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庭勋

    祝庭勋（1932—），江苏淮安人。曾任新华社随军记者，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原总政治部副秘书长、群工部长、解放军报社社长。著有《生命线之歌》《李德生在动乱岁月》等。少将军衔。

    解放干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大批干部被“打倒”，这里面，有林彪、江青一伙排除异己，“打倒一切”的一面。但是，毛泽东对于干部的态度，也是造成“打倒一切”的重要原因。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的悲剧。”“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正是由于“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以致领导人的缺点和错误，当他本人没有认识之前，很难得到纠正。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解放干部，在当时必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九一三”后，批判林彪的罪行，揭发了林彪大量迫害老干部的事实。毛泽东的认识有了变化。他在1971年10月4日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是蓄谋已久的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来京负责人时第二次讲到“二月逆流”的问题。他指着叶剑英对成都地区的几位领导人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在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德生还常听到毛泽东讲，林彪是要打倒老干部的。并且说到贺龙等老同志被打倒，他听了林彪一面之词。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显然，这是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否定。

    许多老干部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其中许多军队干部的信，毛泽东转给了李德生，有的还批上“处理可能有错”“请李德生同志酌处”。周恩来、叶剑英、朱德也把一些老同志的信件转给李德生。这都使李德生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李德生认为，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尤其对陈毅元帅的评价，为解放干部带来了有利条件。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10日，举行追悼会。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追悼会以军委的名义，由李德生主持，叶剑英致悼词，请周恩来出席。追悼会即将开始，中央办公厅传来消息，毛泽东要亲自参加追悼会。周恩来已经到场，他决定立即通知，请宋庆龄副主席、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出席，并且尽可能地通知老同志出席。此时正是数九严寒季节，八宝山公墓休息室温度不高，周恩来要求尽快加高室温；同时他考虑到毛泽东的腿疾，特意让人找一个高一点的沙发。叶剑英得知毛泽东来参加追悼会，立即将悼词稿拱手送到周恩来手中，请周恩来宣读，以提高规格。

    毛泽东只穿了一件棉大衣来到八宝山。到了休息室，他看到神情悲戚的陈毅夫人张茜，也凄然泪下。他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是个好人。”“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他转而向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说：“要是林彪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还说：“邓小平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示意张茜，将毛泽东的话，转达给邓小平。毛泽东的讲话在老同志中间传播，使他们倍受鼓舞。

    李德生主持了追悼会。他听到毛泽东的谈话，目睹毛泽东向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他体会到，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否定了林彪的干部路线，而且对具体人的评价，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流行说法。这就昭示人们，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在毛泽东提到的人里面，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所谓“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所谓“右的代表”。重新评价他们，就为解放干部树立了榜样！这就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干部，提供了极好时机和依据。

    李德生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有关解放干部的谈话精神，以及批转给他的对受林彪迫害的高级干部来信或口头指示，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他认为这是纠正林彪错误路线的最实际的工作。

    这里讲两个事例：一个是解放苏振华，一个是“提审”吴克华。从中可以一定程度上看到解放干部工作的困难和曲折。

    苏振华上将，1928年参加湖南平江农民暴动，红军时期，在彭德怀领导的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担任连政治委员、团总支书记，著名的模范红十二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旅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即有名的杨（杨得志，后为杨勇）苏（振华）纵队政治委员和五兵团政治委员。李德生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六纵任团长、旅长时，常和第一纵队并肩作战。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李德生多次见到过苏振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振华先后任贵州省军区政治委员、贵州省委书记、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海军政治委员。1959年担任我国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的第一任组长。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林彪的指使下，1967年1月，当时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的李作鹏，给苏振华扣上“三反分子”“彭德怀分子”的罪名把他“打倒”，自己当上了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

    1972年1月，李德生接到叶剑英转来的苏振华的申诉信。信是从湖南冷水滩一个军队农场寄出的，经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转给叶剑英。几乎同时，李德生也收到苏振华妻子陆迪伦的申诉信，讲到在农场，多次受到看管人员的无理对待，甚至被用脚踢倒。

    “文化大革命”期间，负责专案的，中央有三个专案办公室。管理军队“专案对象”的是第二办公室，归黄永胜直接领导，李德生无权过问。“九一三”后，由总参谋部代管。李德生通过张才千副总参谋长从“二办”借来“专案材料”，才知道所谓“彭德怀分子”，就是因为苏振华在红军时期是三军团的，是军团长彭德怀的部下。所谓“三反分子”，是将他一些讲话断章取义，加以摘编，无限上纲。李德生写信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说明情况，认为这个案子应当翻过来，建议先接回苏振华回北京治病，以后适当分配工作。

    1972年3月5日，毛泽东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看到这一批示，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都很高兴。苏振华有“三反分子”“彭德怀分子”两顶帽子，这样的同志可以解放，就为解放部队高级干部树立了“标杆”。

    海军接到李德生的通知，接苏振华回到北京，住进医院，检查身体。李德生请干部部派人到医院看望苏振华。

    苏振华出院后，李德生专门把他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来。

    李德生的办公室在总政治部机关大楼的七楼上，在这里有一间和秘书在一起的办公室，一间会客室，一间会议室。所有党中央、国务院、总政治部、北京军区、安徽省的文件，都送到这里办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批办的专送件也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直接送过来。除了参加中央政治局、军委办公会议、北京军区的活动以外，李德生都在这里办公，阅读、处理文件，找人谈话，召开总政治部的会议和各类座谈会。

    一天晚上，李德生在总政治部办公楼会见苏振华。李德生热情同他握手，问候这位老领导、老政治委员。苏振华却觉得这位昔日的军长，如今成了中央负责同志、总政治部主任，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态度。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上来的人，几乎都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傲气得很哪。他特意带着他的夫人，来做记录。

    三人坐下以后，李德生首先询问：“苏政委，身体检查结果怎样啊？”苏振华答道：“还好，还好，下去有5年了，身体居然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李德生高兴地说：“没有病就好，就可以继续工作了。”

    苏振华年长李德生4岁，是位老政治工作者，看到李德生的态度诚恳，讲话也没有摆“文化大革命”的臭架子，心情这才舒展开来。

    李德生说：“你给毛主席的信，主席有批示，我们都为你将要重新出来工作高兴。中央让我征求一下你对以后工作的意见。”

    苏振华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工作了，很多情况不了解，马上工作也许会有不少困难。如果让我自己考虑，我认为还是回海军工作，要熟悉一点。”

    李德生说：“我会向中央如实地反映你的意见，有了批示，就及时通知你，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给我或我的办公室打电话。”

    二人又谈了一会儿后，李德生请苏振华一起吃夜餐。苏振华说：“我在农场是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已经多年没有这个习惯了。”李德生不再勉强。只是说：“以后工作了，又会拣起这个习惯的。”

    说起李德生的夜餐，如果在中央政治局开会，那就在人民大会堂吃夜餐；如果在总政治部工作到深夜，则由机关食堂王师傅做夜餐，标准一样是五角钱。可是在机关吃夜餐，只是一人份，五角钱的标准不能超过，王师傅只能熬一点稀粥，一次蒸几个馒头，分几顿吃，或者从大食堂买一个馒头，烤几片馒头干，炒一盘素菜，加一碟酱菜。有时煎一条小鱼，就很难得了。其他工作人员一年四季都在大食堂吃夜餐，同所有值夜班的干部战士一样，每餐标准是一角四分钱，只能做一碗挂面或者把晚餐的剩饭用菜汤烩一下。

    李德生同苏振华谈话以后，按照毛泽东的交代，首先请海军提出安排苏振华工作的意见。此时，海军重大问题都要先征求张春桥的同意。不料海军的报告送到他那里后，竟然被他压了一个月，才告诉海军，由海军党委给军委写报告，建议苏振华到基层蹲点。

    叶剑英接到海军党委向军委的报告，感到明显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知道是张春桥作梗，在手里放了9天。4月11日，他转给李德生：“德生同志：这一件，我难办。请考虑并与春桥同志商量一下，呈总理批示。此件我犹豫了几天，还是请你考虑。”

    李德生知道老帅很不愿意亲自出面与张春桥交锋。因为按照组织手续，是应当由总政治部请示军委办公会议后，直接报告中央的。既然中央政治局有分工，事先还是要和分工的政治局成员打个招呼。而在这个问题上，同张春桥是很难取得一致意见的。李德生认为，这件事情由老帅出马，确实没有必要，还是自己找张春桥，可以争上一争。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李德生找张春桥，以商量的口气说：“春桥同志，按照主席的意思，苏振华同志还是要用哩，要在海军安排他的工作。最近海军给军委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他到基层蹲点，他已经在农场蹲了四五年了，我看再去蹲点不一定妥当吧。”李德生向来对坚持正确的主张是毫无顾忌的。他直截了当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后，张春桥却阴阳怪气。开始，他佯作看会议文件，不接李德生的话。李德生在办事的时候，从不计较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决不因为这些小事耽误正事。他又接着说：“请你和海军说说，让他们再研究一下吧。”

    张春桥这才回答说：“苏振华同志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了，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下到基层蹲点，补补‘文化大革命’的课，对于以后工作有好处。”张春桥的答复，果然证实叶剑英的判断。

    李德生很清楚，中央政治局成员对于驻京军事大单位分工负责，是指导性质的，重大问题还是应当由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一位军种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是一件大事，我们已经征求了分工负责的张春桥的意见，还是应当按照正规手续，由总政治部写报告给党中央。

    总政治部的报告提出，建议按照毛主席的批示和对苏振华问题的初步审查，分配苏振华在海军工作。政治局开会讨论时，江青、张春桥坚持要低一级分配，说是要“考验他对群众的态度”。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力争，才任命苏振华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又过了一段时间，经毛泽东直接过问，于1973年3月，才任命苏振华为海军第一政治委员。

    吴克华的“提审”是怎么回事呢？

    吴克华中将是炮兵司令员，他与政治委员都曾经在四野担任过军和兵团的领导职务。但是在林彪突出政治时，二人的积极性不那么一样，对林彪的态度也不那么一样，这种“差异”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中，驻京军事机关开展“四大”，在林彪的授意下，吴克华被戴上了“一贯反对林副主席”“陷害三军革命领导干部”的帽子，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经过多次批斗，他被“群众专政”，秘密地关押起来了。

    “九一三”后，吴克华听到一点风声，偷偷地写信给朱德、叶剑英，他们两位都把信转给李德生。叶剑英在1972年5月29日批道：“吴克华的案件似乎可以结束了。（据）说是林彪、某某某搞的鬼。请考虑批示。”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也曾经多次询问：“吴克华哪里去了？”李德生要总政治部派人到炮兵去查找。事情有点奇怪，炮兵机关的许多人，竟然不知道他们的老司令员哪里去了。总政治部的同志通过炮兵机关干部，从侧面了解到，吴克华司令员被造反派秘密关在某处的密室里。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并非个别事例，造反派随意抓人，“无法无天”的现象很多。

    总政治部的同志汇报后，为了防止吴克华被转移别处，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李德生派人到炮兵去，以“提审”为由，叫他们立即交出吴克华。这一手真灵，那些搞“专案”的人，听说李德生主任要“提审”吴克华，当即带着总政治部的人找到吴克华。

    当时李德生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会议结束后，1972年6月27日，总政治部的同志带着吴克华到了京西宾馆，随同吴克华来的“专案组”人员居然还要求打个收条。李德生的工作人员说：“李主任找他，还要什么收条，你快走吧！”

    总政治部的同志为寻找吴克华，忙了一天，此时已是夜晚。吴克华被专案组人员“押”到京西宾馆，以为真是“提审”。

    李德生说：“吴司令，已经半夜了，先吃夜餐吧。”服务员端来夜餐，李德生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吴克华这才明白过来，二人相视而笑，夜餐吃得特香。

    第二天，李德生写报告给军委办公会议，介绍吴克华说的炮兵关押他的理由有三条，一是说他一贯反对林副主席；二是说他陷害“三军革命领导干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是说他打击政治委员。这些都是不成立的。建议解除吴克华同志的监护，恢复自由，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叶剑英同意了这一报告。

    两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当时解放干部，在中央政治局，有江青、张春桥捣乱；在基层，有受极“左”思潮严重影响的某些干部的干扰，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类似这样解放干部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原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委员李志民上将，“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经过总政治部调查，所有罪名都不存在，李德生正准备给党中央写报告，建议解放和使用。不料中央办公厅信访部门转来一封写给毛泽东的匿名信，指控李志民有重大历史问题。按照规定，凡是给毛泽东的信件，处理结果是要报告毛泽东的。此时已是1972年三四月，李德生叫总政治部立即去人到李志民的家乡再作调查，终于弄清所谓历史问题纯属子虚乌有，并取得证明材料回来。当时群众中有个顺口溜：“花上八分钱（指的是一封平信要贴八分钱的邮票），够你查半年”，讲的就是乱告状的。调查的同志回来，已经到了4月底，李德生立即给党中央写了报告，第二天，终于安排李志民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上了新华社“五一”新闻稿的见报名单之中。当时，“五一”“八一”“十一”这几个重大节日活动，名单见报不见报，往往被看成是一个人政治命运如何的晴雨表。

    又如，1972年6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空军问题，问李德生，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钧，是怎么被林彪、吴法宪迫害的？李德生汇报了他们的情况后，毛泽东说，你派人去访问他们，了解林彪对空军破坏的历史情况。

    李德生派人到刘震上将家访问。刘震在空军建设中曾有重大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指挥空战，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多次取得胜利。这时，他刚刚被安排回到北京治病，听到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激动，详细揭发了林彪、吴法宪对空军建设的破坏，也谈到他被立案停职审查，下放农场劳动5年的经过。李德生将谈话要点报告周恩来、叶剑英说：“主席6月17日曾谈到着人访问刘震、成钧的问题。即由总政去人往访。刘是1967年9月由空军立案，停职审查，去农场劳动的。今年6月回京治病。7月，空军对刘案复查，初步发现有虚假，有逼供信。现正继续核查。”刘在谈话中“要求恢复军籍”，拟答复他“同意其穿军装，戴领章、帽徽。”叶剑英阅后呈送周恩来。8月20日，周恩来批：“拟同意，呈主席批示。”21日，毛泽东圈阅后批上“退李德生照办”，在“退”字下面还特意画了一个圈。在当时，被允许重新穿上军装，戴领章、帽徽，同样是恢复政治名誉的标志。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将批件退到李德生手中，刚好中央政治局要开会，李德生立即将批件带到会场，请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一阅。

    再如，1972年7月，毛泽东问李德生，你这位北京军区司令员，知道杨勇、廖汉生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毛泽东接着说，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没有经过中央讨论，而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毛泽东要求先把他们接回北京。李德生打听到他们被“监护”的地点，派人接回，安排在京西宾馆休息，并且建议安排他们参加“八一”建军节的活动。

    随着老干部的解放，197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的活动，新华社的新闻稿都发了大名单，越来越多的老干部名单见诸报端，引起了全党、全国、全军的注意。

    解放干部，一个一个解决，实在太慢。怎样才能加快进度呢？

    1973年3月9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议定了几项事情。其中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干部处理问题，指定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将党、政、军受“审查”的干部，提出先易后难的解决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这样，“先易后难”就成为当时解放干部的一个重要方法。

    周恩来说，解放干部要从上到下、先易后难。他解释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也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了。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会变得容易了。他还建议，落实干部政策的分工，地方省委常委以上干部的落实政策，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国务院各部副部长以上干部的落实政策，由国务院业务组政工组负责；军队正军级以上干部的落实政策，由总政治部负责。所有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中央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各部门要把待解放干部的情况，包括姓名、历任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复查结论、分配工作的意见等，造成表册，使人看了一目了然，便于讨论。表册先送给政治局成员，大家有个准备。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请来上述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列席。

    李德生感到这样做很好。一个一个解决，是“手工业”的办法，太慢了；成批解决，是“工业化”的办法，这就可以大大加快解放干部的进度。他立即将会议精神，向总政治部党委作了传达，并且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由总政治部领导抓好这一工作。

    总政治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这个办公室是“九一三”后成立的。在当时情况下，他们的工作屡屡遇到困难，听到这个决定，都很高兴，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立即将已经掌握的全军被“打倒”的正军职以上干部的情况，按由易到难的原则，将每个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治部的复查结论，有的还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列出详细表册。然而，在极“左”思潮还没有彻底批判的当时，重新复查并推翻这些被“打倒”的军队高级干部的定性结论，恢复他们原来的领导工作，仍然遇到重重困难。首先，总政治部要审查鉴别原先的结论，做过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弄清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在写出复查结论前，要与原单位商讨，统一认识，为此往往经过几次反复，才能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总政治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完成任务，表册经总政治部党委研究，军委办公会议审议后，报送到中央办公厅。

    这个时候，中央已经为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解放干部，实际上是召开十大的组织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央办公厅将党、政、军各部门报送的表册，分头送给政治局成员。周恩来在组织政治局会议讨论时，特意通知政治局委员朱德、董必武两位老人参加。这样，一是保证到会的政治局成员达到法定人数；二是这两位老革命家熟悉老干部的历史，一贯公道正派，在防止江青等人的干扰中，将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平常并不参加政治局的日常活动，为了照顾他们的身体健康，每次讨论到午夜时，周恩来就请他们回去休息。

    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三本名册，其中军队的一大本共有175名。他们都是曾经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军队高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有的被关押，有的被下放劳动。总政治部总的意见是，建议解放，恢复原待遇，重新分配工作。

    按照原来的设想，这个做法把所有被“打倒”的干部全部列出来，而且同类型的干部放在一起，可以加快审查进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请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再讨论。可是江青、张春桥不断发难，时而说“这个材料不真实”，时而说“材料里没有了罪行部分”，时而说“定性定低了”或“定错了”，时而说“这样的结论，否定了造反派的功劳”，甚至说“你们（指总政治部——作者注）包庇了坏人”，企图挑起争论。

    每遇到这种情况，周恩来都会及时出来说话。他概括地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反问道：“这个事能扣这样的帽子吗？”有的被解放干部确有缺点、失误，江青、张春桥就会无限上纲，周恩来依然耐心地解释：“这不算个什么错误嘛，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样，每次讨论几乎都得三四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几乎又是一个一个审议，一次仍然只能讨论通过几个人。

    我们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颜金生少将，是作为“易”的对象，放在前面讨论的。

    颜金生，1930年12岁时参加革命，14岁参加红军。红军时期，曾任红二方面军青年部副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一二〇师七一六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师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军政治委员、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1965年春，国家文化部被批评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而被“改组”，他和南京军区政治委员萧望东和两位省委书记一起调到文化部，萧望东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部长由陆定一兼任），颜金生担任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负责文化部集训班的工作，保护了一批文化界的名人。1966年10月，江青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公开指责萧望东领导的文化部是“旧文化部”。1967年1月，造反派夺了文化部领导的权，所有司局长都靠边站，副部长被集中看管。在一次大会上，江青点名说：“颜金生也不是好东西。”江青一句话，颜金生倒了霉，马上被关押起来。此时，萧望东先是同国务院几十位部长被周恩来接到中南海“避难”，后来被送到卫戍区“监护”，造反派抓不着他。颜金生就没有这个“待遇”了，他被造反派关进“牛棚”，经常被拉出去批斗。为了保护文化部的老同志，每次批斗，他都把文化部党组决定的，或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批准的事，自己承担下来，这样更引来狂批猛斗。关押期间，他不仅挨批斗，每天还要打扫厕所，冬天就去烧锅炉。整整关了两年，才获准晚上可以回家休息。颜金生历史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就靠边站了，谈不上有什么错误。而且在职务安排上，总政治部建议任命他为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这已经是低一职分配了。这样可以减少争议吧，所以放在第一个讨论。

    然而情况并不如人愿。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在汇报到颜金生“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时，介绍说：“颜金生同志是从军队转业到文化部的，时间不长，刚刚熟悉情况，“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没有什么原则错误。”

    江青马上接话说：“颜金生有错误！他在文化部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解释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参加红军时只读过三年书。”

    朱德戴上花镜，念着表册上颜金生的简历说：“颜金生，1918年生，1932年参加红军，才14岁嘛。他能读多少书，他就不识几个大字嘛，不好说他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但江青仍不放过，转而指责说：“让颜金生到陕西军区工作，是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当分配到西北，应当分配到东南去。”

    会上谁也不与她争论“山头”问题，那样就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而转移了主题。田维新解释，陕西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原来是黑龙江军区副司令员，是一方面军的。李德生也就事论事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的已经不多了。

    江青依然纠缠不放，说：“颜金生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

    颜金生由大军区主任改任省军区政治委员，已经低一职了，怎么还是不行呢？田维新再次说明：“陕西省军区现在已经有一位政治委员，颜金生去当政治委员，主要是管军工企业，现在战备任务重，陕西军工企业多，需要加强领导。”总政治部的报告，事先报告过叶剑英，是经过军委办公会议审议过的。叶剑英接过来说：“现在忙于备战，炮弹、子弹储备不足，很需要抓一抓。”

    周恩来最后说：“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军区当政治委员，分管军工生产，是合适的。”这样，一个小时已经过去。

    有几位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结论上纲很高。不过说穿了，就是把他们和已经被错误打倒的彭德怀、贺龙元帅连在一起。

    副总参谋长李达上将就是一位。李达，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红军时期，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他有着丰富的参谋实践和理论，是我军难得的高级参谋人才。

    林彪嫉恨这位有很高军事水平的老将军。在李达的审查报告中，他的“罪名”是，参与指挥“二月兵变”。“证据”是他亲自调动部队，把大炮架到了什刹海。这个罪名太大了，而且同贺龙元帅的罪名“二月兵变”联系在一起。李德生早已料到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专门派人详细调查所谓“二月兵变”和李达“调动部队，架炮什刹海”的真实情况。调查的结果是：1966年2月，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决定在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卫戍区曾经向有关单位借一所营房，以便集中训练。“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人把这件事说成是调动部队搞“兵变”，并且写了揭发材料。这就是林彪诬陷贺龙的“证据”。所谓“调动部队”，是中央军委的决定，根本不是李达的个人行为。至于“把大炮摆在什刹海”，李德生派人去看了，在什刹海沿岸，确实有一尊大炮，建国初期，就已经摆在那里了，那只是一尊不能使用的古代大炮。田维新汇报调查经过后，周恩来表示：“事实清楚了，应当以事实为准。”李达的问题才获得通过。

    还有几位，也是和彭德怀、贺龙元帅连在一起的，江青纠缠了好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文化大革命”中较早被“打倒”，“错误”一栏中的问题，经过复查，证实是几个参谋、科长的一般问题，算在杨勇头上了。江青、张春桥不好挑刺，硬说他和彭德怀有关系，是彭德怀的人。其他政治局同志都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个意见，杨勇的解放这才得到通过。

    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政治委员李成芳中将，是红四方面军的团长、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都在晋冀鲁豫军区担任过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是刘邓大军的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军长。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元帅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与这两位军长是上下级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诬陷为“贺龙分子”关押起来，总政治部连个关押地点都不知道。几经周折，才弄清他们被关押在湖南境内广州军区一个军队农场。李德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先后将秦基伟、李成芳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胡荣贵少将、副政治委员张子明少将，南京军区原参谋长王蕴瑞少将等接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并将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当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他们同贺龙的关系时，周恩来有理有据地指出，总不能把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都说成是不正当关系吧！

    175名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本来应当成批解决的问题，依然是一个一个讨论，几乎对每一个人，江青、张春桥都要抓住一点小事，挑挑“毛病”。这样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讨论完毕，终于全部获得通过。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总体上没有被否定，江青一伙还在干扰，这些领导同志的解放，许多人都留下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尾巴，分配的职务大都低了一级。但是，正是由于这些领导同志得到解放和重新工作，在后来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们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重大作用。

    叶剑英元帅身临其事，深尝个中滋味。在江青等人胡搅蛮缠的时候，他端坐在那里，极其愤慨地写下了一首五言诗，形容当时的艰难和周恩来的良苦用心：“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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