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壑难填-玩转贪官,工头骗晕田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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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当今的“游戏规则”,只有包工头贿赂县官,哪有县官去贿赂包工头的?这不是小说《官场现形记》的情节,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当然,前提得是:县官想找靠山,包工头又是“中组部处长”。一个农村包工头摇身一变成了“中央组织部处长”,并接收了地方官员47万元的贿赂,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但在现实中确实发生了,而且这个县官还是大名鼎鼎的“四川第一贪”。

    2006年7月5日,被称为“四川第一贪”的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因受贿1859万余元和133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案件调查审理期间,田玉飞交代曾向中组部处长杜太平行贿近50万元。田玉飞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高度重视,但是调查证实,中组部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处长杜太平。北京市公安局随即立案,并很快将假冒中组部处长的包工头杜太平抓获。2007年9月26日,北京市二中院以招摇撞骗罪终审判决杜太平有期徒刑6年。

    寻找靠山,包工头自封“中组部处长”

    49岁的杜太平是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初中文化水平,人比较聪明,就是为人不太踏实,喜好吹嘘。初中毕业后,杜太平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开始工作挣钱养家,他先后在当地的旅行社和镇电影队工作。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建筑行业行情看涨,杜太平见建筑业油水丰厚便转入建筑公司工作。

    四川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而技术含量不高的建筑施工队便成为出外打工农民们的首眩1988年,刚到而立之年的杜太平怀揣着挣大钱的梦想组建了一个小建筑施工队来到北京发展,成为仪陇县当时北上淘金的领头羊之一。客观地讲,当年的杜太平做事确实有几分魄力,仅仅因为简单的发财梦便领着一小队人马闯荡京城。事实证明,还真让他闯出了“名堂”。

    杜太平的建筑队挂靠在仪陇县建筑公司下,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四川人吃苦耐劳的品质,杜太平的建筑队虽然没有接到什么大工程,却也能接到不少小项目,在偌大的京城也算站稳了脚跟。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杜太平也结识了不少各路朋友。

    随着外出打工的浪潮越演越烈,京城的建筑队也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杜太平感到现在的生意大不如从前,而家中的三个儿女读书需要一大笔钱,杜太平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杜太平发现,在嫌官小的“皇城根”下要想混下去,还要混得不错,没有靠山是不行的,名头要越响越好,越大越能唬住人。曾经有不少次,杜太平出去拉工程时,不少单位见他的建筑队不过是从一个小县城来的,纷纷不屑一顾地回绝了他。

    有一次,杜太平和另一个包工头争夺一个项目,杜太平自恃自己干这行的资历比对方长,自己的建筑队各方面条件也比对方强,以为胜券在握。结果却令杜太平跌破眼镜,对手承包了这个工程。不服的杜太平质问负责人:“你们为什么把工程给了他?”

    负责人一席话差点气死杜太平:“人家是一个正规的工程队,由某某部主管,交给他我们放心。”而杜太平早就知道,那家工程队不过是挂在某某部下面而已,和某某部没有直接关系。

    吃一堑长一智,杜太平开始到处托关系,想找一家挂靠单位,他希望这个挂靠单位名头越响越好。几经周折,1999年杜太平通过关系终于将建筑队挂靠在了“中华爱国主义研究会”下属的北京特明达科贸公司。北京特明达科贸公司是某部委的三产,这一次的挂靠让杜太平相当满意,如同“麻雀变凤凰”一般,他自认自己成了中央部委的人,四处宣扬唯恐别人不知道。

    从此,杜太平的名片上开始印上“北京特明达建筑公司总经理(正处级)”。杜太平得意地到处发放自己的名片,老乡们接到他的名片后,都说:“你小子混得不错啊,都成处级干部了啊!别忘了照顾兄弟们啊,杜处长!”

    杜太平洋洋自得地说:“这算什么啊。告诉你们吧,现在有人要推荐我到中组部的一家单位工作去。到时候我去了中组部,你们想办什么事包在我身上!”老乡们都崇拜地围在他身边,一致恭维他混得最好,最有前途。

    从此,在北京的四川人中,有不少人都知道了有个中组部的“杜处长”是四川老乡,纷纷托人来认识这位“杜处长”,请他出席各种饭局,甚至还有人请他帮忙办理扶贫贷款的事。

    杜太平也知道自己这个“处级干部”不过是个寄生壳而已,经不起推敲。为了不露出破绽,每次别人请他吃饭时,他都要先问清楚有什么人参加,如果得知有在国家机关任职的人参加时,他就借口不去。去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只留手机号,绝不发名片。

    画家牵线,真贪官攀上假处长

    2000年,一位四川籍收藏家认识了杜太平“处长”,并将他介绍给刘画家。杜太平对“处长”的称呼没有否认,端着架子扮演着中组部处长一角,享受着众人对自己的恭维和恭敬。刘画家见杜太平是如此身份,自然不敢怠慢,并以结识了中组部的处长为荣。

    渐渐地,杜太平在“中组部处长”这一角色的扮演中越来越自如,心中不禁感慨:当官就是好,就是牛啊!顶着“中组部处长”这顶黄金帽,杜太平舍不得摘掉,还利用这顶“帽子”骗了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背着远在四川老家的妻子和女孩同居了。而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直到案发才知道,这个与自己同床共枕的老头根本不是什么“中组部处长”,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包工头,而且已经娶妻生有三个子女。

    2003年初,刘画家在首都大酒店组织了一个饭局,他邀请了杜太平、在北京发展的川籍画家余先生等人。酒席上,刘画家隆重介绍杜太平:“这位是中央组织部的杜处长,也是我们老乡。”余先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于是,刘画家向余画家提出,让他送一幅画给杜太平。余画家慨然允诺。

    在酒席上,当大家问杜太平在哪个部门时,杜太平搪塞道:“现在部里正在进行人事调整,具体的部门还没有定下来,不过快了。”

    刚开始,余画家也曾经怀疑过杜太平的身份,他私下问刘画家:“这个中组部的处长怎么就一个手机号,也没办公电话?”刘画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在京城打拼多年的余画家是一个“老江湖”,他对新认识的“杜处长”有点不放心。余画家向其他老乡打听过杜太平,但有人告诉他杜太平确实是中组部的处长,余画家这才放了心,没有继续深究此事。正是朋友间的口口相传使杜太平的身份得到了“铁证”,其实只要追问下去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并没有可靠的消息源。

    而远在四川犍为的县委书记田玉飞怎么会认识杜太平呢?介绍人正是余画家,田玉飞担任乐山市沙湾区区长时就认识了余画家。余画家结识了杜太平后,向家人炫耀自己在北京很吃得开,广交权贵名流,其中就有中组部处长杜太平。而余画家的侄子知道后,便告诉田玉飞,余画家在北京发展得很好,并结识了一名中组部的处长。

    此时的田玉飞已经在贪污受贿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并大肆疯狂敛财。案发后田玉飞曾经交代,他在任期间,给他送钱的人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论过年过节,不论白天晚上,办公室、停车尝轿车里,就连他上厕所的时候也有人拦下他送钱。而贿赂田玉飞钱财最多的为原乐山东能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德军。

    2002年犍为县电力公司国有股转让,王德军与时任犍为县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商定,若购买成功,将给田玉飞1500万元。当时国务院下发文件明令要求停止电力国有资产转让,田玉飞却“顶住压力”连夜开会商量对策,并于2002年11月27日将拥有4.6亿元总资产的“犍为电力”仅作价4000万元,匆忙贱卖给王德军的东能集团公司。

    王德军公司的身价在一夜之间陡然飙升4亿元!2004年5月,《新财富》杂志“新财富劳斯莱斯500富人榜”出炉,王德军以总财富值11亿元被列在第141位,“乐山水电大亨”首次浮现在公众的视线内。2004年11月4日,2004《福布斯》大陆富豪榜推出,王德军又以0.98亿美元的家底登上富豪榜第167位。可以说,正是田玉飞的鼎力相助和国有资产改制的机会为王德军晋升亿万富翁立下了汗马功劳。

    田玉飞如此贱卖犍为电力的“好处”,是王德军在2002年10月至2004年9月期间,分17次“兑现”给了田玉飞价值1200余万元钱物车房等。

    尝到甜头后,王德军在田玉飞的“配合”下,还想继续购买犍为县两座价值8330万元的国有煤矿。他企图通过三方联合转让开发项目的“借壳”方式,以低得离谱的138万元“协议转让费用”,以甲方身份介入此两座煤矿的开发。但这次由于乐山市的有关部门察觉了田玉飞和王德军的意图,采取了紧急措施,他的阴谋没有得逞。

    田玉飞收受了巨额贿赂后,经常寝食不安,心里很害怕,有好几次都想就此收手,担心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如何减小风险,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成为田玉飞的心病,在他看来,要加大不被严惩的保险系数,那就是继续升迁,并且“上头”要有人庇护。田玉飞四处托关系想结识“上面的人”,当听说余画家在北京认识了一个“中组部处长”,而且还是四川人时,他认为这真是喜从天降。田玉飞决定要牢牢抓住这个“中组部处长”来为自己的乌纱帽加重砝码。

    田玉飞马上联系到了余画家,向他询问了杜太平的情况,余画家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田玉飞,并且向他透露,杜太平的女儿最近要出国了。

    随后,田玉飞马上致电杜太平,恭敬地称其为“杜处长”。杜太平早已习惯了处长的头衔,问:“哪位?”田玉飞赶紧表明身份:“我是余画家的朋友田玉飞,是四川犍为县委书记,听说杜处长也是四川人,所以很想认识认识领导。”

    杜太平一听是个地方领导,没想到自己的名号都已经传到四川了,也就打着哈哈说:“好,好,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

    田玉飞听他如此说,心想有戏,便邀请道:“哎呀,领导啊,你也不要太忙于工作啊,适当的时候也应该休息休息。什么时间回来看看吧,我一定会好好接待的。”

    杜太平心想谁有时间陪你玩,便推辞道:“最近工作很忙,去不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进京行贿,47万元只是见面礼

    2003年3月份,余画家在一次饭局中发现,同桌的人开始称杜太平为“局长”,并都说他已高升,杜太平也没有否认。于是这一信息很快被余画家传递回四川。

    田玉飞听说“杜处长”已经升为“杜局长”后,认定杜太平果然是个人物,再次拨通电话:“恭喜杜局长高升,杜局长真是前途无限埃局长什么时候有时间回来看看?”

    杜太平依然推托道:“最近要到内蒙古等地区考察干部,实在抽不出时间。还是你们地方上好啊,没有这么累。”

    杜太平从田玉飞如此殷勤的态度上推断这个人肯定有求于“中组部局长”,他决定放长线钓大鱼,看看这个田玉飞究竟要做什么。

    两次邀请被拒,心急如焚的田玉飞决定赴京“拜佛”。2003年9月20日,田玉飞给杜太平打电话说自己明天就坐飞机到北京,希望有机会和他见上一面。

    杜太平没有想到田玉飞居然会飞到北京来,一时慌了神,镇定下来后,心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田玉飞发现自己是个假局长,要不然自己以后怎么混呢?

    但是,杜太平又转念一想,这么大老远地来跑关系,肯定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就算让他发现自己是假局长后,估计他也不敢声张出去。打定主意后,杜太平便放心了,开始安排接机的事情。

    杜太平为田玉飞在保利大厦订了一间客房,又通过朋友找了辆挂军牌的桑塔纳和一名司机,做完这些后,杜太平又在保利大厦一楼商务中心花两元钱打印了一张印有田玉飞名字的接机牌。

    2003年9月21日,田玉飞飞抵北京,精心打扮了一番的杜太平看上去颇有国家干部的派头,他坐着军车,亲自去机场接田玉飞。

    田玉飞看到有人举着自己名字的牌子,一个司机,一辆军车,打扮得体的杜太平有备而来,田玉飞顿时感到脸上长了不少光,对杜太平更是恭敬有加。

    田玉飞与杜太平之间这唯一的一次见面时间并不长。杜太平从机场将田玉飞接到保利大厦,两人吃了顿饭,闲聊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就回到房间。田玉飞取出一个信封交给杜太平说:“杜局长,听说你的女儿要出国了,这50万是我的一点心意,算是资助局长千金的学费。”

    杜太平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银行卡的密码123456。杜太平虽说冒充了很长时间中组部的处长和局长,不过是混个吃喝和别人的高看一眼,顶多收点不值钱的字画而已,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送钱给他。杜太平心里一阵狂喜,但仍然有些犹豫,说:“算了吧,都是乡里乡亲的,何必这么客气呢。”

    田玉飞赶紧说:“杜局长你放心吧,我不找你办事,真的,我就是特别高兴能认识你这个老乡,这点小意思就算是我给局长千金的见面礼。”

    杜太平看着那张银行卡,心里蠢蠢欲动,盘算着:50万啊,虽说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了!这家伙一出手就是50万,估计也不是什么好官,不定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呢。管他呢,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送上门来的,不要白不要。

    第二天,田玉飞临走前给杜太平打电话告别,杜太平一听是田玉飞后,语气顿时亲热了不少,他在电话里豪气地保证道:“老乡,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帮你的忙。”田玉飞得到了“杜局长”的金口保障,心里乐开了花,屁颠屁颠地回到了四川。

    杜太平放下电话后便到银行取钱。从这天起,杜太平从该卡中连续取款,买东西哄女朋友开心,并且豪爽地随手将几万块钱借给朋友,随后将卡内金额转移到别的账户,直至该卡余额仅剩4.69元。

    不过杜太平并不知道这张卡实际上并不是田玉飞的,而是王德军的一张工资卡。贿赂杜太平的钱,来自王德军答应对田玉飞那1500万元好处费的贿赂。田玉飞给杜太平的钱,就被计入这笔事先承诺的款项中。

    老奸巨猾的田玉飞可不想自己来出这笔钱,他替王德军办了一件大事,而王德军还欠着他一大笔好处费。在去北京之前,田玉飞就给王德军打电话,说自己要到北京办事,需要一张50万元的银行卡。

    王德军考虑了一下,说:“好吧。我在工资卡上面有八九万元钱。你先把我这张卡拿去送礼,随后我会在卡上再存40万人民币。”

    当天,在四川成乐高速路路口,王德军与田玉飞见面,并将银行卡交给他。田玉飞飞到北京后,王德军随后安排手下向这张银行卡汇去40万元。而这张存有47万元的工资卡最终落进了“局级包工头”杜太平的口袋里。

    黑色幽默,在官场江湖中上演

    不过,曾书写“从铁匠到县委书记”神话的田玉飞,怎么也没想到,东窗事发的日子会来得如此之快。

    2004年底,四川乐山市换届选举,田玉飞成为副市长的热门人选。据说,田玉飞非常重视竞选演讲稿,有知情人说,他是花了两万元从成都请“高手”写的。

    可就是这次动人的演讲过后不久,田玉飞被“双规”。正当田玉飞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演讲,对高升已“稳操胜券”的时候,省委考察组先后收到大量关于田玉飞的举报材料。省委领导指示,拟提拔干部绝不能带“脖上岗,并立即展开调查,很快掌握了田玉飞贪污受贿的相关核心证据。

    田玉飞被逮捕的消息传到杜太平耳朵里后,非常慌张。他没有想到田玉飞出事,而那张卡里的钱已被他挥霍了不少,他想把卡和钱交出去,但又怕会坐牢。杜太平认为自己和田玉飞见面的事情并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田玉飞也不一定会把他供出来。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杜太平将卡里剩下的钱全部取了出来,然后将卡扔进了垃圾桶,他以为这样别人就找不到这张卡了。

    但是,田玉飞最后为了获得减刑的立功机会,很快将“中央组织部处长、局长杜太平”这样的大官吐了出来。田玉飞的举报让办案人员大吃一惊,迅速报告给中组部、中纪委。

    中组部接到这样的消息后,自然十分重视,可是查来查去,中组部根本就没有杜太平这个人,看来一定是有人冒充中组部的官员。随后,中组部将此情况通报给公安部,公安部刑侦局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随即全面介入侦破此案。通过缜密侦查,2006年8月21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杜太平在北京市双安商场门前被抓获。2007年9月26日,北京市二中院以招摇撞骗罪终审判决杜太平有期徒刑6年。

    像田玉飞这样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怎么会这么容易就相信杜太平的身份呢?在审理中,杜太平说出了自己对此的看法:“田玉飞认为我是中组部的处长,肯定是想利用关系,以后好给他办事。”

    至于两名画家将他引见给其他朋友,杜太平也认为他们各有目的:刘画家把他介绍给别人并说是中组部的处长,是希望别人买他的画,这样别人看在中组部处长的面子上,就会多买他的画。对于余画家一再向家乡传递结识中组部处长的消息,杜太平则认为:余画家将他称为中组部处长、局长,是因为余画家为了笼络田玉飞,提高他在田玉飞眼中的地位。正是各有所需,生财有道。

    作为县委书记的田玉飞,智力不可能低下到错把包工头当处长,作为县委书记,田玉飞通过信息联系,也不难查清真伪。是怕被查处、急于升迁的焦躁心理,使田玉飞“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生怕错过“天赐良机”。正是急于升迁的心理使田玉飞成了低能儿。

    与大多贪污犯罪者一样,田玉飞害怕东窗事发,能够预防的唯一途径就是“朝里有人好贪污”。杜太平个人的包工头经历,加上他特殊的演技,让他深谙“官场江湖”奥秘,深藏不露让田玉飞主动上当,直到被挖出来以后,田玉飞在坦白交待中还认为杜太平是中组部的官员。而田玉飞则是怀着有了靠山天王老子也能摆平的心理,才千辛万苦找到了杜太平行贿。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去追究真假?其实答案很显然,因为串联起“谎言链条”的全是熟人。没有人怀疑熟人,也就没有人相信杜太平是假的。现在很多人相信“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就是生产力”,崇拜关系,相信熟人,哪会怀疑杜太平身份的真假?

    贪官挖空心思攀高结贵之用心路人皆知,领导干部要倍加警惕在自己身边围前围后的人,千万不要被糖衣炮弹击中。

    这是一个熟人社会与官场潜规则语境下才可能发生的黑色幽默。这样的黑色幽默剧还在不断上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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