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悌

    李永悌（1916-2007），四川宣汉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原副部长、顾问。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一次过草地，雨夜唱起《国际歌》

    8月中旬传来了消息，很快就要过草地继续北上。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当然是高兴的。自从与一方面军会师后，就说要通过草地继续北上去创立新的根据地，但总是没有行动。这么多部队滞留在这么狭小的地区，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人员和武器都得不到补充，谁个心里不在着急不在等待呢？现在终于等来了这个日子，便立即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

    所谓准备，主要就是每个人要带够吃的干粮，再有就是清理自己带的物品，把一时不用的东西全部扔掉，以便轻装通过草地。我自己没有什么要清理的，就去帮助台长蔡威，看到他把平时保存得很好的东西，从两个皮箱子里统统倒在了地上，有衣服、书籍，也有文件纸张。他一边清理，一边说着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我捡起一张纸，见是登记表，上面写着蔡威的名字，在年龄一栏里写着二十七岁。

    “台长，这也扔掉吗？”我问。

    蔡威同志抬头看看，又点点头：“把它烧了。”

    我一边帮他清理、一边想着草地到底会怎样艰难。这时的我，当然还不能想到，草地的艰难比我所能想象的厉害十倍、百倍、千倍！

    我们是八月二十一日离开毛尔盖，经马塘踏进草地的。

    辽阔的大草原，茫茫无边，像浩渺无际的绿色海洋，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各种无名野花，摇曳点缀其间，犹如朵朵五彩鲜艳的浪花，交绘编织成一幅巨大的图画，煞是好看。我们的红军战士行进其中，又为这画面增添了一笔跃动的颜色，威武而又壮观。放眼看去，地形开阔，蓝天绿草之间有连绵的山丘起伏隐现，弯弯曲曲的小河似盘绕的银带，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不要说湖北江西来的同志，就是我这个四川人，也没见过这样的景色，感到十分新奇。

    然而，这只是一开始的表面现象。没过多久，草地便显示出了它的真正面目。花草丛中，积满千百年从高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和天上落下的雨水，一年一枯萎的野花野草腐烂在一起，把泥土泡得又松又软，如同海绵一般。一片片黑色的沼泽，一墩墩绿色的草甸，隐藏在花草丛里，人和牲口一不小心就被陷进去了，你越往上拔就陷得越深，最后把人畜全都引向死亡的深渊。没走两天，就有不少同志这样永远和我们分别了。

    我同刘忠生同志两人合用一匹牲口。这是一匹四川小马，个头不大，却很健壮有力。有时我们换着骑骑，有时我们两人都舍不得骑它，只把一些简单的行李和干粮放到它的背上驮着，我们跟着它步行在水草泥泞之中。

    八月的草地，正值雨季，天气也是孩儿脸，一会儿乌云卷来，眨眼间下起瓢泼大雨，我们全被淋成了落汤鸡；一会儿又是烈日当空，内蒸外烤，很快又把湿透的衣服烤干了，晒得人没处躲没处藏。

    天黑之后，就在一片有小树丛的地方宿营。

    大家利用小树枝将一块油布搭在小树丛上，在下面草地上铺开单子睡起来。虽然油布很小，草地潮湿，夜风寒冷，又饿着肚子，可是我实在太累了，躺下就睡着了。半夜时突然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雨水很快淹没了我们的“床”，逼得我们赶忙起身，卷起被单，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得蹲在那小树丛跟前，头顶着一块油布，把干粮袋紧紧地抱在怀里。这干粮袋已经够可怜的了，青稞面已快吃光，牛肉干也没有几块，要不是不知道啥时候能走出草地，也早就没有了。

    夜色漆黑，雨连绵不断地下着，雨水打在油布上，哗哗地响着。草地上到处是水，身上的衣服挡不住草地夜的寒冷。我蹲着，极力把身子缩成一团，牙齿咬得紧紧的。可无孔不入的寒风还是透过单薄的衣服直往身子里钻，冻得浑身发抖。

    雨还在下，风还在吹，黑夜是那么漫长。我咬紧牙关坚持着，不由得在心里唱起《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

    全靠自己救自己……

    我揉搓一会麻木的双腿，挺起腰，凝视着茫茫的草地，茫茫的雨夜，心想：这么冷，反正也不能睡，干脆走吧。我抖抖油布上的水，双手将它往头上一撑，大声唱着《国际歌》，迈开双腿，在看不清地面的情况下高一脚低一脚，向前走去。

    第二次过草地，蔡威台长把马让给我骑

    中央和一方面军的同志单独北上后，四方面军部队和我们电台还停留在巴西。人们心情沉重，相见也很少说话，更没有笑声。随后又听说，中央来电要我们北上，张国焘来电要我们南下。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我们焦急地等待着。随后命令传来，要我们做好准备南下，再一次过草地，与左路军会合。

    还要过草地？对于刚刚从草地走出来、深知草地艰险的我们，心里都很吃惊。这倒不是我们有什么明确的认识，而只是想到过草地实在太困难，走过一次的人，谁也不愿再走第二次。可是，对于革命军人来说，必须服从命令。于是大家还是积极地做着准备。因为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这次就重视多了，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尽管很重视，还是什么都没有，连我们那块遮雨的小布也早已坏了，不知什么时候丢掉了。现在用什么再过草地呢？我很着急，除值班外，想的就是这个问题，注意的也是这件事情。

    人们都在紧张地准备。有的找粮食，有的弄来牛、羊杀了，以备路上食用。一天下午，我看到有人杀了两只不大的羊，把肉拿走，将皮扔掉不要了。我拿起那两张还带着血和泥水的羊皮，左看右看，想着怎样派上用场。

    手拿着羊皮，我的眼前又出现了草地上寒冷的夜晚，许多人挨冻的情景，以及那些抵挡不住寒冷侵袭而倒下去的同志们，心想：用这张羊皮做个背心不是很好吗？当然把羊皮熟出来最好，可当时不但没有这样的条件，而且连针线都没有。我考虑半天，才想出了一个主意：把两张羊皮的头尾部份去掉，分别贴在身前身后，两只前腿从两肩上系起来，两只后腿在腰的两边系起来不也就成了背心吗。一个羊皮背心就这样做成了，既简单又省事，又能够遮雨挡寒，穿在身上也很好。

    九月下旬，我们从班佑回返，第二次进入草地。我看到了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遍地脚印，一堆堆的篝火灰烬，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的尸体随地可见。一堆堆、一排排，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有的穿着一点衣服，有的完全光着身子，有的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不知有多少同志就这样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啊！我们活着的人，既不能哭泣，也不能久久徘徊在他们身旁，而是要勇敢地前进，把他们没有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

    在趟一条齐大腿深刺骨的河水时，我的右脚趾头被划破了，顿时流出血来，染红一片泥水。我没在乎，撕一条破布包扎了一下，就迅速追赶部队。

    我们的队伍一直朝南走。没想到我划破的右脚趾感染肿胀化脓了，走路越来越艰难。爬打鼓山时，我开始咬着牙还能走，后来就走不了，每走一步，疼得像针扎一样钻心，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和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咬紧牙，忍着痛，慢慢地往前爬着，很快就看不见前面的同志了。总指挥部的警卫营已经过去，走在最后面的收容队也快过去了。空旷的荒山坡上寂静无声，我心想：这下子可能完了，在这样的地方掉了队，不被反动藏民杀死也得饿死。想着，爬着，心里难过极了，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滚。这是我参加红军以来第一次流泪。

    此时此刻，我确实想得很多，想到蔡威台长和同志们，他们可能正焦急地寻找我；想到了父母亲、哥哥和姐姐，他们可能正在盼望着我回家；看来这些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想到这些，我心中反而坦然了。一边忍着痛，一边慢慢地艰难而努力地向山上爬。

    就在这时，前面不远处传来了呼叫我的声音：“李永悌！小李！”

    开始我还以为是幻觉，但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真切，我真不敢相信这声音确确实实是在喊我，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声回应着：“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喊声来到跟前，是蔡威台长的马夫，牵着那匹我非常熟悉的黄马。我一时哽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啊！你让我好找！”马夫说。“台长怕你掉队，让我牵着牲口在这里接你。”

    我眼里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来，从腮上滚落在胸前，滚落在荒坡地上。

    “快骑上走吧！”马夫说着把我扶上马背，牵着马向前走去。我的泪水还是禁不住往下流，心里在说：台长啊！如果不是你及时派人来找我，说不定我真的就完了！

    我骑着蔡威台长的马，经马塘、梭磨一直走到卓克基。

    第三次过草地，自织一副毛线绑腿

    我们到炉霍不久，就传来消息，说红二方面军即将前来与我们会合，要求我们开展迎接二方面军的准备工作。

    接着，供给部就发下羊毛，要求每人都拧毛线打一件毛衣，或一双毛袜或一双毛手套，作为欢迎和慰问二方面军同志的礼物。于是，我们除了值班以外的时间，就是拧毛线，织毛衣和毛袜。那些日子，到处都能见到同志们在干这种活，好紧张啊！与此同时，每个同志根据上级的指示，也在积极做第三次过草地的准备。

    我想到前两次过草地时，许多战士没有绑腿，在污水泥泞中行进，在冰凉的河水中趟来趟去，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最后小腿肚上裂开很多很大很长的口子，钻心地疼，不能走路，坐在小河边双手抱着腿号啕大哭。我的绑腿在前两次过草地时烂了，所以再过草地必须准备一副绑腿。我自己拧好毛线自己织。

    关于如何织，我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想到用仿效老家织布的方法，就先找来一块四五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先将拧好的毛线一根挨一根地在板上前后绕了几十圈作为经钱，然后用两根一尺多长的小棍分别隔一根挑起一根，用毛线掉着拴在小棍上，可以提起，也可以放下。我将经线一次次提起来，提一次穿一次纬线，再用一块小木板打实一次……这样虽然很费事，但我还是细致耐心地去做。经过一段时间，当别的同志捻出的毛线织出了毛衣、毛袜时，我捻的毛线则织出了一副长长的羊毛线绑腿，一直跟着我到了延安。

    大概也是接受了上两次过草地的经验教训，这次在做过草地的准备时，上级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要学会打敌骑兵的方法。我们单位也组织了学习，教员是二科科长罗舜初。当我拿起枪，卧在地上瞄准目标、抠动扳机时，心里感到怪有意思的。两年多以前，我离家出来当红军时，就说要扛枪。可在这两年时间里，我先当宣传队员，后到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接着就是投入工作，直到现在，才算真正拿起了枪。尽管是暂时的，可我还是十分认真，卧下起来，起来又卧下。其他同志也是这样，趴在地上，持枪瞄准，抠动扳机，不停地响起叭叭的声音。

    休息的时候，就学唱新编的打骑兵歌。那歌声既鼓舞信心，又讲述了如何打敌人骑兵的要领，人们也学得很快。因此，在那些日子里，到处可听到这样的歌声：

    敌人的骑兵不须怕，

    沉着冷静去打他，

    目标又大又好打，

    排子枪快放易射杀，

    我们打垮它，

    我们消灭它……

    七月初，开始第三次过草地。我们二局跟随总司令部离开甘孜东进，经东谷进入一望无际的绿色大草原，这次物质、精神都准备得很充分。天气晴朗，雨季尚未到来，一路上风吹草低，可见黄羊向远方奔跑，群群天鹅、大雁站在不远处的野草丛中，不跑也不飞，将脖子仰得高高的，两眼警惕地注视着我们。

    八月二日，我们又来到了班佑。班佑是在草地边上的一个藏族小村寨。当地藏民用树枝捆扎的屋架，牛粪糊的墙，用来圈牛羊用的，我们称它为牛屎房子，地上也不知有多厚的牛屎，我们电台就架在这样一座牛屎房子里。就是这样的地方，还是对我们电台的特殊照顾，部队和一些机关连这样的房子也没有。当时我正在值班，刚住下来，朱总司令不顾一天的疲劳，还特意来看望我们。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