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36年， 民主革命时期。

    随着清政府统治的日益衰落， 一些爱国的进步人士在各地组织反清团体， 其中， 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国父孙中山早在1894年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开始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的革命历程。1905年， 孙先生团结世界各地的革命力量， 成立了“同盟会”， 此为中国国民党的前身。1911年， 武昌起义爆发， 仅仅两个月， 全国就有十几个省宣布支持革命而独立， 清政府的统治迅速解体。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 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12日， 清帝被迫退位。自此之后， 中国脱离了帝制而转入了民主革命时期。

    同盟会成立

    戊戌变法之后，变革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爱国运动的广泛开展，使革命党人深切意识到有必要把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组织和政党来领导革命运动。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已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夕。为联合各种革命力量，从1902年到1905年，他做了一次环球旅行，致力于在各地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团体，进一步扩大革命的影响。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中国留学生集中的日本东京，同留日革命团体领导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商议筹建统一的革命政党。7月，来自各省的革命志士70多人在东京召开筹备会议。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阐明革命的原因、形势及联合组织、统一团体的必要性。孙中山提议该团体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并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为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由黄兴和宋教仁发起，在东京召开了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欢迎孙中山的集会。孙中山当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给与会者以巨大鼓舞，革命热情迅速高涨。

    8月，孙中山和黄兴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东京正式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同盟会章程，确定孙中山提出的16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等人为执行部干事。章程规定同盟会本部设于东京，本部机构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在国内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支部以下按地区、国别设立分会。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政党。它成立后，海内外革命者纷纷加入，革命队伍日益壮大，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全面高涨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1911年（农历辛亥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制定了起义计划，预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后因故改期于10月9日。同时派人到上海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谭人凤、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9日上午8时，孙武等在位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共进会机关总部试制炸弹，不慎爆炸，孙武受伤被送往医院，文件全被俄国巡捕搜走，机关暴露。

    蒋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12时起义。但因命令未能及时送到，起义没有实现。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搜捕革命党人，武昌机关遭到破坏，革命党30余人或被捕，或被杀害，蒋翊武乘混乱之机逃离武昌。10月10日，瑞澂继续按所获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异常紧张。在此危难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认为“与其束手就擒，不如奋起反击”。当晚7时过后，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熊秉坤领导该营首先打响了第一枪，他率领10多名革命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守库的本营左队士兵鸣枪配合，顺利地占领了楚望台，一场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由此爆发。

    熊秉坤的枪声带动了其他部队的革命士兵，他们一应而起，推举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分3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的部分炮兵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总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缺乏协调指挥能力，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时后，起义军经过部署调整，再一次发起攻击，突破敌人防线，在总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火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澂打破总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多次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总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张彪逃至刘家庙，整个武昌城旋即掌控在起义军的手里。此后，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他们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在武昌起义胜利的鼓舞下，湖北各县先后为革命党人攻占，成立了革命政权，至11月底，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14个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朝，建立了军政府。

    武昌起义的成功，标志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也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次胜利，它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

    中华民国成立

    武昌起义后，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区已经宣布独立。各省的起义和独立，汇合成巨大的革命洪流，清朝的统治土崩瓦解。全国革命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建立统一的革命政权，改变各省独自为政的状态，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

    在建立中央政权的过程中，各派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形成了首义地区武汉和同盟会总部所在地上海等地方集团。1911年11月，武汉和上海两地分别致电各省，要求派代表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后经反复协商，才决定各省代表会议在武汉举行。就在湖北和江浙两大集团为会议地点展开争论时，清政府加强了对武汉的进攻，革命军作战连连失利。

    12月底，长期在国外领导反清革命的孙中山回到上海。由于孙中山的崇高声望，各省革命党人大都主张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立宪派和旧官僚也认为孙中山堪称总统的最佳人选。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到南京赴任。当晚，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各部总长名单；成立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规定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颁布了许多改革法令，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政治方面，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宣布中华民国公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选举、参政等政治权利和居住、信仰、集会、出版、言论等自由。在经济方面，保护工商业；废除清朝苛捐杂税，鼓励人民兴办农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公民道德教育；禁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提倡男女同校，奖励女校等。在社会习俗方面，废除历代延用的跪拜和“大人”“老爷”等称呼；规定男女一律剪辫，妇女禁止缠足；严禁种植、吸食鸦片和赌博。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关税自主；为换取各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避免列强干涉，主动承担过去的外债和赔款，承认清政府和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些措施有利于维护民主政治和发展经济，但临时政府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也未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

    中华民国成立后，遭到了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采用武力威胁和政治欺骗的两面手法，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权。孙中山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妥协，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落到了北洋军阀官僚集团手中。但是，中华民国的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它的成立标志着清王朝的灭亡；标志着中国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使共和体制深入人心，鼓舞人们前仆后继地争取自身的解放。

    袁世凯称帝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当上了大总统。但是他还不满足，做起了皇帝梦。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生在一个地位显赫的家族里。他出生后，白白胖胖，天庭饱满，头圆鼻隆。他的家人专门从城内请来几个相土，给他算命。几个相土都断言这个小孩必将前途无量，大富大贵。

    袁世凯长大后，一直相信术数和术士。这不仅影响了他的生活，甚至影响其军政决策。他从小就不喜欢苦读书本，而是纵马飞驰，游山玩水，只靠“命运”来博取日后的前程和功名。

    1911年，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正是袁世凯的52岁寿辰，袁乃宽、赵秉钧、梁士诒等云集袁世凯府上，为他祝寿。这些人知道有算命先生说他今年将有福相和吉运，纷纷奉承拍马，劝他称帝。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

    同时，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下午3点，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总统就职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行。

    1913年10月6日，国会召开总统选举会，王家襄为主席。袁世凯命令京师警察厅和拱卫军联合派出军警“保卫”国会。除此以外，便衣军警千余人，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所有入场的人只能进不能出。

    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候选人一定要获得3/4的绝对多数票才能当选。袁世凯两次落选后，强迫参议院议员选自己。议员们被迫无奈，终于在晚上9点钟推选袁世凯为大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

    1915年，袁世凯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宪法顾问古德诺的《论共和与君主》，公开宣传中国应实行帝制。8月14日，杨度串联刘师培、严复等人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充当先锋。

    10月25日，全国各地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从28日起先后举行国体投票。会场内外布满军警，名为保护。票面印“君主立宪”四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然后签上自己的姓名。投票前每个代表发大洋500元，作为“川资或公费”。

    国体投票开始后，袁世凯收到各省将军、巡按使的许多呈报和密电，报告各地选举投票情形，内容全部是要求袁氏“俯顺民情，早登大位”。袁世凯真有点飘飘然了，认为自己确有神助，做了总统之后，就要做九五之尊的皇帝了。

    为了顺顺当当做皇帝，袁世凯找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叫无非子的术士为他算卦。这一卦，无非子整整算了21天。他算定袁世凯只有称帝一条路可走，而且必须要在当年举行庆典。因为当年是卯年，大吉，而且对钟鼎的讲究，龙衣的忌讳，都一一作了交代。

    从此，袁世凯觉得天意让他登基做皇帝，已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他的儿子袁克定为当太子，也竭力从旁进言，劝他父亲称帝。

    在这期间，袁世凯的亲信冯国璋听说他要称帝，特意从南京赶来劝阻他。袁世凯对他说：“我的身体不太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这门心思呢。”但是，冯国璋一走，袁世凯便骂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称帝，改元“洪宪”。

    这一来，招来全国一致反对，连他的弟弟、妹妹也因此与他断绝了关系。

    冯国璋、靳云鹏、李纯、朱瑞、汤芗铭原是袁世凯手下的五员大将，他们也反对袁世凯称帝，联名致电各省，加入讨袁护国军。袁世凯一见自己苦心培植的嫡系将领不仅不替自己出力，反要拆台，他真是绝望了，无限悲哀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

    就这样，袁世凯众叛亲离，违背历史潮流，在革命党和护国军乃至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于3月23日宣布废止洪宪年号，连头带尾做了83天皇帝。

    几个月后，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咽了气。在死的那一天，他把袁克定叫到里屋去，对他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随后还大呼“上当”不止，过了半小时就死了。

    军阀割据

    袁世凯称帝以后，在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中，许多原北洋军将领和地方军阀纷纷宣布独立。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各自扶植一帮军阀，作为它们侵略中国的工具，军阀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

    以冯国璋和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依靠英美帝国主义，主要势力在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依靠日本，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控制安徽、浙江、山东、福建等省；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依靠日本，控制东北地区；以阎锡山为首领的晋系军阀，其主要势力范围在山西；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在察哈尔、绥远和北京，后来退往西北地区。其他还有滇系、桂系等大大小小的军阀。

    各路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和政权，互相展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新文化运动

    北洋军阀统治黑暗，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大力推行“复古”“尊孔”等思想，麻醉人民，防止人民反抗。北洋军阀还把“孔教”定为国教，在许多地方成立“孔教会”“尊孔会”，复古倒退思想泛滥。

    以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积极宣扬先进的思想文化，他们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落后，与封建复古思想展开激烈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革命运动。

    李大钊，河北乐亭人，青年时留学日本，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从1916年开始，李大钊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抨击黑暗的旧社会，号召青年从黑暗的旧社会中走出来，勇敢地去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后来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一起领导了五四运动，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鲁迅，浙江绍兴人。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我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用犀利的文笔戳穿封建道德的假面具。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实际上就是“吃人的历史”，他号召人们起来推翻这“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吃人的社会。鲁迅后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

    以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号召人们追求民主、科学，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们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和组织人民，将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揭开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诞生

    1921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新文化运动已经广泛宣传了共产主义思想，五四运动又使共产主义思想得到更快传播，有很多进步青年开始接受这一思想。随着形势发展，在上海、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以后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好了准备。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各地建立了一批党的早期组织：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陈公博等在广州；周佛海等在日本；周恩来等在法国巴黎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受共产国际委派，直达上海，提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都表示同意，认为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确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僻静的贝勒路树德里3号（兴业路7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曾任黄兴的参谋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李大钊、陈独秀因故未能出席，出席会议代表共12人，代表全国党员50余人。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及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周佛海。马林、尼可尔斯基与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也列席了大会。李达、李汉俊不喜交往，与马林关系不好，而张国焘生性圆滑，他成了马林与二李间的协调人，他被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记录。23日到30日，前后8天时间，会议进行得较顺利。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却受到便衣的骚扰、监视，会议被迫中断。为了使大会继续开下去，只好转移会址，代表们分两批离开上海去嘉兴。因考虑马林、尼可尔斯基出现在嘉兴易引人注意；陈公博因害怕，携妻子李励庄到了杭州，从容地“游西湖、逛灵隐”。所以，他们三人没去。

    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到达嘉兴，租了一条游船。为了安全起见，代表们带着乐器、麻将牌上船，船的中舱桌上还摆着酒菜，以游客身份作掩护继续开会。大会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党的纲领和决议，前几次会议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因而获得一致通过。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时，对南北政府的看法存在分歧，便决定保留意见，留交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众人认为全国党员人数比较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下午6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

    中共一大的召开正式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这一天起，中国的革命有了真正的希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毛泽东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八一南昌起义

    国民大革命取得巨大成就后，危机也随之显露出来。国民党右派一直有着排斥共产党的倾向。1927年4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出了所谓的“清党”命令，缉拿共产党领导人和左翼人士，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了残酷逮捕和屠杀。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并成立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后因发现张发奎已站在汪精卫一边，中央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幻想，决定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暴动。当时，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比较薄弱，只有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警卫团，第三、第六军各一部，总共3000多人。在南昌地区，我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叶挺领导的第20军，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由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25师，以及蔡廷锴的第10师等部。还有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陈毅领导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等部，正由武汉向南昌集中。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前委会决定于7月30日举行起义。正在此时，张国焘由武汉赶到南昌，阻挠起义，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经过激烈斗争，克服了张国焘的阻挠，毅然决定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江西南昌宣布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8月2日，驻马回岭的第4军第25师主力，在前委派去的聂荣臻领导下，开到南昌和主力会合。

    起义胜利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任代总指挥，叶挺任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部队编为3个军：第20军，贺龙兼军长，党代表廖乾吾，辖第1、第2、第3师以及军直教导团和特务营；第11军，叶挺兼军长，党代表聂荣臻，辖第24、第25、第10师和军直炮兵营；第9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以原军官教育团为骨干，还有一些南昌的印刷和铁路工人参加，约一个团的兵力。

    8月1日上午，前委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周恩来、贺龙、叶挺、苏兆征、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林祖涵、彭湃、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等25人组成。这个带有政权性质的委员会，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目的是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代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并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民主革命政权。同日，由15名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7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言》，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要为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

    八一南昌起义，常简称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又称南昌起事。这次起义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1933年7月1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作出决议，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同年第一次纪念八一建军节。新中国成立后，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中国众多的大山中，井冈山不是最出众的，但它却以独特的意义闻名于世——它是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创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块红色的根据地上孕育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

    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进攻长沙失利后，来到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这是共产党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开始，在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整编后，部队按毛泽东的指示向井冈山进发。

    1927年10月3日，整编后的部队到达宁冈县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古城，在这里召开古城会议。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坚持向井冈山进军的战略，并着重讨论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问题。经过毛泽东的演说和精辟分析，大家一致赞同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井冈山当时被农民武装控制着。要想在井冈山立足，就必须扫除这两个障碍。至于怎么克服，大家意见不一。有的人认为袁文才、王佐实际上是山林土匪，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他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这两支部队的方针，并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在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亲自交谈后，袁文才深表钦佩，表示同意革命部队上井冈山，还愿意改造自己的部队，并劝服住在山上的拜把兄弟王佐一同加入革命部队，同意革命部队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样，井冈山的大门不费一枪一弹就向革命部队敞开了。

    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进入茅坪，受到热烈欢迎。10月24日，部队行至荆竹山村口，毛泽东站在一块石头上向战士们宣布了著名的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讲话完毕，毛泽东身背斗笠，率领革命部队向井冈山的大井村进发。10月27日，部队来到了井冈山上最大的村镇茨坪。这样，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转战，行程千余里，终于将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的最高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斗争提供了新的思路，开创了自八一南昌起义以来武装斗争的新形势。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由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法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方向进发。当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到达湘江以西地区后，又由于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领导，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时候，蒋介石已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这种严峻时刻，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中央红军放弃了西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向国民党防御薄弱的贵州挺进。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1935年1月，红军强渡了乌江；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停止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领导指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此后，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指挥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一路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使敌人摸不着头脑，疲于奔命。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从川陕根据地转移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但此期，掌握红四方面军指挥权的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继而分裂中央、分裂红军，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红军、违抗中央命令的严重错误。会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与此同时，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却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多次围攻袭击，被迫退向西康的甘孜一带。9月27日，中央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后，组织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决定放弃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而把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11月初，中央红军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及所率领的陕北十五军团在陕北根据地胜利会师。与此同时，贺龙、任弼时所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亦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于1936年7月2日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二、六军团改称为红二方面军。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率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至此，红军用两年时间，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11省，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战胜党内分裂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红军的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是一部英雄的史诗。随着长征的胜利结束，中国革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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