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影响
汉文化，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以汉族为代表的一种古老而又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包括生产技术、社会风尚，即广义上的文化这一范畴。在历史上，汉文化对周邻民族产生过强大的影响，不断地扩大着文化圈。匈奴在与中原地区频繁的接触中，汉文化对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汉农耕文化对匈奴经济生活的影响。
匈奴原本过着典型的游牧经济生活，匈奴的生产方式与中原地区汉族农耕生产有着很大的差异。匈奴民族从事的原始、粗放的游牧经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稳定性很差。而塞内农业经济在一般情况下是以投入（深耕、选种、施肥、兴修水利等）决定回报，其收成的稳定性要比单纯依靠大自然恩赐的原始游牧经济强得多。随着汉匈交流的加强，汉族农耕经济的优越性使匈奴人印象深刻，匈奴地区也逐渐出现了农业生产。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至寘颜山（约在蒙古国杭爱山西南）赵信城，获得匈奴囤积的粮食作为军饷，走的时候还把剩余的粮食放火烧光。那么大一支军队是需要很多粮食来充做军粮的，在汉军取走够自己食用的粮食后竟然还有剩余，可以看出，城里所存的粮食数量极多。而这些粮食也不是匈奴从汉朝劫掠来的，而是自己生产的。《史记·匈奴列传》载，公元前1世纪汉降将贰师将军李广利被杀时，漠北一连下了好几个月的雨雪，粮食因此而不能成熟，这使得匈奴上下都惊恐不安。粮食出现在匈奴地区，表明当时匈奴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更进一步说明，受到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影响，匈奴人已经学会从事农业生产并高度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
与农耕生产紧密联系的是定居生活，定居生活自然需要城邑。中原地区的“穿井”“筑城”“治楼”“冶铁”等手工业生产技术，也随着这种交流，出现在了匈奴的经济生活当中。早在汉代，漠北地区就建有范夫人城和赵信城。南匈奴附汉后先是在五原（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后是在西河（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建城。十六国时期，匈奴或匈奴别部所筑的城更多，见于史书的，就有西河县刘渊所建的八门城，西平以西刘聪所建的西平城，赫连勃勃在那县所筑甘泉城，沮渠蒙逊在凉州所筑七级城等等。
这显然与匈奴原来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是匈奴地区农耕经济发展的产物。近些年来，在匈奴活动地区考古发现的带有浓厚汉文化色彩的青铜器、铁器、陶器、木器、玉器以及纺织品也反映了匈奴经济生活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
2.汉文化对匈奴政治制度的影响。
南匈奴入居塞内后，在政治制度上受到汉朝制度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职官制度和兵制的变化上。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原来的职官制度是：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在他们之下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诸大臣皆世袭封爵，小官不世袭。这种官制完全不同于汉制。
匈奴内迁后，受汉文化的影响，官制开始汉化。到了十六国时期，刘渊称帝建国时，抛弃了从匈奴五部沿袭下来的匈奴旧制，而改用汉官制，采用汉官号。据《晋书》记载，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刘渊自称汉王，改年号为元熙，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以刘欢乐为太傅，刘聪为大司徒，刘延年为大司空，刘洋为大司马。晋永嘉二年，刘渊自立为帝时又立其妻单氏为皇后，子和为太子，封子乂为北海王。从“单于”到“皇帝”，从“阏氏”到“皇后”称谓的变化以及丞相、大夫、太尉、太傅、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北海王等汉官职的设置，完全是一个按汉族传统制度为模本的匈奴政权。
匈奴社会长期以来的一大特点是生产组织和军事组织为一体。匈奴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但到了匈奴后期，实行了“胜兵”制度。有学者认为胜兵就是脱离生产，只执行作战任务的常备兵。常备兵制是春秋时期汉族社会的产物。齐桓公时，任命管仲为相，管理国家大事，在他的治理下，士、农、工、商各从其业。齐桓公组建起“教士”，即常备兵三万，横行天下，成就了桓公春秋五霸之首的地位。
汉朝建立的时候，实行兵农合一的更戍制度，青年男子，年龄在23岁至56岁之间，要为国家服两年兵役。一年到京师充任“卫士”，一年在本地充任“材官”“楼船”一类地方兵。汉武帝改革兵制，从建元三年（前138年）设置“期门”开始，在继续保持“更戍制”的同时，又采用“募兵”的方式，建立起一支常备军，此后陆续建立的“羽林”“羽林孤儿”等均属常备兵性质。汉代的常备兵待遇优厚、训练精良，战斗力远比“更戍”轮替之兵强得多。匈奴在与汉王朝的长期抗衡中，显然领教过汉王朝常备兵战斗力的与众不同，因而仿汉制建立起名为“胜兵”制的常备兵制度，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3.汉匈文化的相互影响。
早期的匈奴曾经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大漠南北，东并东胡，西服西域，形成了统领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抗衡大汉的强盛局面。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充分表达了在强盛时期匈奴民族的自豪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后来，随着匈奴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与内地的频繁接触，汉王朝逐步摸索出扬长避短、克制匈奴的有效途径。
外部压力的加大促使匈奴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双方战略态势逐步发生了不利于匈奴的转变。匈奴方面已经出现了归降汉朝就可以生存下去，否则就会危亡这样底气不足的议论。在南匈奴内附、迁入塞内与汉人杂居后，入塞匈奴在汉文化的熏陶下，汉化程度日益提高，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子民身份认同中原王朝，自认是炎黄子孙的心理。
（1）孝道方面。对原有习俗的扬弃强烈地表现出匈奴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史记·匈奴列传》记述匈奴之俗为贵壮健，贱老弱。此种俗尚的形成与匈奴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有密切的关联，但在独尊儒术、标榜“以孝治天下”的汉王朝士大夫和民众眼中，这是“不孝”。冒顿单于弑父自立，一直是汉使攻击匈奴的重磅炮弹。在长期交流的耳濡目染中，随着匈奴社会农耕经济成分的增长，匈奴社会的俗尚中逐步为孝道文化腾出了位置。
据《汉书·匈奴传下》载匈奴称孝为“若鞮”。自呼韩邪后，与汉朝的联系更加紧密，见到汉朝给呼韩邪的谥号为“孝”时，大家都很羡慕，这是匈奴社会俗尚受汉文化影响的明显例证。
（2）婚姻制度方面。匈奴原来实行收继婚，根据《汉书·匈奴传》记载：父亲死了之后，儿子可以娶自己的后母为妻，哥哥死后，弟弟可以娶嫂子为妻，弟弟死了哥哥当然也可以娶弟弟的妻子。这种风俗的形成也是与匈奴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但在以“礼”为天经地义的汉族士民眼中，这是“乱伦”。对于这种收继婚婚俗，投靠匈奴的汉朝宦官中行说曾振振有词地为其辩解，但自南匈奴入居塞内后，在汉人儒家伦理观念的强大压力下，在这个问题上匈奴社会意识也在逐步改变。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想娶他的后母单氏为妻，却受到单氏亲生儿子乂的反对，单氏也惭恚而死。单氏及其子刘乂，已经在按照汉族的伦理道德观念来否定自己的习俗，这不能不说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3）丧葬习俗方面。丧礼是儒家仪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严格规定的内容。汉匈长期交流中，由于受儒家文化和汉族社会习俗的影响，匈奴人在丧葬习俗方面也发生了变化。
早期的匈奴墓可以没有“封树”，后期则不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受到汉文化封树、厚葬之风的浸染，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贵族不但有封树，而且有高大的陵园，对葬礼、陵园的规模也逐渐重视和讲究，到后来几乎和汉朝无异。
（4）匈奴文化对汉朝的影响。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汉文化在对匈奴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不断吸收利用着匈奴文化。尤其是西汉时期的骑兵建设和养马业，深受匈奴文化的影响。为了国防的需要，从西汉初年起，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研究匈奴，发展骑兵。
汉代骑兵的兵源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归降的匈奴人和其他骑马民族；另一部分主要来源于西北各边郡能骑善射的“良家子”，这些地区接近匈奴，颇受其影响。
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跪擎铜灯的铜俑，以及山东地区出土的以胡汉交战为题材的画像里的人物服饰来看，西汉时期内地的人们也对匈奴服装有较深入的了解。匈奴语言中的个别词，也被汉族借用，成为汉语最早的“外来语”，如“控弦”一词。
匈奴有一种被称为“胡茄”的吹奏乐器，东汉末到魏晋时也逐渐传入中原地区，有不少汉人喜欢它。匈奴还有一种娱乐形式“胡戏”，也跟随降汉的匈奴人传入中原。另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板、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也都竞相效仿，可见匈奴文化对当时东汉社会生活影响之一斑。
（二）汉王朝对文化优势的利用及其实效
匈奴社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并不是一件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从汉匈对峙总的态势而论，西汉前期匈奴的优势主要在于骑兵的机动性，这是一种硬实力，即军事实力上的优势。而汉王朝在物资及生产技术等硬实力和精神文化的软实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由于汉王朝初建，大乱后民间还需要休养生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尚未解决，汉王朝与夷、越的关系也未能理顺，汉王朝的综合国力未能有效整合和体现出来。加之此时汉朝未能找到克制匈奴的有效办法，故长期使用了羁縻之策，“约为兄弟”、和亲，以及每年的大量馈赠，以减少匈奴对边塞的压力。但是，汉王朝并未完全消极应对匈奴的压力，一方面积极寻找克制匈奴的有效办法， 另一方面利用与匈奴的频繁接触，充分发挥自身“软实力”的优势、对匈奴实施文化渗透。
早在西汉初期，刘敬就提出了以汉地的伦理道德改变匈奴旧有的礼俗，以期匈奴在生活上、伦理上均依从汉朝的习惯。汉使与中行说之间的争辩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汉王朝试图通过文化上的优势来影响和分化匈奴的意图是明显的。
西汉文帝在位时，贾谊提出用“三表”“五饵”来分化、汉化匈奴。所谓“三表”是向匈奴臣民宣传汉王朝的立信义、爱人之状、好人之技等伦理道德观念，在匈奴民众中树立汉天子的仁德之君的形象，通过儒家的伦理教化，使匈奴人民向心来归；“五饵”运用盛服、丰食、声色、高堂府库和礼遇等五种匈奴社会难以企及的高水平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引诱匈奴部众离心离德，瓦解匈奴单于的统治，通过“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最终实现“引其心”，最终达到分化、汉化匈奴的目的。这实质上是利用文化优势对匈奴实施的文化渗透，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用夏变夷”。
“用夏变夷”思想最初是在春秋时期由孔子、孟子提出来的。
孔孟的这种思想就是对夷狄兼容并包，要用华夏文化去治理国家，去影响少数民族，最终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目标。
汉政权凭借当时较为先进的封建礼义制度，通过盟誓和亲、朝贡册封、互市贸易、军事征讨等手段，恩威兼施，安抚与征讨交替使用，力争使匈奴族纳入自己政权的控制范围，使他们逐步接受汉文化，与汉族融为一体。事实上，汉政权对匈奴首领们封爵、赐官、赏物、联姻等一系列“用夏变夷”的政策和措施，对匈奴族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和吸引力，以至出现匈奴族不断“归化”“降附”“朝贡和献方物”的局面。
汉武帝即位以后，中原王朝内部整合已经完成，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为国家积累了巨额物质财富，王朝的综合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于是，汉武帝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值得指出的是，汉王朝对匈奴在使用“硬实力”进行打击时，从未放弃过“软实力”的使用。在实践中，中原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推行着民族政策。对归服的匈奴贵族和民众实行优待政策，增强汉文化的吸引力。汉武帝针对匈奴的民族特点，设置属国以安置归附的匈奴人。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朝将归附的浑邪王部众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属国。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冬，将呼速累及左伊秩訾部众安置于西河、北地二属国。汉政府为了安置不断来附的匈奴民众，后又增设了张掖属国、金城属国等。这些属国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部族组织，不交纳赋税，平时驻牧，战时打仗。遇有灾荒，汉朝廷赡其衣食，供给牛羊，给予物资接济。这促进了边地附汉匈奴族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增加了匈奴人与汉人的接触和交流，使他们逐渐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来归，与汉王朝保持了长期的良好关系，南匈奴民众也逐渐走上了与汉族融合的道路。
匈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匈奴贵族刘渊就是典型的例证。刘渊“幼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后来，刘渊“为任子在洛阳，文帝深待之”。这种长期居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生活经历，使刘渊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刘渊任北部都尉期间，“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有不至者。幽冀名儒，文人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完全一副深谙治道的汉族官僚士大夫的做派，就连晋朝反对重用刘渊的大臣也肯定元海（刘渊的字）之才，认为恐怕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人。
刘渊在建国思想上就带有明显的承继汉王朝的想法。他起事时对内称“兴邦复业”，对外则以汉室继承人自居，宣称我是汉朝王室的外甥，而且我们之间还有兄弟之约，兄亡弟继，难道不可以吗？在他称帝前这样宣言：帝王都是天生的吗，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只要有才德就行。并以刘备蜀中割据称帝的史实来为自己辩护。实际上，刘渊是信奉华夏正统观的，也是站在继承中原统治的立场上讲的。
称帝后刘渊更是高举德统大旗，继承周秦以来的祭天传统，建太庙立神主，以汉族礼仪祭祖，全面复兴礼仪。永兴元年（304年）即汉王位时，追尊刘备之子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他无论是即王位还是皇位时都没有追尊自己的父祖，也没有祭祀匈奴的列祖列宗，甚至对一代雄主冒顿也没有任何尊礼，这种宁愿被骂为忘祖，也不自外于汉族皇朝的思想，是匈奴贵族长期受到汉文化熏染的结果。
刘渊的政治制度也基本上沿袭汉制。由此可见，无论刘渊的建国理念和仪文制度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他所继承的不是匈奴的传统，而是汉族封建制度的传统。
应当看到，刘渊个人汉化程度很深，具有认同汉文化的强烈倾向，但匈奴贵族集团中仍有许多实力派人物并不具有与刘渊相同的人生经历，未必像刘渊那样强烈地认同汉文化。但是，从刘渊能够顺利进行宗汉立国而未见遭遇匈奴统治集团和匈奴部众强烈反对的事实来看，似乎可以证明匈奴统治集团和广大匈奴民众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已经相当深了。未经多久，在匈奴政权倾覆后，匈奴民众很快融入到汉民族之中，中国历史上再未见到有关匈奴活动的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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