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藩镇开刀

    为了让儿子李惟岳能够顺利继承节度使之位，成德李宝臣在临死之前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建中二年正月初，李宝臣以托付后事为由，把跟随他多年的十几个心腹大将召到恒州，并且在同一天全部杀死。

    这件事很绝情，很残忍，可李宝臣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李惟岳太年轻，而且生性软弱，缺乏主见，日后很难镇得住这帮悍将，所以李宝臣只好提前帮儿子清场。

    当那十几颗血迹斑斑的头颅在李宝臣面前一字儿摆开的时候，他还没来得及感到欣慰，就不由自主地蹙紧了眉头。

    因为漏掉了一个。

    他麾下最骁勇的将领、时任易州（今河北易县）刺史的张孝忠并没有在这串头颅里面。

    这可不妙。李宝臣想，张孝忠不死，儿子将来的麻烦可就大了。

    李宝臣随即派遣使者前往易州，催促张孝忠来恒州晋见。

    使者是张孝忠的弟弟张孝节。

    看着弟弟那张拧成一团的苦瓜脸，张孝忠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你回去问问李宝臣，那些将领犯了什么罪，竟然同日被诛？你告诉他，我张孝忠怕死，所以不敢去，不过请他放心，我也不敢背叛他。说来说去，就是跟他不敢奉诏入朝一样罢了！”

    张孝节的眼泪哗哗就下来了，哽咽着说：“你要不去，我就死定了。”

    “我要是去，咱哥俩就全死定了！”张孝忠说，“有我在，他不敢杀你。”

    张孝节空手而回，李宝臣在心里一声长叹。

    看来张孝忠是杀不掉了，而且这个笨蛋张孝节也不能杀，现在杀他就等于提前逼反张孝忠。

    没办法了，让一切顺其自然吧。儿子李惟岳能不能守住这份家底，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正月初九，李宝臣卒。幕僚胡震等人劝李惟岳秘不发丧，随后以李宝臣的名义上表朝廷，请求由李惟岳继任节度使。

    看着成德的奏表，德宗李适的心头不禁掠过一阵战栗。

    这是兴奋的战栗。

    李适很清楚，李宝臣肯定是翘辫子了，否则李惟岳也不会这么急着上表。

    机会来了！要想把藩镇的权力收归中央，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于是，德宗一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成德的要求，一边派遣了一个叫班宏的使臣前往恒州，去“探望”李宝臣的病情。

    朝廷使臣一到，李惟岳顿时傻了眼。他知道瞒不住了，只好拿出重金贿赂班宏，希望他能够帮着隐瞒。不料班宏却一口回绝，马上回京向德宗禀报了李宝臣已死的实情。李惟岳无奈，这才匆忙发丧，同时自立为留后，并授意成德将领联名上奏，请求朝廷赐给旌节。

    德宗再次驳回了他的请求。

    天子的强硬态度让诸藩大为惊愕，同时也让他们感到了唇亡齿寒的危险。

    尽管诸藩人人心怀鬼胎，处处明争暗斗，但是在“确保权力世袭”这一点上，他们却是空前团结、高度一致的。早在许多年前，成德李宝臣、魏博田承嗣、淄青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等人就形成了一个秘密约定——诸镇必须齐心协力，确保各自地盘的世袭。

    当初田承嗣死时，李宝臣就曾极力帮他的侄子田悦说话，迫使代宗朝廷承认了田悦的世袭权力。

    所以，当德宗此次明显流露出“削藩”的意图时，诸藩当然不会坐视。随后，魏博节度使田悦便代表诸藩频频上奏，一再替李惟岳求情。

    德宗还是那个字：不！

    眼看事情陷入僵局，朝臣劝谏德宗说：“李惟岳承袭父位已经是既成事实，若不顺水推舟，势必发生叛乱。”

    德宗当然知道——敢于说“不”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

    如果李惟岳及其河北诸藩胆敢抗命，他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之一战！

    为了表示自己向藩镇开刀的决心，德宗李适对满朝文武说了一番话：“这些年来，各种反叛势力凭的是什么？还不是凭借朝廷封给他们的土地、赐给他们的权位！过去，朝廷为了息事宁人，不断给予他们任命，不断满足他们的欲望，可结果呢？叛乱还是有增无减！由此可见：爵命不足以消弭叛乱，适足以助长叛乱！所以，倘若李惟岳必定要叛，给不给他任命，结果都没什么两样。”

    朝廷最终拒绝李惟岳的消息传出后，田悦和李正己的使者便迅速赶赴恒州和李惟岳见面。

    诸藩紧急磋商的议题只有一个——武力联合，对抗中央！

    建中二年五月，诸藩率先动手了。

    魏博节度使田悦命兵马使孟佑率五千步骑北上增援李惟岳，同时命兵马使康愔率八千人进攻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命别将杨朝光率五千人在邯郸西北扎营，阻击昭义方向来的朝廷军，而他本人则亲率数万大军围攻临洺（今河北永年县）。

    与此同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出兵扼守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州市）及涡口（今安徽怀远县淮河入口）一带，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遥相呼应，封锁了朝廷的江淮运输线。

    德宗没料到诸藩居然赶在他前面动了手，顿时勃然大怒，立刻与朝臣们制订了一个平叛计划。

    六月初，德宗发布作战命令，准备在南、中、北三条战线上与叛乱藩镇全面开战。

    南线战场，由于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屡屡主动要求征讨梁崇义，德宗感其忠义，遂晋封他为南平郡王，加授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命其统率诸道军队进攻山南东道。

    中路战场，德宗命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治所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军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组成联合兵团向魏博的田悦发起进攻。

    北线战场，德宗把进攻李惟岳的任务交给了幽州留后朱滔。朱滔二话不说，欣然领命。本来，幽州与成德、魏博（并称河北三镇）一直是同穿一条裤子的，可自从代宗大历十年，魏博田承嗣诱使成德李宝臣偷袭幽州的朱滔后，幽州镇就与成德镇结下了梁子。如今朝廷要讨伐李惟岳，朱滔当然要借这个机会报仇雪恨了。

    浓密的战争乌云，又一次在帝国上空迅速聚集、剧烈翻涌……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次大战爆发前夕，亦即建中二年六月十四日，大唐帝国的头号功臣、四朝元老郭子仪终于走完了他沧桑而辉煌的一生，病逝于长安家中，享年八十五岁。

    在平定安史之乱、挽救李唐社稷的那批功臣中，郭子仪是活得最久的一个，也是声誉最隆、威望最著、功业最盛的一个。其实，郭子仪身边不乏嫉恨他的小人，比如鱼朝恩、程元振等，都曾经不择手段地算计他，甚至想置他于死地，可郭子仪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这首先当然要归功于上天赐给他的好运气，但同时也跟他的处世之道息息相关。

    说起郭子仪的为人处世之道，不外乎这四个关键词：谨慎，低调，宽容，坚忍。他之所以能够在惊涛骇浪、大起大落的一生中屡屡化险为夷，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几条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的处世原则。

    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郭子仪的一生，未尝不可作如是观。

    和他同时代的很多武将、文臣和宦官，为了功名利禄争得头破血流，最后却大多死于非命。可郭子仪很少主动去争什么，到头来却拥有了世人梦寐以求的一切：权力、地位、名望、富贵、平安、长寿、妻妾成群、子孙满堂……

    史称，郭子仪仅“中书令”一职就兼任了二十四年，光朝廷发给的俸禄每月就多达两万缗（两千万钱），加上各种渠道的私人收入，可谓富甲一方，所以家里的库房总是“珍货山积”。

    郭子仪不仅门庭显赫，而且人丁也异常兴旺。在他的长安大宅内，家人、族人，连同奴婢、仆从加起来，足足有三千人，相当于今天正规部队的两个团！

    郭子仪有八个儿子、七个女婿，“皆为朝廷显官”；孙子有数十个，每次请安的时候，郭子仪连认都认不过来，只好保持同一个表情，对每个孙子都微笑点头。曾担任郭子仪副将的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等人，虽贵为王公，也经常被郭子仪呼来喝去，甘愿受其驱使，以至连郭子仪的家人，也把这几个大将视同家里的仆从差役。

    盖棺论定之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郭子仪做了这样的评价：“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终有唐一朝，做人做到这份上的，恐怕也只有郭子仪一个了。

    郭子仪死后，德宗为之辍朝五日，命有关部门为他修建一品陵墓，并在一丈八的高度上诏令再加一丈，所有丧葬费用都由朝廷支付，文武百官全部赴郭宅吊唁。出殡那天，德宗李适率百官亲临安福门，为之哭泣送葬，随后谥号“忠武”，让其配享代宗庙庭。如此种种，可谓极尽人臣之哀荣。

    就在郭子仪去世的同时，一场大规模的平藩战争也迅速拉开了帷幕。战争在三条战线上先后打响。

    首先来看中路战场。建中二年七月底，马燧与李抱真合兵八万，从壶关（今山西壶关县）越过太行山直抵邯郸，对驻守在此的杨朝光部发起攻击。正在围攻临洺的田悦担心腹背受敌，亲率一万多人回师援救杨朝光。马燧命部将李自良在双冈（今河北邯郸市西北）阻截，并下死令：“如果让田悦过了双冈，你就提头来见！”李自良遂奋力死战，击退了田悦援军。

    随后，马燧以优势兵力一举击溃杨朝光，全歼其所部，随即进抵被围已久的临洺。田悦投入全部兵力迎击马燧。双方恶战一百多个回合，田悦军终因士卒疲惫而不敌，被斩首一万余级，连夜败逃。邢州、临洺二州之围遂解。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病死，其子李纳一直封锁消息，自领军政。田悦战败后，慌忙向李纳和李惟岳求援。李纳遂出兵一万，李惟岳出兵三千，与田悦残部合计二万余人屯驻于洹水（流经河南安阳市）。马燧等人率部进驻邺城，与其隔河对峙。

    八月，李纳为父发丧，同时上表请求承袭节度使职。

    李适不禁冷笑。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做你的春秋大梦呢！

    李适不想给李纳任何答复了。

    他现在只想用刀剑说话。

    南线战场，兵力单薄的梁崇义唯一一次主动进攻失败之后，便一直集中兵力龟缩在襄阳。李希烈大军沿汉水而上，直逼其老巢。梁崇义急命部将翟晖和杜少诚在蛮水（汉水支流，流经湖北南漳县南）阻击，被李希烈打败，二将皆降。李希烈即命二人暗中返回襄阳，对守城军民进行策反。梁崇义下令闭城坚守，但守城将士却打开城门纷纷出逃。梁崇义无力阻止，绝望之下带着妻儿投井而亡。

    随后，李希烈轻而易举地入据襄阳，割下梁崇义的首级传送京师。

    就在中路战场首战告捷、南线战场获得完胜的同时，在北线战场，战事未开朝廷就先捡了个大便宜——朱滔成功策反了成德悍将张孝忠。

    当时，张孝忠正率领八千精锐驻守易州（今河北易县）。朱滔想要南下攻打李惟岳，易州就是必经之地，是他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朱滔知道，张孝忠骁勇善战，所以这颗钉子只能智取，不能硬拔。

    大军未发之前，朱滔便先行派人去游说张孝忠，说：“李惟岳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敢对抗朝廷，实在是不自量力！而今昭义、河东军已经攻破田悦，李希烈的淮宁军又克复了襄阳，河南的各路军队都在日夜兼程向北挺进，成德与魏博亡可立待，你若能率先以易州归顺，那么平灭李惟岳的首功便是你的，此乃转祸为福之上策！”

    事实上，不用等朱滔来游说，张孝忠早就有心归降朝廷了。

    自从李宝臣向功臣宿将挥起屠刀，张孝忠对成德的忠诚早已荡然无存，现在李惟岳又跟朝廷大动干戈，张孝忠当然没有理由再为成德卖命，所以朱滔这番话正中其下怀。随后，张孝忠奉表向朝廷请降。德宗大喜过望，于九月初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

    九月七日，为了表彰李希烈平定梁崇义的功劳，同时为了鼓舞前线官军的士气，德宗又加授李希烈为同平章事。

    此时，诸道平叛军队已经对成德的李惟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整个战略形势显然对李唐中央非常有利。

    德宗李适大为自豪，他觉得自己基本上是胜券在握了。李适相信，用不了多久，那些拥兵割据的跋扈藩镇必将被一一铲除，而大唐帝国也必将回到大一统的轨道上来！

    然而，李适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马上就摆在了他的面前。

    问题出在刚刚被他树立为平叛英雄的李希烈身上。

    种种迹象表明——李希烈并不是收复了襄阳，而是吞并了襄阳！也就是说，李希烈主动请缨、大举出兵的目的，并不是替朝廷平定叛乱，而是趁机壮大实力、扩张地盘！

    怎么会这样？

    刚刚在他心中涌起的那股豪情刹那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不安。

    梦想很坚挺，现实很疲软

    本来，在德宗李适的心目中，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可造之才。他相信假以时日，李希烈完全有可能成长为像郭子仪那样的帝国功臣。

    当初李希烈自告奋勇请求讨伐梁崇义，德宗别提有多高兴了，多次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赞李希烈，说他心忧天下，忠勇可嘉。但是听到这样的赞语，却有好几个大臣不以为然，比如宰相杨炎，还比如黜陟使（负责考察地方官员的中央特使）李承。

    当时，李承恰好从淮宁视察回来，对李希烈的野心已经有所察觉。他忧心忡忡地对德宗说：“李希烈此役必能建立战功，可问题是，在此之后他很可能会居功自傲，不服从中央。到时候，朝廷恐怕还要对他发动第二次讨伐。”

    德宗当时根本就听不进去

    可现在，他终于明白——李希烈的所谓忠诚，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一旦他具备足够的实力，必将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同年九月九日，亦即刚刚加授李希烈为同平章事的两天之后，德宗便任命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让他赶赴襄阳接管梁崇义留下的地盘。

    李承临行前，德宗提议要让禁军护送他去，可李承却婉言推辞了。

    在他看来，李希烈现在刚刚占领山南东道，立足未稳，肯定不敢跟朝廷翻脸，如果他带着禁军前去，势必引起李希烈的猜疑和恐慌，甚至会迫使他铤而走险。

    所以，李承决定单骑赴任。他知道李希烈肯定会视他为眼中钉，但是他相信，在目前的情势下，李希烈还不敢把他怎么样。

    不出李承所料，当他带着朝廷的任命状到达襄阳时，李希烈尽管恨得牙痒，却不敢轻易动手，只把他软禁在宾馆里，百般威胁，千般恐吓，企图把他吓回长安去。可李承知道李希烈只是在虚张声势，所以不为所动。

    到最后，李希烈实在是拿这个新任的节度使没辙，只好在襄阳全境纵兵大掠一番，才悻悻然引兵而去。

    李希烈大军虽然撤走，但却留了一个将领在襄阳，名义上说是留守军队物资，实际上是在襄阳插了根钉子。李承接管襄阳军府后，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才让军政事务重新步入正轨。同时，李承也派出心腹数度前往许州和蔡州，暗中收买了李希烈的几个亲信，准备寻找机会干掉李希烈。

    至此，德宗朝廷与李希烈的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表面上虽然相安无事、波澜不惊，但背地里却是剑拔弩张、暗流汹涌。

    从建中二年冬天起，唐朝政府军与叛乱诸藩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较量。令德宗甚感欣慰的是，官军在战场上又取得了节节胜利。

    先是在这年十一月初，朔方将领唐朝臣等人在徐州大破淄青和魏博的军队，一举打通了被封锁达半年之久的江淮运输线。紧接着在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正月，马燧等部又在洹水大败田悦的魏博军，斩敌二万余级，俘虏三千多人。

    田悦带着残部一千余人，连夜逃回老巢魏州，守城大将李长春却闭门不纳。

    很显然，李长春是想等官军杀来后举城投降。可直到第二天早上，李长春还是没等到官军，只好打开城门。田悦在城外冻了一夜，勃然大怒，一进城就杀了李长春，然后命令部众全部登城据守。

    然而，此时的魏州城内，仅余士卒数千人，而且士气极为低落。尤其是那些阵亡将士的家属，更是哭天抢地，满街哀嚎，搞得整个魏州城人心惶惶。

    田悦大为忧惧，这是他继任节度使以来遭遇的最严峻的一次信任危机。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尽快安抚人心、重振士气，说不定还没等官军来攻，士卒们已经把他的脑袋砍下来献给朝廷了。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最能考验一个领导驾驭人心的本事。处理得好，还有机会从头再来；处理不好，身家性命随时可能玩完！

    那么，田悦能渡过这次信任危机吗？

    作为田承嗣的侄子，田悦能够把田承嗣的一帮儿子通通比下去，被田承嗣选为接班人，当然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

    逃回魏州的当天，田悦就在节度使府门口召集军民训话。他骑在马上，把自己的佩刀高高举过头顶，声泪俱下地说：“田悦不成器，当初承蒙淄青、成德两位世伯（李正己、李宝臣）举荐，继承了伯父的事业。如今，二位世伯已经过世，他们的儿子（李纳、李惟岳）却不能子承父业，我不敢忘记二位世伯大恩，决心保举他们的儿子，所以才不自量力、对抗朝廷，以致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连累了父老乡亲，这都是我一个人的罪过。田悦上有老母，不能自杀，只希望诸公能用我手里这把刀，砍下我的首级，打开城门献给官军，自取富贵，不要和田悦一起陷入死地！”

    话音未落，田悦便作出一副悲恸欲绝之状，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

    将士们大惊失色，慌忙冲上去把他抱住。

    节度使这番话，真可谓慷慨激昂，感人肺腑！军民们大受感动，当场纷纷表态：“大人是出于正义而举兵，并非为了一己之私。胜败乃兵家常事，我等累世受田氏厚恩，怎么忍心听到这些话！愿为大人拼死一战，若不能胜，再与大人共死不迟！”

    田悦泪流满面，激动地说：“诸位不因落败而把我抛弃，田悦即便是到了九泉之下，也不敢忘记各位兄弟的深恩厚意！”

    这张悲情牌打得实在漂亮，以至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田悦赶紧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然后挥刀断发，与诸位将领结成了生死兄弟。紧接着，田悦又打开府库，把积藏多年的一百余万钱全都拿了出来，分给了所有将士。

    经过这一番感情和金钱的双重洗礼，将士们无不精神抖擞、勇气倍增，一个个都发誓要和节度使同生死，要与魏州城共存亡！

    在泪弹加银弹的攻击下，田悦成功地俘获了所有将士的心。于是魏博“众心始定”，“军势复振”。（《资治通鉴》卷二二七）

    数日后，马燧等部将魏州团团围困，并日夜猛攻，但是叛军的反抗意志却比他预料的强大得多，所以始终未能攻克。

    建中三年正月中旬，朝廷军在战场上又取得了一连串胜利。

    首先，魏博将领李再春以博州（今山东聊城市）归降，田悦堂兄田昂以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归降；接着，朱滔、张孝忠在束鹿（今河北辛集市）击败李惟岳，继而攻克深州（今河北深州市）。正月下旬，成德将领康日知又以赵州（今河北赵县）归降。到了闰正月下旬，成德骁将王武俊又发动兵变，斩杀了李惟岳，然后砍下他的人头向官军投降。

    李惟岳的首级传至长安，德宗和百官大为振奋。

    二月初，成德将领杨政义又以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归降。

    至此，黄河以北大致平定，只剩下田悦困守魏州孤城；而黄河以南的官军则猛攻濮州（今山东鄄城县）的李纳。李纳势穷力蹙，基本上也是败局已定。

    面对如此大好局面，德宗朝廷顿时充满了乐观情绪，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无不认为天下将从此太平。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德宗朝廷距离最终的胜利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形势却突然急转直下，再次把帝国卷进了更大规模的战乱之中……

    叛乱诸藩的大部分辖区被官军收复后，朝廷就开始着手分地盘了。

    一时间，河北诸镇分田分地真忙。

    朝廷把成德一劈为三：易、定、沧三州给了张孝忠，任他为节度使；恒、冀二州给了王武俊，任他为都团练使；深、赵二州给了康日知，亦为都团练使。另外把淄青的德州（今山东陵县）和棣州（今山东惠民县）给了朱滔。其余的地盘，朝廷自己收了。

    德宗对这样的安排感到很满意——既赏赐了有功之臣，又把旧成德劈成了三瓣，达到了令降将们互相制衡的目的，此外朝廷又收回了魏博大部、淄青大部和山南东道全部，这样的安排真可谓皆大欢喜！

    但是李适错了。

    这样的安排就让某些人很不欢喜。

    比如王武俊就窝了一肚子火。他认为：既然是他亲手宰了李惟岳，那他的功劳绝对在张孝忠之上，凭什么张孝忠能分到三个州，还能当节度使，而自己才分到两个州，并且只封了个小小的“都团练使”，这不明摆着瞧不起人么？非但如此，皇帝还下了一道居心叵测的诏书，让他给朱滔送去三千石粮食，给马燧送去五百匹马……王武俊越想越愤怒：这又是什么意思？这岂不是在削弱我王武俊的实力？你李适是不是想借我之手先把魏博的田悦收拾了，接下来再来灭我？

    有鉴于此，王武俊遂拒不奉诏。

    跟王武俊一样，幽州节度使朱滔也是极度不爽。他本以为拿下富庶的深州之后能顺势将其占为己有，没想到朝廷却把它划给了康日知。朱滔再三请求得到深州，朝廷硬是不答应，朱滔索性就赖在深州，说什么也不给康日知挪地儿。

    此刻，诸藩分赃不均的一幕被某个人看得清清楚楚。

    他就是已经濒临绝境、困守在魏州城内的田悦。

    田悦仿佛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派人前往深州游说朱滔，说：“讨平李惟岳事实上都是你的功劳，当初天子承诺，一旦把李惟岳的城池打下来后就都归属于你，如今看来纯粹是一派谎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今天子志在削藩，打算以文臣取代武将。在此情况下，魏博要是继续存在，你幽州就能高枕无忧；魏博要是亡了，你也就危在旦夕。如果你现在出手援救魏博，那就等于是在挽救你自己子孙万世的福利啊！”

    朱滔觉得田悦的想法正与他不谋而合——朝廷要是把河北诸镇都扫平了，最后是不会单独留下他一个幽州镇的。随后，朱滔马上联络王武俊，二人一拍即合，遂决定三镇（幽州、恒冀、魏博）联兵，再度与朝廷对抗。

    刚刚被朝廷任命为深赵都团练使的康日知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狼群之中，第一时间向朝廷发出了求救信号。德宗皇帝匆忙下诏，给了朱滔一个通义郡王的爵位，试图以此安抚他。

    然而，此刻的朱滔要的是实地，不是虚衔。他把天子诏书撕得粉碎，立刻与王武俊联合，先以部分兵力包围赵州的康日知，然后二人亲率主力驰援魏州的田悦。

    形势突然逆转，此前的平叛力量现在都成了叛乱势力，屯驻河北的马燧兵团顿时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德宗紧急征调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命他率朔方军及神策军共一万五千步骑，开赴前线支援马燧。

    建中三年六月底，魏州城下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两方援军在同一天进入战场。

    田悦马上杀牛宰羊，犒劳朱、王援军；马燧不甘示弱，也摆出盛大军容迎接李怀光部。

    所有人都很清楚，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将决定河北诸镇的命运。

    李怀光求胜心切，打算趁叛军立足未稳发起进攻。马燧劝阻，可李怀光不听，独自率部向惬山（今河北大名县北）西面的朱滔展开攻击。

    朱滔猝不及防，被杀一千多人，向后溃退。李怀光信马由缰地走上一面高坡，望着仓皇逃窜的敌军，满脸得意之色。士兵们见主帅没有追击的命令，随即一头冲进朱滔遗弃的营寨，疯狂争抢战利品。

    李怀光没有料到，就在他自以为初战告捷的时候，王武俊突率两千精骑横冲而来，一下子将他的部众拦腰截断；朱滔紧随其后，对其发起猛烈的反扑。

    正在抢夺战利品的官军毫无防备，顿时崩溃，逃跑中互相践踏挤压，落进永济渠溺毙者不计其数，尸体堆积如山，渠水为之断流。战场上的形势突然逆转，马燧想出兵援救也来不及了，只好坚守营寨。

    当晚，朱滔又出兵截断了官军粮道。马燧等人大为惊恐，连忙拔营西撤，于七月初撤到了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南）。

    惬山会战惨败，魏州围解，朱滔又遣将援救被困于濮州的李纳，一时间四镇联合，叛军声势重振。

    败报传至长安，德宗李适呆立良久，半晌无语。

    建中三年十一月，叛乱诸藩在一夜之间全部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李纳自称齐王。

    大唐帝国仿佛在一夜之间进入了战国时代。

    诸藩设坛祭天，共推朱滔为盟主。朱滔自称“孤”，田悦、王武俊、李纳自称“寡人”；他们居处的厅堂改称“殿”，他们的政务公文改称“令”，所有的属下上书称为“笺”；他们的妻子称“妃”，他们的长子称“世子”；以他们所统治的各州为府，设立留守兼元帅；设立东西曹，视同中书、门下省，设置左右内史，视同中书令、侍中；其余各级官员的设置一律仿照中央政府，只是名称略有差异。

    建中三年十二月，更让人抓狂的消息接踵而至——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在河北诸藩的劝进下，自立为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俨然已有称帝之志。

    消息传来，李适顿觉天旋地转。

    乱套了，一切全都乱套了！为什么朝廷花这么大的力气平藩，到头来居然是前门驱虎，后门迎狼？为什么自己的梦想那么坚挺，可遭遇的现实却是如此疲软？

    接下来该怎么办？

    李适心里一片茫然……

    李希烈之乱

    茫然的德宗李适在新年伊始又遭到了当头一棒。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正月初，李希烈派兵拿下汝州（今河南汝州市），继而攻下尉氏（今河南尉氏县），紧接着又包围了郑州，同时派出骑兵四处劫掠，前锋已进抵彭婆（今河南伊川县东北彭婆乡），对东都洛阳形成了严重威胁。

    据来自东都的战报说，当地官军屡屡出兵征讨，却每每无功而返；东都“士民震骇”，已经有好多人拖家带口逃出洛阳，纷纷躲进了深山老林。

    德宗无比震惊。

    尤其让德宗感到愤怒的是——东都的南面屏障汝州，几乎是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投降李希烈的。

    为什么会这样？

    问题就出在德宗亲自任命的汝州守将李元平身上。

    李元平，原本是湖南一个普普通通的中级官员，“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资治通鉴》卷二二八）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的宰相关播听他谈了一通兵法，惊为天人，遂极力向德宗推荐，说此人有“将相之器”，才堪大用。德宗信以为真，赶紧把李元平派驻河南前线，让他专门防范蠢蠢欲动的李希烈。

    李元平就这么带着天子和宰相的殷切期望，踌躇满志地来到汝州，准备大干一番事业。刚一到任，他就迫不及待地在城门口贴出告示，说要招募工匠修葺城墙、加固防御工事。

    按理说，李元平这么做没什么不对，可问题是他的告示被李希烈看到了。

    李希烈嘿嘿一笑，对手下说：咱也派些人过去，支持一下李大人的工作。

    随后，便有几百个淮宁士兵化装成民工，光明正大地走进了汝州城。几天后，李希烈突然派出几百名骑兵，直抵汝州城下。还没等李元平反应过来，一伙“民工”就蜂拥而上，将他摁倒在地，然后把他捆成了一颗粽子，同时打开了城门。城外的淮宁骑兵遂长驱直入，群龙无首的汝州守军只好乖乖缴械投降。

    李希烈就这样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汝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被宰相关播誉为“有将相之器，才堪大用”的李元平被押到李希烈面前时，居然吓得屎尿失禁，弄得满身污秽。李希烈哭笑不得：“他娘的宰相瞎了眼，竟然把你当成我的对手，何至于把我轻视到这种地步！”

    李希烈骂得没错，能从帝国基层的万千官员中挑出李元平这样的货色，宰相关播的眼光确实“非比寻常”。

    那么，李唐朝廷为什么会有关播这样的瞎眼宰相呢？

    答案很简单——他是首席宰相卢杞引荐的。

    说白了，关播就是卢杞手中的提线木偶。

    当初，卢杞除掉杨炎之后，知道德宗肯定要再提拔一两个朝臣为相，于是就主动推荐了时任吏部侍郎的关播。他给关播的定位很明确，就是木偶。他不但不让关播插手政务，甚至连话也不让他随便说。

    有一次德宗召集宰相议事，卢杞侃侃而谈，关播忍不住也想畅所欲言，可刚刚要开口，就看到了卢杞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目光，只好硬生生把话吞进了肚子里。会后，卢杞立刻向他提出严重警告，说：正因为你这个人恭谨少言，我才引荐你当宰相，刚才你怎么可以有说话的冲动呢？从此，关播就把自己的嘴巴缝上了。

    有这样的两个宰相盘踞中枢，天下事可想而知。要命的是，德宗李适又偏偏对卢杞宠信有加，事无巨细皆与其商议定夺。这一次也不例外：当李希烈发动叛乱的消息传来，德宗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计于卢杞。

    卢杞胸有成竹地说：“李希烈年轻气盛、居功自傲，部将们肯定都不敢劝他。如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携带陛下诏书，前去向李希烈当面剖析祸福利害，李希烈定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到时候，中央可以不废一兵一卒而把他降服。颜真卿是四朝元老，忠贞正直、刚毅果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实在是此行的不二人选。”

    德宗频频点头，觉得卢杞的话很有道理。

    正月十七日，德宗下诏，命颜真卿前往许州（今河南许昌市）宣慰李希烈。诏书颁下，满朝文武尽皆失色。所有人都觉得，卢杞这么做无异于是让年过古稀的颜真卿去送死。

    没错，卢杞就是要让他去送死。

    自从当上首席宰相的那一天起，卢杞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把朝中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的人一个个搞掉，好让自己永远待在首席宰相的位子上。

    很不幸，四朝元老颜真卿就是这么一个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的人。这样的人不除，卢杞就寝食难安。

    接到诏书后，颜真卿义无反顾地出发了。临行前，他给儿子留了封信，上面只写了六个字：奉家庙，抚诸孤。

    很显然，这是遗言。

    颜真卿知道卢杞的用意，也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是他没有丝毫犹豫，更没有半句怨言。因为，从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了，能够活到今天，实属幸运；若能在古稀之年为社稷和苍生略尽绵薄，他宁愿赴死，并且死而无憾。

    走到洛阳时，东都留守郑叔则极力挽留颜真卿，劝他在洛阳逗留一段时间，看天子会不会改变主意。颜真卿谢绝了他的好意，说：“这是圣旨，岂能逃避！”

    颜真卿到了许州，见到李希烈后，刚刚要宣读皇帝诏书，李希烈就暗中指使一千多名亲兵冲进节度使府，一个个刀剑出鞘，将颜真卿团团围住。颜真卿脸不变色、心不跳，从容不迫地宣读了诏书。

    李希烈见恐吓未能奏效，赶紧换了一张面孔，挺身挡在颜真卿面前，做出一副义愤填膺的表情，厉声斥退了那些亲兵，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颜真卿送到了驿馆。

    李希烈没有杀颜真卿，也不想放他回去，而是把他软禁了起来。

    他知道，颜真卿这个人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作为当时硕果仅存的四朝元老，颜真卿在天下人心目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若能迫使他背叛朝廷，投到自己麾下，李希烈就能利用他的威望号令四方，增强起兵叛唐的合法性。

    然而，李希烈打错了如意算盘。

    倘若颜真卿真是他想的那种人，早在安禄山起兵时他就叛了，何必等到今天？

    颜真卿到达许州不久，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也分别派遣使者来到许州，一起劝李希烈称帝。李希烈得意洋洋地对颜真卿说：“如今四王皆遣使劝进，可谓不谋而合，太师（颜真卿时任太子太师）都看见了吧，眼下受朝廷排挤、深怀功高不赏之惧者，岂止是我李希烈一个人？”

    颜真卿冷笑：“我只看见‘四凶’，没看见什么‘四王’。大帅若不自保功业，而与乱臣贼子为伍，结果只能是和他们一同覆灭！”

    李希烈强忍怒火，命人把他扶了出去。数日后，李希烈宴请四镇使节，特意邀颜真卿一起赴宴。席间，四镇使者在李希烈的授意下，纷纷以“宰相”之位劝诱颜真卿，说：“久闻太师德高望重，而今大帅即将正位称尊，太师恰好到来，这岂不是上天要把开国宰相赐给大帅吗？”

    众人话音未落，颜真卿就厉声怒斥：“什么宰相？你们听说过那个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那就是我的兄长！我已年近八旬，只知守节而死，岂能受你们威胁和利诱？”

    四个使者无言以对，只好悻悻闭嘴。李希烈勃然大怒，当天就命人在颜真卿的驿馆里挖了一个大坑，扬言要把他埋了。颜真卿神色自若地对李希烈说：“我自知死生已定，你又何必搞这么多花样？只要给我一把剑，大帅岂不就称心快意了？”

    李希烈恨得咬牙切齿，可一想到颜真卿的利用价值，还是忍住没有杀他。在此后的一年多里，李希烈用尽各种手段，对颜真卿软硬兼施、百般胁迫，却始终不能得逞。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八月，亦即被软禁了一年零七个月后，颜真卿终于被李希烈缢杀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县），享年七十七岁。

    第二年，李希烈之乱平定，德宗为颜真卿举哀，辍朝五日，追赠司徒，谥号“文忠”。在祭悼颜真卿的诏书中，德宗说了这么一句话：“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旧唐书·颜真卿传》）

    能在身后得到如此哀荣，颜公在九泉之下当可瞑目矣。

    德宗虽然派了颜真卿前去宣慰李希烈，但他并没有放弃武力征讨。

    建中四年正月下旬，德宗估计颜真卿此行不会有什么结果，遂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哥舒翰之子）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命他率部出征，会同各道征讨李希烈。二月下旬，哥舒曜克复汝州。三月，李希烈命亲信大将周曾率三万人进攻哥舒曜。

    李希烈没有想到，这个周曾早已被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承策反。周曾率军行至中途，随即与另外几个当初被一同策反的将领密谋，准备倒戈攻击李希烈，然后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可是，周曾等人的密谋旋即被李希烈获悉，李希烈立刻派人斩杀了周曾等人。

    建中四年四月，哥舒曜率兵行至颍桥镇（今河南襄城县东北），突遇倾盆大雨，不得已而退驻襄城。李希烈命部将李光辉出兵攻打，被哥舒曜击退。

    哥舒曜虽然遏住了李希烈的势头，也暂时解除了李希烈对东都洛阳的威胁，但随后的几个月里，官军在河南、河北两个战场上都没能取得任何进展，与叛乱诸镇形成了对峙态势，整个战局一片混沌。

    日渐陷入泥潭的战争首先带来的就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当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长期驻扎在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南）与河北诸镇对峙，而神策军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湖南、剑南、岭南等十余镇军队，皆环绕在淮宁战区周围与李希烈相持。这么多军队参战，其粮饷和后勤补给本来就已经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加上旧制规定，各道军队只要离开本镇，一切费用全部由中央的财政总署供给，而德宗李适为了表示对参战将士的体恤，又额外补贴了一份“酒肉钱”。这对于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无异于雪上加霜。更有甚者，各道军队还利用这些政策大发其财，总是以平叛之名离境，但一出本道边境便按兵不动，实际上并未参战，却照样享受比平时多了好几倍的军饷和补贴。

    德宗李适无奈地发现——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正在变成一个可怕的黑洞，即将把整个帝国吞噬。

    当然，朝廷总是有办法的。

    无论哪朝哪代，国家的财政亏空最终总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建中四年六月，判度支（财政总监）赵赞奏请德宗，出台了两项新税法：“税间架”和“除陌钱”。所谓“税间架”，实际上就是房产税，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举报者赏钱五十缗（一缗一千钱）。

    所谓“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相同税率征收；隐瞒一百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凡有举报，赏钱十缗，由偷漏税者承担。

    新税法颁布实施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可民间却是一片怨声载道。

    当然，百姓的声音从来都是微弱的，天子一般听不见。

    除非这些微弱的声音日渐聚拢，最终汇成改朝换代的轰天巨响，否则统治者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所以，此刻的德宗李适根本听不到。

    眼下，光是李希烈与河北四镇称王称霸的叫嚣就已够让他头疼了。

    这一年八月初，李希烈亲率三万精锐猛攻襄城，哥舒曜向朝廷告急。德宗急命淮西招讨使李勉派兵增援。李勉认为李希烈此次倾巢出动，总部许州必定空虚，因此向德宗上奏：由神策军大将刘德信和宣武军大将唐汉臣直取许州，则襄城之围自解。

    为抓住战机，李勉还没等朝廷下诏便命二将出兵。九月十二日，刘、唐二军进抵许州仅数十里处时，德宗派遣的宦官就追上了他们，责备他们违抗诏令，擅自行动。二将无所适从，只好沮丧而回，在半路突遭淮宁李克诚部伏击，士卒死伤过半，唐汉臣逃奔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刘德信逃奔汝州。

    官军援兵既破，李希烈更为猖獗，一边继续围攻襄城，一边派遣游击骑兵往洛阳方向一路洗劫，兵锋直抵洛阳南面十里处的伊阙。

    眼看中原战场连连失利，作为东都屏障的襄城也岌岌可危，德宗李适只好征调关内的各道军队紧急出关，增援襄城。

    在奉命出关的诸道军队中，有一支部队来自泾原（治所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

    此刻的德宗李适当然不会知道，这支部队即将给长安带来一场浩劫……

    泾师之变：从天而降的劫难

    建中四年十月初三，天气异常的寒冷，长安城被笼罩在迷蒙的雨雪之中。

    这一天，奉调出关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士兵途经京师，由于在天寒地冻中跋涉多日，士兵们都显得疲惫不堪。在这支无精打采的队伍中，还夹杂着一些半大的孩子。他们是士兵的子弟，反正留在家乡也没饭吃，索性跟着父兄一块走，以免在家里活活饿死。除此之外，士兵们也是想多拉几个人头来凑数，以便多分一些赏赐养家糊口。

    按惯例，部队离开本镇到外地作战，朝廷都是要给予额外赏赐的。

    然而，他们的期望落空了。

    当泾原军抵达长安郊外时，负责接待的京兆尹王翃只给他们提供了一顿极其简陋的饭菜：饭是连皮带壳的糙谷米，菜也只是几盘青菜，连块肉都没有，更别提什么额外的赏赐了。

    众人心里不约而同地燃起了怒火。

    他们开始发出抱怨，紧接着就出现了骚动。有人踢翻了饭菜，破口大骂：“我们就要死在敌人手上，却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凭什么让大伙拿小命去对抗白刃？听说皇宫中有琼林和大盈两座宝库，金银布帛堆得像山一样高，不如去把它劫了再说！”

    士兵们一呼百应，立刻披上铠甲，扛起军旗，锣鼓喧天地涌向了长安城。

    一场劫难就这样从天而降。

    当时，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皇帝辞行，闻讯疾驰出宫，在长乐阪（长安东面）遇上了哗变的士兵。还没等他开口制止，就有人朝他放箭。姚令言吓得趴在马背上，抱着马鬃突入乱兵之中，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们犯下大错了！东征立功，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为什么干出这种灭族的事来？”

    可这种时候，节度使的话已经没有丝毫约束力了。乱兵们强行簇拥着姚令言，吵吵嚷嚷地向长安冲去。

    德宗听说姚令言已经无力制止，慌忙下令赐给泾原士兵每人两匹绢帛。没想到传令的使臣刚刚走出城门，就被迎面而来的哗变的士兵乱箭射死了。德宗再派宦官出宫宣慰，乱兵已经冲到了通化门（长安东北第一门）。宦官来不及开口宣旨，就被丧失理智的乱兵们砍成了肉酱。德宗大恐，又下令装上满满二十车的金银绢帛赐给他们。

    遗憾的是，这么做已经没有用了。此时乱兵已冲入城中，一个个眼冒绿光，唯一的目标就是宫中的府库，根本没把这区区二十车财宝放在眼里。

    长安的百姓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骚乱吓坏了，纷纷惊惶奔走，四散逃命。乱兵们大喊：“你们不用怕，我们不会抢你们的财产，更不会要你们缴纳间架税和陌钱税！”

    百姓们一听这口号，心头的恐惧顿时减轻了大半。

    非但如此，老百姓心里甚至生出了一丝庆幸。假如这伙乱兵真的把这句口号付诸行动，那他们就不叫乱兵了，简直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义兵”啊！

    稍后，德宗又派了皇子普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出面安抚，但此时乱兵已经冲到皇宫的丹凤门外，随时可能破门而入，和平解决此次兵变的希望非常渺茫。

    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长安百姓则聚集在周围看热闹。

    意识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德宗李适慌忙下令禁军紧急集合。

    可是，德宗李适一连下了好几道命令，却始终不见一名禁军前来护驾。负责传令的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跑了好几趟，最后都是哭丧着脸回来禀报——皇上，根本无兵可调啊！

    李适傻眼了。

    怎么回事？朝廷长年累月供着这帮养尊处优的禁军，如今大难临头，居然无兵可调？

    其实李适不必惊讶，因为他确实拥有画在纸上、每月按时领取薪饷的禁军名额，但并不拥有真正在职的禁军兵员。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很简单：神策军使白志贞并不是德宗想象中的能臣干吏，而是一个渎职贪贿的庸才！

    由于深刻认识到肃、代两朝宦官执掌禁军所带来的种种危害，所以德宗李适刚刚即位，就把禁军兵权从宦官手上收了回来，交给了他认为更值得信任的白志贞。德宗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就能完全掌控禁军，从而不会再受到宦官的操纵和胁迫。

    然而，德宗万万没想到，白志贞固然没有把禁军变成胁迫天子的工具，但他却把禁军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

    这些年来，白志贞一方面隐瞒了神策军东征的阵亡人数，另一方面又收受富家子弟的贿赂，用他们的名字替补。这些市井子弟虽然名列军籍，每月照常领取薪饷和各种补贴，但人却天天待在长安的商埠坊间做生意，一天也没进过军营，所以事到临头，天子根本无兵可调。

    司农卿段秀实曾经察觉到白志贞的渎职行为，也曾向德宗进谏：“禁军不精，兵员严重不足，万一有变，朝廷将无法应对。”可德宗始终信任白志贞，对此谏言置若罔闻。

    如今，德宗李适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上（德宗）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就在德宗茫然无措之际，乱兵已经撞开宫门，蜂拥而入，呐喊声惊天动地。窦文场和霍仙鸣匆忙召集一百多名宦官，拥着德宗、太子、贵妃、诸王等人，从禁苑北门仓皇出逃。

    此时此刻，天子李适的心头蓦然涌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慨——危难之际，还是宦官最贴心啊！

    当这样的感慨发自于天子肺腑，我们全有理由相信：不久之后，李唐王朝的中央禁军必将重新回到宦官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的宦官擅权，而相同的历史也将再一次循环上演！

    也许，这就是帝国的宿命。

    也许从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刻起，大唐帝国已注定无法摆脱这样的宿命。

    德宗一行由普王李谊为前驱，由太子李诵殿后，途经禁苑时，正好碰上郭子仪的儿子郭曙带着几十名家丁在此打猎。郭曙一看见天子的狼狈之状，赶紧上前护驾；与此同时，正在军营中教练射箭的右龙武军使令狐建闻讯，也带着四百多名士兵前来追随。

    德宗李适就在这些人的簇拥下逃出了长安。

    他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唐朝历史上第三个被迫逃离帝京的天子。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泾师之变，则是德宗李适即位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也是他帝王生涯中最难以忘却的一个耻辱。

    暮色徐徐笼罩了前方的大地，也渐渐覆盖了身后的长安。德宗李适策马狂奔在苍茫的天地之间，全身弥漫着一种痛彻骨髓的沮丧。

    这是一个有志中兴却无力回天的天子灵魂深处的沮丧。

    这种沮丧注定将弥漫他的一生。

    德宗等人仓促逃离后，京师的大部分官员和皇室的大部分亲王、公主都没来得及逃走。只有宰相卢杞和关播、翰林学士陆贽、京兆尹王翃、神策军使白志贞、户部侍郎赵赞等人相继逃出，在咸阳追上了天子一行。

    随后，长安城开始了一场大暴乱。

    哗变士兵欢呼着冲上含元殿，大喊：“天子逃跑了，我们可以自求富贵了！”随即争先恐后地冲进府库，大肆劫掠。部分乱民也趁机冲进皇宫抢夺财物，那些没能冲进宫中的，就在大街上公开抢劫，整个长安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各坊居民只好成立自卫队自保。

    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皇宫的金银财宝全部被洗劫一空。

    抢完府库后，乱兵们一个个都钵满盆满、心满意足。可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一下子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接下来该如何善后？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为此大为头疼。

    他本来压根就不想造反，却在乱兵胁迫下参与了整个兵变行动，说起来实在是很冤枉。可他也知道，既然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一步，他身为节度使也难辞其咎，就算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所以，他现在唯一的保命办法只有一个——将错就错！

    既然无路可退，那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怎么才叫一条道走到黑？

    很简单，找一个人出来当皇帝——另立新朝！

    姚令言随后找到的这个人，就是当时正被软禁在家中的太尉朱泚。

    朱泚是幽州节度使朱滔之兄，历任幽州、陇右、泾原节度使，也算是姚令言等人的老上级。本来，朱泚在朝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可自从朱滔与田悦、王武俊等人联合发动叛乱后，朱泚便被朝廷剥夺了职权，并遣归私邸，形同软禁。

    朱泚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完了，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最郁闷、最失落的时候，这些泾原的老部下竟然跑到长安发动了一场兵变，然后又找上门来拥立他当皇帝！

    这真是否极泰来、喜从天降啊！

    那一刻，朱泚的心脏狂跳不止，全身不由自主地滚过一阵战栗。

    这辈子能过一回皇帝瘾，那就不虚此生、死而无憾了！

    当天深夜，朱泚就在乱兵的拥护下进入大明宫，登上含元殿，当夜宿于殿中，自称“权知六军”。

    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料到朱泚会篡位称尊。就在这一天白天，也就是德宗仓皇出逃之际，翰林学士姜公辅就曾跪在德宗马前极力劝谏，说：“朱泚曾担任泾原节度使，后因朱滔叛乱废弃在家，心中早有反意。臣以前劝过陛下，若终究信不过这个朱泚，不如早点把他除掉，以绝后患。如今陛下离京，乱兵一旦拥立他，其势力必将难以遏制，望陛下当机立断！”

    然而，德宗只顾着逃命，根本听不进姜公辅的谏言。

    十月初四，德宗一行从咸阳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初五，部分文武官员陆续到达，左金吾大将军浑瑊也率部赶到奉天。浑瑊骁勇善战，随着他的到来，德宗和流亡朝廷的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与此同时，长安城里也开始了一场篡位登基的闹剧表演。以光禄卿源休为首的一帮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向朱泚劝进，怂恿他称帝。随后，又有凤翔和泾原大将张廷芝、段诚谏率兵前来投靠。朱泚自以为众望所归，便开始对百官发号施令，并设置六军宿卫，一切仿照天子之制，篡唐之心已昭然若揭。

    十月初七，陆续逃到奉天的大臣们都劝德宗加强奉天守备，以防朱泚派兵来攻。卢杞闻言，居然义愤填膺地说：“朱泚的忠贞，满朝文武无人能及！我愿以阖家百口性命担保，朱泚绝不会造反！”

    德宗深以为然。

    可是，就在卢杞信誓旦旦替朱泚担保的第二天，野心勃勃的朱泚就用他的实际行动狠狠扇了卢杞一记耳光。

    建中四年十月初八，朱泚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翌日，朱泚任命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其余附庸他的朝臣亦各有任命。

    此外，朱泚又封朱滔为皇太弟，并派人送信给朱滔，说：“三秦地区（陕西中部）不日即可平定，黄河以北，就靠你剿灭残敌了，当择期在洛阳与你会面。”朱滔接信，欣喜若狂，立即将信在军府中传阅，同时复制多份通牒诸道，毫不掩饰他的志得意满之情。

    伪朝既立，李唐宗室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源休劝朱泚，把滞留在京师的李唐宗室全部翦除，以绝天下之望，同时杀戮立威。朱泚觉得很有道理，遂下令屠杀了李唐的郡王、王子、王孙共七十七人。

    就在长安沦陷的同时，被围达数月之久的襄城也陷入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哥舒曜迫不得已，只好放弃襄城，撤至洛阳。李希烈旋即占领襄城。稍后，在河北与叛乱诸镇对峙的李怀光、马燧等人也接到了德宗从奉天发出的勤王诏书。诸节度使遽然听到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消息，无不仰天恸哭。数日后，诸节度使相继撤离战场：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与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率部驰援奉天，河东节度使马燧率部退防太原，河阳节度使李艽率部退防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亦率本部退防临洺（今河北永年县）。

    突遭此重大变故，唐朝政府军不得不从主动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

    十月十三日，朱泚亲率大军直取奉天，准备一举消灭德宗皇帝和他的流亡朝廷。

    德宗李适万万没想到，自己抱着澄清宇内、重振河山的雄心壮志继承了李唐社稷，可即位才短短几年，天下就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叛乱的烽火不仅燃遍了帝国的四面八方，而且直接烧到了他的眼皮底下！

    李适苦笑着对自己说：现在，就连你自己的性命都朝不保夕了，还奢谈什么澄清宇内、重振河山呢？

    朱泚叛军倾尽全力猛攻奉天，浑瑊等人率众死守、昼夜力战，唐军大将吕希倩、高重捷等人先后战死，奉天城危在旦夕……

    自从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大唐王朝还从未遭遇如此严重的危机。

    帝国能安然度过这场危机吗？

    德宗李适能逃过这场从天而降的劫难吗？

    奉天保卫战

    奉天只是一座中小规模的城市，其兵力、粮草、物资、装备都极为有限，被朱泚强攻半个多月之后，消耗巨大，形势万分危急。如果四方勤王之师迟迟不来的话，奉天随时可能被朱泚攻破。

    建中四年十一月初，第一支援兵终于出现了。

    这支援兵有一万余人，由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今陕西定边县）刺史戴休颜、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刺史时常春、渭北（治所在今陕西富县）节度使李建徽四路勤王之师集结而成。这支援兵虽然兵力不多，但毕竟是一支生力军，对于鏖战已久、伤亡惨重的奉天守军来讲，它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就算不能解奉天之围，至少能帮奉天多守一段时间，以待后续援军。

    然而，此刻奉天城的外围全是朱泚的军队，援军入城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距离奉天北面十二里的漠谷，二是距奉天西北四里的乾陵（唐高宗李治陵寝）。

    援军到底该走哪条路？

    德宗的临时朝廷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浑瑊和关播都认为，绝对不能让援军走漠谷，因为此地既险又窄，一旦遭到叛军伏击，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乾陵。援军可以利用茂密的树林隐蔽行军，在树林东北面的鸡子堆扎营，与奉天守军里应外合，分散敌军兵力，减轻奉天的正面压力。

    可是，此议却遭到了卢杞的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走漠谷的行军速度更快，就算遭到伏击，奉天也能立刻出兵接应，万万不可走乾陵，因为这会惊动先帝陵寝。

    惊动先帝陵寝？

    这真是一个愚蠢透顶的理由，可它却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从军事上来讲，这个理由不值一哂，更不值一驳；但是从政治上来讲，这个理由绝对正确，而且让德宗李适很难反驳。

    德宗眉头紧锁，默然不语。

    关播看了看天子，又偷偷瞥了一眼卢杞，然后就闭嘴了。

    只有浑瑊气得脸红脖子粗，大声说：“自从朱泚攻城以来，日夜不停地砍伐乾陵松柏，要说惊动，先帝陵寝早就被惊动了！眼下奉天万分危急，各道救兵都还在路上，只有杜希全等人赶到，这支援兵关系重大，若能安全抵达奉天城下，据守要地，便可击破朱泚，岂能冒险去走漠谷？”

    卢杞依旧大义凛然地说：“陛下用兵，不能与逆贼相提并论！他们怎么做是他们的事情，倘若让杜希全走乾陵，那就是我们自己惊动了陵寝，罪无可赦！”

    看着卢杞的一脸忠贞之状，德宗内心的天平终于倾斜了。他当即下令，命杜希全等人经由漠谷入援奉天。

    德宗内心这一瞬间的倾斜，直接导致了接下来这幕惨剧的发生。

    十一月初三，杜希全等部奉命穿越漠谷，果然在此遭到了叛军的伏击。朱泚军占据两侧山头，居高临下发射强驽，投掷巨石。漠谷顷刻间变成了死亡之谷，唐军伤亡惨重。奉天紧急出兵接应，却被早有准备的朱泚分兵击退。最后，杜希全等人只好带着残部连夜退守邠州（今陕西彬县）。

    唐军的救援行动彻底失败。

    朱泚大为得意，命人将缴获的辎重及各种战利品陈列在奉天城下，然后大摇大摆地进行检阅。

    唐朝的文武官员们呆呆地站在城头上，一个个面面相觑，心里充满了无奈和恐惧。

    随后的日子，朱泚对奉天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同时把中军大帐设置在乾陵之上，居高临下地俯视奉天全城。朱泚此举，首先当然是为了侦察敌情，但更重要的则是为了羞辱德宗，进而削弱德宗君臣和奉天军民的守城意志。

    日子在一天天流逝，最后的时刻也在一步步逼近。

    奉天被围一个多月后，城中的物资和存粮均已消耗殆尽，专门供应皇室的粮食也只剩下二石糙米，连下饭的菜都没有。负责管理御膳的官员只好趁半夜敌军不备，派人偷偷缒下城墙，去野地里挖些野菜来充当天子御膳。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此刻的奉天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一次，守军挑选了一个身手敏捷、健步如飞的人，准备派他出城执行侦察任务。此人衣服单薄，临行前向天子跪求一套御寒的衣裤。德宗命人拿一套给他，没想到找了半天，竟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找不到，德宗只好伤心地把他打发走了。

    在这样的困境中，奉天还能坚守几天？

    德宗内心的沮丧达到了顶点。他近乎绝望地把所有公卿将帅召集过来，说：“朕无德行，自陷于危亡之地，这是朕咎由自取。诸位爱卿并无罪错，还是趁早投降吧，至少能保住身家性命。”

    群臣闻言，慌忙跪地叩首，一个个涕泪横流，纷纷表示愿为天子尽忠效死。德宗也止不住潸然泪下。

    很显然，这是德宗李适的一张悲情牌。事到如今，除了这么做，他委实不知道该如何凝聚行将瓦解的人心和士气。尽管这番话不见得都是肺腑之言，可至少也算是真情流露。身为天子而主动引咎自责，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德宗这张牌一打出去，没有理由不赢得臣子们的谅解、感动和支持。

    然而，这已经是德宗李适的最后一张牌了。

    奉天还能靠这张牌撑几天？

    德宗心里根本没底。

    建中四年十一月中旬，濒临绝境的奉天终于迎来了转机。

    因为援军到了。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所部五万人渡过黄河，进抵蒲城（今陕西蒲城县）。

    ——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率本部四千人从蒲津关（今山西永济市西）渡过黄河，沿途招募士卒，最后共计一万余人进抵东渭桥（今陕西高陵县南）。

    ——奉命征讨李希烈的神策兵马使尚可孤得到奉天危急的消息后，迅速回师，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进驻七盘山（今陕西蓝田县东南）。

    ——原驻华州（今陕西华县）的镇国军副使骆元光率一万余人进抵昭应（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

    ——河东节度使马燧派儿子马汇、部将王权率五千人从太原日夜兼程奔赴关中，进驻中渭桥（今陕西咸阳市东）。

    各路勤王之师陆续抵达长安外围，虽然来不及驰援奉天，但已经对长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

    朱泚感到了莫大的恐惧。

    他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势力范围只剩下一座长安孤城，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攻下奉天、颠覆李唐社稷，那他刚刚建立的朱秦王朝转眼就会灰飞烟灭。

    最后一战，朱泚使出杀手锏，赶造了一种硕大而坚固的攻城云梯：高宽各数丈，外裹犀牛皮，下装大车轮，可同时承载五百名士兵。一见这庞然大物，德宗君臣和奉天官兵尽皆目瞪口呆。德宗慌忙问计于群臣，浑瑊建议挖掘地道陷其车轮，然后辅以火攻。

    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朱泚利用大型云梯对奉天城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至十五日晨，叛军陆续攻上了东北角的城楼。眼看守城官兵死伤无数，奉天城破在即，德宗不禁与浑瑊相对而泣，群臣也只能仰天祈祷。

    最后，浑瑊向皇帝跪别，然后率领敢死队冲上城防缺口，与叛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战斗异常惨烈，冲在最前面的浑瑊身中流矢，依旧奋力砍杀，但是敌人却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地涌了上来，而浑瑊身边的将士却一个一个地倒了下去……

    就在这场奉天保卫战即将以失败告终的时候，老天爷终于站在了李唐王朝这边。

    这天黄昏，风向突然逆转，城上唐军借着风势，赶紧把成捆成捆浇有松脂和膏油的芦苇草扔向敌军。与此同时，朱泚的攻城云梯也陷进了唐军挖掘的地道，动弹不得，埋伏在地道里的唐军马上点火，熊熊火焰立刻从地道口冲出。片刻之间，叛军的云梯和所有攻城的士兵全都被熊熊烈焰吞噬了，焦臭之气弥漫在整个奉天城的上空。

    叛军遭到重挫，不得不向东面退却。唐军把握战机大举反攻，太子李诵亲自指挥作战，从东、南、北三个城门同时出兵，终于将叛军彻底击溃。

    是夜，不甘心失败的朱泚又组织了一次进攻。战斗中，一支冷箭嗖的一声落在了德宗面前三步远的地方，把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这已经是朱泚能够射进奉天的最后一支箭了。

    十一月二十日，李怀光挥师援救奉天，在东南方不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县）击败了朱泚的阻击部队。朱泚大为震惊。他意识到，自己如果再不回防，长安马上会被唐军拿下，而自己最后肯定也会被诸路唐军包了饺子。

    思虑及此，朱泚不得不放弃奉天，带着满腔的遗憾逃回了长安。

    望着叛军远去时扬起的漫天黄尘，德宗李适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知道，李怀光要是再晚到一天，一切就全完了！

    奉天保卫战虽然以叛军的撤围而告终，德宗君臣也终于摆脱了这场可怕的梦魇，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或者说，导致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对此，朝野上下当然会有各种不尽相同的看法，可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李怀光个人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这一路走来，他只有两个目的：一是靖难勤王，二是奏请德宗诛杀三个人。

    哪三个人？

    宰相卢杞、度支使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

    李怀光坚持认为，这三个人就是造成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罪魁祸首。因为卢杞嫉贤妒能，以致政策失当；赵赞赋敛烦重，以致民怨沸腾；白志贞受贿渎职，以致关键时刻无兵可用。总而言之，这三个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谢天下！

    李怀光这一路走来，一直扬言到了奉天就要宰了他们。“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眼下奉天围解、大功新建，李怀光信心满满地认为：天子一定会以特殊的礼遇来回报他，而他的谏言也一定会得到天子的支持和采纳。

    可是，李怀光错了。

    他在奉天城外的军营中眼巴巴地等了多日，不但没等到天子召见他的消息，反而接到了一纸出兵的诏令。

    诏令让他立刻率部进驻西渭桥，与李晟等部会师，择日克复长安。

    这一刻，李怀光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愤怒，同时又都浸透着无奈。这种感觉就像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又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千里迢迢前来勤王，而今大功告成，与天子近在咫尺，结果居然连一个面都见不着，连一句话都说不上，这他奶奶的算什么事儿？

    其实，李怀光没必要感到困惑和失落，因为德宗李适和他的看法全然不同。

    早在德宗刚刚逃到奉天的时候，就曾经和翰林学士陆贽谈到了这场祸乱的起因。陆贽很婉转地告诉德宗：“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他的意思其实和李怀光一样，也是把原因归结到了卢杞等人身上，只是他说的话比较艺术，不愿指名道姓罢了。可是，德宗却对此不以为然。他的回答是：“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德宗的意思明摆着——这是老天爷的过错，不是哪个人的责任。

    也就是说，即便天下的人都认为卢杞其罪当诛，德宗也是不会这么认为的。

    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自从卢杞当上首席宰相后，所犯的错误可谓不胜枚举，为什么德宗竟然视而不见，仍旧一心一意袒护他呢？为什么德宗即位时那么英武果决，现在却变得如此昏庸暗昧呢？

    答案很简单，德宗受伤了。

    众所周知，德宗本来是一个自视甚高、胸怀大志的人，但这几年遭遇了太多挫折，自信心被打击得一塌糊涂，所以日渐变得敏感脆弱，甚至还有些自卑。在此情况下，任何直言不讳的进谏都无异于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只能引起他的抵触和反感；相反，只有像卢杞这种事事逢迎、处处随顺、从不说半句违逆之言的人，才能抚慰德宗受伤的心灵。

    既然如此，德宗又怎么可能杀卢杞呢？

    对于德宗的这种心态，卢杞洞若观火。所以，当李怀光扬言要诛杀奸臣的消息传进卢杞的耳朵时，他丝毫没有恐惧之感。因为他知道德宗离不开他。况且，要跟李怀光这种只会打仗不懂政治的大老粗过招，对卢杞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奉天之围一解，卢杞马上向德宗提议——应该命李怀光乘胜攻取长安，不能拖延时日，尤其不能召他入城觐见，因为一进城就要赐宴、颁赏等等，一拖又是好几天，倘若让叛军利用这个时间重整旗鼓，想要消灭就难了。

    德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让李怀光吃了闭门羹，还颁下了那道让李怀光怒发冲冠的诏令……

    李怀光走了。

    他带着自己的五万部众黯然离开了奉天。临走前他说了一句话：“吾今已为奸臣所排，（天下）事可知矣！”（《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显而易见，此时的李怀光已经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感到绝望了。

    一个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绝望的人，通常都属于危险人物。尤其是当这个人手里掌握着一支军队的时候，其危险程度更是不言而喻。

    这样的人，接下来会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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