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危难时刻，念好“挺经”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患难之际当然可以求得别人的帮助。但是，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难之际，全仰仗别人，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忘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咸丰五年（1855），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功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6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预感到有一天会出大事。
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也都不很出色。周凤山马马虎虎，只能说还算过得去。至于李元度，真是一个书呆子，而且不可教。曾国藩花在他身上的心血最多，他也让曾国藩最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还必须求救。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其驻江西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知道彭玉麟与杨载福矛盾甚深，尽管经过他的苦心调解，但仍不能尽释前嫌，也正愁如何安置他们，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可这个彭玉麟是个极重乡情、特重孝道的人，他提出在去江西之前要先回一趟湖南衡阳老家省亲，来回折腾，直到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曾国藩总算是身边又有一位可以依赖的水师将领。
但湘军在江西樟树镇很快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和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凤山见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之下，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仍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黄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那支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同时还一面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之中。
罗泽南回信给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一旦武汉攻克，即率部东下，与曾国藩等会师于九江。
胡林翼也不愿意罗泽南离开湖北。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则表示，武汉即将攻克，希望罗泽南一军再在湖北停留十天半月，他保证到时候就一定可以占领武昌。因此，十天半月之后，他就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
但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当年五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8月抵达瑞州城下。
同时，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2000人，合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13000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草。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一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还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
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成大事箴言：
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师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三县之失，也颇有打脱门牙的迹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只有一字不咬定牙根，徐图自强为妥。
————同治五年十二月
2．“坚忍”方可打造不屈之志
“坚忍”是两个极奥妙的字，“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忍”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忍，就会无敌于天下。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可以说得力于坚忍二字极大，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写作《湘军志》的王闿运极为钦佩。他本想在书中讥讽曾国藩，但终为其感动，1878年2月21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27日云：“夜观览曾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在江西的日子，是曾国藩最艰难的日子。曾国藩几次想撒手不干，但深感“欲罢不能罢”。
他困难的一个方面是太平军在江西发动了猛烈攻势。石达开留韦俊在城据守，与胡林翼、罗泽南周旋；林启荣在九江城扯住了周凤山的兵力；他自己则率兵联络江西的天地会，展开了凌厉的攻势。石达开于咸丰五年十一月由湖北进攻江西，连克瑞州、临江、袁州，围攻吉安。曾国藩见状只得放弃围攻九江，急调周凤山回援江西。周部撤围九江，于咸丰五年十二月攻占樟树镇。但是，到底是救吉安，还是守武昌，曾国藩举棋不定，石达开见来援湘军驻兵樟树镇而尚在犹豫，乃下令全力进攻吉安，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56年3月1日）将吉安攻陷。曾国藩此时驻于赣北南康府，闻吉安被攻破，令周凤山坚守樟树镇，认为此处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为赣江沿岸重镇，省城南昌的咽喉。石达开兵破吉安，必然北犯省城，占领樟树镇，则可以逸待劳，堵击太平军。曾国藩为守樟树镇，还急令内湖水师彭玉麟率船队师出青岚湖，沿武阳水过三江口，驶入赣江，南下樟树镇，与陆师配合，防守樟树镇。
不久，石达开果然率兵由吉安北上进攻樟树镇。周凤山指挥湘军据城大战，不敌而弃城逃走，二月十八日（3月24日）樟树镇为太平军占领。曾国藩闻讯，由南康动身去南昌城收拾溃兵。
石达开指挥太平军在江西奋勇作战，控制了整个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江西共计13府，被攻占8府54州县。曾国藩困守在南昌、南康两个狭小的地区，被太平军紧紧封锁，不仅文报不通，连家信都难以通达。秘密化装潜递者也多被抓拿，一时被捕杀者达100多人，湘军被太平军围困得“士饥将困，窘若拘囚”。
正在曾国藩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忽调石达开去天京参加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才使曾国藩在军事上稍稍松了一口气。便挣扎着恢复江西的军事实力，他把樟树镇等战役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3500余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仅千余人的队伍，由毕金科率领；又让江西粮道之子邓辅纶新募2000人马，与李元度合为一军。总计军队约有万余人，但战斗力较差，尤其缺乏将才。便想把增援武汉的罗泽南调回，趁石达开离开江西的时机，夺回失地，挽回江西的危局。罗泽南接到曾国藩的告急信感到很为难，当时他正担任争夺武汉的军事主力，若撤离武汉，将前功尽弃。他决定加紧攻城，攻下武汉后立即回援江西。
结果，因求功心切，猛打猛冲，被太平军枪击头部，于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死在军营。死前，给曾国藩留遗信一纸，哀凄悲凉，追述办湘军南北转战之苦。进言让曾国藩重用彭玉麟、杨载福、王鑫等人。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馁不止是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悬客处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因此，他常自比于东汉时的杨震，落得个可悲下场。
正因为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他在江西最大的痛苦，是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咸丰五年八月（1855年9月），曾国藩丁忧服阙，补授了兵部右侍郎，仍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仍是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
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幸赖刘于淳、甘晋等人主持捐资，支持部分款项，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80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生念念不忘。
这期间，同年同乡的江西巡抚陈启迈也不予关照，反而多方掣肘，陈启迈在经曾国藩弹劾罢官后，继任的文俊则排挤更甚，他不仅不给供饷，还使他的一支湘军全军覆没，害死了他的一员猛将毕金科。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饷项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作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为他撰写碑文，痛悼当年死去的六员大将，同时揭露江西官员的排挤、嫉恨，碑文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曾想要撒手不干了，他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通国不能相容。”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被逼自杀已是好几次了。思前想后“遂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
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1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信中写道：
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此一月之惊恐危急，实较之八月徽州、宁国失守时更险难数倍。
曾国藩这一次的险难，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才得以度过。
再接下来是曾国藩决定几次主动出击的失败。1861年4月，他又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
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此时的心情：
本日各营进徽州，寸心悬系之至，频登楼看天色。至午刻，忽下大雨，心绪焚灼不安。傍夕接信，各部因雨致败，尤其忧愤。盖此举关系最大，能克徽州，则祁门、休宁和黟县三县皆有米粮接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均不能保，足以忧灼特甚。夜，竟夕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
并且，当曾国藩看到湘军对徽州的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把湘军打得大败，22营中竟有8营完全溃散。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想着太平军一定会跟踪而至，祁门此次定难保全，他一生的功名，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他悲观到了极点。一面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作料理。除了稳定军心的考虑，曾国藩还有战略上的考虑。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做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他认为这也是湘军安庆会战自身的需要。他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1860年底，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做了这样的预测：
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
后来，他又给曾国荃写信，更加详细地谈到湘军分兵皖北与皖南两处的关系，以及他的动机。他说：
若北岸办得好，能得安庆之贼屠戮殆尽，则陈玉成必深恨李秀成之不救援北岸，将来必有自相仇杀之时。今冬明春，弟与多隆阿、李续宾在北岸力主进攻，兄在南岸力主稳守，但使南岸勉力支撑三四个月，不大决裂，北岸必有好消息。
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支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1861年5月6日，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移驻东流紧靠长江南岸的地方，湘军还是没有完全从皖南撤出。
曾国藩为安庆会战作了最大的投入。
与此同时，胡林翼为了取得安庆会战的胜利，在皖北战场上也是倾其所能，并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毛泽东的这句话说得很好，问题恰好在于，也仅仅在于能否“再坚持一下”：能，就胜利、成功；不能，就失败、崩溃。能与不能，有时相差只不过微乎其微，而成败就由此决定。只要意志稍差一点，则为失败的人无疑，此言对曾国藩来说，真是恰如其分。
成大事箴言：
此身无论处何境遇，而敬、恕、勤字无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数字，则无入不自得，又何必斤斤计较得君与不得君、气谊孤与不孤哉！
————咸丰十年正月
3．危难之时，慷慨向前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在他得知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时，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定，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猝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弟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为实践其人生信条，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几次自杀。主要的就有四次。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元稹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
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
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不避祸害。当时，曾国藩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正在生病，“重发眩昏”，“腹泻不止”，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易仓猝赴津。
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不仅绝无办理成功之可言，而且极有可能使他十八年来历尽艰难困苦得来的声望毁于一旦，落下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下场。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沾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而中国的老百姓激于义愤，正在使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如何既避免战争，又安抚好百姓，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失败是悲惨的，尤其是一生功业名望付之东流，又被万人笑骂这样的失败，几乎是不能忍受的，但曾国藩有明知必败，却不避刀斧，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
曾国藩幼读儒家经典，立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如通常儒者一样，幻想着“三代”之世的出现。做上京官以后，知道“三代”的想法太空洞了，又想着进行一番努力，可望恢复清代前期康乾的“太平盛世”。但他没有料到，“盛世”未再现，却因政治腐败，引发了历史上罕见的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不寻常的历史把他推向镇压起义的统帅地位，仗一打就是十几年，使他幼年立下的理想和“太平盛世”的幻想，完全成了泡影。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一路上，他目睹大江南北及京畿之地，全是苍夷一片，大清朝己是风雨飘摇的一只朽船了。前途暗淡，国运衰微，“中兴”之望破灭，使这位“中兴”名臣的身心一下子颓萎了。长期与太平军作战，“剿捻”无功已弄得他心力交瘁。但那时似乎还有一种潜在的希望和力量支撑着，使他尚能勉为其难。但是，自从北京之行，朝见慈禧、奕诉等清廷最高人物、回到保定后，似乎他自己也如一枚腐心的萝卜，“根本颠扑”了。先是眼睛昏暗，视物如隔迷雾，接着是疼痛难忍，吃药针灸全无效用，不久右目全盲，左目仅余微光。后来又得了眩晕之症，耳鸣脑涨，日夜惶惶，无法办公，只得具疏请假，皇帝准假，下旨问疾，让他好好治病。然而天津突然发生教案，又把他推进风浪的漩涡中。
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曾国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接旨之后深感教案难办，怕办不好一生努力化为灰烬。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要“力疾受命”。
临行前，给他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书中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向他们交待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
留书之后，曾国藩率领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几个幕僚和少许兵弁，冒着七月酷暑，挟病登程。
当曾国藩要来津审案之际，天津的官员士绅多把他看作是敢于反对“洋教”的官员，定能对此案作出公正裁决，为天津士民主持正义。大家都还记得，他于咸丰四年所作《讨粤匪檄》中有反对洋教、护卫儒道之论。所以，在行至天津城门前，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涉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曾国藩见大众对他犹如旱苗盼得甘雨，便下轿倾听。官绅们你言我语，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压中国百姓，如何虐杀中国幼童，如何枪击中国官员等情况又叙述一遍。这些情况，曾国藩在离开保定前多已了解。还有人跪拜轿前，称颂曾国藩《讨粤匪檄》中痛斥洋教，捍卫中国儒道的英明，说天津士子的反洋教活动便是遵循檄文之大义，以旁挟之举人圣人之道的体现，求曾国藩明察士民爱国卫道的苦心。更有人形象地叙述育婴堂如何迷拐幼儿、妇女，如何挖心入药，并说亲见幼儿尸身五脏被挖去，腐烂时从外向里烂，而不是通常的由里向外烂。
从自己的心理出发，他对洋教无任何好感。天主教自明末传入，康熙年间兴盛。但因该教与中国的祭祀习俗发生冲突，后又参与雍正、乾隆的宫廷斗争，便被严禁。而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吃了败仗，朝廷才被迫允许洋教来中国活动。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自己心目中的礼仪伦常大相径庭，这是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洪秀全就是拿了这一套组织民众，造成天下大乱的。所以，他在讨伐“长毛”时，便是以捍卫中国纲常名教相号召，反对异教进入中国的。然而，这次自己面对的不是洪秀全，而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传教的英、法、美、俄诸国。他们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言与洋人开仗，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既然不能违背朝廷旨意而得罪外人，那么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如何向天津官绅市民交待，这就更加困难了。他从邸报上看到朝内外对天津教案异常重视，清人攻击崇厚卖国媚外，醇亲王奕诉、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说天津反洋教是义举，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人洋教、惩罚媚外的崇厚等官员，这些虽然都是空谈，但对广大群众的义愤却极易起到煽动作用。
尤其可怕的是天津人情汹汹，犹如一堆干柴，遇上火种便会腾腾燃烧。现在，舆论认为崇厚卖国，而以为曾国藩会替天津人出口气，所以对他抱着希望，等着他来为受害的百姓说话，因而并未发生大的行动。如果一旦他有违众意，大家希望破灭，究竟会出现何等结果，他心中的确无数。如果天津大众不服他的处置，教案不仅处理不了，可能还会继续扩大事态，或者引起洋人的武力进攻，后果不堪设想。
他从心里讨厌崇厚这样的人。但是，崇厚对洋教的认识，尤其对中国某些愚昧群众的认识却很正确。挖眼珠，吃人心的说法本来他就不信，国人每以此说煽动群众情绪，全国的教案里！并无一例可以证实外国洋教会有此残暴行为。
但是，自己一旦如崇厚一般态度，天津人也下定会如对崇厚一般痛骂自己为卖国、媚外。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同时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大，互不相让，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待。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好办法。看来这次天津之行绝无好结果了，要做林文忠公那样的民族英雄是不可能，恐怕是要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了。然而自己的一生名誉难道真的要毁在津门吗？他难道就不能马上给太后、皇帝上书，历数洋人罪恶，力申民气可用，向洋人宣战吗？但是，如今不是道光朝了，他也不是林则徐，主战派给太后、皇上留下了太深的教训，他们不会支持他在天津与洋人开战的，他真的想做被罢官的林则徐都没机会。举步艰难，进退维谷，曾国藩后悔当初不该来天津，后悔没有请求朝廷另简大员，走上了这个四面悬崖的绝途之上。
曾国藩坚持“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办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燃，“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他惶恐而又痛苦地写道：庇护天主教本属正理，而引起“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诟骂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吾身。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
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而毁于众谤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憔悴，苦痛不堪，不再想多说话了，只是反复地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义”。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以后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皆系画蛇添足”。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讲和签约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原已意识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使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但却不置一词。
但他明知而不惧，反映他愿为大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这与他对末世之官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的认识是相通的。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象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听后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左宗棠曾说：“纪泽能说出他父亲的实情，可以说是没有辱没他的父亲。”这也是一个例证。民国时徐一士所著《曾胡谭荟》中说，曾国藩是看名誉比生命重的人，所以拼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象曾国藩那样自我解脱。曾纪泽在光绪元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权利，他的外交手腕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慈禧也感叹曾国藩可算是有真正的后人。
成大事箴言：
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咸丰三年三月
4．屡败屡战，挺膺负责
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话说明艰难困苦与伟人成长的关系：“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曾国藩也说：“吾生平长进，皆在危难之际”；“处心积虑，正是磨炼英雄，育汝于成。”
曾国藩以一个儒生而带兵打仗，失败真是一个连着一个。他把幕僚所写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实在也是羞愤难当之下，情不得已。尤其是他曾经四次自杀未遂，其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哪里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但是他终于还是能够战胜自我，调整情绪，蓄气长志，“屡败屡战”，这点精神，就更难为一般人所理喻了。
曾国藩能够战胜失败，走向成功，关键在于“打脱牙，和血吞”，“一味忍耐，徐求自强”。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月（1854年4月27日）凌晨，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沿湘江北上，浩浩荡荡向靖港进发。顺流疾进，刚至中午，湘军水师和陆师都到了靖港镇外。
陆师过了浮桥，曾国藩即下了进攻的号令。然而，一进靖港镇，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港外的太平军一齐杀出。湘军初战受挫，这次又遭遇伏兵，一下子乱了阵脚，纷纷后退。李续宾、王鑫等人想督军迎战，但部下谁也不听指挥。一片喊杀声震山荡水，“活捉曾国藩”的吼声更让中计的曾国藩心惊胆颤。然而，他心知不能一败再败，必须誓死抵抗。面对溃逃如潮的湘军，他怒火中烧，令护卫把将军旗插在江边，自已执剑立于旗下，高声断喝：“过旗者斩”！
溃兵涌来，曾国藩大吼一声，挥剑砍翻一个，余者呆立瞬刻，绕过军旗，继续狂奔。后面的败兵如排山倒海，曾国藩一把长剑再也不知刺向何人了！
这时，太平军大队冲入湘军队伍中，一片砍杀之声，湘军完全失败了。卫兵一把拉过曾国藩，护入座船，仓惶向长沙败逃。
曾国藩呆坐舱内，五内俱焚。衡州出师后，与太平军交锋，两仗两败，落了个狼奔豕突的结局，自己惨淡经营，苦练了将近一年的湘军，竟是如此无用。他想如此下去，原先的豪言壮语将全部落空。再回长沙，官绅们的冷眼将不堪入目。何况，这次是否能逃得回长沙，也很难说。耳畔，响起一片败兵的嚎叫，一片“活捉曾妖头”的怒吼！他左思右想，决定不如趁早一死，免得自讨其辱。这时，幕僚陈士杰、李元度看到曾国藩神情有异，命令章寿麟驾一舢板，随护座船左右。
岂料座船随员稍未注意，曾国藩猛然起身，推开舱门，纵身跃入江心。“曾大人跳水了！”章寿麟一面大叫，一由舢板跳入江中，很快救出曾国藩，扶进船舱中。大家七手八脚为他换衣、推腹，好在他并未呛水，尚无大碍。大家一路劝解，狼狈退回长沙。
曾国藩大败之后，再埋头募兵练兵，原来的老湘军只剩了4000人，他陆续增至水陆两师2万多人，修造舟师，配备炮械。咸丰4年（1854年）6月中旬，曾国藩再次指挥水陆二师北上，发动湘军的第二次攻势。
7月1日，湘军水师统帅褚汝航克复岳州，太平军骁将曾天养反攻，大败。6月14日再反攻，又败。曾国藩沾沾自喜，得意洋洋，7月15日他又亲自出阵，率李孟群、陈辉龙两支粤桂水师，自长沙到达岳州，次日在南风大作中出队攻打白螺矶。
曾天养带几艘小船来诱敌，陈辉龙拼命地往前追，大船搁浅，动弹不得，于是陷入包围，曾天养埋伏的战船齐出，陈辉龙阵亡，水师统帅褚汝航，同知夏銮，千总何若澧急驶救援，结果这三员大将全部受伤落水而死，陈辉龙全营覆没，褚汝航等也损失了20多条战船，官兵阵亡好几百人。——人家打得好好的，曾国藩一上来便损兵折将，而且空前惨重，他使褚汝航送了命，把他克服岳州，三次大挫曾天养的汗马功劳一笔勾销。
先声夺人的石达开从容部署，他用罗大纲守梅花州，林启荣守九江城，自己极为巧妙地以东岸县城为大营，督促水陆两师严密布防湖口内，扎了大小木牌各一座，东岸筑土城，西岸筑木城，营外广布木柱、竹签，厚达十余丈，然后再沿城掘壕数重，埋设地雷，上用巨木纵横为架，却是遍设铁蒺藜，所有防务工事，太平军倾城而出，一日之内便告完成。第二天早晨曾国藩又坐官船前来窥探，直惊得他目瞪口呆，石达开似有神助，他竟能在一天之内将这座陷于重围的九江城，变成了金城汤池，铜墙铁壁一般！
12日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李孟群合兵一处，并力猛攻梅花洲，曾国藩心生一计，命水师120余号，精兵2000余人，尽除鄱阳湖口障碍，冲入湖内。翼王见状哈哈大笑，因为湖口障碍如此容易清除，正是他的诱兵妙策，当时只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太平军工兵齐出，飞速设卡筑垒，断了这一队水师的归路，使实力雄厚，所向披靡的湘军水师，在湖里湖外，被斩为两段。
妙在他困住了湘军水师之后，也不去攻打他们，当夜，石达开命令梅花洲的罗大纲，尽起舴艋小舟，突击湖口彭玉麟、李孟群的水师，黑暗中彭、李不知来船多少，心惊胆战，被太平军斩了都司史久立，焚掉大船9艘，小船30余只，李孟群、彭玉麟开船便走，一路痛遭太平军小船袭击，这两员水师大将，差一点儿送了性命。
李孟群、彭玉麟率领残余船只，逃到上游，另一半水师还困在鄱阳湖里，左冲右突，逃不出来，曾国藩急得彻夜不眠，绕舱彷徨，他辛苦经营多年，视为百战百胜无上法宝的水师，被石达开略施小计，一次袭击，损失了一半有余。
12月25日，石达开挥师反攻破敌，半夜三更，星月无光，他使林启荣自九江，罗大纲由小池口，两路进攻，只用了100多只小船，突击湘军水师，衔枚疾进，金鼓一鸣，待驶近湘军水寨，火弹喷筒齐发，满江密布火网，曾国藩麾下的战船，纷纷起火燃烧，一队舢板，直扑曾国藩的“坐驾船”——旗舰，黑夜之中，远近不辨，吓得曾国藩衣冠不整，被护卫救上小舟，仓惶逃到陆上，投奔罗泽南的大营。他“旗舰”上的管驾官，监印典吏，两名把总，无数卫士全部被杀，水师全溃，将士四散奔逃，湘军的文卷册牍，粮台银两，尽入太平军之手，这一战湘军水师100多号战船烧得精光。曾国藩在罗泽南的营里，目睹水师覆灭，船沉勇溃，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为罗泽南、刘蓉竭力拉住。曾国藩自杀不死，黯然逃到南昌，受尽天下的冷嘲热讽，奚落讪笑，他说，这一次惨败，是他的平生四大惭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也曾使曾国藩灰心丧气，悲观到极点，乃至蓬头垢足，不饮不食，跑到山上去写遗嘱。但是，他的自杀作为，并非悲观失望，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一次次失败，完全是由于自己指挥不当，这种羞愤也足以让人以死相谢了。更重要的，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之类的思想，早已把他的灵魂浸透了。“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是曾国藩的素质，他早已经写了“死在沙场是善终”这样的诗句。事实上，从他从戎那一天起，就已经作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作为一个文人而勉为其难来带兵，如果难以期望大成，那么但求自己一死，不也难能可贵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其实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有着普通人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使他成为英雄的，不过是他最终能够战胜失败、战胜自我罢了。
成大事箴言：
官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易。如韫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险难，不谓人言籍籍，莫测所由，遽至于此。
————同治十年十一月
5．打脱牙和血吞，方能立不世之功
梁启超就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还以忍耐教导他的幕僚、弟弟。同治五年（1866）曾国荃抵湖北任巡抚，因与总督官文不和，遂上疏劾之。清廷令他剿捻，但屡次失败。为此，曾国荃心情抑郁，经常发牢骚。曾国藩请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去信“慰之”。但曾国藩仍不放心，以自己的坚忍成功进行现身说法，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给他的九弟曾国荃信中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育汝于成，李申夫曾说我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求自强，因而引用谚语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两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口诀，不料被申夫看破。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师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三县之失，也颇有打脱门牙的迹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只有一字不咬定牙根，徐图自强为妥。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已颇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里，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反抗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接连失利。决战湘潭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攸关大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立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确实，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政权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划江而治的条件下，才具备发动北伐的可行基地，夺取全国政权才有可能。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涸而消亡。
曾国藩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急派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调水师总督褚汝航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使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说，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
湘潭之战的胜利，改变了对曾国藩黑云压境的形势。然而曾国藩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当另一部湘军在靖港大败后，遭来咸丰帝一顿数落与指责，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并将曾国藩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役的惨痛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
在曾国藩看来，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真正原因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其组织原因是良莠不齐，勇懦不一。同时他还深刻意识到：最初来投奔他的人，非亲即故，且抱着各种目的而来，因为台面小，所以凡事多让，久而久之，连原则也丢失了。他认识到，一旦条件有所改善，局面有所打开，就应破除情面，以正视听。他检讨导致湘军缺乏纪律的原因，主要是他过去治军强调以道义相号召，用忠义感召部下。而且，湘军的骨干，与曾国藩都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同乡，就是同学，或者是同僚。他过去总觉得对他们无法用法纪来进行约束。这样，在湘军内部，实际上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
曾国藩体会到，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时事艰难，贤人君子大半潜伏不出，我以义声倡导，同履艰危。故诸人起初跟随我，并不是为了利，我对他们也就难以绳之以法。其致失败由此缘故。
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顿。经查，湘军岳州大败，敢于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五千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决定将王鑫留在湖南。命罗泽南跟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扩至一万余人。在衡州、湘潭修造船只，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二千，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一千余人。在困境中持此种态度与行为的人必当是一个具备成功素质的人。至于能否成功，用曾国藩的观点，还要看“天意”了。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有失败才有成功，这是历史上许多成功者所证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经过艰苦的磨炼或一系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因而，有许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难。这里最主要的奥妙就是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会创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质。而具备了成功的品质，才能成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自知之明，就是要知道自己败在哪里，及时调整，就是要马上去掉不利成功的因素，发扬有利成功的因素。
成大事箴言：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
————同治五年十二月
6．在逆境中坚守
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就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也往往是逆境多而顺境少。对待逆境，曾国藩首先是承认现实，保存自己，不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他说：我在《杂著》中专门引用《周易》的“否卦”，我对这一卦的卦辞有不同常人的理解：事业得不到发展，道路闭塞不通，是因为行为不正的奸佞之徒当道而造成的。奸佞当道，道德高尚、坚守正道的人是吃不开的。这种时刻，做什么事情总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
奸佞当道，小人得势，不会政通人和，事业会遭受损失。正派而能干的人很难展示才干、发挥作用的；如果直言或试图有所作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遭受陷害。大的方针政策不能变动，只好在具体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补救。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曾国藩所讲的是“识时务”。
但是，如果一味顺从，人成为逆境的奴隶，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环境，更谈不到有所为了。因此，曾国藩从承认现实、识时务的角度出发，引伸出逆境的第二种应对策略：练内功、求自强。曾国藩自谓“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可见其坚忍卓绝的意志，强毅不屈的气度。惟其时受挫折，经患难，故其德业也时有长进。对此，曾国藩说：“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
曾国藩又说：就像《西铭》所讲的“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只有等着被烹死，这就是晋献公世子申生的恭顺。勇敢地承认现实，又顺从命令的，只有伯奇能做得到。”这些话，太真切了。
成大事箴言：
“朱子之学得之艰苦，所以为百世之师”二语，深有感于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
————咸丰十年八月
7．羽翼不丰不可高飞
曾国藩为人处事谨慎之极，他取法诸葛亮，他有几个“不做”，不是自己的责任的事情不做，利于自己不利国家的事情不做，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做。其中最后一条最为重要。用他的术语，就是“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曾国藩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起来才有1万人，而这时的太平军正处于鼎盛时期，其武装经过两年战争的磨炼，已经成为精锐之师，而且人数重多，将近百万。曾国藩的区区1万人，与其相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对于这一点，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因此，他坚持了这样的原则：军队编制不全不能出击，装备不良不能出击，训练不精不能出击。这种战略战策和太平军不同，太平军是实行人海战术，多多益善，曾国藩则没有从人数的多少考虑。他说“兵贵精而不贵多”。人多就难以练成精锐，而且也是当时的财政状况不允许的。他强调，练、训二字缺一不可，不但要在纪律、作战能力上过关，思想上也要过关。他曾经给手下的大将塔齐布和江忠源说过，只要一个人没有过关，他就不带这支军队上战场。在他的严厉要求下，湘军从开始建立起，其整体素质就要远远高于清廷的其他武装。
即使如此，曾国藩也没有立即投入战斗。他认为，湘军刚刚成立，还要经过一番磨炼才能真正担当起重任。但是朝廷已经等不及了，几次严令他率军出征。羽翼未丰，曾国藩坚决不同意。为了保护自己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底，他不惜数次抗旨，甚至当自己的老师、湖广总督吴文镕被太平军团团包围的时候，他仍旧铁下心来，见死不救，眼看着武昌被太平军攻破，老师自杀身亡。说曾国藩不近人情，也有道理，但是曾国藩考虑的是大局，他知道，如果自己出征救援，等待他的可能是全军覆没的结果。所以，他不能轻举妄动。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计划练勇万人，壮大湘军的力量，使之成为能独立作战的方面军，他和心腹大将江忠源、好友郭嵩焘等人秘密商定，同时还要建立水师，以对抗太平军水军。
曾国藩为坚持“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原则，不但拒绝了咸丰皇帝的命令，而且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代价不可谓不沉重。
武昌第一次被包围的时候，曾国藩在接到咸丰皇帝的谕旨之前，已经接到了湖广总督吴文镕求援的密信。吴是曾国藩的老师，二人交谊非同寻常。老师有难，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打定主意“见死不救”，不久，太平军西征军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都予以拒绝，反复说明不能草草发兵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其说服，虽知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革而出。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
《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加意。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延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但是，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据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延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缩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缩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己。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了。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成大事箴言：
初五日城贼猛扑，凭壕对击，坚忍不出，最为合法。凡扑人之墙，扑人之壕，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稳守稳打，彼自意兴索然。峙衡好越濠击贼，吾常不以为然。凡此等处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弟以类求之可也。
————咸丰八年四月
8．面对困境，“挺”字不能丢
咸丰八年（1858）七月十五日，也就是庐州城被攻克的当天，李鸿章就给老师曾国藩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在吴汝纶所编的《李文忠公全集》中没有收录，而是保存在李鸿章的门生黄书霖所辑录的《合肥李文忠公墨宝》石印本里，一般人难以看到。在信中，李鸿章首先对曾国藩表达了景仰之情，同时也对自己五年来的经历进行了反思和自责：
窃念今日之事势艰难极矣，人才败坏极矣。惟吾师倡义旅于湘中，拂拭英奇，别树一帜，积年经营委折，独具深心，道力乃久而见功。咏之（胡林翼）中丞推衍余波，参时得地，发挥光大，抑亦人中之豪也。阃帅皆能如此用人理财，则兵不难治，贼不难灭矣。
睽教以来，略无进益，事不能办，书不得读，官不欲做，而家又不可食。夙夜扪心，愧汗交集，此生已矣，实负吾师。
而真正的用意，则是表示自己有意到曾国藩门下办事。这也是李鸿章遍寻海内发现的最适合自己、也最有前途的一条道路。只不过走投无路之际，他没有明确说出来。
此时湘军刚刚在三河镇打了空前的大败仗，湘军悍将李续宾和曾国华率领的精锐六千余人全军覆没，急需熟悉安徽情况的人来相助。曾国藩得知李鸿章一家流落到南昌的消息后，曾国藩马上派人送去白银三百两，作为安家的费用，同时通过李瀚章邀请李鸿章前来相助。
就这样，李鸿章在转了好几圈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生根发芽的地方，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从做幕僚开始，逐渐登上了舞台。
曾国藩出山以后，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事事掣肘，历尽艰险，有两次差一点丢掉性命。咸丰七年的家居生活，使他有时间反思了自己的过去。从自己屡战屡败的经历中，他发现，真正的困难并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内部的倾轧和自身的缺陷。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略，总结出了一个“挺”字诀。他从新出山后，把这个字看作是千金不换的秘诀，传授给自己的亲信。但是真正能体悟到他的深意的人并不多。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与其说是来帮忙，不如说是在锻炼和学习，因此对于曾国藩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重视。许多人听了曾国藩的话后就算了，而李鸿章则是放在自己的心里。“挺”字的精髓，也只有他才真正领悟了。他关于《挺经》的回忆，记载在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中：
我老师（文正）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著，彼此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以过去，岂不两便么？”其人曰：“你教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以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教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给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竟争，就此消解。逑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民国人黄浚在所著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评价道：“曾文正自言欲著《挺经》，世多知之，此其刚处。自做《墓铭》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盖晚年受尽谤毁困难，始悟以柔道行之之语，此其柔处。”“《挺经》之刚，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虽刚实柔。”
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他刚出山的时候之所以处处碰壁，主要是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的道理。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应当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顺利办事。
可以说，“挺经”是曾国藩经历了官场风波以后的独得之秘，也是对自己人生阅历和生存智慧的总结，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和处世手段。于是曾国藩去世后，关于他自著《挺经》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事实上，作为著作的《挺经》是不存在的，但是关于曾国藩写“挺经”，却非空穴来风。
目前所见最早提及《挺经》的是曾国藩的友人欧阳兆熊。他虽未做过高官，因为救过曾国藩的命，是曾国藩的心腹之一。曾国藩从军，他曾到幕下任幕僚，二人关系极密，其言应属可信。他在自己著的《水窗春呓》笔记中说：“文正一生有三变……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
非常明显，欧阳兆熊记载是“尝自称欲著《挺经》”，而不是已经写《挺经》，而这句话，也无疑是在闲聊的时候信口说的。
在曾国藩的大营，每天早起后，曾国藩召集群僚吃早饭，饭后坐谈，他经常讲一些笑话之类，既缓和气氛，也给新的一天增加活气，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同时，他所讲的这些，都含有丰富的智能，也是对幕僚和下属进行教育的一种极好的方式。李鸿章曾对吴永说：“在营中时，我老师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夸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善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李鸿章的这段话就是当时生活的逼真照。
曾国藩说话很幽默，留传下来的笑话不计其数。《挺经》之说，应该就是欧阳兆熊和李鸿章同在幕中时传下的。李鸿章所说的十九篇，欧阳兆熊较早离幕，或未得闻。再看李鸿章所举的第一篇，也是传下来惟一的一篇，言语通俗，正是席间讲谈的笑话之类。谈过即罢，无人记录，所以也就没有文字留传。这惟一的一篇，也是靠了李鸿章的记忆传下的。当时曾国藩的幕府中有几十人，一同吃饭的也不在少数，但只有李鸿章能回忆起《挺经》的内容，可见的确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非常可惜的是，他只说了其中的一篇，否则，留传到今天，就又多了一份宝贵的智能资源。当时，郭嵩焘兄弟也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因此也可能听到了这些内容。在曾国藩写给他们的信中，有四处提到了“挺”和“挺经”。由此可见，“挺经”确实是有的，不过不是一部真正的著作而已。
“挺经”是曾国藩的独得之秘，在开始做事业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刚气，而在具体的行动中，则要刚柔结合。可惜的是“挺经”没有记载下来，只留下了“挺经”的第一条。不过，可以看出，“挺”字的确是曾国藩心法中最为重要的、开宗明义的一条。
成大事箴言：
敝疮亦小愈，然手不停搔，颇以为苦。郑板桥有言：“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阁下既吝此‘隔靴’之赞，鄙人当自为‘入木’之爬。何如，何如？
————咸丰十一年六月
“变”字篇
——法无定法执两用中
1．改变缺点方可自我提升
人们要盖房子，必须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坚，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这个道理，“四书”之一的《大学》说得最好：“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参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悦神爽，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如下数端：
一是戒多言。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侨，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已平日修养不够啊。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语言碰撞：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即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忧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和人力有关。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是戒怒。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相反，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
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册。
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历多次层难后。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妒嫉，求是贪求。
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说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曾国藩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遗憾的是尚未能扫除净尽。进而他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以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生命体系，它必将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和进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尊重。
成大事箴言：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渐，局促如茧自缚。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同治十年三月
2．大是大非面前的权变之策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致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重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二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坦露心情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慎重行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毫丝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侈奢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迂腐久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答。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已的想法。曾国藩读信十分感佩，回信说：
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咸丰的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确实大了许多。
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时以敢言著称，经历许多世变后，人变得聪明起来，即对不关己的事有时装糊涂。其中有两个人例子比较典型。
一是同治时太监安德海因慈禧宠信而肆无忌裨，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杀之而谢国人之心。适逢安德海出京，经直隶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将安太监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敢造次。同时，他为免与太监相交结之嫌，对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避而不见。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处事之圆通。后来安德海入山东境，终被处死。晚清人说，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说曾国藩可以以此成名。但曾国藩处事一向谨慎，尤其是晚年，惟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另一例是曾国藩对清廷处理苗沛霖一案的态度。
苗沛霖本是文生员，后为团练首领，以布政使衔任川北道员，后举兵围攻寿州城，曾国藩把这看成是“天下之变也”。事情发生后，寿州富绅孙家泰、练总徐立壮为抗苗沛霖，竟引捻军相助，曾国藩说这是“变中之变也”。清廷得报后，又令李世忠秘设圈套，设法将苗歼灭，曾国藩称之为“变中之又一变也”。
一方面，看准时机，冒着生命危险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在小利小惠的情况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其中除了年纪经历不同使人变得谨慎的因素之外，恐怕与曾国藩入局与避局的方圆之道不无关系吧。
成大事箴言：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验，大约用兵无他谬［妙］巧，常存有馀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茔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足下忠勇内蕴，迈往无前，惟猛进有馀，好谋不中。吾愿足下学陆抗，气未用而预筹之，不愿学荀茔，气已竭而复振之。愿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
————咸丰六年五月
3．成功者善于自我调试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作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作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司，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旨，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艺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引起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奕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娓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
从咸丰七年（1857）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本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5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事，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潘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凡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至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意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浙江。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1000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泅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
成大事箴言：
至于说到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中所说的学、问、思、辨、行五个方面，共关键归结于愚钝的人一定要变得明察，柔弱的人要变得刚强。兄弟你向来就有倔强之气，不要因为地位高贵而马上改掉。凡是办事情若无气度就不能办咸，不刚强就不能圆满，即使是修养身心，管理家事，也必须以明强二字为根本。
————同治二年四月
4．一生三变，褒曰“机巧”贬云“奸诈”
一个叫欧阳兆熊的湘人，在曾国藩居京期间两人曾一度同寓，有一次曾国藩得了大病，还多亏了这个人的护持料理，算得上挚友。以后多年间两人仍有密切交往，相互之间不能说不了解。就是这个欧阳兆熊在一则笔记中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是就他书法、学问和为官三个方面都有三个阶段的不同而言。单为官方面，说他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
这大致符实，惟“挺经”之说其义未必准确。
曾国藩居京期间，“格书”与“检身”一度做得如痴如狂，确实是按照程、朱理路笃言笃行，要成“内圣外王”之业，做个“天地完人”。
至于说他出山办理“团练”军务后又变而为申韩，也非虚枉。所谓申韩，是战国时申不害和韩非两人的合称，他俩都是法家，主刑名之学。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兵后确是执严刑峻法的。他曾以团练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
或向上捆送“会匪”、“莠民”，嫌地方官署对所捕“匪类”惩办不力，自行设立“审案局”，对“案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最轻也要“鞭之千百”，几个月间所杀害的人不下数百，因此落了个“曾剃头”、“曾屠户”的骂称。如果说，他对“匪类”的镇压什么时候也未曾手软过，所谓“变”，主要应从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着眼的话，那么，他出山办团期间在处理与湖南地方官员的关系上，不是也不惮攘臂越俎，采取刚硬的手段吗？
及至丁父忧回籍之后再出，曾国藩便“一以柔道行之”，确实又是一大变化了。
曾国藩的再次“夺情”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他表面上安闲心里边却翻江倒海的一段时日。
朝廷顺水推舟地允准曾国藩在家守制，曾国藩“欲进故退”的计策落空，这真使他哑巴吃黄莲，有苦无处言。但是，舆论却一点也不怜悯他的处境，甚至大有雪上加霜的架式。朝中官员多以他擅自委军为非，湖南地方上对他也颇有微词。这时湘阴人氏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对这个人物人们不会陌生，别看他成为一大名臣还是后来的事情，这会儿作为一个幕客却也有着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巡抚的非常权势，他也对曾国藩大肆诋毁，舆论一时“哗然和之”。
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忧郁难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症。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漫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妇，性情显得反常地粗暴起来。
他真的表现出了一种病态。欧阳兆熊自然了解他的病因何在，便借推荐医生为之诊病的由头婉言讽之，说是岐黄可以医身病，黄老可以医心病。意思是说应效黄老“无为”之道，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忌恨攻讦，从竞争的累身累心之苦中解脱出来。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决意改弦更张，奉行“柔道”。
在再次出山问题上，他即显出了乖巧。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比较紧急。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亦湖南人），便乘机奏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见梯即下楼，再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痛快地应命，还真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曾国藩再次出山后，仍是以“剿贼”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恨不能一个早上灭它个根株净尽，决没有柔让丝毫的意思。但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改变，与前判若两人。就拿与左宗棠的关系来说吧，本来“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的他，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便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迅速改善了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
党”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
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他终能成就“巨功”的重要条件，不是没有道理。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在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以后多年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譬如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他给当时已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就言词谆谆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按指咸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很僵，处境困难，心情不好，又赶上寓所发生火灾，他很怀疑是有人故意报复，但又拿不到真凭实据。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大惊小怪，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为仇家利用，要“处处泰然，行所无事”。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上述一通经验之谈。原来，丁巳、戊午居家期间，他进行官场处事之道反思的最大成果就是悟得了一个“悔”字诀。即要接受以往自负的教训，不要过高地自视，要多检讨自己的不足，多见别人的是处，做到“不怨不尤”。但这又决不是说要自暴自弃，甘拜下风，这只是一种策略手段，是“用”而不是“体”。他不是明确概括出“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的原则吗？他的“悔”字诀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以柔包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策略手段而已。
曾国藩常把“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借诸他人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警句、箴言，意在于“隐忍”之中立志发愤，以求一逞，自然也是其“悔”字诀中所能包含的意蕴。
文雅点讲，这是曾国藩所说的“机巧”，直露地说，就是一种以笃实作包装的奸诈。就是在曾国藩丁父忧家居期间，他写给当时带兵在外的国荃弟的信中这样说：
吾自信亦笃实一路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将笃实复还，万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这不是以去机巧返笃实来告诫乃弟吗？里边还能有假？其实，世事多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妙境，有时候，真假虚实连当事人自己也要蒙在鼓里呢！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天之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有一信，其中这样说道：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这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这当然也是他忧居大悟前非的结论。那么，“文饰”与“机巧”之间不会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吧？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些了，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的三变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用到曾国藩的“变”之事上，不知有几分对错。
而依曾国藩的另一幕僚赵烈文所言，他的主人“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这一量化的对比，就足以证明曾国藩“变”的必要和必然了。
成大事箴言：
宦海风波，极无常态。得时则一岁九迁，失势则一落千丈。绛侯提师百万，尚畏狱吏之尊；李广才气无双，尚为醉尉所辱。阁下虽遭小谪，犹不致如古人之大遣大呵，指日温纶特沛，光复旧物，在阁下亦毫无加损。
————同治六年十二月
5．天概人满，变盈为亏以自保
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二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但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骄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
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满则亏。我们家现在到了满盈的时候了！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削平）之，人满则天概之”。曾国藩以为，天之平人原本无比形，必然要假手于人。比如霍光氏盈满，魏相来平灭他，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主也来平灭他。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讲已经不太灵验。它会使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其糟粕之处。事实上，这里提出的“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其含义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因为无论名或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将。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
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曾国藩裁军不辞官，在攻破天京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制，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延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成大事箴言：
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遐迩观瞻，深以为惧。沅弟不特不能幅巾归农！且恐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学识宜广，操行宜严，至嘱，至嘱！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
6．自保之道，惟变惟善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维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荡。
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自己，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他们觉得太平天国本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己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下避其锋芒，自翦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憎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二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
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的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州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成大事箴言：
凡办公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予今日愧无此见，致用费稍浮，又办事有要誉的意思。此两者，皆他口大病根，当时时猛省。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7．“困苦、空寂、辛酸”三耐性
“耐”就是毅力，是意志，是信心。一个人要具有这种对于困难险阻的“耐性”，首先必须具备的是“德性”，是德性的修养。梅兰竹菊号称四君子，人们喜爱它们是因为它们耐得住寒，耐得住寂寞，耐得起风吹日晒。这种精神为人们所景抑，所企盼。只有经得起痛苦煎熬的人才能创造大事业。且不说立雄心大志，建丰功伟业，就是日常生活，平凡小事，又哪里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呢？哪里有那么多对路可意的人呢？无一个“耐”字又怎生了得。要耐困苦，耐空寂，还得耐辛酸，耐污辱。人生之路，有时退一步天宽地阔；有时却不能退，如逆水行舟耐住劲，咬咬牙便一重关隘又在回首处，一阵波浪又在用力撑持中消失。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坚持就是忍耐。
曾国藩有一种常人不具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这首先表现在一个“严”字上。在日常生活中，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不晏起，不诳言”的简单明了的诫规。这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君子和有作为的读书人必须具备的起码要求。他经常强调“读书须明修己治心之道”。他坚持读书的目标，总是把“修己”作为成就事业的前提。他不管是戎马倥偬，还是运筹帷幄，都坚持每天记日记，“念念欲改过自新”。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还规定自己每天看书，每天温点史书，每天写作，每天习字。他认为：“凡人做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他这样告诫其弟，也是如此律己。他以一出道书生兴办湘军，“首尾不懈”，受尽挫折不改初衷，靖港一战大败，使他无地自容，羞愧气恼得跳水自杀，被随从救起得免。此后他在困境中认真阅读历史典籍和兵书，以更顽强的毅力重整队伍，在他的恒心坚持、严格训练以及与历代善于征战之队伍比较提高中，终于锤炼出一支能攻善守、吃苦耐劳、骁勇善战的湘军劲旅。
曾国藩以正统读书人的道德标准对自己私生活要求甚严，他不近女色，不嗜烟酒，不奢侈，不铺张，不敬鬼神，不信医巫，保持传统士子和乡村地主的持家本色。他不但要求自己严格，也同样严格地要求其子弟和部下幕僚。曾国藩在与其弟的信中，主要谈做人的道理，读书的方法，兵法的运用，打仗的要领，很少闲话、废话、空话。往往自己现身说法，谆谆告诫，唯恐不周。如其《致源弟》信中道：“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坚强的意志全在平常的磨练中。能否成就更在如何面对关键时的考验。
司马懿靠意志的忍耐力，不逞一时之勇的典故尤有说服力。
三国时，蜀国的诸葛亮讨伐魏国，向渭南地区进军。魏大将军司马懿率领军队坚守阵地，不出交战，诸葛亮将军队分开来，边守卫边种粮食。诸葛亮多次向司马懿挑战，司马懿坚守不出，于是诸葛亮向司马懿赠送了一套妇女穿的服装。司马懿非常气愤，但司马懿毕竟是个令人佩服的谋略家，面对诸葛亮的激将和羞辱，他忍耐下来，知道作为主帅一旦屈从了内心的小勇，要复仇，要进军，势必中了对方的计策，作为将帅最怕的是不能自我克制，而使全军覆灭。因此，司马懿最终稳住了阵脚，保持了心理和军事上的优势。
唐朝李靖曾经对唐太宗说：“善于用兵的人，以静来对待敌人的动；以强大的兵力对待弱小的敌人。所以老子说：‘用兵上的错误没有比轻视敌人更为严重了。’“也就是不能逞一时之勇，而轻举妄动。轻视敌人的后果，是导致自己的失败。
人的内在精神风度与外在言行举止都升华到一个高于常人的境界，并足以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这种人生境界就是理想人格。在中国古代，有两种基本的人格理想模式，这就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格理想和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格理想。道家把“赤子”、“神人”、“至人”、“真人”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儒家则把“君子”、“圣人”、“大丈
夫”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
孟子认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经过一番艰辛的磨练过程。
世俗之人要完成人格的突变，趋于人生的理想境界，首先要经受外在艰苦环境的考验，锻炼自己的形体和意志。孟子指出：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
在孟子看来，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这些在历史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最初都是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之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艰苦环境面前畏缩、沉沦，而是发愤图强、废寝忘食，在艰苦环境中自觉地锻炼自己，使自己具有强健的体魄、坚忍的毅力、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过人的胆略和智慧。这些生理与心理、体力与智力方面的素质为他们日后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昔日的逆境磨难，就不能塑造完美的人格，也就没有后来的成功发达。孟子在艰苦条件下自觉地锻炼自己的思想和孔子的“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乐观精神，对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自胜之力，就是人的忍耐力，是人能够克服困难、承受打击的基本素质。曾国藩通过阅读古代典籍，认为能够承受压力、承受打击，即自胜之力甚强，是成大事者必备要义之一。一般而言，人都有承受压力和困难的潜力，但能否承受大的压力和困难，就是识别一个人能否胜任做大事的标准之一。曾国藩晚年回忆说：平生受尽屈辱和谩骂，但矢志不移。后人评价曾国藩“坚忍成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梁启超就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欧美各国的人不必议论，古代的人不必议论，就说最近之人吧。曾国藩自少年始就有吸烟和晚起的毛病，后来决心改掉这个毛病。开始时毛病很顽固，很难改掉。曾国藩视之如大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曾国藩以后能率湘军攻克盘踞金陵十余年的太平军，与他能改掉十余年的陋习是同一种精神的作用。曾国藩在军队，每天必写日记，读书数页，下围棋一局，终身如此。一般人认为，这难道不是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么？可是他们不知道克制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善于观察别人者，从这里就可看到一个人修道的功力。又说：
曾公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伫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曾国藩做事总是有始有终，他还把是否有恒心作为成败的关键来看待。做事如此，立志、做学问都是如此。他写给弟弟的信说：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廿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廿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精进，况六弟、七弟上等之资乎……诸弟试将《朱子纲目》过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经亦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书；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
在这里曾国藩不但把有恒的效用说得很详尽，并且做出有恒的榜样，为诸弟规划出有恒的方案。这种方案，不但他的诸弟可以受益，即使今日我们仍可领会到其中有益的东西。曾国藩平时教人，总是以立志有恒为最要。然而，能立志而又能持之以恒，时时不断地与古人为俦，当然就会知道学问无尽，不致以一得而自足，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之陋或者即可因此免除吧。一般说来，在读书治学上最为担心的恐怕就是立志未必坚定，见左右前后与自己相仿佛者，皆得奥援而腾达了，于是自己也就耐不过了，或望其速成，或诱于势利，或竟抛弃自己原来一直所学习和研究的东西而另觅蹊径，这在曾国藩看来，统统都叫做无志，都叫做无恒，就免不了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了。曾国藩在写信给他诸弟时，正是在京城做京官的时候，也可以说正是他发愤立志、发愤持恒的时候。曾国藩出身并不显赫，资质平平并不过人，他惟一的长处就是他那种诚拙的精神，困知勉行的精神；坚持不懈、无稍间断、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常人看来，每日看二十页书，并不算什么难事，简直太容易，要求太低了，但一般人就不能有他那样的成绩，这恐怕便是常人缺少他那种有恒的精神。凡是有志于宏伟事业者，不可不立定坚卓的志向，尤其不可不持之以恒、无稍松懈的恒心。
俗话说：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讲的人要有恒，事才有济。《菜根潭》说：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漏屋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自临深履薄处操出。
成大事箴言：
竹如教我曰“耐”，予尝言竹如：“贞足干事，予所缺者，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盖欲我镇躁，以归于静，以渐几于能贞也。此一字足一医心病矣。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8．标“立、达”，假拙诚、真世故
世故是个中性而含有机谋的词汇。深于世故指通达人情事理，但又与世俗相接近。因为世故深的人也必然不免俗见、俗为。同时，长于世故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使人循规蹈矩，不具有开拓精神。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曾国藩厌弃世故，也为世故而吃了大亏。
曾国藩认识到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尤其不能不承认现实。社会就是那样浑糟糟，“不痛不痒、不黑不白、牢不可破之习”已经三四十年了，个人怎么能改变呢！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曾国藩心中的秤未尝不能称量是非，但这是非之见一出，就难免要评头品足，自然会招惹新的是非。所以，曾国藩的“治心经”里有“治口”的话，即是防止祸从口出。他对“立”与“达”的诠释颇得内方外圆的谋略之要领。立是站得住，即有自己的真本领，达是方法、手段，是过程，因此要圆通。
经过曾国藩的调整，他的处境就真的好转了。他自己也说：我往年为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但是，世故、圆通，不能走向机巧、圆滑，曾国藩认为人一旦如此，也就不能指望有什么作为了。他还举唐代的李林甫与明代的严嵩两人为例，说二人为臣，“侍君不以忠，但以巧”，虽然个人暂时有荣华富贵，但对国家贻误甚大。
不老于世故的人，办事就单纯，就清廉，人做的就纯正。胡林翼律己甚严，于宗族戚党不稍假借。在黄州时，族人某来谒，招待他吃喝数月。一日，辞赴前敌。胡问其故，答以营官某奉调，银钱所荐与偕行。胡勃然，面谕营官曰：“吾有族戚，力岂不能庇之。尔辈藉以结纳，风气一开，伊于胡底！姑记过一次以儆。”因自给族人归资，并通饬各台局营员：用人一事，胥秉至公，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滥为汲引，若经访闻，立即参处。
本来下属讨好上司安置上司的家人戚友，是人情世故，但这妨碍公道。因此胡林翼严加训斥。但是，胡林翼荐贤却非常谆笃。左宗棠能够展露他的才华，是从进入湖南巡抚的幕府开始。湖南巡抚张亮基招纳左宗棠入幕，则是由胡林翼的多次大力举荐，称他“才华品格出类拔粹，忠正刚直，秉性诚实，忠肝义胆，和当时世俗风尚大不相同。胸中装有古今地理兵法，本朝典章，深有造诣，精通时事。”张亮基采纳了胡林翼的话，对左宗棠以礼相待，言听计从。不久，张任湖广总督，仍把左宗棠招入幕府。后来调到山东巡抚任上，左宗棠才辞别而去。又进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声望日高，连朝廷都很看重他。而骆秉章知道左宗棠，也是由于他辅佐张亮基的显著功效。在这以前胡林翼还曾经把左宗棠推荐给云贵总督林则徐，正赶上林则徐患病，没有来得及聘请他。后来林则徐路过湖南时，把左宗棠请到船上，谈论通宵，称赞左是不凡之才。胡林翼举荐贤才的真诚勤恳，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假若没有胡林翼，左宗棠也可能以在山林中隐逸而终其生。不世故，并不意味着办事不讲一点策略，自私自利，不关心他人的冷暖。
曾国藩关心属下，有时也讲点儿小“策略”。他率淮军剿捻时，刘秉璋、鲍超（春霆）等均为部下勇将。一天，刘秉璋率军追剿捻军在湖北、河南交界地方，遇到了鲍春霆。当时，各军队在某驻地相会，作为主帅曾国藩本来是应该知道的。但曾国藩故意向刘秉璋问道：“见到鲍春霆了吗？”刘秉璋回答：“见到了。”曾国藩又问：“穿黄马褂了没有？”说：“没穿。”曾国藩吃惊的说：“为什么没穿呢？”答说：“客人先问主人，有没有黄马褂子，因为知道没有而改穿了别的服装，不用自己所有的而显示别人所无的，是宾客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说：“奖赏战功了吗？”刘答说：“主人景仰客人，有幸能够一见，互相谦让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战功可叙。客人因为主人不谈战功，因而也不谈自己的战功，也是客人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大笑。就这一事情可以知道驾驭将帅的方法，虽说是一些细节。
曾国藩很有同情心，而且能够发展到仁爱的境界。他从四川办完考试之事后回到京城，就曾馈赠金钱给同族亲戚。统领军队之后，曾国藩的弟弟和其友人也曾说他“仁爱有余，威猛不足”，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曾国藩写信给他的弟弟们说：“沅弟说我‘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澄弟在这时，也常常提到。最近友人关心我，也都有所谈论，只是我自己本性如此，怎么也威猛不起来。”
曾国藩在给李筱泉的回信中说：“学生法制严格，并非漫无条例，一直以屠伯为老师。要用精细微小的意志，施行威猛严厉的事情，希望对死的人，没有惭愧遗憾，对于活着的，做到警示作用，然后才能心安。”可以知道曾国藩并非冷酷无情的人。
因为曾国藩反对世故太深，因此一贯主张“拙诚”，不可以太精明处世，为此，他常常告诫他的好友。
曾国藩在给陈岱云的信中说：“外官的复杂情况，超过十倍的京官。大约是佩韦多休，佩弦多咎，阁下特别要注意。俗话说：‘看透水中的鱼是不吉祥的’，愿阁下像未雕琢的玉那样浑含不清，不要像水晶那样光明剔透，那么就可以保全自己而没有闪失。”
在给丁雨生的回信中也说过：“阁下志向宏大识见正确，不难赶上古人。但愿你在大家都醉了而你独醒的时候，仍然以‘浑’字表现出来；在效果迟迟体现不出来的时候，更要以‘耐’字要求自己。那么，人们都感到这样很好，而对于自己来说可以养德养身，两方面都有好处。”这里说的是从政者除了应当具有忍耐的态度以外，有时要有含浑的态度。
曾国藩在给地方官吴竹庄的回信中说：“阁下往年的短处在于尖语快论，机锋四出，这是最容易招致诽谤的了。现在你的地位声望一天比一天高，更须要尊重贤人容纳众人，取长舍短，在公开的场合表扬善行，而在私下里检讨自己的过失，这样就可以使人佩服你的英明，而感激你的宽厚。”
曾国藩认为，“凡是要办成一件大事，必然会有许多困难和波折。我们总要以诚心去办，虚心对待。心诚就会专心致志而信心足，千难万险也不改变我们的态度，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谦虚谨慎的去做就不用客气，不夹杂私心杂念，最终可以使人们都谅解。”
在给陈舫仙的信中，曾国藩又说：“阁下的一封信而使两个人失去了官职，往后恐怕会被众人嫉忌，望您务必加倍小心，用勤、廉、谦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信条。勤劳，自己也不要去说，廉洁自己也不要去表白，谦虚要表现出真诚朴实的气度，这样才不会犯人忌，也就是明哲保身的办法。”
成大事箴言：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同治六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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