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父子俩在“僵持”，两个人都在暗暗较劲；另一边，母亲孙子芳经常叹气，实在憋不住了就和丈夫吵，要丈夫收回成命，终止合同，打电话给开发区的朋友马上替儿子安排个工作。
郝麦收呢，这段日子何尝好过？
往日亲昵的儿子不仅不再叫一声“爸爸”，同在一个屋檐下见了老爸如同仇人，而且更要命的是郝丁尽管已经在协议上签了字，但这份协议在他心里根本就没有“生效”。郝丁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当真，他用无言的敌视来煎熬着父亲的“良心”，还是“我就这么等着，看你怎么办？”“我就是不出去找工作，就在家里24小时地睡大觉，看你有本事哪一天真的把我一脚踢出门？”有的时候郝麦收实在看不下儿子的横眉立目，他也曾一个人老泪横流地躲在屋里一遍遍地问自己：“我这是何苦，何苦呢？”
多少个尴尬的白天、夜晚，郝麦收尽管心里犯着“堵”，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他知道他正在和儿子斗志，他明白这个时候时间在考验儿子，也在考验自己，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后退。
采访中我不断地深究郝麦收究竟为什么一定要用《父子协议》的形式逼迫郝丁自立，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难道这种办法不觉得让儿子实在难以接受？难道这么做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做实验成、败两存，难道他就真的不怕失败？这种实验万一失败，往小里说他和孙子芳年过半百了可能会从此失去儿子的爱；往大里说儿子会不会因为不能理解父母的做法，在这段时间里出什么事儿？什么事？比如离家出走，四处碰撞，遇到坏人，酗酒赌博，吸毒鬼混，甚至抢劫偷盗，违法入狱。毕竟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复杂，到处都是陷阱，什么都可能发生，那样不是反而把孩子给糟蹋了吗？
郝麦收被我问得有些无奈。他告诉我，他也明白现在社会上危险处处存在，他的赌注押的是自己的宝贝儿子，不是一个学术课题。当家长用“协议”这样冷酷的办法对待自己“不争气”的孩子的时候，他实验的对象是人，的确不是一件东西。但是郝麦收没有丝毫的后悔，采访中他用几个小时的声情并茂、激昂陈词，起码让我看到了他的考虑、他的协议出台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对这件事他已经深思熟虑了很多年：
——讲老实话，我也并不是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20年来我已经说破了嘴，但是光靠说，孩子只当耳旁风，多了还逆反。俗话说“响鼓要用重锤敲”，“说教”不是重锤，那是软锤子，敲不响，也不管用。怎么才能让儿子真正独立？我觉得非得找一种特殊的力量让他震撼，引起他强烈的情绪激荡。
——为什么一定要找契约这种方式？商品社会对人最好的制约手段就是“合同”。因为协议是你自己签的，说明你同意这么做。国家现在要走向法治，要“依法治国”，我想我也可以在我们家里尝试着“依法治家”。 1992年我们单位开始办老年婚介所，采取协议的方式，让再婚的双方对各自婚前的财产归属、婚后的生活有一个书面约定，结果证明，这种办法的稳定率很高，没有《婚前协议》的老人再婚的离婚率如果在70%，我们的就只有5%，这些都是我的参考指数。
——我是可以在开发区给郝丁安排一个工作，但他后半生的路可怎么走？中国的孩子大多数只有一次断奶，那是物质的断奶，我觉得他们需要第二次，第二次是精神的“断奶”。
——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都反对，包括我父亲。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父母对孩子都是“无限责任公司”的经理，传统文化缔造的父子关系都是一种“双向依赖”的关系，子代靠父代养育长大，父母要供他们上学，给他们找工作，给他们盖房、买房，帮他们结婚，甚至以后还要替他们看孩子，为此付出了几乎全部的精力；孩子长大了呢，必须按传统习俗孝敬父母，给他们养老送终，不孝敬就违法，“孝敬”不了也得孝敬。这是小农经济的亲子关系，不是大工业社会的亲子关系。所以我说这种观念要变，我们只能管孩子一段，不能管他们一生。事实上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我们想管也管不了，而我们最该“管”的就是想办法让他们在成人的时候已经学会了自立。我们只能做“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这恰恰不是绝情，是大的有情。如果我们不“绝情”，孩子就会在父母的羽翼下一辈子不“断奶”，那样很难想像他们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人，那样做才有可能真正毁了他们。
——中国的传统文化多少年来总是讲“情”，但就是不讲“理”。我们太缺乏“理”，从来也没有人认真地挖掘过父子关系中的“理”，更重要的应当是“理”。所以，有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对郝丁的做法不仅仅是在解决我们郝家一个家庭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孩子的教育改革，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全中国的父亲对全中国的独生子女都应该做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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