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方面
农业是清代全国多数人口所从事的主业。清代中期农业生产工具基本是宋元时期已经定型的传统工具。如用于整地的犁铧、锄头、秧弹、钉耙等；用于播种的耧车、秧马、石蛋等；用于灌溉的水车、辘轳等。个别地区出现了能使耕地深度从传统的数寸加深至尺余的“深耕犁”等新农具。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关系仍然以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小家庭为基本的生产消费单位。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治河与水利工程，清朝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康熙帝亲政后，将治理河流列为国家必须解决的大事，六次南下巡视检查河工。此外，这个时期农业的高度发展，首先体现在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康熙帝亲自在宫中用十多年时间，反复试验，培育出早熟的优良稻种“御稻米”；同时，南方一些农作物品种推广到了北方地区。例如康熙帝时期，北京玉泉山种稻成功，后发展成为享誉北方的京西稻。农作物品种方面最重大且最具革命性的事件是在全国推广了从美洲引进的高产农作物品种番薯、玉米、马铃薯等。
农业技术也有了长足发展。在地窄人稠的南方，人们更加讲求精耕细作，集约式发展。康熙时期，苏州织造李煦在苏州试验种植明朝时期仅在福建和广东种植的双季稻，获得成功，于是大力推广，使得在主要产粮区的江南得到了普及。在珠江三角洲，明朝中后期创造的“桑基鱼塘”此时更加完善和发展，在保持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农牧桑渔相结合，达到并代表了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最高水平。
此外，清朝时期许多人开始从事蔬菜生产，例如北京地区种植蔬菜的人利用“火室”“地窖”设备种植一些逆季节生长的蔬菜，运到市场上贩卖；乾隆时期，棉花在北方大面积种植，甘蔗在东南沿海地区还广泛种植。清朝“康乾盛世”时期的农业发展也主要体现在农作物培育技术的进步和农业技术的发展，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创造不是很明显，这也是封建社会的活力减退的影响。总之，“康乾盛世”时期农业的持续发展，不仅让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还使得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削弱，生产关系缓慢变化，有利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清廷适时地进行了相关的政策和法律调整，对于促进农业发展、百姓生活安定的趋势给予制度上的保障。
（二）手工业发展
清朝政权的建立是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明末清初的战争使得国内的手工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过三位皇帝的努力，清朝的手工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清朝手工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仍然是丝织业。清朝丝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有广州、苏州、杭州等地区。清朝在江宁、杭州和苏州设立了织造衙门，由 官府倡导进行丝织业的发展。“康乾盛世”时期除了官府倡导的丝织业外，民间丝织业也很快发展起来，其产品也畅销于全国各地，普遍受到好评。再者，棉织业在清朝手工业中也是比较重要的。棉织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生产工具得到了改善和发展。例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康乾盛世”时期，棉纺织品的生产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据说苏州的棉布销售商店——“益美字号”，一年销售的布匹可达百万匹，可见其生产能力和质量都是受到社会认可的。还有苏州和无锡的棉布也是闻名全国，可以称得上是上品。
“康乾时期”陶瓷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全国著名的制瓷中心——景德镇。这个时期景德镇出产的官窑瓷器主要是供应清朝统治集团使用，瓷器精美细腻，美轮美奂，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最高峰。除了景德镇之外，其他的瓷器制造业也非常发达，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区的瓷器和窑厂，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矿冶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这些矿厂有的是官督商办的大规模工厂，有的是私营的小规模工厂。此外，广东的冶铁规模也有了发展。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清朝“康乾盛世”时期制糖业、造船业等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也是这个时期清朝手工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出了应有的极大贡献。再者，手工行业中分工的进一步细致、雇佣关系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体系的建立代表着这个时期清朝手工业的发展。
（三）商业的繁荣
随着“康乾盛世”时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全国各种各样的商品云集于各个地区，商品流动于全国各地，这就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也使得国内各地区之间联系更加密切。如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畅销于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苏州、杭州所产的绸缎，基本上畅销于国内各地，且还有很大的海外市场。各式各样的商品行销海内外，海外的稀有物品也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如瓷器、铁器、茶叶都大量地销售于国外；玛瑙、象牙、珍珠等国外稀有物品也大量流入中国市场上销售。可以说，这个时期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是农业、手工业以及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和进步的主要体现，尤其是体现了手工业的发展程度，否则市场上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商品进行流通，商业贸易也就无从发展。
商业的发展繁荣带动了全国性市场体系的初步形成。最基层的是遍布城乡的集市；中间层是连接城市中心市场与集市基层市场的镇，镇是在集市之上高一层次的商品市场和居民点；镇以上是城市中心市场，城市中心市场是以转运贸易和铺户贸易为主要商业形态的市场中心地。从整体上看，边远地区以单个城市为中心的格局非常突出。如东北，以吉林将军驻地吉林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各自的市场网络。经济发达地区，则往往是几个城市共同成为市场网络中心。如江苏嘉定县城所管辖的镇市向南方、西方呈扇形辐射，约为五层市场圈，相互联系，从而形成了区域性的商品经济地。全国范围内各个市场网络相交相联，有利于全国商品在各地流通、交换，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要，促进了全国经济的繁荣。
（四）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进步
“康乾盛世”时期在手工行业中雇佣关系与明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朝时期已经出现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雇佣生产，清朝时期进一步发展。例如在纺织业中，生产经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代织”，就是商人将丝织原料和工具提供给机户，让他们加工成纺织成品，过后计算领取工钱，类似于“包买商”形式。另一种是“自织”，其中又分自产自销和集中经营两种方式。机户出资经营，机匠机工领取工钱，机户、作坊主要拥有和提供生产资料，雇佣固定的工匠进行生产，长期受雇的工匠多为无地无家事的单身汉，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这种生产方式显然类似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工场手工业阶段。此外，受雇的工匠、帮工、学徒与手工业主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经常发生。随着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同业行会和商会纷纷建立，行会活动十分频繁。手工业者通过控制行会和调剂产销环节，限制外来者和同业行会的竞争，保护本行业的利益，规定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资。与之相对，手工业工人也逐渐联合起来，建立或要求建立自己的组织，争取工匠、手工业工人们的权益。雇佣劳动和手工工场的发展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滋长的重要表现。但是，当时这只是出现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区域，如苏州、泉州等地方，并没有普遍出现于社会的各个区域，整个社会经济格局还是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占据着主导地位。
（五）“康乾盛世”时期的文化
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表现之一是纂修群书。康熙帝继位后，很快将文治建设提到日程。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后又重开名实馆。此后，组织学者注释各部经书，整理编纂各种典籍成为一项经常性工作。康雍时期，官修图书不下数十种，内容包括经史、诗文、音韵、字典、天文历法等，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它是中国古代最大，也是最后的一部类书。它编成于康熙、雍正年间，实际主持编纂的是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最终定本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汇编，下辖三十二典，典下再细分为六千一百零九部，总计一万卷。全书体例周详，分类详细，以类扩典，组成了一个严密完善的分类体系。内容的丰富，安排的严密，使得《古今图书集成》一书成为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百科全书。这些书籍既反映了康雍两朝文化建设的成就，也奠定了一代王朝稽古修文的深厚根基。乾隆年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统治者得以把更多的精力和更充足的财力、人力用于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在乾隆亲自主持和过问下，数十年间官修史书达一百多余种，不仅在数量上堪称中国历代王朝修书之最，而且在内容和部类方面，也包罗万象、门类齐全。著名的《四库全书》，它是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据统计，它著录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书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总计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两千八百六十卷，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其他注疏有《周易述义》、乐律有《律吕正义后编》、文字音韵有《清文鉴》、史著有《钦定蒙古源流》、史评有《御批通鉴纲目》、纪略方略有《平定两金川方略》、传记有《满汉名臣传》等等。这些为数众多的书籍的纂修，营造出一种博大恢弘的文治气象，把“康熙盛世”的文化建设推向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峰。
表现之二是民主进步思想。清朝是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王朝，并且是少数民族通过武力征服了汉族的明朝政权，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是满族夺取了汉族人的江山，社会各阶层的反满情绪十分高涨。尤其是清初的许多文人学者，非常不满清朝统治者对汉族的压迫和专制政策，比较普遍存在反对清廷统治的思想，还有些人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痕迹。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是这时期最著名、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黄宗羲的著作是《明夷待访录》，他尖锐地批判了极端专制统治，大胆地提出了这种制度是天下的大害，并提出了诸如“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等一些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命题；顾炎武的著作是《日知录》，他明确提出努力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以达到拯救天下人士，万世太平的目的；王夫之则致力于批判中国传统学术，对宋明以来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的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否定王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的同时，阐发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和历史观，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和阶段，成为中国近代实证科学的先导。此外，他们在诗歌和散文方面也有所成就，主要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新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展现了很高的文化底蕴和创作才能。除此之外，这个时期遗民诗逐渐兴盛起来，产生了许多杰出的遗民诗人，例如阎尔梅、屈大均、陈恭一、吴嘉纪等。遗民诗主要以反映民族矛盾，表现民族思想和爱国思想为主题。
表现之三是诗歌、文学艺术的发展。随着清朝政权的逐渐稳定和实行了许多有利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措施，清朝政权也逐渐被世人所认可，与清朝初期的反清、反对满族的盲目激进思想相比，这个时期的文人学者主要对清朝政治制度消极方面进行抨击和批判。在诗歌方面，不再以民族矛盾和反清统治为主题，而是致力于对艺术技巧方面的追求，以描写山水和借今怀古为主要内容。代表人物有赵执信、宋琬、施闰章等。在文学方面，长篇小说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的代表作品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儒林外史》叙述的是对清朝科举考试的落后制度——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如何摧残人才进行抨击，进而深刻全面地揭露了八股取士的弊端，语言尖刻、讽刺直接，它采用了夸张的手法，注重对人物表情和心理的细致描写，利用讽刺的手法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和残酷。其具有幽默感而又不失朴素的语言艺术，富有隐蔽的含蓄性，凭借这些优点使它成为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主要是通过讲述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主要人物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转衰的故事情节，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各式各样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批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部小说描写细腻、惟妙惟肖、气氛浓郁，语言生动简练。它凭借思想、艺术和语言等诸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发展极致的标志和象征。此外，在短篇小说方面，以短篇文言式的笔记小说居多，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这些短篇小说虽然没有达到像《聊斋志异》那样的文学成就，但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代表性。此外，“康乾盛世”时期，世俗文化逐渐繁荣起来，尤其是戏曲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李渔的戏剧理论和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最引人注目的是各种地方戏曲的兴盛。还有，这个时期开始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领域、绘画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
（六）“康乾盛世”得以实现的动力和基础——人口和疆域
“康乾盛世”时期人口的增长和疆域的庞大，是“康乾盛世”局面得以实现的原动力和基础。这个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数量也迅速增长。农作物品种的培育技术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清朝人口数量增加，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创造这种盛世奇迹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人口的急剧膨胀与土地资源不足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由此也引出了许多不安因素，例如阶级矛盾紧张，大量没有土地的农民成为社会贫民和流民，成为威胁社会安定和政权不稳的潜在因素。因此，清朝统治者为了缓解人口的压力，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最重要、也最有成效的是推行鼓励垦荒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点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土地资源的潜力，来养活前所未有的庞大人口。它包括准许人民赴边就食，招民开垦新疆，放宽对新垦田地升科年限，永远实行禁止各省丈量田亩及抑勒首报垦田，新垦山头等等措施。人多地少地区的大量人口在政策引导和自然灾害的驱迫下，纷纷流向长江中下游的丘陵地带及关外的边疆地区。康雍乾多数年间，全国在册税亩数仅在六至七亿亩左右，但税亩仅仅是征收赋税的单位，不等于实际耕地面积。此外，垦田面积的大量增加与成倍增加的人口相结合，把传统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人口在边疆地区及长江、黄河上游地区的大规模毁草种田，毁林开荒，也付出了水土资源流失严重的沉重代价。
“康乾盛世”时期，康熙、雍正、乾隆共同开创的盛世局面很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疆域方面。三位皇帝在位时期，都为了巩固政权，稳定边疆地区局势进行过战争，进而稳定了清朝边疆的局势而且扩大了清朝的疆域和统治范围，从而为开创“康乾盛世”局面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包括“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区等缅甸北部，西至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总面积达一万三千万平方千米。
简言之，清朝之所以会出现“康乾盛世”这样极具代表性的全社会和谐统一的繁荣局面，首先它应该得益于整个社会内部政治局面的安定和谐。在康雍乾统治时期，自从康熙帝平定三藩之后，国内中原地区几乎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国内没有战争，社会也就没有遭到大规模的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停滞而继续向前发展，百姓没有颠簸流离之苦，可以安心地在自己的土地里耕作，过着自给自足的安定生活。这种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居乐业的状态得以长时间维持，这种稳定状态慢慢地积累沉淀，逐渐产生质变，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其次，就外部条件来讲，中国生产力状况在那个时期还是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社会能够制造出相当丰富的社会产品，这些商品也深受外国人喜爱，因此中国与外国进行经济贸易时常常处于出超的位置，这样就使得国外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这些收入有利于清朝政府进行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因此这是盛世局面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还与康熙、雍正和乾隆这三位皇帝的统治能力和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三位皇帝接连统治中国一个多世纪，励精图治，勤政英明，在这期间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逸以及社会文化集大成的政策措施，也创新了一些制度用来更好地完善清朝政府的统治。他们通过上述努力也为这个盛世局面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