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已在送礼之后一年。魏先生这篇是用“平话”体做的，由我写成手卷，送给胡先生。那时曾经把它摄影一打，分给送礼的十二个人，当本周刊发表赵先生的诗之日，我就打算把魏先生这篇“平话”的照片找出来接着发表。只因人事栗六，兼复赋性疏懒：从一月九日起，自己就对自己说，“今天累了，明天找吧”；到了明天，又把这话照样再说一遍，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足足的说了三百五十一遍。于是幡然改曰：“如此拖延，实属不成事体！懒得找，就不用找了！把建功这份照片借来钞吧！”二十五日，访建功，把它借来，抄登在本周刊第六十七期，已是二十一年的末日，计已在送礼后之二年了。
上次登赵先生的诗，吾友白涤洲先生曾在“戏台里喝彩”，这是很对的。后台的人听了前台的唱，觉得他好，为什么不该喝彩！何必假装谦逊而不敢喝彩！我对于魏先生这篇平话，认为做得实在好，所以现在要响响亮亮的在“戏台里喝彩”：“做得好！做得好！做得真好！”
魏先生这篇这文章，把胡先生的志趣、思想，和他对于白话文学及科学考古的提倡，叙得“刚刚恰好”，不蔓不支，且以祝寿之辞而能写得如此适合实际，没有虚美过誉之语，可谓“修辞立诚”矣。即此一端，已经值得我们在“戏台里喝彩”了。
但我要喝彩之意尚不止此。我以为美的文章，不独在内容上要“立诚”，而在外形上还要灵活生动，方能引人入胜。能如此者，便是“文学”。
我所说的“文学”的意义，自然要害得一班“文学家”们笑掉了下巴。但即使如此，我还是要这样主张的。我最赞成适之先生的话，他说：
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
他又说：
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
他又说：
我不承认什么“纯文”与“杂文”。无论什么文，都可分作“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两项。（《答钱玄同论什么是文学》，见《胡适文存》
卷一。）清章实斋之论文章，是今之所谓“文学家”也者所不屑称道的。我则以为他的名论甚多，其《文史通义·内篇》卷六中有《杂说》一篇（见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通行本《文史通义》中无之），其中有一段极精辟的话：
今人误解“辞达”之旨者，以为“文取理明而事白，其他又何求焉？”不知文情未至，即其理其事之情亦未至也。譬之为调笑者，同述一言而闻者索然，或同述一言而闻者笑不能止，得其情也。譬之诉悲苦者，同叙一事而闻者漠然，或同叙一事而闻者涕不能自休，得其情也。………夫文生于情，而文又能生情。以为文人多事乎？不知使人由情而恍然于其事其理，则“辞”
之于事理，必如是而始可称为“达”尔。
胡氏所谓“有力能动人”及“美”，章氏所谓“情”，即我所谓灵活生动也。魏先生此文，做得很灵活生动，这是我更要喝彩的一点。
魏先生所以能做那样灵活生动的文章，固然由于他的手段高妙，但也由于他会选择文体，他选了“平话”这一种很好的文体，所以他这篇文章做得格外好了。
“平话”这种文体的好处很多，我现在所要提的仅在“不单调”这一点。我喜读《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诸书，因其于散文之中时引诗书，时引谚语，时引格言，时述故事，时作韵语也。我喜读《史记》，因其同为本纪，或同为列传，而文章之组织，人情之描写，变化多端，不是死板板的局于一格也。我喜读宋以来之平话小说及章回小说，因其于散文之中时杂韵语也。我喜读维摩诘经变文，我喜读董西厢，因其说白与唱辞相关也。
我喜读《大庄严经论》、《法华经》、《华严经》等，因其于散文之后必继以ㄍㄚㄊㄚ也。（Gāthā，正译“伽他”，简译为“偈”，造成汉语式之两字词则为“偈言”或“偈颂”。）自从佛经里散文与偈言相关而成之文体输入中国以后，至唐代而产生“变文”这种新文体。（近二十余年以来在敦煌石室写本中发现的。罗振玉的《敦煌零拾》，刘复的《敦煌掇琐》第一集，及近出的《北平图书馆馆刊》
中，均收入一部分，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中亦曾引及。）“变文”至宋代，又产生两支新的文体：一支是“平话”，后演变而为明清以来之章回体小说；一支是“诸宫调”（如董西厢），后演变而为元之杂剧。前者是说的看的，后者是唱的，其作用虽不同，而文体之为散文与韵语相间而成则一。这种散韵相间的文体，很活泼，很自由，故很适用。凡说理、叙事、写景、抒情，散文都能适用，韵语或无韵之偈言也都能适用。用散文来说理与叙事，用韵语来写景与抒情，这是普通的办法，可以不用说。用偈言说理的是佛经。如《法华经》、《华严经》、《法句经》等的偈言，说理何等明白晓畅！用偈言叙事的，如《佛所行赞经》与《佛本行经》，其叙述之曲折与描写之生动，尚远过于散文。偈言与韵语之异，只在无韵与有韵耳；用偈言所能达的，用韵语当然也能达。用韵语说理的，如寒山子诗与邵雍的《击壤集》等，是说哲理的；今人乐均士所做的《夸阳历》鼓词，是说科学的。用韵语叙事的，如《诗·大雅》之《文王》、《大明》、《绵》、《皇矣》、《生民》、《公刘》等，后来如《孔雀东南飞》，如金和的《椒雨集》
中多数的诗皆是。用散文写景的，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等是。用散文抒情的，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送董邵南序》
等是。看这些散文，可知用散文来写景与抒情，决不弱于韵语，有时或且过之。散文与偈言或韵语的用既无高下，则凡说理、叙事、写景、抒情，固可任用某体。但若参杂相间而用之，则文体不单调，我觉得更好。
但这还是在文学的立场上说。若言民众所最爱好又最易了解最易感动之文章，当推“弹词”与“鼓词”等。此类通俗文体，也是“变文”所产生的，实即近代之“平话”也。此类文体，既具有活泼自由之美，而又最适于民众之用，故在今后实在还应该大大的提倡。我以为我们（不是咱们）应该效法ㄊㄛㄌㄙㄊㄛㄧ（Tolstoy），取通行于民众的故事与传说，取适合于民众的语言与文体，输入新道德、新思想、新知识等等，或取旧本而改造，或摹拟其口吻及表示法而创作（《夸阳历》鼓词，便是很好的创作），如ㄊㄛㄌㄙㄊㄛㄧ做《空大鼓》《与呆子ㄧ万ㄢ》等小说的办法。如此，方于民众有益。（其实也是就一种好的文学作品。）我虽有上述的主张，但我自己却是绝无文学天才的人，无论什么文体，到我手里，永做不好，甚至于做不出来，故我自己对于此道是早已绝望了。国语青年同志中对于此类文体最有研究者，得二人焉，一即魏建功先生，一为孙子书（楷第）先生；他们二位都能把此类文体做得很好。孙先生有一次写了一封平话体的长信给我，写得极有风趣。可惜今夏大雨，我的寓室竟闹到“床床（俗本作‘床头’，非。）屋漏无干处”，有些纸堆都霉烂了，恐怕有碍卫生，只好付之一炬，而孙先生的平话体信竟因此而遭了“焚如”之厄了，好在孙先生将来一定还会源源不绝的大做其平话体的文章的，我们擦亮了眼镜等着瞧吧。魏先生不但能做，而且很主张提倡此类文体。与我不谋而合，真令我高兴极了。我希望魏先生多多创作，多多变化，使此种散韵（或偈）相间之文体今后再开极美丽灿烂之花。
二一（一九三二），一二，一九。
§§§附：胡适之寿酒米粮库
魏建功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
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
我闻之曰：
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
更安用为苍天歌哭。
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调寄沁园春。
这首词儿是从事革新中国文学的先锋将胡适之的《誓诗》。
当时是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的春间，这人正在美国纽约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是一位天下闻名的才士，姓胡，单名适，表字适之，年方二十四岁。原来胡家是安徽绩溪的大族；他父亲铁花公游宦江苏，转官台湾；太夫人十七岁过过门来，是续弦的，所生只他一个儿子。甲午之役，清廷把台湾割给日本，胡铁花先生回到内地，却就死在厦门，那时他才五岁。老先生遗命一定教让他读书，太夫人督责的很严紧，时常勉励他道：“我一生只晓得有这样一个完全的人，你将来做人总要学你的老子！”十四岁上，他被送到上海入学，三年才许回家一次。民国前二年（一九一○），他考取美国留学生，就放洋去了；先学农业，改修政治经济，兼治文学哲学，最后专攻了哲学，得了博士学位回来。
他生来性情洒落，怀抱远大；旅居上海，也曾诗酒豪迈，纵情奔放，正是：
少年恨俗，反与俗偶。
一日大醉几乎死，醒来忽然怪自己：
父母生我该有用，似此真不成事体！
他交游的朋友，很能策励相彰：“学理互分剖，过失赖弹纠”，去国六七个年头，大加抖擞，颇读了一番书。他尝有《朋友篇》一诗，内中说：
清夜每自思。
此身非吾有：
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起先在美国绮色佳城读书，那地方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但看他写这地方的景致：
山前山后，多少清奇瀑布，更添上远远的一线湖光；瀑溪的秋色，西山的落日，还有那到枕的湍声，夜夜像雨打秋林一样。
这一派景色中住着这一位文采豪华的才士，又加同住了几位能酬唱咏和而联盟与他成劲敌的诗友。终朝每日受着外国文学空气的振荡；纵然他是为了挽救中国贫弱，不治文学，试问这样情境如何能不焕发起他的文学趣味？当时经过了民国四年五年（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两个年头，他们在海外早争论起“死文学”“活文学”的问题来。
提起中国文学史的消息，那一线生命未曾与语言离得毫厘；只争无人识透这哑谜儿；即使省得，又无人肯打破这闷葫芦儿，和盘托得出来。前六十年左右却有一位有志革新的诗人黄遵宪，他少年所作《杂感》诗道：
……吁嗟东京后，世茶文益振；文胜失则弱，体竭势已窘！
后有王者兴，张网罗贤俊，决不以文章：
此语吾敢信！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
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
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
明窗敞琉璃，高炉生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篇，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
黄遵宪倒是尽过一番心血，可惜只限于他自己创作的成功，何曾影响给旁人！又何曾影响到学术的全部！正是：
风定始知蝉在树，灯残方见月临窗。
偏生再过了四五十年，这位先锋将走向海外，服膺了“实验主义”的哲学，身受了“科学方法”的训练；回到国内，彻底澄清的匡正了思想，才水到渠成的革新了文学。
凡是学术没有不互相贯通的，这才给了世人更加相信的证券也！
且说这位先锋将慧眼高深，法力广大：
刍议改良，劝众“八不”入手；“历史观念”，劝人一念持信；建设宗论，造成十字名言；播扬创作，写就连篇考证。
那“八不”是：
“1·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2·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3·不用典。
4·不用套语烂调。
5·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6·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7·不摹仿古人。
8·不避俗语俗字。”
那十字是：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那古老的“非国语文学”却重重的裁着一个跟斗，不啻从九霄云头跌落下了千丈深坑！倒也有些卫道的人替古文“会师勤王”，直到如今不三不四的还有人在报尾巴上嘲骂两句！最有意味的纪念要算当日林纾将“狄莫”“秦二世”
的隐名来影射“胡适”写成的小说了。自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教育部正式颁行了注音字母，公布了“国音字典”；九年（一九二○）又规定全国小学实行渐次改授国语；现在已成当然不疑的事实：这种成功，自与这位斩将搴旗的先锋奋斗的阵容声气相通。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由他主编的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发表了宣言，提出三个方向来督责勉励治学的同志。
就辟出辨伪研究的大路，开发实地考古的先声。有分教：
世间多少迷路客一指还归大道中。
走惯了“磨磐”路的中国学术界，这才紧趱了一程：从思想的革新到学术的革新，从文学的改革到文字的改革。打民国六年到十一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六年之间全在思想和文学改革的时期中；十二年（一九二三）以后，便进步到了学术革新和文字革新的时期。回头一算，转眼也就如同隔世，所谓“时代”似乎有一日千里的变化，不觉已是十三四年了！这位革新的先锋，他遭母丧，结婚，得子，教书，讲演，著述，中间又生病，又几番在国内外旅行，毁誉荣辱，在精神劳力上都有相当的增损；他也就到了中年，是四十岁的人了！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十二月十七日便是他的四十整生日。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中间，有几个从事科学考古工作的，有几个从事国语文学研究和文字改革运动的，觉得他这四十岁的纪念简直比所谓“花甲”“古稀”更可纪念：
因为在这十三四年中间他所尽力于中国学术的辛苦，应该获得一些愉快，应该享受一点安慰。好在他早有可以自寿的“不朽”，即如这首“旧诗”，尽够当祝语，不用旁人再赞一字了：所以他们不想用什么话句来祝他，只将他十三四年来努力的梗概记下。他们毕竟是谁某？原来是这十二个人：
北平白涤洲镇瀛宁波马隅卿廉东台缪金源金源织金丁仲良道衡湘潭黎劭西锦熙汉川黄仲良文弼吴兴钱疑古玄同唐河徐旭生炳昶绍兴周启明作人北平庄慕陵尚严沧州孙子书楷第如皋魏建功建功十九年他再住北平，定居米粮库，便赶上是生日。他从自己诗里说，“幸能勉强不喝酒，未可全断淡巴菰”，是早已受了酒戒了；这次生日应该替他开戒，好比乡下老太婆念佛持斋，逢了喜庆，亲友们来给她开了斋好饱餐肉味一样。
如今为要纪念“人”、“事”、“地”，便写下恁个题目：
胡适之寿酒米粮库。
魏建功撰，钱玄同书。
（本篇发表于1933年1月14日《国语周刊》第68期，魏建功《胡适之寿酒米粮库）则发表于第67期。）§§§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
演讲笔记的附记
一九三一年二月甘九日，章太炎先生来平。三月卅一日，师大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合请先生为学术的演讲，这篇文章就是那天的演讲笔记。
自从前年（一九三二）年底本月刊发刊以来，我早就打算把它登在去年（一九三三）的《文学院专号》中。但因那时北平一天一天地危急起来，学校与个人都闹到“不遑宁处”，这篇笔记不知道给我搁在哪儿啦，所以只好暂且不提。最近居然无意之中找到啦，我把它看了一道，觉得柴德赓君所记大体都对，但亦间有未合之处，于是把它略略修改了一下。修改的时候，极力追想那天所听的话，但模糊、错误、忘记之处一定很多。当柴君把这篇笔记誊清了，托方国瑜君交给我的时候，太炎先生尚未离平，我请他自己看看，他对我说，“你看了就行了”；而我当时竟偷懒没有看，直到现在才来动笔修改，实在荒唐得很。所以要是还有错误，那是我的不是，我应该负责声明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钱玄同记。
（本篇发表于1934年3月《师大月刊》第10期）§§§亡友单不庵
钱玄同讲
何士骥记
不庵先生（清光绪四年戊寅——民国十九年）于去年三月在上海得了脑膜炎的传染病，缠绵病榻者十个月，终于治不好，不幸竟于本年一月十三日逝世！他一生治学勤奋，诲人不倦，道德高尚，出处狷介，凡认得他的人没有不是十分敬佩他的。三月三十日，他的在北平的朋友们，假国立北京大学第三院开追悼会。我因为和他平日过从最密，很知道他一生治学的经过，所以在追悼会中，单就这一点来叙述一番；当时承蒙朱汇丞和何乐夫两先生记录下来，又承何先生把它整理成篇，我真十分的感谢他们两位。现在自己再略略修改，把它发表。
十九，四，六，钱玄同。
今天咱们开会追悼单不庵先生，因为我与单先生有二十五的交谊，对于单先生一生的治学经过，比较的知道得详细一点，所以今天由我略略地来叙述一叙述：
我和单先生订交是在乙巳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而彼此知名，则早在乙巳以前——因为我家和他家是亲戚。
自从我们订交以后，有时共事一方，有时异地通信。除我们两人以外，以前还有一位民国八年去世的北大教授朱蓬仙（宗莱）先生。我们无论见面或通信，总是上下古今地谈些关于学术或教育方面的话。
现在我把单先生治学的经过，从他二十一岁起至五十二岁止——就是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至民国十八年止，共三十二年——分作四期来说。
第一期——自戊戌到辛丑此四年中，我和他并无往来。那时我年纪尚小，只知他是我先兄念劬先生的内弟。后来（庚戌年）他给了我一封信，叙述他这四年中做学问的情形，我才知道这是他研究理学的时代。当时和他共同研究理学的还有两位：一位是叶心传（鲁）先生，一位是大家知道的蒋百里（方震）先生。那时候他们都专力于鞭策身心，躬行实践，就是研究如何做人的道理，并不是客观的历史的研究宋学的真相。单先生还恐怕自己对于孝亲敬长不能尽理，于是着手做一部书，名叫《滔天罪恶》，内容安全是责备自己的话；叶蒋两先生看了，觉得太过，单先生也就停止不做了。后来叶先生怎么样，我不知道；蒋先生则因为要想做救国的事业，不再从事那些修身独善之学，到杭州去读书，研究陈同甫一派之学，看《文献通考》，不久就赴日本学陆军去了；而单先生也渐渐转变趋向，舍理学而从事于新教育。故此四年可说是单先生研究理学的时期。
第二期——自壬寅到辛亥在这时期中，因为清廷政治的腐败，和庚子拳乱在外交上受了从来未有的创伤，激起平日不问国事的书生，也群起而加入变法维新革命的运动。单先生本来是一个研究理学，并且倾向程朱而不喜陆王的人，平日是很讲求“穷理居敬”的工夫的；可是到了此时，把《宋元学案》和《近思录》等书，一律置之高阁，专读严几道先生译的《天演论》，梁任公先生撰的《新民丛报》这一类的新书，看了“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学说，憬然有悟，认定中国非根本改革——从教育上根本改革，决不足以图存。他表面上虽像一迂拙的老儒，实际上却是一个头脑极新颖，言论极激昂的人。他本是一个寒士，从十七岁（甲午）起，就在家中开馆授徒。到了那时，他深深感觉到旧教育的不良，于是自修日文，买些日本的教育书来看。要把《四书》《五经》废止不教，另用一种适合于儿童的新的教材来教授学生。适值商务印书馆第一次编辑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单先生以为用它来替代《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一定好得多了。哪知买来一看，第一课就是“天、地、日、月、山、水、土、木”八个大字，他觉得这还是不适用的。他就自己来编一部《幼稚字课读本》，就在他的私塾里试用，改了几次，后来卖与上海文明书局印行（现在已经绝版）。它的内容，的确要比商务印书馆新编的要浅显得多。他那时最热心于新教育，节衣缩食，尽购教育世界社编译的书读之，又读心理学论理学之类的书，极注意海尔巴脱、廓美纽斯、裴斯太洛齐诸人的教育学说。乙巳年冬天，先兄从俄国回到上海，我那时正在上海读书，单先生到上海来访先兄，我因此得和他常常见面，这是我们订交之始。我知道他对于革命的书报也看得很多。那时吾师章太炎先生因为著文鼓吹革命（在癸卯年），被拘在上海的西狱中；单先生看了非常之佩服。但他以为革命须从教育着手，他曾经对我说，将来总想弄点经费，到日本去留学，但此事很不容易办到；其次则仿日本福泽谕吉氏自修英文的办法，出其死力以读《德文字典》，期以十年，希望能读德文的教育学术书籍。可是总因为他是一个寒士，饥来驱人，不得不为仰事俯蓄之谋，终于没有达到他的这种弘愿。（但他这自修德文的志愿，直到晚年，还不减退，这是他在北大时对我说的。）是年（乙巳）冬末，清廷派五大臣等出洋考察宪政，先兄被派赴日。翌年（丙午）春，即请单先生到日本去帮同编译政治书籍。是时我也在日本，单先生对我说，“我此次来日，是想借此机会，来研究日本的教育的。”但终于不克如愿，到夏间，就返国了。
从丙午秋天到辛亥年，他在嘉兴府中学堂和秀水县高等小学堂担任功课，又曾办理过硖石的双山学堂（单先生本籍在萧山，但他生长于海宁硖石镇），以在秀水高小的时间为最长，担任的功课是国文、历史、地理。他丁未年办理双山学堂，在秩序上大加整顿，他校职员不得乱入教室宿舍；又把一间土地堂改作厕所；他把原有的“举人”“进士”等匾额一一撤了下来：因此三事，大大的得罪了当地的绅士们，于是他就拂袖而去了。至于他所教的这些功课，实在不是他所喜欢的。他极愿意研究教育，又喜欢植物学。那时我和朱蓬仙先生都在日本留学，他常常写信来托我们买些关于教育和植物的书。又他在丙午年，曾取张之洞的“奏定学堂章程”，就其中蒙养院和小学堂两部分，根据新教育原理，驳斥其谬误。故自壬寅到辛亥这十年中，可说是单先生研究教育的时期。
在此时期中，他有一点和我相反的意见。戊申己酉两年，我还在日本，我和今日在会的沈兼士先生、马幼渔先生等人请章太炎先生讲授“小学”——即文字学，我们很感兴趣，那时我们有极端复古的主张：以为字音应该照顾亭林的主张，依三代古音去读；字体应该照江艮庭的主张，依古文籀篆去写，在普通应用上，则废除揩书，采用草体，以期便于书写。
我将这个意见写信告诉他。他认为文字学是极应研究的，而复古的主张则表示反对。他以为不但三代古音可以不必恢复，在小学教育上还应该用方音读书：比方“人”字，官音念作“ㄖㄣ”，而在江浙却不妨依方音念作“ㄏㄧㄣ”；“父”字旧读上声，现在大家都读去声，就不妨读作去声。只有采用草体的一节，他却非常的赞成。由此可见他那时始终是主张适今而反对复古的。
第三期——自民国元年到八年民国元年，先兄担任浙江图书馆长，请单先生去帮同整理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从此以后，一直到他得病之日止，他对于图书馆编目的事，未尝间断，先在浙江，后在北京大学，最后在中央研究院。）文澜阁的书，遭太平天国的兵燹，毁去不少；后来由杭绅丁氏抄补了一些，但缺失尚多。至民国三四年间，先兄在北京邀集浙江同乡，集资补抄，即请单先生在杭主持其事。单先生那时悉心搜求，从事补抄，又在旧书坊中买回太平天国以前窃售的旧抄也不少。他有时一面还兼着教课，但他的主要工作则全在图书馆方面。故此期可说是单先生最尽力于图书馆的时期。
单先生的“为己之学”，此时倾向到“朴学”方面来了，他对于高邮王氏和德清俞氏的治学方法，最为崇仰。
我还记得民国二年他做过一部关于杨子《法言》的训诂的书，全是用王俞的方法的。他尝说：“整理故籍，最要紧的就是求真；要求真，就得讲究考证。古书中许多难文误句，不易懂的地方，现在渐渐能够读了，这全是清朝人讲究考证的好处。”他对于经书的真伪问题，是赞同晚清今文学家之说的。晚清的今文学家，可以拿康长素先生来做代表。长素先生治经的工作，可以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辨证《古文经》为刘歆伪作；一部分是发挥《春秋》等书的微言大义。《新学伪经考》是做前一部分工作；而《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礼运注》等书，则做后一部分工作。单先生对于古文经，认它是伪造的；而对于“春秋微言大义”，“孔子托古改制”
等说，却总持存而不论的态度——我看他是不相信的。单先生的主张，实与先师北大讲师崔怀瑾（适）先生最为相近，目的只在辨证古文经之为伪书而已；所以他对于崔先生的《史记探源》是非常之佩服的。故自民国元年到八年这八年中，又可说是单先生讲求朴学的时期。
在此时期之末，单先生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民国八年）。那时杭州学界因受了新思潮的冲激，教员和学生发表新奇议论的很多，单先生与当局意见不合，遂辞职而去，于是大家都疑心他守旧。“五四运动”以后，单先生到北京来访先兄，我也以为他守旧，他以为我是和浙江一师的师生们的见解一样的；所以向来和他无话不谈的我，此时见到他，也像隔了一层膜似的。我们本想请他到北大来教书，但他住了一个多月，终于回南，仍旧到嘉兴中学教书去了。
第四期——自九年到十八年民国九年，我们又写信去请单先生来北大教书，他答应了，秋天来到北京。我请他老老实实的把对于新思潮的意见告诉我们，并且请他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浙江鼓吹新文化的人们，实在浅薄得很。近年出版的新书报，有许多我早已看见过的，他们都还没有知道。我看他们并没有什么研究，不过任一时的冲动，人云亦云罢了。至于文化革新的运动，我是很以为然的。譬如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用新方法新眼光来说明旧材料，见解那样的超卓，条理那样的清楚，如此整理国故，我是十分同意的。我自己今后治学也要向着这条路上走。”我又问他对于白话文的意见如何。他说，“我本是很赞成的，白话文老妪都解，实在是普及文化的利器；但不赞成拉拉杂杂夹入许多不雅驯文句的白话文。”从此以后，我们老朋友都了解他的真意了。他对于学生，向来就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他的国学既深邃，他在北大和师大（后来他又兼师大的功课）教书，也和胡先生一样，用新方法来说明旧材料：所以青年学子听过他的讲的，都对他非常敬仰。
那时在担任教课以外，仍兼图书馆的工作。他曾在北大图书馆编中文书的书目，努力不辍，功绩甚著。十四年年底因家事回南以后，十六年又到浙江图书馆担任编目的事，十七年与当局抵牾，愤而辞职。是年冬，受中央研究院之聘，也是做编书目的工作，谁知不久，就病了，——从此他就不起了！
当他在北大的时候，我们因为他从前是研究程朱理学的，很想请他用新方法来讲授程朱一派的哲学。他说，“程朱哲学，可以用程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这两句话来概括它。照第二句话，便是向着科学的路上走；朱子补《大学》‘格物’传，就是发挥此意。所以研究程朱之学，应该着眼于他们的科学精神方面。如朱子疑《毛诗序》，疑《古文尚书》，说《易经》只是卜筮之书等等，皆是科学精神的表现。”但他自己那时却不想讲程朱哲学，他担任讲授的是“浙学”。“浙学”是最重历史的，自宋至今，如吕东莱、薛艮斋、陈止斋、叶水心、黄梨洲、万季野、全谢山、邵二云、章实斋、宋平子、夏穗卿、及章太炎师，皆是长于历史，不愿空谈“心性理气”
的话。单先生那时很想整理“浙学”，他曾细心研究薛、陈二家之书；他曾手抄叶水心的《习学记言》，后来又把它校印出来（在《敬乡楼丛书》中）。又他对于欧阳修辨伪疑古的文章，也曾把它细细的整理过的。他对于整理国学的人，最佩服的是胡适之先生和梁任公先生，这是他常常对我称道不置的。任公先生在清华学校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文化史》，他以为与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为整理国学的好书。他少年的时候，对于与程朱学说相反的，他都很不喜欢。庚戌年我和他谈到颜（习斋）李（恕谷）之学，因颜李骂朱子太过，他那时还是表示反对。又他对陆王，以前也是同样的表示反对。然而后来在北大的时候，他的态度变了。徐世昌刻的《颜李丛书》，他也买来研究。他在北大图书馆中看到李穆堂的《陆子学谱》，他说这书很好，这样叙述陆学，方不致一味谈玄，令人莫名其妙。他不但对陆象山不持一笔抹杀的态度，连张横浦他也很注意，那时张元济影印《横浦文集》，他说这是一部极重要的书。可见他晚年对于宋明各家的思想，主张客观的、平等的、历史的叙述，和他少年时代专主程朱，排斥余子的态度不大相同了。故自九年到十八年这十年中，可说是单先生整理国学的时期。
他晚年虽不研究教育，但他对于儿童教育的见解还是很新颖的。民国十四年，黎助西先生和他几个学生办了一种《儿童周刊》，单先生看见了，向黎先生说，一定要买一全份。我问他，他说要留给他儿子将来看的。那年他儿子只有五岁，还看不懂《儿童周刊》。今年十岁了，正是看《儿童周刊》的时候了，但他已经变了无父的孤儿，听说在一个旧式的私塾里念书，他永不能再受他慈父的好教育了！唉！
我今天只能叙述单先生治学的经过。我觉得他的一生的治学精神，可以用“健实”两个字来说明它。单先生的肉体虽死了，他这种精神是永不会死的。
（本篇发表于1934年4月21日天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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