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4日）

    今天，这个普通的冬日，我站在上海图书馆这个高尚的讲台上，感到很荣幸。不仅因为在这里讲演的有许多世界和中国的顶级的文化精英，更因为我是代表2000万知青走上这个讲台的。我们是就要被历史遗忘的一代人，我们的身上留着光荣的印迹，也刻下苦难的伤痕。如果通过我的讲演，你能回望一下我们在历史上渐去渐远的身影，能对我们的前世和今生给予真切的关注，能对中国知青运动这个跨世纪的话题有所探讨，我们就很满足了。

    （一）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古希腊人认为人活着就是要弄清这三个问题。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在探讨着这三个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作为普通人，我们也在关注自己的命运。我也常对自己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作为个体的人，好像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好像这几个问题也并不简单。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他的命运。

    我是谁？我们是谁？

    我是20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

    我们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

    我们是和祖国共命运的。我们的经历大体上是三个段落：“文革”前的十七年，“文革”中的十年，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决定我们命运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十年，那时我们的世界观正在成熟，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走出家庭和学校的。这十年，我们干什么了？当然除了在学校参加“文革”，最主要的经历就是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名称。无论你下乡了几年，在什么地方下乡，无论返城之后你做了什么工作，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知青”就是你的出身，就是你的“胎记”。无论你以此为荣，还是以此为耻，这个身份符号永远跟随着你。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长大成人，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明显的特征。因此决定了我们以后的人生和命运。因为下乡的经历，我们曾被人高看，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领导层的知青很多，从黑龙江省看，进入地厅级的知青大概超过百人，副省级的也近十人。从中央看，现在政治局委员中也有好几位知青；也因为下乡的经历，我们也被人轻薄，在企业改革中，首先下岗的是年纪大文化不高的老知青，现在多数老知青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留下农村的极少数老知青，都和当地农民结婚，生活十分困难。

    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美国的西部开发和苏联建设共青城也是著名的移民潮，但参加的人数和规模都没法和中国的知青运动相比，而且他们的移民主要是生产开发性的，而中国的这次大移民更主要的是特殊时期的政治行动，带有很大的强迫性，这更增加了悲剧色彩。现代人无法想象，近两千万尚未成年的孩子，怎样背井离乡，在极其遥远和艰苦的自然环境下，如何能站住脚，如何能生存下去。我时常想，在天地苍茫之间，知青战友们坐着爬犁，在风雪呼啸中，挺进无边荒原的豪迈和悲壮的一幕。那就是我们那一代苦难而壮丽的青春写照！

    如果说毛主席1939年5月4日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提出，青年投身革命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确定了中国青年革命的方向的话，那个时代的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参加抗日战争，救国救民。那一代的革命知青成了新中国元勋。

    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国家也安排过毕业的中小学生上山下乡，如1955年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城市动员一批知识青年组织青年垦荒队到北大荒建设集体农庄（如建设“北京庄”的杨华、建设“哈尔滨庄”的孟吉昌等），那是团中央学习苏联建设共青城而进行的一次试验；1957年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难的问题，也安排过城市毕业的学生参加新农村建设；1961年以董加耕、邢燕子、侯隽为代表中学毕业生到农村落户，被毛主席肯定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方向，在他们的影响下，“文革”前数以万计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当时正上高中的我们也蠢蠢欲动，中央为了保证高考的招生质量后来又对中学生提出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防止大批优秀学生不升学都下乡的倾向。

    中国的知青运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在“文革”中的1968年夏天，因废除了高考制度，学生没有升学希望，官方又不需要几千万的中学生在城市再闹下去，上山下乡是转移革命力量最及时的办法，毛主席当时的想法是尽快结束“文革”。高潮是12月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开始是学校的动员，后来就是社会的动员——强大的舆论和政策的压力，你不想走也不行了。从1968年始，到1974年终，据统计有1700多万大中小城市（其中上海知青111万，到黑龙江省的上海知青16.5万）的三届初中毕业生和三届高中毕业生（也包括回乡的中学生）到农村插队，到农场、林场和建设兵团当工人或兵团战士（屯垦戍边）。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人口最多的大迁徙，上山下乡的城市中学生加上回乡的中学生，总数达2000万，涉及的人有数亿人，他们是知青的家长和亲朋好友。

    动员人数如此众多的年轻人到地域最边远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去工作和生活，其目的是什么，有许多政治上的说法，如让青年接受再教育，有利于世界观改造、培养革命接班人，如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等；其实最现实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批中学毕业生无业可就，又无学可上，只好向经济不发达地区移民，解决几千万人的吃饭问题。国家的巨大困难被转嫁给农村和农民，转嫁给了城市毕业未分配的学生身上了，当然国家也耗费了巨额资金。劳民伤财的这场运动，历经十年，随着知青的1977—1979年的大返城，草草地收场了。

    事实就是这样，在上山下乡这个“国家行为”中，我们2000万知青牺牲了学业，牺牲了青春，承担了国家的困难，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最后结束“文革”，到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国家命运的转折。我们这些人上山下乡的意义，就如同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连长带领的队伍，为保证大部队的转移，坚守在阵地上，部队转移后，由于通讯出了问题，结果只有谷子地活下来，其他的几十人都牺牲了。如果不是后来邓小平吹响了“集结号”，我们就不可能返城而最终都像那些战士一样牺牲在阵地上——我们就会像当年的北大荒的十万转业官兵一样，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其实我们的许多战友已经献终身了，还好，他们的子女有的按着政策返城了。可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可以设想，如不发生“文革”，没有如此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这一代人的处境，肯定比现在要好。对于知青运动，著名画家陈丹青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所谓知青运动，是社会的隐疼，时代的败笔；数千万知青以光荣始而被遗弃终。我们不是革命者，但亲历了革命的后果；我们不曾参与建设，但个个目击了背后的代价；过去三十年，社会已经草草打发了知青一代，此后人到中年晚年，一事无成，既不如上一代标榜革命而创建国家，也不及下一代，能以可度量的各种专业标准跻身国家栋梁。从祖国花朵、红色青年，直到芸芸草民，其中千分之一，略有所为。”虽然丹青先生的结论有些残酷，但事实大约如此。他也是当年的插队知青。只是“千分之一”的估计太悲观了。也可能“略有所为”的标准定得太高了。

    二十年来有许多学者对“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化在《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中指出：“作为劳动就业的一项措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知青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国情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外，主要由于‘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混乱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使知青上山下乡在无数‘力’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演变成了一场运动。”

    张化认为，“文革”中的知青运动给我国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一是加重了“文革”给我国历史造成的“人才深谷”的现象。1968年至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达1623万，中国少培养了大专生100多万、中专生200多万人。二是造成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文革”中安置知青，国家财政支出达100多个亿，知青返城安置又有巨大支出。三是给广大农村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困难，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严重负担。四是给知青的思想、文化、个人生活也带来许多不幸。

    当然也有的学者在总体上否定知青运动为“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探索，是社会主义和建设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同时也客观评价了知青运动中的积极因素：首先，上山下乡运动使知青冷静地、较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其次，知青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实践中逐渐聪明起来，深沉起来。在三大实践活动中，增长了见识，练就了本领，学会了思考；从农民那里学到了勤劳、纯朴、智慧、坚韧。再次，上山下乡使知青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不甘落后、不甘沉沦、奋发进取的人生信念，培养起体察国情、民情，关切民族命运，希冀中国加快发展的政治品格。最后，知青在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工程中，在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尽了自己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见杜鸿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

    作为千万知青中的一员，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场浩大的运动，虽然我只在北大荒待了8年，但由于身份的特殊，在北大荒当了6年记者，返城后，我又当了十多年的记者，我对知青的前世和今生有了更宏观和更微观的观察与思考。多年来，我有一个夙愿，要为“我们”——当过知青的“老三届”写一部书。这出自我的责任，也出自我的良心。在兵团战士报当记者时，我自然是扎根边疆的鼓吹者。可我自己在1976年就返城了，后来身处高位、衣食无忧，而我的许多战友还在黑土地上过着艰难的日子，许多人已长眠在大山和莽原里，一想起他们心总有些不安。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安宁，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我的笔，告诉人们他们的过去和现在。1995年，我在省作协工作的最后一年，曾想采写100个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想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永远的北大荒人》，而且跑了黑龙江垦区的许多农场，写出了十多篇，但因到文化厅任职，不得不放下这个计划，尽心去当公务员了。

    2006年当我就要淡出官场的时候，我又把当年的愿望重新拾起，来写我最熟悉的群体——老知青。良心未泯，良知还在。为了遵守承诺，我放下身段，边走边写，做一代老知青的代言人。因为我和他们有共同的出处，也会有共同的归宿。因为我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从2006年5月开始还愿，用一种最通俗的办法，在黑龙江省发行量最大的《生活报》上开一个专栏《我们的故事》，每周发一篇，经过一年以后，读者纷纷要求能尽快结集出书。正好作家出版社的朋友也对这本书怀有期望，（责任编辑贺平当年在黑龙江的“五七干校”当小知青，总编辑侯秀芬是在陕北插过队的老知青，编审潘静下乡在内蒙古建设兵团，她们的热情催生了这两部书。）这样一来，2008年1月出版了《我们的故事》，这一年的12月又出版了《我们的故事-2》。

    （二）

    余秋雨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在没有战争和灾荒的情况下，老三届可以说是20世纪有文化的年轻人中遭受最多磨难和折腾的群体之一。他们的经历不妨看成一段历史的生命化缩影。“文革”的具体事端会渐渐淡忘，但这群人及后代却以一种乖戾的生命方式作永久性的记载。”（《老三届》）

    20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年夏天，我曾陪他在黑龙江采风，在从黑河到呼玛的船上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关于知青的回忆文章和文学作品，我的朋友梁晓声、张抗抗、肖复兴和同代作家铁凝、史铁生、叶辛、陆星儿等，已写过许多，每一篇都让我们感动。但他们及广大读者对知青运动、对老三届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有人认为，我们和祖国一起经历了苦难，我们在苦难中成长，有所作为，因此“青春无悔”。有人认为，我们是“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们把红卫兵极“左”的思潮带到了广阔天地，给人民和自己都带来了灾难，我们应该忏悔……

    无论别人怎样说，我还是要写，写我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为这段历史留下“生命化的缩影”，以告诫人们不能让那些刻骨铭心的悲剧再次发生。也告诉人们，在那个阴风浩荡的年代，在那边塞绝寒之地，也曾有鲜艳的人性之花开放。

    我要写“知青时代”（下乡的10年）我们的苦难与风流，我还要写“后知青时代”（返城后的30年）我们的艰辛和坎坷。我要写我们，还要写和我们共命运的父老乡亲。我要写成功者的辉煌和灿烂，我更要写失败者的沮丧和无奈。总之写我们中的许多人在逆境中奋发拼搏，把种种人生经历变成财富，把最大的苦难咀嚼粉碎，凭着一股坚定的意志朝前走，和祖国一起从黑暗走向光明。当然我们也会反思和审视自己，由于当年的愚昧无知、狂妄自大、胆怯懦弱、自私和利己，怎样使自己和别人的命运雪上加霜。也许上帝都会原谅我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的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毫不回避地记录下来，那可能是我们的后代最为珍贵的《人生宝鉴》。

    马克思曾说过这样的话：“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人的存在。”“人们的历史始终只是人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我以为，知青就是那个时代的“标本”，每一个人的历史汇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对中国是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崩溃走向新生的历史。我们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低谷的“文革”十年和最高潮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于是，我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在北大荒当过知青的百万人当中选取100人，然后把他们在“前知青时代”和“后知青时代”中有代表性又最具个性的故事写下来，以汇成一部时代画卷，留给历史的见证者本人，也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这种人物命运的纪实写作方式，始作俑者是美国的作家斯特兹·特拉克，代表作是《美国寻梦》。特拉克在美国以口述实录的方式采访了300多人，精选了其中的百篇汇集为这本书。这100人中有好莱坞巨星、企业大亨、政治首脑、美国小姐等上层人物，也有三K党魁、雇佣枪手、罪犯、偷渡移民及其他们的后代等美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这本书记述了他们在美国本土寻找“美国梦”的人生经历中的所想所急和所得所失。这本书几乎成了美国的全景缩写，它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当成了世界各国人认识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本书还获得了美国非虚构类文学的最高奖“普利策文学奖”。

    我也步特拉克的后尘，想写一本关于我们这一代的不仅在文学上有意义而且在社会学上更有意义的书。这无疑是个非凡的工程，操作起来十分困难。当年的知青像北大荒满山遍野的山花，随处可采，可现在他们绝大多数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喧嚣的大都市，他们消逝在人群中。即使还留在北大荒的那些人，也埋没在大山和莽原深处了。于是我四处奔波，在密如森林的楼宇中和在边远的山村里寻找，寻找在中国历史上渐去渐远的身影……接待我的有共和国的部长，他们的身上还依稀看到年轻时的影子；接待我的也有坐在火坑上端着热辣辣老酒的知青战友，他的面容像罗中立油画《父亲》一样的动人心魄。望着他们满脸沧桑的木讷的表情，我会忍不住地流下眼泪。

    我在开辟专栏讲述这些故事时，曾对老知青们说：

    “朋友啊，朋友，请你告诉我！

    把你过去和现在的人生故事告诉我，

    把你的苦难和幸福告诉我，

    把你的成功和失败告诉我！

    因为我们是时代的标本，

    我们是一代苦难的风流。

    我们走过漫长的风雪迷蒙的冬季，

    我们的青春留在了无花的季节。

    然而我们毕竟走过来了。

    在那充满泥泞的路上，

    我们搀扶而行，

    留下一行行深深的足迹。”

    从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国出现上山下乡的高潮算起，已经四十年了。当年的知青逐渐走下历史的舞台，怀旧的情节，让我们再一次走回人生的起点。我也回到了我当年下乡的位于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大山褶皱里的那个小山村（当年的兵团一师独立一营，后来划归一团，再后来划归爱辉县），我要寻找写满我们爱情的那片白桦林，寻找那埋在白桦林中我的战友的墓碑。很可惜，那片白桦林被砍伐掉已开成了大豆地，墓碑早已荡然无存了。我把从地边采来的一束鲜花放在那片地里，点燃了从城里带来的黄纸，我叨念着心中的祭辞，眼泪流在脸上，滴落在地上。那黄纸化成红色的火苗，舞动着向天上飞旋，又化作黑色的蝴蝶，飞向遥远的天际。

    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沉默着，我耳边听起了朴树的那首忧伤的《白桦林》——

    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

    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雪依然在下村庄依然安详

    年轻的人们消逝在白桦林……

    有一天战火烧到家乡，

    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

    我想，我们——当年的知青何尝不是因为战火要烧到边疆，勇敢地奔赴黑龙江，走进白桦林。我们献出了青春，许多战友献出了生命！当年的2000多万年轻人义无反顾地从城市奔向农村边疆！你想一下，如果这2000多万年轻人在城里不断地折腾下去，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大学停办了，谁能在城里给2000万的我们找到饭碗！我们是怀着崇高的理想走的，我们的出走，为共和国承担了巨大的困难！然而一代人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我们真的是不该被忘记的。

    “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我来。

    就是那一次返乡之旅，坚定了我坚持写完《我们的故事》的决心。为知青代言，为历史存照，就是这样的目的，让我克服困难，去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于是就有了多家报纸连载了两年半的知青故事和现在的这两部共70多万字的书——《我们的故事》。

    在过去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四下上海、五次进京，又走了黑龙江农垦局所属的许多农场，采访了几百个知青。那些日子我每天都生活在感动和温暖中，有时采访时我和他们一起热泪长流，写到动情处竟痛哭失声。但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欣慰，我找到了一个说真话的作家的感觉。同时我也生活在责任的巨大压力之下，我不写就对不起埋在黑土地下的战友，不写就对不起就要遗失的历史！

    （三）

    现在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已超额完成了自己的计划，这两本书我写了114个北大荒老知青的故事，其中说到的有名有姓的知青不下四五百人，书中的主要人物也有二百多人，其中上海的知青就有42人，如下乡后被打成“反革命”大学毕业成为黑龙江省著名企业家的袁启鸿（《走出伤心地》）、献身知青事业的哈尔滨知青联谊会副主席唐坚（《艰难的探亲假》）、情怀芍药沟的盛文秀（《早春的芍药》）、带着“小芳”回家的戴建国（《村里有个姑娘叫小凤》）、在黑河开小店的翁静之《黑土情缘））、扎根边疆林场的“站人”李颖（《“站人”李颖的幸福生活》、小水电站专家黑河政协副主席张强富（《一个人和一条河》）、“垦荒模范”陆士龙（《永远的垦荒者》）、在烈火中重生的蒋美华（《火凤凰》）、历经生活磨难的乐兰英（《乐不起来》、对乡亲比亲人还亲的王槐松（《真情》）、四十年如一日忧国忧民的陆建东（《位卑未敢忘忧国》）、两次受到周总理接见经历坎坷的咸氏三姐妹（《三人行》）、一个人改变一个县教育的张盾（《在三江汇合处》）、心系呼玛开放的教授刘琪（《圆梦》）、大山人的救护神张大东（《走进大册》）、“大兴安岭的音乐家”叶磊（《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与鄂伦春兄弟血脉相连的阮显中（《血脉相联》），无私支持边疆建设的优秀企业家张刚（《张刚，你是这样的人》）、在修路建设中死里逃生的周迈、林兰新（《青春铺就的路》），投资家乡修路的王再放和她一家知青五兄妹（《一个家庭的非戏剧性剧本》）、情系黑土地的画家潘蘅生（《丈夫壮志》）等等。通过写这些上海知青，我认为在北大荒的近百万知青中，在边疆吃苦最多，返城后创业最难、对北大荒感情最深、对第二故乡贡献最大的就是上海知青。因为这些人的感人故事，让我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对上海人的不良印象。这是心里话。所以，每次到上海，和老知青相聚，我都感到了一种特殊的温暖。

    （四）

    下面汇报一下，我的知青故事的社会反响，我以为这不是对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反响，而是整个社会对知青的关注。

    哈尔滨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据《生活报》吴海鸥报道）——

    著名作家、老知青贾宏图的反映北大荒知青命运的纪实文学在哈尔滨的《生活报》连载已过“100期”，因真实感人，备受读者欢迎，每周刊发日，“洛阳纸贵”，人人争读，更有人剪报收藏，缺一不可。

    2008年1月作家出版社将专栏文章结集出版《我们的故事》，引起读者热烈反响。作者已经多次在哈尔滨和上海签名售书，每一次都场面感人，排队来购书者有当年在黑龙江下乡的各大城市的老知青，他们给自己买，也给远方的当年同时下乡的战友买，买书的也有80后90后的年轻读者。

    这本新书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西安等地的多家报刊发表书讯书评，海外的华文报纸也有报道，美国的《世界日报》在报道中说：“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有2000万城市青年奔赴农村边疆，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贾宏图最新长篇纪实文学《我们的故事》中，完全呈现。”“作者像位考古工作者一样，在北大荒和知青返城的家乡间奔跑，寻找老知青的足迹和他们发生在昨天和今天的故事，历时多年，用爱和激情写成这部书。”《光明日报》、《文汇报》、《文学报》等十多家报纸选载或连载了书中的故事。在国内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文摘》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特选作品”专栏里连载了这部作品，按语中说：“翻开这部书，犹如推开一道沉重的历史之门，扑面而来的，却是豪情满怀的鲜活人生：纯真的理想，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以及柔韧亮丽的人性之花……北大荒知青们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读来无不为之动容。”

    北京、济南和黑龙江省、哈尔滨等城市的广播电台在文学节目连播了《我们的故事》，收听者甚众，有在上班的车上听的高官，也有在公园里晨练时听的退休工人和天天按时收听的出租车的司机。有的听众为收听《我们的故事》还专门购买了收音机。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亲自给北京广播电台打电话对连播此书表示祝贺。这部书也在海外广泛传播。美国南加州的中国知青联谊会组织部分在美的老知青朗诵了这部书中的40个故事，通过自己创办的网站，在华人中流传，还在当地的《世界日报》选载了这本书中知青的故事，感动了许多华人读者。

    另有全国十多家网站转载此书，引发数以万计的网评。有的网友给作者留言：“真的应该深深地感谢你，把我带回到了曾经走过的道路和记忆中，你用辛勤的写作、真挚的情感，朴实的文笔，记录着那段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一代人至少十年的青春跨越，甚至延长至今。它虽然不如二万五千里长征悲壮，惊动世界；但它却牵动亿万人，曾经为之动容。更重要的是一代人的经历毕竟要在中华民族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因为知青昨天的故事，实在是可歌可泣。”一位当年兵团5师51团16连的战士王丽英在给作者的留言中说：“我以一个当年知青的名义，向你致敬，感谢你，为我们知青留下清晰的足迹，让历史记住我们。我现在河南一个原东北迁来的军工厂里，我们厂里有一百多个当年的知青，我们的父亲就是为了把我们能从乡下带进工厂而南迁的。如今你的作品在我们厂的知青中抢着传看，你写得真好！”一位叫刘振的老知青在网上留言：“作为一名曾经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大学毕业后现在仍工作在黑河的上海知青，我非常愿意欣赏和拜读您的《我们的故事》系列作品，文章文笔清新、感情真挚，30多年的知青岁月，仿佛就在眼前，每每掩卷，唏嘘、叹息、感慨、回忆、遐想、思考、反省……不禁令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感谢老贾大哥！您的笔忠实又艺术地记录和保存了知青历史，可使我们的长辈、同辈和晚辈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和评价这段难忘的历史，可谓功德无量！真心希望辑录成书，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

    此书也在文学界引起好评。著名作家梁晓声致信作者：“宏图，我对你的此书的评价那就是——无一等情怀，断无这样一本书问世。无这样一本书问世，关于知青的历史，则断不能是真实的历史。”“我一直期待，能有一本书，从特别真实的角度，折射特别发人深省的‘知青时代’之特别。”“一百个人，一百种坎坷，一百种令人唏嘘不止的人生——宏图，你做了小说家力所不逮之事。而且，这件事正该你做！”著名作家张抗抗、陆天明、肖复兴、石钟山、蒋巍、白烨等也对本书的社会意义或文学价值给予积极评价并向读者热荐。

    根据读者的需要，《我们的故事》在印发一万册的基础上，作家出版社又加印六千册，后再加印两千册，正在各大城市书店销售。根据读者需要，出版社还可能加印。在读者的鼓励和督促下，作家日夜兼程，8月已把续集的书稿交作家出版社，预计12月，新书将与读者见面。

    据记者了解，此书将编集《生活报》正在和将要连载的49个故事，和上集的60多个故事一样仍然有强烈的感染力，催人泪下、让人感慨唏嘘的篇章很多。作者既写了“前知青时代”主人公在特殊的苦难境遇中的生与死、爱与恨和慷慨与悲凉、进取与退却的经历，也写了“后知青时代”主人公的从头再来艰辛创业的光荣与辉煌以及被社会遗忘和淘汰后的彷徨与无奈。其中不乏英雄主义的颂歌。作者在续集中仍关注普通老知青的人生境况。爱与死的悲情故事，仍然是书中的重要篇章，那是时代造就的人生悲剧，有人性被摧残的惨烈，也有人性在挣扎中闪烁的凄美。对苦难的回忆也充满了温情，作者惋惜在苦寒绝境中消磨的青春，也盛赞在冰雪中绽放的美丽的花朵。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五）

    我是个纪实文学作家，这两本《我们的故事》也是纪实文本。我知道纪实文学的特殊功能，以及纪实文学作家可为“小说家力所不逮之事”（梁晓声语），但我仍然尊重小说家，如梁晓声、王安忆和叶辛这样有宏观把握历史、微观洞察人生能力的小说家，他们可为时代留下史诗般的巨著，那也是纪实文学作家“力所不逮的事”了。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知青运动”留下史诗，我们寄希望于梁晓声、王安忆、叶辛等知青小说家了。

    今年5月在上海举办影响很大的知青油画展，美术评论家毛时安的序言让我们感动，他说：“人类历史上有因为战乱和灾荒的人口大迁徙，但从来没有过一次人数如此众多，时间如此漫长、以纯粹年轻人为主体的如此壮观的生命大迁徙。这样的事情，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人类历史上也未曾发生。上山下乡运动，是用青春、热血和生命谱写的历史强音。”“知青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给荒原带来文明，用自己尚未成熟的身躯，支撑了共和国大厦。他们不仅将青春甚至生命托付给了自己为之奋斗、深深挚爱的土地。历史不会忘记知青，也不应该忘记知青。”

    也许，这是对知青运动一个最积极的评价。无论怎么说，这个空前绝后的事件，对中国对整个人类都是一部难得的教科书。无疑是作家的创作富矿。第二次世界大战写了多少年了，出了多少名著；连对美国是个耻辱的越战，他们又写了多少书，拍了多少电影？而参战的美国青年，绝无中国的知青多。

    我以为知青文学并不会因为纪念知青下乡40年而终结，而应该是新的开始。只要我们这些人和我们的后代还活着，就有故事发生。当然，我们这帮知青会渐渐老去，但知青文学是会比我们生命更长久的事业。

    但愿这次聚会是知青文学创作新高潮的一次动员和战斗队伍的集结。

    而我的发言，是众多冲锋号中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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