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之后，我返回老家，重新整修了我那座土墙灰瓦的老屋。我体弱多病，原本想在乡下闲住，观赏一下田园风光，拜访一下自己的亲友，从此跟文学拜拜了。家乡的巨变令我惊喜，新农村建设的图景更是感召了我。多年的生活积累和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一齐涌向心头，我坐在那座老屋里，手操键盘，竟敲了个不停。我只想随便写点自己身边的生活，不料思路大开，竟萌发出写一部长篇的念头。
当然，在此期间我也有过犹豫和动摇。进入新世纪以来，从事农村题材创作太不吃香了，有的刊物公开声明“不发农村题材的作品”。充斥在图书市场上的多是帝王将相和新时代的才子佳人，以农民和农村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被排斥到不显眼的角落。呜呼！泱泱农业大国，浩浩农村天地，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竟落此可悲下场！所以，当我在揿动键盘，写作我这部反映新农村新人物新生活的作品时，心里时时涌动着一种阴冷的感觉。我辛辛苦苦写下的几十万字将面临什么下场？这凝聚着我几年心血和汗水的作品会不会变成废纸一堆？我心里实在没个谱儿！但是书中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在暗中激励着我，最后我还是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我把初稿寄给了我的同乡也是文友李明性。他是一位著名作家，也是一位资深编辑。我想借他那双慧眼，为我这部作品作一个评估。我告诉他，不要客气，不要拐弯抹角，要直来直去，实话实说，到底这个东西是孬是好。如果不能打90分以上，你就把它扔了，不必再退我。如果真是个好东西，到时你再给我提出不足的地方，我再加工修改。
那时明性刚离开中原农民出版社副总编岗位，依然十分繁忙，但他忙中偷闲，搭灯夜读，硬是在很短的时间一字一句地读完了我这部长达30万字的书稿。他主动跟我打电话说，这是部好作品，在当前来说绝对是一部反映新农村建设的难得的佳作。他推荐给出版社，这部作品现在终于跟读者见面了。
这里应提及的是河南大型文学双月刊《莽原》。我通过电子邮件把书稿发给安平女士。说实在的，我本不抱多大希望发表，因为我知道主编手下压着几十部待审的长篇小说。《莽原》一年才发6个长篇，我已在文学界沉默多年，这好事哪能轮得上我？然而，就在去年4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莽原》第4期将发表我这部小说。主编陈枫对责编安平交待说：“下期就发兴元的，压到10万字，就这样定了！”当时商丘的青年作家高青坡正好在场，他给我来了个“真情再现”，说陈主编那语气十分肯定，毫不动摇。后来我跟陈枫打电话核实此事，她说：“没错！你这部作品写得很有功力。你抓紧压一压吧！”我这才放了心。
最后还要感谢地处豫东大地的《京九晚报》。总编辑郭文剑读了《莽原》，当面对我说：“写得好，写得好！有些章节，我看了都流泪了。”《京九晚报》用4个多月的时间连载了这部小说，先后接到几百个读者的来电，有的称赞小说写得好，希望加快连载次数；有的报纸没及时收到，要求购买这部小说。该报连载结束，开辟专栏，发表来至文学界名家如南丁、孙荪、何思玉和周建平等人的评论，同时还摘发了一组读者来信来稿。我这部作品提前跟广大读者见面，并得到他们的认可，我心里的感激和喜悦自然是不言自明了。
创作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作者的付出决不比怀胎十月的母亲所经历的苦痛少多少。特别是在文学被边缘化的今天，一个在社会上并无多大知名度的人，要把自己的作品推向读者，实在难而又难矣！不少作家感叹说，当前写作难，发表难，出书更难。出版社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政府断奶后他们只能靠自己养活自己。纵观全国，近几年书展上名星和名家的作品成为他们的重头戏，“超男”、“超女”和“型秀”的写真图书更成了他们的“主打产品”。文学蜕变为纯娱乐的东西，谁还看重文化品位和文学档次呢？我跟《莽原》原本较为熟悉，但近十多年来我却不曾登过他们的家门。我在出版社更是没有任何关系可用。今天我的作品能得以发表和出版，只能说明编辑们仍站在文学这片净土上，看中的是“文化品位”，是作品的质量，而不单纯是对眼球的吸引力。这实在是难得，难得！我要对得起出版社对我的厚爱，更要对得起读者。我在视网膜脱离，左眼失明的情况下，对作品情节和人物又作了重大修改，数易其稿，最后形成这个新版本。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题目也由原来的《女儿桥》改为现在的《风流圣母》了。
最后还要感谢孙荪老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刚相识，他就为河南作协为我召开的作品研究会上写出了一篇厚重的评论文章《豫东有个张兴元》，全面评析了我的作品，并指出了我的不足。20多年后的今天，他在担负繁重的大型图书编审工作中，认真阅读了我这部书稿，并为此书写了序，给我以中肯的评价。这份友情我只能作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珍藏心中！
2008年2月26日于商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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