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识人用人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要诀。他对于人才非常重视,不论在何时,都注意留心人才。他认为,“为政之要,首务得人”,“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多事之秋,得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一人则弱于婴儿”,“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但是用人极难,知人尤难,所以他慨叹“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和鉴别、考察人才的理论和方法。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应以“考言”为主,看他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而外,还要考察人的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为了识别和鉴别人才,曾国藩甚至还发明了“相人”之术,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虽然看相之术有许多迷信色彩,但是曾国藩相人之术中某些合理的内容对于识别和选拔人才,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仅从他的幕府组成人员来看,就可窥见一斑。有人曾经对曾图藩的幕府人才作了总结,认为他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几类: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郭嵩焘、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容闳等。
仅上面所提及的曾氏幕府的佼佼者来看,就有近50人之多。因此,当时就有人评价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时说:“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谋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
容闳后来评述曾国藩的幕僚时也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方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
从这些评论来看,无不是对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和广致人才推崇备至,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曾国藩善于知人、明于用人的思想。
事实上,曾国藩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和营中将领也有许多中肯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也可以领略到他的用人之术。下面仅举几例:
对于胡林翼,曾国藩说:“胆识绝人,威望夙着”;“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对于左宗棠,曾国藩说:“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左帅平定甘肃之后,恐下文尚长,亦由天生过人之精力,任此艰巨也。”
对于李鸿章,曾国藩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远跖,治事清核,实鄙人所不逮”;“殊为眼明手辣”。
对于周梧冈,曾国藩说:“于军中小事尚能办理妥办,遇有大事则无识无胆”;“暗于大局,不能受风浪,若扎营放哨、巡更发探、开仗分枝,穷系宿将,不可多得。”
对于杨载福,曾国藩说:“气韵沉雄,出奇制胜。”
对于彭玉麟,曾国藩说:“淡于荣利,退让为怀。”
在论及营中诸将时,曾国藩说:“塔齐布,一威望之将;毕金科,一骁悍之将;王福、韩升均属难得之才……”
“人才难得亦难知”,这是我国北宋着名政治家王安石在认识和选拔人才时说的一句话。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领导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曾国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成功的范例,如果曾国藩手下没有这么多人才,可以说他就难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
2.区别对待,驭人有术
曾国藩特别善于驾驭各种类型的人才。在处理刘铭传和陈国瑞械斗一事上就很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同为悍将,但两人却有不同的特点。械斗的一方淮军将领刘铭传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18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亲与哥哥皆跪地求饶,只有刘铭传愤而寻找土豪报仇,土豪欺他年少,对他进行污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抢过刀来割下了土豪的首级,之后便聚众为王,拉起了一支队伍,成了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因此,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勇,名为“铭军”,并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但对于刘铭传的倨傲狂妄,李鸿章也着实恼火。因此,当曾国藩借用淮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他一下。
械斗的另一方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开口便是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陈国瑞15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粗鲁莽撞,僧王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这陈国瑞不怕僧王,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打上了交道。
这样,这两员悍将碰到了一起。“一山不容二虎”,果然,在“剿捻”过程中,刘铭传军与陈国瑞军发生了两次械斗。对于如何处理这个事端,一时也让曾国藩犯了难。不处理吧,于事不公,双方都不能平心静气,今后还会内讧;处理吧,刘铭传是李鸿章的属下,且刘铭传谋勇兼备,又有洋枪洋炮,今后自己还要倚靠他。于是,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悸畏。这一招果然管用,只是不久,曾国藩就调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对于老师的办法,李鸿章心领神会,所以他照方抓药,在剿捻成功后,他向清廷力推刘铭传的功绩,使刘铭传得以委任台湾道员。正是这个桀鹜不驯的人,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军的进攻,使法军终未能攻下淡水,占领台湾的梦想破灭了。
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在处理陈国瑞时,曾国藩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陈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
但是,陈国瑞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使用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所以,曾国藩驾驭悍将,无外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这样,就可以尽用其才。
3.合理安排,用其所长
人才找到后,如何将他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了。对此,曾国藩认为,虽有良药,如果用得不对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有贤才,如果不用在合适的地方,还不如那些庸人。这就好比质地坚实的木梁可以用于冲击城门,而不可以用来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千里马不可以用来看守闾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一般的斧头;古老的宝鼎用来耕田,还不如犁。只要是时间恰当,环境适当,一般的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曾国藩的观点,其实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将每一个人才放到最合适他的位置,以发挥其最大能力和功效。在这方面,汉高祖刘邦可以称得上楷模。
刘邦在战胜项羽之后,大宴群臣。酒到半酣,刘邦问众臣:“诸位爱卿,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为什么能够战胜项羽,拥有天下?”王陵站起来回答说:“陛下虽然平时待人傲慢,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陛下能够赏罚分明,不论谁有功,都会按功行赏,所以将士都愿意为陛下卖力。而项羽则不同,他虽然表面上很仁慈,待人恭敬,但他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建议,而且猜忌功臣,有功不赏,得地不分,有功之人得不到应有的报偿,所以他失去了天下。”
刘邦听了,摇摇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安定国家,稳固后方,充实军饷,我不如萧何;统率军队,冲锋陷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当今的豪杰奇才,我都能够悉心任用,所以能够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且得不到重用,这就是他败亡的原因。”
一个真正的领者导,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因此,做领导的要了解人才的特长、特点,甚至会识别人才的真伪,要通过察言观色、工作实绩考察和他人评价来选拔人才、使用人才,防止“伪人才”占据高位、显位。另外,要根据人才的实际情况安排适当的职位,真正做到惟贤是举、量才录用。
曾国藩驻军安庆的时候,湖南的同乡不少人前来投靠,有一位戚姓同乡从湖南赶来,行李简单,衣服破旧,沉默寡言,一瞧便知是为生计所迫而投奔军营的穷苦人。曾国藩见到家乡人不免要热情寒暄一番。在曾国藩打听家乡的一些事情和亲友的情况时,戚姓同乡回答拘谨,很显然是不善言辞的老实人。不过,偶尔在关键处说上几句,话语很中要害。曾国藩决定对他考察一番,先给他一些事情做。
曾国藩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在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召集幕僚们在一起吃,没有人敢违背曾国藩所制定的规矩。一天,戚某吃饭时发现饭中有颗稻粒,就把稻粒扔了出去。曾国藩看在眼里,心中有些不满,但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吃过饭后,曾国藩让幕府支出“应备银”二十两,赠给戚某做回家的川资。戚某得知后非常不解。无奈之下,询问曾国藩的表弟彭杰南,希望彭杰南为自己讲情。曾国藩对彭杰南说:“这个老乡不地道,庄稼人吃饭时连一颗稻粒都扔掉,不应该啊!自己不是豪富之家出身,从庄稼地里来到军营不过一个多月,就变成这个样子!我恐怕他贪图享乐、富贵忘本,也吃不了军营的苦,还会为我带来麻烦。”彭杰南说:“这件事情算不上大的过错,也许他是怕人笑话,您可以再找些事情给他做,再试试他。”
曾国藩喜欢吃新鲜的蔬菜,自己有一个菜园。于是,曾国藩就让戚某主管菜园。戚某经过上次的事情后变得勤勉自励,每天和佣耕的人一起辛勤劳动,从早到晚不得片刻的闲暇。曾国藩通过一年多的暗中观察,发现他和别人通力合作,而且始终不渝。曾国藩对他的看法改变了,把他召了回来并让他担任重要的职务。戚某感恩戴德,更加勤勉公事、恪尽职守,最终由一个乡下的农夫扶摇直上,官至观察使,加布政使衔。这件小事足可以反映曾国藩对属下要求之严。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大的家族,人丁兴旺,子侄甚多。加上曾国藩科举出身,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又外放做过主考官,同年同窗、门生故吏众多。但曾国藩始终坚持甄选人才,量才录用。有才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使用,没有才能的人遣送回家。不仅如此,曾国藩还经常教育其弟曾国荃等人要学习识别人才,善于使用人才。
据说当年曾国藩进京赶考时,盘缠拮据。幸亏曾国藩的五舅变卖家产,为曾国藩凑足盘缠。曾国藩对此十分感激,一直念念不忘五舅的恩德。曾国藩在朝中做官后,每年都要寄回银两接济依然贫困的五舅,报答当年的恩德。
1861年,曾国藩打下安庆后,特地把五舅接到安庆住了一段时间。当五舅过世后,五舅的独生儿子前来投奔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自然要给予照顾。然而这位表弟既没有才学又懒惰散漫,交办的事情几乎无一成功,还总爱以总督的表弟自居,有些狂妄傲慢。曾国藩认定这位表弟属于不堪造就之才,尽管五舅生前对自己有恩,还是委婉而坚决地劝说表弟还乡。
曾国藩选拔人才的观点是“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槽。阳鲚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因而,对有真才实学的人,量才使用,提供发展的机会和舞台;对平庸无能之人,坚决不予收留。因此,曾国藩的幕府和军帐内确实汇集了一群文武干练的人才。
曾国藩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不能因为自己而埋没了人才,也不能选出华而不实或碌碌无为的人,这样都会贻误将来的事业。选拔人才是有难度的事情,曾国藩也叹道:“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谁是卑鄙猥琐不堪重用的人?谁是才华卓越不同流俗的人?也许只有通过观察和任用才能辨别,而且要长时间的观察。领导者绝不能任人惟亲,只有量才录用,任人惟贤,才能长保不败。
4.善用偏才,扬长避短
曾国藩对于偏才和大器晚成者不离不弃,而是扬长避短,给予充分的磨炼,促其成长。
王珍,字璞山,湘军猛将,与鲍超齐名。太平军称鲍超为“豹子”,称王珍为“斑虎”,由此可见王珍的勇猛非同一般了。
王珍是湘军中治军极严的统领,他着有《练勇刍言》一书,湘军后来的规章制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话。王珍在军纪中规定:“士兵怀银十两者斩”,很多人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原来王珍军中士兵的饷银,都是由营部直接交到士兵家中,因此,士兵身上有十两银子,便可推断银子不是抢来的,便是赌博赢来的,所以要把他杀了。还有吃饭不给钱,买东西不给钱的,只要犯了这样的错误也必然给以严惩。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谓其待部下过于严格。
但是王珍为人有一点不好,喜欢夸大事实,而曾国藩一向讨厌夸大其辞的人。王珍有一天对曾国藩说:“我只要招兵三千,就可以把太平军消灭掉。”曾国藩一听,大惊失色,写信告诫王珍。
王珍接到信后,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曾国藩深感忧虑,在致骆秉章的信中说:“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待所今亡札饬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无片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同舟而赴敌国,肝胆而变楚越。”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王珍的言行很是不满,因劝阻无效,两人已经闹翻。
王珍对曾国藩如此不敬,因其是难得的人才,虽然有缺点,但曾国藩并不因此嫌弃他。王珍屡次违抗曾国藩的命令,曾国藩在关键时刻照样事事处处关照他,丝毫也没有因王珍的不敬而打击报复。江西林头山大战,王珍身先士卒,率军奋勇作战,大破太平军20余万,一时间湘军声名大振,名扬天下。
曾国藩知悉王珍破敌的消息,连夜赶写奏折,为王珍请功。未曾想到这位为初建湘军立下汗马功劳,作战威猛不可抵挡的湘军将领,因为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暴死军中。曾国藩得知王珍暴死的消息,不禁痛哭流涕,旁人也无不痛惜。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不仅注重人才,并且有容人之量。他在咸丰三年五月十八日与《与张亮基》一文中曾说到:“这一地区的文官中如魁太守、朱县令等,武官中如塔参将、景都司,都忠心赤胆,奋发有为,可以和他们一同伸张大义。而其中的塔玉山参将,是被乌都统赏识的顶头人物,实属很难求得的人才。近来听说您因为他未肯前往桂东增援狠狠地督责了他,求您稍稍从缓处置,等我再仔细对他考察一番。人才难得,只怕因小错而损失了有用之才啊!”
偏才大多具有独特的才能,善于使用,发挥其特长,避其短处,必能取得较大的成功。曾国藩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与他的这种智慧是分不开的。
5.多方考察,选才有道
曾国藩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惟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实益的。
第一,曾国藩的用人标准特殊之处在于:“忠义血性之人最可用”。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他说: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功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持。”
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王朝,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曾国藩识用鲍超,就是重“忠义血性”的例子。鲍超是今重庆奉节县人,因家贫从军,行伍出身。咸丰三年,他入湘军水师,任哨长。攻克武昌后,鲍超升为参将,改领陆军,曾解曾国藩祁门之危,后官至湖南提督,乃曾氏帐下一猛将。
鲍超不识文墨,仅认得自己的姓名,但作战勇敢,带兵有方,其憨直更令曾国藩喜爱。有一次,鲍超孤军被困九江,欲派人向曾氏求救,叫文书写信,多时未完。鲍超心急,顿足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咬文嚼字!”立即喊亲兵拿来一幅白麻,自己握着毛笔,于幅中大书一“鲍”字,四周作无数小圈围绕,急急封函,派人送去。众人不解其意,曾国藩大笑说:“老鲍又被围矣!”于是派出援军。
曾氏知鲍,鲍亦敬曾。有次鲍超学写“门”字,末笔没有写上钩,别人告诉他还缺一钩。鲍超指着厅中大门:“两边不都是直的么,哪里有钩?”正好墙上悬着曾国藩所赠对联,中有“门”字,这人于是说:“曾大帅写门字亦有钩矣。”鲍超一看果然,即跪地三叩首,说:“先生恕吾武人!”
第二,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
“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几于明矣。”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曾国藩就这一选才标准还专门与沈葆桢商讨过,他在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信中写道:“李迪庵兄弟选营官,专门选取简默朴实、临阵不慌的人。弟不能临阵观人,而略仿李氏之意选取简默朴实的。阁下素来知人善任,此仅供斟酌参考。”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
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冗冗者。”他指出:“其冗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耐劳”本是我国农民身上的优良品质。自古以来,各朝各代以农业立国,国家各项财政收支,几乎全都依赖农业提供。于是苛捐杂税层出不绝,农民通常是吃苦耐劳,来往奔波于田间。湘军之将领多是招募而来的农家子弟,这种坚忍耐劳本就是他们身上的传统,因而湘军能够四处转战而兵将不言其苦,对敌作战能一鼓作气,勇敢顽强,战斗到底。
曾国藩选才用人的五项标准首先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以维护封建伦理为首要。曾国藩认为只有以儒家道德感化将士,才能上下一致,同心协力。以封建伦理道德为首要选才标准,是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中提出的口号,即维护儒教,这样就达到了师出有名、鼓舞士气的目的。
人才是成事的关键因素,因而不可不慎重,没有一套好的选才标准,往往良莠难辨,轻则让自己背负不能识人用人的骂名,重则误了时机,坏了大事。治国一事,涉及天下苍生,一旦出现差错,将是难以弥补的。曾国藩的这套选才标准虽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但终究不失它的客观之处。
6.观人于微,相人有术
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他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曾国藩为人威重,三角眼且有棱,在接见客人时,往往注视客人而不说话,看得对方津脊汗背,悚然难持,由此断人才情,百不爽一,实可称叹。
曾国藩认为,神平则质平,神邪则质邪。观察一个人的“神”,可以见其忠奸贤肖,“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常言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可见,“神”是不分品质好坏而人所共有的精神状态。而曾国藩所说的“一身精神,俱乎两目”。其“神”与“精神”一词不完全一致,“神”发自于人心性品质,集中体现在面部,尤其是体现在两只眼里。
如果一个人“神”狭、“神”挫,则其品格卑下,心怀邪念,容易见异思迁,随便放弃自己的道德情操而趋利。这种人平常善于掩饰自己,往往在准备充分、形势成熟后才显出本性,而不会轻易发难,不打无准备的仗,是大奸大贼一类的人。
所谓“精惠则智明,精浊则智暗”,是说观察一个人的“精”,可以判别其智慧明暗。聪明敏慧的,其“精”条达畅明;鲁笨愚钝的,其“精”粗疏暗昧。这个“精”,与“精明能干的”的“精”字意义上有些联系,但识别起来并不容易。
古谓人有“精、气、神”三性,“精”指一个人才智能力在气质上的外部显露。花气袭人是芳香,人的才情心力也会像花香一样有优劣高下之分。品质的复杂,加上个人修养和环境等因素的外在影响,使得有些人的“精”和“神”表露得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处于落魄颓丧时期,普通人难以对此一目了然,一洞澄明。这就需要识人者运用经验和感觉去进行判断。许多人都有这种体验,一看某人,就知道其聪不聪明,道理即在于此。这即是观“精”之说。
所谓“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说,意即观察一个人的筋,能识别其胆量。筋劲,其人勇猛有力;筋松,其人怯懦乏劲。所谓“骨硬则质刚,骨软则质弱”说,即观察一个人的骨,能识别其强弱。骨健,其人强壮;骨软,其人软弱。曾国藩认为神和骨是识别一个人的门户和纲领,有开门见山、提纲挈领的作用。他在《冰鉴》中说:“一身骨相,具乎面部”。“筋”和“骨”经常被联系在一起用来衡量一个人勇怯与否。
“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潜”,观察一个人的“气”,可以发现其沉浮静躁。沉得住气,临危不乱,这样的人可担当大任;浮躁不安,毛手毛脚,难以集中全部力量去攻坚,做事往往“知难而退”、“半途而废”。底气足,干劲足,做事易集中精力,且能持久;底气虚,精神容易涣散,多半途而废。活泼好动与文静安详并不是静躁的区别。文静的人也能动若脱兔,活泼的人也能静若处子。而神浮气躁的人,做什么事都精力涣散,半途而废,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不能真正静下心来思考问题,遇事慌张,稍有风吹草动,就气浮神惊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识人方面,即观眼,也就是由眼睛识别人的心性才情。眼睛蓄含了人的诸多信息,从身体素质到心性能力。眼睛有“心灵的窗户”之称,古今中外许多名人都注意到这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眼睛是识别人才的重要方法。
曾国藩认为:“一身精神,具乎两目。”睛子(即眸子)明亮清澈的,往往为人正派;睛子晦涩的,大半是杂才、不正不纯之人,因此从眼神最易判断一个人的心性。凶恶之人目露凶光;仁爱的人目光诚恳而庄重;勇敢的人目光炯炯有神;心怀奸邪的人眼睛闪忽不定,动若萤光;心无杂念、堂堂正正的人,目光镇定有情。
曾国藩一生喜好相人,其治国、治军都需人才帮助,故而对相人有很高的水准。
7.用人不当,慎加防备
曾国藩饱读经史,对历史上用人不当而招致失败的众多例子了解于胸。下面这两个事件尤受他重视。
战国时,名将赵奢有子名括。赵括从小熟读兵书,精通韬略,讲起带兵打仗,就连父亲这位征战沙场多年、屡建战功的名将也常常被辩得无言以对。但他的父母却认为赵括只会纸上谈兵,全不懂实际变通,如果在真正的交战中,必败无疑。赵括父亲死后,秦兵来犯,赵王不顾赵括母亲的劝阻,任用其为将,结果长平大败,赵军元气大伤。
三国时的诸葛亮为旷世奇才,凭借一己之力保得蜀国与曹魏、孙吴三分天下。但他因用马谡不慎,结果街亭失守,北出祁山又无功而返,自己也被逼唱一出空城计,差点儿被俘。
对于这些历史教训,曾国藩十分明了,因此,他在识人用人方面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1)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过: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利的人更是这样。同当士兵,就想着要挺出于同列;同当小军校,就想着要在军校中出人头地;同是将军,就想着比别的将军高一头;同是主帅,就想着要比别的主帅高明。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本分。
(2)要提防性格怪僻的人。
性格怪僻的人是天下最难侍候的,因为他们忽阴忽晴,忽笑忽悲。曾国藩非常不喜欢与性格怪僻的人打交道,因为通常这类人喜怒无常,变化无端,不易掌握。
前后出入曾国藩幕府的不下三四百人,出自曾国藩幕府而任高官者也不下百人。曾国藩与这些人的关系大体是很融洽的,但也有少数几个人很不买曾国藩的账。左宗棠使是其中之一。对于左的天才可用,曾国藩多次向清廷密保、密荐,但对左在自己手下工作,曾国藩却十分慎重,保持警惕。
(3)轻薄之人,好看不好用。
用好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大问题。曾国藩的用人术是:让明白人留下,让糊涂人走开。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之有关系的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只有时时不忘求人自辅,才能抓住时机,创造人生的辉煌。曾国藩认为,人最忌轻薄肤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就会使人感觉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练,谦谨坦荡,而轻薄之人,好看不好用。
曾国藩在朝为官多年,之后又带兵打仗,指挥千军万马,手下将领幕僚,济济一堂。因而在识人、用人上有其独特心得,这其中也有从识人不慎中得出的教训。
曾国藩曾经举荐周腾虎,谁知周腾虎刚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
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在用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时,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
此外如恽世临、郭嵩焘等人,经由曾国藩奏保,于两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一岁三迁已非常之遭际。李宗羲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洋人变诈多端,非勋素着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分工明细,每个人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单枪匹马是无法取得成功的,竞争的激烈更需要我们借助他人的力量依靠团队取胜,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网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广结人缘,网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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