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1335～1418），长洲（今苏州）人，十四岁出家为僧，法号道衍，世称道衍和尚。曾经跟随道士席应真学习阴阳术数。在一次云游嵩山时，著名相士袁珙（gǒng）见到他后十分诧异，说他是三角眼，形如病虎，嗜杀成性，将来一定是刘秉忠一类的人物。姚广孝听说自己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物，正符合志向，非常高兴，立志要做一番事业。
马皇后病逝，朱元璋要选择高僧入藩王府为马皇后诵经祈福，姚广孝被人推荐上去。燕王朱棣跟姚广孝交谈后感觉他很合自己的心意，便请他跟随自己。从此姚广孝就投到这位野心勃勃的王爷幕下，成为心腹之人。
惠帝即位后，下令削藩，周王、湘王、代王、齐王、岷王相继获罪。姚广孝便秘劝燕王起兵，并举荐了袁珙和占卜人金忠。他经常以雄辩的口才分析当时形势，还用对联占卜等方式促使燕王下定决心，并协助做好军事准备。当初决定起兵时，恰逢风雨大作，屋檐上的瓦坠落在地，燕王为之色变。姚广孝却说：“这是吉祥的征兆。飞龙在天，风雨相随，檐瓦落地，预示要换成黄瓦。”几句话便坚定了燕王起兵的决心。终于，燕王于惠帝建文元年（1399）发动了“靖难之役”。姚广孝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起兵之后，燕王以清除惠帝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军队号称“靖难之师”。战争开始之初，姚广孝主要起着留守和辅助决策的作用，类似于汉初的萧何。建文元年（1399）十月，明军大将李景隆趁着燕王大军南下而后方空虚之机围攻北平（今北京）。姚广孝守备坚固，击退了进攻的明军。到了晚上还用绳子将壮士从城上送下攻击明军，明军防不胜防。燕王的援军到达后，内外夹击，李景隆战败逃走。燕王围攻济南，三个月都攻不下，姚广孝便急速送信说：“军队已经很疲劳，请赶快撤回。”燕王便立即撤军返回。燕王在攻打东昌（今山东聊城）时，大败，大将张玉也阵亡了。这时燕王打算稍微修整后再攻，姚广孝却极力催促进攻，并更多地招募勇士，终于打败了明军统帅盛庸，又在西水寨打败了另一明军统帅房昭。姚广孝给燕王谋划的策略是“不要攻占城市，而是要一举攻下防守薄弱的南京城”。燕王听从了这个意见，率军直取南京城。“靖难之役”终于在惠帝战败自焚、燕王夺取帝位后结束。
姚广孝虽未曾亲临战阵，但在燕王起兵并最终夺取天下的整个过程中，他的计谋策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论功行赏时以他为第一。成祖朱棣给他赐名“广孝”，令他还俗，而他不肯。不过他也没有退出官场，而是以出家人的身份先后出任僧录司左善世（全国佛教协会主席）和太子少师之职，并主持撰修《永乐大典》和《太祖实录》。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姚广孝病情危重时，成祖亲自到他居住的庆寿寺看望，相谈甚欢。病逝后，成祖一连两天没有上朝，亲自为姚广孝撰写碑文，记述一生功绩。
解缙为什么能在建文、永乐两朝都得到宠信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具有治国安邦的才能。解缙刚一当官就受到太祖朱元璋的信任，常常跟随在太祖身边。有一次，太祖当面告诉他说：“我与你从道义上讲是君臣，从恩情上讲如同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他便提出建议：政令要稳定，刑罚要简省，整理经史，制定礼乐，表彰贤士，崇尚先哲，禁止娼优，易置寺庙，少收赋税，减轻徭役，焚毁经咒，断绝鬼巫，裁撤多余官员，节省开支，发展生产，缓解百姓困境。太祖连连称赞，说他有安邦济世之奇才，治国平天下之大略。
惠帝即位后，解缙便给深得惠帝信任的礼部侍郎董伦写信，表白对皇上的忠诚之心。于是，董伦向惠帝举荐，惠帝便召解缙为翰林院待诏。成祖永乐元年（1403），解缙为翰林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进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参与国家的机要事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不久，又晋升为翰林侍读学士，奉命主持修纂《太祖实录》、《列女传》。这时，成祖对解缙很信任，曾对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而我也不可一日少了解缙。”成祖对解缙的进谏都能虚心听取。二年，升迁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
解缙在朝时，凭人的是否贤德来品评人物，好就说好，坏就说坏，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成祖曾开列了一份朝廷大臣的名单，让他按名单评说他们的“短长”。解缙便一一写出：“蹇义天资厚重，但内心没有固定的见解；夏原吉为人有德量，却不疏远小人；刘情虽有才干，但不知道顾及情义；郑赐可说是一位君子，但缺少才气；李至刚为人虚妄而趋炎附势，虽有才而不正直；黄福持心平易公正，确有志节操守；陈瑛执法苛刻，但还能保持清廉；宋礼刚直而严厉，别人恨他不体恤下人；陈洽做事通达敏捷，又不失正直；方宾是文书小吏之才，有商人市侩之心。”成祖将这份奏章交给了太子朱高炽，太子又询问尹昌隆、王汝玉两人的情况。解缙即刻回答说：“尹昌隆是位君子但气量不大；王汝玉的文章写得很好，只可惜有世俗之心。”仁宗即位后，拿出解缙的奏章给首辅杨士奇看，还说：“都说解缙狂妄，看他对人的评论都有独到的见解，并不狂妄！”又称赞他的文章雄劲奇古，新意迭出，可与司马迁、韩愈等人媲美。
为什么说杨士奇是数朝元老
杨士奇（1365～1444），名寓，泰和（今江西泰和）人。惠帝建文元年（1399），经王叔英举荐，被召进翰林院任编纂官，参与修撰《太祖实录》。
杨士奇是历经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1403～1449）的宰辅重臣，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是明朝前期政坛上的杰出人物。他在朝四十多年，一直为内阁重臣，深得历朝皇帝的器重。
从仁宗洪熙元年（1425）到英宗正统元年（1436）出现了“仁宣之治”的较好局面，杨士奇是有功劳的。他待人接物豁达大度，以大局为重，不记私怨。同僚有小过错的，常常为之掩盖。成祖时，广东布政使徐奇把岭南的土特产分送给朝廷大臣，唯独杨士奇没有。有人把徐奇所送礼的大臣名册进呈给成祖，成祖看到上面没有杨士奇的名字，便把他召来询问。杨士奇回答说：“徐奇去广东时，各位大臣都赋诗作文送行，我当时正赶上生病，未能前往送行，因此名册上没有我的名字。而且，各位大臣究竟接受了没有，现在并不清楚，何况还只是一点土产，一定没有其他用意。”成祖便急忙下令烧掉了名册。
杨士奇深知民间疾苦，为相以后，常以国家安定和百姓生活为念。又刚直敢言，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意见。仁宗即位后，有一次向他征求意见，他当即大胆地说：“您下诏书减少各地的岁供才两天，惜薪司却要征枣八十万斤，和诏书相抵触。”仁宗立即命令减半。当时，有人向仁宗上了一道歌颂太平的奏章，仁宗让群臣传阅，大家都认为当今四海升平，值得颂扬，独有杨士奇不以为然。他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因多年用兵，使百姓颠沛流离，还未回归故土，疮痍还未平复，许多百姓得不到温饱，需休养生息多年，才可能过上太平日子。”仁宗很赞同，对其他大臣说：“我以诚相待，希望纠正失误，但只有杨士奇的五次奏章是指出了时弊，而你们都没有一句谏言，难道朝政真的没有错误，天下已经太平了吗？”其他大臣感到很惭愧。
宣宗宣德（1426～1435）年间，很多地方屡遭水旱灾害，杨士奇不仅多次奏请皇帝下诏体恤民情，而且更关心恤民政策的落实情况。有一年，户部无视宣宗的诏令，未减免田地租额，杨士奇便报请宣宗下诏督促减免，对拒不执行者从严治罪。
英宗登位时才九岁，太后一心任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三杨”也总是兢兢业业。英宗正统之始的数年，政治比较清明，这与他们三人是分不开的。
杨士奇爱才重才，知人善任，不拘一格举荐人才。他认为，各级官吏的好坏关系到百姓的安危，应该提拔博学多才、品行好的人当官，要任人唯贤，而不能任人唯亲。经他荐举当官的前后有五十余人，如于谦、周忱、况钟等人，或是卓有政绩，或为一代名臣。
纵观杨士奇的一生，他堪称一位颇有远见的政治家，不遗余力地辅助皇帝实施一系列有益于天下百姓的政治、经济措施，使明朝前期出现了数十年的政通人和局面。
杨荣的生平情况如何
杨荣（1371～1440），字勉仁，初名子荣，建安人（今福建建瓯县）。建文二年（1400）入进士，授官编修。成祖刚入京师时，杨荣就到成祖马前迎接谒见：“殿下先拜谒孝陵还是先登帝位呢？”朱棣听罢突然醒悟过来就慌忙赶去拜谒孝陵。从此，杨荣受到皇上的知遇。成祖登位后，选杨荣进入文渊阁，为他改名杨荣。
杨荣机警聪明，颇有见识才干，在评定议论各部门的事务方面很能合乎皇上的旨意，因此得到优厚的俸禄，并得到一再提拔重用。永乐五年（1407），杨荣受命前往甘肃筹划军中事务。凡经过之地，他都认真观察山川地势，体察民情，检阅城堡等军事设施，回来后在武英殿上奏，“能知边将贤否，阨塞险易远近，敌情顺逆”，皇上非常高兴，当时正值盛夏，还亲自剖瓜赏他吃，可见他深受宠信。此外，他还很有军事才能，曾多次随从皇上出巡边塞，处理事情谋而能断。十六年，接任掌管翰林院事务，皇上更加赏识和信任。然而，“树高招风”，杨荣的持续得宠引起众多大臣的嫉妒。于是，他们设法疏远杨荣和皇上的关系，并共同推举他为祭酒。皇上讲：“我固然知道他可以胜任，只是要得到能替代他的人难呀。”诸大臣至此都不敢再言语了。后来多次出塞，他掌管全部军事事务，并且可以处理很多棘手问题，皇上直称他为“杨学士”而不叫名字，并给予最高的赏赐。皇上总共五次出塞，其间士兵忍饥挨饿，后勤运输供应不上，死亡人数达十之二三。大军抵达答兰纳木儿河，仍不见敌人，皇上询问对策，群臣都唯唯诺诺，杨荣和金幼孜从容不迫地提议班师回朝，皇上采纳。返回途中，皇上去世。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关键时刻，秘密召见杨荣和金幼孜一起商议。他俩认为朝廷军队离京城很远，先不公开丧讯，按礼入殓，用锡浇铸为内棺，装载在车中，进奉膳食和原来一样，而且更加严格军令，让别人都无法揣测怀疑。如果有人请求其他事情、或要敕令就飞驰报告太子，他们立即反对，说：“先前皇帝活着则称为敕令，殡天了而称敕令就是欺骗，罪过不小。”于是开列皇上崩驾的月、日及临终诏命传皇位的大意，启奏太子。然后先行飞驰抵达京城报丧，接着又受太子之命与蹇义、杨士奇一起商议治丧之事。
仁宗登位，因杨荣功劳显赫赐令嘉奖，赏赐优厚，并晋升为工部尚书，领取三种职务的俸禄，平反叛乱中因决策之功又得到最高奖赏。英宗登位，晋升为太师。正统五年（1440），杨荣请求返乡省视祖墓，皇上令宦官保护前往，返回途中去世，享年七十岁。赠官太师，谥号文敏，并授予世代承袭都指挥使。
杨荣一生历事四朝，“事君有体，进谏有方”，一般论事激烈尖锐，不容别人过失，然而一旦遇到别人惹怒皇上招致不测时，往往设法婉言疏导皇上，使事情平息。因此很受皇上恩宠，对他的赏赐也始终没有间断，仕途道路上春风得意。此外，他还生性喜欢招待宾客，即使大富大贵，也没一点傲气，读书人都心悦诚服地归附于他。有人称赞杨荣处理政事可以与唐代的姚鼐相媲美。
杨溥一生有什么主要事迹传世
成祖时，杨士奇、杨荣、杨溥（1372～1446）三人先后在四朝任职，是当时年高望重并具有道德学问的人物。杨溥虽然进入内阁晚一些，但道德声望足以匹配。“三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通晓洞察事物的先机，同心协力于朝政，谨慎谦恭于人事，成为明代的贤良宰相。
杨溥以高尚的节操而闻名。永乐初年，他辅导皇太子任洗马之职。太子阅读《汉书》称赞张释之为贤良之臣，杨溥说：“张释之诚然贤良，若没有文帝的宽厚仁慈，也无法实现他的志向。”于是，杨溥采集汉文帝的事迹，分类成编，呈献给太子。永乐十二年（1414），因太子之事，杨溥受牵连，以东宫遣使迎驾迟缓的罪名被逮捕关进锦衣卫监狱。在狱中，曾多次断绝食物危及性命，他依旧读书不辍。在十年牢狱生活中，发奋读书，阅读重要的经史和诸子典籍很多遍。
仁宗登位，他才被释放出狱。仁宗惦念杨溥是由于自己的缘故而长期不得志，因此特别优待他，令他主管弘文阁的事务，并亲自授予弘文阁的印信，说：“朕用你在身边，不只是因为学问，而是想要广泛地了解民情，作为治理国家的参考，有什么意见和倡议，奏疏可封口直接呈递。”后至宣宗、英宗在位时，“三杨”都得到信任，辅佐皇帝处理朝政。正统三年（1438），《宣宗实录》修成，杨溥晋升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原比杨士奇、杨荣晚二十年进入内阁，这时才与他们并列。当时，由于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内外官员和百姓纷纷称颂“三杨”，并以他们宅邸的位置称杨士奇为“西杨”，杨荣为“东杨”，杨溥曾题署先世居住之地为“南郡”，被称为“南杨”。
杨溥质直廉静，谦恭谨慎，每次入朝都沿着墙小步快跑。大臣们议事都要争个高低，有的甚至说出很不合情理的话，而杨溥则心平静气地和他们相处，令人赞叹心服。英宗即位后，逐渐宠用宦官王振，太皇太后病逝后，王振更是一揽权势，大作威福，“三扬”对他的跋扈行为无法制止，等到杨荣、杨士奇相继去世，杨溥孤立无助。正统十一年（1446），杨溥去世。此后三年，英宗在王振的诱骗下出征蒙古，身陷土木堡，几乎酿成天下大乱。当时人们追思起来，认为“三杨”若在，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周新为什么被人视为“冷面寒铁”
周新（？～1412），广东南海（今广州境内）人。最初，名叫志新，字日新，成祖常常只叫他“新”，于是“新”便成了他的名，而把“志新”作为字。成祖即位后，任监察御史。在任期间，嫉恶如仇、铁面无私，敢于直言，多次弹劾违法和失职的官员，使权贵皇亲都惧怕几分，因而被称作“冷面寒铁”。
周新在巡按福建时，曾奏请都司卫所的武官不得侵凌府州县的文官，地方上的府卫文武官员相见时，礼节应平等。因此，使得武官们都比先前有所收敛。
周新在考吏治，办理案件的过程中，精明能干，毫不徇私。有一次，周新为了解一件案子，微服出访，但在途中不小心触怒了当地的知县。知县正想拷打审问，听说清廉的按察使就要到来，便把他关进监狱。在狱中，他从囚犯口里了解到这个知县贪赃枉法的情况，掌握了证据。于是告诉狱吏说：“我就是按察使。”知县听了，赶忙道歉。周新向朝廷上奏弹劾，便罢免了这个知县。周新为民除掉一害，使当地人心大快。成祖永乐十年（1412），浙西发洪水。当时担任通政之职的赵居任隐瞒不报。周新向皇上奏明此事，皇上派人复查核实，结果了解到实情。
周新是廉洁奉公的清官。有人为了拉关系送他一只烧鹅，他却差役将烧鹅悬挂在公堂前，以后再有人送礼讲情，他便指着这只烧鹅以示告诫。从此，再没人敢贿赂他。
锦衣卫的指挥纪纲派了一个千户（武官）到浙江公干。这个千户趁机索取贿赂，作威作福。周新不怕他有后台，正要查证惩治，不料让他逃脱了。不久，周新送文册进京，在涿州（今河北保定）遇到这个千户，便抓起来关押在州监狱里，不料又让他脱身逃走了。跑到主子纪纲那里诬告周新，纪纲是个权倾一时的佞臣，便多方罗列罪名，上奏折诬陷周新。成祖大怒，下令逮捕周新。当时的旗、校官都是锦衣卫同党，在押送周新到京城的路上，任意拷打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向恶势力屈服。到了朝廷上，他伏在台阶前大声说：“陛下让我办事，职责和督察院是一样的，我奉陛下您的命令，去擒奸除恶，怎么就成了罪臣？！”成祖听了更加愤怒，下令处死他。临刑前，周新大声说：“活着是直臣，死了应当作直鬼！”仍表现出一股宁死不屈的正气。
过了几天，成祖有所悔悟，问侍臣：“周新是哪里人？”侍臣说是：“南海。”成祖感叹道：“岭南竟有这样的人，错杀他了。”后来，纪纲的罪行被揭发，周新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胡濙为什么能够历事六朝皇帝
胡濙（1375～1463），字源洁，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他历事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六朝皇帝，为朝廷可以说是鞠躬尽瘁。
惠帝建文二年（1400）考中进士，授予兵科给事中之职。
成祖永乐元年（1403），升任户科都给事中。当成祖即位不久，就听到有传言说惠帝其实并没有死，只是逃走了，引起成祖的怀疑。五年，派胡濴以颁发御制（皇帝编写的）的各种书籍为名，四处悄悄打听惠帝的下落。因此，胡濙在京城以外呆的时间最长，到十四年才回京。所到之处，他也时常把各地的隐情上报给成祖，很受成祖信任。当时皇太子在南京代理国政，汉王朱高煦捏造没有根据的话诽谤太子，成祖便派胡濙前去察访。胡濙到达后，秘密上疏告诉成祖说太子恭敬孝顺谨慎，成祖非常高兴。
仁宗即位后，征召他为行在（古代皇帝所在的地方）礼部侍郎，后转任太子宾客，兼任南京国子监祭酒。
宣宗即位后，仍然任命他为礼部左侍郎。汉王造反，他和杨荣等人协助宣宗亲自出征，平定了叛乱。宣宗把他视作股肱之臣，在宫中就曾设宴邀请过胡濙、杨士奇、夏原吉、蹇义四人，并对他们说：“现在天下太平，是四位爱卿的功劳。”
英宗登上皇位后，下令要节减费用。胡濙便上疏建议减少上贡的物品，裁减番僧（汉族以外的僧人）等，都得到英宗的许可。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朝中人心大乱，有建议南迁的，胡濙坚决抵制南迁的主张，与于谦的意见相合。由此使内外人心逐渐安定下来。
代宗登上皇位后，胡濙加封太子太傅。杨善出使也先时，胡濙曾上疏给代宗建议附带一些皇帝用的食物和衣服给太上皇（英宗），没有得到答复。针对准备迎接太上皇回归的仪式程序中，也曾多次上疏建议应扩大排场迎接太上皇，均未得到答复。
英宗重新登上皇位后，他年事已高，勉强支撑病体入朝，后便请求离任。胡濙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礼贤下士。他先后侍奉过六朝君主，在朝时间接近六十年，朝廷内外都称他为“耆德”。
于谦为什么被称为民族英雄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的救世宰相呀。”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于谦考中进士。
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发生。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英宗，以英宗为人质，不断骚扰边境。也先知道明朝廷决心抵抗瓦剌，就以送英宗回朝为借口，大举进犯北京。这一年十月，瓦剌军很快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石亨认为明军兵力弱，主张把军队撤进城里，然后把各道城门关闭起来防守，日子一久，也许瓦剌会自动退兵。于谦则说：“敌人这样嚣张。如果我们向他们示弱，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兵，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于是他积极部署迎战策略，并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下了一道军令：将领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士兵负责斩杀。将士们被他的勇敢坚定感动，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
当初，也先部队深入，以为早晚会攻下京城，等见到明军严阵以待，大失所望。叛变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请明朝大臣迎接英宗，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濙等出城谈判，代宗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后来也先部队来到德胜门，于谦便令石亨设下埋伏，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被打死，也先部队又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奋力抵抗，石亨也率领部分兵力来到，敌人撤退。副总兵武兴和都督王敬在彰义门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也先部队赶到土城，居民爬上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援兵赶到后，敌军被迫撤退。相持了五天，也先便拥着英宗向西逃去。北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评功时，代宗加封于谦少保，负责总督军务。于谦坚决推辞，代宗不准。接着于谦又请求增兵保卫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今河北保定）、涿州（今河北涿县）、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府州，派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坚决抗击外侵军。
于谦坚决主张打击蒙古瓦剌的入侵，并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捍卫了朝廷的尊严，维护了人民的安全。
王骥是进士出身为什么却频立战功
王骥（1378～1460），字尚德，束鹿（今河北辛集）人。成祖永乐四年（1406）考中进士，授予兵科给事中一职，奉命镇守山西。在任期内，他严肃法度，境内非常安宁。他还曾率军夫九万营建北京，后升为兵部尚书。
当时北方边境时常遭到瓦剌的侵扰，英宗正统二年（1437），王骥奉命整治军务，斩绝了往年临阵退缩的将领，众将很受震慑。又大规模地检阅将士，勤于练兵，打造武器，积草屯粮，整肃军容，因此军队士气大增。瓦剌将领巴秃孛罗领兵侵犯，王骥派将领前去迎战，将巴秃孛罗擒住，并俘虏了他的部众。战后，王骥又裁减了三分之一的边防军兵，实行轮番值防的方法，不仅使军兵能够得到休息，而且减轻了运输之劳。
不久，蒙古瓦剌阿台朵儿只伯率军来侵犯。王骥与诸将奋力迎战，大败敌人，擒获敌军的枢密、同知、佥院等十五人，万户两人，降服了敌军所属的部落，转战一千多里，阿台朵儿只伯远逃。
后来，思伦发叛乱。王骥分别于正统六年（1441）、八年、十三年三次南征麓川。虽然三次都未捉到思伦发，但每次都能大败敌军，对稳定西南边防起了重要作用。
王骥虽是进士出身，但擅长骑马射箭，为人刚毅有胆量，又通晓军事谋略，因此能频立战功，为朝廷的稳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徐有贞在水利方面有什么建树
徐有贞（1407～1472），字符玉，起初名理，后改为有贞，吴（今江苏苏州）人。宣宗宣德八年（1433）考中进士。他非常喜欢探究天文、地理、水利等方面的知识。
代宗景泰三年（1452），升任右谕德（官名，职责是对皇太子教谕道德，随事讽谏）。当时，黄河在沙湾（今山东寿张）决口已经有七年，先后前去的官员都没能治理好。朝廷大臣都推举徐有贞，代宗便提拔他为左佥都御史，派去治理黄河。
徐有贞到达后，先去观察估量了一下水势，然后给代宗呈上三个方案：一是设置水门，一是开通支流，一是疏通运河。代宗一一批准。徐有贞于是征集民夫，亲自率领监督，开始建立水闸，治理河渠，经过五百多天的艰辛努力，工程圆满完成。
当初徐有贞向代宗呈上方案时，王嬷因为觉得漕渠淤积阻碍船只的运输，因此主张尽快堵塞决口，而徐有贞则认为治理河渠应着眼于长远利益，秋冬之季即使堵住决口，来年春天还会再次决口，那样只能是白白辛苦一场而没有好处。最终代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在工程进展过程中，代宗认为当时转运粮饷最为迫切，因此，工部尚书江渊等请求增派京城的军队前去支援，并要求限期三个月完成。徐有贞上奏说：“京城的军队一出动，每天的费用便多得不可计算，而现在溃决的大堤已经坚固，泄口也已经合拢，只要使用沿岸的民夫就足够了。”于是，江渊的建议被废弃，工程也按期完成了。
竣工后，代宗召徐有贞回京，加官封爵。后来又派徐有贞出京巡视漕河。
景泰七年（1456）秋，山东发大水，河堤大多毁坏，只有徐有贞负责修筑的河堤还和以前一样，代宗便派他去治理。他从临清（今山东临清）到济宁（今山东济宁）分别设置减水闸，水患全部根除。回京后，受到奖赏慰劳，升为左副都御史。
徐有贞在水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利益。
杨善是怎样从瓦剌迎回明英宗的
杨善（1385～1458），字恩敬，大兴（今属北京）人。成祖起兵时，因参预守城有功，被授予典仪所引礼舍人之职。
代宗景泰元年（1450），杨善奉命出使蒙古与也先议和。到达后，也先派来迎接杨善的人在与他饮酒时问：“‘土木堡之战’时你们的军队怎么那么胆怯呢？”杨善回答：“当时年轻力壮的官兵们都南征去了。王司礼（大宦官王振）只是建议太上皇巡视那里，并没有进行作战的准备，因此让你们得逞了。不过，现在南征的将士都回来了，有将近二十万人马。他们平时都用神枪火器来训练，百步之外就能射穿人马；在边防要塞又埋了三尺深的铁锥，马蹄一踏上去就会被穿透。”那人听了大惊失色。
杨善接着又说道：“可惜现在这些都用不到了。”那人赶忙问：“为什么？”杨善说：“我们和议成功了，现在就是亲兄弟，还用它干什么？”那人听了大松一口气，赶忙回去把这些话告诉了也先。也先非常高兴。
第二天进见也先时，杨善便责问说：“太上皇在位时期，我们给太师您的黄金钱币从没有断绝，太师您为什么要背弃盟约呢？”也先说：“你们削减了我的马价，给我的布帛也多被剪断，前前后后派去的使者很多都没有回来，而且还减少了赐给我方使者的礼物，这是为什么？”杨善回答：“太师您送来的马年年增多，价格难以维持，而我们又不忍心拒绝，所以只能稍微减少一点；布帛被剪断，是翻译官干的，事情败露后，已经被杀掉了。就是太师您上贡的马也有优有劣，貂裘有好有坏，这难道也是太师您的意思吗？您派遣的使者好多人之所以不回去，只是因为他们或是做了强盗，或是触犯了法律，担心回来后被惩处，因此逃跑了；前来进贡的使者接受赐宴时，往往虚报人数，我们减少的只是虚报的人数，只要本人到了就一定有礼物。上天有好生之德，您两次进犯，双方死伤无数，如果现在送还太上皇，我们和好如初，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也先说：“可诏书上并没有说要奉迎太上皇啊！而且你们为什么不带着重金来换？”杨善胸有成竹地说：“这就是想成全太师您的名声啊！如果写在诏书上，这就是说太师您是迫于朝廷之命而非出自真心；如果拿着财物来，人们就会说太师您送还太上皇只是贪图那一点点的钱财，如今您主动提出送还太上皇，百姓就会称赞您是个仁义之人，必定会名垂史册、称颂万世的。”也先听后连连点头。最终答应杨善陪太上皇回京。
回京后，举朝上下都极力称赞杨善，认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代宗对他的赏赐却很少，因为在杨善带给也先的诏书上并没有写着要奉迎太上皇的话，因此，杨善陪着太上皇归朝，代宗认为这并不是当初派遣出使的旨意，所以对他的赏赐很少。
石亨为什么支持明英宗复辟
石亨（？～1460），渭南（今陕西渭南）人，善于骑马射箭，能用大刀，每次作战总能击败敌人。
英宗正统元年（1436），石亨因斩敌众多，累计功劳，升任为指挥佥事。十四年，石亨巡视塞外时遇到兀良哈的部众，大败敌寇，升任为都督同知。那个时候，边将中有智有勇的首推杨洪，其次就是石亨。石亨虽然是副将，但朝中非常倚重他。
北京保卫战中，石亨采用于谦的计策，设伏兵诱击，杀死很多敌军，继而在西直门外将敌军打退。论功劳，石亨最大，升为侯爵。代宗景泰元年（1450）给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
景泰八年（1457），代宗将要祭祀天地，疾病发作不能举行典礼，召石亨代替。石亨受命来到床前，看见代宗病得厉害，便起了异心，联合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密谋拥立英宗复辟，希望立下千秋功勋，以邀功受赏。八年正月十七日，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乘代宗病重之际发动政变，拥立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石亨因拥立有功，受到英宗的重用和赏赐，由武清侯升为忠国公。
郭登在巩固边防方面有什么作为
郭登（？～1472），字符登，郭英的孙子，博闻强志，擅长议论，喜欢谈论兵法。
英宗正统年间，郭登跟从王骥征讨麓川（今云南瑞丽），立下战功，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又跟从沐斌征讨腾冲（今云南腾冲），升任代理都指挥佥事。
正统十四年（1449），他在跟随英宗北征的战争过程中，不仅英勇奋战，还积极修整城墙，修缮兵器，抚恤士兵，吊问死者家属，慰问受伤的战士，并亲自为他们包扎伤口。
代宗景泰元年（1450）春，郭登侦察得知蒙古瓦剌从顺圣川（今河北阳原）侵入并在沙窝（今河北沙窝）安营扎寨，便率兵追踪。在行进途中，探子报告说敌军差不多有一万人，而郭登只率领了八百人，敌众我寡，将士们面露惧色，纷纷请求撤回。郭登大声呵斥道：“我们一心想着退避，如果走到半路正当疲倦时敌军追来，各位还能保全么？”说到这里，拔出剑来插在地上说：“凡是说退回的立即斩首！”军心才稳定下来。郭登随后领军前进，迅速逼近敌营。敌军发现后仓促迎战，郭登连发两箭，射死敌人两个头目，明军声势大震。郭登一马当先，乘势又斩杀敌军头目一人，这时官兵们无不奋勇杀敌。敌军措手不及，慌乱中无法准确判断明军实力，瞬时溃散。明军自在“土木之变”中大败后，边防将领无人敢与瓦剌交战，而郭登的这次大捷则给了将士们莫大的鼓舞，士气为之一振。朝廷得到捷报，封他为定襄伯。
四月，敌军数千骑又蜂拥而至，郭登出城迎战。他早先已经在城内埋伏好了士兵，在迎战时假装战败，将敌人诱入城内，大败敌军。又预测到敌人很可能会再次侵犯，便让兵士拿着毒酒、猪羊、纸钱等伪装成祭坟的人，让他们一看见敌人就立即丢下食物逃跑。结果那些敌人看到食物后，争相抢夺，最终因一时贪嘴而命丧黄泉。
郭登智勇双全，带兵也纪律严明，作战料敌如神，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维护了边塞的安定。
杨锐在平定朱宸濠叛乱中立有什么功劳
杨锐（？～1532），字进之，萧县（今安徽萧县）人。当时，宁王朱宸濠有谋反之心，王琼认为安庆（今安徽安庆）居于要害之地，应该加强防守，于是提拔杨锐为代理都指挥佥事，守卫这个地方。杨锐与知府张文锦修造战船，每天督促士兵操练水战，以备战事。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朱宸濠造反，率军向东而下，烧毁彭泽（今江西彭泽）、湖口（今江西湖口）、望江（今安徽望江），涌到安庆城下，有战船五千多艘。杨锐等人开始在长江边抵抗，后不能敌，退入城中，被叛军围困。城中将士分四面防守，杨锐和崔文防守最为重要的城西。杨锐昼夜抵抗，杀伤叛军二百多人，并斩杀了叛军的间谍，才使叛军渐渐退却。
七月，叛军的全部兵马到达安庆城下，号称十万人，战船相连六十多里，朱宸濠亲自督战。江西佥事潘鹏投降了叛军，奉命到城下劝降，城内军心动摇。杨锐将潘鹏的家僮腰斩示众，才使军心稳定下来。朱宸濠大怒，把安庆团团包围，并加紧攻城，杨锐等人殊死搏斗。当时守城的兵士还不到一百人，其他的全是民兵，老弱和妇女送饭，并运送石头，每人运送一两块，几天就堆积如山。叛军攻城时，便纷纷投下石头，逼使叛军的攻势渐缓。杨锐又向叛军营地射去书信，劝告他们解散，许多人都逃跑了。他还招募敢死队趁夜偷袭叛军营地，使他们整夜都惊扰不安。朱宸濠沮丧地说：“安庆尚且不能攻下，怎能指望南京？！”恰逢官军收复了南昌（今江西南昌），于是叛军撤去。杨锐等人又出城袭击，打败叛军，前后十八天，安庆解围。
在平定朱宸濠的叛乱中，杨锐派人守卫安庆城，击退叛军，功不可没。事后，武宗非常高兴，提拔他为参将。
罗伦为什么托病不愿做官
罗伦（1431～1478），字彝正，吉安永丰（今江西永丰）人。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以维护道义为己任。他为去世的母亲服丧，过了两周年，在举行大祥祭礼之后，才开始吃盐和乳酪。宪宗成化二年（1466）参加廷试时，作对策一万多字，痛斥时弊，名动京城，录取为进士第一名。当他看到宪宗召回正在服丧的大学士李贤，并让他“夺情任职”时，立即上疏劝谏，表明这是关系纠正人情风俗、维护伦理孝道的大事。宪宗看后大怒，把他贬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李贤也耿耿于怀。事后，虽有多位大臣上疏解救，却始终得不到回应。李贤去世后，他虽官复原职，但是被安排在南京，不被重用。两年后，罗伦托病还乡，不再出任官职。
罗伦不愿为官，也与性格有关。他为人刚正，严于律己，对富贵名利看得很淡。他读书是为钻研圣贤学说，曾说：“科举考试并不能毁坏人，而是人自取灭亡。”当时知府张瑄同情他的贫穷，用粟米周济，被婉言谢绝。在家乡，他倡议实行乡约，并以身作则，大家相互遵守，没有人敢违犯。罗伦穿衣吃饭都比较粗劣，并不以为耻。有人送衣服给他，而当他看到路边有饿死的人，就脱下衣服掩盖尸体；如果要留客人在家饮食，就需要妻儿到邻居家去借贷钱米。罗伦曾在人迹罕至的金牛山上建筑房屋，著书立说，不为世事所扰。
王徽为什么反对宦官专权
王徽（1428～1510），字尚文，应天（今江苏南京）人。英宗天顺四年（1460）考中进士，担任南京刑科给事中之职。
宪宗即位之初，王徽便与王渊等人呈上奏疏。在疏中，以自古宦官贤良的少、奸邪的多的史实为根据，阐明恢复太祖时的旧制度，即不准宦官参与朝政的道理。认为这样既有利于朝廷，也有利于宦官本人。
宪宗成化元年（1465），发生吴皇后被废事件，宦官牛玉因为擅自调换中宫，论罪当死，但由于处理此案的官员徇私枉法，他只受到被贬的处罚。王徽等人看不过，于是上疏弹劾，认为对牛玉判刑太轻，依据国法应该处死。并列举大宦官王振、曹吉祥等人危害朝廷的事为例，劝诫宪宗借鉴前事，不要轻信宦官。他还指出，宦官是皇帝身边的近侍，常常利用这种机会勾结朝中大臣，时时进谗言诬陷忠良之士，扩大自己的势力，干预国家政事，也使得宦官的兄弟子侄依仗权势，横行不法，欺压百姓。宦官虽然身在宫中，心却在宫外，内外互相勾结，这样极容易引发动乱。宪宗不但不听，还把他贬为州判官。宦官更是对王徽切齿痛恨，处处排挤，使他的仕途不顺，终于在宦官的陷害下被取消了官籍。
届伸是怎样揭露宦官败坏国事的
屈伸（1460～1504），字引之，任丘（今河北任丘）人，宪宗成化末年考中进士，一直担任谏官。他坚持正义，刚正不阿，尤其对败坏国事的宦官，揭露抨击不遗余力。
孝宗弘治年间，以镇守广宁（今河北宣化）的宦官王振为首，总兵官蒋骥、巡抚陈瑶等人谎报军功战绩，明明在广宁一战中失败，却上报朝廷说是打了胜仗。屈伸等人上疏弹劾，孝宗却不追究。直到广宁再一次失守，王振等人又谎报，屈伸又上疏弹劾说这是欺君罔上的大罪，孝宗才下令立案审查。
宦官苗逵与成国公朱晖等人讨伐敌寇，捣毁巢穴，只斩杀了三个敌人，等到敌寇大举进攻固原（今宁夏固原）的时候，他们不敢出兵，也只斩杀了十二个敌人，却先后都以胜利上报朝廷，并向朝廷讨要封赏。对此，屈伸等人多次上疏弹劾，孝宗都不听。
镇守河南的宦官刘瑯，上疏要求拨给杂役人员，孝宗下令拨给了五十人。依照先例，担任尚书之职的宦官才有二十个杂役人员。于是，屈伸上疏竭力反对，孝宗下令减少了二十个。
理学大师王守仁的生平情况如何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曾在会稽山阳明洞隐居养病，故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师及教育家、书法家，也是明代出身于文人的著名将领之一。
王阳明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考中进士，随后在兵部、刑部任职。武宗正德元年（1506）冬，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责打了四十棍，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丞。刘瑾被朝廷处死后，王守仁由庐陵知县，历任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少卿、升迁为鸿胪卿。正德十一年（1516），王守仁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今江西大余）、赣州（今江西赣县）、汀州（今福建长汀）、漳州（今福建龙溪）等地。当时，南、赣等地有多处农民起义，王守仁在巡抚此地时，联合福建、广东两省军队，镇压了大庾（今江西大余）、乐昌（今广西乐昌）、郴州（今湖南郴州）等地农民起义。十四年，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平定“宸濠之乱”。世宗嘉靖元年（1522），升任为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六年，王守仁总督两广兼巡抚，赴广西田州（今广西田阳）平息当地少数民族骚乱，又指挥官军击破八寨、断藤峡的土匪。最后，他病死于往返江西南安府大庾县（今江西大庾）的路途中，时年五十七岁。赠新建侯，谥文成。
王守仁是明中叶著名的教育家，从三十四岁开始讲学活动，直至去世，历时二十三年。在这期间，除六年是专职从事讲学之外，其余均是一面从政，一面讲学。他所到之处，除热心于讲学外，还热心于教育设施的建设，并且不拘形式，既建书院，也设置社学和兴办学校，这在客观上对明中叶以后书院学校的发展、讲学之风的兴起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
在哲学方面，他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流行达150年之久，形成阳明学派，谓之“阳明心学”。不仅在本土影响极大，还流传到日本等国。他的学说虽然起过某种冲击圣贤偶像的积极作用，但空谈心性之风的流行，也影响了明中叶以后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一生著有《传习录》、《大学问》、《阳明先生文录》等，后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传世。
嘉靖皇帝为什么赏识张璁
张璁（1475～1539），字秉用，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后因“璁”字与世宗皇帝朱厚熄的“熄”字同音，为了避讳，世宗特赐名孚敬，字茂恭。
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当时，武宗无子，在世时下诏让堂弟朱厚熄继位，是为世宗。世宗即位才六天，即下诏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奉迎生母来京。这道诏书遭到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抵制。他们援引汉代定陶王、宋代汉王等类似的事为例，不予认可。
这时，张璁在礼部观政，上了一道《正典礼》的奏疏，阐明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汉王的儿子是先入宫承嗣为皇子，而后继承皇位，这是继嗣。而当今皇上是以伦序而立，是为继统。统与嗣不同。并据“孝”和“尊亲”传统，说明礼法的核心是人情；申明世宗登基后就商议“追尊圣考”、“奉迎圣母”，合乎大孝之道，顺乎人情之理。世宗听说之后，非常高兴，说：“这番议论一出，我父子都可以获得保全了。”之后，世宗授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与其他持反对意见的大臣展开激烈的争论。随着事态愈演愈烈，朝臣中有二百多人甚至跪在宫门前哭谏。世宗一怒之下逮捕了为首者，打死十七人，下狱一百九十人，发配戍边八人。
嘉靖三年（1524）九月，“大礼之争”落下帷幕，世宗尊其生父为皇考，生母为皇太后。这一场大礼仪之争，实质上是前朝权臣与新继位的年轻皇帝的权力之争，张璁就成为这场争斗中新皇帝政治集团中的先锋与主力，从而得到赏识与信任，一再擢升。六年十月，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决策，两年后晋升为首辅。
张璁任首辅以后，刚正廉洁，一心奉公，并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来实行种种改革措施：针对官场上贿赂公行、贪赃枉法的积弊，竭力推行廉政，加强监察权力，巡按御史与地方官员进行相互监督，不许结党营私、私下进谒、请托与馈赠，违者由缉事衙门访捕拿问；针对宦官干预朝政，张璁上奏明确揭露其种种劣迹及其产生的危害，使世宗下决心改革，罢免撤除天下镇守太监；针对权贵侵占民田，张璁与杨一清上疏，坚决请求清理权贵大臣的庄田，一律归还百姓。此外，张璁还请得旨意，裁减锦衣卫官兵三万一千多人，其他部门冗官、冗兵四万多人，罢黜不称职御史二十余人。这些措施，虽然得罪了不少人，但客观上有利于维护皇权统制，所以得到世宗的支持与赞赏。
张璁生病时，世宗曾派遣锦衣千户刘昂前去探视，并带着手诏说：“卿以赤诚辅联，朕亦以腹心是托。”并催促还朝辅政。他逝世后，特赐谥号文忠，追赠为太师。
胡士宁是怎样弹劾宁王朱宸濠的
胡士宁，字永清，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孝宗弘治六年（1493）考中进士。他性格刚直，不畏权贵，时常上疏陈述当时的政治得失，与李承勋、魏校、余祐一起被称为“南都四君子”。
武宗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骄横跋扈，有谋反之心，但没有人敢说。胡士宁十分愤慨，于武宗正德九年（1514）三月上疏给武宗，指出江西尽管盗匪横肆，但其隐患不在盗匪而在宁王。宁王府的威势日渐扩大，聚集了很多不法之徒胡作非为，多次假借火灾强夺百姓的房屋基地，还以采办贡品为名侵扰附近的府郡，而地方官员却只知奉承不予制裁。他说这样会使得百姓不安，逼得他们群起作乱。针对这种情况，他请求武宗委派公允忠诚的大臣镇抚江西，同时让宁王只治理他的藩国而不要阻挠有关官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平定祸乱的根源，消除意外变故。武宗同意了派大臣前往江西镇抚的事情，至于他说的宁王府违反法制侵扰百姓的事，怀疑不是真的，就没有派人调查，只是命宁王好好管束下属。
朱宸濠得知后，恼羞成怒，几次上疏弹劾他，又以重金贿赂权臣和武宗宠信之人，一心想杀掉他。在朱宸濠的活动下，胡士宁的家人全部被抓，胡士宁走投无路，自投锦衣卫监狱。在狱中，他又三次上疏说朱宸濠谋反的情况，但武宗都不予理睬。他在狱中被关押了一年多，后经多位大臣的援救，被贬职流放到沈阳（今辽宁沈阳）。又过了四年，朱宸濠果然谋反，胡士宁才被重新起用。
郑晓是怎样分析倭寇之乱的原因的
郑晓（1499～1566），字窒甫，海盐（今浙江海盐）人。世宗嘉靖二年（1523）考中进士，曾任职方主事、太仆丞、南京太常卿、刑部右侍郎等职务。他熟悉军事，尽知天下险要关塞，兵马虚实强弱的情况。任职于兵部时，兼副都御史总督漕运，曾多次击败倭寇的进攻，曾在狼山（今属江苏）围攻他们，斩杀九百多人，因此两次晋升官阶。
当时有许多百姓受了倭寇的贿赂而与他们内外勾结，为他们作向导，使得倭寇完全知道官军的虚实，还有很多人加入倭寇的队伍。针对这种情况，郑晓说：“英武雄健有才识之徒，因为困顿没有地方显示才华，才会甘心作贼寇。除非国家广泛网罗人才，使他们有出路，不然恐怕其中就会产生像孙思、卢循这样的人，祸患就蔓延大了。洪武年间倭寇侵扰近海的州县，以高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威灵，加上谋臣老将的帮助，修筑城堡操练士兵，经营几年，都还没有经营安定。于是招募渔夫、岛上居民、贩卖私盐受罚的刑徒、编入户籍的蜑人编成几万人的水军，又派使臣出海宣扬恩威。很久以后，倭人才不成为祸患。如今江北虽然平静，然而船只出没，转眼就是千里。倭人依恃华人作耳目，华人凭借倭人作爪牙，若不详细筹划，后患很不容易消除。”
郑晓对倭寇之乱原因的分析十分中肯，世宗对他提出的建议都采纳了。
张经御倭有功为什么却被处死
张经（？～1555），字延彝，侯官（今属福建）人。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考中进士，任嘉兴（今浙江嘉兴）知县。
嘉靖三十二年（1553），张经被任命为南京户部尚书，随后改任兵部尚书。三十三年，朝廷因倭寇猖獗，令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的军队，见机行事。十一月，倭寇两万余人占据柘林（今属江苏），其同党也相继而来。张经每天勤于选将练兵，又考虑到江苏、浙江、山东的军队同倭寇作战时多次都以失败告终。因此想组织附近各地的官军合力攻打倭寇，力图一举捣毁贼窝。那时恰逢侍郎赵文华前去，他与胡宗宪相互勾结，屡次催促张经出兵。张经坚持等到各地官军都会合后，合力攻打，赵文华再三催促，张经依然坚持己见，于是赵文华就秘密上疏控告张经耗费军饷，祸害百姓，畏惧倭寇，因此贻误战机等。而在赵文华上疏时，各地方的官军也都会集在了一起。五月初一，倭寇突袭嘉兴。张经派遣各路军队在王江泾合力作战，大败倭寇。这是平倭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大捷。
而世宗收到赵文华的奏疏后，便向严嵩询问情况，严嵩的回答和赵文华的奏疏如出一辙，并说当地百姓都很怨恨张经。世宗听后，大怒，立即下诏逮捕张经。但不久就传来“王江泾大捷”的消息，世宗却认为这是张经听到赵文华弹劾自己后才打了一仗。而严嵩又时常在世宗面前进言说张经是冒领赵文华与胡宗宪的功劳，并极力称赞赵文华与胡宗宪。世宗对严嵩的话深信不疑于是下令逮捕张经。张经被带到京城后，向世宗详细陈述了进兵剿倭的原委始末，可世宗却始终听不进他的话，最终判张经死罪。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张经被判斩首。天下人都为他抱冤。
胡宗宪是怎样勾结严嵩贻误国事的
胡宗宪（？～1565），字汝贞，绩溪（今安徽绩溪）人。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考中进士。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在沿海地区非常猖獗。世宗命令张经为总督，李天宠为浙江巡抚，又命赵文华督察军务，而赵文华依仗严嵩在朝内的支持，极为骄横。张经和李天宠不愿依附赵文华，只有胡宗宪依附他。赵文华与胡宗宪相互勾结，大力排挤张经、李天宠。“王江泾大捷”中，胡宗宪虽参与有力，但赵文华、严嵩却将张经的功劳全部抹杀而归于胡宗宪。张经因此获罪，被世宗处死。
在歼灭汪直、徐海的战役中，胡宗宪立下大功，但他为人有权术，又喜好功名。通过赵文华又结交到严嵩父子，每年都会向严氏赠送无数的金银、丝绸、女子、珍异物品等。赵文华死后，胡宗宪与严嵩结交更深，权力震动东南一带。胡宗宪还喜欢结交宾客，对各种身怀一技的人也都施以恩惠，因此名声大作。但他所侵吞的公款、聚敛的财物也不计其数。
胡宗宪又十分懂得谄媚世宗，经常向世宗进献珍品。因此遇到有人弹劾胡宗宪时，世宗也大都宽恕了他，不多追究。等到严嵩垮台后，御史汪汝正在查抄罗龙文家时，发现了胡宗宪在遭人弹劾时授意罗龙文向严世蕃求助的亲笔书信。汪汝正上呈给世宗后，胡宗宪终于被逮捕，并投入监狱。
胡宗宪在狱中上奏陈说自己在平定倭寇的功劳，又说自己是因为向皇上进献祥瑞物品而遭人弹劾，并说汪汝正有受贿行为。世宗终因怜惜宗宪，将汪汝正也一并投入监狱。胡宗宪后来死在狱中，汪汝正获释。
曹邦辅击倭有功为什么受到贬黜
曹邦辅，字子忠，定陶（今山东定陶）人。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考中进士。
嘉靖三十四年（1555），曹邦辅被授予右佥都御史一职，到应天（今南京）巡查安抚。那个时候倭寇正聚集在柘林（今属江苏），部分倭寇则从绍兴（今浙江绍兴）窜出，转而劫掠杭州（今浙江杭州）、严州（今浙江建德）等地，又进犯南京，攻破溧水（今江苏溧水），直抵宜兴（今江苏宜兴）。曹邦辅率兵分兵围剿，大败倭寇。赵文华本想争夺他的功劳，但曹邦辅早已将捷报奏告给了朝廷，赵文华因此非常怨恨曹邦辅。
后来赵文华与胡宗宪，会同曹邦辅共同攻打占据陶宅（今属江苏）的倭寇，结果失败。贼军后退时，曹邦辅又进兵攻打，却再次战败，因此被罚夺去俸禄。而赵文华却上奏指责曹邦辅躲避强敌而攻打弱敌，延误军期。赵文华回京后，又向世宗进言说：“倭寇不难消灭，但因总督、巡抚不称职，以致官军失败。”于是，世宗便下令逮捕曹邦辅，将他贬去戍守朔州（今山西朔县）。
余珊向皇帝所上十事的内容是什么
余珊，字德辉，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武宗正德三年（1508）考中进士，授予行人之职，升为御史。余珊严于律己，为官很有威仪，深得人们敬重。世宗嘉靖四年（1525），他在给世宗所上的奏章中，陈述了朝廷潜在的十种弊病，行文洋洋洒洒，达一万四千字，反复陈述，极为痛切，内容概括起来是这样的：
正德年间，反贼刘瑾独揽政权，扰乱朝政，幸亏陛下振兴纲常法纪，然而不久又因循旧习，使纲常法纪废弛，此为第一种；陛下打击铲除了正德年间遗留下来的寡廉鲜耻、攀附权贵之徒，但是现在重富贵薄名节之风盛行，受贿之门重开，商贩往来如前，致使风俗败坏，此为第二种；正德年间国家权柄下移，王气不振，因此才有宁夏安化王和江西宁王的叛乱，全靠陛下奋起整顿藩王，然而陛下近来受腐儒姑息言论的迷惑，纵容部下犯上，致使朝廷的号令竟出于士卒之口，这是国威衰弱的表现，此为第三种；自从刘瑾掌权以后，用收受贿赂来更换将帅，所以边防遭受破坏，全靠陛下奋起而严加整饬，但是积病已久，边防松弛，外敌强大，此为第四种；陛下继位，虽有力地打击了刘瑾等敛财集团，但近年来，赋税沉重，百姓在田野中嗷嗷待哺，全没有乐于生存的心思，这是国家根本的动摇，此为第五种；近来朝中言路阻绝，偶尔有几个忠直之士，也被权奸排挤而离去，导致人才匮乏，此为第六种；刑法严酷，进言之士稍有不慎，即遭酷刑，致使言路闭塞，此是第七种；奸邪之徒以忠良的假像掩饰自己的奸诈，正是大奸若忠，大诈若诚，臣担心正不压邪，群奸日益得势，奸正混淆颠倒，此为第八种；自陛下继承皇位，一改武宗亲小人远贤臣之风，但是自从兴起有关“大礼”的议论以来，凡是不合陛下心意的，便加以贬斥，小人由此窥探机会，投机取巧，以迎合君主的心意，获取功名，因此使得大臣观望，小臣畏惧，上下相违，导致君臣产生隔阂，此为第九种；如今多次出现异常天象，成为灾害之兆，此为第十种。这十种，只要有一种，就难以保住天下，恳请陛下任用贤臣良将，这样可使朝政的弊病除去，国家可望大治。
戚贤是怎样一位官员
戚贤（1492～1553），字秀夫，全椒（今安徽全椒）人。他是一位有智谋、敢于弹劾贪官庸吏、大胆言事的正直而有作为的官员。
戚贤是在世宗嘉靖五年（1526）考中进士的，被授予归安知县。归安县里有座肃总管庙，香火很旺盛，每天都有人进庙祭祀祈祷。有一年干旱，戚贤就到庙里祈祷求雨，却没有应验，就把木偶像扔到河里去了。过了几天，有船经过，木偶像居然跳到船上，船中的人大惊。戚贤知道后笑着说：“这是因为没有将它烧掉。”于是派人将木偶像烧毁。暗中命令衙役躲在庙的附近，等着水里的人一出来，就逮捕他们。没多久，果然捕获了几个人，原来是当地奸人招募的善于游泳的人做出来的。戚贤运用自己的智谋使得真相大白。
知府万云龙为人性情急躁，对待下属很严厉，因此，戚贤好几次触犯了他。后来，万云龙被人诋毁，即将贬黜，而戚贤不计前嫌，为其诉冤。这样，万云龙才得以幸免。尚书桂萼因此而认为戚贤为人做事与众不同，十分欣赏他。
嘉靖十四年春，戚贤升任吏科给事中。进言说遭罢黜的官员有处理不当的，应该让谏议官上言救援。皇上听从了他的请求。恰巧此时参议王存和韦商臣因上言论事触犯了朝中要人；前给事中叶洪弹劾汪鋐被贬职，后来这几人都被罢黜。戚贤此时正在陕西审事，给事中薛宗铠便根据戚贤所上奏疏的意思上言救援。但是吏部坚持不同意，皇上于是下令将他们罢免。
戚贤回朝廷后，认为汪鋐之所以敢恣意横行，其实是因为张孚敬包庇他，因此上奏，陈述了陈孚敬的种种罪状，说：“宰辅张孚敬安插心腹掌握吏部大权，以利害相威胁钳制谏议官口舌。陛下听从臣的意见，允许谏议官申诉辩论，正是为了防止大臣行私。现在谏议官为叶洪上言辩自救援，孚敬却从中阻挠，曲意庇护吏部尚书。”
戚贤任刑部给事中时，夏言执掌朝廷大权，在选用翰林院庶吉士人员的事情上未能做到不徇私情，就对此事上奏，陈述有关徇私请托的害处，皇上接纳了他的意见。
太庙失火，戚贤借此弹劾贪污侵吞巨大的郭勋以及张瓒、樊继祖等人，并推荐许多贤能之士。夏言心生不悦，有意激怒皇上，将戚贤贬任山东布政司都事，被推荐的人也都被罚夺俸禄。
冯恩为什么被称为“四铁御史”
冯恩，字子仁，松江华亭（今上海）人。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境十分贫寒。母亲吴氏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敦促教导他好好学习。所以冯恩从小就知道奋发努力，刻苦用功。有一年的除夕夜，家里穷得没有米下锅，外面下着大雨，屋子因为年久失修，到处都漏雨，面对这么艰难的处境，冯恩无所动摇，仍泰然自若地用心读书。工夫不负有心人，于世宗嘉靖五年（1526）考中了进士。正是这一段艰难生活的磨练，造就了冯恩正直的个性，坚强的意志，在日后的为官生涯中，他进谏刚直坦率，不畏权贵奸邪，被百姓称作“四铁御史”。
当时，有大臣建议分别在南郊和北郊进行祭祀典礼，并让皇后主持北郊的祭祀活动。皇帝拿不定主意，就让朝廷众臣各陈己见。但天地合祀是一贯的传统，而且皇后作为后宫之主，执掌内宫之事，远出郊野是很不合礼法制度的，于是很多人上疏反对。但是，凡是持反对意见的大臣，都被诏书斥责为奸邪之徒。冯恩知道后，很是气愤，明明是皇帝要求大家说说自己意见的，现在怎么变得专断独行了，想来一定是有人为宣扬一己之意而左右了诏书的起草。于是他上疏直言，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当他写奏疏的时候，尽管自认为会受到责备，但还是勇敢地呈了上去。然而皇上并没有责备他，可见他的推测是符合事实的。此后，冯恩更加奋发，以直言进谏、针砭时弊为己任。
嘉靖十一年冬，有彗星出现，这在当时被视作不祥之兆，世宗便下诏要求众臣说真话。冯恩于是上疏一一指出大臣的正直奸邪。对于有才学、有能力的，则大力举荐，同时也不畏权贵，直言不讳地对奸邪之人极力指责，其中就弹劾了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以及汪鋐等，列举了种种恶行，说他们是朝廷中的三颗扫帚星，若不除去，将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当时正值汪鋐等人当权，很受世宗宠信。奏疏呈上，世宗很生气，汪鋐等人又进谗言，冯恩便被关进了监狱。然而，汪鋐等人仍不罢休，企图置冯恩于死地。等到朝廷审讯的时候，汪鋐做主审官，有意侮辱冯恩。冯恩则誓死不向他下跪，正义凛然地立于朝堂之上，大骂汪鋐，一一数落他的罪行。汪鋐气急败坏，冲下审讯席来殴打冯恩，被陪同审讯的人拉住。尽管避免了一场闹剧的发生，但汪鋐还是怒不可遏，判处了冯恩死刑。冯恩大笑而出，一点畏惧都没有。观看的人都叹息道：“这个御史不但口如钢铁，他的膝、胆、胃都是钢铁做的。”由此而称他为“四铁御史”。
后来，冯恩的儿子上血书请求替父去死，感动了世宗，才得以幸免。
周冕是怎样弹劾权臣严嵩的
周冕，资县（今四川资中）人，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考中进士。起初任太常博士，后提拔为贵州御史。他做官向来有正直的名声，有两件事为例证。当时，太庙的重建竣工，世宗想要派遣有关官员代替自己前去祭祀祖先。御史鄢懋卿认为这样做不可以，祭祖是国家大事，必须皇帝亲自前去。世宗十分生气，下了一道谕旨，上面明写着若再出现这种想要通过劝谏君主来谋取自身声名的人，必将判重罪。文武百官听说之后，都惊恐不安，哪里还敢管闲事，唯独周冕仍然据理力争。世宗大怒，立即将他逮捕入狱，想要重罪责罚。但事后又被周冕直言进谏的品格所感动，最终还是释放了，复派原职。祭祖风波之时，太子已经十一岁了，但还没有开始系统地学习如何为人为君的圣贤道理。周冕出狱之后，首先提出的建议是要世宗早日为太子选定名师，教化品性。世宗本来就余怒未消，对此更是怒不可遏，下令用棍棒将周冕赶出京城，贬为云南典史。虽然遭此远逐，可周冕依旧心怀豁达，没有怨恨之情。
几年之后，周冕调回京城任兵部武选郎中。此时，发生了杨继盛上疏弹劾掌握朝政数十年的权臣严嵩及严效忠的事件，并牵扯到欧阳必进等有关大臣，他们纷纷上疏为自己辩护。一时间，朝中乌烟瘴气。世宗心中烦躁，命令兵部调查事情真相。周冕经过调查后上奏直言严效忠是依托严嵩，伪称姓名，谎报军功，并细细指出严嵩之子严世蕃所递送材料中的种种可疑之处：
“假若严效忠曾考中过武举人，那为什么没有原籍官府举荐选送他们的文书？如今又为何自称平民而不称作武举人？严效忠自称是严鹄之兄，严世蕃之子，但严世蕃之子大都年幼，并没有起名叫做‘效忠’的。假若严效忠真是斩杀敌人首级七颗，那为什么其他将领没有一人上报斩杀敌人首级之功，难道在三军之中唯独宰相之孙骁勇善战吗？况且他当时才十六岁，怎能担当大将之任？在前方大捷与朝廷得知消息之间不到一个月，为什么万里之遥的军事情报传递得如此迅速？”
奏疏陈述事实清楚明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种种破绽处。周冕虽官职卑小，但并不因为严嵩父子的权势而故意为他们遮蔽掩盖。
这封奏章震惊了朝野内外，就连严嵩父子也为其中所列出的种种破绽感到惊恐不已，私下连忙托人弥补漏洞。然而，世宗昏庸，故意偏袒严嵩，反而斥责周冕是蓄意报复，下诏将他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贬为庶民。
穆宗隆庆初年，朝廷录用那些在世宗一朝敢于劝谏的直臣，周冕就被任命为太仆少卿。但周冕忧虑母亲年迈，始终没有上任。
吴时来为什么晚节不保
吴时来（？～1590），字维修，仙居（今浙江仙居）人，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考中进士。起初，他为人正直磊落，敢于弹劾贪官污吏，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然而在晚年因官场上遭受挫折，沉沦十多年，复职后委曲求全，晚节不保。
吴时来最初官授松江（今江苏上海）推官。当时倭寇大举犯境，乡民携妻子儿女逃到松江避难。吴时来开城接纳他们，并派精兵良将修复毁坏的城墙，进行顽强抵御，保住了松江一方百姓的平安。
因功升任刑科给事中，此时，他更加勤于政事，为国事尽心尽力。一上任就弹劾了严嵩的同党兵部尚书许论、巡安御史路楷等人。严嵩因此十分痛恨吴时来，借机派遣他出使琉球国，想以此将他排挤出朝，以钳制其口。然而，吴时来并不畏严嵩的权势，上疏直言弹劾他的种种罪状。当时，吴时来弹劾严嵩的奏章与张翀（chōng）、董传策的奏章一起呈上，而张翀、董传策都是徐阶的门生，严嵩就疑心是徐阶指使他们这么干的，便秘密上奏诬陷说三人是受了别人指使故意陷害自己，并说吴时来畏惧出行琉球国，想借此事来拖延。世宗轻信严嵩，将三人打入钦犯监狱，严刑拷打，最后流放到西南烟瘴之地。
穆宗隆庆初年，吴时来被召回，恢复原职。此时的吴时来仍然秉持公正，大胆言事，弹劾贪官污吏。然而，他的刚直个性和做法遭到了小人们的非议，恰巧此时高拱执掌吏部，很不喜欢吴时来，于是借光懋等人弹劾吴时来滥行推举之机，将他贬为云南副使，直到罢官闲居于家。
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吴时来才再次被起用。然而此时的吴时来已不复当年的坚贞正直，十余年的贬黜生活使他意志消沉，在执政时委曲求全，不能秉持操守和公道，接连被多人弹劾，不得已请求退职归家，终不能保其晚节。
邹应龙为什么要弹劾严世蕃
邹应龙，字云卿，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考中进士。他为人有才气，为官清正廉洁，又因弹劾严嵩而得到盛名。
当时，严嵩专权已久，朝廷正直之臣如王宗茂、赵锦等人上疏弹劾都遭迫害。因此，朝中人人自危，没有敢再进言的了。但是邹应龙深知严嵩之所以恣意妄为是因为受到世宗的宠信，而如今世宗已不像当初那样听信于严嵩，更何况严嵩之子严世蕃贪婪成性，作恶多端，世宗对他已经产生厌恶之感。于是，邹应龙就想先从严世蕃下手，推倒他后，顺藤摸瓜，严嵩的日子也就不多了。
邹应龙上疏弹劾严世蕃的种种罪状，将他凭借严嵩的权势而做下的违法乱纪之事一一列举出来，并将他在母亲丧期仍行淫乱之事一并奏上。世宗本来就对严世蕃居丧淫纵之事有所耳闻，内心厌恶，还曾密问过一个占卜方士有关身边辅臣贤良之事，方士告诫说严嵩父子为弄权之臣，因此在心里已经开始疏远严嵩。正巧邹应龙的奏章呈入，世宗顺势将严世蕃关进钦犯监狱，勒令严嵩退休，并提拔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就这样，专权长达二十余年的严嵩终于被推翻。不久，严世蕃被诛杀，严嵩病死。
俞大猷在抗倭方面有什么贡献
从明朝初年起，倭寇不断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嘉靖时，倭寇为患更加严重，沿海百姓苦不堪言。为了维护沿海安宁，在嘉靖年间涌现出一大批爱国抗倭将领，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俞大猷（1504～1580），字志辅，晋江（今福建晋江）人，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易》。他先后跟随王宣、赵本学等人学《易》，将易学与兵法相结合，体会两者的相通之处。他还跟随李良钦学习剑法，很有长进。虽然俞家家中贫寒，但俞大猷志向高远，从不被生活的贫乏所困扰。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他考中武会试，派赴金门上任，从此开始了抗倭救民的戎旅生涯。
起初，俞大猷官小言微，很多很好的建议都不被采用。直到嘉靖二十八年，他接连平定安南、海南两处叛乱，共计斩杀贼寇六千余人，这才声名鹊起。
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大肆扰乱浙东，朝廷以俞大猷有威名，命其率兵讨伐倭寇，俞大猷一到，便以风卷残云之势将倭寇驱逐出边境。然而浙东之地，向来是倭寇为患最为频繁之处，就在俞大猷刚刚将一伙倭寇击退之时，又有一伙新的倭寇乘三十余艘战船突然进犯，贼寇分兵两路，一路向北掠夺浒墅，一路向南掠夺横塘，一直蔓延到常熟、江阴、无锡境内，出入太湖。俞大猷于是与当地官兵联合，逐个将贼寇击败，然后一路追击，直捣贼寇老巢，焚毁其八艘巨舰，斩杀俘获贼寇无数。俞大猷因功升任浙江总兵官，并因其卓越的才干，被百姓们及朝廷众臣所称赞。俞大猷所领导的部队也被敬称为“俞家军”，常常能使倭寇闻名丧胆。后来，俞大猷又先后平定了潮州（今广东潮安）、河源（今广东河源）、翁源（今广东韶关市东南）等多处倭寇作乱。
俞大猷为将有奇才，常常能够出其不意，先发制人，数次平定倭寇之乱，威名震慑南方，当地居民为他建寺庙祭祀。一代名臣谭纶曾写信高度评价他说：“节制精明，您不如我。赏罚分明，您不如戚继光。精悍勇猛，您不如刘显。然而这些都是小智，而您则是能承担大事者。”
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生平情况如何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祖籍河南卫辉（今河南汲县）。他出身将门，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效国。十七岁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改任浙江都司佥事。戚继光一上任，摆在他面前的严峻问题就是倭寇为患严重。然而浙江军队常年疏于操练，士兵纪律散漫、懒散不堪，完全没有作战能力。戚继光于是从当地金华、义乌人中挑选傈悍勇猛之士三千，亲自教授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和作战技巧，又根据当地多沼泽湖泊而倭寇又惯于用重箭、长枪作战的特点，创造了“鸳鸯阵”。这支新军，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精通战法，作战勇猛，军纪严明，在日后的战斗中屡战屡胜，深受百姓的爱戴，被亲切地称作“戚家军”。
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肆掠夺桃渚、圻头，戚继光带领“戚家军”迅速出击，倭寇闻风丧胆，四处逃窜，“戚家军”一路追击，先后九次作战，大获全胜，俘获斩杀一千多人，烧死溺死之人更是不计其数。“戚家军”首战告捷。第二年，温州、福宁、连江、广东、南澳等地的倭寇相勾结，大举进犯福州，贼寇实力雄厚，又根据地形在横屿结营，形成易守难攻之势，官军四处不能得手，不敢轻易进攻，两军对峙一年之久。倭寇乘机四处骚扰掠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福建各军无奈，向戚继光告急求援。戚继光得命，立即带领“戚家军”奔赴福建，一举拿下横屿，倭寇一听是“戚家军”来了，又失了大本营，惊恐慌乱，四处逃窜。戚继光乘胜追击，逐个击败，接连攻克六十余座贼营，斩杀数千人，福建长期滞留的倭寇几乎全部被消灭。戚继光凯旋而归，百姓们为了纪念他，在平远台立下记功石。
穆宗隆庆初年，南方边境因为有俞大猷、戚继光等人镇守，倭患基本被平息，然而北方边境蓟门接连出现险情。于是戚继光被召回，专门训练边塞士兵。隆庆二年，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管蓟州、昌平、保定三镇训练兵事。戚继光审时度势，上奏请求加紧训练士兵、重新修筑城墙，并将三千“戚家军”调来以做示范。在戚继光的严格训练下，边塞士兵作战力迅速提高，边防城墙起到了有效的防护作用。戚继光在镇守期间，北方贼寇再也不敢进犯蓟门。
戚继光一生，不仅在南方抗倭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北方边境的固守上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都被谈论兵法的人奉为宝典，遵守运用。
名臣张居正一生有何建树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江陵人（今湖北江陵），自幼聪明过人，十五岁便考中秀才。巡抚顾磷看过他的文章后，赞扬他必将成为主持国家大政的人才。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考中进士，得到徐阶、严嵩等执政大臣的器重，政治才能一步步展现出来。在严嵩、徐阶、高拱、李春芳等人先后离开首辅之位后，张居正登上了首辅之位，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当时官吏结党营私，贪污成风，办事拖拉，经常相互推卸责任。张居正看到这种情况，十分不满，决心进行改革。首先他从整顿吏治开始，明确责罚，要求政令下达后，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立即执行，若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立即按轻重缓急量刑定罪；若是有人相互包庇隐瞒，则加重处罚。张居正铁面无私，从不徇私情，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在他的法令面前都一视同仁，因此，吏治之风逐渐好转起来。
其次，张居正知人善用，物尽其才，他先后选拔了名将李成梁、戚继光名将镇守边关要塞，使边防稳固，地方安定。此外，他还裁减了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提拔重用有才能的官员，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并减少了政府开支。
明朝发展到万历年间，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国家年年入不敷出，面对这一情况，张居正决定对经济也进行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条鞭法。所谓的一条鞭法，就是把各种赋税合并为一，按地亩征收银两。当时，地主官吏依仗封建特权，逃避税收的情况十分严重，一条鞭法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制定的。神宗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无论官僚地主，还是皇亲国戚的土地都一一丈量清楚，登记在册，依照土地多少征收赋税，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税收。另外，张居正还兴修水利，疏通漕运，提倡节俭，这些措施很快就使国库充实起来。
张居正的这一系列改革都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因为触及了封建贵族及地主的利益，得罪了很多人，再加上他自己大权独揽，专权跋扈，朝廷内外的怨言都很多。而神宗也因张居正对自己约束太多，心中渐生憎恨。在这重重阻力和压力之下，年仅五十七岁的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不幸病重而亡。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这些改革措施也都被废除了。
蔡毅中是怎样得罪魏忠贤的
蔡毅中（1548～1631），字宏甫，光山（今河南光山）人。他自幼十分聪颖，五岁时便能背诵《孝经》。有一天，父亲问他：“你为什么要读书？”蔡毅中朗声答道：“为了以后做一个圣贤的人。”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考中进士，满怀抱负地开始了官宦生涯。
当时，矿税的危害十分严重，已是民不聊生了。蔡毅中从记载明朝历代皇帝的祖训和典章制度的会典等书中摘录有关禁收矿税的条文加以注释，编成两卷资料后呈给神宗，想从侧面进行规劝。但是，他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不久，他又受到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排挤，被派遣出京，担任地方官。万历四十五年（1617），蔡毅中对官场感到失望，于是辞官回乡。
等到熹宗继位，一大批先前受到排挤罢免的官员被重新起用，蔡毅中也在其中，经过几次调任之后，他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一时间，朝中贤臣林立。然而好景不长，大宦官魏忠贤蒙蔽年幼的熹宗，独揽大权，贪婪横暴，紊乱朝纲。左副都御史杨涟对此十分气愤，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魏忠贤十分害怕，瞒着熹宗，假传圣旨，严酷地处罚了杨涟。这件事情激起了朝廷大臣们的公愤，他们联名上疏弹劾魏忠贤，蔡毅中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奏疏中写道：国子监的学生们听到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事情后无不拍手称快。魏忠贤专权横行，早就应受到责罚。先朝已有过宦官乱政的先例，武宗时的大宦官刘谨干扰朝政，若是有人与他对抗，他便下毒手加以迫害。神宗时的大宦官冯保作威作福，恶名远扬。愿陛下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辨明忠奸，将魏忠贤绳之以法。
联名上疏之人多达七十余名，震惊朝野。无奈熹宗幼小，魏忠贤一手遮天，对那些反对他的大臣，轻则削去官职流放戍边，重则嫁祸株连。蔡毅中也未幸免，被罢免官职，遣送回乡。
赵世卿是如何得罪张居正的
赵世卿（？～1618），字象贤，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穆宗隆庆五年（1571）考中进士，曾任南京兵部主事。当时张居正掌权，施政崇尚严峻。州县学官录取士子不得超过十五人；市政按察二司以下的官员，即使公事也不许骑驿馆的马匹；大辟之刑，每年有一定的数额；各地官员在征收赋税时以九成为标准，若是达不到这个数目的，就要接受处罚；又屡次严厉地责备那些敢于提意见的官员。
赵世卿就针对这些举措，提出匡正时弊的五要点。建议扩大录取士子的名额，放宽利用驿站交通工具的禁限，减少死刑，缓和催征赋税，尤其在末尾极力申诉应当开放言路，认为近来谏诤官员养成卑谄柔滑的习惯，以奉承迎合上级来取得宠信，事情一旦关系到军国大事，就缄默不语。只是拣一点无关紧要的琐事，姑且来应付言官应尽的职责。这些人过了几年，居然能身居高位，在读书人中夸耀自己。但他们并非都是没有志向和节操，不愿向国家君主尽忠的人，有的就是因为接受惩戒而不敢再开口。如往，年傅应祯、艾穆、沈思孝、邹元标都是由于提建议而被流放边境，至今还和戍边兵卒在一起。这就是中等才能的士大夫，之所以内心自我顾念爱惜，宁可将自己等同于寒蝉的缘故。朝廷应当特别发出恩德的命令，释放他们回来，使天下人都明白地知道圣朝天子并没有厌恶直言的意思，那么士大夫就会仰慕正道而拿出诚意，向陛下效忠了。
张居正看后勃然大怒，就想马上重重治赵世卿的罪。吏部尚书王国光劝说道：“治他罪正好成就他的名声，请让我来为你承担怨恨。”于是就把赵世卿外放为楚府右长史。第二年考核京官，王国光又以不谨治赵治卿的罪，并削掉官职。
陈有年的生平情况如何
陈有年（1531～1558），字登之，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调吏部，曾任验封郎中。神宗万历元年（1573），成国公朱希忠死，他的弟弟锦衣都督朱希孝贿赂宦官冯保乞求赠给王号，大学士张居正主张同意。陈有年拟奏章进言反对，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制度。于是张居正就指使左侍郎刘光济删改他的奏稿，陈有年尽力争辩，最后拿原来的奏稿呈上去，张居正不高兴，他当天就托病离去。
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陈有年被起用为稽勋郎中，历任考功郎中、文选郎中，谢绝请托。授官的诏书下来，朝廷内外都信服。后升为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任江西巡抚。皇室所需陶器，多奇巧难以制成，后有诏书允许减少数量，不久恢复原状。陈有年援引诏书去请求，神宗不依从。南畿、浙江遇上大灾荒，神宗命令禁止相邻地区封闭粮食买卖。商船都聚在江西，徽人格外多。而江西也年成不好，许多人乞求陈有年遏制外地人在江西买粮。陈有年上疏陈述济急六件事，其中请求稍放宽以前禁令，让江西百姓得以自救。就被人弹劾违背皇上禁令，神宗生气，就削去他的职务让他回乡。经过推荐重新起用为官，积功升任吏部右侍郎。后来调到兵部，又调吏部。万历二十一年和南京吏部尚书温纯共同主持京官考核，所贬黜的都得当。没多久就代替温纯的位置，又召拜为吏部尚书，引用的同僚和属吏都是当时最突出的人才。
第二年，王锡爵将要退休，朝廷推荐阁臣，神宗下令不要拘于资格品级。文选郎顾宪成等人因推荐名单不合神宗心意因而遭贬。王锡爵首先上疏营救，陈有年和赵参鲁等接着上奏章，神宗都不采纳。赵志皋、张位也假装进言，认为辅臣应当由特别任命产生，朝廷推举不可取法。陈有年耿直地上疏进言：认为阁臣由朝廷推举由来已久，并非从现今开始，至于不拘资格品级，则是皇帝的圣谕，臣下哪敢不遵从照办的。于是坚决乞求准予辞职。神宗得到奏章，见他言辞正直，就下诏温和恳切的加以安慰。陈有年从此多次上疏托病乞求辞职，神宗还是慰留，赏赐食物、羊酒。陈有年更坚决请求，并竭力请求神宗起用废置的人。最后，神宗准予告假，乘驿车回去。
陈有年高风亮节，为政清正廉洁，虽然两代都担任俸禄丰厚的官职，却没有住宅供妻子儿女居住，甚至用油帐篷来遮挡雨漏，生活非常艰苦，堪称一代名臣。
海瑞为什么被称为“海青天”
海瑞（1514～1587），字汝贤，琼山（今海南海口琼山区）人。他为人严峻刚直，生活俭朴，为官清正廉洁，以身作则，深受平民百姓的爱戴，被称为“海青天”。海瑞考中举人后，进入京城，就拜伏在宫阙下呈上《平黎策》，希望开辟道和设置县，用这种方法平定地方，有识之士赞许他志气豪壮。代理南平（今福建南平）教谕，御史到学宫后，下属官吏都跪在地上谒见，海瑞只是长揖。任淳安（今浙江淳安）知县，穿布袍子和吃糙米饭，让老仆人种蔬菜自给。对过往大官员及其亲属从不奉迎巴结，一切供应从简，因而得罪了都御史鄢懋卿，被贬为兴国州（今江西兴国）判官。很久以后，陆光祖任文选郎中，才提拔海瑞为户部主事。当时世宗在位日久，不临朝，深居西苑，专心斋戒做法事。督抚大臣争着呈送迷信的吉祥之物，礼官就上表祝贺。朝臣自从杨最、杨爵得罪以后，无人敢进言时政。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海瑞独自上疏议论朝政，劝勉世宗要早日醒悟，临朝听政，治理国家，放弃无益的斋戒和法事。世宗看了奏章，起初很生气，后来又读了好几遍，被感动得叹息。但仍将海瑞下到钦犯监狱，判死刑。世宗去世后，海瑞被释放，恢复原职。不久调兵部，升任尚宝丞，又调任大理寺丞。
海瑞历任两京左、右通政使。穆宗隆庆三年（1569）夏天，由右佥都御史任应天十府巡抚。属下的官吏畏惧他的声威，贪污的大多辞职而去。那些豪门大族及掌管织造事务的宦官都有所收敛。他不管做知县还是巡抚，所到之处都坚决实行清丈土地，公布一条鞭法，体恤百姓疾苦，打击土豪恶霸，安抚穷苦弱小，兴利除弊，使当地百姓从中获得利益。又裁减驿站系统多余的经费，士大夫出入其境一概不许设宴招待，因此怨言很多。于是给事中舒化、戴凤翔就先后弹劾他迂腐固执而不识大体，庇护坏人，欺凌官宦人家，于是就调去监督南京粮储。海瑞任吴地巡抚才半年，老百姓听说他将要离去，满路号哭流泪，家家画着像祭拜。
海瑞死后，灵柩抬到江上，白衣白帽送丧的人站满两岸，哭着祭奠的人百里不断。
丘橓向万历皇帝提出的“八事”内容是什么
丘橓（shùn），字茂实，诸城（今山东诸城）人，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考中进士。他为人性格耿直，做官刚正不阿，对不合理的事敢于抨击。当时严嵩独掌大权，丘橓看不惯严氏父子的专横跋扈，曾多次上疏揭露他们的罪恶。宁夏巡抚谢淮、应天府尹孟淮等贪官污吏都是严嵩的同党，都因丘橓的弹劾而被罢免。
丘橓为官清正廉洁，有一次因触怒世宗而被贬谪戍边，随身带去的财产只是一箱破旧衣服和一捆书而已，他的节操因而受到同僚们的敬重。他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为官风格也受到神宗的赏识。他在奏疏中所陈述的有关吏治的八大弊病，就得到了神宗的称赞，并下令有关部门照着执行，改正弊端。
丘橓经过多年的官场实践，认为国家在官吏治事上存在着八大弊病：一、政绩考核成为官员们相互交易的资本，坏的得不到惩罚，好的没有给予鼓励，这是政绩考核的弊病；二、御史要去巡察地方官府，还没出京，就有官员暗中嘱托，请求保护某某，严重扰乱御史的公正性，这是请托成风的弊病；三、监察官员对于有关官吏所下的评语应该由巡抚按察使一级的官员亲自审定，然而，他们消极怠工，随便委托给其他官员，被不顾是非地胡乱加上评语，这是巡视察访的弊病；四、贪污受贿成为风气，而受到弹劾的只是一些势单力薄的贪官，那些大官即使贪污再多也不会被弹劾。对小吏严格，对大官宽松，对离任的详加审查，对现任的疏忽大意，这是检举弹劾的弊病；五、惩治贪污的办法在于严格的传讯审问，可在审讯贪官们时往往不得要害，导致用刑罚也不能有效地打击他们的罪行，这是传讯审问的弊病；六、举荐和弹劾，是用来鼓励和惩戒官吏的，但现在却不以能力为标准，而只看出身地位，这是列论资格的弊病；七、对于州县官员的副手，没有给予应有的礼遇和法制约束，致使自由散漫，缺乏工作效率，这是担任副职位多年来形成的弊病；八、科举考试，考生打着师生关系的旗号，公然贿赂考官，利用公开举荐的制度，大开贿赂之门，这是赠送礼品形成的弊病。
明王朝到了万历年间，政治衰败，已显千疮百孔之象，丘橓陈述的八点弊病，仅是大海一粟。不过，他能够做到身在庐山而识庐山真面目，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汤显祖的生平情况如何
汤显祖（1550～1616），字若士，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少年时就善于作文，在当地很有名气。
张居正想让自己的儿子在科举考试中被录取，便为其子网罗海内名士，用来扩大名声。听说汤显祖很善于作文，就叫几个儿子前往延请。而汤显祖为人正直，不愿意附权贵，便推辞未去。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考中进士，授予南京太常博士之职，后晋升礼部主事。
万历十八年，神宗迷信星象变化，认为这是由于谏官欺上蒙下造成的，便严厉地指责他们，并停发俸禄一年。汤显祖进言说：“难道真的是谏官的才德有问题么？因为陛下所具有的赏罚权利，暗中却被宰相窃取了，所以，谏官的意见都被歪曲了。御史带头揭露科场舞弊案，大学士申时行就指使人对他进行弹劾并罢免官职。只要大臣对宰相的行为稍有异议，便没有一个不被贬官到外地的。不知廉耻之徒，对当权者处处奉迎拍马。给事中杨文举奉诏赈济灾荒，却收受大量贿赂；在推举人才的过程中，又为自己谋取厚利。这样的人，宰相却将他提升为谏议官署的长官。陛下总是指责谏官的不对，却没有看到宰相才是朝政混乱的真正根源。臣认为陛下有四点值得注意：朝廷以爵位和俸禄养育的人才，如今仅成为替权贵培育下人；朝纲风气败坏，没有廉耻，贪贿成风；宰相乱用权力，扶植亲信，使得国家的法律成为一纸空文；陛下在位二十年，前十年是张居正强硬多欲，败坏朝政；后十年是申时行绵里藏针，扰乱纲纪。臣深为陛下感到惋惜，乞求陛下罢免杨文举、胡汝宁等一干小人，并告诫宰相，深刻反省自己以往的行为。”奏疏呈上，神宗看过以后十分生气，骂他胡言乱语，贬官外地。后任遂昌（今浙江遂昌）知县。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上交辞呈回乡，在家乡度过了后半生。
汤显祖为人意气激昂，同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都有着很好的交情。这几位在仕途生涯中官位显赫，在政治上也很有所建树，而汤显祖在政治上却是潦倒不如意，但也许正由于此，他才能创作出举世闻名的《牡丹亭》等作品，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瑰宝。
明朝后期围绕李三才展开了什么样的斗争
李三才（？～1623），字道甫，顺天通州（今北京通州）人，神宗万历二年（1574）考中进士。他是个富有才略的人，善于笼络朝廷官员，结交广泛，朋友遍布天下。然而，他的本性不够廉正，也往往受到人们的指责。明朝后期，在李三才的任用问题上，朝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李三才早年任右佥都御史，总管从水路运输粮食物资的漕运事物。当时，朝廷派往各地的矿税使者横行无忌，公然掠夺，致使百姓生活贫困，民不聊生，而有些饥民就借机起而为盗。李三才便暗用计谋，惩治了胡作非为的官吏，又逮捕了抢劫作恶的饥民，并上疏陈说征收矿税的危害性，请求废除矿税。李三才办事干脆利落，得到百姓的爱戴。
后来，李三才因资历深厚升任都御史，开始参预内阁机要事务。所谓“树大招风”，从此，妒忌他的人日益增多，诽谤他的话到处都有传闻。工部郎中邵辅忠、御史徐兆魁、南京兵部郎中钱策等人上疏弹劾李三才贪污受贿，并罗列出贪婪、虚伪、狠毒、蛮横四大罪状。不过，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南京给事中金士衡等人却认为李三才很有才能，功大于过，便先后上疏替李三才辩护。一时间，在朝中兴起激烈的争论，好几个月还没罢休。顾宪成就写信给当权者叶向高，称赞李三才的才能，极力为他申辩。而神宗对于这两种意见却都不理不问，致使争论没结果，李三才被迫辞职离去。
李三才虽已离职赋闲在家，而妒忌他的人担心他被重新起用，于是弹劾说他盗用皇家木材建造私宅，折合银子达到二十三万多两。李三才非常气愤，请求清查登记自家的财产。但是，派去的使者调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查出什么结果，没办法交差，就按照弹劾奏章上所说的那样上报了，李三才便被削职为民。
为什么说李成梁为明朝之名将
李成梁（1526～1615），字汝契。他的高祖父李英从朝鲜归附明朝，授予了可以世代继承的铁岭卫（今辽宁铁岭）指挥佥事之职，便定居在这里。到了李成梁这一代，已是家道中衰，穷得连进京承袭官爵的路费都没有。四十岁的时候，李成梁才受人资助进京继承了官职，从此，凭借一身本领，屡建战功，成为一代名将。
当时，边防松弛，常有外族入境骚扰，烧杀掠夺，边关形势极不稳定。李成梁上任之后，指挥壮士发起有效反击，打退土蛮、张摆失等入侵之敌，边关士气为之一振。
穆宗隆庆四年（1570）九月，敌人大举入侵辽东，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李成梁被提拔为副总兵，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辽东情况十分危急，分别有俺答、插汉部族土蛮、朵颜部族长昂、王杲等敌窥视，逐渐对辽东形成了包围之势。十年间，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员大将都战死沙场，明军士气大挫。李成梁上任后，大修武器装备，选拔精兵良将，并招募勇士，给予丰厚的军饷，组成突击队，日夜操练。明军士气开始振作。第二年五月，土蛮率敌军大举入侵，李成梁见反击时机成熟，便率领精锐部队在卓山大战敌寇，并和副将赵完形成夹击之势，切断敌军首尾，敌军被打得溃不成军，抱头鼠窜。李成梁乘胜攻打敌人巢穴，斩杀首领两人和敌兵近六百人。从此，李家军声名大振。后来，李成梁又与土蛮、俺答、长昂等部族多次交锋，逐渐削弱了敌军势力，边关稳定了许多。
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多年，先后上奏大捷十余次。每次接到捷报，皇帝都要祭告天地宗庙，赐予大量的锦衣玉石，并接受朝廷百官的祝贺。边疆将帅取得这样盛大的功劳，是明朝建国以来二百年都不曾有过的。
李如松作为将门之后有什么战功
李如松（？～1598），字子茂，是一代名将李成梁的长子，他自幼跟随其父南征北战，熟识兵法，骁勇善战，可谓是智勇双全。李成梁去世后，李如松子承父业，建立了赫赫战功。
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哮拜在宁夏叛乱，李如松以大将之才被荐为提督，统领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路军马，讨伐叛贼。在此之前，大将麻贵、董一奎等众将多次攻城而不能得手。李如松一到，加强攻势，并采用水攻，泡塌城墙，攻入城中，斩杀哮拜及其族人，迅速平定了叛乱。
当时，朝鲜倭寇为害十分严重，神宗以李如松作战勇猛有威名，诏令其统领苏州、辽东、保定、山东各军东征。李如松刚到军中，就传来了倭寇酋长行长请求议和，愿意接受封赏的消息，李如松于是将计就计，假装同意封赏而暗中偷袭，一举铲除贼寇。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大军浩浩荡荡开赴平壤。一开始，行长等人以为是封赏的使臣到了，因此并未防备，还穿着花衣夹道相迎。然而众将在平壤城下徘徊犹豫，不敢入城，暴露了形迹，倭寇于是登城抵抗。李如松果断地分兵三路攻城，并亲自率领大军攻打东南城，战事激烈，李如松的战马中炮而亡，他顾不得安危，换马继续指挥士兵加强进攻，将士们在李如松的带动下士气高昂，无不以一当十。在众将士的奋勇拼杀下，平壤城被攻克，杀敌一千二百多。李如松带领将士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失收的黄海、平安、江源、京畿等地，大捷而归。李如松因此更加得到神宗的赏识和信赖。
万历二十五年，辽东总兵董一元罢官，神宗特别下诏任用李如松。李如松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意气更加振奋，镇守辽东一带毫不懈怠。第二年四月，土蛮进犯辽东，李如松率领轻骑兵直捣敌巢，因中埋伏而不幸身亡。神宗得此噩耗，沉痛不已，令备衣冠运回安葬，建立祠堂祭祀，并赐谥号忠烈。
麻贵一生建立过哪些军功
麻贵，大同右卫（今山西大同）人。麻氏家族多将才，麻贵与他的父兄多次立下战功，人们把他们与铁岭李氏相提并论，称作“东李西麻”。
麻贵以舍人身份参军，多次安定边疆有功，受到褒奖。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宁夏哮拜叛乱，朝廷以麻贵英勇善战、通晓兵法而提拔他为副将，率兵讨伐叛军。叛军抵抗十分顽强，明军多次攻城而不克。于是，麻贵与众将分兵四路，迂回进攻，并将斩杀的一百多敌人首级悬挂示众，叛军恐惧，士气大挫，不久，城就被破，叛军全部平定。麻贵因功被提拔为总兵官，镇守延绥（今陕西榆林），并赐予世袭。
万历二十二年，麻贵又先后捣毁了蒙古卜失兔以及其他驻留内地贼寇的营地，杀敌共计六百余人，缴获牲畜一万六千余头。神宗得知后大喜，特地祭祀祖庙宣布捷报，并再次加封麻贵官阶，赐予丰厚的奖赏。
万历二十五年，朝廷和日本谈判封赏一事失败，麻贵被任命为提督，统领南北大军，讨伐倭寇。在麻贵的带领下，将士们克服种种困难，奋力拼杀，最终攻陷敌城，俘获斩杀敌军二千二百多人，全胜而归。
万历三十八年，麻贵镇守辽东，平定了蒙古炒花、宰赛等部族的叛乱。第二年，麻贵因病请求退休，神宗特别恩准他乘驿车回家。
麻贵果敢坚毅而骁勇敏捷，擅长用兵，在东西边境上都战功卓著，先后七次受到皇帝的特别赏赐，被尊为一代良将。
董一元作为战将其战绩如何
董一元，宣府前卫（今河北宣化）人。他的父兄均为名将，镇守边关，以勇敢著称，而董一元兼其勇猛，而于智谋更胜一筹。他一生多次立下战功，镇守边关要塞，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董一元担任蓟镇（今河北迁西）游击将军。土蛮、黑石炭等蒙古部族一万多骑兵入侵，董一元配合总兵胡镇抵挡敌军，立下头功。穆宗隆庆初年（1567），董一元在棒槌崖打败敌军，功劳又是最大。像这样的战绩对董一元来说是不胜枚举，而其一生最为世人瞩目与称颂的战功还是建立在镇守辽东之时。
辽东自李成梁之后，连年战败，溃不成军。于是战功卓著的董一元被举荐为统帅，镇守辽东。当时，蒙古把兔儿与其伯父妙花、姑父花大相勾结，并与西部卜言台周相呼应，多次侵犯边境，长期骚扰。卜言台周扬言要攻占广宁，把兔儿等人的军队驻扎在辽阳（今辽宁辽阳），企图入侵劫掠镇武、锦州和义州（均位于今辽宁省东部边界）。董一元审时度势，认为只要首先击破离边境最近而势力较弱的把兔儿，卜言台周等势力将失去内应而不战而退。决策已定，董一元迅速命令副使孙守廉火速前往右屯牵制海西部，自己率领大军藏在镇武城外，留下空营以诱敌深入。敌军鲁莽，果然中计，以为官军胆怯逃跑，便全军入城。正当敌军懈怠之时，明军从营中跃起，里外加击，奋力冲杀，敌人死伤惨重，大败而逃。海西部知道把兔儿失利，也望风而逃，明军大获全胜。捷报传人京城，世宗十分高兴，祭告于天地祖庙，加封董一元官爵，给予丰厚的奖赏。
虽然敌军各部受创严重，但董一元并不放松警觉，一旦忽略了防备，就会使贼寇有机可乘，于是亲自率军跋涉四百余里，抵达敌巢，斩草除根，一举歼灭贼寇。至此，辽东边关才得以彻底安宁。
刘一燝是怎样和阉党斗争的
刘一燝（1567～1635），字季晦，南昌（今江西南昌）人，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考中进士。他历经神宗、光宗、熹宗三朝，担当国家重任，深得皇帝信赖。到熹宗时，刘一燝、叶向高、左光斗等德高望重的大臣共同主持朝政，朝中遍布贤臣良将，天下人都企盼着国家太平昌盛。然而，大宦官魏忠贤利用熹宗年幼，以花言巧语进行蒙蔽，排挤驱逐贤臣，渐渐窃取了大权，朝政越来越腐败。刘一燝十分憎恶魏忠贤的所作所为，身为辅政大臣，怎能容忍奸人当道，于是和阉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初，光宗宠妃李选侍被迫移出正宫的时候，伺候她的宦官刘朝等人趁机偷盗内宫秘藏的宝物，经过乾清门时，由于慌乱而跌倒，金银珠宝散了一地。熹宗知道后很生气，要判处死罪，但一直都没有执行。到这时，魏忠贤当权，那些宦官便用重金贿赂他，请求疏通关系。魏忠贤得了好处，便上疏替他们辩解求情，熹宗宠信他，便听信了，免除了刘朝等人的死罪。宦官们由此更加迎奉魏忠贤，以为他已控制了皇帝，而魏忠贤也愈发的狂妄自大，篡改诏书、陷害贤良，无恶不作。刘一燝知道后，很是气愤，心里明白此案一定又是魏忠贤从中做了手脚，于是上疏，言辞激烈地申辩事实，要求依照原来的判罚，立即处死刘朝等人。熹宗很器重刘一燝，觉得他所说的有道理，如果出尔反尔会失掉皇家的颜面，就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才使魏忠贤的阴谋没能得逞。魏忠贤也因此开始记恨刘一燝，时时谋划着要除去这个心腹大患，只是顾忌他的权位重，声望高，一直不敢下手。
修建神宗陵墓的定陵工程完成后，魏忠贤又把功劳揽在自己名下，厚颜无耻地要求赏赐加封。刘一燝坚决反对，上疏向熹宗说明事实，并责备魏忠贤滥求封赏。这样才使讨要封赏的闹剧收场。而到此时，刘一燝与魏忠贤之间的矛盾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慢慢地，宦官的势力壮大起来，清廉正直的大臣都受到迫害，使刘一燝孤立无援。魏忠贤认为时机成熟，便让手下亲信上疏攻击刘一燝。众口铄金，刘一燝不得已，请求辞职，但熹宗很信赖他，多次安慰挽留，不让离去。魏忠贤很是恼怒，为了除去这个眼中钉，便不择手段，假传圣旨，让刘一燝回家养老。
虽然这场与阉党的斗争，以刘一燝的失败而告终，但刘一燝对阉党的抑制还是起了作用的，使他们不至于为所欲为。
韩爌为什么会遭到魏忠贤的排挤
韩爌（kuàng）（1565～1644），字象云，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考中进士。他为人正直，老成持重，在光宗、熹宗两朝担任要职，举荐贤才，任用能士，而抑制奸邪党徒，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正因为他廉洁正直，不与奸邪为伍，遭到魏忠贤的排挤和陷害。
熹宗即位之初，韩爌与叶向高等人共同主持朝政，国家政局大有好转。这时，为人阴险狡猾的魏忠贤作恶多端，破坏朝政，杨涟等人联合上疏弹劾他，列举了二十四条罪状。魏忠贤害怕被治罪，便向德高望重的韩爌求救，请求替自己辩解说情。韩爌向来憎恶魏忠贤，耻于与其为伍，便严词拒绝了。魏忠贤于是怀恨在心，一心要报复。
后来，叶向高罢官，韩爌担任首辅，依然是秉持公正，任用贤良，打击奸邪，多次制止了魏忠贤党羽的恶行。魏忠贤更加恨他，就与魏广微勾结，假传圣旨，责备韩爌独揽大权，命令他与魏广微合作，借此削弱他的权力。而此时朝中的正直之士如杨涟、左光斗等人都先后被排挤迫害了，朝廷上下遍布魏忠贤的党羽亲信。韩爌势单力薄，无力进行抗争，于是上疏请求辞职。魏忠贤早就盼着这一天，便立即传旨批准了。
虽然韩爌已被排挤出朝廷，但魏忠贤还不肯罢休，又指使亲信上疏诬陷韩爌贪污，直害得韩家家破人亡。
张问达在审查宫廷三大案时有何作为
张问达（？～1625），字德充，泾阳（今陕西泾阳）人，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考中进士。曾出任地方官，有很好的政绩，因功升任刑部右侍郎，多次担当大任。当时正值宫廷风波迭起、动荡不安，接连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张问达参预了三案的调查审讯，主持公道，不偏不倚。
首先是震惊朝野的“梃击案”。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早晨，有个叫张差的人手里拿着大棒子突然冲进宫里，见人就打，一直打到太子的宫殿里，幸好太子躲避及时，才没受伤。经过审问，牵扯出神宗宠妃郑氏宫中的宦官庞保和刘成。当时，神宗特别宠爱郑贵妃，她亲生的儿子福王恃宠专横，长期留在宫中，不肯出京到封地去。对此，朝臣中有人在担心福王母子勾结，威胁太子的正统地位。现在又发生了这件事，就更怀疑是郑贵妃等人干的。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纷纷。神宗害怕事件扩大成宫廷斗争，有意包庇郑贵妃，仅下令处死张差。张问达认为，奸人闯宫，事关国家安危，如果这样草率地处理，不仅有失公正，还会影响朝廷尊严，丧失天下人心，要求将两名宦官一同审讯，查明事情本末。张问达的意见中正恳切，但神宗怕议论会更加激烈，就在宫中秘密处死庞保和刘成，对外宣称他们因受刑过重而亡，这件事就算平息了。
神宗去世，光宗虽然平安地继承了皇位，可不到一个月，就暴病而亡。传说是在光宗病重时，有个叫李可灼的人进献了几粒红丸药，光宗吃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于是，人们怀疑光宗是被毒死的，但究竟是谁指使的，却一直没有答案，这就是谜团重重的“红丸案”。据调查，李可灼进献的红丸药确实不对病症，无论是不是受人指使，他对光宗的死都负有责任。然而，当时执掌大权的方从哲对他定得罪很轻，张问达便上疏陈说事情的经过原委，要求对李可灼依罪定刑。这样，才使李可灼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光宗死后，年幼的熹宗即位。光宗生前宠爱的妃子李选侍却占据正宫，不肯搬出，企图要挟年幼的皇帝，把持朝政。朝中大臣怎能容许这样荒唐的事情发生，便接连上疏要求李选侍搬离正宫。这就是所谓的“移宫案”。然而，在众大臣为了国家利益积极上疏争辩时，身为首辅大臣的方从哲却迟迟没有动静，直到李选侍被迫移出正宫的大局已定，才呈上奏疏，这难免有“墙头草”的嫌疑。于是，张问达不畏方从哲首辅的权势，上疏责备他不为国事尽力，没有果断地为百官做表率。
从万历末年（1619）到天启初年（1621），短短的几年时间，接连发生三大奇案，多少人在这复杂的宫廷斗争中丧失原则、丢弃正义，而张问达却始终能够秉公处理，维持公道，是难能可贵的。
赵南星在明末党争中持什么态度
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高邑（今河北大名）人，神宗万历二年（1574）考中进士，他为官清廉公正，以天下为己任，日夜操劳国事，在当时与邹元标、顾宪成一起被天下人敬称为“三君”。
当时的政局形势是，年幼的熹宗身居内宫，而朝廷大权被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们把持。他们勾结成党，打击异己，扰乱朝政，从而激起了东林党人的强烈不满，和阉党展开了多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赵南星坚定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不畏魏忠贤的权势，始终支持处于劣势的东林党。
开始的时候，魏忠贤很看重赵南星，想加以笼络，多次在皇帝面前称赞他善于理事，还派亲侄子拿着礼品上门拜见。而赵南星十分憎恶魏忠贤，耻于和他有什么关系，给魏忠贤的侄子吃了个闭门羹。
赵南星的好朋友魏允贞有个儿子叫魏广微，向来被赵南星当作亲生儿子抚育教导。可是魏广微后来竟认贼作父，投靠了魏忠贤。赵南星很伤心，从此拒绝再见魏广微，并说魏允贞的儿子已经死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促使赵南星和魏忠贤彻底决裂，而魏忠贤就放弃拉拢的手段，开始残酷地迫害赵南星。有一天，两人一起办公，赵南星严肃地对魏忠贤说：“皇上年幼，我们这些宫内宫外的臣子应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要有非分之想。”魏忠贤没有想到赵南星竟敢这么大胆地正面批评自己，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表面保持沉默的魏忠贤，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迫害赵南星了。
在这之前，魏忠贤就经常假传圣旨，而现在每次传达圣旨，都要把赵南星当作首恶，假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打击。凡是赵南星举荐的人都被贬斥，凡被赵南星斥退的人都被提升，还唆使党羽上疏弹劾赵南星，说他徇顺私情，用人唯亲。在逼迫无奈之下，赵南星只得请求辞职，这正中魏忠贤的下怀，立即传旨放他回乡。
然而，心肠歹毒的魏忠贤还是不放过赵南星，命令手下人进行诬陷，栽赃说他贪污白银一万五千两，还在朝廷大堂上对他进行羞辱。赵南星虽为官多年，但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作风，家里哪有钱偿还所谓“赃款”。好在亲戚朋友们敬重他的人品，同情他的遭遇，多方捐款资助，才得以结案。最终，赵南星被遣到边关去戍守，贫病交加地死在流放地。
邹元标为什么多次被贬谪
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吉水（今江西吉水）人。他自幼聪颖好学，九岁便通晓《五经》，长大后又跟随得到王守仁真传的胡直学习，有志于做学问。神宗万历五年（1577）考中进士，开始了从政生涯。邹元标为人正直，为官刚正，政治上颇有作为。然而，也正是因为他勇于直言进谏，针砭时弊，常常得罪于当权者，故而多次遭到贬谪。最初，邹元标在刑部实习政务，恰逢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而他却未按礼制回家守孝，再加上平时专横独断，对朝政大包大揽，造成许多弊端。邹元标愤愤不平，于是草拟奏疏，指责张居正学术偏执、刚愎自用、用人唯亲。奏疏写成，邹元标怕人知道是弹劾张居正的而被扣留，就揣在怀中，呈上时假称是请假的奏疏。然而，张居正一手遮天，朝中之事无不经由其手，所以，邹元标的奏疏根本就没给皇上看，而是被张居正作了批复，在朝堂上杖打八十。好在邹元标年轻力壮，没有立即毙命。但是张居正还不解气，又把他流放到边关去戍守。邹元标面对困境，并不气馁，还怡然自得地专心研究心性理学，学问大有长进。
六年之后，张居正去世，邹元标才被召回，任吏科给事中。邹元标终于得到再次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在上任伊始，就陈上奏疏培养圣德、亲近贤臣、严肃法规、崇尚儒行、整治群臣等五件事。不久，慈宁宫发生火灾，邹元标上疏直言，劝神宗自我反省、清心寡欲。神宗昏庸，不辨忠奸，以为邹元标是在讽刺自己，十分恼怒，降旨斥责。邹元标就这样被贬黜。此后，虽多次被人举荐，但神宗怀恨不已，始终没有起用，邹元标赋闲达三十年之久。不过邹元标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在乡里讲学，跟他学习的人日益增多，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
直至光宗即位，邹元标才被召回，任大理卿，又升为刑部右侍郎。这时的邹元标年事已高，为人处事少了些张狂，多了些稳重，先后辅佐光宗及年幼的熹宗，成为朝廷中的肱股之臣。
李应升如何同阉党斗争
李应升（1593～1626）以清正廉洁闻名，很得民心。当时有民谣说：“前林后李，清和无比。”（林指晋江林学曾，以清廉慎重著称）。九江（今江西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间有柯、陈两大族，相传是陈友谅的后裔，倚恃险阻，抗拒官兵。官府商议想要发兵围剿，而李应升请求前往晓谕劝说，结果没费力气，就使他们叩头听命，交出匿藏的罪人，使一方百姓得到安宁。
熹宗天启二年（1622），皇帝正当年幼，昏庸懦弱，朝廷各种政务都松懈废弛，李应升针对这种弊病上疏直言：“现在天下破敝衰败到极点，取决于君臣奋发振兴而竭力图谋，陛下振兴纲纪，则一片纸如同迅雷；大臣捐弃私心，则千里运筹如在手掌中；言官勇于检举弹劾，则百官受命从政，为国忧心。现在议论增加官职，为他们营建避护所，纷纷升迁调任，名不副实。”又说：“现在把政事交付各部，十分之八九被搁置起来，应重申国家法律，公开惩处败将的罪行。”主张严明执法，惩处恶弊。不久，又弹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护下属官员范得志，颠倒公理。王永光吓破了胆，立刻引咎离职。
天启四年（1624）正月，李应升上疏陈述外藩、内盗、小人三大祸患，把讥讽谴责的矛头直接指向熹宗身边的奸人。李应升知道魏忠贤必将是国家的一大祸患，就秘密草拟奏疏，罗列出十六条罪状，正准备呈上时，被他哥哥发现，奏疏被烧毁。后来杨涟弹劾魏忠贤，反而遭到皇上的严厉斥责。李应升极其愤怒，就继续上疏弹劾，说：“从来宦官之祸，开始时没有不是用小忠来取信于君主的，待根基扎牢之后才下毒手。现在陛下明知道他们的罪行，却曲意包庇。当时势缓和之时，他们就采用保全自己的谋计，当事情紧急之时，他们就拿铤而走险的手段，萧墙之内，能无隐患？所以，魏忠贤一日不去，陛下就一日不得安宁。”万燝因抨击魏忠贤致死，李应升对此深感不平，就极力进谏，说不可在朝堂上使用梃杖之刑，不可摧折士人的志气，用来斥责魏忠贤。之后，又严辞弹劾崔呈秀等人。崔呈秀窘迫，夜晚敲门，长跪哀求，李应升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十月初，正逢熹宗祭祀宗庙、颁布日历之时，李应升又直言弹劾魏广微，告诫他要保全家族名声，不要倚靠奸猾的宦官而去为难谏官，以后才有脸与地下的父亲相见。魏广微听到后非常恼怒，便与魏忠贤合谋陷害他，李应升最终因受酷刑折磨而死，年仅四十三岁。
满朝荐为什么被列入“东林同志录”中
满朝荐（？～1629）有廉洁能干的美誉，他为官正直，严行守令，奋力以死对抗凶顽之敌，即使幽禁囹圄也不改悔。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中进士，授予咸宁（今陕西西安）知县。当时，担任税监的宦官梁永放纵部下横行，掠夺他人产物，满朝荐逮捕处罚了他们。因此遭到弹劾，降职一级。恰好巡抚顾其志在这时上疏陈述梁永的贪婪残暴，他才得以恢复官职。没多久，梁永继续胡作非为，满朝荐为了追查恶党，有动武的行为。梁永怕了，就设计让人将诬告信藏在头发中，然后入京控告他劫持上贡物品，杀人无数，抛尸河中。神宗听后大怒，立即派人逮捕他并长期关押。经过朝廷内外人士的极力营救，到四十一年秋才获释放。
光宗即位后，任用满朝荐为南京刑部郎中，后来升迁为尚宝卿。熹宗天启二年（1622），辽东之地为异族侵占，天下发生多起变故，朝中大臣却各自结党，借议论这些事情而相互攻击。满朝荐很是忧虑，上疏陈述当前的时事形势有可忧的十条、可怪的七条，并指出了是谁造成政令颠倒、危机四伏的原因：“陛下造成的只占十之一二，由掌权大臣造成的占十之八九。”奏疏呈上后，皇上得悉魏忠贤的条条罪状，震怒万分，开始下诏严厉追查他，满朝荐也因此被削职为民。事过不久，魏忠贤的死党开列黑名单撰成了《东林同志录》，满朝荐就被列入其中。
如何评价杨嗣昌
杨嗣昌（1588～1641）饱览群书，颇有才能，工于写作，口才很好，曾六次上疏陈述边防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很受思宗器重，有相见恨晚之慨。当时，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的义军很有声势。崇祯十年（1637）三月，当他担任兵部尚书之后，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术。所谓“四正”是把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镇作为重点地区，“六隅”则是把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作为六处边地，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还要求增兵、增饷，并相应地提出筹措办法，令思宗非常满意。这些军事措施曾使义军受到挫折，但由于明军各部没有期望的那样严密配合，使他提出的原来限定于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前取得成功的“四正六隅”的办法，到了三月还没有奏效，只得上奏请罪，并且推荐别人替代自己，思宗不同意，弹劾他的官员反而受到处分。
这时清兵攻入墙子岭（今属河北）、青口山（今属河北），蓟辽总督吴广衡正喝得醉醺醺的，无法率兵作战，最终战败而死。京城危急，思宗对于和与战的态度摇摆不定，杨嗣昌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力主议和，而卢象升主张坚决抵抗，就率领诸将分道出击。然而，杨嗣昌手握兵权，事事牵制，使卢象升屡战失利最后战死沙场。崇祯十二年（1639），朝中部分官员弹劾杨嗣昌，可思宗仍然很信任他。十三年，张献忠等重新造反，思宗大为震惊，特命杨嗣昌为大学士督师，并赐予尚方宝剑，赴湖广前线指挥围剿。思宗还亲自设宴为他送行，并赠诗一首，把他比作周朝的方叔和汉朝的周亚夫，盼望着他马到成功，“一扫寇氛从此清”。杨嗣昌感慨涕零，虽然取得一些战绩：“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崴谷死者无算。”但此时的明朝军内部矛盾重重，诸将大多不服从命令，贺人龙与左良玉更是拥兵自重，不听指挥。
杨嗣昌虽有才能，却喜好自行其是，每件事都要亲自过问，部下作战时都要先向他报告后方可行动，往往错失良机。又固执己见，不听别人意见，诸将反过来也不听从他的命令，进退不一，使明军很难对付上下齐心、作战灵活机动的义军，因此，义军的烈火不仅未被杨嗣昌扑灭，反而愈燃愈烈。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下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张献忠出了四川，一天一夜奔驰三百多里，杀了襄王朱翊铭。朝野震惊，杨嗣昌也忧惧交加，旧病复发，不吃东西，三月初一死去。
袁崇焕既为“国之长城”却为什么被杀掉
袁崇焕（1584～1630）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有谋略胆识，熟悉和了解边防形势，曾任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等。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努尔哈赤起兵攻明，逼近山海关。熹宗天启二年（1622），明军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大败，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多座城池失守。袁崇焕临危受命，出镇山海关。后又受命守卫宁远（今辽宁兴城）加强边关防御。袁崇焕到任后，首先设法加固宁远城墙，定出标准：城墙总高三丈二尺，城上矮墙高六尺，城基宽三丈，城上端宽二丈四尺。第二年完工后，他坚守城内，不离半步。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派兵围攻宁远。他奋笔写下血书激励将士，誓与宁远城共存亡。经过三百天的激烈战斗，敌军伤亡惨重，撤围而退。在明末时期明军与清军的长期交战中，这是明军取得的首次大胜。捷报传到京城，熹宗喜出望外，称誉袁崇焕为“国之长城”。
思宗即位后，让袁崇焕接任关外军务，并赐予尚方宝剑。崇祯二年（1629），因防守边关有功，升为太子太保。当时，总兵毛文龙驻军皮岛（今属辽宁），常常袭扰后金的后方，起着牵制作用。但他为人比较傲慢，还拜魏忠贤为义父，被认为是魏党。袁崇焕很不满，就借机用尚方宝剑处斩了他。对此，思宗很惊讶，但想到毛文龙已经被杀，现在急需袁崇焕，就优诏赞扬，把毛文龙的罪名宣示天下。毛文龙死后才三个月，清兵数万人分路进攻龙井关（今属河北）、大安口（今属河北），袁崇焕闻讯后率军星夜驰援京城，驻扎广渠门（今属北京）外。这时，士兵已经疲惫不堪，袁崇焕请求入城稍加休息，却遭思宗拒绝，只得立刻投入战斗，与敌军决战，结果互有伤亡。当时进入的关口是蓟辽总理刘策的管辖区，袁崇焕听到变故后就奔赴千里援救，自认为有功无罪。京城中的一些人却埋怨他“纵敌拥兵”，有些朝臣因他曾派使者与后金议和，就诬陷他的这次行动是“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正在这时，皇太极设下反间计，故意放回两个被俘的宦官，让他们向朝廷报告说袁崇焕和敌军暗中有勾结。思宗本来就好猜忌，听了这两个宦官的谗言，更加信以为真，就把袁崇焕逮捕入狱，定为谋叛罪。崇祯三年（1630）八月，袁崇焕在闹市被凌迟处死，兄弟妻儿流放三千里外，抄没家产。袁崇焕被后代史学家誉为“明朝第一将军”。
张三丰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
明朝初年，有一位踪迹神秘、变幻莫测的神奇之士，叫张三丰。他是辽东懿州（今属辽东）人，名全一，又名君宝，三丰是他的号。因他以不修边幅出名，又号张邋遢，身材高大魁梧，体形如龟，脊背如鹤，耳大眼圆，胡须硬且直，无论什么季节，只有一件僧衣一件蓑衣，吃饭既可整升整斗地一顿吃完，也可几天只吃一顿，有时几个月不吃饭。读书过目不忘，而且善于嬉笑谐虐，旁若无人。朱元璋知道他的声名后，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派使者四处寻找他，却没有找到。后来，张三丰住在宝鸡（今陕西宝鸡）的金台观，一天，突然说自己要死了，便留下一篇颂赞而去世。人们置办好棺木，将他人殓等着下葬。这时，听到棺材里有声音，打开来看，他又活了。其后到四川游历，又入武当山，走遍襄汉一带，踪迹不定。永乐年间，成祖派给事中胡濴偕同宦官朱祥带诏书香料钱物前往寻访，走遍荒野边疆，历时数年都未能找到。由于张三丰曾经到武当山各处的峰谷游览，告诉别人说：“这座山以后必定大为兴旺。”并和徒弟们砍伐荆棘杂树，清除瓦砾，曾建草房居住于此。因而，成祖便派遣有关官员率三十余万民工匠人，大规模营造武当山道观苑，费财物以百万计算。完工后，赐名为太和太岳山，铸造印信设官镇守，竟然应验了张三丰的话。天顺三年（1459），英宗赐予封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但始终无人知晓他的踪迹。
顾秉谦为什么被写入《阉党传》
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是：朋党斗争激烈，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不同政治势力和集团都依附太监，被称作阉党。他们玩弄权柄，憎恶正义，丑化忠直，滥施刑罚，毒害百姓，最终酿成国破家亡之患。顾秉谦就是一个“阉党”。熹宗天启二年（1622），大宦官魏忠贤掌权，顾秉谦和魏广微领头献媚依附，成为奸邪首领，隐藏在阉人之中。顾秉谦为人平庸低劣，毫无廉耻之心，魏广微更是阴险狡诈，二人一起图谋排挤善良之士，驱逐正直之臣，改定《缙绅便览》一册，把叶向高、何如宠、成基命等一百多人看作奸党，而把黄克继、王永光、徐大化等六十多人看成正直之人，并由太监王朝加以引荐，以此作为降官升官的依据。他们像奴仆一样曲意奉承魏忠贤，魏忠贤也因此得到内阁的辅佐而势力大增，气焰更加嚣张，朝内一片浑浊之象。
从天启四年（1624）至六年，凡被排挤陷害的正直忠良之人，全由顾秉谦来拟写圣旨。在拟写《三朝要典》著作时，他把皇帝的序言放在前面，以此钳制天下人之口。朝廷每有一措施，他就猜测皇帝的旨意，把好处归于魏忠贤并大加赞赏。他假称皇帝旨意责罚主考丁乾学，又起草圣旨，杀掉杨涟、左光斗等人。不久，魏忠贤倒台，顾秉谦因结交宦官而获罪，列入叛逆案中，判处劳役三年，又用财物赎为百姓。昆山百姓对他的怨恨很深，聚众烧毁了他的家。顾秉谦、魏广微执政依附于魏忠贤，于国于民毒害深重。因此，被列入《阉党传》，以为后人之戒。
严嵩如何赢得皇上宠信的
严嵩（1480～1567）尽管被天下人都视为大奸臣，却甚得皇上的宠信和喜欢，因为他很善于讨好奉承。世宗嘉靖七年（1528），任礼部大侍郎，奉命去湖北安陆（今湖北安陆）祭扫显陵（今湖北钟祥县东十里纯德山阳）。他知道世宗喜好祥瑞，便千方百计地揣摩迎合。典礼结束后，他上奏说：“臣已经恭敬地献上宝玺诏书并安置神床。恭奉祭祀的那天，开始时，天气还是阴雨，到正式叩拜祭奠时，就转为晴朗了。在枣阳（今湖北襄阳）采购碑石时，有一群鹳鸟聚集环绕飞翔；碑石装船启运时，汉江水流及时上涨。请下令让内阁辅佐大臣撰文刻在石上，来记念上天的眷顾保佑。”世宗非常高兴，提拔他为礼部左侍郎，再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又改任为吏部尚书。在南京任职五年后，因祝贺万寿节回到北京。世宗准备在明堂（今陕西榆林）祭祀生身父亲，又想把神主牌位摆在天子祖庙里。因为世宗的父亲原本是亲王，按照礼法，不配有这样的待遇，严嵩和群臣商议后打算阻止，世宗不高兴，写了篇《明堂或问》告示朝廷大臣。严嵩看后很惶恐，就改变了先前的主张，并仔细按世宗的心意安排了礼仪。世宗又要用宝玺诏书来给生身父亲追加尊号，严嵩连忙迎合，并说天上有祥云出现，请受群臣朝见和贺拜，还亲自撰写《庆云赋》、《大礼高成颂》献上。世宗更是喜悦，命人将两篇文章送交国史馆，给他加封太子太保衔，跟随皇帝到承天（今属湖北钟祥），赏赐和辅佐大臣一样。此后，严嵩得到皇上的宠信，日益骄纵，大胆妄为，贪污受贿是常事。
严嵩考中进士在内阁首辅夏言之前，但官位没有他高。起初他要依靠夏言时，就对夏言十分恭谨，小心侍奉。有一次，严嵩摆设宴席，亲自到夏言府上邀请，夏言推托不见，他没有表现出一点生气的样子，回到家中，摆开宴席，展开请帖，跪下恭敬的读了一遍，表示自己的诚意。夏言得知后很是感动，以为严嵩真的敬重自己，就不再对他猜疑。一次，世宗把自己斋醮时戴过的香叶冠仿制了五顶，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几位大臣。夏言认为这不该为大臣所戴，世宗很生气，而严嵩却在上朝时特意戴上，而且外面笼一层轻纱，很讨世宗欢喜。严嵩见时机已到，就在世宗面前诬陷夏言并罢免了他的官。从此，严嵩执笔为世宗写斋醮时所用青词，很合心意，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在文渊阁值勤，仍掌管礼部事务。当时严嵩已六十多岁，却精力充沛，早晚都在西苑板房值班，不曾回家洗浴一次。皇帝认为他很勤奋，就赐予银质印章，写着“忠勤敏达”字样，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师。朝中政事也都归他掌握。过了一段时间，世宗发觉严嵩有贪污专权之嫌，几位大臣又相继去世，就起用夏言。夏言复职后，对严嵩怒气凌辱，而且毫不留情地驱逐他的同党。严嵩很是害怕，直着身子跪在床下流泪请罪，夏言又被迷惑，便放过了他。然而严嵩却一直在窥伺时机，图谋报复。当他得知陆炳和夏言的关系恶化，就勾结陆炳来进行陷害，使夏言在河套事件中被处死示众。从此，严嵩在世宗面前表现得更加伪善、恭敬、谨慎。世宗准备给他加封上柱国衔，而他连忙推辞说：“天下受尊的只应有皇上，‘上’不是人臣所应得的称号。”使世宗更加宠信于他了。
严嵩是怎样死的
严嵩得到世宗宠信后，就开始利用手中权力报复所有触犯过他的人。巡按御史叶经因曾弹劾他贪污，被施以梃杖致死；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因曾弹劾他十罪五奸被诬陷处死；总督侍郎王仔的儿子王世贞曾为杨继盛收尸，严嵩便借用其他罪名将他杀害；锦衣卫沈练曾弹劾他置外敌入侵于不顾，“奸恶误国”，便被附入伪造的白莲教案而处以死刑。还有一次，蒙古俺答部直逼京城，兵部尚书丁汝夔受严嵩指使不让诸将出战，后来世宗欲杀丁汝夔，严嵩怕牵连到自己，要求他自顶罪，许诺说：“有我在，你放心。”丁汝夔临死时才知道是中了严嵩的圈套。
嘉靖十八年（1539），世宗在埋葬了圣章太后之后，就不再理朝政了，大臣很难见到他，只有严嵩一人能够见到或得到他的指令。严嵩窃取大权后，骄纵妄为，在各重要部门安插亲信，而一些奸邪的官员也纷纷归附于他。世宗有所察觉，想渐渐分散他的势力，开始转而亲近大学士徐阶。严嵩深知皇帝心思，遇到需要有解救的事情就先顺着皇帝的心意痛骂一番，然后再委婉曲折地说出皇帝对其不忍心处罚之情。凡设法排挤陷害他的人，便先说他的好处，再用微言切中皇帝的不满之处，转变皇帝的喜怒很有技能。然而严嵩的专横独裁，招致很多大臣的不满与愤恨，世宗也因之渐渐疏远他，开始信任徐阶，遇到事情都把严嵩搁在一边。严嵩害怕起来，让一家人围着徐阶下拜，并举酒求情说：“严某早晚要死了，这一家人只有靠您开恩照料了。”
严嵩窃取大权二十年，儿子严世蕃更是邪恶之徒，毒害天下百姓，人们都伸手指他父子二人为大奸臣。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蓝道行作“神语”，谴责严嵩父子的罪行。世宗很迷信谶语，就有罢免严嵩的意思了。徐阶得到这个讯息后，让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的不法行为。世宗便以教子无方为名，勒令严嵩退休，并把严世蕃流放到雷州卫（今属广东）。四十三年，在徐阶的策划之下，严世蕃被加上通敌的叛逆罪名而处斩，严嵩被革职为民，并查抄家产。家中竟抄出黄金二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其他金银珠宝不计其数。此后，他靠乞讨度日。又过了两年，在荒郊中死去。
温体仁为什么被写入《奸臣传》
温体仁（1573～1638），字长卿，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温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官僚。
崇祯元年（1628）冬，在推荐内阁大臣人选时，温体仁因声望轻而没有参与，呼声很高的周延儒也被排斥在候选名单之外。温体仁猜测崇祯帝心中必有疑虑，于是上疏发难，攻击钱谦益说是在担任浙江乡试考官时收受贿赂，巧于为奸结党。崇祯帝久已怀疑朝臣结党，看到他的这番言论后很合心意，于是对他大加称赞，由衷赏识。第二年，御史任赞化揭发温体仁娶娼受贿、夺他人产业等不法之事，崇祯帝非常生气，贬职一级。温体仁乞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并讲：“近来因为钱谦益的原因，排挤打击我的人不断出现，没有一个人能庇护我，我的孤立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崇祯帝鉴于万历、天启朝的党争，对大臣结党最为反感，于是反而体谅起温体仁的“孤立”、“无党”，批评各位大臣是不忧虑国事，挟带私情互相攻击。三年六月，任命温体仁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温体仁借助周延儒的力量进入内阁辅佐朝政。但是当进入内阁之后，他和周延儒在对待东林党和阉党的态度上截然相反，于是开始图谋取代周延儒的首辅位置。周延儒因为温体仁曾经和自己一起驳倒钱谦益，又是自己帮他进入内阁，所以对温体仁的阴谋一点没有察觉。崇祯六年（1633）六月，温体仁暗中帮助宦官王坤、给事中陈赞化攻击周延儒，还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纵容手下李元功贪赃枉法以及周延儒说过悖逆的话。崇祯帝大怒，命令追查，周延儒的处境十分困难，请求温体仁帮助。温体仁不仅不帮忙，还把和周延儒关系好的官员一概罢免，使他得不到任何支持。无奈之下，周延儒被迫称病辞职。于是，温体仁成为内阁首辅。最初，他想联合宦官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崇祯帝一直以能翦除魏忠贤这些宦官而得意，使温体仁放弃了起用阉党的想法。他又和东林党势不两立，所以屡次打击东林党人。八年七月，东林党人文震孟进入内阁，温体仁处处与文震孟为难，终于使文震孟罢官。温体仁辅佐朝政后，善于察形辨色，迎合皇上心意，受到特别的宠信，于是更加固执专横，自己想推荐的就暗中叫人提议，想排斥陷害的就故意宽容而让皇上去猜疑，所引荐和同位的人都是平庸之辈，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巩固地位。崇祯帝询问军饷的事，他就谦逊地说：“臣从前凭文章在翰林院任职，皇上不知我驽钝，提拔为宰相，盗贼一天比一天多，确实是万死不足以尽自己的职责。不过，臣虽愚昧无知，但是在起草圣旨时不敢欺骗军饷之事，望皇上裁决。”崇祯帝认为他朴实忠厚，更加亲信。温体仁执政已久，揭发他的奏章不可胜数，崇祯帝还全然不醒悟，反而更加相信他是孤立无党，那些指责他的人甚至有被拷打致死的。
崇祯十年（1637），他秘密奏报复社结党，并请求惩治大宦官曹化淳。没想到崇祯帝竟然把奏章交给了曹化淳。曹化淳亲自审理张汉儒案，结果张汉儒被定为奸民，处以死刑，使案子完全事与愿违。至此，崇祯帝也不再信任温体仁，使他进退不得。温体仁上奏称病，想以此试探一下崇祯帝的态度，没想到奏章刚呈上去，崇祯帝就批准他回家养病。温体仁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吃饭，惊得连手中的筷子都掉了，无奈只好回家。
温体仁做内阁首辅四年，无论是抵挡辽东清兵的南下，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都没有任何计策。但他善于逢迎，尽管没有才能，却待遇隆厚。温体仁做官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只是为了个人的权力，因而被写入《奸臣传》。
清朝对南明弘光政权采取什么政策
在清军入关之初，清王朝并没有消灭南明弘光政权统一全国的意图。主要原因是清军兵力有限，而满族人口稀少，难以及时补充足够的兵员。另外，在山西以西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实力尚存，对清军构成的威胁要大于南明弘光政权。因此，清王朝最初的意图是与南明弘光政权相勾结，合力剿灭大顺“流寇”，从而实现南北分治。弘光小朝廷也认为“联虏平寇”是皆大欢喜的上上之策，于是频频派出使臣同清王朝谈判。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清王朝对弘光政权也很快改变了政策。首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是南方不断上升而超过北方，清王朝就认为如果实行南北分治，根本无法建立经济上的相对平衡，以后会对自己一方不利。次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的降清官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南方人，担心一旦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自己将来就会同故乡的亲人分属于两个政权，要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于是竭力鼓动清军继续南下，统一天下。第三个原因在于清军进攻的顺利势头和弘光政权表现出的龟缩畏惧，使清王朝坚定了统一全国的决心。在弘光元年（1644）七月二十八日，清王朝摄政王多尔衮写信给史可法，明显地暴露出清王朝的野心。但是，史可法不能敏锐地洞察清王朝在改变了对弘光政权的政策后的新意图，依旧幻想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达到“联虏平寇”、偏安江左的目的，并在回信中反复强调要“连兵西讨”，导致弘光小朝廷的迅速覆亡。
弘光朝为什么越来越腐败
弘光朝廷建立以后，企图“借虏平寇”，君臣一味享乐，毫无振作之意，朝政荒废，越来越腐败。
朱由崧（1607～1646）酗酒好色，不以国事为念，把军国政事全部委托给马士英。当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宦官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搜索民间绝色闺女。更荒唐的是，他还派宦官四处捕捉蟾蜍，配制春药，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大宦官屈尚忠之流乘机四处敲诈勒索，黎民苦不堪言。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卖官鬻爵，中饱私囊。阮大铖就公然以行贿作为理财妙方。有一首词《西江月》就写的是当时现状：“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偏职地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那些自命与马、阮党见不同的官绅在生活上也是追欢逐乐，寻花问柳。在风雨如磐之时，弘光君臣置军国重事于脑后，不仅文恬武嬉，还热衷于不急之务，粉饰太平。比如给二百多年前被朱元璋处死的开国功臣傅友德、冯胜等人，被成祖朱棣杀害的建文朝忠臣追加谥号、恢复名誉。
弘光朝廷的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君臣只是满足于偏安江南，不图恢复，一味苟且偷安。他们只想利用江南富庶的物质条件，安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一旦清兵南下，弘光朝便立刻土崩瓦解，分崩离析。
南渡三案的详情如何
朱由崧取得帝位以后，围绕皇权发生的勾心斗角的事件层出不穷。弘光立国一年时间内，就先后发生了三件著名的惊天大案，即妖僧“大悲”案、“伪太子”案和“童妃”案，历史上合称为“南渡三案”。
其一为妖僧“大悲”案。弘光元年十二月，一个名号为大悲的和尚来到南京（今江苏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战乱中不得已而削发为僧。弘光君臣发现他语言前后矛盾，形迹可疑，经再三盘问，大悲终于承认自己在苏州（在江苏苏州）为僧，实际是个骗子。大悲冒充亲王，最终落得被处死的下场。
其二为伪太子案。同样是在弘光元年十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内衣织有龙纹的少年。该少年自称皇太子，经常招摇于众，人们议论纷纷。经仔细辨认，弘光君臣一致认为北来“太子”纯属假冒。但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散布流言，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一片哗然。直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此事方告平息。
其三为“童妃”案。弘光元年初，河南一童姓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自称是德昌王朱由崧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崧失散。童氏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日金哥”。朱由崧严厉指斥童氏所言的虚妄，宣布童氏为假冒。从史实与明朝典制来看，童氏确系假冒。史籍记载，在前往南京的途中，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拜谒，发现她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
“童妃”案与大悲、伪太子案之所以喧嚣一时，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兴风作浪。这三个案件表面上看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实际上却反映着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政治背景。
弘光政权是怎样瓦解的
弘光小朝廷成立以后，仅围绕着帝位继承，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弘光小朝廷的稳定，而清朝廷连续发动的军事进攻更使弘光君臣手足无措。为苟且偷安，弘光君臣对“联虏平寇”情有独钟，先后多次派人与清朝通好，但都遭到拒绝。弘光小朝廷的大学士、督师史可法害怕与清军正面作战，一厢情愿地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弘光二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初，史可法派高洁率军北上，河南总兵许定国秘密与清军勾结，假装设宴为高洁接风，将他灌醉后杀害，率部投降清朝。史可法为了保全实力，退守扬州（今江苏扬州）。明军将领左良玉也为避免与清军作战顺长江东下，四月初病死于舟中，部下也叛变了。与此同时，清军加紧南下，不断进攻明军。随后，清军分三路齐头并进，意图一举摧毁南明弘光小朝廷。在清军的强大军事攻势下，南明军不断有将领不战而降。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扬州城墙。二十五日，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俘后遇难。清军占领扬州以后，统帅多铎以扬州军民不听招降为由，下令进行屠城，居民几乎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消息传到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君臣顿时惊惶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五月初十，弘光帝仅与马士英和少数宦官商议后，未作任何部署，就在凌晨离开南京城逃亡。当逃至芜湖（今安徽芜湖）后，被田雄等人出卖，活捉后献给清军。在不断的党争和严重的腐败等因素作用下，南明弘光小朝廷最终土崩瓦解了。弘光帝被俘以后，六月初八，潞王朱常涝虽就任监国，也是胸无大志，不图恢复，不久便降清了。清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朝廷以“图谋不轨”为借口，将他与其他的明朝降臣一起处斩。
弘光帝是怎么被俘的
隆武元年（1645）四月底到五月初，清军先后攻下扬州（今江苏扬州）和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帝（1607～1646）见形势危急，急忙与马士英及少数宦官商议后，于五月初十日凌晨仓皇逃出南京。他们本来想逃到杭州（今浙江杭州）去避难，但在混乱之中走散了。弘光帝先是由马士英的儿子马銮护卫着投奔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太平府的官员不明白实际情况，拒绝打开城门放他们入内。他们只得转往芜湖（今安徽芜湖），准备投靠靖国公黄得功，而马士英则护卫皇太后前往杭州。
清军统帅多铎听说弘光帝逃跑，急忙命令刚刚投降的刘良佐率领部下作向导，派多罗贝勒尼勘等领兵向芜湖追赶。黄得功的部下田雄、马得功在清军的威逼利诱下决定投降，而黄得功对此却毫不知情，一怒之下，把刘良佐派来招降的使者处斩，亲自率兵出战。田雄的叛军趁黄得功不备，突然发箭射中他的喉部。黄得功身负重伤，拔剑自刎。很快，田雄等人也捉住了弘光帝。田雄背着弘光帝，而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抓住双脚。弘光帝哀求田雄放了自己，田雄瞪着眼说：“我们两人就想凭这点功劳博得功名，怎么能放掉你，别做梦了！”弘光帝恨得咬牙切齿，趁田雄不备，突然在他的脖子上咬了一口，鲜血直流，沾湿了衣服。田雄虽疼痛无比，但还是牢牢地背着不放手，把弘光帝献给了清军。
潞王监国以后为什么降清
弘光二年（1645）五月初，清军攻陷扬州（今江苏扬州），逼近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帝与马士英等臣子心惊胆战，仓皇逃出南京，在途中被冲散。不久，因田雄等叛变降清，弘光帝被俘。马士英听说后，感到没有什么指望了，就与在杭州（今浙江杭州）的官员商量推举潞王朱常涝监国（代管国事）。六月初七日，众臣朝见邹太后，奏请潞王监国。开始的时候，朱常涝还坚决拒绝。因为想到一旦答应出任监国，将马上成为清军打击的对象。在邹太后声泪俱下地恳求后，涝才勉强答应。次日，朱常涝尽管就任了监国，可一心想着苟且偷安，并无进取之意，而小朝廷的实权仍然掌握在马士英一伙人的手中。所以，在出任监国的第二天，朱常涝就按照马士英等人的授意，派陈洪范前去与清军讲和。
与此同时，清军抓紧向杭州进逼。陈洪范也很快回到杭州，劝潞王投降。朱常涝贪生怕死，为保全性命，决定降清。为表示诚心，在总兵方国安率领明军与清军正浴血奋战时，他竞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更令人痛恨的是他在被挟持到北京（今北京）以后，上疏向清廷所提供的物质待遇表示感激涕零，甚至祝颂清朝皇帝“圣寿无疆”。即使如此，他和其他那些被清军俘获的明朝官宦一样，最终都没有逃脱被宰割的命运。第二年五月，朱由崧、朱常涝以及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都在北京被杀。
隆武政权是怎样建立的
隆武元年（1645）六月初，听到潞王朱常涝决定投降清朝的消息，唐王朱聿键（1602～1646）非常愤慨，而黄道周、郑鸿奎等文武官员提议由朱聿键担任监国。朱聿键在血统关系上同崇祯帝相距很远，按照礼法规定，轮不到他监国。但是，黄道周、郑鸿奎等大臣还是极力拥立他为监国，其中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当时崇祯帝的叔父、兄弟们只剩下在广西的桂王，而南明的政治中心是在东南，潞王降清以后，为了尽快解决皇位继承问题，只能就近从亲属关系比较疏远的藩王中排选了。其次，明朝的唐王封地在南阳（今河南南阳），而这里正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兴起之地，在黄道周等大臣看来，可谓是“起南阳者即复汉家之业”，似乎预示着复兴明王朝的前景。第三，唐王朱聿键尽管出生在王府，但从小就身经百难，是在逆境中度过的，使他受到了磨练，增加了见识。这对于在危难之际兴复明朝是大有帮助的。
在黄道周等人的再三奏请之后，隆武元年（1645）闰六月初六日，郑芝龙等人迎接朱聿键到福州（今福建福州）。第二天，正式就任监国。二十七日，正式即皇帝位，以福州为临时都城，改福州府为天兴府，纪元从本年七月初一起改为隆武元年。这就是南明“隆武政权”。隆武小朝廷建立后，颁布诏书到各地，很快得到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政府的承认。由于隆武帝既没有足够的名分，又缺乏自己的班底，从即位起就不得不依赖于拥立他的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等，又为笼络人心，任命黄道周等二十余人为大学士，所以，很难有所作为。
鲁王监国是怎么回事
弘光二年（1645）六月，潞王朱常涝降清，不少州县也归顺清朝。在关系明室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强迫剃头为引线，浙东各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清复明运动，一大批有志之士相继组织义兵，投入抗清复明斗争的行列。这时，明朝原兵部尚书张国维等人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要取得更大的号召力，就必须尽快迎立一位明朝宗室来担任监国。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今福建福州）即位。而浙江的明朝宗室只有在台州（今浙江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他就成为监国的唯一人选。七月十八日，朱以海（1618～1662）在绍兴（今浙江绍兴）就任监国，改次年为监国元年。鲁监国政权成立后，张国维等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并出任为督师，统率各路军马。
朱以海曾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对清朝廷极为仇恨，所以，即使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决然地肩负起抗清复明的旗帜，甚至亲临抗清前线，犒赏军队，鼓舞士气。但是他本身却缺乏经国济世的才能，因此在监国后并没有多大作为，一方面，生活腐化，终日饮酒行乐，置军国大事于不顾；另一方面，大量任用皇亲国戚，一些奸佞小人因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如谢三宾，本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小人，就因走通了国舅的门子，竟被委任为内阁大学士。在军事上，鲁监国政权也没有多大建树，尽管处于抗清前线，却并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抗清运动。因为无法协调各方利益，妥善解决军费开支问题，浙东各地的义兵相继断绝了粮饷来源，大多散去。
由于拥立鲁王监国的官绅们起初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在福州即位，因此在拥立朱以海之后就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随后，唐、鲁政权相互对峙，发生激烈纷争，使南明政权的劣势进一步恶化。
唐、鲁政权为什么会对立并产生纷争
弘光小朝廷灭亡以后，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先后在福建、浙东被拥立为监国，使南明出现了一国二主的尴尬局面。由于以唐王为首的隆武小朝廷建立较早，又很快得到南明各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鲁王就任监国后不久，就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明白只有退位归藩，承认隆武朝廷，以实现唐、鲁合作，才能有利于中兴大业，但鲁王朱以海和他的不少大臣都不愿意放弃已经得到的地位和利益。于是，唐、鲁政权对峙不下，不断引发激烈纷争。
隆武元年（1645）九月，隆武帝派遣使臣前往绍兴（今浙江绍兴），宣布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鲁监国朝廷的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以大学士朱大典为代表的一部分朝臣认为，从大局着眼，应当承认隆武朝廷的正统地位，以助中兴大业；以大学士张国维为首的另一部分大臣却坚决反对。经过慎重考虑，鲁王朱以海于九月十三日返回台州（今浙江台州），退位归藩。但在张国维等人的坚持下，鲁王又被重新迎回，使唐、鲁政权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隆武二年（1646）正月，隆武帝派都御史陆清源携带大量金银到浙东犒劳军队，被鲁监国的将领杀害。因为鲁监国的朝廷中有不少官员向隆武朝廷上表效忠，隆武帝便给他们加官晋爵。对此，鲁监国针锋相对地于四月间派使臣到福建“以公爵封（郑）芝龙兄弟”。隆武帝听说后非常愤怒，将使臣囚禁起来。不久，他又杀了鲁监国派来的使臣陈谦。
靖江王朱亨嘉之变是怎么回事
分封于桂林（今广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是太祖侄儿朱文正的后裔，当明末唐王、鲁王在福建、浙江争立为帝的时候，他心中暗自高兴，妄图乘乱谋取皇位。弘光二年（1645），当清军占领南京而弘光帝被俘之后，在广西总兵杨国威、桂林府推官顾奕等人的拥立下，朱亨嘉于八月初三日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纪年用洪武二百八十七年。为了争取多方支持，朱亨嘉派使者前往湖南、贵州等地颁布诏书任命官职，并调集兵马来增加自身实力。为取得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支持，又派顾奕为使者，携带诏书任命瞿式耜为刑部尚书。在遭到严词拒绝后，他亲自统兵把瞿式耜拘捕软禁。
为扩大势力，朱亨嘉让杨国威留守桂林，自己带领兵马进军广东。两广总督丁魁楚认为这是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派精兵到梧州（今广西梧州），同时又假意派官员乘船欢迎朱亨嘉。八月二十二日半夜，丁魁楚的部下在梧州突然发起进攻，朱亨嘉兵败，狼狈不堪地逃回桂林。九月初五日，丁魁楚命陈邦傅等统兵向桂林进发。杨国威部下焦琏正反，夜间用绳索把陈邦傅的将士拉上城墙，杨国威、顾奕等人被擒获。二十五日，朱亨嘉也被活捉。十月下旬，朱亨嘉和同谋的文武官员被押解到肇庆（今广东肇庆），第二年二月又押抵福建。隆武二年（1646）四月，隆武帝派人将朱亨嘉勒死，对外宣称他是暴病死亡。杨国威、顾奕、史其文等人也被处死。
永历政权内部的所谓“五虎”指的是什么人
永历党争中，逐渐形成由李元胤坐镇指挥，联络东西，把持朝政的政治小集团，其主要成员有左都御史袁彭年、礼部侍郎刘湘客、吏科给事中丁时魁、工科左给事中金堡、户科右给事中蒙正发五人，合称“五虎”。其中袁彭年为“虎头”，刘湘客为“虎皮”，金堡为“虎牙”，丁时魁为“虎尾”，蒙正发为“虎爪”。五虎以君子自命，实际上则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一群善于钻营的人物。
袁彭年，公安（今湖北公安）人，晚明著名文学家袁中道之子，崇祯七年（1634）考中进士，历仕崇祯、弘光、隆武三朝。他为人反复无常，降清后又参与李成栋复明，在永历朝凭借李成栋父子为靠山，骄狂自大，把持朝政，甚至与永历帝当面争执，语出不逊。后又降清，但未被任用。
刘湘客，富平（今陕西富平）人，隆武时任推官、御史，永历时改授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后改为都察院佥都御史。桂林（今广西桂林）失守后，隐居深山，忧郁而终。
丁时魁，江夏（今湖北武汉）人，崇祯十三年（1640）考中进士，任礼部主事，隆武、永历时历任礼科给事中、吏科左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桂林失守后降清，被委任为广西学道。
金堡，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崇祯十三年（1640）考中进士，任临清州（今山东临清）知州，隆武时任礼科给事中。在永历朝廷中任工科左给事中，与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关系密切。后同袁彭年等结为一党，攻击异己不遗余力。桂林失守后出家为僧，但仍时时出入于清朝达官显贵之门。
蒙正发，崇阳（今湖北崇阳）人，清军占领其地，他先后逃到平江（今湖南平江）、长沙，投奔何腾蛟，被授予推官职衔，而充任章旷的参军。后逃归家乡，以古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娶了一大堆小老婆，合家欢乐之暇舞文弄墨，写了一本《三湘从事录》，在南明史籍中颇受重视。
厂卫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明朝设置了多种特务机构，严密监视臣民的言行举止。厂卫就是明代特务机构的总称，包括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东厂。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设立西厂。武宗正德初年（1506），又设立了内行厂。锦衣卫是皇上的亲随卫队，成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
厂卫可以说是作为明代皇帝在宫外的耳目和爪牙而设立的。二者的职权无多大差别，上自公侯贵戚，下至民间百姓，都是侦察和追捕的对象。但厂的势力大于卫。锦衣卫负责监视一切官民，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西厂有时还监视东厂，内行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厂卫机关。厂卫都可以不通过司法机构，直接奉诏行事，任意逮捕官民。
厂卫用刑非常残酷。其中一种是梃杖，名义是皇帝在朝堂上对官员用刑，由司礼监的宦官监刑，校尉行刑，每打五棍换一人，最初打到行刑数满就停止，后来则直到打死为止。如武宗正德、世宗嘉靖年间的两次梃杖，受刑官吏达二百八十人，当场打死的就有二十八人。另一种是重达三百斤的立枷，几天内就会将受刑人压死。除此之外，还有断脊、堕指、刺心、“琵琶”等酷刑。明代的厂卫由于要排斥异己，所以就不断地制造冤狱，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厂卫人数众多，仅东厂就有爪牙约十五六万人，布满全国。东厂拥有大量的庄田土地，每年可征收很多钱粮，作为修理刑具的费用。
明代的六部地位有什么变化
六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朝廷官署的总称。明代初年，朝廷曾设置中书省机构和丞相职位。但为了加强皇权，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撤消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提高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权管理朝政，直接向皇帝负责，避免产生丞相专权的局面。但随之而来的繁杂政务使朱元璋非常头疼，便不得不增设春、夏、秋、冬四辅官，以协助他处理政事。但这种制度仅仅实行了一年多就废除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直接辅佐。成祖即位以后，阁臣的设立逐渐成为常例，但地位仍较低下，权力远不及六部尚书。到了仁宗、宣宗的时候，阁臣的地位不断提高，不仅能草拟政令，而且可以参与商议朝廷的行政、监察、司法、军务以及对外事务等政治大事。宣宗宣德时期，阁臣又掌握了票拟权，即根据皇帝的旨意草拟圣旨，或对各部门各地方的奏章提出批示答复意见，供皇帝参考并经批红后予以颁示的权力。这样，阁臣的参政权进一步增大，甚至可以利用票拟的机会压制六部。而到了世宗嘉靖时期，阁臣的地位达到顶峰，上朝时的排位班次已在六部的长官尚书之上。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时，六部的权力一度尽归内阁，处理任何事务都得听内阁的，似乎成为内阁的部属。但在张居正之后，内阁的权位又逐渐下降，最终不能发挥作用，六部的地位却相应地在提高。
明朝为什么在南京也设置一套行政机构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明王朝正式建立，建元洪武，建都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改应天府为留都，即南京。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全国的控制，维护政权的稳定，迁都之后，朝廷在作为留都的南京仍保留了一套行政机构。除没有皇帝和内阁以外，其他的设置同北京几乎一样，只是规模略小。南京不仅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机构，而且保留着那些与皇室密切相关的官署。兵部在所有文职机构中最为显赫，而军事机构有五军都督府和亲军卫指挥使司。南京也有由十二监、四司、八局组成的宦官“二十四衙门”，主要职责是看守南京的宫阙陵寝并负责有关的祭祀活动。
留都南京与北京有同一套行政机构，官员的待遇也没有大的差别，但南京的管辖范围比北京小得多，基本上局限在南京城、应天府、南直隶等几个地方。而且，在南京任职的多是闲散退休或遭排斥的官员，职权远不如北京。但南京的行政机构对于朝廷实施对全国的有效管理还是起到相当作用的。例如南京户部就负责征收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诸省的税粮，而这四个地区所交的税粮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南京户部在漕运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还负责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
六科是什么机构
明朝不仅设置都察院来执行监察权，还设置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六科，将地方分区监察和朝廷按系统监察结合起来。六科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权在六部之上，主要职能是监察六部，以“稽查六部百司之事”为己任，代表皇帝加强对六部的控制。六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分设给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办公衙门设在宫内午门前，日夜都值班，以显示监督权的重要性。凡有皇帝的诏令圣旨下达时，要由六科分类抄出，交付六部等有关部门执行；对于重大政令的执行情况，六科还要向皇帝回复报告。凡六部所写的章奏或执行政务有错误，六科都有权驳正并报告皇帝。另外，六科给事中还有“封驳”权。“封”就是对已颁下的圣旨，觉得有不妥或不便施行的地方，有权暂停执行并退回皇帝。“驳”就是对内阁、部院、各省的奏章发现有错误的，有权“驳正”。
奴尔干都司的设置有什么重要意义
明朝建立以后，领土范围很快达到东北的边疆地区，并设立都司、卫、所，对这些地方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明初，太祖就曾派人招抚辽阳行省等地的居民。洪武四年（1371），设置辽东卫及辽东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成祖即位以后，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行政管理。从永乐二年（1404）设置奴尔干卫开始到永乐七年，共设置了一百三十二个卫、所。尤其是在永乐七年设置的奴尔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使领土管辖范围达到西起鄂嫩河（今俄罗斯南部），北抵外兴安岭（今俄罗斯东南部斯塔诺夫山脉），东至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下属一百八十四个卫，二十多个所。奴尔干都指挥使司即奴尔干都司是直接隶属明朝廷的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其中的重要官职均由明朝廷从内地委派官员担任，领取较高的俸禄并每年前往京城，得到很多赏赐。都司以下各卫所也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关，大小官员也由朝廷直接任命。明朝廷还在奴尔干都司驻扎军队，驻军最多时达到三千人，戍守期为两年，而且是听从朝廷的直接调遣。按照规定，奴尔干都司各卫所的居民都要向朝廷缴纳贡物，各卫所还要按期朝贡。除了委派官员对奴尔干地区进行管理以外，朝廷还经常派大臣前去巡视。都指挥同知康旺在奴尔干都司的治所特林（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蒂尔）附近建立了一座供奉观音菩萨的永宁寺，并镌刻了《敕修永宁寺记》碑石与《重修永宁寺记》碑石。这两块碑是用汉、蒙、藏、女真四种文字书写的，详细地记载了朝廷设置奴尔干都司的经过以及派人巡抚的情况，充分证明了明朝对奴尔干地区所进行的有效管理，也说明了奴尔干地区各民族间有着良好的交流和融合。
明代辽东边墙是怎么回事
明朝建立以后，为巩固北部边防，先后建立了辽东（治广宁，今辽宁北镇）、宣府（治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延绥（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宁夏（治所在今宁夏银川）、甘肃（治所在今甘肃张掖）、蓟州（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西北）、山西（治所在今山西宁武）、固原（治所在今宁夏固原）九镇，号称“九边”。辽东边墙是明代所修长城的一部分，是为防御兀良哈蒙古和女真各部而建起的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始建于成祖永乐年间，完成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辽东边墙东起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市东北），西至今辽宁宽甸县鸭绿江边，全长一千九百六十余里。沿线设有边防堡垒九十八座，防守墩台八百四十九个，在边防堡垒中驻守的军人从五、六百到四、五十不等，从而形成一道保卫北京城的重要屏障和坚固防线。从建筑结构来看，辽东边墙设计完美紧凑，非常坚固实用。边墙的主要结构有城墙、关城、城堡、墙台、敌台、烟墩等。城墙是工程的主体部分，根据所采用的墙体材料可分为砖墙、石墙、夯土墙、铲山墙、山险墙、木柞墙等类型。建筑时主要依据地形特点，就地取材，以减少财力人力的耗费。关城是出入边墙的通道，也是防守的重点，建有砖砌的拱门，上面有城楼和箭楼。城堡按等级分为卫城、守御千户所城和堡城，按防御体系和兵制要求配置在边墙的内外侧。墙台在边墙上面，大约每间隔三百米设置一座，突出墙外，台面与城墙顶部相平。墙台上建有铺房，供守城士兵们巡逻时遮蔽风雨，而墙台外砌有垛口，用于对攻城之敌进行侧击。敌台，也叫做敌楼，跨城墙而建，分为二层或三层，高出城墙数丈，开拱门、箭窗，内为空心，守城士兵既可以居住，也可以储存火炮、弹药、弓矢之类武器。烟墩也叫做烽燧、烽堠、墩台、亭、烽火台等，是一种在白天燃烟、夜间点火以传递敌军情况的建筑物，大多建在山顶或易于嘹望的高地或道路折转处。
明代的舰船制造技术有哪些提高
明代前期，造船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舰船制造技术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当时所造的船只种类繁多，既有用于远洋航行的大海船，也有各种类型的战船以及适用于运输的漕船等等。工艺上比较成熟的主要有沙船、福船和广船。沙船是南京和江苏太仓等地所造的方头平底多桅船，安全平稳，顺风逆风都能行驶。福船是福建所造，特征是底尖上宽，首尾翘起，船体有上下四层，吃水深，航速快，是一种性能优良的战船。广东所造的广船，头尖体长，吃水较深，结构坚固，是航行在当时南海航线上的一种重要船型。明代建造船舶的数量很大，单是作为漕运使用的漕船就有三千艘，后增至万艘。这些都反映出明代造船能力的提高和造船业的发达。
明代造船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工艺流程。当时规模最大的南京龙江船厂，有巨大的船坞，船只造成后可直接在长江下水。造船厂分工明确，除船体制造场所外，还另有铁、篷、缆等八、九个作坊。最能体现明代造船水平的是由南京宝船厂所制造的郑和下西洋使用的宝船。从成祖永乐三年（1405）到宣宗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八年间，郑和先后七次奉命出使西洋。郑和率领船队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访问了东南亚、南亚、阿拉伯、非洲等地三十多个国家，是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使用船只共二百零八艘，其中宝船六十二艘。据《明史》记载，当时的宝船船体庞大，帆多桅多，最大的长约一百五十点五米，宽约六十一点六米。因为船体巨大，必须有相应的船坞以及特殊的技术措施，如龙骨的接头技术、可靠的水密技术等等。
明朝的书院教育有什么特点
在明朝，书院是一种讲学自由的教育机构，但明初的书院发展却不甚理想，直到武宗正德以后才开始迅速发展。正德时期，新建书院一百五十三所。而在世宗嘉靖年间，新建书院多达六百五十七所。兴办书院和在书院主持讲学的有很多是博学之士，如著名学者王阳明就先后在白鹿洞等好几个书院讲学，另一位学者湛若水在广东、广西等地也建起多个书院。作为一种相对比较自由的教育机构，书院在明代的教育发展尤其是地方教育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在教学内容上同官学相比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在教学组织和考查学生的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教学内容上，书院教育的内容同最高学府国子监和各地官方学校一样，依然局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某些史书。但在教学方式上，书院的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尽管做法在不同书院中并不完全相同，而“会讲”是采用得较多的一种方式。所谓“会讲”，是指以聚会形式来组织的教学或讲学活动。包括作为书院日常教学方式的会讲，有着几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由一些学者自行组织、定期举行学术聚会的会讲，有的是由家族定期举行的会讲。而会讲的内容在不同的书院中也不尽相同。书院还通过有组织的定期考试来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具体考核形式主要有“会文”和“会考”两种。会文是定期将学生集中起来进行文章写作，属于不太正规的考试；会考就是将书院的全部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统一考试，是书院检测学生阶段学习成绩的一种方式，属于正规的考试。会文和会考的具体操作，在各个书院中也不完全相同。明朝书院教育时兴时衰，既与学术有关，也与政治有关。尤其是东林书院，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旧信条抛弃，代之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新信条，使学生充分关心社会现实问题，批评政治黑暗，抨击官场腐败，从而被称为带有政治色彩的“东林党”。
李时珍所撰的《本草纲目》有什么科学意义
李时珍（1518～1593），字东壁，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人，是历史上杰出的药物学家和生物学家。李时珍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勤奋好学。他认真阅读各种药物学著作，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历时二十六年完成了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的编写。
《本草纲目》全书共五十二卷，分十六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一共记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验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则，插图一千一百六十幅，共约一百九十万字。并对每一种药物的名称、性能、用途、制作方法都作了详细说明，绘制成图。李时珍不仅从实地观察纠正了以往本草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并从古人的经验中总结认定了药物的性能和效用，如延胡的止痛作用、牵牛子的下泻作用、黄岑的降热作用、三七的止血作用等他都能根据古人的经验再在临床应用中一一加以验证。李时珍以科学家的求真精神，批判了药物学中的迷信思想。历代本草存在着不少“神仙不死”等荒诞不经的记载，他在记述“水银”时，就揭露批判了历代因贪图长生服食水银的危害，指出历代的方士借此去宣扬封建迷信，那是不足怪的。
《本草纲目》不仅对前人的科学研究作了总结，而且把我国药物学的研究提高到了新阶段。它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而且对植物、动物、矿物都做了可贵的记载。出版后不久，万历年间就传到了日本，接着又传到朝鲜、越南。十八世纪时又传到欧洲，先后被译成拉丁、日、英、德、俄、法等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地，为世界医药学和生物学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农政全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在农业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上海（今上海东北）人，他一生勤奋好学，对天文、历法、数学、生物学和农桑各科都有高深的造诣，而其中用力最勤的是农业。他在写作时，一方面重视前人所取得的成就，征引前人文献二百余种，同时注意实践研究，一边向生产者了解生产技术，一边自己实验来验证前人的经验。
《农政全书》是一部既集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又吸收了西方科技知识的农学专著。共六十卷，约六十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十二类，对有关农业生产的问题，从政策、制度、生产技术、水利、肥料、土壤、选种、果木嫁接、植桑养蚕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在农田水利方面，他主张治水与治田相结合。认为北京附近发展水稻作物的潜力很大，这是他根据在天津屯种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他通过自己在上海试种高产作物红薯后，证实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同样能栽种。他重视选择优良品种，认为“择种为第一义，种一不佳，即天时、地利、人力俱大半弃掷矣”。他还与农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指出“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他在《除蝗疏》中所讲的蝗虫的产生、成熟和习性，是早期的昆虫知识的科学记录。所有这些都是徐光启对古代农业生产的重大贡献。
“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是怎么回事
王守仁的思想学说，对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是王学传人的两个流派，在传播和发展阳明心学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浙中王门”是指王守仁同郡（今宁波绍兴）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是他的两个大弟子钱德洪（1496～1574）和王汝中。二人在王守仁在世时就对心学有不同的理解。钱德洪主张“四有”，王汝中坚持“四无”。钱德洪力避空疏，恢宏师学，在遵循师说的基础上对王学加以补充说明。王汝中固执的用“四无”观点去宣传“良知”说，主张良知就是“心之本体”。他不被王说所限制，不拘泥王说的字句之间，在自己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心学，甚至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其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对“格物”的解释就带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倾向。
“江右王门”指的是明代江西地区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主要是邹守益（1491～1562）。他是江西安福（今江西安福）人，学者称东廓先生。邹守益在心学上无自己独创性的见解，他的讲学以弘扬师说、传播王学为旨归，并坚信“致良知”是孔孟以来的正传。邹守益在思想上拥护师说，在行动上以一贯之。他一生从不间断讲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对传播师说、扩大王学起很大作用。
“泰州学派”指什么学派
泰州学派是一个源于王守仁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流派，创始人为王艮（1483～1541），是王守仁的入门弟子。他在学旨上坚持己见，并热心将王守仁的良知理论扩广到普通百姓的人伦日用之中。王守仁死后，王艮就开始独立讲学，四方向他求学的人日益增多，完全形成一个以“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为主题的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和狂者品性，并注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思想的核心是从属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主要倡导“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把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等同起来。强调只有合乎百姓日用的思想学说，才是“圣人之道”，倡导平民化儒学。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则认为“安身”是立天下之根本，首先是生活上能吃饱穿暖；其次才是维护人的尊严，把身和道都看作“至尊者”，不能受到侮辱和损害。
泰州学派的后继者有何心隐、罗汝芳等，他们都对发展泰州学派做出了贡献。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出发，发展了他的思想，提出“师友说”，强调人与人之间均为“师友”关系，应互敬互爱，提倡以仁率教，反对互相残杀，向往平等社会。罗汝芳在人心论方面，提出了“赤子之心”，并把“赤子之心”看成是自然具备着“知”和“能”的“浑然天理”，具有反对传统封建伦理思想的进步含义。
泰州学派在承受王学传统的基础之上，汇集四方之学，熔铸新说，是一个贯彻平民意识、注重自我价值追求的思想流派。
吴派画家的画风有什么特点
元朝时，江南苏州地区文人荟萃，诗人画家多聚于此。明朝初期，江苏地区则产生了更多的画家，他们的绘画技法和风格主要向元代画家学习，追求一种清逸、荒寒的风格，单纯讲究笔墨情趣，而与画院、浙派崇尚南宋马远、夏珪的画风相对立。吴派画家较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赵原、陆广、沈周、文征明等。
沈周是中国明代中期的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1420～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亦作玉田翁，人称白石先生。沈家世代居住在中国南方苏州。沈周的绘画造诣很深，他会画山水、花鸟，也能画人物。他创作的山水画，大多数作品是描绘南方山水和园林景物的，表现了当时文人生活的幽闲情趣。沈周在主要风格上继承了董源、巨然以及元代画家黄公望、王蒙和吴镇的水墨浅绛体系，吸收了南宋时期几位大师的笔墨，形成粗笔水墨的新风格，自成一派。沈周的绘画，技艺全面，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山水、花鸟画的表现技法，成为吴门画派的杰出领袖。
其后的吴派画家有文征明、唐寅，前者近师沈周、远融宋元诸家之长，绘画风格以纤美精致为主；后者绘画学李唐、刘松年，所画人物花鸟秀润缜密。至万历、崇祯时，吴派画家达到鼎盛时期，画风成熟，名家众多。
徐渭和陈洪绶在明代画坛上占有什么地位
中国花鸟画从唐代到南宋，采用工笔写生着色。南宋时，出现以墨代色的工笔花鸟画。明代时，唐寅等人用采用活泼洒脱的水墨写意技法。明代后期，写意花鸟画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徐渭，在明代的画坛上具有承前启后、自创一格的独特地位。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徐渭是明代大写意画派的创始人，与别号白阳山人的陈复道齐名，并称“青藤白阳”。他擅长画山水、人物，尤长于大水墨写意花鸟画。徐渭师法林良、周之冕、陈浮，融合前人泼墨、破墨、积墨、简笔、写意手法，挥毫泼洒，随意点染，其画面水墨交融，淋漓酣畅，气势豪放，充满了激情，充分表达了他孤傲不群的个性和激昂郁愤的思想感情。徐渭所绘物像意态生动，简括精炼。作画立意新颖奇特，不落俗套。徐渭豪迈潇洒、泼辣豪放的画风，打破明代画坛陈陈相袭的陋习。
陈洪绶（1599～1671），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今浙江诸暨）人，明代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的作品既重视形体的夸张，又重视神情表达的含蓄，表现手法简洁质朴，强调用线的金石味。自幼时即有绘画天赋，开始师从蓝瑛，于思宗崇祯年间奉诏进京作画，有机会观摩皇室藏画，技艺大增。明亡，出家为僧。他绘的《水浒叶子》、《九歌》、《西厢记》等绣像描图，是明清间复制板画的精品。他的《屈子行吟图》深刻地表现了屈原形容憔悴、行吟泽畔、爱国忧民的心理状态。陈洪绶晚年作画，夸张变形，有的人物画，躯干伟岸，衣纹挺劲，但面目怪异，全身比例失当，大约反映出他身处乱世痛苦变态的心理。明代的人物画发展至明末陈洪绶，一改软弱俗媚的画风，陈洪绶的作品风格有一定的历史转折性意义，使明代画坛平淡无奇的人物画顿起高峰。
永宁寺碑的发现说明了什么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永乐九年（1411）春，设立了奴儿干都司作为明朝廷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官府机构。明朝廷所派遣到的奴儿干都司的钦差大臣亦失哈、封疆大吏康旺在对奴儿干都司的管理和经营上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他们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了“柔化斯民”的政策，使奴儿干都司所辖卫、所的各部族与明朝廷的关系极为密切。
明朝廷在奴儿干都司的治所（今俄罗斯特林）建立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并在寺旁竖立了两块石碑，一块是永乐十一年所立，刻有《敕修永宁寺记》，另一块是宣宗宣德八年（1433）时所立，刻有《重建永宁寺记》。这两块碑记记录了明朝廷管理和经营奴儿干都司的事迹，碑文用汉、蒙古、女真、西藏四体文字书写。从永宁寺碑上所列官员人名来看，有汉族人、蒙古人、女真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可以看出奴儿干都司是明朝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地方政权。永宁寺碑与一般碑文不同的是，在它所列的一百多人中，不仅有钦差大臣、封疆大吏，而且连底层的劳动人民像铁、石工匠等也一一列名其中，这也表现了亦失哈和康旺尊重百姓的态度。
永宁寺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永宁寺碑却曾经巍然挺立在原址几乎达五百年之久，不少中外文献都对它作过记述。永宁寺碑是明朝廷管理奴儿干地区的历史见证，它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明朝对西藏是如何管理的
西藏，明朝时称乌斯藏，由上层喇嘛和各部族酋长构成各级封建主，占有大量农奴和牲畜，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西藏盛行喇嘛教，元朝时忽必烈封花教首领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并委任他为西藏的政治首领，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明朝时，仍沿袭元制，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公开宣布仍承认元朝时所授予的僧侣封号，并封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从洪武四年（1371）到六年，明朝廷陆续在西藏设置了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等行政机构，并颁发印信和官服。
明政府先后在西藏共封授了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和阐教王等八个主要的王和法王。这些王和法王大都有一定的份地，接受明朝政府的管理。在成祖当政期间，曾两次组织诸王及诸卫，发动所属藏汉人民修筑乌斯藏到内地的驿路和驿站，大大方便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明朝廷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僧官分为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各等级。其中法王是最高级僧侣，由明朝廷封授，法王以下的各级僧官也都由明朝廷任免。
明朝廷在西藏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非常有利于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蒙古三大部与明朝的关系如何
元朝灭亡后，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到蒙古草原及东北等地，经过明太祖朱元璋多次的派兵攻打，至成祖永乐初，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不仅它们之间不断地发生战争，而且鞑靼内部也互相争权夺利。永乐三年（1405），知院阿鲁台杀可汗鬼力赤而奉迎元皇室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永乐七年六月，成祖因派遣去鞑靼的明朝使臣被杀，大怒。于七月任命丘福为大将军，率领精锐骑兵十万征讨鞑靼，丘福由于孤军深入招致全军覆没。永乐八年，成祖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结果鞑靼大败，君臣溃散。迫使阿鲁台在这年冬天向明朝贡马臣服，而可汗本雅失里也于永乐十年被瓦剌部的马哈木所杀。永乐十一年，成祖封阿鲁台为和宁王，统率鞑靼部，受明朝管辖。十九年，鞑靼部势力逐渐增强，便产生了叛乱之心。于是成祖在永乐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亲率大军出征，给予鞑靼部以沉重的打击。
成祖朱棣在即位后，曾经派遣使者告谕瓦剌部。永乐六年，瓦剌部的马哈木向明朝廷贡马请封。永乐七年，成祖封瓦剌部的三个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分别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永乐十年，马哈木攻杀鞑靼部的本雅失里，要挟并扣押明朝使臣，南下骚扰。十二年（1414），成祖率军亲征，重创瓦剌部。此后，瓦剌就一直受明朝管辖。
兀良哈部原是元朝大宁路（今辽宁沈阳以西）的北境，明朝建立后，把锦州（今辽宁锦州）、义州（今辽宁义县）、剑州（今辽宁朝阳西）、利州（今辽宁喀喇沁左翼）等各州划归辽东都司管辖，并在大宁地区设北平行都司及二十多个卫、所。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把第十七个儿子朱权封在大宁为宁王。洪武二十年，太祖派冯胜、蓝玉等率兵平定金山（今内蒙古通辽东境）的纳哈出，就在兀良哈地方安置纳哈出的部众。洪武二十二年，又设置朵颜（今内蒙古绰尔河流域）、泰宁（今吉林洮儿河流域）、福余（今黑龙江嫩江下游一带）三卫。
“靖难之役”时，三卫兀良哈骑兵随从成祖作战有功，成祖就把大宁地区封赏给他们，仍为三卫，并授予兀良哈部的各个首领为官而分别掌管。
自永乐八年（1410）至二十二年（1424），成祖五次亲征，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使蒙古三大部最终都臣服于明朝。
宗喀巴与黄教的创立有什么关系
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出生于青海西宁地区（今青海湟中鲁沙尔）。幼时出家从噶当派名僧达玛仁钦，学习显、密教法。太祖洪武五年（1372）到西藏深造，钻研各种佛教经典，并开展独立的宗教活动。通过学习佛教经典及亲自注解，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成为很有声望的高僧。
当时一些西藏喇嘛教僧侣公开娶妻生子，酗酒耽食，贪婪成性，淫荡自恣，有的甚至借口修密需要女人，强娶民间处女，借口法事需要，挖取活人心肝作供品。宗喀巴针对佛教戒行废弛、僧侣生活放荡的情况，从倡导戒律人手，决心进行宗教改革，得到统治西藏地区的阐化王扎巴坚参的大力支持。
洪武二十一年，为了表明自己严守戒律，宗喀巴改戴黄色僧帽并提倡不论显、密僧人都应遵守戒律。宗喀巴通过修复颓废的旧寺，来提高自己的宗教地位，举办法会，在社会各界扩大自己的影响，以赢得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
成祖永乐七年（1409）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主持了历史上罕见的大祈愿会，从四方前来参加的僧人有一万多，观光的俗人多达数万。大会的成功召开使宗喀巴成为西藏喇嘛教界最有地位的人。会后，他在拉萨东面五十里的旺古儿山旁创建甘丹寺，逐渐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新迦当教派。这一教派禁止僧侣娶妻生子，崇尚苦行，重视佛经研究，建立有系统的、规模很大的教学组织，要求僧侣穿黄衣戴黄帽，因此又称为黄教。
黄教初期的影响并不大，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宗喀巴和明朝廷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从而得到大力支持。永乐五年，明朝廷派使者到西藏赐予金册。永乐十二年，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贡，明朝廷封他为“大慈法王”，赐给印诰，倍加优宠。宗喀巴死后，按宗教的说法，由他的两个大弟子世世转生，传其衣钵，就是后来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神宗万历时，传到达赖三世锁南坚错，黄教势力日益壮大。锁南坚错被当地人称为“活佛”，连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都俯首称弟子。
宗喀巴通过不断努力，为黄教的兴起和发扬光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不愧是黄教的开宗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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