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从有些眼睛看来,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如“报纸的篇幅”“青年的时间”之类,所以,连《现代评论》的“篇幅”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着占去一点了,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重男轻女”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我看,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还有那短命的OttoWeininger,他的痛骂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长,学生,同乡,亲戚,爱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乡,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都使人难于利用。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可有方法补救没有?但是,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枪自杀了。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一般“痛快”,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还有一个好消息。“毛丫头”打出之后,张崧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道,“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
(《京副》二五○号)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则捣乱的“毛丫头”
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着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
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外国书,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时候,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而现在竟至如此,则不但决非学者,而且还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我在《莽原》上发表了答KS君信,论及章士钊的脚色和文章的时候,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区区全事”而反对章士钊,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待到他们在报上说出我是学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接着就将这体面名称革掉了,虽然总该还要恢复,以便第三次的借口。据我想来,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朴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至于又有些人以为无足重轻者,大约自己现在还不过做几句“说不出”的诗文,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来“慷他人之慨”了罢,因为人的将来是想不到的。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提起诉讼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论及一回章士钊,但听说已经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别一论客却道是并不大骂,所以鲁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经验的事委实有点希奇,每有“碰壁”一类的事故,平时回护我的大抵愿我设法应付,甚至于暂图苟全。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舌,喷血而亡。为什么呢?自然是专为顾全我的人格起见喽。够了,我其实又何尝“碰壁”,至多也不过遇见了“鬼打墙”罢了。九月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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