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跟着启动的火车跑着，穿过站台上的人流，一步一步，先是慢跑，后来就是狂奔了。火车消逝在远方，她停了下来，在站台上，在人群淡去的站台上，默默地流泪……
她是我的同学，本来也是我的同行者。在1968年的那个不平凡的5月，她和我一起报名到黑河的哈青农场下乡。那时，大规模的知青下乡还没有形成人人必走的运动。在“文革”中失去升学机会的我们高三学生，已开始复课。但是乱象纷呈的学校还是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作为当时哈尔滨一中的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我串联了几个同学，贴出一张“上山下乡闹革命”的大字报。响应者当然有也是学生党员的她。尽管在“文革”中，我们已历经磨难，但激情之火并没熄灭。在迁办户口的那一天，她重病的母亲，突然心脏病发作，不省人事，学校的军宣队怕出人命，取消了她下乡的资格。
后来，回忆起当年火车站台上的那一幕，我对她说，你在追赶我，追赶爱情吧？因为离开哈尔滨的前一天晚上，她到我家为我送行，送给我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她穿着军装的照片，那上面写着一句诗：
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
她说，我在追赶革命。看着你们走了，我觉得自己被时代车轮甩在后面了，我一定要追上去！
是的，我知道她是一个要强的女孩子，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品兼优的学生。她特别爱读书，向往革命，追求自由，是她在书中的革命青年身上学到的理想。1966年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学生中发展党员，我是那一年的1月入党的，同时入党的还有现任的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滕昭祥、曾任哈尔滨市副市长的朱盛文等。她是3月份入党的。在报考大学自愿时，医学世家的她报考北京医大，学校领导找她谈话，为了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希望更多优秀的学生能报考国际关系学院，她马上服从了组织的意见，开始了女外交官的梦想。
然而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把我们的所有梦想都冲灭了，“学生党员”成了革命的“对象”，我们被所有“革命组织”拒之门外。她和3个要好的女同学要到外地串联，被红卫兵追到火车站。“你们不是红五类，不能串联！”她们据理力争：“我们也不是黑五类，凭什么不让我们参加革命！”她们终于登上了火车，沿着书中的线索，她们在北京寻找《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地下斗争的足迹，在重庆寻找江姐和许云峰与徐鹏飞、甫志高斗智斗勇的场景。她们曾深夜爬上歌乐山，在渣滓洞她们惊叹那从洞顶滴落的水滴是棕红色的，如烈士的鲜血还在流淌……
革命激情燃烧后就消沉和逍遥，是那个时候青年们的思想规律，可她没有消沉却更清醒，她恨自己因晚生失去了像林道静一样“革命加爱情”式的浪漫，也失去了像江姐一样视死如归的壮丽。在被拒绝革命的压抑中，她读普希金，她“忍受期待的煎熬，翘望那神圣的自由时代”，她也在呼唤“趁我们还在热烈地追求自由，趁我们的心还在为正义跳动，我的朋友，快向我们的祖国，献上最美好的激情”！
她是把上山下乡当做一次投身革命的壮举，也把它当做走出黑暗追求自由爱情的一次机会。当她在等待中，读到我在北大荒写给她的诗，那诗写在小兴安岭的白桦树皮上，她躲在校园的大树后哭泣。
勇敢和坚定可以冲破所有羁绊，她终于在这一年的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的那一天，悄悄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同行的还有一个非要去保卫边疆的狂热小姑娘，看着这两个细皮嫩肉文文静静的女孩子，同车的人问，你们去哪玩呀？她们坚定地说：上山下乡，屯垦戍边！
小兴安岭迎接她们的是凛冽的风雪，从黑河到我们下乡的哈青农场要走280里山路，她们俩轮流坐在那辆破嘎斯车的驾驶室里，另一人就只能挤在敞篷的车厢上。车行途中，要几次下来跑一跑，否则就会冻死在车上。当汽车走在黑龙江的冰道时，她们看到了对岸的军事哨所，又紧张又兴奋！傍晚，嘎斯车到了营部，许多人围上来看，来自哈尔滨的“白雪公主”，而她们已冻得说不出话来。我只能远远地望着，那个时候知青刚刚下乡，爱情都是隐蔽的。
她被分配到了后勤连，当上了炊事班长。比她先来的老同学朱盛文当木工班长。本来要让她到营部搞清查，后来从档案中看到她的祖父当过东北军的医生，便作罢了。那时我先在清查组，后来也因为父亲被定为“走资派错误”，而被清理到报道组了。她从家里带来针灸用的银针和一些医学书，看到山里长着丰富的中草药，就给营里领导写信，建议就地取材建立药厂，当时刚成立的营卫生所也缺人，可能因为她家庭的“政治问题”，她没被“重用”。但并没影响她成为知青们业余的卫生员。
在家时连面条都没下过，要给一百多人做饭，对她是很难的事儿，当时她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累，但现在想起的，都是些有趣的故事。
那时她特怕冷，经常咳嗽不止，因找不到对症的药，怕影响战友们休息，只能整夜坐着吃冻梨，以冻止咳。同志们把她安排在最热的炕头，又多烧了些拌子。那天上夜班的她在宿舍睡觉。中间有的战友回宿舍喝水，看见她炕下的被褥在冒烟，她还在呼呼大睡，大家叫她不醒，以为被熏昏了，把她抬到炕的这另一头，她还在睡。炕上垫的板子和她的厚褥子全烧着了，再晚一会儿，火蹿上来，就真的要葬身火海，变成火凤凰了。后来知道，那是因为她水土不服，当时就是烈火烧身她也醒不了。
中午开饭了，窗口外排满等着吃饭的战友，满锅的菜汤就要开了，汤里漂着海带丝，连点油星都没有，为了调味，她抓了一把味精撒到锅里，突然锅里泡沫翻滚！有人喊：“放错了，那是苏打粉！”她又急又气，蹲在地上哭起来。这时窗口外有人喊：“别哭了！快倒醋，酸碱中和！”她马上又把一瓶醋倒到锅里。知青们很给这个笨蛋炊事班长面子，那天中午把一锅汤都喝了，边喝边说味道不错！
炊事班最累的活是挑水，她当仁不让地天天上井台。那时她瘦弱得像迎风摇摆的白桦，挑起水就像个虾米，晃晃悠悠地挑到食堂就剩半桶了。最危险的是，寒冬腊月，井台已冻成冰山。那天，她手脚并用地爬上井台，吃力地摇着冻满冰凌的轳辘，慢慢地把挂满冰的柳灌斗放下去，感觉装满水后，再双手费力地摇上来，轳辘吱吱呀呀地叫着，那沉重的柳灌已到了井沿，她腾出一只手去提，可另一只手的力量已把不住轳辘了。这时，突然脱手的柳灌又哗的一声掉进井里，轳辘在井绳地拉动下飞旋起来，它重重地向她砸来，她向后一闪，正好砸在她的小腿上，她痛苦地应声倒下，和轳辘一起滚落到井台下。这时正好有人路过井台，他喊来战友把她抬到屋里，用剪刀剪开棉裤一看，腿上已砸出一个青紫的大包。还好并没骨折。她已是满眼泪水，还装出谈笑凯歌还的样子。
多少年了，那伤痕还在，腿上留下一个坑。现在说起这件事儿，她很自豪：“我也是渡过江，摸过枪，身上还有伤的老战士！”我说，你就偷着乐吧，你如果当时不撒手，就跟着柳灌落井了，那白桦林里又多了一个坟茔！这样的事，在兵团没少发生。
只是劳动的艰辛也还能忍受，刚到哈青的知青们又被卷进了政治运动。那时黑河正搞深挖“苏特”运动，知青们以城市革命的方式，又开展农村斗争，在这个清一色的知青农场中，我们也挖出“重大线索”。正在鸡飞狗跳之时，军宣队进驻，又把知青打成“二月逆流”，朱盛文被大会批判，几乎被逼得跳井，我也被“靠边站”。并没受到触动的她却为我们鸣不平，她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中说：“朱盛文被大会批判了，老贾也快不行了……我们到边疆是参加革命的，怎么成了革命对象！”她请一个到黑河办事的同志投进邮筒，可是这个同志拆开偷看了，还交给了“首长”。“首长”让她大会检讨，当个划清界限的典型，她说，我就是这么想的，没什么可检讨的。那时，她很崇敬为自由而战的俄国“十二月党”人，特别敬重和她们的丈夫一起流放到西伯利亚经历苦难的贵族妇女。她崇拜她们的忠贞不屈。她曾抄一首普希金的诗给我：
“爱情和友谊将会冲破
幽暗的牢门来到你身旁，
就像我这自由的歌声
会飞进你们苦役犯的牢房。”
这首诗就是普希金托“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带到西伯利亚的。
后来，她因“立场不坚定”理所当然地被撤销班长职务，到猪号喂猪了。她上任愉快，干得很有兴趣。从此猪号成了知青显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场所，全连的男女知青们一有空儿，就来帮她挑猪食起猪圈。那时她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段子”。那天，她精心照顾的母猪就要产崽了，她手足无措，向营部兽医所边跑边喊：“孙兽医快来呀！我们连的猪要生小孩儿了！”
不过她并不在意别人的笑话，常自豪地说：在猪号，我第一次感受了当母亲的快乐！当时她饲养的小猪，一个个都白胖白胖的。
其实，我看到她的场面并不快乐，却很苍凉。那时，我常骑着马到连队采访，我看到她在天低云暗荒草萋萋的草滩上，追逐着猪群，凌乱的头发在风中飘动，她曾十分美丽的脸庞上写满忧伤。我呼喊她的名字，远远地我看出了她坚强的微笑。我当时很后悔，后悔让他跟我来到了这大山深处的莽林之中，后悔她放弃了已在学校工作的机会！现在说起，她已不记得“苏武牧羊”式的往事，她只记得我曾给她写的那首诗“扬鞭策风雪，铁马越冰河。笑指山间鹿，林海听我歌”。她说，看了你这首诗，我就觉得，我们没白来北大荒！
经常地流泪，是那个时候女知青忍受困难和战胜苦难最有效办法，她只哭过一次，那时连里演忆苦剧，朱盛文演农奴，她演农奴的母亲，那时他们真的流泪了（现在一想起老朱她也流过泪，他也许在天堂里等着这些老战友！曾担任过哈尔滨副市长的老朱已死在狱中）。
高尚的追求让人坚定，友情和爱情给人无限的温暖。这就是在那个时代她和许多知青能度过风雪严寒的原因吧。
两年之后，我远走高飞了——被调到了佳木斯的兵团战士报当记者。我又坐上了那台破嘎斯车，告别她和战友们，走出莽林和大山。大家都对她说，这回你也有希望了！她说，我不会跟着他到佳木斯当“家属”的！那时兵团机关多为军人，可把爱人当随队“家属”调来，我到报社不久，领导也说过，可把你的“家属”调来。她反感“家属”这个词，也不愿意离开风雨同舟的战友进城。她说，这一辈子要做一棵独立的大树，不想依靠任何人！
那一年冬天，我们贡献了青春的哈青农场因无地可垦而被撤销了。她随队南迁，到了五大连池农场（5团），并被安排了一个重要的职务，到贫穷的13连当家属队的指导员。她热情洋溢地挨家走访，却一路上呕吐不止。只见房屋破烂，人畜混居，肮脏不堪。那脸也不洗的妇女敞怀奶着孩子，炕上鸡在啄食，地下鸭在拉屎。连一个干净的水碗都找不到！
她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新生活运动”。办法是先树立典型，她选择了相对干净一点的山西妇女“大白鹅”，在她的家搞样板。先人禽分离，把猪和鸡鸭鹅狗赶回圈里；再清掉屋地的污泥，铺上三合土，夯实成平整的地面；再用牛皮纸糊炕，用报纸糊墙和天棚；最后把窗户的玻璃擦亮，在桌子上摆上插着山花的罐头瓶。两天的工夫，“大白鹅”家焕然一新了。接着她动员所有家以她家为样板，也来个改天换地。“运动”不断深入，她又教她们洗脸、刷牙、化妆、穿衣服。晚上她又把家属们请到知青宿舍，教她们学识字，学写信。这下子，13连可火了，最高兴的是那些男职工，他们发现自己的“屋里人”香了，美了，有文化了！这时他们才相信这个弱不禁风的城市姑娘有这么大的本事。当然作为指导员的她更高兴，这时她才明白知识青年下乡的真正意义。她改变了别人，别人也改变了她——脸黑了，手粗了，放下了孤傲，变得开朗随和大度了。更重要的是她真正了解了普通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她下了决心不能当长在营养液中的鲜花，而要成长为扎根黑土的庄稼。
后来她又调到连队的小学当老师，继续她的“新生活运动”，每天在教室门口摆着一盆热水，她为每个学生洗手剪指甲，手不干净不让进屋（这项法律还在我们家施行，不洗手不让吃饭！三十年不变）！当然她更多的精力是教好每一个学生，她像尽职的老师一样，业余时间家访每一个学生，请辍学的孩子回校，为贫困学生买书买本。那时，她写给我的信中洋溢着笑声，而没有带来一片阴暗的云彩！
当时她最大的幸福是，五大连池需要她，孩子们需要她。这时哈尔滨也需要她们，市里教师紧缺，要把在农场和兵团的高中生招回来，短训后充实到教师队伍中去。她正在犹豫中，我陪贺晋元副总编到五大连池采访，这位热情的军人，为她做出决定，要么调到佳木斯的兵团子弟校当老师，要么回哈尔滨当老师！不愿意当“家属”的她还是回哈尔滨了。
回家的日子很温暖，但不浪漫。她没有当老师却到团市委当了干部，因为她“文革”前在一中高三一班领导的团支部是全市先进。她起早贪黑，东奔西跑，她们搞的那个“送温暖活动”后来成了全国青年的行动。她已当了宣传部长时，我还在兵团当知青。我回哈探家时，曾随他去家访过自学理论的青年工人朴义（现哈尔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积极上进的插队知青胡世英（现绥化市委书记）。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好典型，现在成了栋梁。
她是个另类干部，经常提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个人意见，而且始终坚持。我给她写的人生“鉴定”是：风采依然，脾气照旧。貌似温柔，浑身是刺。她下基层本来是总结女子火化工爱岗敬业的典型经验，她却反对被人称为“女鬼”的有艺术专长的漂亮姑娘当一辈子火化工。她为当年知青典型冯继芳的儿子因户口不在哈尔滨而不能上学而找市委领导帮助。她鼓励为工作多次流产的劳模女乘务员保胎第一工作第二，为此她找过她所在的单位的领导，要求他们关心女职工的生育问题。现在那个已经退休的劳模乘务员和她在省歌舞剧院当演员的儿子是我们家的好朋友，那位劳模还保留着她当年给她的信——“生孩子是生产力的再生产，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后来她转业到党校当党建教研室主任，她发表的论述在社会转变型期党的建设问题的论文在省市多次获奖，成为许多基层干部的党课教材。再后来，她到外事部门工作，也许是为了圆一个梦。她们参与创立的中国第一个世界性的冰雕比赛，已在哈尔滨坚持了二十年。她跑了许多国家，在文化交流中，她向外国朋友介绍了开放的哈尔滨，还引进了许多智力项目，促进了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在国际舞台上，她很动人，不仅让许多外国朋友认识她高贵的气质，更认识了她美丽的家乡。每到年终，她总能收到来自世界各国朋友的贺卡，这让同样走南闯北的我很羡慕也很嫉妒。
青春稍纵即逝。奔腾的大江总要归于宁静的湖海。有多少浪漫可以重来，一切都在美好的回忆中。那是关于一个女人革命激情和小布尔乔亚浪漫的故事。如今，回归家庭的她，还像青春处子一样地单纯，像沧桑老人一样地淡定、从容。她最有兴致的是，从报上剪下我和儿子的文章，然后贴在一个本子上，慢慢地欣赏。她是我的那些篇《我们的故事》的第二作者、第一读者。她也不时去“泡股”，经常报喜不报忧地说“又赚了”。可看她每天挤公交车而从不打的，看她在菜市场不是货比三家而是货比多家，我和儿子从来不信。
对了，忘记告诉读者了。她叫王明珠，过去我的老同学，当年我的老战友，现在点灯说话的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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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知青，他对知青特别有感情。毕竟是属于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团队之中，过了多少年之后是极容易生出一种历史感和使命感的。这种空前绝后的人生经历，越是把它当成往事，它越是历历在目。作为知青后代，“知青”这个名词，几乎在我的心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一直没有幻化成一个“动词”或“形容词”。知青，是我不了解，也并不渴望了解的一些人。
我所以对这个群体如此亲近，又如此陌生，这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有如此不寻常的经历而表露出任何不同寻常之处。就像所有真正有故事的人一样，他们看着如此平常。骨子里却藏着那么多爱恨情仇。这与我们这代人反差很大，我们甚至无聊到喜欢来点探险，然后虚荣地讲出的一点点所见所闻并沾沾自喜。“看，我有今天多不容易！”“瞧，我受过如此多的磨难！”父母身上有最好的励志故事，但他们却不硬塞给我们。他们安心地看着我们在宽松自由甚至是安逸逍遥地生长着，而不是用自己的过去强迫我们换种眼光去认识世界。这是有经历的人，见识过苦难的人，才有的心境。
父亲一直都在搜集知青们的故事，那些故事带他回到过去，令他在花甲之年仍会血脉贲张。前一阵子，他的知青故事在结集出书，我帮他校对。还不时偷笑，有些文字一看就知道他边写边激动得要命，要不怎么会如此多、连续的惊叹号出现在字里行间呀。看了多篇知青故事后，我的情绪也被一步步调动。我做记者多年，也常跟文字打交道，但像知青故事里父亲写就的这些文字的气息和温度，却在时下的文字丛林中非常鲜见了。这在更多地被赋予游戏意味和处于感情泛滥的年代里，足够激荡心胸的少而又少。而知青的故事里有很多，那不是文字赋予了事件激情，而是事件激情过渡到了文字之上。
其中我最喜欢的、认为最好的当然是一篇叫《有多少浪漫可以重来》的文章，因为这文章的主角是我的母亲。不过，那文字记录的并不是我熟悉的母亲，记录的是一位青春少女的革命热情，记录的是一位女知青的青葱岁月，记录的是一场由革命爱情串起的精神恋爱。精神恋爱，多么伟大的字眼，这种形式以及那个时代灰飞烟灭，好似不曾存在过。那个物质世界交困的年代，但同时又是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的时代。用互诉革命理想的方式，就可以交往恋爱，超过时下任何偶像剧蹩脚的浪漫。用装有诗歌的信件，作为感情的信物，超过现在所有重金打造的彩礼。那是我们这代人，如何才能企及的爱情制高点呀？在这个爱无力的年代，功利的爱情没有什么值得拿来回首。当我们像父辈一样老去时，有什么特别可供追寻吗？QQ里的贫嘴的聊天记录早已消除了，一起吃过的冰淇淋也消化掉了。好吧，我们不回忆了，只能放眼未来。
老知青们冰天雪地、荒凉凄苦的过去，却绽放出浓烈的记忆之花。那花朵娇嫩但不欲滴，多采但不多姿，因为用鲜血沾红的花朵不轻露妩媚，真正有故事的人不卖弄他（她）的经历。
——贾大雷
◎附记：
这篇博文的作者是我的儿子，他在博客上看到了我的文章于是就留下了这篇小文。他是名副其实的知青后代，当他在哈尔滨出生时，我还在北大荒的风雪中。作为老知青的后代，他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但他的物质生活也艰辛过，因为我们刚返城，月工资收入和我们的年龄相同，儿子的玩具和零食比其他孩子要少，有时到公园玩甚至连一支冰棍都舍不得吃。有时他甚至是很孤独的，刚刚返城的父母又被“二次创业”的激情燃烧着，他被我们忘记了或疏忽了。但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成长起来，不经意之间，儿子已经长到我们当年去北大荒的年龄。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给儿子讲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听了这些故事会更尊重我们呢？还是相反？
现在，我终于听到了儿子对我的“宣判”。他理解自己的前辈。我心安然。
那么孙子呢？他们会怎么评说他的前辈的前辈？
我还会耐心地等待着，因此要好好活着。现在孙子才三岁半。
201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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