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立志高远，求成大事

    “有志者，事竟成”，这是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信念。

    远大、坚定的志向，是人的行为的内在的精神动力。远大志向能不断激励人们奋发向上，有所作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干出一流的事业，但能干出一流事业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者，就必须要先立志。正如曾国藩在《五箴》中的《立志箴》里所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未免六神无主，导致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发奋立志，自称“欲行仁义于天下”，改名为国藩，决心为国家之藩篱。为了实现志向，曾国藩没有怨天尤人，埋怨时不我予，而是发愤苦学。曾国藩为了激励自己树立远大志向，曾在湖南涟滨书院时改号为涤生，取涤其旧染之习，焕然新生之意，可以看出曾国藩希图长进的志向和决心。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叫作进德与修业。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曾国藩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曾国藩又不囿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因此，可以说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国藩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首先曾国藩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是“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卫身谋食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国藩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然而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时髦、为装饰之人，总之是为一体之屈伸。

    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者，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

    曾国藩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在读书时曾为自己立下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像云中层翊翱翔的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起九州震动；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样，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曾国藩认为汲汲于文章学问，不是真正的豪杰，要立志高远，在诗文中他写道：“黄鹄一举何其高！纷纷燕雀非吾曹。”但他的志向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要以书出征，治国平天下，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功臣，既要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当时天下还算安定，曾国藩即有如此大志，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他振臂一呼，为统治阶级效命。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作为心理准备，他是没有这股冲劲和狠劲的。

    2.谦恭礼让，永不自满

    谦恭礼让是儒家在人际交往中的处世原则。曾国藩崛起于清朝乱世之中，仅仅不到十年时间，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飞跃至名高位重的封疆大吏。其发迹的原因，一是时势造英雄，但最主要是靠他的智谋和修身之法。究其根源，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

    在手下大将鲍超因功晋职时，曾国藩告诫说：“阁下当威望极隆之际，沐朝廷稠叠之恩，务当小心谨慎，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前次曾以‘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相劝，务望牢记在心。”他也经常以“谦虚”二字教导鲍超，他曾说：“观古今以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来示所谓尽心竭力，做得一分算一分，此是安心妙法。”又说：“勤而不自言其劳，廉而不觉其介，谦而出之以真朴之气，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臬署专以刑幕为重，公事繁琐，不如专心论兵。阅历较实，名望亦隆。文移体制，外任与京秩不同，自宜以谦。”

    从以上曾国藩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尽管他的目的不离“名”、“位”，但其劝人以谦为本的主题却是不容有疑的。

    在论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不管什么人，不管学问有多深，都要放下架子，虚心好学。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不办得极虚心，则先自窒矣。”又说：“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怒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试想，以孔子这样的大贤圣人，况且有“三字之师”的美德，所以一般的凡夫俗子还有什么值得自满的呢？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看到八旗与绿营的腐败后，觉得非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不可。于是，在他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痛心疾首深自刻责”，“诚恐有师心自用之处”，于是“惟有敬谨省察，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即使在升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之后，仍没有丢弃。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出：“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

    在仕途中，曾国藩年少时比较轻狂，一度遭到某些官僚的反对。吃一堑，长一智，经历过挫折之后才会痛改前非，奋发图强，这种变化在他刚率湘军入长沙时体现得较为明显。在这里，他与长沙城绿营将领发生冲突，在个别人的挑唆下，绿营兵大闹他当时下榻的团练大臣府，他差一点连性命都丢掉。从此以后，他总结了经验教训，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并在绿营中扶植力量。当地官员与绿营将领看到曾国藩的转变后，自然也是“借坡下驴”，顺着台阶就过去了。这一条经验，就是曾国藩在官场中得到的。

    骄傲自大的人，只看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短处，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强；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和短处，看不到别人和优点和长处，任何人在他眼中都不值一哂。这种人在人际交往中神气十足，盛气凌人，不尊敬他人，盲目自大，当然无法得到别人的尊敬和亲近。不真正地关心人爱护人，便无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

    谦逊就是对自己的短处和不足有高度的自觉，永远以自己的短处和他人的长处相比较，虚心向他人学习，以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孔子强调“不耻下问”，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长和不足，因而也都有值得他人尊重和学习的地方。吕坤说：“今且不须择人，只于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长。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为贤人；人必有一见，集百人之见，可以决大计。”

    自满自足的人总是只见自己的长处和他人的短处，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好，而别人一无是处，自高自大，瞧不起任何人。只有谦逊的人才能发现他人的优点，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谦逊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同时，它又体现了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尊重；它既能促进主体自身的充实与完善，又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曾国藩将“谦”字视为立身之本，同时视之为保家安身之道。其首要功能，就是戒除骄气。因为他认为骄是败征，古今名臣大家，无不败于“骄”字。所以他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

    曾国藩既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感。攻克天京，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曾国荃，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谦虚是要尊重他人，而最终目的是要使自己也获得他人的尊重。因此，自尊是谦虚的基本前提。如果太过谦虚，甚至于卑躬屈膝，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反而令人轻贱自己，那就适得其反了。自尊是每个人都有的，但谦虚表现得太过，会引起别人的误会，所以，一定要注意分寸。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过于贬低自己。本来自己做得不错，非要说成一塌糊涂，本来水平很高，却说得十分不堪，这些都是过谦，因此也就是“伪”。这会造成两个结果，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你真的很差劲，因此不会理你，或者在交往中提出更苛刻的要求。而明白的人则认为你不实在，太虚伪，进一步交往时，会保持戒心。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什么好事。

    3.玉汝于成，坚忍不拔

    成功的因素多种多样，在大致相同的情况或条件下，意志力的作用决定结局的成败，因为坚强的意志可以坚定必胜之心，将自己的资质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曾国藩苦撑大局终获成功，这得益于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曾国藩也说：“吾生平长进，皆在危难之际”；“处心积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

    曾国藩以一个儒生而带兵打仗，失败真是一个连着一个。他把幕僚所写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实在也是羞愤难当之下，情不得已。尤其是他曾经四次自杀未遂，其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哪里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但是他终于还是能够战胜自我，调整情绪，蓄气长志，“屡败屡战”，这点精神，就更难为一般人所理解了。

    曾国藩能够战胜失败，走向成功，关键在于“打脱牙，和血吞”，“一味忍耐，徐求自强”。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月（1854年4只27日）凌晨，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沿湘江北上，浩浩荡荡向靖港进发。顺流疾进，刚至中午，湘军水师和陆师都到了靖港镇外。

    陆师过了浮桥，曾国藩即下了进攻的号令。然而，一进靖港镇，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港外的太平军一齐杀出。湘军初战受挫，这次又遭遇伏兵，一下子乱了阵脚，纷纷后退。

    太平军大队冲入湘军队伍中，一片砍杀之声，湘军完全失败了。卫兵一把拉过曾国藩，护入座船，仓惶向长沙败逃。

    曾国藩呆坐舱内，五内俱焚。衡州出师后，与太平军交锋，两仗两败，落了个狼奔豕突的结局，自己惨淡经营，苦练了将近一年的湘军，竟是如此无用。他想如此下去，原先的豪言壮语将全部落空。再回长沙，官绅们的冷眼将不堪入目。何况，这次是否能逃得回长沙，也很难说。耳畔，响起一片败兵的嚷叫，一片“活捉曾妖头”的怒吼！他左思右想，决定不如趁早一死，免得自讨其辱。这时，幕僚陈士杰、李元度看到曾国藩神情有异，命令章寿麟驾一舢板，随护座船左右。

    岂料座船随员稍未注意，曾国藩猛然起身，推开舱门，纵身跃入江心。“曾大人跳水了！”章寿鳞一面大叫，一面由舢板跳入江中，很快救出曾国藩，扶进船舱中。大家七手八脚为他换衣、推腹，好在他并未呛水，尚无大碍，大家一路劝解，狼狈退回长沙。

    曾国藩大败之后，再埋头募兵练兵，原来的老湘军只剩下了四千人，他陆续增至水陆两师2万多人，修造舟师，配备炮械。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中旬，曾国藩再次指挥水陆二师北上，发动湘军的第二次攻势。

    七月一日，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克复岳州，太平军骁将曾天养反攻，大败。六月十四日再反攻，又败。曾国藩沾沾自喜，得意洋洋，七月十五日他又亲自出阵，率李孟群、陈辉龙两支粤桂水师，自长沙到达岳州，次日在南风大作中出队攻打白螺矶。

    曾天养带几艘小船来诱敌，陈辉龙拼命地往前追，大船搁浅，动弹不得，于是陷入包围，曾天养埋伏的战船齐出，陈辉龙阵亡，水师“总统”褚汝航，同知夏銮，千总何若澧急驶救援，结果这三员大将全部受伤落水而死，陈辉龙全营覆没，褚妆航等也损失了20多条战船，官兵阵亡好几百人。——人家打得好好的，曾国藩一上来便损兵折将，而且空前惨重，他使褚汝航送了命，把他克服岳州，三次大挫曾天养的汗马功劳一笔勾销。

    在与石达开在湖口的首战之中，湘军水师一百多号战船烧得精光。曾国藩在罗泽南的营里，目睹水师覆灭，船沉勇溃，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为罗泽南、刘蓉竭力拉住。曾国藩自杀不死，黯然逃到南昌，受尽天下人的热嘲冷讽，奚落讪笑，他说，这一次惨败，是他的平生四大惭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也曾使曾国藩灰心丧气，悲观到极点，乃至蓬头垢足，不饮不食，跑到山上去写遗嘱。但是，他的自杀行为，并非悲观失望，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一次次失败，完全是由于自己指挥不当，这种羞愤也足以让人以死相谢了。更重要的，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之类的思想，早巳把他的灵魂浸透了。“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是曾国藩的素质，他早已经写了“死在沙场是善终”这样的诗句。事实上，从他从戎那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作为一个文人而勉为其难来带兵，如果难以期望大成，那么但求自己一死，不也难能可贵吗？

    梁启超就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还以忍耐教导他的幕僚、弟弟。同治五年（1866）曾国荃抵湖北任巡抚，因与总督官文不和，遂上书劾之。清廷令他剿捻，但屡次失败。为此，曾国荃心情抑郁，经常发牢骚。曾国藩请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去信“慰之”。但曾国藩仍不放心，以自己的坚忍成功进行现身说法，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给他的九弟曾国荃信中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曾说我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求自强，因而引用谚语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两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口诀，不料被申夫看破。我在庚戊、辛亥年间被京师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三县之失，也颇有打脱门牙的迹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只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为妥。”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已颇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里，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反抗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接连失利。决战湘潭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攸关大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立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

    湘潭之战的胜利，改变了对曾国藩黑云压境的形势。然而曾国藩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当另一部湘军在靖港大败后，遭来咸丰帝一顿数落与指责，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并将曾国藩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两次战役失败的惨痛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只是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于激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有失败才有成功，这是历史上许多成功者所证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经过艰苦的磨炼或一系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因而，有许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难。这里最主要的奥妙就是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会创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质。而具备了成功的品质，才能成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句话说得很好，问题恰好在于，也仅仅在于能否“再坚持一下”：能，就胜利、成功；不能，就失败、崩溃。能与不能，有时相差只不过微乎其微，而成败就由此决定。

    4.把握机会，发展实力

    曾国藩对于扩充实力、手下另谋发展的态度是：局面小时，坚决维护手下队伍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但是当自己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是自立于世的时候，一定要让手下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自己事业的扩大，因为另谋发展以后，总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节制；即使完全独立，也总还是可以互相有所照应。

    任何一个团体在发展中都会遇到有人“自立门户”，从团体中剥离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一般而言，当一个团体没有成气候时，如果不能正确确立内部分配机制，优秀的人才最易跳槽另立门户。如果属于一般人员“出走”，当然不会对事业乃至团体构成危害，但如果属于决策层、核心层，其隐患就不能掉以轻心。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在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曾国藩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

    由于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政策开明，适时加以鼓励，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至少也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到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协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更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不仅因为他具有博大的胸怀，还在于他具有宏毅的个性。道光、咸丰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步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太平军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太平军孤身奋战。当时，太平军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受挫，默默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太平军，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

    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台面”的极盛之时。这期间湘军集团头目纷纷出任督抚。1864年以来（至攻下天京为止），四年多的时间共有21个湘军集团头目，先后出任督抚。如再加上与之关系密切的晏端书（两广总督）、黄赞汤（广东巡抚），那就多达23人。其中毛鸿宾、左宗棠、严树森两次，曾国藩、刘长佑、李续宜、田兴恕三次被委任，曾、田和李续宜（未到职）还被委任为钦差大臣。

    这23个人中有13个湖南人。他们均为湘军将领或幕僚，这23个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四川、贵州及其以东各省，其次是珠江流域，广东完全由湘军所控制，广西巡抚虽为非湘军人员，但湘军为省内主力部队，且受制于两广总督，其布政使刘坤一又为湘军大将，因而事实上广西也为湘军集团所控制。相形之下，湘军集团在黄河流域则大为逊色，只控制陕西、河南、山东、直隶四省，且控制的深度和广度也远不及长江中、下游各省。

    与此同时，湘军集团的督抚，又利用掌握的地方政权，大肆搜刮税收，筹集军饷，扩充部队，从而使湘军实力急剧增长。

    位至督抚的湘军集团头目，也深知战争时期，身在战区，或靠近战区，军事上不能自立，不仅不能保位，甚至身家性命也危险，因而也热衷于招募新营，成立新军。

    由于有曾国藩这一位“统帅”，湘军出身的地方封疆大吏能够互相照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编结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痛痒相关，呼吸相从。以至整个晚清时期，地方督抚重要的职位都由湘、淮军将领出任。朝廷有大的兴革，动作前定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如果朝廷治罪一人，则很可能掀起大波澜，曾国藩的“局”做得太大，以至他自己也说：长江三千里江面，船只都得张挂他的旗帜，否则就不能放行。

    除了多年旧部可以联盟互助以外，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

    传统中国最讲究裙带关系，这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曾国藩虽然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时期，但他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结为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入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由于有众多部下联手互助，又有如此之多的贤亲家相帮助，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

    5.自强不息，坚强不屈

    那些表现坚强勇毅的人，一定有志气，“自强不息”是人们共同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

    曾国藩是一位封建官僚，历来被称为顽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然而正是因为他受过纯正的传统文化洗礼，所以在他身上，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精神。有人称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很有道理的。

    有人认为从儒学义理上看，曾国藩的成就远不能与孔圣人和朱子相比，但从实践传统文化并成就的业绩看，则远较孔、朱二人为胜。

    在文化人格的造就上，曾国藩基本实现了圣人人格与豪杰人格的统一，所以时人誉之为“圣相”。在此一点上，恐怕只有明代王阳明一人可与其比高量下。与传统的士人不同的是，曾国藩以书生身份成为名将，由文而武，亦文亦武，所谓“出将入相”，正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要问曾国藩何以能成此殊勋，“强”字就是秘诀。

    “强”字是豪杰人格的基本精神。

    儒家理想中的人格，主要以“温、良、恭、俭、让”为特征，塑造出来的人物，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尽管它包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但总的来说，缺少一种豪迈激越的劲头。于是，儒家又提出了第二个层次的人格模式作为补充，即豪杰人格。

    所谓豪杰，是一种杰出、俊伟的人格形象，是大智大勇之人。力勇过人谓之豪，德智非凡谓之杰。如果说，君子集中反映了恭谦守礼的人格形象，那么，豪杰便表现出胆识超人、直道而行的英雄气概。这种人以天下为己任，敢做敢为，带有雄壮、伟岸的色彩。

    曾国藩虽然是一个文弱书生，却没有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懦弱不堪的书呆子，他没有把自己混同为封建官场中奴颜媚骨、左右逢源的掮客。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人生取向和人格设计。他选择了内外双修的成功路径，从自身修养出发，端正人生态度，持身以正，处世以方，由正己而正人，由治国而治天下。因此在他身上，同时体现了圣人人格和英雄人格两种特征。二者互相补充，臻于完美。

    “强”字精义，首先在于刚强。刚强并不是表现在待人接物的那种执拗、固守原则，而是指克服人性的弱点，使自己能够自立起来。因此古人说，“强”字乃立身之本。人性的弱点，指的正是软弱、贪婪、虚荣、犹豫等足以阻止一个人积极进取的障碍。能做到这一点，谓之自胜。《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老子》中说“自胜者强”，即指此意。吕坤在《呻吟语》中所说的“所贵乎刚者，贵其能胜己也，非以其能胜人也”，道出了“刚强”二字的真正内涵。惟有自胜，才能超凡脱俗，不随波逐流，甘于沉默；惟有自胜，才能立志高远，坚定信念，争取成功。由此推之，“强”字乃成就大事的第一关。曾国藩用总结性的口吻说道：“古来英杰，非有一种刚强之气，万不能成大事也。”从其语气中就可读出，刚强是成大事的关键所在和必备条件，不可缺少。

    曾国藩的刚强体现在他一生的行事处世上。他严于律己，以圣人为目标，以豪杰为榜样，不甘颓废自弃，克服了许多人性的弱点。豪杰人格的四个特征，在他身上都得到了突出体现。他不仅以“强”字自律，也一直谆谆告诫兄弟子女。

    “强”字体现在曾国藩的性格上，就是倔强。他在给郭嵩焘的诗中说：“至情宜倔强，吾道有篱藩。”在另一首中又说：“丈夫守身要倔强，只有艰厄无愁猜。”在《九诗》中说：“丈夫贵倔强。”这里所说的倔强与那种固执己见的牛脾气完全不同，它又称为“强毅”。曾国藩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解释，他说：不辞劳苦，不畏艰难，“而强之勤劳不倦，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换句话说，就是强制自己事事勤劳，敢于迎难而上，持之以恒，就是“强毅”，也即“刚强”。

    曾国藩之所以能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其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他主张男儿一定要有“倔强”的素质和“强毅”的精神。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苦、坎坷不平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如果一味柔懦，必会知难而退，这样定然一事无成。要冲破这些障碍，就要靠一股敢于排除万难的精神。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千年未遇的大转折时代，要达到自己救国安民，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更大，需要牺牲的东西也更多。因此曾国藩总结历史经验，深化自己的体会，总结出了这样的道理：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所以能完成宏图大志，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到目的的，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

    一个人要“大有立于世间”，一定要具有“阳刚之气”。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道：“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因此，“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

    6.息事宁人，苦撑大局

    在某些情况下，当大局面临困难的时候，为了支撑大局可以采取息事宁人的方式避免矛盾的激化，使事情逐渐改观。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深刻感到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太平军，恰恰是清政府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的矛盾和弱点，阻碍了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缺少战斗经验。在湘军组建最初的六七年中曾国藩仅仅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但遭到的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在这种境遇下，曾国藩能够立足并逐渐壮大，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以大局为重”的处世哲学的结果。

    1858年6月，曾国藩在家乡休整后再度出山，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在江西虽然作战勇敢，然与各地乡团不和睦，常常被乡团截杀，有时甚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更为不利的是，军中时逢疫病流行，军士纷纷患病。曾国藩来江西深感诸多问题难以解决。9月间，安徽的败讯传来，湘军的精锐力量李续宾、曾国华在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官兵阵亡达到六千余人。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遭到了连连的失利。幸亏左宗棠等人大力挽救才基本稳定了大局。

    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忽而改令赴闽，时过不久接到援助安徽的命令。在石达开率太平军由湖南进入四川的时候，朝廷又命曾国藩赴四川夔州扼守，但同时又命曾国藩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可谓朝令夕改，这使得曾国藩感到无所适从。但曾国藩知道自己没有固定的地盘，只好委曲求全，精神上感到极大的痛苦。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虽有其益处，但也要付出极大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率兵攻下安徽的军事重镇安庆，千里长江一带已完全在湘军的掌握之中。曾国藩准备分兵三路，占领江浙地区，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致命一击。

    然而，曾国藩所面临的困难同样很多。和他亲密合作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因积劳成疾病死，这使得曾国藩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合作伙伴。曾国藩异常悲痛，为之彻夜不眠。

    在三路东向的大军中，只有曾国荃一军始终听命于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有时不听调遣，使曾国藩大伤脑筋。曾国藩依然是采取息事宁人的处世原则，没有激化矛盾。

    前线的战况也不利，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开始出现军心涣散的情况，再加上军饷时有拖欠，曾国藩终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在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由于缺乏军饷，甚至到了每天喝稀饭度日的程度。几个月不发饷更使士兵怨声载道，曾国荃也感到那些家乡子弟兵难以约束。个别的士兵把营官捆绑起来索要军饷，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件不断出现。由于拿不出粮饷来满足士兵的要求，曾国荃也感到十分为难，对上述情况只好听之任之。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情加重，无法约束随时都有叛变可能的湘军；一方面清廷的猜疑和言官的谤劾纷至沓来。

    当时湘军缺饷的情况在各大部队中都十分严重。曾国藩的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面对这样的混乱情况，病情更加严重，不时出现呕吐、牙痛和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的症状，只好奏请回家调养。

    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好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切实体现了曾国藩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的处世观，为了苦撑大局，曾国藩只得如此了。

    7.随世求变，审时度势

    审时度势，就是说人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方略，明智地作出自己的决策，以求利国、利民、利天下。

    要做到审时度势需要有远见。有远见就要在平时能多结识一批有智慧的朋友或四处游历、广览群书以增长学识。

    初入仕途，曾国藩认识到了八旗绿营军的腐败无能，提出创建湘军。曾国藩认为绿营军有三大弊病，已不能再完成保家卫国、安内攘外的重任。因此，曾国藩改革军制。将军队改为由将领直接控制，具有严格的军法制度的武装。此为其审时度势之一举。

    曾国藩的另一举在于他提出学习西方科技，开办洋务。曾国藩非常明白要随世变求变的道理，这一点体现在他开启洋务运动的序幕上。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来，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

    在曾国藩主持下，我国开始自行研制造船。但万事开头难，最初的几次造船试验都失败了。这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磨灭曾国藩力图振作的意志。相反，从失败中他更看清了中国自造轮船军火的重要性。惟有中国自身具有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挟制，达到自立自强。因此，他一方面派遣容闳采购机器，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机会。

    曾国藩又采纳容闳的建议：在制造局之下，附设一兵工学堂，招收中国青年入学，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培养各种工程师人才。局中另设“翻译学馆”，专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西书。译成的书交局中印刷所大量刊印，应各方需索，广为散布。

    曾国藩与容闳等乃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说列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事项。这一留学计划，后来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完全贯彻实行。不过就在这已经学成归来的120名留学生当中，已颇造就了一批人才。例如唐绍仪、詹天佑、容揆、梁如浩、梁敦彦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而最重要的是留学风气的开创，为落后闭塞的旧中国社会开拓了一条道路，由这里可以通往世界的新领域。从那以后，中国士子出洋留学为数日众，中国人的眼光见识也为之日广。追本溯源，曾国藩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总之，曾国藩在同治年间审时度势顺时而行。凡制造轮船枪炮、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赴美，每一项工作都凭着他的周密筹划、大力支持或指导擘画才得以顺利推动。修身养性是成就事业的第一步，没有良好的修养就不能不断地完善自我，不能提高自身的素质，也不能使自己的人生有所成就与作为。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下一番苦功夫。修身养性，完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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