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看来，畏惧了解自己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能以及自己命运等知识，是弗洛伊德对许多心理疾病最重大的发现。我们发现，畏惧了解自己与畏惧外部世界通常是极为同型的和平行的。这就是说，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倾向于极端类似，并且是彼此互相联通的。因此，我们只谈一般的畏惧知识，而没有去严格区分内部畏惧和外部畏惧。
如果从保护我们的自尊、保护我们自己的爱和尊重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畏惧一般是防御性的。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引起我们自卑、使我们感到自己低下、软弱、无价值、邪恶、羞愧的知识，都有惧怕的倾向。我们通过压抑和类似的防御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理想形象，实质上是对于不快的和危险的真实情况回避明确意识的一种技巧。
在心理治疗时，我们靠这种方法不断地回避对痛苦真相的明确意识，同治疗家帮助我们看到真相的努力进行斗争，这种技巧方法我们称之为“阻抗”。治疗家的一切技术都是揭示真相的某种方法，或者是使患者坚强的方法，以便使他能了解、认识真实情况。弗洛伊德说过“完全坦率地对待自己是人能够做的最有益的努力”。
但还有另一种真相也是我们倾向于逃避的，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畏惧、敬畏感觉到软弱和不适，因此我们不仅会陷入严重的精神病状态，而且还极力回避个人成长。这样，我们就发现了另一种阻抗，即否定我们的最优良方面，否定我们的天才，否定我们的最好冲动，否定我们的最高的潜能，否定我们的创造性。简单地说，这是反对我们自身的伟大，这是畏惧自信。
说到这些，我们不得不想起亚当、夏娃以及那棵千万碰不得的智慧树。这一点在许多文化中也是相同的，它们也认为终极知识是为神保留的某种东西。大多数宗教都具有反理智主义的思路（当然是和别的思路在一起）。一些偏爱信仰、信条和虔诚而不爱知识的民族，或者认为某些知识形态弄起来太危险，最好是禁止，或者认为应保留给少数几个特殊人物。在大多数文化中，那些敢于探寻神的秘密而公然反抗神的革命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像亚当和夏娃、普罗米修斯和奥狄浦斯那样。而且，“不要企图成为像神那样的人”，已经作为对所有其他人的告诫牢牢铭记在心。
有时我们自己恰恰是像神一样的人，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极其简炼的方式谈论这一点的话。我们对此的心理是很矛盾的，既迷恋它又畏惧它，既想达到它又要防御它。这是人的基本范畴的一个方面，我们既是可怜的，又是上帝。我们的任何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像神一样的人已经证实，在长期的创造、证实某种新东西（与旧东西对立）时，勇气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这是一种果敢行为，这是一种违抗，一种挑战。
一时的恐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有可能进行创造的话，那就一定不要被恐慌压倒。因此，在自身中发现伟大的天才肯定能产生振奋。但是，这也带来了成为领袖、成为完全孤独的人的畏惧，以及对于危险、责任和义务的畏惧。责任可能被看成沉重的负担，成为必须尽可能长久回避的东西。被选为总统的人向我们报告的情况中带着怎样的一种敬畏感、谦卑感、甚至恐怖感的混合状态。
包括妇女治疗的几个权威性的诊疗案例，通过那些共同的现象教给我们大量知识。许多才华横溢的妇女也都被卷进一种被制造出来的问题中来了，即不知不觉地鉴别起智力和男性来了。探索、研究、证实、发现，所有这一切，她都可能认为是男性的事情，尤其是在她做男性的工作遭到怀疑，从而有威胁时，更是如此。许多文化和宗教都阻止妇女进行认识和研究，而且我认为这种行动的一个有力根源是让她们保持“女性”的愿望（在施虐的意义上）；例如，妇女不能作牧师和教士。
胆怯的男人可能会将探索性好奇看作挑战别人的某种方式，好象通过变成聪明人和揭示事实真相他就不知不觉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男子汉气概、充满自信、胆量过人。这些是不能替代的，而且这样的姿态将招致别人、老练的人和坚强的人对他的谴责。同样，儿童也可能认为好奇的探索是侵犯了他们的神。
当然，甚至在成人身上也容易找到这种互补的态度。由于他们经常发现，他们的孩子的这种无穷无尽的好奇至少是讨厌的，甚至有时是一种危险和威胁，特别是当这些是有关性的问题的时候。所以，赞许和喜爱他孩子的父母仍然是少有的。某种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被剥削、被压制的少数民族和苦力之中看到，他们可能害怕知道得太多和自由探索，因为这可能引起他的老爷的愤怒。假装愚笨的防御态度在这样的群体中是共有的。
总之，剥削者和专制统治者，由于情境的动力学，不可能鼓励他的下属的好奇、学习和认识，因为知道得太多很可能会造反。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就是十分危险的了。软弱的、从属的或缺少自尊的状态抑制了认知需要。直率的、不可抑制的、咄咄逼人的凝视是霸主地位的猴子用来建立优势的主要方法，而从属地位的动物则用中止凝视表明它的从属地位。
甚至有时在教室里也会看到这种令人不快的动态。真正聪明的学生，热情的探索者，彻底的研究者，特别是当他们比教师更聪明的时候，经常被看成是“狡猾的家伙”，不遵守纪律，是对教师权威的挑战。
在视淫者那里也可以看到那种可以无意识地表示支配、统治控制，甚至不尊敬的“认识”。他可能觉得他对所窥视的妇女有某种权力感，似乎他的眼睛是控制器，他可以用它来叩击。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男子都是窥视者，他们无礼地注视妇女，用眼睛强暴她们。圣经把“认识”和发生性关系等同起来的用法，是一种隐喻的用法。
那种无意识的认识就像某种男性的性等价物，可以侵入、渗入到内部去。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代对这样一组矛盾情绪的综合：儿童探视隐私，探索未知事物，一些妇女的大胆认识和女性的矛盾感，受迫害感，即认识只是主人和教会男子的特权，害怕认识会侵犯神的权限，这是危险和会引起怨恨等等。认识，和“发生性关系”一样，可能是自我肯定的一种行动。
区别限制自己的力量
定义良好的人格的概念是对成长和进步的一个限制，就如同给它们加盖了一个低矮的屋顶，如果单从概念出发，主宰公牛、奴隶、机器人都可以算在内。
儿童的超我通常表现出担心产生恐惧、担心受惩罚、失去爱、遭遗弃。对于那些有安全感得到了爱和尊重的成年人和儿童的研究表明，在爱的相同的基础上，在使他人欢乐幸福的愿望的基础上，以及在真理、逻辑、正义、一致性、是非感、责任感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一种良知。
健康心理之所以与不健康心理有着巨大的差别，就在于健康心理是以善良、诚实、正义、坦率、公正、合理等思想作基础，而把烦恼、焦虑、恐惧等负面思想排斥出去。
人怎样才能无私呢？如何摆脱嫉妒？如何获得坚强的意志和性格？如何获得乐观精神、友好态度，现实主义态度，如何实现自我超越？从哪里获取勇气、真诚、耐心、忠诚、信赖、责任感？
虽然，积极心理学很适宜于研究心理健康，但是它更注重的是对健全的人的研究，如那些有安全感的、自信心的、富有民主思想的、精神愉悦的、内心平和的、富于激情的、慷慨善良的人，以及那些创造者、圣徒、英雄、强人、天才等。
什么力量能够产生社会所期待的优秀品格，如善良、良知、助人为乐、宽容、友好、鉴别力、正义感、好恶感等？
我们积累了许多病理学的词汇，但有关健康和超越方面的词汇却寥寥无几。
不可否认，被剥夺和焦虑感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而且有必要对正义和非正义原则以自我约束原则进行研究。自我约束原则产生于同现实的接触，产生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挫折的过程。
对于个性和个体化的研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个性差异），我们必须发展一门个性科学。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文化移入、文化同化）？
对事业献身的涵义是什么？需要凭借什么才能完成超越自我的事业或功业？
满足、快乐、平和、沉静的人格。
自我实现者的兴趣、价值观、态度和选择不是建立在相对、外在基础上，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内在的、现实的基础上。因此，他们追求的是真、善、美，而不是假、恶、丑。他们生活在稳定价值观念体系中，而不是生活在毫无价值观念的机器人式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只有时髦、一时的风尚、他人的意见、模仿、建议、威望。
自我实现的人对焦虑和焦虑感有着一定的抗拒能力，但同时，他们也具有强烈的惭愧、自责以及悔悟的感受。
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一直被看作问题，看作常出错误的事件来研究，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是欢乐、兴奋的源泉，是享受的机会，常常被视为近似瘟疫的青年人的问题也是如此。
重视环境的潜移默化
按照人自身的本性来看，他有指向越来越完善的存在、越来越多地完全实现其人性的压力。这一点与下述事实具有同样精确的自然科学的意义。一颗橡树籽可以说“迫切要求”成长为一棵橡树；一只虎仔正朝着老虎前进；一匹幼马也可以看成是正向马的样子“推进”。人最终不是被浇铸成或塑造成人的或教育成人的。
环境的作用，最终只是容许或帮助他使自己的潜能现实化，而不是实现环境的潜能。环境并不赋予人潜能或智能，是人自身以萌芽或胚胎的形态具有这些潜能。创造性、自发性、个性、真诚、关心别人、爱的能力、向往真理等，全都是胚胎形式的潜能，属于人类全体成员的，正如他的胳臂、腿、脑、眼睛一样。
与那些明确证实生活在家庭和社会之中是实现这些人性潜能的绝对必要条件的资料相比较，二者并不互相矛盾。让我们避开这种混乱状态吧，反正一个教师、一种文化不能创造一个人！爱的能力、好奇、哲学化、象征化、创造性等等，并不能完全灌输到人的内部。要用容许、促进、鼓励、帮助的方法，把以胚胎形式存在的东西，变成真实的实际的东西。同一个母亲或同一种文化，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待一只小猫或小狗，不可能把它们制造成人。文化是阳光、食物和水，但它不是种子。
妥善处理焦虑
关于认知需要，已经从不同角度谈论了很多。认识使人变得更强大、更聪明、更丰富、更发展和更成熟。这体现了人的潜能的实现，体现了由人的可能性预兆的人的命运的实现。
然后，我们就具有了类似无阻碍的鸟语花香。这是这样的一条道路，像没有奋斗的努力，只是由于苹果树自己遗传本能的表现就结出了苹果一样。
然而，我们也知道，好奇和探索是比安全更高级的需要。这就是说，感觉安全可靠、无忧无虑和没有恐惧的需要是占优势的，是比好奇心更强的。在猿猴和人类的儿童身上，这一点可以直接观察到。年幼的儿童在陌生的环境中往往会抱紧他的母亲，只是到了后来他才会逐渐地离开母亲的大腿，探索和考察事物。如果母亲不见了，或者他害怕了，那么好奇心就消失了，直到重新获得安全为止，他仅仅是从安全港里进行探索。
在哈洛的小猴子那里，情况也是一样，任何引起小猴子害怕的东西，都会使它逃回到代母那里去，它依附在那里，开始时它可能只是观察，随后才出来冒险，如果代母不在那儿，它可能会卷缩成一个球，并且啜泣。哈洛拍摄的动作照片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相对于儿童而言，成年人的焦虑和畏惧要更加隐蔽和难以捉摸。如果畏惧不能制服他，那么他就会压抑它们，甚至否认它们的存在。经常的情况是，他并不“认识”他有畏惧感。
认知是妥善处理这些焦虑的方法之一。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一切不熟悉的、朦胧感觉到的、难以理解的、隐蔽的、意外的东西，全都是有威胁倾向的东西。把它们加工成为熟悉的、能断言的、易处理的、能控制的，即不可怕的和无危害的东西的一个方法，就是了解和理解它们。
因而，知识不仅可以有向前成长的功能，而且有缩减焦虑的功能，即有一种保护内部平衡的机能。外显行为可能是非常类似的，但动机则可能是极端不同的。
因而，主观的后果也是非常不同的。一方面，我们松了一口气，并且觉得不太紧张，比如说，受到惊吓的住户在深夜里拿着枪探查楼下使人害怕的神秘声音时，他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情景。这与年轻学生通过显微镜第一次看到肾的微细结构、或者他突然理解到交响乐的结构、或者一篇难懂的诗或政治理论的意义时，那种兴奋甚至狂喜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人觉得更强大、更机灵、更充实、更有能力、更成功、更有理解力了。假设我们的感觉器官变得更有效了，我们的眼睛突然更加敏锐，我们的耳朵更加聪颖，我们的头脑顿开茅塞，那么我们的感觉就会是这个样子。这种事情可能在教育和心理治疗中充分发生过。
在最广阔的人类历史上，在伟大的宗教、哲学结构中，在法律和政治体系中以及科学和整体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动机的辩证法。非常简明地说，它们中能以不同的比例既体现了认知需要又体现了安全需要。有时，安全需要几乎完全能使认知需要屈从它们减轻焦虑的目的。
没有焦虑的人可能是更为大胆和无畏的，并且能够为了知识本身进行探索和建立理论。假定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理、接近事物的真正本质，这肯定更易让人接受。安全的哲学、宗教和科学比成长的哲学、宗教和科学，肯定是更容易成为盲目的。
安全的需要不仅能使好奇、认知、理解屈从它们自己的目的，变成仅仅可供使用的工具，而且还会使活动失去好奇心，甚至仅把焦虑和畏惧消极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为了缩减焦虑，我们既能寻求知识，也可以回避知识。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没有好奇心学习就有困难，大智若愚可能是防御性的，知识与行动是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知识和行动经常是同义的，甚至是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同一的。我们充分而完善地认识了的地方，适宜的行动就自动地和反射式地随之而来了；接着，就没有矛盾地、完全自发地做出了选择。
我们在高级健康水平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似乎能很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而且在表明这点时和机体活动是自如而充分的。但是，我们在年幼儿童那里，在另一种水平上，也完全看到了这一点。
对于他们来说，考虑一种行动可以和已经行动过一样，心理分析学家称它为“全能思维”。也就是说，如果他由于愤怒而渴望父亲死去，那么他就可能无意识地起反应，似乎他已经真地杀了他。
事实上，成人心理治疗的一种作用就是澄清这种孩子式的混同。因此，人没有必要对孩子式的思想感到内疚，仿佛这些念头是已经做过的事。
总之，这种认识和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我们把认识畏惧的原因解释为对行动的深刻畏惧，对来自认识的结果的畏惧，对行动的危险责任的畏惧。不去认识通常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如果你产生了认识，那么你就会不得不行动，行动就会给你招来麻烦。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正如一个人所说：“我是多么庆幸我并不喜欢牡蛎，因为如果我喜欢牡蛎，那么我就会吃它们，但其实我恨这该死的东西。”
住在靠近达豪集中营的德国人，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变成盲目的假愚笨的，这反而是比较保险的。因为，如果他们了解了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或者会不得不对此做出某种行动，或者他们就会对成为懦夫而感到内疚。
儿童也能够施展同样的谋略，否认和拒绝了解对任何人都是很清楚的事情：父亲是一个可悲的软弱者，母亲并不真正爱他等。因为这种知识会要求去做不可能做的事，还是不知道比较好。
总之焦虑和认识显然驳斥了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长久以来所持有的极端主张：所有的认知需要全都是由焦虑诱发的；而且只是缩减焦虑的努力。多年来，这种主张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的动物和儿童实验驳斥了这种理论的纯粹形态。这些实验都表明：一般说来，焦虑扼杀好奇和探究；焦虑和认知是互不相容的，特别是在极端焦虑的时候。
有一本书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情况：
信念体系的美妙之处看来是因为它的构成能够同时为两个主人服务：根据可能的程度去理解世界，以及按着必要的程度去防御它。有的人认为，人们有选择地歪曲他们的认知功能，因此，人们将会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记住他们想记的东西，思考他们想思考的东西。我们不能对这种观点持赞成态度，相反，我们持这种观点，人们只会在他们不得不那样做时才会那样做，不然就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全都是被这种时强时弱的愿望激发的，即要按照现实的实际情况去理解现实，即使它是伤害性的。
很显然，如果我们对认知需要有了充分理解的话，那么它必定是同认知畏惧，同焦虑，同要求安全和可靠有密切关系。我们牢牢依附在前进和倒退的辩证关系上，这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畏惧和勇敢之间的斗争。所有增加畏惧的心理和社会因素，都将削弱我们的认知冲动；所有容许勇敢、自由和大胆的因素，都必然会解放我们的认知需要。
抵制保守习惯的侵袭
当面临某一问题时，往往有一种倾向于套用早期成功办法的习惯。这意味着：必须把眼下的问题置入某一问题范畴中去；必须选择那些对于这一特殊范畴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这里就必然要牵涉到归类亦即标签化。
同样适用于标签化注意、感知、思维、表达等等现象的最恰当的描述就是习惯现象，即：一切标签化结果都是“要把世界冻结起来”。因此，理智在一个特定的情景里总是本能地选择那些已知的和相似的东西，它把这些东西找寻出来，以便能够应用它那“同类相生”的原则。常识之所以能够预见未来，原因正在于此。科学把这种能力推到一个可能达到的最高的精确程度，但并未改变这种能力的基本性质，像普通知识一样，科学只关心重复这一方面。虽然某一事物整体都是新的，但科学总是设法将它分析为差不多是对过去的复制的一些因素或方面。科学只能处理那些假定会重复的东西。在这里应该再一次指出，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另一种科学哲学了，另一种关于知识和认知的观念，这种观念既包含原子论的东西，又包含整体论的东西；既包含重复的东西，又包含独一无二的东西；既包含机械的东西，又包含人类和个人的东西；既包含稳定的东西，又包含变化的东西；既包含实证主义的东西，又包含超验的东西。但实际上，世界在不停地变化，宇宙万物都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之中。
从理论上讲，世界上没有静止不动的（虽然为了某些具体的目的，许多东西可定为是静止不动的）。如果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地看待理论的话，那么，每一经验、每一事件、每一行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有别于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或者将来还要发生的所有其他的经验、行为，等等。没有任何两样东西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保持不变的。如果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当你做事情时当一些东西看成好象是相同的，好象是保持不变的——即根据习惯来做事，那么这就是完全可以的了。之所以能够这样做，这是因为一个差别之所以成其为差别，就在于它具有某种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但有些差别有时却是无所谓的。只要你认识到差别毕竟总是存在的，而且你必须判断它们是否具有某种重要性，那么你就要尽可能去利用习惯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把它撇在一边。没有任何习惯是简单的。对于那些不是不顾环境一味依赖习惯行事的人来说，习惯是有用的；但对那些不太有见识的人来说，习惯则会导致无能、愚蠢和危险。
如此看来，似乎很有必要将我们关于科学与常识的各种理论和哲学都构架于这一基本的和必然的基础之上。怀特海对此也曾进行反复说明。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于时间延续中的事物被盲目地推到这种空间中去。虽然现在我们那些最老练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摒弃了这样一些陈旧的观念，但这些口头上遭到摒弃的观念作为我们所有那些较低级的思想反应的基础却仍然在起作用。虽然我们已经而且必须接受一个变化发展的世界，但我们却很少是怀着热情这么做的，我们都仍然信奉牛顿。
因此，可以重新界定所有可列为标签化的反应，它们都努力想使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世界的运动冻结起来或阻止为静止状态，从而在世界仿佛不动时能够处理它。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些静止的原子论数学家们为了以一种不动的方式来对待运动和变化，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天才的戏法，这就是微积分。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例子也许更加切合主题。那些头脑静止的人都倾向于把一个过程世界凝固起来，使之暂时静止不动，因为他们不能处理和对付一个处于流动中的世界。
习惯是保守的机制，这一点詹姆斯早就指出了。何以如此呢？一方面，因为任何习得的反应，仅仅由于其存在便足以阻止对同一问题其他习得反应的形式。但是另外还有一重要原因，虽然也同样重要，却往往被学习理论家们忽视了，这就是说，学习不仅仅是肌肉反应，而且也使人们产生一种感情和喜好。我们不仅仅学说英语，我们还会逐渐喜爱上英语。这样一来，学习就不完全是一个中立的过程了。我们不能说，如果这一反应是错误的话，我们就把它抛弃掉，或者用一个正确的反应来代替它，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通过学习，我们自己已经被束缚住了，献上了自己的满腔真情。因此，如果我们愿意把法语学好的话，那么当我们的教师口音不好时，我们最好干脆暂停学习，等我们找到一个好老师时学习起来会更为有效。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能同意科学领域中那些不切实际地对待假设和理论的人的观点，他们说，“就算是错误的理论也比没有强”。如果我们前面的考虑还有某些道理的话，那么真正的情况绝没有这么简单。正如一句西班牙谚语所说的，“习惯起初是蜘蛛网，然后是钢丝绳”。
这些批评只适用于原子论式的复制性的学习，也就是对彼此孤立的特定反应的识别和回忆，而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学习。许多心理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把这种复制性学习看成好象是过去或现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习得的许多东西，亦即过去那些最为重要的影响既不是原子论式的，也不是复制性的。过去那些最有影响的学习类型，是我们所谓的性质或内在学习，即对我们所有经验的性质的一切影响。因而经验并不像硬币一样是有机体一个一个习得的；如果这些经验有某些深刻影响的话，它们就会改变整个人。这样，某一悲剧性的经验就会使他由一个不成熟的人变为一个成熟的人，能够使他变得更加明智、更加宽容、更加谦卑，使他能够更好地解决成年人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与此相反的理论则会认为，这样一个人只是通过某种特殊的机遇获得了处理或解决某种特殊问题（例如他母亲的死）的技巧。他除了在这方面有所变化以外，并无其他的变化。这样一个例子实际上比通常那些把一个错误的音节同另一错误音节胡乱联系起来的例子远为重要、远为有用，更可以用来作为典范，而后者除了与其他错误音节有关系外，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毫无关联。
如果把世界看作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可认为是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从理论上说，所有问题都必然是新的。根据过程理论，任何一个典型的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根本不同于任何其他问题的。如果一个问题十分类似于过去的问题，根据这一理论都必须理解成一种特殊的情况而不是一种典型的情况。如果事情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凭借过去以寻找一个特定的解决办法就不完全是有益的，而且这也有可能是危险的。我相信，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讲得通，而且在实际上也是真实的。无论如何，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抱有多大的理论偏见，都会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有些生活问题是新的，因而必须用新的解决办法。
习惯从生物学角度对人的适应具有双重作用，既有必要性，又有危险性。它们必然意味着存在某种不真实的东西，即一个固定不变、静止不动的世界，但它们通常又被当作人最有效的适应工具之一，而这又意味着有一个变化的、动态的世界。习惯一旦形成，它就会发展成一种惰性、抗拒变化。但是当某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该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者迅速作好变化的准备。因此，习惯的存在有可能比毫无反应更加糟糕，因为习惯阻止我们并使我们不能及时对某一新的情况作出必要的新的反应。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巴特莱特谈到“外部环境的挑战，这种外部环境部分是在改变，部分也是持续不变的，因而它要求我们作出随机性的调整，但又不允许有一个全新的开端”。
为了把这一点弄得更清楚一些，我们也许要从另一观点来描述这一悖论。可以说，我们建立起习惯是为了在处理反复出现的情况时节省时间、努力和思想。如果一个问题以同样的形式反复出现的话，我们的心里就会自动跳出某种习惯性的答案，从而节省了大量思想，不去重视这一反复出现的、不变的和熟悉的问题的反应。我们之所以说习惯是一种“好象”反应——“好象世界是静止的，常住不变的”，原因正在于此。许多心理学家都注意到作为适应性机制的习惯的根本重要性，因而都一致强调重复现象。上面那种解释显然就是由此而引导出来的。
不必说，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重复的、熟悉的、相对静止不变的。因此，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往往就会以那个样子出现。一个从事所谓比较高级的活动、思想、发明和创造的人会发现，这些活动首先需要无数精细的习惯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以便创造者能够自由地把他的精力投入到所谓更高的问题中去。但这里却又涉及到一个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实际上，世界并不是静止的、熟悉的和重复不变的，相反，它常常处在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是常新的，总是要发展成某一别的东西，物是人非，时过境迁。我们无须讨论这一点是否合理地概括了世界所有方面的特征；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认为世界的某些方面是恒常不变的，而另一些方面则不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无谓的、形而上学的辩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习惯对于世界的那些恒常不变的方面不管是多么有用，当有机体必须处理世界那些变幻莫测、起伏不定的方面时，当有机体必须解决那些独一无二的、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时，习惯肯定会起某种阻碍的作用。
我们面前是这样一幅人的图景，他面对着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必须用日益精细的反应来适应世界的无限多样性，他必须找到从直接环境的完全控制下摆脱出来的方法，只有这样，他才能生存下去，成为世界的主人。
我们的自由如果不通过不断的努力来更新自己的话，那么就在它被肯定的那一刻，它就会制造出不断发展的习惯，而这些习惯将会窒息自由，它会被自动性所毁坏。即使是最活跃的思想在表达它的公式中也会变得干燥、僵硬。词语与思想格格不入，字母会毁灭精神。
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取得进步，但却不是通向进步的唯一途径，必须从那一观点对它加以节制。它只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能帮助我们取得进步，即它能够节省时间，保存精力，但是如果这样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保存下来的精力不是用于改造其他行为的思想活动的话，就根本没有进步可言。刮胡子对你来说越是变成习惯性的，那么，在刮胡子的时候，你就越是能够自由地去考虑那些对你有某种重要性的问题。在这里面总有大量的方便之处——除非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你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悖论：习惯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既有益处同时又有害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想，但却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们是适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但却又对适应起着阻碍的作用。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归根到底却又与新的、非标签化思维相违背，也就是说，它们对新问题是毫无作用的。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时候习惯尽管有用，但它们却常常阻碍着我们的发明创造性，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世界适应我们自己。最后，它们常常以一种懒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新鲜的注意、感知、学习和思想。
还有一点是，复制性记忆在我们得不到参照时将是最重要的阻碍。关于这一结论的实验方面的证明，大家可以参见巴特莱特的书，夏赫特尔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卓越的见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结论科学家们曾对一个印第安部落进行了一个夏天的实地考察。在考察期间，他们发现自己很难记住那些他们十分喜爱的印第安歌曲，不管试上多少遍。他们可以跟着一位印第安歌手把一首歌唱上十多遍，但是过不了5分钟，他们就不能独自地把这首歌重复出来了。对任何一个具有良好音乐记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都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当他意识到印第安音乐在基本结构和性质方面非常独特，因而人们不能对照着一个参照系来把它记住的时候，他才能够理解这种经验。此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更容易体会。这就是说，一个讲英语的人在学习譬如西班牙语时所碰到的困难与在学习像俄语这样的斯拉夫语时所碰到的困难是不大相同的。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中的多数词汇在英语中都能找到相应的同源词，一个讲英语的人可以把这些同源词用作参照系。但是由于这些同源词在俄语中几乎完全不存在，这样，学习俄语就变得极其困难了。
语言的魅力
语言是一种标签化的手段，主要是体验和传达命名性信息。当然语言也企图界定和传达那些特殊具体的东西，但却常常由于其最终的理论目标而宣告失败，比如可以参见詹姆斯·乔伊斯的著作或者关于诗歌理论的各种讨论。
诗歌旨在传达、或者至少是表达一种大多数人“无法说出”的特殊体验，它要把那些本质上无名的情感体验用语言表达出来，它企图用那些起着组织安排作用的标签来描绘一种新鲜的和独一无二的体验，而那些标签本身却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一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个诗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这些词语来造成一系列类似关系、比喻或新的词型。通过这些手段，虽然他还是不能描述出一种体验本身，但他却希望借此在读者身上触发起类似的体验。他有时居然能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如果他想把各种词汇变成独一无二的话，那么交流传达就会受到损害，例如在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以及在各种非表现艺术中就是如此。
V·林肯在1946年9月28日出版的《纽约人》杂志上曾登载过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前言就成功地表达了上面这些观点。这篇前言如下：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作好准备？为什么我们朋友的所有书和所有充满智慧的思想归根到到底都并未向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关于人临死前的情景、关于年青恋人的故事、关于丈夫不忠的故事、关于雄心勃勃的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我们读得何其多也！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无一没有反复发生过，没有任何东西我们没有详尽、仔细地读过上千遍，并且还精确地作过记录。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开始生活，就被那些关于人心的故事淹没了，人们不厌其烦、无所不用其极地向我们灌输这些故事。但是当某一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它一点也不像这些人描绘的那样。这一事件是陌生的，而且是异常地陌生、异常地新奇。面对着这一事件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才意识到，别人向我们说的话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还是不相信，个人生活在本质上是不可传达的。我们在度过某一时刻之后就被驱使着要把它传达出来，把那些在意图上是诚实的而在最终效果上是虚假的话说出来。
因此，语言在处理某一事物时最多就是赋予它一个名称，但名称毕竟不能描述或传达出这一事物，不过是给它贴上一个标签罢了。一个人要认识特殊事物就必须充分地体验它，而且必须亲身体验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是给经验命名，也只会给它罩上一层屏幕，使人不能进一步对它进行直接评价。
例如，有一天，一位教授与他的艺术家妻子漫步在一条小道上。当他看见一朵可爱的花时，他就问他的妻子这朵花的名称是什么，谁知刚一出口，就遭到他妻子的一顿斥责：“知道这朵花的名称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一旦知道了它的名称就别无所求了，就不会再去欣赏这朵花了。”
我们常有的一种倾向，即根据我们给各种个体和情景所标的名称来对这些个体和情景进行评价。这种说法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对某物进行归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它进行反应的方式。我们主要是通过命名来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当我们给某物命名之后，我们就倾向于根据这一名称来评价它或对它作出反应。处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我们学会了对那些名称、标签或字词进行独立的评价，完全不顾及这些名称、标签或字词对之能够适用的那些现实情况。
像空中小姐和火车站的挑夫这两类侍者，做的都是佣人的杂役，但请考虑一下这两类人在社会地位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吧。
语言有时可以看作是横梗在现实与人之间的一道障碍，因此它会将经验强行塞入标题中。一句话，语言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虽然我们都不可避免要使用语言，但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却必须时刻意识到它的缺点，力求避开这些缺点。
我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科学家应该学着尊敬诗人，至少是那些大诗人。科学家通常都认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精确的，而所有其他语言则都是不精确的。但是诗人的语言如果说不是更精确一些的话，起码也是更真实一些，虽然看上去不是这样。有时候这种语言甚至比科学家的语言还更精确一些。例如，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才能的话，他就能够在很短的篇幅内说出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教授需要10页纸的篇幅才能说出的东西。
即使语言对人的理论思维很有好处，它也仍然有各种显而易见、不可忽视的缺点。如果人们完全放弃了语言所能勉强达到的那一点特殊性，而只是一味地使用各种令人生厌的老套、平凡、陈腐的话语、箴言、标语、口号和形容词的话，那么情况可能更糟糕。如果是这样的话，语言就彻底变成了一种消除思想的手段，就会使人感觉迟钝，阻碍人的精神的发展，把人弄成一无是处的废物。这样，语言的功用实际上与其说是传达思想，不如说是蒙弊思想。
语言的另外一个特征也容易制造混乱，那就是，语言中至少有些特殊词汇超越了时空范畴。“英格兰”一词逾经千年而未见任何发展、变化、开拓和衰老，但它所指示的那个民族却早就今非昔比了。但是无奈我们手中掌握的都是这样的词汇，因而只能用它们去描述处于时空变化中的事件。如果我们说，永远都有一个英格兰，人们会怎样理解？正如约翰逊所说：“在现实的手指之间，但见笔走如飞，从无片刻停歇，非区区口舌所能企及。以流动性而言，语言结构远逊于现实结构。正如晴空中陡然响起一声霹雳，转瞬之间却又化为乌有，我们所高谈阔论的现实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恢复真正的“自我”
你的自我感要通过你一生的努力才能得到强化。要培养你稳定和综合的自我感，除了做到移情以外，形成个人的独立感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做一个成熟的批判思考者，移情和独立这两种品质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儿童以及成人处于强大的从众压力的环境之中，这种压力有时明显，有时隐蔽，但却始终存在。如果你不从众，我行我素，你就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你是一名儿童，你面临着被社会排斥、失去爱、非难、惩罚的危险。如果你是一个成人，不从众则会影响你的职业生涯，使你与他人的关系出现紧张，受到社会的谴责。
然而，从众行为付出的代价不会比不从众少，特别是在从众意味着按照与你的“真实自我”相冲突的方式行动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你在世人面前不得不创造一个“虚假的自我”，就像一位演员扮演了一个与他的自然人格不一致的角色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这是由于生活中不同的人要求你扮演不同的“角色”而造成的。有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说“违心话”，以避免对他人不必要的冒犯；穿我们并不喜欢和欣赏的流行服装；承担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去做的工作。在与此类似的例子中，如果你内在的自我是强大的，你就会作出符合自己愿望和思想的真正选择，而不使你真实的自我受到损害。但是，如果你内在的自我是软弱的，在外部要求和压力下感到畏缩，那么，你就极有可能失去你真正的自我。
对个人来说，这种现象所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你总是从外部寻求怎样思考、怎样感觉以及怎样行动的提示，因此，逐渐地你就会变得没有安全感，没有正确的自我观作行动的指导，你就会事事依靠他人，没有他人的指点和同意你就不知所措，感到内心很脆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展示给世界的自我是经过精心伪装后的自我，而不是你真正的自我、你的“灵运动”。没有真正的内心自我来指导你的选择，并把它建立在真正被爱的基础上，那么，你就不可能与他人建立在感情上很成熟、能够互相移情的关系。建立在虚假自我基础上的关系只能是虚假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流于表面，而且极不稳定。
当然，我们每个人在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问题上，并不是非此即彼。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处于两个极端——软弱的、没有安全感的、分裂的、完全“虚假的”自我和强大的、有活力的、有安全感的“真实的”自我——之间的某一点。在特定的场合和时间，你可能发现你自己会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同的地方。但是，无论你处于哪个地方，你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即你怎么才能远离虚假的自我而走向真实的自我？换言之，你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安全感、乐观、有爱心、尊重他人、乐善好施、慷慨、灵活、移情、有创造性和成熟的人？
避免盲目性
知觉多数情况下被理解为对错觉、曲解、错误的有限研究，韦特海默把它称之为心理盲目性的研究，为什么不再加上对于真觉、阈下知觉和无意识知觉的研究？良好趣味的研究不算吗？真、善、美的研究不算吗？那么审美知觉呢？为什么有的人具有发现美的眼光，而另一些人没有呢？在知觉这个总概念下，我们还可以包括用希望、梦想、幻想、创造性、组织和安排来建设性地控制现实。
无动机、无偏见、无私的知觉、鉴赏、敬畏、景仰、无选择的注意。有大量对于陈规俗套的研究，却几乎没有对于新鲜的、具体的、柏格森主义的现实的研究。研究弗洛伊德所谈的那种游离注意。
健康者凭借了什么东西把未来预测得更准？把现实问题解决得更稳妥？对人们的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呢？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能够容忍或者享受未知的、无结构且意义不明的、神秘的事物？为什么健康人的希望和愿望对他们知觉的歪曲程度这样小？
这是因为健康的人，各种机能联系性比较强，这其中也包括各种感觉，这些感觉使联觉在原则上成为对于独立的感觉的孤立研究更为根本的研究。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感觉系统与机体的运动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些相互间的联系需要更多的研究。
对于内在意识，存在认知，启发、超越各人的和超越人的知觉，神秘体验和高峰体验的认知方面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慎重对待“简单局部”
假如我们不将我们研究的个体分解为一个个“简单局部”，我们又何以对它进行研究呢？我们现在已证明，这一问题比一些人所认为的要简单得多。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我们只是反对被称之为还原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这些概念重新定义一下，使它们能让我们的行为更为有效、更富有成果地进行工作。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可以很容易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一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分立的现象来研究，在自身范围内可以独立存在并可被独自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有机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来研究，试图在它与有机体以及有机体的其它表现形式之间、丰富多彩的相互关系上来进行理解。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用两种方式来研究胃这样的器官：既可以从人体内取出，再置于解剖台上进行研究；也可以让它处于自我状态来进行研究，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有机体内进行研究。
从多方面来考察，这两种不同的方法的取得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通过后一种途径所得到的认知比试管方法的等同物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而且有用得多。
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抛弃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是在一个相对广阔的背景下使用。这一背景包括对人体自然状况的认识以及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可供解剖尸体组织同活生生的人体组织也并不一样等等的认知。
总之，解剖学家现在所做的一切过去都已做过，但是他们现在的态度不同；他们现在做的事比过去要多——除了传统的技术之外，他们还使用了很多附加的技术手段。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以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研究的是一个分离的实体，也可以设想研究的是整体的某一局部。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分析法；后一种则被称为整体分析法。
对人格的整体分析的实际运用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首先必须对整个有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那个整体的部分在整个有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
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讲，还有必要把每一局部研究对象都作为一个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个体理解，然后才能试图找出关于这一主体的自尊的一切细节。
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于是，在具体提到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我们的家庭、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亚文化群的关系、我们应付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我们对自己前途的希望、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挫折、我们的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
这一过程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我们觉得自己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觉得自己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断中的实际心理含意。
为了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我们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是很有必要的。一般说来，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更易于有对宗教的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好多因素来决定宗教虔诚的程度。
为了弄清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自身外的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对这一个体的宗教培养，即他的宗教感情是肤浅还是深厚，是表面的还是真心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他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因此，一个人定期去教堂，但对他的评价可能是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更少虔诚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孤立，或他是为了讨他母亲的欢心，或宗教对他来说并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这表明他是上层集团的一员，或如同克莱伦斯·德埃的父亲所说“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我必须参加”，或诸如此类。从动力学的意义上来说，他也许毫无虔诚之心，但却仍表现得似乎是虔诚万分。
很明显，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他做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评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单纯行为性质的做礼拜几乎可以有任何一种含意，因而对于我们来说显得非常模糊。
另一个例子也许更引人注目，因为同样的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含意。在这里指的就是政治经济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只涉及行为，使它分立，和上下文脱离，当我们要想研究激进行为和安全感的关系时，我们会得出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走在安全感的极端，另一些激进分子则走在缺乏安全感的极端。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种激进主义放在它的全部背景中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的大概原因——他的生活不怎么如意，他抱怨、失望、心灰意冷，他从未获得他人所拥有的东西。
对于这类人物的详细分析常常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一般同类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这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困境领悟成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激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种一样投票、一样行动、一样讲话，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体类别。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动机或含意。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本身来说，真是事事称心如意，但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类的深爱，觉得有必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因此，不得不向非正义宣战，哪怕非正义并未直接触及到他的利益。
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式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达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或宗教规劝，或耐心的教导，或激进的政治活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受收入多少、个人灾难之类因素的影响。
总之，激进主义是一种表现形式，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潜在动机，可以来源于完全对立的性格结构类型。在一个人身上，它可以主要是来自于同类的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以是来自对同类的爱。
如果以激进主义本身进行研究，就不大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颇为常用的整体方法（通常并未标明是这种方法）是用于组织人格实验的重复方法。从一个把握到的含糊整体出发，我们将它的结构分解为小类、部分等等。
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发现先前对于这一整体的看法是很难成立的。于是，这一整体便被认为更为准确，更为有效地重新组织，重新界定，重新描述，并同从前一样经受分析。这一分析再使整体有可能更完善、更准确，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亚里士多德作为其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提出的A和非A之间的明显区别，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假设已被抛弃或否定。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朗杰的《符号逻辑》一书中看到，这个被他描述为互补类别的概念，被认为是一个不必被证明，但却可以作为常识而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的基本假设。每一类别都有一个补充物；类别及其补充物相互排斥并将它们之间的整体类别挖掘一空。
对于症候群资料来说，论据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和整体截然分开，或任何一项单独的资料和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之间，也不可能有如此鲜明的区分；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
当我们将A从整体割下，A就不再是A，非A也就不再同过去一样。将A和非A简单地相加，当然也并不会还给我们开始时所有的整体。在一个症候群内部，症候群的每一个部分都同所有的其他部分相互交错。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交错状况，那么，我们将不可能割开任何一部分，而且心理学家担当不起这种忽略。互相排斥对于处在孤立状态的资料来说是可能的。但如果它们处在关系网路中，而在心理学中必定要有关系网路，这种两分法就是极不可能的了。例如，甚至连想象都无法想象我们能够将自尊行为从所有其他行为上割下，因为道理极为简单：几乎没有只是自尊而不是其他任何行为的行为。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种互相排斥的概念，我们所怀疑的就不仅仅是部分地基于这一概念之上的整个逻辑，而且也将怀疑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数学体系。
现有的大部分数学和逻辑所涉及到的世界，个别相互排斥的各种实体的组合，就像是一堆苹果一样。将一个苹果同苹果堆中的其他苹果分开，既不能改变苹果的性质，也不能改变苹果堆的本质特征。
但对有机体来说，情况就会截然相反。割下一个器官既改变了整个有机体，同时也改变了被割下的那一部分。
在一个四则的算术运算中，也可以得出另外一个例子。这些运算很显然，采用了原子论数据。将一个苹果同另一个苹果相加是可能的，因为苹果的特性允许这样相加。人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有两个都有高自尊心但缺乏安全感的人，我们又使其中的一位增强了安全感，那么，其中的一位就很可能会乐于同人合作，而另外一位则会有成为暴君的倾向。
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和另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并不是有同样的性质。在那个被加上了安全感的人身上，发生了两个变化，而并不仅仅是一个。他不光获得了安全感，自尊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是因为同高安全感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复杂化的例子，然而在设想任何类似人格中的相加过程的情况时，这又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例子。
很明显，传统的数学和逻辑尽管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只是原子论和机械论世界观的一种工具。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接受动力论和整体论方面，数学已远远地落后于现代物理学。物理学理论的基本性制裁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不是由于改变数学的根本性质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由于同它耍了花招，由于尽量地使它在根本上的静止状态不发生变化。
只有进行各种各样的“似乎”假设才能造成这些变化。在微积分学中可以找到一个极好的例子。微积分学声称是研究运动和变化的，但只是通过把变化转变为一系列静止状态来完成这项工作。一条曲线下的面积是通过将它分割成一连串的椭圆来测量的。曲线本身则被当作“似乎”是有着极小边的多边形。微积分行之有效，并且是一件极为有用的工具。
这一事实证明：它一直是一个正当的运算过程，对此我们不能提出根本性的疑问。但不正当的是，它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有一连串的假设，一连串的回避或花招，一连串明显地并不同心理学研究一样和客观世界打交道的“似乎”假设。
下面所引用的一段话证明了我们有关数学倾向于静止和原子论观点的论点。
难道我们以前不是狂热地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中？我们不是曾经屡次借助于芝诺的悖论证明运动是不可能的，飞矢实际上是静止的？很显然，我们该将这一逆反观点归结到何处呢？
此外，如果每一项新的数学发明都必须依赖旧的既定基础，在静态代数和静态几何理论中，那又怎么可能提取出一种能解决涉及动态实体的问题的新型数学呢？
对于第一组问题来说，并不存在着观点的反复。我们仍然坚定地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里，运动及变化都是静止状态的特殊情形。假如变化意味着一个从本质上与静止不同的状态，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变化状态的特殊情形，也没有什么变化的状态。被我们辨认为变化的，只不过是我们曾指出过的，在比较短的时间间隔中所观察到的一系列许许多多不同的静止形象。
由于我们在实际上看不到飞矢在它飞行中的每一个点，于是就本能地相信一个运动物体的运动有连续性；在这样情况下就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本能想把运动的概念抽象出来作为不同于静态的事物。但这种抽象是由于各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局限所造成的；逻辑分析决不会证实它的正确。运动是一种位置和时间的相互关联。变化只不过是函数的别称，是同一种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至于其余的问题，微积分学作为几何和代数的后代产物，而且它未发生任何基因突变——它的父母所未曾有的任何特征。在数学中，突变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地，微积分便如同乘法表和欧几里德几何一样，具有静态的特性。微积分学只不过是对这个静止世界的另一种解释，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巧妙的解释。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有两种观察各种因素的方法。例如，脸红可以是独立的脸红（一个还原论的原素），也可以是在某种网络中的脸红（一个整体论的原素）。前者涉及到某种“似乎”假设，似乎它在世界上是完全独立的，同世界的其他部分没有关系。
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在科学的某些领域可能有很大的作用。无论如何，只要记得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这种抽象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害处。
只有当数学家或逻辑学家或科学家在谈论独立的微笑时，忘记了他是在做一件人为的事情时，才会出毛病，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脸红之类的事情让人做出来的，没有什么脸红不是有原因的。
这种人为的抽象习惯或对还原元素的研究一直作用很大并且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要是有人否认这些习惯在经验上或现象上的有效性，抽象和分解者往往会感到惊奇。他们渐渐地使自己确信，世界实际上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同时他们发觉，可以很容易地忘记它尽管是有用的，但却仍然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假设的。
总之，它是一个被强加于一个处于流行状态、有着内部联系的世界之上的人造系统。如果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这些有关这个世界的特殊假设才有权在现实面前公然露面。如果它们不再有方便可言，或者如果它们变成了累赘，则必须被抛弃。
在世界上看到我们放进去的而不是原先就在那儿的东西，是很危险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子论数学或逻辑学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用这种理论对世界进行的任何描述，心理学家都可以因为不符合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拒绝。很清楚，手段论思想家们有必要着手创立一些同现代科学世界的性质更为协调一致的逻辑和数学体系。
可以将这些话扩展到英语语言本身。这也势必反映我们文化的原子论世界观，这不足为怪。在描述症候群资料和症候群时，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最稀奇古怪的类比、比喻和各种其他的歪曲和拐弯抹角的说法。我们有和这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分立实体的连接；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并不分立、一旦连接起来就组成了一种二元性的实体的连接。
对于这个基本的连接词，也许惟一的替代物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有结构的跟”。有的语言同一种整体动力世界观更为和谐。在我看来，胶合语言比英语更适于反映一个整体的世界。
另一点，我们的语言同大多数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一样，将世界组织成各种成份和关系，以及物质和物质发生的事情。对待名词就仿佛是物质一样，对待动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对物质采取的行动一样。形容词描述物质的类别更准确，副词描述行动的类别更准确。整体动力观点不会这样一分为二。无论如何，单词即使在试图描述症候群资料时，也要被串成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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