新花园摆擂台一决高下，吴公仪一拳打中对方鼻子以和局终场，前后不过三分钟。传媒大肆渲染，激起了公众心中潜伏着的“武侠幻想”。当时《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先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阅读期待”，决定邀请梁羽生在《新晚报》上撰写连载的武侠小说。这就逼出了梁氏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也就是被公认为“新武侠小说开山作”的《龙虎斗京华》。

    《龙虎斗京华》大受欢迎，引出了梁羽生本人源源不绝的创作，也引出了金庸，以及其他作家如林梦、高峰、风雨楼主、倪匡等人的创作。同时，各种大小报纸的副刊每天连载武侠小说，招徕读者；出版社也大量出版武侠小说，一般的小书摊上都有武侠小说出租。还有两本专门武侠小说杂志应运而生，一为《武侠世界》，由环球出版社1958年创办，维持到现在，已近50年；二为《武侠与历史》，由金庸1961年创办，至1976年停刊，共出版了758期。

    新武侠小说的创作，刺激了60年代香港电影中“动作片”的鼎盛。最负盛名的导演如张彻，拍了近百部电影，大多数为武侠片，例如《独臂刀》（1967）在当年赢得百万元以上的票房，轰动至极。再如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1966），也有80万元的票房。电影与小说互相激荡，使得“武侠”在大众文化市场中成为一种基本的消费性文类，影响所及，远远超出香港而至台湾及海外的华人世界。

    60年代前后的香港，称之为“武侠”的时代，并不夸张。那时候的武侠小说，被冠之为“新武侠小说”，而金庸、梁羽生被誉为“新武侠小说”的顶峰，一时“金梁”并称，雄霸武林，到90年代而屹立不动。

    “新武侠小说”新在什么地方？相对传统的武侠小说，它有什么创新、变革？首先是手法的突破。金庸、梁羽生两人对于传统文艺相当熟悉，也非常了解“五四”以后的新文艺，以及西方文学。因而，传统武侠小说那种简单的叙事策略得到矫正，代之以复杂的、精致的叙事角度、结构、语言等。新武侠小说塑造人物，注重心理深度，注重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在金、梁的某些作品中，甚至可以发现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写出了潜意识对人的制约、支配。而且，讲究文字，一方面继承了明清的小说语言传统，保持了独特的中国韵味，另一方面又融合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语言质素，散发出浓郁的“现代感”。

    其次，更重要的是，新武侠小说中表现出的是现代意识，而不是传统武侠小说中那种僵化的、陈陈相因的观念。例如对于“快意恩仇”观的否定，对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否定，对于个性独立的肯定，对于人道主义的张扬，等等，都令“新武侠小说”充满着强烈的“现代色彩”。确如严家炎所说：“新派武侠小说是武侠文学史上的新阶段。它突破了旧武侠小说内容上的种种局限，在根本精神上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它不但能够存活在现代人中间，也已经证实赢得了现代读者的喜爱。”

    言情小说的盛行

    言情小说的成因及流变

    从广义上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言情的，都表现人类之间的情感纠结。狭义的“言情小说”，则是一种消费文类，主要给人们提供关于两性间的或诗意或本能的想象空间，如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任人……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为日常生活中庸庸碌碌的芸芸众生平添一点点传奇与美丽，甚至是为潜隐的、被道德规范压抑的欲望开通一条释放的渠道。

    中国小说史中，言情小说是占有最多篇幅的。其中的佼佼者当推《红楼梦》为最。作为最为发达的文类，中国古典的言情小说，最吸引人的当是其中浮世绘般的社会百态，人情世故，而千古不灭的儿女情长，是言情小说的灵魂。

    据吴礼权所著的《中国言情小说史》的分法，中国言情小说萌芽于魏晋南北朝，譬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搜神记》中的董永和织女等。唐代则是言情小说的成熟期，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等，俱为佳品；还有“情侠”体的言情小说，如《无双传》、《虬髯客传》、《昆仑奴传》等。被后人认为或是使新武侠小说深受影响的源头。宋元时代则被称为“转折期”。话本小说的诞生使言情文学走向通俗化、市民化。较为著名的有言情传奇《绿珠传》、《杨太真外传》、《赵飞燕别传》等，都为一时之选。明清两代则是中国言情小说的鼎盛期——最早的白话长篇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好逑传》，中短篇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以及代表着中国文学高峰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皆产生于这一时期。而后绵延而至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也曾盛行一时。

    只是，这一脉中国文学特有的“异香”，在三40年代以苏曼殊、徐行和无名氏等为代表的“浪漫的一代”风流云散之后，在文学界，已再难拾掇起来；尤其在50年代之后，情爱画廊成为落伍的事物，在大陆和台湾，都曾一度湮没。

    言情文学的传统在五60年代的港台文坛，由大众文学延续着。直到80年代初，先前在港台大众阅读市场上流行的“言情小说”，进军大陆，仍然掀起“热潮”，并在90年代一样拥有广泛的读者。

    作为中国言情小说发展的一个阶段，辗转进入不断转型的现代都市中的香港言情小说，带有着社会发展的时间刻痕与地方特色。在多如恒河沙数的香港言情小说中，能够成功地塑造出某种言情类型，较大地影响到读者的价值取向与行动取向的并不多。可以依达、亦舒与李碧华为代表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情爱范式。

    依达及杰克、望云等活跃在五60年代的香港文坛上，受当时香港传统文化氛围的影响，他们的言情模式大多脱胎于明清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主题披露与人物描写有着较趋同的“套板”。一部小说讲述一次恋爱经历或者一个婚姻故事，间或也探讨一下诸如“爱情是什么”这样的话题，在尽情抒发缠绵、神奇、朦胧、哀怨的情爱梦幻时，亦带有着理念的意味。通常以女性为主人公，以美好的爱情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以结成美满姻缘为结局。情节模式不是“一见钟情”，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虽然或者会遇到一些恶人恶事的阻挠，或者弄成了三角恋爱、纠缠不休的局面，但最终都能排除万难，善有善报，有情人误会冰释，成神仙眷侣。

    这时期的言情小说，主要还是以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为依归，即使是依达一些反映青年一代苦闷、孤独心态，在当时看来比较洋化的作品，其内涵还是表现美与丑、善与恶冲突的传统主题。稍后出现的严沁等作者走的也是这一路子。大部分的作品都洋溢着温馨而浪漫的情爱气息，却缺乏现实的诗意，难以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刻痕。

    亦舒”走红”于七80年代。其成功与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工业文明的扩张有关。稳定的社会环境，高收入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吸引了大量年轻女性前往工作，强烈冲击着青年人的思维方式。人们的精神追求，包括对爱情的追求也发生微妙的变化；以往中国人对待两性关系那种拘谨内向的心态，已经被对爱情的渴望所渐渐取代。亦舒的小说以现代职业女性的浪漫故事为诉求，增加写实的成分，呼吸着香港人的生活气息，配合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热中有冷，笑中有泪，爱中有恨，倡导男女平等，鼓吹女性主义，很能切合处于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现代女性的需要。而她叙述方式中的“浊中见清，丑中见美，平中见奇”的行文风格，以及语言中深蕴的那一份机智俏皮的辛辣与幽默，使她的作品不仅迷住了女人，也吸引了男人。

    90年代走俏的梁凤仪的小说，亦是亦舒一路。她的作品同样强调女性的自主独立，对女性深藏着的素质与能力更为推崇，她的许多故事似乎是告诉读者：女性天生有一种把握机遇、发挥才干的能力，只不过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压制了，一旦给予她们机会，她们同样是社会的栋梁。这一类型的小说虽力避一般流行小说的颓废情调与肉欲挑逗，格调较为清朗，但毕竟不能摆脱凭空想象的奇情，虚无缥渺的贵族式情调等流行小说固有的牵制，难以突破。

    李碧华的小说以夸张变形的历史传奇，荒诞不经的生死轮回、鬼鬼怪怪取胜。林燕妮的一部分作品也以凄迷魅惑的风格引入注目。在一种世纪末情调的弥漫中，她们的笔锋似乎已不能去描绘从日常生活的品味、体悟而升华出来的情爱故事，而是从过去与未来的云烟中挑起的由命运带来的不安、困惑与焦虑——过去与将来都是美好的，温爱可掬，偏偏当下是冷酷而无序的。所以她们有心想给自己以及一部分读者创造一个朦胧迷离的戏剧情境，以便远远地躲开当下这个急管繁弦的世界。在这样的不确定中，自然就难以产生一般读者所期待的“现实而又具神圣诗性”的言情小说了。

    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工商社会，金钱是其社会发展的主要杠杆。言情小说亦往往是商业化的产物，是出版商、发行商刻意以“言情”为标榜招徕读者而打出的名称，所以良莠不齐势在难免，后继乏力也成定局；八90年代出现的岑凯伦、西茜凰、张小娴等等，其作品虽各有特色，却都没能另创自己的“半壁江山”。

    在香港的大众阅读市场上，言情小说是和武侠小说、历史与科幻小说三足鼎立的，拥有广泛的读者。它们是大众寻求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是一种永恒的逃避主义，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补偿。就像精神分析心理学揭示的那样，具有粉饰与宣泄的作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痴恋、忠贞、浪漫、美貌、财富、情趣、永恒等等，借着文字的演出，一一得以梦想成真。它们通常不会触发到读者的深沉的历史、政治或文化情怀，而主要是让人在投入性阅读中获得一种精神畅快；读一本书如做一个梦，梦醒后该怎样过依旧怎样过，如同炎夏吃一根冰棍，虽不过瘾，却也能短暂解渴，和其他的畅销书一样，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能够透过它们，看到任何特定时间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和某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变化”（苏珊·埃勒里·格林）。这样的阅读方式比较符合现代社会渴望温馨、追求浪漫的时代特征，这或许正是亦舒等人的言情小说在华人读者群，尤其是女性读者群中不胫而走的原因。

    杰克、依达等前期言情小说家及作品

    杰克，原名黄天石，又名黄钟杰，另有笔名黄衫客。1898年生于广东番禺。曾到上海学电机工程，后在广东粤汉铁路及新闻界工作。1921年，在香港与黄冷观合编《双声》，于创刊号上发表《碎蕊》，为香港最早的白话体小说，是香港新文学的拓荒者之一。30年代初曾赴马来西亚编《南洋公论》，返港后创办香港新闻学社，自任社长。香港沦陷期间避难到桂林、重庆。战后返港，开始大量发表言情小说。1955年，当选为香港中国笔会主席，此后十年连选连任，并将其独力创办的《文学世界》复刊，作为香港中国笔会会刊。1983年病逝于香港。黄天石从纯文学创作出发，战后返港才迫以生计，改以“杰克”笔名，顺应出版商的要求，写起迎合小市民趣味的言情小说。在50年代的香港文坛风行一时，以至当时通俗文学领域有“南黄北张”（即黄天石和张恨水）之称。他和同为香港新文学拓荒者的望云（张吻冰）等人改变写作风格，转入以言情小说卖文为生，是香港文人无奈的悲哀，也是香港文坛的一种趋向，

    杰克的第一本流行小说《红巾泪》，曾被改编成电影，这是香港小说第一次被搬上银幕。50年代，他创作的《名女人别传》、《改造太太》等作品，还曾获“港式鸳鸯蝴蝶派”之称。跟当时其他的流行小说作者如望云、俊人、孟君、碧侣等人一样，他的作品带着较浓的文艺腔，杰克的古典文学功力不俗，这让他的文字畅丽之中带一份雅致。他有一部分的小说比较注意题材的选择，如1955年6月发表的《爱情是什么》，故事情节很简单，人物也不多，写女主角红衣女和汤姆、钟士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是典型却又普通的三角关系。但作者通过情节的安排和形象的刻画，回答作品所提出的问题：爱情是纯洁和自发自愿的。虽然有理念比的倾向，但还是怀有一份责任感对当时的年轻一代给以启示。这使他的小说，受到当时青年读者的欢迎，

    杰克已出版的作品还有：《合欢草》、《一片飞花》、《心上人》等20多种，一直到60年代香港市面上仍然畅销。

    依达，原名叶敏尔，另有笔名韦韦等。1946年生，原籍上海，1953年移居香港。16岁时曾以小说《小情人》投稿香港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一炮打响。中学毕业后即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并兼职电视艺员、歌星和时装模特儿。自60年代初期以来创作不辍，出版了《断弦曲》、《垂死天鹅》、《别哭汤美》、《蒙妮坦日记》、《我曾微笑》、《第三者》等30多部作品。不少被改编为电影剧本、广播剧和电视剧。

    依达“出道”正逢其时：60年代香港的工业化有所发展，新生的一代又由于未经过战乱，于是对外面的世界，多了一些憧憬。依达的“言情小说”便为满足少男少女的情感需要，占领了相当大的大众阅读市场。依达的作品并不以自己的艺术素质取胜，其所以畅销原因主要是：

    第一，能把握到年轻一辈的心态与情感，题材新潮，经营洋化，追逐着欧美的前卫与开放，颇能迎合当时崇洋的香港青年，为他们编织幻梦，提供趣味。

    第二，依达的作品，有一种能吸引青年男女的代入感。男主角多为风度翩翩的公子、才子；女主人公则是美貌多情的校花、白领丽人。他们的爱情充满了玫瑰般的理想色彩，距离现实很远，距离一般的小市民生活更远。正因为如此，他争取到了两个较为稳定的读者群：一是对现实生活有抗拒感而崇洋的青年学生；二是幻想过另外一种理想生活的小市民。

    第三，依达的作品笔法简洁，语言流畅浅白，人物关系不太复杂，很适合一般人的欣赏口味，加上桥段新鲜，结局新颖，一时读者如云，销路奇广，且遍及东南亚一带。

    依达虽然高产，但由于小说布局不够紧凑，写作范围狭窄，独沽一味的青春小说，终究不能久长。他似乎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便尽量深化作品的社会内容，以人物的命运和他们的性格、心态去反映现实，从多个角度去表现由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物欲”对人精神上的挤压，金钱对人的心灵的扭曲。

    这些作品对西潮刚刚泛滥的香港现实有一定的触及，对金钱给予人心的腐蚀作用有所警惕与批判。可见依达还是重视作品的社会作用的。

    70年代之后，他的言情小说产量渐渐减少，转向了杂文、随笔、食经、旅游指南等，还以“韦韦”的笔名写奇惰小说，用“梵尔”的笔名写社会现实小说。这两类小说，虽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但仍夹杂着某些消极成分。如《少男丹尼》，对青少年青春期萌动着困惑与不安的心理状态有着细腻传神的描写，指出了当时渐渐污浊的社会风气对青少年的污染与毒害，但偏偏在此一过程中又加上了不必要的性爱描写，成为“有味小说”，无形中就减弱了作品的价值，

    依达曾尝试过多种艺术实践，但给人印象较深的，还是他以“依达”为名所写的言情小说。那些“四毫子”小说，描述的是或平淡或绚丽的日常恋爱、婚姻家庭故事，却成为在庸常生活中繁忙与烦神的大众读者在工余时间、旅行途中、入睡前或排队等候时可以随时拾起又随时放下，读时动情而读完置诸脑后的最佳消遣。而以他为“始作俑者”的对作家作“明星化”包装的风气，也影响到了以后出版社的市场推广策略，严沁、亦舒、林燕妮等人的出名，多多少少也与此有关。依达的流行，大约可以佐证：文化快餐未尝不能享用，也未必就是糟粕；当然，任何一种文类，都应有其更上乘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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