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展欢颜

    光复后的法国充满了欢乐，毕加索跟他所有的朋友一样高兴，然而这却是他被囚于个人的神话中，并放逐于凡人社会之外的开始，而且这将是一个无期徒刑。

    在二战前，他虽然拥有广泛的名声，但这种名声在画廊之外的地方多半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当面见到他的人很少能认出他是谁，而他可以像常人一样四处走动。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在战时顽强不屈的三个伟大无疵的名字之中，只有毕加索有足够强大外射的气质来承受大众热爱的焦点：赢弱的马蒂斯，现在70多岁了，退隐在远方的汝斯；沉默的布劳格则憎恨社交场合。不只如此，在整个占领期间，曾有许多抵抗组织的人员在毕加索的画室集会，因而这个地方，连同它那不妥协的主人，就成为抵抗力量光明、自由的象征。在战争的混乱中，毕加索到玛丽·塞瑞丝住所去的那段时间，由于人们在画室看不到他，一度盛传德国人终于把他抓了去，并且在撤退中把他当作人质并将他杀害；因而当人们终于找到他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为之欢呼雀跃。

    从那时开始，他的名字就经常上报。光复那一年也就是1944年的10月5日传出了他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消息，从此他更是举世闻名了。法国的共产主义，在观念上跟莫斯科的大相径庭，而且许多成员都没读过多少关于马克思或列宁的书，只是出于解放祖国以及憎恨资本主义的不平而加入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好像毕加索的兄弟一样，尤其是在战后初期那段意气风发的日子。不过即使是在那时候，他们之中也没几个人能和毕加索讨论绘画，尤其没人了解他的作品是怎么一回事。共产党对艺术的观点，对社会写实主义以及用直接宣传来教育大量群众的主张，当然与毕加索处在相反的极端。

    珍妮维叶·拉波蒂当时是个迷人的17岁女学生，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学校抵抗组织的一员。她代表学校的刊物来访问毕加索，想请他解释自己的艺术，因为她的同学们对此实在不太了解。

    她来到毕加索画室的时候又紧张又害羞，不过毕加索很亲切地接待她，让她坐在一张长椅上，跟她谈她的学校。她把学校的刊物拿给毕加索看，他给她看一些素描，最近的作品，还有早期画作的复制品。后来她终于鼓足了勇气，提到了要点，用很熟悉的几个字开始：“我不了解……”

    “了解？”毕加索叫道，“这跟了解扯得上什么鬼关系？从什么时候开始图画变成教学证明了？它不是为了解释——解释什么，我的天！——而是为了唤醒观看者心里的感觉。一件艺术作品绝对不能让人无动于衷，绝不能让人瞥了一眼就算。它一定要使人有反应、有强烈的感受，并开始创造，即使只是他想象中的创造。观看的人一定得从他的麻木迟钝中被急扯出来，被抓着喉咙一阵猛摇；一定要让他觉察到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先把他从这世界中拖出来。”

    毕加索稍微平静一些之后，他告诉她许多前所未闻的有关美学的事：关于美，相关性质，丑恶之美，想象力的主要价值；然后他带着她（她再度脸红起来）走到门外去，并邀请她在文章写完之后再来。

    这就是一段如此愉快的关系的开端。她每个礼拜三下午都会来，这段时间她本来应该在上课。他们坐在长椅上，她稚气地喋喋不休，而他则喂她吃巧克力，这是当时法国少见的好东西，一些美国士兵帮他买的。

    在这些偷自浮生的半日闲逸之外，他的时间都跟弗兰柯丝·姬洛德在一起度过，或是接待无数访客，或者为西班牙难民奔走，此外他还习惯性地作画，常常工作到深夜。

    当与珍妮维叶·拉波蒂的友谊日益增长的同时，他与弗兰柯丝·姬洛德的相处变得更加困难。这两件事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对他来说，珍妮维叶·拉波蒂还只是一个可爱的孩子，然而弗兰柯丝·姬洛德却是他的情妇，她已经看到了他个性中暴躁、易怒的一面。

    毕加索并不是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不满或生气，但有时会像火山一样爆发。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经常是亲切的，然而狂怒的潜力一直都存在，极少有人能忍受这种狂怒。朵拉·玛儿当然不能忍受，而弗兰柯丝·姬洛德也感到很困难，1945年开始，她就比较少见他，有时离开他一两个星期，甚至两个月。而朵拉·玛儿则根本不去他的画室，只在他约她的时候才与他一同外出。后来朵拉·玛儿甚至有精神崩溃的迹象，这件事使毕加索沮丧、困惑，甚至不知所措——他一直以为别人都像他自己一样坚强。

    1945年，夏日来临时，欧洲的战事已经结束了。集中营释放了当中的生还者，这些回到法国的人大多只剩下一把骨头，而且大都患有结核病。毕加索从他们那儿听到的事情，还有他看到的一些照片，使他感受颇深。这几个月中他全部时间花在一幅类似《葛尔尼卡》的画作《停尸间》上。它也是没有色彩且全部是灰色的，虽然尺寸不到《葛尔尼卡》的1/4，却仍是一幅大作，由于它是灰色的，因而画面显得更大。左边的上方是一张白色的桌子，放着一块起皱的布、一个壶、一只汤锅，可能还有一片面包；下面由左下角延伸到右上的对角线上，躺着一堆散乱的尸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婴儿，全部乱七八糟地叠起来。这幅画并不合大众口味。它的立体派规格，它的扭曲，它的似雕像的平面都是完完全全的毕加索。然而它却是一个直接而非象征的叙述，一个沉默、巨大的谴责。

    这一年夏末，毕加索丢下尚未完成的画作，带朵拉·玛儿到南方去。这一次的假期可能有些焦虑的成分，虽然他一直待到秋天，这段时间内的作品却看不到地中海太阳的全部热力。后来，他在瓦库鲁斯的梅纳比小镇买下一幢房屋送给朵拉·玛儿。

    10月底毕加索回到巴黎，11月时弗兰柯丝·姬洛德发现自己没有他是不行的，于是又开始到他的画室去。这个时候，珍妮维叶·拉波蒂已经毕业，而在数个月前毕加索激起了她到美国去的雄心，因而她到宾州的史瓦斯摩去就读了。弗兰柯丝这时的出现当然使他很高兴，她带来了青春与新鲜的气息。1946年2月，她跌断了一只手臂，毕加索带她到南方去休养。回程之前他要求她搬到画室一起住，弗兰柯丝提到他老是跟朵拉·玛儿往来，他保证那已经结束了，而且朵拉·玛儿也明白这一点。他强迫弗兰柯丝一起到梅纳比朵拉·玛儿的住所去，在那儿他逼朵拉·玛儿承认他们的私情已经完了。朵拉·玛儿对毕加索说：“你一辈子都没有爱过任何人。你不懂得怎么去爱。”

    1946年5月底，弗兰柯丝开始与毕加索同居。7月里毕加索带弗兰柯丝乘车到普罗旺斯去，待了一阵子后又到哥菲璜和安提比斯的海滩去。哥菲璜地方上小美术馆的新任馆长拉索齐尔有一天跟毕加索及他的一些其他朋友在海滩上相遇，他厚着脸皮向毕加索要一件捐赠作品，“当然，”毕加索以一贯的敷衍态度说，“我会去找一张小的。”这似乎是浇了对方一盆冷水，不过一会儿之后他又说：“我一直想在真正大的平面上作画，可是老没有这种机会。”

    “平面！”拉索齐尔叫道，“你要平面？我倒可以给你一些。”他的确可以，美术馆的整个二楼都是空荡荡的大房间。

    毕加索开始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作画时光。他走进那自给自足的小世界，把房门关上，然后开始在墙上画了起来。每天从中午画到傍晚，从夏天一直画到冬天，想到什么就画什么，蓝色的山峦、羊群、带笑的人脸、长角的半神、少女、渔人、卖海胆的女人、几何状而出奇明亮的裸女，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东西。当冬天把他赶回巴黎时，他也只得离开这一切。毕加索并没有正式地把它赠送出去——他讨厌与自己的作品分离，而只是把它们放在一种无主的状态。

    毕加索一回到巴黎就去看他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朵拉·玛儿。除了极少的例外，他从不与以前的情妇失去联系，即使和奥尔佳也保持某种通讯，而且他也从不曾完全忘了她。毕加索对友谊有着了不起的包容力，他不但是情人也是朋友，当爱情消逝殆尽之后友谊却仍然留存。他与朵拉·玛儿在决裂之后仍然十分友好，而且一直都互相喜欢。

    1947年的5月，弗兰柯丝生了一个孩子，她把这男孩儿命名为克劳德，不久之后毕加索就带着他们，连同一位保姆，再度出发到哥菲璜去。

    毕加索到那儿去纯粹是为了看看他前一年留下的小玩艺怎样了，然后再回来作更多其他的。他在这时发现一种新的媒介——泥塑（陶瓷），他察觉到了它的潜力，然后开始热切地探索这一领域。夏天过去了，冬天开始了，他制作的盆盆罐罐总数已经接近了两千件，而他仍然在旋转、揉捏、赋形、切割、上釉，并且在他那些已经驯服了的黏土上绘图。

    二、憾事

    1947年里，毕加索很少在巴黎出现，只在年末的时候待了短短一阵子。到了1948年的2月，他又回到南方，住在哥菲璜，而在瓦劳瑞斯工作。陶瓷依旧是成批地从他手中生产出来：鸽子和猫头鹰，类似古希腊人的形体，绘有他的安提比斯牧神的碟子，另外一些碟子上则是地中海的鱼、野牛、斗牛，还有太阳。各种各样的动物和容器的组合，几乎每一件都有实际的用途。他粗短的双手一向能很快地精通各种工具，而现在这双手就成了工具的本身，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艺术，而他的一些新奇、怪异的技巧也出奇地成功。有时候他几乎可以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绘画、雕塑和拼贴三者融合的地步以及色彩和三度空间的合成，而且其中每一项都具有独立运用的水准。虽然一般来说，他自己所期望的标准并没有那么高，然而他的成就却已到达这种境地。

    从前一年开始，奥尔佳就时常盯住毕加索和弗兰柯丝，她会在街上跟踪他们，有一次毕加索还打了她的耳光。现在她更变本加厉起来，甚至会跑进他们的住所，跟弗兰柯丝互相又打又抓。当弗兰柯丝告诉毕加索的时候，他似乎并不特别关心，因此她就天天唠叨，一直到他的忍耐到了极限，而在瓦劳瑞斯买了一间房子，与她搬过去为止。弗兰柯丝并不明白一个男人在工作时要承受什么压力，她一向最先考虑到自己，而当她有任何不顺心的时候，就会拉长了脸，使家中充满阴郁的气氛。对毕加索这个爱大笑的人来说，她就像是一个悲哀的女皇，这可能就是每当有人提到他们应该正式结婚时，他就会勃然大怒的原因。

    1948年8月毕加索到波兰去的时候，弗兰柯丝又怀孕了。这一次旅行并不是突然决定的，而是在他极不情愿的状况下，共产党多方游说的结果。当时，苏联和西方的冷战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中苏联的精明策略之一便是在波兰召开知识分子和平会议，集合了各界赫赫有名而又感情真挚的人物。毕加索的绘画固然跟社会写实主义毫不相干，然而他的名声和众所周知的正直却具有相当重的分量。波兰大使派了一个女人到瓦劳瑞斯去游说：“毕加索的共和国护照不成问题，波兰会派一架专机来接他，飞机当然不会掉下来——空气动力学原理会让它浮上去。等他到了之后，一定会喜欢这个会议的。”

    那女人所说的飞机的事没错，它一路到波兰都浮在空中，不过关于他会喜欢共产党会议的那一点她却说错了。毕加索一向容易厌倦，而那场会议中又有无数的演讲。不过也有比较热烈的场面，一次，一名苏联代表在演讲中责备毕加索艺术的堕落，说他是西方中产阶级文化的最坏例子，而毕加索以他一贯的火爆回击，把对方的攻击明显地和纳粹的攻击相提并论。

    弗兰柯丝·姬洛德以为他只会离开3天，结果他去了3个星期。这在平时已是一个严重的冒犯，更何况她以为她目前的情况理应受到百般呵护。毕加索虽然每天拍一封电报给她，她却有点怀疑这些都是他的司机写的。当毕加索终于返抵家门，抱着礼物之时，她给他的欢迎却是迎面一击，然后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面。

    10月，他们回到了巴黎，一方面是为了1948年在安提比斯画作的展览，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较大的陶艺展。这次陶艺展，毕加索拿去了149件他最好的作品，结果没有激起太大的反响，让他十分失望。不过另一方面它却使所有其他的画家、雕刻家和匠人都拥入附近的陶器工厂，使得此后20年中法国充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壶罐和烟灰缸。

    1949年4月弗兰柯丝生了一个女孩儿。在同一时间内巴黎正举行一次大的共产党和平会议，要求毕加索为他们画一张海报。他完成了一幅石版画，黑的底面上有一只白鸽，这是他最好的版画作品之一，而且丝毫看不出宣传意味。这只白鸽，作为和平会议的象征，一夜之间就出现在巴黎的每一面墙上，即使是极力反对共产党的人也对之称赞不已，而毕加索更是非常高兴地把女儿命名为“派洛玛”（西班牙文就是鸽子的意思）。

    1949年是毕加索多产的一年，一批批的画作和陶艺作品堆在房内，再加上多了一个小孩儿，使得原有空间显得不够了，毕加索在夏天买下一幢瓦劳瑞斯附近的废弃香水工厂，那里有广大的空间，可以让他在里面从事雕塑工作。1950年里他就运用这个地方，作出了《雌山羊》——他的最好雕塑作品之一以及许多其他的作品。

    毕加索在工作室里制作这只山羊和其他雕塑时无疑是十分快乐的，然而日常生活却不那么使人高兴。孩子们固然给予他许多欢笑，但他们的母亲却绝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伴侣。弗兰柯丝常常觉得自己受到冒犯，因此她就不断地制造屋里阴沉沉的气氛。每天早上过得还不错，在哥菲璜的海滩上有成群的朋友，接下来的工作时间甚至更好，但是其余所有时间，毕加索却要忍受太多的阴郁、愁眉苦脸、怨恨。一段这种日子之后，毕加索告诉朋友他快要自杀了。

    毕加索把没有真正这样做的原因归于珍妮维叶·拉波蒂的出现，她“使他再度欢笑”而救了他。从1945年以来，她已经长成一个极度优雅、苗条的年轻女士，大部分时间花在乡居生活、写诗、养狗、养马上面，而且一直像以前那样可爱。1950年她再度定居在巴黎，并且时常去找毕加索，有时在巴黎，有时在巴黎附近。1951年时他们成了恋人。

    他们的关系如同田园诗一般。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们彼此都完美地合适：她爱这个男人本身，同时对他的作品又有最深的鉴赏力；而他敬重她的诗文、她可爱的人格以及她难得的态度，不侵害，不占有，愉悦，尤其是彻底地友善，完全替他着想并站在他的一边。他们之间年龄的差距并不重要，毕加索的心灵跟她一样年轻，而70岁的他仍然能步履矫健地与她一同攀登普罗旺斯的山丘，用同辈的语气跟她谈天说地，告诉她关于麦克斯·杰克卜和阿波林纳的事情，这两个人在他心目中还是那样活生生的。他现在已经摆脱了数年前紧缠着他的有关年龄的恐惧感。

    “如果我一直不照镜子的话，我根本不会知道我已经老了。”他说。而目前，他根本不去想自己的年龄，除非一些不祥的话语迫使他想起。有一次珍妮维叶·拉波蒂说再过50年之后，她就可以告诉她孙子关于他的事情，使得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当然，“死”这个字眼从没有被提起过。

    世界不容许毕加索无止境地与珍妮维叶一同游泳、爬山，也不允许他继续那一系列快乐的风景画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法国政府以房屋短缺为借口要征收他在波提街当作贮藏室的老宅，然而实际上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毕加索找他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帮忙，但大战刚结束时期的荣光早已过去，目前所有的人都反对共产党。经过法律上的繁文缛节之后，封条贴上了那宅子的大门。不过，这是1951年8月的事。在此之前，1950年的9月，他还到英国去参加另一次和平会议。

    不论毕加索对苏联政策的看法如何，他真正关切的无疑是和平本身。他会毫不迟疑地为此投下自己的名声、影响力、财富以及个人的慰藉。从英国回来后不久，他就开始作一幅命名《高丽的屠杀》的画。右边是一群无名、现代化、戴盔甲的武装行刑队，一个带剑的指挥官正要下令射杀左边的俘虏群，这些俘虏都是裸体的女人，有的怀孕，有的带着小孩子。对这幅画的意见，头脑简单的共产党员批评说图中的杀人者没有标明身份——主题意识不明确；比较了解这幅画是对一切屠杀的抗议而非单一事件的人们则说它的冲击力比起《葛尔尼卡》来差得太远；反对共产党的人们当然宣称它是纯粹的宣传品。毕加索对这些冷淡的反应十分伤心而且困惑。

    在自己的家中，争吵总是多于平静，而毕加索变得越来越不安宁，只不过他十分喜爱克劳德和派洛玛，尤其是那个可爱的小女孩派洛玛。1951年的6月里，毕加索还跟弗兰柯丝一同在瓦劳瑞斯。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回到巴黎，带着珍妮维叶·拉波蒂乘车缓缓南下，到了圣卓别兹。

    秋天到来时，这段快乐的日子结束了。毕加索想把他们待过的那幢房子买下来当礼物送给珍妮维叶·拉波蒂，不过她不让毕加索这么做。从他们友谊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发现很难让她接受任何赠予。当她还是一个女学生的时候，就曾经拒绝他送的一张油灯的版画，直到他说：“你为我带来太阳。我也应该送你一些光亮才对。”

    拉波蒂回到巴黎，他则与弗兰柯丝度过一个黑暗寒冷的冬天。1952年里，毕加索和珍妮维叶·拉波蒂两人的好朋友艾留阿德死了，毕加索马上赶到巴黎去，行前弗兰柯丝提议要一同去，她说从现在开始她和毕加索应该“时时刻刻待在一起”，同时还威胁如果他不听她的话，她就要“给他点脸色瞧瞧”。

    毕加索当然不会听话，一个人到巴黎去了。艾留阿德的死给了他很大地悲哀，葬礼结束之后他也生病了。当他又伤心、又疲倦地回到瓦劳瑞斯时，弗兰柯丝告诉他她没有再留下来的必要了。这是一种解决的办法，但却不是毕加索想要的那种解决方式，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失去他的孩子们。他问她是不是有了别人，她说没有。但在1953年春天，她一个人到巴黎去的期间，开始跟一个希腊男人有了某种接触。

    毕加索低声下气地求弗兰柯丝留下来，这种态度使他的许多朋友都感到惊讶。他的恳求，加上弗兰柯丝的拿不定主意，产生了一些效果，1953年就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中度过。

    这是一段颇悲惨的时期，他无法跟珍妮维叶·拉波蒂取得联系，她因为对艾留阿德的死十分悲伤，已经隐居到乡下去了，而且他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的知己在身边了。这段日子里，他对这种情况的反应十分矛盾而激烈，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突然变得十分活跃，一反过去对那些不是朋友却对他好奇的人们的逃避态度，他现在投入每个人群，身边跟着一大堆闲人，逛遍附近每一个斗牛场和夜总会，尤其是在圣卓别兹一带。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是希望能碰见珍妮维叶·拉波蒂，她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去这些地方。这段时间也是滑稽的化装出现在他脸上的时候。访客们有些觉得有趣，有些觉得尴尬——他们发现接待他们的毕加索脸上挂着红色硬纸板的假鼻子、假胡子，还戴一顶纸做的帽子。

    9月29日弗兰柯丝·姬洛德终于离开了，她是带着孩子们一起走的。她事先已经告诉过他，但由于她做过太多没有实现的威胁，这一次他没有料到她真的会走。她到巴黎后就直接去找她的希腊男人去了。

    也许这是一种解脱。几天之后毕加索也到了巴黎，稍早的时候珍妮维叶·拉波蒂已经打破了沉寂，与他通了几封信。这次毕加索一到巴黎就打电报给她，求她来看他。当她来到他的住所，门打开时出现的是女仆爱妮丝，她露出一个欢迎的微笑，悄声说：“弗兰柯丝终于走了。先生太害羞了，不敢打电话给你，要我告诉你……”就在这时，萨巴提斯先走出来欢迎她，然后才是毕加索。

    大家在一起进午餐，然后其他人都及时走开了。珍妮维叶告诉他关于她在亚波尼的农庄，然后她问他，可不可以去看看。他说当然可以。她说，她会开车送他去，车子就在门口。他告诉儿子保罗过一会儿来加入他们，然后两个人就出发了。两人已近一年没有见面，他们的关系受到了某种考验。这一路上两人都十分沉默。毕加索想求她来与他共度人生，但却不知该用什么方法说出来，可能因为他不惯于求别人，可能因为他所要说的事对他是那么重要，而且过去弗兰柯丝对他年龄的一再强调也使他失去了自信。

    一直到了亚波尼他都没有说出来，晚餐时两人单独在餐厅，他还是没有直接说出，晚上也没有，第二天早上也没有，而他告诉她，他要回瓦劳瑞斯了。

    珍妮维叶非常吃惊而且深深感到受到了伤害，她起码希望他能多待一阵子。沟通的困难，害羞的情绪，还有紧张的心情在当时一定相当严重，因为当时保罗在旁边。车子已经发动了，而毕加索终于鼓足了勇气，转头向她说：“你来不来？”她十分伤心，十分困惑，居然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先换了床单再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难明白。这几个字刚出口她的脸就红了起来，但话已经说出了口，不可能再收得回来，而那辆汽车就这样绝尘而去。

    毕加索相信自己是受到了拒绝，他默默地接受了这个拒绝，回到了瓦劳瑞斯——那个沉寂且已经没有小孩的家中。

    1954年弗兰柯丝把孩子们带来与他们的父亲共度暑假。她跟那个希腊人的情史持续不到3个月，而她现在与毕加索处于一种极端有礼的状态中——毕加索甚至请她为瓦劳瑞斯的一场斗牛赛举行开幕式，这场斗牛赛是特别为他举行的。不过她很快就离开了。

    8月，毕加索的朋友拉瑟米夫妇带着他和孩子到柯留瑞去，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的人口不过两三千，虽然在有斗牛赛时街上挤满了人，却不会有大量观光客来骚扰。没有那些水泥的高楼，到处都是有着粉红色瓦片的古代建筑。老百姓谋生的方式主要是捕鱼和酿酒，而且即使在盛夏时节海滩上仍有足够的空间供给想游泳的人。毕加索几乎天天在这里游泳，游出了海湾后，整个海岸和天然风光、古色古香的房舍城堡以及大大小小的渔船尽收眼底，而这一切又是浸浴在最纯净的太阳光辉中。

    他同时还可以欣赏柯留瑞的居民在态度上与别的地方人们的不同。在他自己住的地方，几乎走到哪里都有人对他侧目而视，或直接对他需索；然而在柯留瑞这里，他可以在街上漫步，在酒馆中闲坐或者在海边轻松一下，绝对不会引起丝毫的异样眼光。而且在这里，如果派洛玛自恃身份不凡，想要在海滩上欺负别的小孩子的话，马上就会有粗豪的卡达浪咒骂声让她了解状况。

    卡达浪的最明显特质之一就是独立，他们拒绝受到财富、阶级、名声或任何其他事物的压迫，这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到了其他国家往往会被视为无礼，然而毕加索却完全地习惯，在这儿他不会被视作一个神圣的怪物。柯留瑞的居民因为他完全没有架子，并且了解他们的语言和处事方式而喜欢他；他喜欢他们则因为他们的傲气还有他们对他从不拐弯抹角。他与他们接触频繁，有时通宵达旦地聊天，使得他在原有的大批朋友之外又加上了许多当地的知交。他们请他去主持一场斗牛，他表现得成功无比，不但一直遵守着严格的西班牙礼仪，而且还对一位表现太差的斗牛士冒出一长串的卡达浪脏话。

    暑期结束之后，毕加索回到瓦劳瑞斯，秋天里又到巴黎去参加一个画展。他在巴黎见到了珍妮维叶·拉波蒂，现在要消除他们之间的误会已经太迟了，但见面时还是充满了情感：他很高兴知道她的诗选获得了成功，那是6月中出版的《幽冥骑士》，里面有7幅毕加索作的插图。

    秋天里，毕加索也见到了弗兰柯丝·姬洛德，他们马上发生了激烈地争吵。几个月之后，当她去告诉他说她要嫁给一个叫赛蒙的男人时，他们又吵了一次。争吵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瓦劳瑞斯的别墅，当初毕加索买下这幢房子时用的是她的名义，而现在她有意据为己有，但这房子已是毕加索完全习惯的住处。在两次争吵之间有段时间他的作品产量极少，部分是因为朋友们，他们在长期见不到毕加索之后，现在都蜂拥着来看他。此外，还有许多陌生人及记者们，都渴望了解他的私生活。同时他在巴黎的名声已经大到让他不舒服的程度，他甚至不能在住处附近平静地走动。如果他走人一群正在看热闹的人，人们马上会把视线转到他身上，他自己变成了热闹。此外在1954年的11月初，马蒂斯在长期卧病之后死去了，这件事使毕加索感到极深地伤痛。当别人要他为这件事发表意见时他说：“既然马蒂斯已经去了，就没有任何可说的了。”

    1955年2月底，奥尔佳在坎内的一家医院中死去。她长期以来就受着癌症以及局部瘫痪的折磨。毕加索与她从未完全失去联系——她的照片可在他的住所中看到，而他一辈子都戴着她的戒指。现在他回到南方，办理了她的丧事。

    他并没有再度在瓦劳瑞斯安顿下来。很明显那里的房子已经不属于他了，虽然他很不喜欢改变生活，他还是另外找了一幢更大的房子。这幢房屋位于坎内郊外的一个富有的别墅区，称为卡里福尼。这个房子虽气派，造型却缺乏美感，不过里面有广大的空间，而且充满光线，外面还有个小花园。这花园看来有点像市立公园，不过起码可以防止不速之客的侵入。

    他很快就把底层改成画室，把他所有画具杂物全都搬进来，在周遭堆出了他熟悉的乱七八糟的摆设。在接下来的一次旅行归来之后，他就不再到卡达浪地区去，从此定居在卡里福尼作画。

    毕加索在卡里福尼高大、明亮的房间里工作的情况很好，然而1955年却不是他多产的一年，原因是他把许多时间和更多的精力投在乔治·克罗索制作的影片《毕加索的奥秘》上。这并不是第一部关于毕加索的电影，然而却是到当时为止最具雄心、全部彩色的长片。克罗索觉得在尼斯拍这部片子最为合适，尤其是在夏天，强力电灯的高热加上太阳本身的热力可以让任何人退缩，然而毕加索喜欢新技术，他的热心程度最起码跟克罗索是不相上下的。

    有时他在像火炉一样的影片工作间里作画，有时就在露天的安提比斯近旁海滩上，坐在画架前，每隔几秒钟就站起来一次，让摄影机拍下刚才的几笔。在导演、摄影师、技师和旁观者这一大群人之间，频频受到打断的情况下，他却从未失去他的专注。他坐在那儿，棕色的身体满是汗水而闪闪发光，明亮的眼睛盯视着画布，他的手就在上面挥洒出完美的线条。他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有时每天要工作12~14个小时，画出一幅幅的斗牛、静物、裸女、拼贴与素描。

    从事电影的人们喜欢在工作完后成群结队地逛遍每一家酒吧，毕加索不能抗拒这种诱惑。他以74岁的年纪白天作画，晚上玩乐，身边围着一大批与电影有关的人员。除了电影圈的这些人之外，还有许多闯入卡里福尼的人，他们之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西班牙人，有的是画家，还有的只不过想来见见毕加索。有些人要求友谊，有些人要求金钱，而一旦他们进入了房间，毕加索就不能允许自己赶他们出去。就这样夜以继日，他像20岁的人一样透支自己的体力，直到影片终于完成，所有的人都回到了巴黎。这时，稍稍平静的秋天到来了。

    10月，毕加索到了巴黎，在那儿见到了珍妮维叶·拉波蒂，她给他看她出版的第二本诗集，其中有柯克多作的插图。柯克多是她的新朋友，其吸引力使她几乎看不出他和毕加索有任何程度的不同。毕加索表现出明显地嫉妒和不满，不过他们这次会面仍然相当愉快。她拿出另外一些诗给他看，他专心地读过之后称赞她的努力，然后说以后要为她下一本书作插图。

    1956年的夏天照例有大量的朋友涌向南方，珍妮维叶·拉波蒂是其中之一。他热切地问她是不是一个人来的，当她说是时，他表现得很高兴，然而此后他们的谈话就很少。他们之间直接的沟通，甚至他们彼此真正的了解，都随着沉寂消逝了。这段关系，也许是毕加索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已行将不存在。现在的毕加索，依稀还可认出20年或30年，甚至40年前的那个毕加索，而眼前的《幽冥骑士》的作者，与1944年为毕加索写文章的那个女学生已经少有相似之处了。

    1957年相当折磨人。数以百计的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坎内，要求帮助、忠告、介绍、鼓励，他们之中有许多有趣或可怜的人物，毕加索的亲切受到了各方面的考验。还有一些人要他合作为一篇解释他绘画的文章写一篇前言，为一本书画插图，或是去支持一个反对贫穷、战争与不平的运动，更不用说有些人渴望得到一张免费的画作、一笔钱，甚至一个亲笔签名。即使在那么多年来受尽名气的折磨之后，毕加索仍然常常希望单独会见这一大群人中的每一个人，然而以这么多的人数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他心思的烦扰、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拒绝之后的不愉快以及总是包围在他四周的那些卑屈的贪婪，都使他的脾气越来越坏。他尤其憎恨那些把他视作生财乳牛的人们不断企图加诸他身上的控制。

    1958年夏天，毕加索到阿莱斯去看斗牛。厌倦了一切嘈杂和纷乱后，他有意在当地买下一幢房子，他的朋友就带他去看瓦汶阿格斯古宅。

    这是一幢17世纪的巨大方形房屋，位于圣地维克多利山下面一个幽深的谷中，距它数百码，地势稍高的地方就是一个小村庄。在这片静穆、宽大的地势里，这淡红色的建筑物与大自然浑然一体，显得出奇地美丽。它也跟坎内那幢别墅充斥的山坡形成强烈地对比，更好的是，这建筑后面的山上不能建新房子，因此好像整片山都属于这幢房子。

    毕加索从那个村庄热切地往下凝视着那所古宅，直接看到它的天井里，他的渴慕使他没有想到一件事：从村庄这个有利的地点，别的人也同样可以看到宅中的一切，甚至会看得更清楚，如果他们配备有望远镜或摄影机长镜头的话。

    毕加索在首次看到瓦汶阿格斯古宅之后的48小时之内就买下了它，这当然花了他一大笔钱。不过金钱在当时对他来说已不代表什么了。

    毕加索把在巴黎贮藏的画作：马蒂斯、狄伦、卢梭、里南、塞尚、柯罗、凡多更、窦加、查尔丁、布劳格、米罗、莫迪里亚尼、雷诺瓦，还有其他许多作品，连同一些自己早期所画，现在又被他买回来的作品，全都运来这里，另外又从卡里福尼带来不少雕塑，好像他有意要长久居住在这古宅之中了。

    在这些熟悉物品的环绕之中他马上开始作画，包括一幅《瓦汶阿格斯的餐具桌》，一系列的静物、房舍的本身还有斗牛。这时的画作跟在坎内的时候颇为不同，色调较为沉重，除了深红和暗赭外，还用了墨绿这种在他的调色板上很少见的颜色。这与圣地维克多利山的常绿森林以及灌木丛是互相呼应的。

    也就是在瓦汶阿格斯，他开始画蒙内的《野宴》，他为这幅名画作了许多幅变奏，一共包括170多张图，其中有27张油画。他并不是连续地画下来，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就突然爆发出一股密集的活力，有时会相隔几个月，整组画一直到1962年才完成。这一段时间里他当然不是只做了这一件事，而是另外制作了大量的陶艺，并且花了许多时间在雕刻上，此外尚有不少其他的画作。

    他并不曾定居在瓦汶阿格斯。这个地方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好。头一阵子的热度过后他就时常回到坎内，这地方是派亚瑞斯每年夏天照例要来的。派亚瑞斯的陪伴总是使毕加索感到自在，派亚瑞斯没有一点竞争的心理，而且也从不用异样的态度崇拜他的老朋友——小毕加索。他与毕加索可以像60年前那样轻松、放任地交换他们的想法。

    毕加索往返于卡里顽尼与瓦汶阿格斯之间，除了忙着《野宴》的组画之外，他同时还忙着探索几乎所有的塑形艺术，甚至包括油毡浮雕在内。至于《野宴》的本身，要不是受到许多干扰的话，进展得应该会更快些。干扰除了那些不速之客外，还加上他自己对友伴的需求，不论是什么样的友伴，另外还有他的事业生活。一般性的展览可以交给萨巴提斯负责，他的年纪虽然比毕加索还大得多，却仍旧时时为他的事在巴黎与坎内或瓦汶阿格斯之间奔波。然而大规模的回顾展，比如1957年在纽约，1960年在伦敦，还有几年之后在东京的展览，则都要使毕加索付出相当多的精力。他并不是象牙塔里的画家，沟通对他来说十分重要，而以他现在的声名，沟通的范围是十分广的，例如在伦敦的展览就有足足45万人看过。

    他很喜欢伦敦，然而巴塞罗那却更为贴近他的心灵，1960年时这个城市的“毕加索美术馆”已经初具雏形了。数年以前他问萨巴提斯以后准备怎么处理他的作品：“在他死后”这种意思十分明显，不过这几个字是绝不能明说出来的。萨巴提斯说他有意设立一间毕加索美术馆，就在毕加索的出生地马拉加。毕加索说：“为什么不在巴塞罗那呢？我跟马拉加之间的渊源那么少。”于是萨巴提斯马上着手进行。1960年，巴塞罗那市提供了两座14世纪的宫殿供他挑选，毕加索选择了其中的阿奎拉宫。它位于窄小、古意盎然的蒙他卡达街上，这是他童年熟悉的地方。这间建筑日后就要放置萨巴提斯的捐赠，连同所有毕加索曾经捐给这个城市的作品，还有一些由朋友或收藏家提供的画作。

    萨巴提斯一辈子都很穷，1960年毕加索的一幅早期作品相当于一笔财富，但他却没有出让过任何一幅，而许多毕加索的朋友都曾把他送的画卖掉，虽然他们都比萨巴提斯有钱得多。我们在此大概可以对萨巴提斯的宽宏大度有了一个概念：他捐赠给这间美术馆足足574件作品，其中许多幅上面都有毕加索所题的最亲密的字句。

    1960年里毕加索越来越不喜欢瓦汶阿格斯，人们从各处开车前来窥探，而且他们也会用双倍望远镜监视他，他根本没有办法出来。从1961年春天开始他就根本不在那儿工作，在那里停留也绝不超过一两个晚上。至于坎内，有一大排的房舍正开始在他隔邻的花园兴建，这些房子会遮住大海的风景，而且其中的住客可以居高临下对他的住处一览无遗。

    坎内后方的丘陵上就是莫金斯，而瓦劳瑞斯就在附近不远，这些都是毕加索熟知的地带。从莫金斯通往瓦劳瑞斯的蜿蜒公路首先缓缓顺坡而下，然后转向右手边一个长满树木的山脊直上，在这片山脊上有一座奉祀长生圣母的礼拜堂——一个地方人民朝圣的所在。在还不到这座礼拜堂这么高的地方，毕加索找到了一幢房子。它的四周都为柏树所障蔽，并且旁边有一小块空地，虽然并不是完全地与世隔绝，却可以用人工增加其隔离性。他在1961年早期买下了这幢房子，并且彻底安顿下来。不过瓦汶阿格斯和卡里福尼当然还是没有卖掉，他的许多财产还留在这两处。

    这幢房子被称作“长生圣母宅”，“长生”这两个字对毕加索来说再贴切不过，因为他在80岁的高龄仍然生气洋溢。几乎所有世上活着的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并且知道他还活着。对比较年轻的画家来说，他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因为艺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他解放，年轻的画家和他本人现在都生活在“毕加索后”的时代里。然而当年轻人追随着他的继承者的继承者，或者找到他们自己的方向时，毕加索仍然继续着他孤独的对真实的探索，仍然在一个永远的、个人的革命状态中。他的价值比所有现存的画派都要大得多。

    有人说我们每个人在进入新年龄的时候都是一个生手，过去的经验与眼前的新状况完全无关。大多数人可能确实是这样，然而毕加索却绝对是个例外。虽然他憎厌时光的飞逝，他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却都没有被困难吓倒，也许这是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完全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不为社会加诸他的各种不同角色而感到困扰。他少有老化的迹象，除了常常谈起死去很久的朋友，尤其是阿波林纳和麦克斯·杰克卜，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虽然老年人喜欢回味过去，这对毕加索来说却不能算是回味：过去的友谊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而杰克卜和阿波林纳在他心目中总是鲜明活现。

    三、荣耀

    1961年的3月2日，他极度秘密地和贾桂琳·梦奎巴结婚。她当时35岁，1953年的时候在瓦劳瑞斯的陶艺店里做事，从那时开始就一直跟毕加索在一起。他的再婚，令许多朋友们大惑不解，不过很有可能是希望让贾桂琳日后能合法获得他的大部分遗产。

    在“长生圣母宅”中他完成了全部的《野宴》，不过同时也完成了许多其他的画作，在《野宴》结束之后他的画作产量更增加到一天三幅以上。虽然毕加索常常透支体力，他却似乎很适应80岁的生活。在80岁生日当天晚上，他在尼斯看表演直到凌晨2点，第二天去参加瓦劳瑞斯特别为他举行的庆典，然后又去斗牛场凑热闹。平常的日子里他会见大量的朋友，包括许多来与他谈巴塞罗那美术馆事宜的卡达浪人。亮丽的夏日里他在群木环绕的“长生圣母宅”中度过，四周响起无数的蝉鸣。秋天来临时可以看到他在比较僻静的海湾平静地游着泳，病与死亡还遥远得很。萨巴提斯在1961年中风，而两年以后布劳格和柯克多都死了，但是萨巴提斯康复了，在“长生圣母宅”的山居岁月里死亡似乎失去了它的效率。派亚瑞斯依然强壮安好，而毕加索要比派亚瑞斯还年轻得多。他的工作较之过去任何时候都稳定，事实上过去不曾有任何时候他的产量比现在多。仅是1963年一年里，他为贾桂琳画的像就有160幅。

    在这些作品中比较杰出的可以算是以大卫的《萨比尼女人的掠夺》为主题的多幅变体，他画这些作品时格外辛苦，在许多长夜里逼迫自己继续下去。开始着手以后几星期他在一本速写本上写下：“绘画比我强得多，它支使我去做想做的事。”

    1963年上半年里，绘画支使毕加索去做的事是一系列关于画家和他的模特儿的画作，其结果是四五十张油画，这都是经过长期审慎思考的产品。

    这位画家最先出现的时候是严肃地坐在他的画架前面，拿着调色板，正画着一张面孔的雏形：没有看到模特儿，不过在一个有抽屉的柜上放着一座胸像。后来模特儿出现了，一个绿色的女人，当然是裸体的，在一张沙发上摆出各种姿势。她的颜色、位置和大小都在改变，然而她一直都只是一件纯粹的物体而已。她没有个性，画家与她之间的沟通并不是以她的人作为对象，而是她所代表的真实：说话的是她的身体，而不是她的心思。旁观者不太知道此时的画家在画些什么，大部分时间他的画布都是侧向摆着，否则上面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形状。

    他以同样稳定的专注一直画下去，全然投入他的工作：他自己的相貌有些改变，胡子长出来又消失，须发也是一样。在这一系列的最后几张中他的面孔布满了强烈的色彩，但是他一直是个瘦而黝黑，看不出年纪的形体，有时有些滑稽，不过总是因他严格的、不妥协的奋斗而显得十分庄严。从头到尾他都是完全地孤独。毕加索很喜欢他，把他叫做“穷小子”，并且用充满感情的眼光注视他在工作时的一举一动。

    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他那狭小的、老式的画室作画，不过有时也在户外工作，偶尔还会在晚上，他的模特儿就坐在一张躺椅上或一棵树下；然而不论在哪里，他四周的颜色所叙述的关于创作的历程都远比他专注的脸孔或精巧的双手所述说的要多。那些颜色由深沉的蓝灰转为兴奋的绿与朱红，再转而为盈满画面的蓝色和粉红，然后所有的颜色渐渐淡去，接下来是画家的脸孔和头发忽然进出绚烂的色彩，而后颜色再度变暗、变淡，经过渐次转移回复到原先的深沉。不过他仍然继续画着，即使在最后那几张图中他的脸孔只剩下白色的模糊形象或一片难看的灰色，没有头发也没有胡须，他还是在画着。他从来没有赢，也从来没有输。

    毕加索极喜欢这一系列的《画家和他的模特儿》，冬天的时候他把它们做成许多的木版画，变得比原来更简化一些。在年末以及1964年初的这段时期，他还画了一些大幅的裸女，然后是一些农夫的头像，再后来是更多的裸女、静物、贾桂琳，还有一些《画家和他的模特儿》的补遗。

    1964年的夏天，毕加索在“长生圣母宅”会见了不少访客，大多都是交情很好的老朋友，不过也还有少数的不速之客。那些新的相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能被介绍给毕加索这件事在他们看来是很伟大的，因而他们也希望毕加索能当场有一些伟大的表现——他们期望这位伟大的人物能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吐出一些伟大的思想。毕加索十分明了他们的希望，仗着天赋的诡辩与巧言的才能，他通常都能满足他们。不过，总是在屏息以待的听众面前扮演“演讲先生”的角色是很累人的事，也许这就是他总是戴着假鼻子与滑稽帽子出现在访客面前的原因。

    另外，也有些人是为正事来的，其中有些是从巴黎来的使者，为了筹划他85岁生日的庆典。还有一些人从其他国家前来，为了安排他的画展事宜。

    1964年的秋天是一个金色的季节，即使在法国南部来说也算是出奇的美丽，虽然战争的威胁每天都在报纸的第一版看得见，毕加索却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隐蔽在他的柏树林里。没有理由说他不会永远活下去。他的短小、齐整的褐色身体仍然跟以前一样，这个身体长久以来都否定了一般的死亡率，使得这些死亡率好像根本不适用在他身上。这个秋天难道不能延伸到1965年、1966年，一直下去，以至于永远吗？

    但他的身体还是使他失望了。1965年他的状况不是很好，有一些毛病，他的病更是变得严重。11月里他到巴黎去，住进了“美国医院”。手术十分成功，伤口愈合了，没有并发症，在令人惊奇的短时间内他就回到了“长生圣母宅”。他的卡达浪朋友吉力夫妇去探望他时，发现他活泼而愉快，好像外科医生把他的衰老也随着其他东西一起除去了。然而这次迅速的痊愈却是表面的。毕加索的身体正因为长久的、缓慢的感染而日益衰弱。

    1966年里他没有画一幅画。他的眼睛在年轻时就常常给他添麻烦，现在更不行了，而且听力也开始下降。

    法国政府在毕加索85岁生日的时候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庆祝。在20世纪刚开始时，19岁的毕加索初次来到巴黎，当时世界博览会正在全力展开，许多宏伟的建筑都在兴建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艺术宫和小艺术宫，而现在，为了表示对毕加索的推崇，里面都布满了他的作品。大艺术宫展出了284幅，包括一些他最伟大的作品。同时，苏联人也很高兴地推崇他们的同志，因而这次的展览就成为对毕加索的成就最成功的一次推介。小艺术宫则展出了250件画作，从他在卡洛那时期的习作一直到1966年7月的最近一些头像，另外还有580件陶艺和392件雕刻，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一次作品收集，同时也是对毕加索作为一位雕刻家的总评估。有史以来为单独一位艺术家所举办的展览中，以此次最为光彩夺目。不仅如此，国立图书馆还展览了一间又一间摆着他的插图、蚀刻、木版、石版画，还有油毡浮雕的陈列室。此外，每一家商业画廊只要有能力的话也都推出了他们自己的毕加索画展。

    大回顾展一直持续到1967年的2月。批评家的意见从最坏的詈骂到狂喜的赞赏都有，表现出每一层面的感受，但绝没有人对此漠不关心。前去看过这场展览的人数达到史无前例的85万之众。

    毕加索并没有去，他留在“长生圣母宅”。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拉瑟米夫人，像他在感到寂寞时常常会做的那样，然而这一次却是为了告诉她以后他不会再打电话给她了，他的耳朵开始聋了，他说他不再听得出她的声音了。

    四、灿烂的一生

    1967年这休养生息的一年中，毕加索又开始画他的马戏团人物，他一次又一次地画着，这些人物不再像很久以前那样地悲伤、消瘦，总是在浑身的蓝色上带着些悲剧性的红斑，他们现在分享着灿烂、侵略性的色彩，这种色彩弥漫于毕加索的晚期作品，而在1969年到1970年间达到最高峰。同时他还画了更多的田园人物以及巨大的裸体像一类的作品，然而这在绘画上来说并不是多产的一年。他的大部分心思转向了版画，在这方面他虽然已具有大量的经验，然而仍有不少值得尝试的新方向。

    毕加索计划着要做的蚀刻，本来在1968年早期就可以开始进行的，然而萨巴提斯却在2月13日去世了。毕加索受到极其严重的打击，他的失落感可以由他对巴塞罗那美术馆的大量赠予看出来。他一向把这个美术馆看成是萨巴提斯一手创立的，因而视之为萨巴提斯生命的延续。他在萨巴提斯死后立即捐出了大约1000件作品，从他童年时涂鸦过的作业本、青少年时获奖的学院派绘画，一直到蓝色时期的作品，以及最近的一些最成功的画作也包括在内。而且从萨巴提斯死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他自己的生命结束，他的每一件版画作品都捐赠给这家美术馆，而且都题献给萨巴提斯，好像萨巴提斯还活着一样。

    那一年的春天，毕加索又恢复了工作，结果美术馆收到了数量惊人的347件蚀刻的第一批捐赠品，这是在3月16日至10月5日之间完成的。

    他刚把蚀刻的工具放下，马上又拿起了画笔回到色彩上。在他年轻的日子里他可能忽略了色彩，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一向是用线条，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规矩，现在他则越过这层束缚，极度沉溺在色彩之中。毕加索一向是一个不凡的人，然而也许从来不曾像他生命中最后这几年那样不凡，他迸发出狂猛的蓝色和绿色，尤其是西班牙的大红与黄色，以及重于一切的黑色，这些色彩就是他内在生命力的直接表现。从1969年1月5日到1970年2月2日之间，他画了165幅图，许多件的尺寸都在6英尺×4英尺以上，其他的大小也不比这差多少。

    1969年和1970年是毕加索身为画家最多产的时期，然而他还是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陶罐，并对绣帷发生了浓厚地兴趣。此外，他还去看斗牛，接见一些朋友。当然还有一些卡达浪人，其中的一个律师是来劝说他签署一份文件，完成他捐赠巴塞罗那大量作品的所有权移交手续。即使是最简单的法律形式，一向都令毕加索感到憎恶，而这一件更是不简单，因为他在签名之前必须把这些作品的照片一件一件地看过。在任何其他的情况下，巴塞罗那官方的最佳辩才也不可能说服他去做这件事。然而在悠悠岁月里延续萨巴提斯的生命却是另外一回事——他慢条斯理地翻看那一叠一叠的照片，一边说：“这些不是我的作品，是我的生命。”然后在契约上签下他的名字。

    这是毕加索付出最多的几个年头。1969年，当阿莱斯赠予他荣誉市民的头衔时，他回赠阿莱斯50幅以上的画作；而当纽约现代美术博物馆的代表们来到莫金斯时，毕加索赠送他们一件现存的珍贵立体派作品——1911年的《吉他》。此外，私人的赠予更是不在少数。

    1971年是毕加索90岁生日的一年。巴黎不像1966年那样缤纷地庆祝，然而却给了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活着的艺术家得到过的殊荣：罗浮宫的大画廊重新摆设起来，一些美术史上最光芒四射的名字都被移到边上去，而用8幅伟大的毕加索的作品取代它们的位置。

    但是毕加索没有到场。他派儿子保罗代表他去参加总统主持的开幕式，他自己则留在“长生圣母宅”作画。90岁生日当天，他留下了一些照片，他的模样依然像20多年前的那个样子，他大大的黑眼珠闪烁着智慧与活力，他是近乎一个完美的人。但就某方面来说，罗浮宫的庆典相当类似死亡的阴影：没有任何人的作品能在活着的时候进入那里，这是对一个画家的真正奉承，然而没有人在成为神明之前不先死去的。

    “莫要温顺地没入那美好的静夜，老年应当燃烧并怒吼在白昼的终了。”狄龙·汤玛斯的诗中如是说。

    1973年的4月8日，就在他脑中充满了对未来一年的新计划时，毕加索突然过世。

    冬天的时候他罹患了流行性感冒，他虽然从重病中慢慢恢复过来，身体却变得十分虚弱。不论如何，在早春时他再度开始工作，大约中午起床，有时在他的画室待到次晨6点，而且4月7日的晚上他还邀请朋友来晚餐。但是当天晚上上床时他感到上气不接下气，当地的医生诊断出肺部有严重感染并且极可能有严重的心脏毛病。

    第二天，一位出名的心脏专家——毕加索的一位朋友从巴黎搭早班飞机赶来。他马上看出没希望了，但他仍然尽可能地使他的病人舒服。毕加索对他的仪器十分着迷，充满了最活跃的好奇心；他还爬起来刮胡子——他要给那位专家看他画室里的一些作品。不过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又躺了下来。他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自己要不行了，有时他出着神，静静地自言自语，那个医生常常听到他说起阿波林纳。他在上午过去时进入了弥留之际，然而却没有痛苦。在最后的一段神志清醒的时刻里，他颇为清楚地对那位专家——一个单身汉说话，一边用手指着身旁的贾桂琳，说道：“你不结婚是错的。结婚很有用处。”

    将近中午时毕加索的心脏终于衰竭，他去世了。在自己的床上，一大堆画作和收藏的中间，并且是在家人的围绕之下。

    几天之后，他们把他极为秘密地葬在瓦汶阿格斯的庭园中，随着一些教会的古老祷辞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位教士照料着他的灵柩，另外还有一些地方上的议员参加了仪式。他们把毕加索降入了孤单的墓穴，这个人几乎像太阳一样孤独，然而他的生命也像太阳一样猛烈地燃烧。

    毕加索是个始终引起争议的人，除了他那让人倾倒与折服的过人才华得到了无上的荣誉，他的生活也得了世人众多的非议。他为自己的几任妻子、情人和孩子们画过许多画，他的亲人们对这位天才画家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毕加索绘画上的成就可谓登峰造极，但他的家庭私事却弄得一塌糊涂。他亲人的悲惨故事世人皆知：他的遗孀贾桂琳是自杀身亡的；他的一位情人玛丽也是自杀的，她为他生下了女儿玛雅；他的孙子巴勃里多在贾桂琳将他赶出爷爷葬礼之后也自杀而死；巴勃里多的姐姐马里娜曾写了一些回忆录披露自己悲惨的少年时代，并把一切过错归咎于毕加索。毕加索的妻子和情人中弗兰柯丝生的克劳德和派洛玛及玛丽生的玛雅是毕加索硕果仅存的三个儿女。

    毕加索于1973年以92岁的高龄去世。他在世时人们争先恐后地同他结交，在他去世的若干年以后，世人仍在为他的故事和名声争执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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