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星儿访谈[1]

    一、我的病和我的创作：生命信息如何投射到创作里去

    陈思和：星儿，很多读者，特别是《上海文学》的读者，都很关心你的状况。你的生命日记《用力呼吸》感动了许多读者。我读了以后一直在想，陆星儿一生有过许多坎坷和考验，但以前的考验都是世俗的考验，对人生来说可能是过眼烟云。而这一次却是生命的考验，是过得去还是过不去的考验。我特别关心你此刻的精神状态。

    你的长篇小说《痛》在《收获》发表的时候，我就看过，这次为了准备对话，我又认真地看了一遍。为什么我重视这部小说？第一，你是带病创作这个作品，虽然那时候你还不知道病魔已经侵入了你的身体，但作品里的艺术世界和你身上的病魔是同时发展起来的，你似乎应该有所感觉吧；第二，修改这部长篇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而且已经做过手术，这一年里你断断续续地修改这部作品。我读你的《生命日记》，里面第一句话就说，你终于完成了这个长篇；到最后是说，你终于修改好了，长篇被出版社接纳了。可以说，这一年里贯穿了创作活动。但我感到很奇怪，我在这部长篇里读不出你在生病的信息。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是说，一个人生病了就要在小说里写病痛，这是有意识地要去表达什么东西，但是，我是相信无意识的，一个人患了大病，而且，后来的一年里你都是在和这个疾病作斗争，应该讲，这个事件会不断影响你的情绪，刺激你的创作。但是我觉得，在《痛》这个作品中，从头到尾，意象很明朗。你是怎么在创作中把你的生命的感觉带进作品的？怎么会构思这样一个作品？

    陆星儿：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还没有生病，但病是肯定已经有了，只是还没有意识到。那个时候我的情绪很饱满，很冲动的，可能是这个故事本身也震动了我。所以在写作的九个月当中，在完成草稿的阶段，我觉得自己力气还是蛮充足的，胃始终没有疼痛，很奇怪的，这是从来没有的，本来我的胃每年都要发作几趟，但这次在写作的过程中很完整地保持了没有吃药的记录。但一写好就不行了。

    陈思和：你是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进创作里了，所以身体就被忽略了。你全神贯注投入创作，身上的病痛就感觉不到，麻痹了。

    陆星儿：为了保证写这个作品，我早上跳绳，中午吃酸奶，就是为了下午还有精力写作。中午如果一吃饭，下午就想睡觉了。那时候我真是写得很艰难，经常写不下去。我觉得太难了，这种题材我没有驾驭过，以前总是写女性，都是我熟悉的人物。现在要写这样一个男人，涉及到一点政治，涉及到一点社会，涉及到一点改革，涉及到一点工程，涉及面要很广，而且还有语感什么，所以写得很艰难。

    陈思和：不是很多人都在赞扬你的语感好吗？

    陆星儿：后来我修改很多，几乎每个字都是斟酌过的。草稿的时候，我自己一面写一面看，感到很难过，越看越难看，越看越写不下去，小鹰、安忆她们总是鼓励我，我就咬着牙写下去，九个月就这样写下来，写完后就生病了。但第一次生病开刀的时候，我并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坚强。第一，我不承认，我就是不相信诊断，也不听医生的，我觉得自己很冤枉，你们把我的胃也切掉了，还要叫我化疗。我只是有胃病，但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啊。不是我故意采取不承认主义。朋友们很担心我，但我尽管动了那么大的手术，尽管已经被化疗什么的折磨得很萎了，但我在精神上始终没以为癌有多么可怕，始终觉得癌跟我还是没有关系。所以，这部小说草稿完成后我给了《收获》，李小林问我能改稿吗？我说，能改。修改好之后，我还写了《生命日记》。当时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力还很强的，我不是故意要这么拼，还是觉得自己很有活力，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生命信息，生命给我很多信息，自己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活的东西可以支持我的。

    陈思和：你生命本身的活力是很强的，很旺盛的。

    陆星儿：不是我故意要强，也不是故意要坚强，要坚持创作，我没那么英雄主义，都是身体传导给我真实的生命信息，行还是不行，自己最清楚。前面两次手术下来，我觉得都还行，包括第二次手术后，我开始化疗，尽管也害怕，有时候提醒自己要引起重视，但是冥冥当中，它给我的信息是不要紧的，没有危险的，而且已经过去了。倒是现在，四次化疗以后，副作用非常大，经常觉得自己有危险了。

    陈思和：实际上你还是有信心的，这个问题你不能脑子里想，行还是不行。要自己去感受。

    陆星儿：行还是不行，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后来发现，思想不是单纯的思想，思想是受到一种信息控制，信息是从生命里发出来的。

    陈思和：还是身体提醒了你。

    陆星儿：现在我就很乖了，一个字都不写，也实在写不动了。可那个时候就是写得动，还可以干事情，我要工作。

    陈思和：现在把自己的病医好，也是一种工作。

    陆星儿：我想想，这也是前面几十年透支得太厉害了。

    陈思和：我在念大学时就听说过，陆星儿每天很早就到图书馆去，两个馒头啃一天，写八千字。我们那时都崇拜得不得了。

    陆星儿：是在思南路的邮局里写作。那时我真会写，有次在船上，别人都晕得不得了，我还在写一个中篇。那个时候，中篇写得很多的，两个星期写一个中篇，很有激情的。而且后来我在自己的生活里还拖一个孩子。

    陈思和：你自己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二、我为他的遭遇而冲动：《痛》到底想说什么

    陈思和：我们还是回到创作《痛》来谈吧。很多人都说你是在写一个失败的英雄，我看了以后，并不认为这是些英雄的，这是一部很有现代感、很荒诞的作品，不是传统的英雄主义。小说里写“英雄”的内容，其实在第一章里都交代完了，主人公邱大风一下飞机就被抓了进去，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英雄末路，成了倒霉蛋，整个作品都是他走向低谷的过程，虽然结尾还是比较好的，他终于出来了，可是冤案还是没有翻过来。我想，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内容是反映了你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我看你在《用力呼吸》里面，生命意识非常强，看到一个什么征兆，什么人讲一句话，你都会有感觉。在你的这部创作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想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看看两者之间有没有对应的关系。因为有时候，就是写了一部很重大的作品，也会有很多内心世界的寄托。而且，这部作品和你以前的作品都不一样，你以前的很多作品是写女性，可能比较强地直接从生活当中感受。而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我觉得，和你在创作这段时间的生活、心境都是有距离的。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陆星儿：你觉得这本书的书名是有点蹊跷？

    陈思和：取书名的时候已经知道病了？

    陆星儿：不。本来这本书的书名就叫《痛》，但《收获》的编辑不满意，叫我改。后来在修改的时候，病已经出来了，也动了手术。为了换个书名，我把家里所有能够翻到的书的名字，什么世界文学啊、什么诗歌选啊，都找过了，一个礼拜里就像是疯掉了一样，一天找五个题目，有时候我觉得蛮好，李小林说不行，第二天从早到晚地翻，我觉得又是很好的五个题目给她，她又觉得一个都不好。最后好像也没有一个题目能够确切地表达我讲不出的这种意思，还是“痛”。这个“痛”字，好像冥冥当中有一种传达。

    陈思和：我也感觉到。

    陆星儿：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人物，他的经历让我感到心痛，不过这种感觉并不是对他一个人而言的，而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而言，为什么我们中国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都不能被很好地使用起来发挥作用，他们的处境总是充满凶险；而平庸的人，却安全地充斥在各个领域，而且都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我们的体制内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治，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次政治斗争，多种因素积淀下来，使聪明的优秀的有个性的人不能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有个性的人是很受践踏的。包括我自己，我也有切身体会。我以前没有参与过社会生活，有一段时间，我被安排到一个很小的杂志社里去负责一点工作，我当时觉得像在浊水里挣扎一样。

    陈思和：社会机制就是这样。社会现实就是那样。

    陆星儿：所以我们的事业不能做得最好。我就为之非常沮丧。我当时就想写一篇东西，因为感受太多了。因为太真实了，反而不可能去写，但我就是放不下来。若干年以后，听到这件事情，它触发了我很多曾经经历过的经验，包括对我们国家人才机制的思考。它把我心里的某些东西撞醒了，把我撞醒的不是故事本身，这件事当然很完整，也够让人感到惊心动魄，但我首先是对人物遭遇的一种冲动。我本来是在写另外一个长篇，已经写了六万多字，但听了这件事情后，很冲动，第二天，我就决定把原来正在写的长篇放下来。另外新写一部。

    陈思和：这是真实的故事？

    陆星儿：真的事情，不是虚构出来的。

    陈思和：那么，你里面暗示了那个陷害邱大风的诬告者是谁？

    陆星儿：其实在我原稿里，“诬告”这个拳头是打不出去的，现实生活中的他，到现在自己都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搞他。我觉得好就好在这点。

    陈思和：确实好就好在这里。其实一个正直的人，是不需要知道现实中是谁在背后搞他的。这个小说在主体结构上很特别，一开始就是写邱大风在国外谈判旗开得胜，踌躇满志回国时却被拘留审查，同时作者又暗示这是冤假错案，读者第一个反应，是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一个案子的推理，那最后总应该水落石出，但好像你没有这么处理，最后还是不明不白，一个人从此就灰心了。而且小说叙事是三条线索，另外两条是陪衬。

    陆星儿：我原来的构思就是，他被莫名其妙关在监狱里面，一个大悬念就是谁举报“我”了？他就一直在想，但最后，一个人都没想出来。我本来安排的三条线，他的那条线就是在回忆，想自己曾经做过这件事那件事，这件事情得罪这个老干部，那件事还得罪了另一个朋友，等等。这些事都看出他的为人和他周围的种种人事纠葛。

    陈思和：像这样一个人，这么聪明，有能力，突然被关在监牢里，又没有事情做，他应该有很多的时间本能地回忆这些事情。你应该有很长的篇幅写他在思考和回忆，他肯定在猜，到底是谁诬陷我？这当中整个社会关系都可能是他的敌人，就像萨特说的，他人是地狱。但最后总是查无实据。他再想象，这些小权小利的纠葛也不至于要如此丧心病狂地进行陷害啊。像基督山伯爵，他在监牢里可以想明白很多问题，但所有的事情都落实不了的。这样反反复复，自己的固执的一面被消解了，同时也把社会的复杂性写出来了。

    陆星儿：我认为我重要的就是这一条线，但编辑们认为邱大风这条线很沉闷，因为他是没有动作的，光是在想。而另外两条线，两个女性，都是有动作的，他们就让我这里删掉一点，那里删掉一点。我当时想《收获》篇幅有限，删掉就删掉了，杂志只能发十几万字，但是等到出单行本的时候，我要求按照原稿发，出版社还是不同意，固执得要命，很不尊重我，我就很气，但没办法。他们硬是说，我们会参考《收获》的，《收获》删得蛮干净的。

    陈思和：这倒有点可惜了，我看下来最不满足的就是这里。邱大风这个人就变成空的了，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以前做过什么事情，人家非要干掉他。长篇小说是需要有灵魂反省的，实际上这是小说的很重要的部分，包含了你对当代社会和人生的看法。这部分内容没有了以后，我就觉得他在监牢里这么多时间浪费了，现在大约只有监牢不是名利场，他可以在里面认真清理自己的过去历史，清理当中能够悟出一个更高的境界。当然他出来以后可能追究，也可能不追究，这都无所谓，但这就把生活一下子拉宽了。

    陆星儿：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那么冲动，放下一个已经写了六万字的长篇去写这个东西。生活中那个主人公提供的材料很丰富，我就想通过他的故事反映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精神面貌。我很有体会，社会上许多因袭的旧势力，人内心深处的阴暗，是推不翻拱不动的。谁想把事情做得好一些，谁都被碰得头破血流。因为这样，我才激动。

    而且，像邱大风这样一个人，他本身在这样一个区的机关里面，他的强人性格和平庸的机关日常生活是完全相反的，他自己又是有一点性格上的毛病。所以事情做得越大就越得罪人，也不是故意要得罪人，但你把事情做好了，做大了，对周围的人就是一种压力，他们就不舒服。等你受难时就没有人站出来为你说话，还投井下石，幸灾乐祸。所以，到最后他被抓进去是谁举报的就不重要了，这样一个人早晚要进去的。因为整个社会不是这样摧残你，就是那样摧残你。那个人后来自己跟我说，还是现在进去好，只是判三缓三，再过若干年，就不是判三缓三的事情了，可能也不是因为自己做得很好而被陷害，社会上不正之风也会把他拖下水。

    陈思和：你这一段倒写出来了。但因为前面没有铺垫，就凸显不出来。在我想象中，从他进去到出来，有两条路，一条是他要反省自己，在反省中揭示出社会真相，实际上这也是你创作的最重要的思路；另外一条，是这个人跟一批平民社会所谓的垃圾、渣滓的关系。这里你也没有展开。邱大风实际上是一个成功人士，一个精英，他和一群社会渣滓关在一个监狱里，会发生什么？你里面写到一个“45号”，这些人挤到一个房间里了，这当中肯定会有互相的影响……这些渣滓是社会的失败者，但失败者未必不了解社会，而且像王安忆在序里写道的，这个主人公所代表的成功人士，有一部分超出了你自己对这个人物的控制，在当前社会这样一种现代化的想象中，实质上还是有很多问题，很多负面因素是很复杂的。这个想法，不管星儿你感觉到没有，是应该通过他在监牢里跟一群渣滓的交往当中体现出来。因为这批渣滓实际上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受害者，尽管他可能是强奸犯，是小偷，是抢劫犯，但是今天，很多人悲剧的原因是和社会的发展有关系，而社会的发展就是和我们现在对现代化的想象有关系。大量的民工哪里来的？不就因为农村破产了，他转移到城市里来，造成很多问题。比如，他没有知识，是法盲，就会犯法，而教育问题呢？现在大批教育经费，甚至连希望工程的钱，也有被各种权力阶层贪污腐化掉了。

    陆星儿：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的。

    陈思和：这就说到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如果想象一个精英跟一个渣滓在监牢里展开关系，一定会关联到这点。我想，这一点，一定会对这个邱大风有触动。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的精英，社会的领导者，他是在想象的现代化进程中，认为可以把中国带到富强的境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权力阶层的一员他自己是没办法反省的，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倒霉的人的故事，才会给他提供反省的参照系。那么，这个参照系就是在监牢里可以安排的。这样你就可以把上层和下层这两面结合起来，会很精彩。我这次很认真地读了这部小说，就在想，当初小说在《收获》上发表的时候，我就应和星儿好好地聊聊，如果这个作品把这两方面提升上去，人物起点就高了，而现在的感觉就是一件冤假错案，邱大风为什么被人诬陷，提供的事实细节好像还不够。

    陆星儿：我当时就想通过这个人物写出我们的用人机制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我感到很痛切的，当然他自己觉得很“痛”。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对这个“痛”是无能为力的，眼看着国家、事业遭受损失，但是你一点点办法都没有，一点点回转的余地都没有，你只好退出。像我们这种人还比较乖巧，不至于弄得头破血流，反正事情做不好就让它去了，反正国家就这么一回事，没我这个人，照样在发展，而且照样莺歌燕舞。如果我这样想，那就算了。事实上总是平庸的人，谨小慎微的人升上去，一帆风顺；事情做好做坏都没有人考核，没有人讲究，也没有比较。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社会评估机制出了问题，是非标准、高低标准、好坏标准都出了问题。过去法律以外还有舆论监督，现在舆论也不行了，被操纵了。事实上我写这部小说还是有许多人不高兴的。

    三、我在《痛》里关心的仍然是女性的故事

    陈思和：你说你放弃的那六万字的写作是准备写什么？

    陆星儿：我本来是想写点自己的经历，但我觉得写不好。我写过一点自己，比如《啊，青鸟》，点点滴滴有些影子，但那时候我对自己人生的道路了解不够，我很孤立地看自己。后来我觉得，把自己放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看，从我碰到的问题写起，像我这样一个女人，也是很典型的中国一个知识女性。我想，我还是走出得比较早。尽管别人眼里我很悲惨，独自一个人，但我觉得我要比很多女性生活得更加健康。

    陈思和：你比较善于写那种很善良的女性，但这种善良也应有一定的反省。像《痛》当中的两个女性，男主角的妻子和另一个小姑娘（算是情人），对比来写女性对于这个事件的反映。我觉得这两个女性都很典型。

    陆星儿：我是写两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对生活的不同态度。他的妻子，是代表上海这个城市的，上海人就是这样，看上去平平常常，很安稳地过日子，在医院里发发药，但在关键的时候很有光彩的，我觉得，这就是上海女性。她哪怕承受屈辱，但在关键时候她会做出智慧的选择。她就说，我家里的事情我自己解决。她绝不会乱了阵脚，去揭发丈夫，跟丈夫离婚，大吵大闹，这都是很愚蠢的女人做的事情，但其实她也难过，但是事情做得很稳当。

    陈思和：这个人写的都很好，但就少了一笔，就是你刚刚讲的，这样的上海人，在不变应万变当中有一套哲学，这套哲学，从好的方面说是委曲求全，就是上海人的智慧，但这种智慧也牺牲了很多个性。在上海有一个讲究实利的市民阶级的道德标准，是市民阶级中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但相对讲起来，也是比较保守的，心理上也是比较鬼鬼祟祟，不是对新事物很开朗的。这方面在作品里面应该有一两笔。

    你后面的结尾写得很好，邱大风出来后又去找那个小姑娘。这一段真的写得很好。就是说，他的妻子做出那么多牺牲，别人都感动了，但她再怎么宽容，也感动不了这个男人的心。

    陆星儿：那个人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我对他也很不理解。我问过他，你在监狱里的时候对老婆这么感恩戴德，而且你知道另外那个女人给你带来那么多伤害。（当然现实当中这个女的是另外一个类型，我完全虚构了于柿这个人物。）但他不回答我，我就知道他的心里还爱着外面的情人。

    陈思和：王安忆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她认为这个男的之所以比较容易接受这个小姑娘，其实，他们是一类人，是一个新生的阶层，而他的太太，其实是一个保守的市民，也就是这个旧的城市的中坚。我想她说的也对。盛璐璐属于大量的上海市民，她就是这样稳定地生活，稳定地面对一切。而像那些新生的暴发户、权力阶层或者拉斯蒂尼这种野心家来说，他们从一无所有中获得成功，内心是有自卑经验的。邱大风因为出身低。他为什么要参与改造这条沐恩路？（陆：其实我就是写淮海路改造。）就是因为他心里有受辱感，就是自卑感，所以现在要创造一条新的沐恩路。这当中，两种人生境界是有界限的。一个曾经在社会底层混过的人现在发迹了，不会不在乎权啊利啊虚荣心啊，因为过去他正好是缺这个东西，而为了达到这点，他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规范，规范是在另外一个阶层里的，他冲到你这个领域里了，就是把你的东西都踩碎。踩碎了，他才感到一种快感。

    陆星儿：还有一点，邱大风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受教育的，尽管教育不能完全取代他的出身，但他还是和盛璐璐受过同一种教育。但后面这代人是毫无教育。于柿就是属于七十年代的小姑娘，外地人，又想在事业上不断往上走，在观念上、道德上、爱情上，她毫无禁忌，光身一个什么都敢做。我在小说里唯一塑造的就是她，我是想虚构这样一个冲到上海来的外地小姑娘，邱大风的妻子跟原型基本上还是很接近的。我写这种人物也很难，他的妻子是我熟悉的一类人，我按照生活当中的原型写就没意思了，所以我后来把原型完全改掉了。而写于柿这样的小姑娘在细节上我觉得离我很远。但离我远，可能反而写得比较好一点，有想象力。

    陈思和：于柿这种典型，现在很多人把她理想化，你的小说好就好在，于柿这个人很实在，一旦男人不能派用场了，她马上离开了。毫无感情可言。所以很有特色，性格也很吸引人，让我眼前一亮。结尾写得最好，邱大风出狱后还要到她那里去，还要给她钱，还要在这个小姑娘面前充老大，想当她的拯救者。可是他面对的女人早已经今非昔比，换了一个人了。

    陆星儿：我也觉得有这样一笔，这个人物好像就完成了。

    陈思和：但你最后写这个邱大风大彻大悟，其实不应该让他退出社会拼杀。

    陆星儿：让他再次趟进浑水？

    陈思和：就是要趟进去。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藏污纳垢，你不能回避这一点。邱大风的性格决定了他必须跟他老婆说，你再帮我借多少钱，我无论如何要拿到博士学位。这才是这个人的性格。大家都在搞不正之风，连教育界都那么黑暗，他为什么不利用不正之风来东风再起？他和他们讲什么道理？他本来就是一个判刑的人了。除了能拿到学位，还有东山再起的资本吗？这可是投资啊，而且符合这个人的性格。

    我有一点不太理解，你为什么把小说的时间放到改革开放初期？我总觉得故事发生的时间早了一点，应该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期，更加有典型性。

    陆星儿：我想沉淀一下。

    陈思和：这对历史的反省也很好，但因为现在的情况变化了，也发展了。反腐案子都是高层巨贪，跟它们比起来，这个案子实在太小了，大家已经有一点感到奇怪了，这么小的事情怎么会这样严重？而且又是一个冤假错案。

    四、假使没有文学，我现在的生活是不堪设想的

    陆星儿：如果要谈我跟文学的关系，我不像王安忆她们那么热爱文学。

    陈思和：那你怎么会写这么多？这就是喜欢啊。

    陆星儿：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会当作家。我都是跟着潮流走的，潮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是一个在潮流里面很积极的人。我从来都没有自己很明确的志向，我应该做什么。

    陈思和：但后来做做，也是一种喜欢。

    陆星儿：很痛苦的，写作！我似乎跟文学很近，二十多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文学仍然离我很远很远。作家这个称呼，我始终是很不安的。我始终是觉得，不是谁写几篇东西，就可以当作家。作家在我心目当中，是个很高的称呼。一直到现在，别人说我是著名作家，我就感到是弄错了。我觉得是文学找到了我。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做上手了，就会很认真，至于我适合不适合，到底喜欢不喜欢，那时候都不去想了。反正下乡的时候让我当村干部，我也会做得很起劲的。

    文学对我个人说来，因为我悟性不是很高——这不是谦虚——在这个时代里由于文化的影响、时代的影响，在人生道路上，我有很多很困惑的事情必须面对，我就依靠了文学。我觉得文学是我两根拐杖，能帮助我走路。

    陈思和：文学帮你解脱一点困惑吗？

    陆星儿：文学改变了我整个人生，它给了我一种提升。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作家这个称呼对我是不适合的，所以，我对自己能不能得奖，有没有人关注、写评论，一点都不在乎，因为这不是我写小说的目的。我写小说，是因为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困惑了，或者我看到我周围人的问题，然后我来写，或者帮我找找答案，或者帮助我渲泄渲泄。在这个过程中若能思考，往往就比较满意。文学帮助我接触了更大的世界。我想这就是提高。假使没有文学，我想我现在的生活是不堪设想的。现在尽管我生这么重的病，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没有后悔过，蛮好当初不要这样走，别太辛苦写作，别太辛苦一个人承担生活。朋友们都觉得，你人这么好，怎么会这么倒霉。我一点点都没有抱怨，我觉得这场病是躲不过去的，这种结果是躲不过去的，这是因和果的关系。就是说，今天承受生命的新的考验，还是我人生的继续，所以我必须走下去。当然在这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东西。这种得到的根本就不是稿费啊、名气啊能够给予的，这是全新的人生道路，使我对自己想到了从来都没想到的，我的一生是这样度过的。我也不像安忆她们，天赋高，而且家庭的文化背景很好，从小受到熏陶、教育。我从小并不喜欢文学。

    陈思和：那陆天明不也是作家？这种互相影响有吗？

    陆星儿：要说受文学影响，就是陆天明的影响。那时候我在黑龙江，他在新疆，他给我写很多的信，他是个热血青年，写的信在当时还有点文学色彩的。我很崇拜他的。我想基因里面可能有一点。最近我才知道，我爸爸在十九、二十岁的时候，就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好些诗歌，我本来只知道他在我妈妈那些发黄的照片上题的诗，很娟秀的小字。原来他是有文学才能的。但是他走得太早了，我五岁的时候他就生肺结核去世，我生活当中就没有父亲。后来我妈妈从一个家庭主妇去进修当护士了，然后我们就生活在蛋格路上，我就是在蛋格路上长大的，在平民当中长大的，我母亲也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所以我觉得我只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做事情比较认真投入，然后就这样写下去，写下去，只是埋头写。至于写得好不好，我就不管了，我是不大送自己的书给别人看的。

    陈思和：喜欢你作品的人很多，我妻子有一个朋友就非常喜欢读你的小说，她后来生活上出现了问题，特地打电话来问我，能不能和你通通电话，据说后来你们在电话里聊了三个小时。她很激动。

    陆星儿：当然，我那么多年，在很自卑的情况下，对文学很没有信心的情况下，能够写下去，就是因为经常有人对我说，很喜欢看我的作品，这是给我的最大的信心。我想，为什么我会有一部分读者？可能在我关注我自身的路的时候，这些问题特别对中国的女性也是有帮助的。

    我作为一个作家，严格从文学的意义上讲是不够的，当然文学有各种各样的。《收获》在我的文学成长的道路上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八十年代我平均每年在《收获》上发一个中篇，那时候李小林对我每个稿子审读都很严格，每次都要改四五稿。她总是说，我想法都挺好，灵动的东西也有的，结构也很好，就是写的太实在了，想象力不够。安忆一直跟我说，你这一个中篇，我可以写长篇了，材料堆得那么多，怎么会舍得就写一个中篇？但我就是觉得，没有这些素材，我心里就感到很模糊，我不可能把一点点事情生发开去，化开来写，这可能因为我自己的阅读比较少。我还是要用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事情把它都填满了，觉得感触很多，然后去写。我身体好的时候，写作空余，就是在采访。如果我健康恢复了，我还是要这样写下去……

    2004年8月11日于陆星儿浦东寓所

    整理者：陈婧

    （初刊《上海文学》2004年第10期）

    注释：

    [1]陆星儿，作家。2004年8月11日，笔者看望正与病魔搏斗的陆星儿，并与她就新作《痛》（刊《收获》2003年长篇小说专号春夏卷，单行本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进行了对话。之后，陆星儿病情恶化，于2004年9月4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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