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少明是叔如的儿子，此子很难教养。因为不知从啥时起，他养成了个坏毛病；爱拆东西。家里的家具、电器之类，凡是能拆卸的，都被他反反复复拆了又拆。他拆东西上了瘾，没东西拆时，就像一个丢了魂的人，呆头呆脑的，别人和他打招呼，除了憨笑外，再无其他表情。他不仅爱拆家里的东西，还偷拆人家的东西，有时还潜入工厂拆机器。为此叔如夫妻没少打他，但季少明的坏毛病就是改不了。那次半夜三更的，他潜入汽配厂，把一台价值几十万元的进口机器拆了个七零八落。他太投入了，完全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当第二天工人上班时，他还在满头大汗地瞎忙活。有人呵斥他，他也不逃，只是望着人群憨憨地傻笑。直到警车开来把他铐走，结果以破坏生产和偷窃罪被判了劳教。叔如感到实在太冤，季少明哪儿是破坏生产和偷窃啊，他只是太爱拆东西了，结果拆毁了自己的人生。也许坐坐牢就能改掉他的坏毛病吧，季少节曾拿这话来安慰叔如，但这话安慰不了叔如，叔如是坐过牢的人，他知道人只要坐过大牢，无论你是好人或坏人，今生今世正路就很难走通了。叔如是个正路没有走通的人，他寄望他的后辈能好好读书，能走通正路。这下好了，季少明步其后尘也坐牢去了，小小年纪的他，今后的路该咋走啊？
叔如曾求过季少节，看能不能想个啥办法，把季少明早点弄出来。叔如是个打死不求饶、一辈子都不愿求人的人，要不是太担心季少明，他也不会求到季少节名下。碰到这种事，季少节能想出啥法子来？但他又不能拒绝叔如，只好含糊其辞地说，看看吧，看看能有啥办法没有。
其实在季少节眼里，叔如坐牢才是天大的冤案。
叔如是老三届知青，回城后安排在搬运站当搬运工。那时的搬运站，虽然干的是力气活，但收入稳定，每月能准时发工资。加上花椒婶摆了个修鞋摊，也能有些收入，叔如家的小日子，过得还算马马虎虎。后来劳务市场放开了，搬运站的活路，被城郊的农民给抢了，叔如只好跳出来单干。他买了一辆板车，每天一大早的，就把板车停靠在城门口，等待有人来雇。找叔如干活的人少，有时空等一天，也揽不到一桩活路。找叔如下棋的人却渐渐多了起来，其中就有张三友。他退休后没事干，除了下棋，又无别的爱好。加之人老了，瞌睡少，睡到半夜就醒了，眼巴巴地等天亮。天一亮，他就沏一杯浓茶，跑到城门口，摆下棋摊，静候叔如到来。有时他们棋到中盘，活路来了，叔如要去干活，张三友扯住不放，两人难免争执。后来张三友想了个办法，要叔如干脆别去干活了，收对局费，凡找叔如下棋的，输了的一方掏对局费。这样一天下来，叔如多多少少有些收入，月底结算，比干活挣得还要多些。
见下棋能挣到饭钱，叔如就找伯考商量，想合伙开一家棋馆。伯考建议，这事最好先问问政府，政府不允许干的事，最好别干。这话叔如没有听进去，他认为自己开家棋馆，凭手艺吃饭，又不干违法的事，咋就不行了？
他在城乡结合处，把废弃了的生产队队房租了下来，稍加修缮，挂出“季叔如象棋馆”招牌，周围远远近近的棋迷，都闻讯赶来，他们终于有了以棋会友的固定地方。见前来下棋的有不少政府官员，伯考不再说什么了，他每天都要去坐馆，有空闲了，就极力推荐他的季子棋。
季叔如象棋馆，红火了一段时间，但是好景不长，八十年代那场严打，打到了他的头上，罪名是“聚众赌棋”。这罪行可大可小，尤其是“聚众”两字，在当时可是一个敏感的字眼。更要命的是，叔如认为自己没错，所谓“聚众赌棋”，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因此在拘留期间，他不停地反抗，甚至以命相搏。结果自然是罪加一等，未经审判，直接就送到了襄阳劳改农场。
叔如出来后，向人们讲述过他在拘留、劳改期间的“英勇”行为，讲到他如何彻夜喊冤，如何拒绝劳动而和看管人员发生冲突，如何戴手铐脚镣被关禁闭，在大冬天的如何被反铐到走廊上。叔如说，最痛苦的就是反吊。他做出反吊的形状，叔如说，狗日的，真不是人能受的罪。叔如说，但是我没有求饶，真的，我一次都没有求饶过。我又没犯罪，我凭啥要求饶？有本事把我整死算球了。
叔如说，其实坐牢就那么回事，坐过一次牢，你就不会害怕了。
话说得轻巧，但叔如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他的妻子花椒婶，在其坐牢期间，头两年还去探望他，送些衣服和食物，后来就去向不明了。而“刑满释放人员”这一称呼，从此和叔如形影相随。
叔如曾悄悄地告诉过季少节，你花椒婶可能是跟野男人跑球了。季少节问，有啥证据没有？叔如说，这种事，还要啥证据吗？猜也猜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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