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中国·现代1897-1931）

    作者（徐志摩）在散文与诗方面，所成就的华丽局面，在国内还没有相似的另一个人……给我们的是另一种风格的神往。

    ——现代作家沈从文

    这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想做诗便做一手好诗，并为新诗创立新格；想写散文便把散文写得淋漓尽致、出类拔萃。他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这便是徐志摩，灵动奔放与浪漫无羁的化身。

    徐志摩是个热情奔放、灵感丰沛、充满浪漫和幻想的诗人。他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熏染，一生都在追求英国式的“自由、平等、博爱”，他的诗就是他追求“爱、美与自由”人生理想的生动写照。徐志摩以一个民族传统文化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文坛，但他的诗篇又往往摇曳出古典秀雅的风姿，呈现出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清水芙蓉的自然之美、秘响旁通的含蓄之美、清新雅洁的意象之美，反映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基因与西方诗歌艺术的奇异结合。这位才华横溢、有如天马行空的诗人，在文坛上活动不过10年，却留下了许多经典诗篇，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徐志摩的诗是中国语言的结晶，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志摩的诗》是徐志摩的第一部诗集，其中收录的诗篇大多创作于1922年至1924年。其中不乏清丽恬淡、雍容典雅、晶莹蕴藉、浓妆淡抹的抒情小品，而嘲讽讥刺、冷峻犀利，以至凄声哀鸣、恶毒诅咒、歇斯底里的诗作，也屡见不鲜。诗集初次展露了诗人横溢的才华和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绝对是他诗歌中的经典之作。

    《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它的出版，使这位年轻诗人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在收录的诗中，有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之作，有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同情之作，有探讨生活哲理之作，也有写景抒情之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1922年秋，旅英留学归来的徐志摩，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可算是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隽秀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歌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

    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也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既表现了诗人对人生自由的向往，也流露出他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是徐志摩理想主义的内容，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他的诗中。然而，他的理想主义却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因的恋爱以破灭告终，他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完全不能实现，这一切都使他陷入深深的忧郁和苦闷。因此，这些诗篇也不同程度地蒙上了悲凉的色彩，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茅盾《徐志摩论》）。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给徐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与泰戈尔建立了友谊。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徐志摩与他同行，《志摩的诗》中的《沙扬娜拉》那首诗，就是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

    《志摩的诗》中，有一些是描写贫富悬殊穷人痛苦生活的诗篇。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诗集中还有一些写景抒情诗，比如《沪杭车中》。

    徐志摩做诗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分诗作，形成了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追求理想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志摩的诗》所体现的民族传统美质

    在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基础上形成的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是我国传统的审美习尚。《志摩的诗》正是继承了它积极的一面，明确提出要“用理智来节制情感”，主张和谐、含蓄、蕴藉，反对感情的一泻无余。

    徐志摩的诗既没有郭沫若的奔放，亦没有闻一多的深沉，有的是飘逸、空灵，如潺潺溪水，如清风明月。他的大部分诗作没有愤怒，没有呐喊，没有慷慨高歌，甚至也没有希望和恐惧，有的只是迷惘的微笑、沉沉的静视和对自然的依恋。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宁静、和谐、无冲突的美的境界，表达的就是经过理性筛选、过滤了的情感。

    尽管徐志摩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浪漫诗人，但他在诗中却极力做到有节制的表现，不让感情泛滥成灾。这种以“理性节制情感”为原则的美学主张与“中和之美”是一脉相承的。

    徐志摩诗歌中的自然美主要表现在感情的本真和意象的清新、自然上。

    诗是诗人人格的表现，正如诗人本人一样。徐志摩在诗中表现出的感情率性而真挚，没有丝毫的伪饰，是他那单纯的自由、爱、美的信仰的率真表现，是他“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雪花的快乐》、《婴儿》、《为要寻一颗明星》、《我有一个恋爱》等篇表达了他对人生理想的热烈追求。为了“献爱与一天的明星”，他宁愿让荆棘刺透脚心，冰雹劈破头颅。为寻觅他的理想，他乐于忍受痛苦，付出牺牲。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他忧郁、苦闷、诅咒，他要“抛弃这世界，殉我们的恋爱”。不论喜怒还是哀乐，于徐志摩都是那么出于自然和天性。

    作为一位富有浪漫气息的诗人，徐志摩对自然的偏爱比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当然与他的人生理想分不开。他认为生活是痛苦的，只有自然是纯洁的，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最好的办法是回归自然的单纯，与老庄的返璞归真有相通之处。他的诗歌意象大都是一些轻盈、纤巧、空灵、飘逸的自然意象，如风、云、月、星、雪、莲等，尤其是“云”这个意象，在其诗中出现率极高。有“云彩”、“白云”、“黄云”、“乌云”、“云影”、“紫云”、“绯云”、“褐云”、“云涛”、“云潮”等，真可谓在五彩斑斓的云海中云游，直至最终消失在生命的云端。在《沪杭车中》他连用九个意象“烟、山、云、影、水、桥、橹声、松竹、红叶”构成了一幅艳色秋景画，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有异曲同工之妙。

    徐志摩是提倡新诗格律的重要现代诗人，但他不像闻一多那样有明晰的理论主张，并且以理论为指导写出格式谨严的诗作。徐志摩的诗“野性”气更浓，追求韵律但不完全拘泥于格律，而是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写出的诗无拘无束，灵动洒脱。在这一点上徐志摩颇似李白，由此可看出志摩诗作受盛唐诗歌的重要影响，也可看出志摩对于古代诗歌韵律美的创造性继承。

    《志摩的诗》中许多诗节奏感很鲜明，那些特别典型的作品像乐曲一样，具有相当完整的音乐旋律，而且这种音乐性与诗意诗情是和谐的。尽管徐志摩像其他现代诗人一样，对传统有极强的反叛性心理，而将目光移向西方，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完全脱离了古代诗歌传统。他们在选择西方的诗歌时，古老的民族传统无不在暗中指导着他们的选择。当他以外来文化与诗学观念作为参照来探索中国新诗发展方向时，又常常能够站在新的高度，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化、传统诗歌做出新的阐释、评价、选择。徐志摩对传统诗歌的继承和创新对当代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吴瑞雪）

    颓废与欢乐的交织

    徐志摩的复杂而认真的实践，造出了迷人的艺术奇观。一方面，他的确是“纯艺术”的忠实实行者，说他的趣味有点贵族化实在并不过分。他的诗歌本质只要举如同《沙扬娜拉》那样的诗，便足以说明一切。我们从他的那些精心结构的典雅的艺术建筑中，看到的是几乎每一个音节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后安放在最妥切的位置上的。最奇异的现象是它能以纯粹的口语，展示那种失去锦衣玉食的没落的哀叹；那种无可奈何的眷恋，被极完美的音韵包裹起来，而且闪闪发光。

    矛盾而复杂的徐志摩，他的执著的爱情的追求是远离了人间的天上。他的理想是单纯的、非现实的。但单纯到了到处受到人世烦扰的碰撞以至于毁灭，他于是失望。胡适说：“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这就是他的许多诗篇夸饰自己痛苦的原因。徐志摩完全继承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学观念。他确认此岸世界，讴歌自然界神秘的美。他全盘接受了个性解放的思想，他美化自己憧憬的爱情。徐志摩以欢乐意识为轴心奠定了自己的浪漫主义诗歌基础。

    许多论者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他的诗中活动着的乐观的因子：“他的诗，永远是愉快的空气，不曾有一些儿伤感或颓废的调子，他的眼泪也闪耀着欢喜的圆光。这自我解放与空灵的飘忽，安放在他柔丽清爽的诗句中，给人总是那舒快的感悟。好像一只聪明玲珑的鸟，是欢喜，是怨，她唱的皆是美妙的歌。”（胡适语）“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的。陈西滢氏评他的诗，所谓不是平常的欧化，按说就是这个。又说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饶钹，很少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那正是他老在跳着溅着的缘故。”（朱自清语）

    徐志摩诗中这种生命的欢乐，来自他对生活的理想，尽管他这个理想只是一个朦胧的意念。他总是不知道风在往哪个方向吹，他也总是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而他的心灵总幻想有一颗明星。徐志摩诗的“柔美流丽”（陈梦家语）是有名的，他即使在讲痛苦和死，也充满了浪漫色彩，总是闪耀着让人欣喜的光辉。但是他的颓唐也是有名的，这是由于他把人生的理想建立在欢乐意识之上，一旦理想的明星熄灭（这是肯定的），伴随而来的就是一种无可言状的悲哀和绝望。

    （谢冕）

    徐志摩于1897年1月15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其父徐申如是当地一名著名乡绅，曾任硖石商会会长，在沪杭一带金融界有相当的地位。徐志摩是徐门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儿生活。小时在家塾读书，11岁时，进硖石开智学堂，成绩总是全班第一。1910年，徐志摩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与郁达夫同班，当时担任兴武督理浙江军务朱瑞秘书的张嘉敖奉命视察学校，主动托人向徐申如求亲，以其妹张幼仪相许。于是1915年10月29日，徐志摩遵父命与张幼仪结婚。

    1916年秋，徐志摩到天津的北洋大学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之转入北大就读。由张君劢、张公权的介绍，徐志摩拜梁启超为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第一年，他进入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历史系，10个月后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及一等荣誉奖。随即又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远隔重洋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同时，他的学习兴趣也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1920年，徐志摩去了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待了半年。在这里，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斯。由于高尔斯·华绥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在英国的2年，特别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徐志摩与“人艳如花”的才女林徽因交往甚密。二人于1921年秋天谈起恋爱，并有论婚嫁之意。这一年，徐志摩开始写作新诗。

    林徽因于1921年随父回国，这使徐志摩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当中。1922年3月，他冲破家庭、社会的各种阻力，与张幼仪正式离婚。8月启程回国，2个月后到达上海。林徽因回国后不久，就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相爱了。但他们没有正式订婚，这让痴情的徐志摩觉得还有一丝希望。但他的痴情和追求终究落空，只能在北京怀忧饮恨。

    1923年春，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并借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为之命名，新月社因此而得名。同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徐志摩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他负责翻译工作。

    1926年8月14日，徐志摩和陆小曼订婚。陆小曼出身于常州世代书香的望族，父亲是学者兼外交官。她8岁随母亲到北京，结婚前已是北京交际界的名花，19岁时奉父母之命嫁给无锡人王赓。1926年10月3日，他们在北海结婚，由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证婚，胡适做介绍人。同年，徐志摩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了新诗艺术的发展。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他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夫妇也移居上海。徐志摩同时在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授。同年，他参加创办新月书店，在《新月》月刊创刊后担任主编，并游历了英、美、日、印诸国。1930年，他担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他分别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徐志摩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了《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雾撞上济南开山，人机俱毁。是时，他年仅36岁。

    徐志摩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徐志摩的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

    徐志摩的散文集《自剖》出版于1929年。其中收录的24篇作品，都属于自剖类散文，大都采用谈心交流的方式，披肝沥胆，开诚相见，倾吐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徐志摩说过：“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感情性的人。”作为一个情感丰盈、灵感涌动的作家，他把散文作为自己宣泄感情、喷射灵感的通道和出口。

    徐志摩数量众多的日记和书信，都是一篇篇可读性很强的散文。其中以与陆小曼的热恋日记《爱眉小札》最为有名。当他们的恋情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徐志摩把表明爱心的记录，每天呈献于恋人的眼底。内中有情与爱的倾诉，有苦闷消沉的剖白，有爱情受阻时的激愤与抗争，栩栩如生地表现了诗人热恋时期的心态心境。

    漱玉词

    李清照（中国·宋代1084～约1151）

    李清照是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一部《漱玉词》足以使她赢得后世之人的高度赞扬。

    ——《中国文学史》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因为有诗仙、诗圣、诗鬼、诗豪等一大批杰出诗人的存在，诗歌到了唐朝已发展到了巅峰阶段，于是，宋代文人另辟蹊径，发展并完善了“词”这一文学样式，使它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又一颗璀璨的明珠。提到宋词，人们就会想到一名杰出的女性，她的出现，给森严的中国历史带来了几多温馨，她就是被认为是婉约派词的正宗，提出“词别是一家”主张的南宋女词人——李清照。

    李清照是我国宋代的一位著名女词人，自宋至今，称誉者不计其数。自有文学史以来，李清照于文学史地位渐高。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李格非女清照……亦以倚声有名。”胡适《国语文学史》称：“李易安乃是宋代一个女文豪。”刘大杰则认为李清照“是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崇高地位的天才女作家”（《中国文学发展史》）。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而尤精诗词。她既有巾帼之淑贤，更兼须眉之刚毅；既有常人愤世之感慨，又具崇高的爱国情怀。她不仅有卓越的才华，渊博的学识，而且有高远的理想，豪迈的抱负。她在文学领域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同代人中，她的诗歌、散文和词学理论都能高标一帜、卓尔不凡。她的词作独步一时，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易安体”。在她的词作中，真挚的感情和完美的形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她将“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婉约风格发展到了顶峰，赢得了婉约派词人“宗主”的地位。同时，她词作中的笔力横放、铺叙浑成的豪放风格，又使她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帜，从而对辛弃疾、陆游以及后世词人有较大影响。她杰出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后世文人的高度赞扬。后人认为她的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

    《易安集》、《漱玉集》在宋代就有著录。《四库全书》提要云“李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也。”今人辑录的《漱玉词》以四印斋重刊本为底本，汇集前人的有关评语及底本以外的集外词，并记以出处。从那些充满真情挚爱的清词丽句，可以欣赏到李清照独具魅力的词风，更能见出她高深的文学修养和大胆的创造精神。

    李清照的一生以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她的词作随着她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漱玉词》收录的作品也因此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点。

    李清照前期的词，题材集中于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如《如梦令》二首、《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剪梅》、《醉花阴》等词，通过对孤独生活的描绘来抒发婉转曲折的相思之意，词风清俊疏朗。《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写对女伴们留恋，感情也极其真挚。她的词多是描写寂寞生活，抒发忧郁之情，但从中却可以看到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及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与“花间派”代言体的闺怨词相比，女词人发自真情实感的作品更有艺术价值。王灼说：“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碧鸡漫志》卷二）。这种批评正说明了李清照词的意旨在客观上与封建规范是相违的。

    和前期相比，李清照南渡后的词，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发生了巨变。国破家亡后，政治上的风险和个人生活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她精神痛苦，词作一改早期的清丽、明快，而充满凄凉、低沉之音，感伤怀旧、怀乡悼亡之情成为其词作的主题。流离颠沛中，中原故乡让她魂牵梦萦，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都流露出她对北方故乡的深切怀恋。她更留恋旧日幸福美满的生活，如回忆“中州盛日”、京洛旧事的著名慢词《永遇乐》，回忆当年“胜赏”的《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都将过去的美好和今日的凄凉做比，以寄托故国之思、亡家之叹。她的词沉浸在孤独生活的浓重哀愁里，如发出“物是人非事事休”感慨的《武陵春》，抒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处境的《声声慢》，都表达出词人郁结于心、难以排遣的愁闷。又如《清平乐》中“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悲伤，《孤雁儿》中的悼亡情绪，都是国破家亡和孤苦生活留给词人的累累伤痕、新愁旧恨。她这一时期的词作正是对那个时代的苦难和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漱玉词》的语言，有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创造了以自然率真为主要特色的文学语言。李清照遣词造句，自出机杼，创造了以自然率真为主要特色的文学语言，对北宋末期华贵典雅的词风无疑是一种冲击。如“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凤凰台上忆吹箫》）。仿佛毫不经意冲口而出，但仔细体味，却含意多层，十分精细。重重思绪，微妙心态，用家常语道出却有绵绵不尽之意。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信手拈来，却有许多新鲜生动的情味在其中。李清照的词有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却并不乏味、松散。词人对口语进行了匠心独运的提炼加工，落笔处无不精警隽雅，语工意新，在平易清新中透着精妙传神。

    李清照作词长于以白描手法造境。“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用词直白，所表达的却是无比深沉的感情，场景、人物、衬映，面面俱到，栩栩如生，让人一见难忘。词中的白描，浑成、含蓄，毫无浅易平直的痕迹。

    另外，李清照的词还很重视声律，讲究声情，注重音韵美。《声声慢》首句连下14个叠字，历代词家异口同声赞为千古绝唱。《词苑丛谈》称赞其音响之美，“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

    《漱玉词》的造诣

    作为一个女性词人，李清照的词在描写心理和情感的活动方面有其特别的长处。她不仅善于通过捕捉那些细小而生动的形象来表达难以言传的感受，而且善于表现情感的微妙变化，在起伏回环的语脉中层层剖露复杂的心境。像《永遇乐》的下阕，在追忆“中州盛日”元宵佳节的繁华气氛之后，先是说“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因为现时的人语欢腾的景象，是内心寂凉的主人公所不敢面对的，她宁可把自己留在孤独之中，接下来却又说“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因为这景象勾起她的旧梦，令她低回不能远去。两层之间承接得自然顺畅，同时又翻过一层，愈入愈深。末句的形象把那种孤独悲伤的心情表现得非常生动，令人感到酸楚，再如《武陵春》的下阕，先说“双溪春好拟泛舟”，接下来又说“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也是在一回一转中，以委婉曲折的笔调写出了复杂的心情。

    在语言技巧上，李清照更显示出很高的艺术造诣。其主要特点，一是经过精心锤炼，而以浅易自然的面貌出现。像《声声慢》的开头，连用七对叠字，不仅很讲究声音之美，而且内涵丰富（寻觅是若有所失的举止神态，冷清是对环境的感受，凄戚是心理），又有连贯的意脉（由寻觅不得而感到冷清，在冷清中涌起内心的凄戚），十四字可以说费尽苦心，读起来却觉得相当自然，并无生硬之感。又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中“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看上去十分朴素平淡，但细细体会，却是很精巧的。在“欲说还休”中，实际包含了难于诉说也诉说不尽的愁苦，所以干脆不说；下面又连用两个否定句与之相呼应，始终不从正面说破，却又反复从背面烘托，使要说的内容处在隐隐约约的呼之欲出状态，含蓄但并不隐晦，引人寻思。而且这一节不仅用意巧妙，声韵也很和谐，读来上口，这是不容易的。二是雅语与俗语兼用，使词中的语言既有典雅的文人趣味，又有生活气息。在李清照的词学观念中，词的语言既要符合乐府系统的习惯，写得浅俗平易，活泼动人，又不能染上庸俗的市民气味。所以，她常把典雅的语言用得自然，把俚俗的语言用得雅致，两者相融，别有风致。像《一剪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是化用范仲淹《御街行》“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一句，但她把“眉”和“心”分开，用一下一上来说，把原来静态的叙述改为动态的描绘，语气变得生动了，增添了不少韵味。特别在词的末句，李清照更喜欢用浅俗的、口语化的语言。像《临江仙》的“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声声慢》的“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行香子》的“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以及《永遇乐》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等等，都是如此。这使得一首词在结束时，不至于陷落在凝滞呆板的状态，而洋溢着一种活力。因此，人们在李清照的词中，又较多地看到了词在形成之初时的某些本色。

    （《中国文学史》）

    《漱玉词》的艺术特点

    在中国文学史上，女作家已是少之又少，像李清照这样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作家更是寥若晨星。由于李清照是“一位罕见的感受敏锐，思想深邃而超前，文笔既委婉又犀利的文学多面手，她的人生体验，思想感受，社会政治见解，外交主张等等，凡是可以公开的，均诉诸诗文，不便公开的，她就把‘别是一家’的词，作为内心隐秘的栖息之所；把翎毛花卉等作为寓托之物”。所以，她的词是表达她难于表达的情感的工具，真实的思想感情和卓越的艺术表现才能融为一体，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小词多脍炙人口”等都是古人对李清照词的高度评价，这与李清照词的鲜明艺术特色是分不开的。

    《漱玉词》收录的清照词多数是抒情诗。分别抒发了她少女的纯情；少妇的痴情、离情；丧夫、亡国的愁情。宽松开明的家庭环境，使她的性情活泼、率真，加之常常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壮阔的齐鲁山川，涵育了词人的胸襟怀抱，她的风景词别具一格，16岁时就写出了颇有几分“丈夫气”的记游词《如梦令》：尝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此词虽是一首小令，但景象开阔，情辞酣畅。李格非当时就为女儿的才华喜不自胜，便故掩女儿之名，将词给友人和同僚看，无不为之称赞，有的认为是苏轼所作；有的认为当出自吕洞宾之手，没有一个人想到是出自一位16岁少女之手。沈曾植《菌阁琐谈》中评价李清照“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此词语言明白如话，不事雕琢，得自然之趣，令人百读不厌。

    张端义《贵耳集》中称赞李清照“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在李清照的词作中，炼句精巧，平淡入调的例子却不难找到。“宠柳娇花”（《念奴娇》），“绿肥红瘦”（《如梦令》）等乃炼句精巧的典范；“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念奴娇》），“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声声慢》）等，既是“寻常语”，又极具有表现力，它们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词人的思想感情，创造了既是“铺叙”的，又是“典重”的“别是一家”的词境。

    李清照总是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为基础，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以精练朴素的语言，简洁明快的手法，创造出富有感染力的意境。唐人司空图说过：“不著一字，尽显风流。”（《诗品》），即字面不涉及本题，其意却跃然之上，此乃含蓄。清代的沈德潜对作品的含蓄做了更明确的阐述：“只见眼前景，口头语”，却有“弦外音，味中味”（《说诗语》），在这一点上，李清照的词独得其妙。《声声慢》即是这方面的一首绝唱，作者运用了惊人的描写手腕，展示了自己曲折复杂的内心世界。全词除开头14个叠字和下片中的两个呼告句外，全是写景，可是，人们并不说它是景物词，而认为它是一首极好的抒情词。它抒写了词人孤苦无依的生活境况及其内心深处的一种绝望的哀愁，“词人最大的心病，往往就是词中最隐秘，包裹最紧的词核”。它通过残秋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愁情，达到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境界。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李清照善于把身世之叹寓于所咏之物。梅、菊、荷等都是词人常咏之物。仅有关菊的就有四首：《醉花阴》、《多雨》、《声声慢》、《鹧鸪天》，其中的《醉花阴》貌似悲秋，里面却隐含了词人当时的悲苦。1103年，朝廷连下二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通婚；禁止党人子弟居京。此词大约写在1104年的重阳节，写出了享誉千古的黄花比瘦词。结合历史，“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应释为：自己被迫离京而产生的离愁别恨对人的折磨，就如秋风对黄花的摧残；词人的“销魂”不只是悲秋和离愁，抒发的是词人心中真正的块垒：朝廷争斗对她的株连，借“东篱把酒黄昏后”感叹自身未来的命运和心中的不平。

    （朱宪玲）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京东路提点刑狱。出自韩琦门下，曾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学识渊博，在齐、鲁一带颇负盛名，后被罢官。母亲王氏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一说为汉国公王准的孙女），知书善文。

    李清照早年随父亲住在汴京、洛阳，受过良好的文化教养。工书能文，兼通音律，“自少年便有诗名”。建中靖国元年（1101），18岁的李清照与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幼子赵明诚结婚。当时，21岁的赵明诚在太学读书，喜好收集前代石刻。婚后不久，新党蔡京当政，赵挺之升任尚书右丞。他们极力打击旧党，李格非因在党籍而被罢官。

    大约崇宁二年（1103），赵明诚出仕。夫妻二人志同道合，“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经过搜求寻访，日积月累，他们藏蓄的亡诗逸史、古今名人书画和古器物逐渐增多。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死于京师，赵家随即遭受了政治上的灾祸。赵明诚弟兄也面临着失官的危险。李清照便随丈夫回到青州（今山东益都）赵氏故里。

    李清照（1084~约1151）屏居乡间的十余年里，他们更加努力地访求古碑文物。大约宣和三年（1121），赵明诚重新出仕，曾出守莱州（今山东掖县）、淄州（今山东淄博），又授直秘阁。这一时期，他们开始编写《金石录》，并继续搜集古物碑铭，并鉴赏考订，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绩。靖康元年，金人围攻汴京。次年，赵明诚母死于金陵，赵明诚携书15车南下奔丧。这时北方大乱，青州故第十余屋书册什物被焚，李清照只携小部分文物随人群逃难，从此开始了她在南方的苦难生活。

    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逃到建康。次年，赵明诚移知湖州（今属浙江）。他驻家池阳（今安徽贵池），赴建康受命途中病倒。李清照从池阳赶到建康时，赵明诚已经病危，不久死去。这时金兵又大举南侵，建康形势紧急，朝廷开始疏散、逃亡。李清照派人先将书册、金石刻送往洪州（今江西南昌），准备去那里投奔赵明诚的妹丈。但洪州又失陷，道路不通，以致大部分文物在战乱中散失。赵明诚病重期间，朋友张飞卿曾携玉壶来看望他。此事竟被传成是他们夫妻以玉壶颂金，并听说有人已向朝廷告发。惊恐之下，李清照决定将家中所有收藏品进献朝廷，以求洗刷罪名。她追随高宗逃难的路线辗转避乱，从越州到明州，经奉化、台州入海，又经温州返回越州，最后在绍兴二年（1132）移居杭州。这期间，她承受着政治上的压力，而且大量书画、砚墨被盗，孑然一身，各地漂泊，境况极其悲惨。

    同年冬天，金人南犯，她避乱金华，次年才返回临安，最后在那里孤苦地度过晚年。李清照死于哪年已不可考，但有生之年，她对国事的关心，对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的钻研始终没有中断。

    《苏东坡集》是宋代文学巨匠苏轼的传世作品集，其中收录了他的大量词作。苏轼字子瞻，眉山人，他的作品是历代文人汲取文学营养的源泉。这位文学天才将传统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的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他的词表现出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对于如梦人生，苏轼不是消极否定，而是以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态度处之。抒情言志、使事用典、突破音律束缚的作词习惯，均始于苏词。王灼的《碧鸡漫志》指出：“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乐章集》是北宋词人柳永的传世词集。柳永（生卒年不详），原名三变，崇安人。他精通音律，善于铺叙和使用俚俗语言，开了慢词的创作先河，对词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有很多词反映了中下层市民生活和自己的身世穷愁之感，在当时具有比较深刻的社会意义。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其流传之广可想而知。

    稼轩长短句

    辛弃疾（中国·南宋1140～1207）

    在辛弃疾笔下，激昂的内容和豪放的艺术风格得到了最完美的统一。

    ——《宋词浅说》

    以“有心雄华泰，无意巧玲珑”的英姿崛起于南宋词坛的辛弃疾，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词人。这位开辟一代词风的大师，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先天禀赋与后天经历共同造就了他的文韬武略，也使他的词作让所有婉约派的词人望尘莫及。辛弃疾胸藏万卷，对经、史、百家无不运用自如，对前代词人的作品莫不广采博收，因而形成他慷慨悲壮、大开大阖的风格，其中抒发的真情、至情、豪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清人陈廷焯曾在《白雨斋词话》中这样称赞辛弃疾。辛词内容博大精深，题材广阔，深入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表现了词人积极主张抗金和实现国家统一的爱国热忱。作品风格雄深雅健，以豪放为主，善于用典，也善于白描，开拓了词的疆域，提高了词的表现力。他确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一派，而与苏轼并称“苏辛”。而后，继之而起的辛派词人将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从此，词作与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命运和人格更紧密相连，词人的艺术个性也日益鲜明突出。而辛弃疾所发扬的“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的艺术手段，也使后世的词人得以用一种开放性的创作姿态容纳一切可容纳的内容，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创作手段和蕴藏在生活和历史中的语言。从而，词体获得空前的解放，并最终确立了与诗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辛弃疾，功不可没！

    《稼轩长短句》收录了620余首辛词，数量之富，质量之优，堪为两宋之冠。这些词作表现了辛弃疾深厚的爱国感情，涵盖了广阔的社会内容，有的抒发报国雄心，批判南宋统治集团的苟安误国，有的歌咏祖国的壮丽河山，描绘农村的现实生活，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辛词发展了苏轼的豪放风格，慷慨纵横，雄奇豪壮而又苍凉沉郁，对后世词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稼轩长短句》体现了辛弃疾词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的特点，而其中大部分作品以慷慨悲壮的爱国词为主调，被人称为“英雄之词”。

    辛弃疾时常回忆起少年时突入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的英雄往事。如《鹧鸪天》上片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衤詹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女足银胡马录，汉箭朝飞金仆姑。”辛词还表现出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悲愤心情。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上片：“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通过看吴钩宝剑，拍遍栏杆的典型动作，使词人的悲愤心情跃然纸上。这类“英雄之词”多体现出激昂悲壮、沉郁雄放的风格。此外，辛弃疾还有一些以乡村景物、田园情趣为主题的词，如《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另有一些风格婉约，寓意深刻的作品。如《青玉案·元夕》，上片铺叙元宵夜的欢乐场面，下片转写一位幽居自处，不同凡响的女子：“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明写佳人，暗抒词人“自怜幽独”的情怀。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风格并加以发扬光大，使之蔚为大宗，是词坛主流的集大成者。他的词具有深厚的爱国感情和广阔的社会内容；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更为多样，融进了歌行、散文、辞赋等文体，娴熟地运用书面语言和民间口语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语言生动丰富，形成了奇肆、博辩而又晓畅的词风，对当时及后世词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那些清新、活泼的田园小词和清婉妩媚之词，同样在艺术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反映出作者精神生活的不同方面以及多方面的艺术造诣。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中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禾农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公允的评价。

    和苏轼一样，辛弃疾也是在语言技巧上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这固然有些简单化，但也确实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地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两句，意义连贯而下，是很长的句子，但却顿挫鲜明，铿锵有力，绝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入固定格式那么简单。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历史典故，融会到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辛弃疾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自由充分。可以说，他的创作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境界。

    《稼轩长短句》的艺术风格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延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稼轩长短句》正是这样一部集大成的作品集。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著，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稼轩长短句》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消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消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扭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撷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到好处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佚名）

    隐逸闲适背后的痛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主题，《稼轩长短句》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辛弃疾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12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此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诩、绝不甘沉默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淡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佚名）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5月11日生于历城（今山东济南）。他比陆游小15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于女真人之手。父亲早逝，他由祖父抚养。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辛弃疾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另一方面，在金人统治的北方长大的辛弃疾较少受到传统文化教育，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辛弃疾（1140~1207）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大举南侵，后方汉人不堪金人严苛压榨，奋起反抗。22岁的辛弃疾聚集了2000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爆发矛盾，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归来途中，他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50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高宗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他的仕宦生涯，这时他23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在当时深受称赞，广为传诵。但朝廷反应冷淡，只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表现出色，但内心却越发感到压抑痛苦。

    辛弃疾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著北伐的热情，使他难以在官场立足。他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一带湖边修建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42岁的辛弃疾因受弹劾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20年间，除了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64岁的辛弃疾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这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一些谏官的攻击使他又一次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最终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辛派词人远承东坡而近学稼轩，而从东坡到稼轩，其间的桥梁则是张孝祥。他是南渡词人群与中兴词人群之间的过渡人物。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和洲乌江人，著有《于湖居士长短句》，存词224首。他的气质与苏轼近似，同属于天才型的诗人，作诗填词也都以苏轼为典范。一方面他学苏词的“豪”，以“诗人之句法”抒壮志豪情；另一方面则学苏轼的“放”，并兼融李白诗的浪漫精神，以自在如神之笔表现超迈凌云之气和潇洒出尘之姿。

    比辛弃疾年长15岁的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是辛派的中坚人物。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人，有《放翁词》，收词130首。与辛弃疾将平生创作精力贯注于词相反，陆游“是有意要做诗人”。因此，他成为中国古代最多产的诗人。他词风多样，悲壮之词似稼轩，其豪放之词似东坡，其闲适疏淡之词似朱敦儒，有众家之长，“而皆不能造其极”。

    女神

    郭沫若（中国·现代1892-1978）

    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闻一多

    两条大河——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青衣江）汇聚在他名字里，天府之国的灵山秀水、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化滋养和培育出一位20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奇才——郭沫若。这位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诣。这决定他必然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杀的人物。邓小平同志曾说，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著的著名学者”。在郭沫若死后的数十年里，很多学者对他晚年的表现颇有微词，大有攻之而后快的势头。但瑕不掩瑜，纵然这位文化巨匠晚年失节，有千般错误，但他在文学、学术等诸多方面的开创性成就始终闪烁着难以掩盖的光芒。直到今天，仍有无数的人在阅读他、研究他，朗诵他的诗、上演他的戏剧。在20世纪中国史上，他是浓重而不可少的一笔。

    1912年郭沫若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女神》，诗人以一首首饱含着火热革命激情的豪放自由诗，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表达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他吹响了“五四”时代雄壮激越的战斗号角，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诗集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开创了一代新诗风，成为“五四”新诗的奠基之作，为新诗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广阔的天地，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时代的隔膜和诗歌审美潮流的变迁，我们无法回到历史现场去重温那个惊心动魄、摧枯拉朽的狂飙时代，也无法确切地体会诗人受伟大时代精神感召而挥笔写诗时的激动心情。走近《女神》，绝对是我们领略郭沫若这位文化巨匠当年风采的最好途径。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收集了郭沫若1918年到1921年间所写的57首诗。全诗共三辑，以第三辑最为重要，他的许多代表诗篇都收录于此，如《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匪徒颂》等。这部诗集以狂飙突进的精神和火山爆发的气势，冲破了一切陈旧的束缚，成为新诗歌运动的光辉起点。

    革命的时代要求有革命的诗篇来表现它，歌颂它。《女神》正是适应这样的历史发展要求而出现的。

    首先，诗人对黑暗的旧社会，深恶痛绝，与之势不两立，充满了反抗现实的猛烈精神。长诗《凤凰涅槃》揭露了当时“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现实，并发出激烈的抗议和诅咒：“宇宙呀，宇宙！我要努力把你诅咒：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你到底为什么存在？”长诗还以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描写了凤凰自焚的悲壮场面。凤凰自焚时的歌唱表达了诗人与旧世界一刀两断、彻底决裂的感情。这种英勇的反抗精神，在《天狗》、《梅花树下醉歌》、《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诗篇里也有强烈体现。

    《女神》不仅坚决否定和勇猛反抗旧社会，还表现出对新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向往和积极的创造精神。郭沫若曾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聪俊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在《凤凰涅槃》中，诗人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新生的凤凰。在黎明的曙色中，金光闪闪的凤凰飞腾起来，是那么“新鲜、净朗、华美、芬芳”，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

    尤其可贵的是，《女神》包含了诗人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工农劳动大众的热情歌颂。诗人在文坛上第一次喊出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的名字，表达了无限崇敬之情。对工农劳动大众，诗人则怀着真挚的感情予以热情赞颂。在《地球，我的母亲》中，诗人把工人农民看做全人类赖以生存的支柱和栋梁：“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你是时常的怀抱着他们。”另外，《女神》还体现出“五四”时期对青年产生很大影响的个性解放思想及泛神论思想。诗人反对神学树立的偶像，更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捏造的人间偶像，他崇拜的是大自然、宇宙万物，也包括人类本身；他的理想是让获得个性解放的“自我”和工农大众融合在一起。

    在艺术上，《女神》取得了新诗最辉煌的成就，它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瑰丽奇峰。《女神》充满丰富、神奇的想象。诗人运用大胆而夸张的艺术手法，把这种想象展现得动人心扉，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人自己也说：“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另外，诗人以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题材，把其中的英雄人物作为描写和歌颂的对象，在他们身上寄托美好的理想和对光明的憧憬，这使得《女神》具有人民英雄主义基调和神异的传奇色彩。在诗歌形式上，《女神》真正体现了“诗体大解放”的原则。诗人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主”，他采取完全适合思想感情自然流泻，不拘一格的形式，依感情的变化自然地形成“情绪的节奏”。

    在人间描摹天上的街市

    胡适的《尝试集》虽说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但正如胡适自己所承认的，他的一首首诗就像是一只只被裹了很长时间以后重新放开的脚，那样的脚不大不小，那样的诗则半新不旧，都散发着陈腐气息，他甚至用楚辞体翻译拜伦勋爵的诗。

    真正称得上成熟的现代汉语诗集的当数《女神》。无论从精神内核，到形式音韵，《女神》都是“五四”时期的弄潮儿。郭沫若的这些写于1920年左右的诗作，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肺腑。在现代文学的草创期，郭沫若对现代汉语这一极其稚拙的媒介，已经把握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现在的好多诗人都未必能应用得那样自如。郭沫若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个预言诗人，《女神》中那激昂的斗志、浪漫的情怀和反抗的决心，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女神》不仅是某一时代的肖子，而且其中有些篇章，如《维纳斯》、《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和《天上的街市》等都是不朽的诗篇，将感动所有时代的读者。“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读着这样自然天成又情意绵绵的诗句，哪一个感受力正常的读者不会怦然心动？我承认，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受益于《女神》。哪怕不是专门用来朗诵的作品，我也尽量写得琅琅上口，音韵酣畅。我曾找来《女神》的各种版本，读了不知多少遍，我至今还能背出其中的不少诗句。有些诗句的韵律已经内化到了我的思维深处，想摆脱都摆脱不了，有意无意间就在自己的作品上打上了烙印。我觉得，那是有益的影响，所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解是所谓专家讲解，我也忝列其中。每次讲到郭沫若，我都会抱拳颔首，微微表示一下特殊的敬意，每次讲到《女神》，我都会像见到失散多年的初恋情人似的，血往上涌，气往上冲。一个人身体不佳，是不宜讲《女神》的。

    我敬慕鲁迅，但仰慕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有天国之思，他的诗篇能引领我仰望云天，而不仅仅扫视尘寰。我认为，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版图上，鲁迅思最深，郭沫若才最高，钱钟书学最富。我曾当着数人的面，真诚地对郭老的哲嗣郭平英女士说：“以郭老的才华，如果他专攻一门，那门弄个诺贝尔奖都绰绰有余，当然，以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他恐怕不屑于被某一个专门领域所拘牵。”

    （北塔）

    时代的经典

    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奠定的，而《女神》的文学史地位一直是大家公认的：是最能体现“五四”的时代特色，标志着新诗初期创作最高成就的现代诗歌经典。人们现在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出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普通读者评价不高，另一方面文学史家却评价很高。

    出现这种“两极阅读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时代的隔膜”，不同时代的文化语境对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时代的隔膜”的产生，除了读者常常不能做到“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因外，主要还在于不能做到“知人论事”，将自己对郭沫若以文化名流的角色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以后的种种表现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对他的“多变”与“趋时”的反感，带入了阅读之中。也就是说，由于“时代的隔膜”，对诗人所作所为无法理解，更难以宽容。

    二是由于“诗歌审美潮流的变迁”，人们对经典文学作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读法，即“专业读法”（文学史读法）和“非专业读法”（欣赏性读法）。所谓“诗歌审美潮流的变迁”，实际上也是“时代的隔膜”在审美领域里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现象其实不仅存在于大家对郭沫若的隔膜，还普遍存在于对历史经典的隔膜之中。其主要原因则主要在于缺乏“历史的眼光”，或者说就是只偏重于自己的欣赏感觉，不太顾及“历史的链条”。

    《女神》在“五四”时期为什么会成为经典呢？这是我们学习文学史面临的一个难题。其实，不仅是对《女神》，对于任何文学史上的经典，我们要想知道它成名的真正原因，都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在当时的文化语境去认识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特别是要从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中去寻找答案。也就是说，要从当时读者的“接受状况”中去理解大家对它的态度。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无论它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别的什么形式，它都具有“不可重复之美”，是后人无法复制的。

    《女神》之所以能在“五四”时期成为经典，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好地表现了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当时埋藏在几乎每一个人心中的反叛精神，三是人们都渴望的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反帝反封建为特征的爱国主义运动，当时，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有名无名，只要你振臂一呼，高喊爱国主义，立即就会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许多学生领袖就是在这样的演讲和游行中成长起来的。《女神》中的许多名篇，包括它最著名的《凤凰涅槃》、《天狗》等，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会觉得过于夸张和浮躁，不适合今天的欣赏习惯，但我们也会承认，无论是把自己比作“凤凰”，还是“天狗”，或者黑黑的“煤炭”，诗人都是认真的，如果你设身处地地为诗人想想，或者说把自己就当做诗人自己，只要你真正了解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诗人的心境，你就会相信，他真的是这么在想：只有用这样的比喻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才能说明自己的愿望。而这样的心情和愿望又正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的心情和愿望，这些诗说出了大家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而且是其他人都无法这么优美地表达出的，因此，受到大家的欢迎也就不难理解了。

    （佚名）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出生在四川乐山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原名开贞，字鼎堂。5岁入学家塾，喜读唐诗。1906年他进入乐山高等小学，次年升入嘉定府中学堂，后因参加学潮被开除，转入成都府中学分设中学，又因领导罢课，于1910年被校方开除。这期间他除了熟读中国古典文学之外，也爱读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崇拜秋瑾、徐锡麟、邹容等革命家。

    辛亥革命失败后，为寻求真理，郭沫若于1913年赴北京，年底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10年。其间他在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等人的诗歌影响下，开始写一些新诗。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先后爆发激起了他反帝反封建的强烈革命要求，他创作了《凤凰涅槃》、《天狗》等著名诗篇。从此，郭沫若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新诗的奠基人。

    从1919年秋开始，郭沫若尝试以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题材写诗剧，先后创作了《女神三部曲》、《三个叛逆的女性》等一批诗剧和诗剧片断。1921年夏，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发起成立创造社。

    1923年春，郭沫若结束在日本的学习，回国在上海定居。他一方面参加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一方面研读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参加社会调查。次年初冬，他又去宜兴调查了齐燮元与卢永祥之间的军阀之战。这使郭沫若从理论上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上深入了解了中国社会性质与阶级状况。1925年，郭沫若目睹“五卅”惨案，于激愤中写出《为五卅惨案怒吼》一文，号召国人外察仇国、内察当局。

    1926年3月郭沫若离沪赴粤，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与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共产党人时常接触，深受影响。同年7月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也敏锐地觉察到革命潜在的危机。“宁汉”合流后，郭沫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革命军南征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国民党的通缉，1928年2月郭沫若携眷旅居日本10年，从事中国古代史、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和文学创作，出版了10多部专著，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结合研究的新天地，同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运动。

    郭沫若（1892~1978）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郭沫若秘密逃离日本，于7月27日到达上海，此后成为文艺和学术界的抗日救亡领袖。“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他奔走于江浙前线和后方，领导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开展抗日宣传及慰问工作，并接受中国共产党委托，筹办《救亡日报》。1938年郭沫若赴武汉，任国共二次合作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他团结文艺界知名人士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共赴国难，组织抗敌演剧队和战地文化服务站，使武汉三镇一时成为抗日宣传的大本营。这个时期，他的创作才思敏捷，气势磅礴，是继《女神》诗集之后的又一次“火山爆发期”，写了许多历史剧和大量诗文。如《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等著名历史话剧。

    1949年7月，郭沫若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同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被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多届副主席。在繁忙的政务和社会活动中，他继续从事著述，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和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等。他文思敏捷，学识渊博，既博又专，多才多艺，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作家、诗人、戏剧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文化战线上继鲁迅之后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

    历史剧《屈原》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皖南事变爆发的背景下创作的。该剧以战国七雄为背景，描写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因主张对内革新政治，对外联齐抗秦，曾得楚怀王信任。但南后却勾结秦国密使张仪，以“淫乱宫廷”之罪加害屈原。怀王竟听信谗言，将屈原囚禁，并废弃齐楚盟约，依附强秦。屈原满怀忧愤。此时，学生宋玉已卖身投降南后，忠诚追随诗人的侍女婵娟又将被南后处死。宫廷卫士救出婵娟，并一起去营救屈原，不料婵娟误饮欲害屈原的毒酒身死。卫士杀死谋害屈原的帮凶，焚烧高堂，并在屈原作《橘颂》以悼婵娟后，跟随诗人走向汉北，走向民间。郭沫若以神来之笔，艺术地概括了诗人一生的悲剧，塑造了一位横遭陷害、处境艰难的爱国者形象，表现了屈原浪漫的诗情、高洁的心灵、伟大的人格。

    历史剧《虎符》创作于皖南事变后第二年。郭沫若借战国时代信陵君和如姬“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揭露了侵略者的贪婪、横暴，统治者的妥协、投降和摧残抗敌力量的各种罪行，反映了人民反抗侵略战争，誓死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主人公信陵君不再是一个礼贤下士的“贤公子”，他的“宽厚待人”被赋予了积极的思想内容。而如姬是一位有见识、重义气、贤淑而又刚强的女性。她的窃符与自杀，构成了一幕壮烈的历史悲剧。该剧作虽以悲剧结束，却摒弃了悲剧文学中常见的哀婉凄凉、悲观绝望的情调，更多地注入了郭沫若那种彻底反叛的精神，它的目的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

    繁星·春水

    冰心（中国·现代1900-1999）

    她的诗语言清新俊丽，自然和谐，读来有如对面与之握手谈心，而语言的抑扬，富有音乐的旋律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个女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整整60年，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是极少的。”秦牧如是说。的确，与世纪同龄的冰心，一生都伴随着世纪的风云变幻。她是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她75年的写作历程，显示了从“五四”文学革命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伟大轨迹。党和人民给她以高度的评价，称她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她是我国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也是著名的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她的作品不仅给中国的一代代读者、小读者以美好的启迪，而且超越了国界，得到海内外读者的喜爱和赞赏。

    冰心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孩子、祖国和人民，献给了全社会和全人类。她的名言是“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她的一生言行，她的全部文字，都说明了她对祖国、对人民无比的爱心和对人类未来的充沛信心。她喜爱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她热爱生活，热爱美好的事物，喜爱玫瑰花的神采和风骨。她的纯真、善良、刚毅、勇敢和正直，使她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国人民为有冰心这样的文学大师而自豪。冰心文学现象，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比重要的精神参照和可资借鉴的精神遗产。

    1923年，冰心先后出版了诗集《繁星》和《春水》。这两部诗集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使冰心一跃成为当时第一流的女诗人，更推动“五四”时期新诗创作的发展，在当时的诗坛上掀起了一股创作小诗的潮流。冰心曾评价泰戈尔的文字是“澄澈”、“凄美”，而这一评价用在她那些清新飘逸的小诗上也同样合适。

    诗集《繁星》收录了冰心1919年冬到1921年秋写的160余首小诗，而《春水》则收录了她1922年3月到6月间写的180余首小诗以及1923年以前写的其他诗篇。

    冰心说：“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这些“零碎的思想”正是“五四”新思潮的洪流激起的涟漪，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的面貌和时代精神。“五四”时期，许多开始觉醒的青年，不满黑暗现实，向往美好未来，但他们既找不到真正的斗争道路，又缺乏艰苦斗争的勇气，因而在徘徊、苦闷中探索……冰心用她亲切优美的诗句再现了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思想感情：“我的心啊！你昨天告诉我，世界是欢乐的，今天又告诉我，世界是失望的，明天的语言，又是什么？教我如何相信你！”“心潮向后涌着，时间向前走着；青年的烦闷，便在这交流的旋涡里。”

    冰心小诗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爱。她爱人类、爱母亲、爱孩子、爱自然，尤其爱大海。而作者对爱的表达往往伴随着深刻的思考，带着哲理的意味。这些清新柔美的小诗，思想精警，意境优美，注重形象和暗示，力避概念和说教，留给读者想象和回味的广阔天地。

    在初期新诗人中，冰心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诗人。她的诗有着温柔亲切的语调，微带忧郁的色彩，含蓄不露的手法、清新隽永的语言，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茅盾说冰心的小诗“在中国文坛上引起非常的共鸣，造成了所谓‘小诗的流行时代’”。这一评述，是符合新诗发展的客观情况的。

    人性永驻，这点光不熄

    当80多年前正处于花样年华的女孩子谢婉莹（冰心的原名）在不经意间步入文坛并暴得大名，一时间成为人人都知道的“冰心女士”的时候，她的《超人》，她的《寄小读者》，她的《繁星》和《春水》便像附上了永恒的魔力，在80年间的光阴流转中以其永远的处子风采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少男少女的热爱——我们的祖辈、父辈都曾是冰心的“追星族”。

    大概从作家冰心的诞生之日起，就有人说她简单，说她单纯，说她是没出过多少家门的闺秀，说她是没有接触过多少社会的聪明的女学生，意指她思想的清浅，但是清浅却让人如此难以忘怀，这对于冰心和她的作品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这些单纯清浅的东西倒是往往能深深地触动每一个人深埋于心的东西——（她）的人性。我所理解的人性永远是人要活得美一点、真一点、善一点的那种渴望。人的幸福、完整，是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目的，唯一的真实。冰心的《繁星》、《春水》正是对人生真、善、美的回忆和梦想，是献给人生真、善、美的一首赞词，一曲哀歌，而统领这一切的又都是一个“爱”字，对一切卑微弱小者的爱，爱母亲、爱小孩、爱雨夜中痛苦的征人；爱小花、爱小草、爱小动物、爱大海的每一声波浪的清响，而在爱中又满蕴着对生命的悲悯和一腔温暖的同情……

    当你读到了这样的文字，你怎能不感到“冰心姐姐”的爱，你的心又怎能不陷入到深深的感喟里！正如巴金谈到少年时代他和哥哥共读冰心作品时的感受：“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知道了爱星、爱海，而且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中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现在我不能说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曾给我加添过一点生活的勇气，可是甚至在今夜对着一盏油灯，听着窗外的淅沥的雨声，我还能想起我们弟兄从书上抬头相对微笑的情景。”

    冰心写这些小诗的时候尚是快乐盈心、一派天然的女孩子，所以她的忧伤还不是悲凉，她的作品中还是有着青年人特有的明朗和朝气，洋溢着阳光、青草和大海的气息。其实即使她有忧伤也是稚气的，可这忧伤对于当年的女孩子却是真实的痛苦，她以她有限的理解去理解无限复杂的人生，以她有限的力量要在现实的世界去安置她的梦想。在这有限与无限，理想与现实之间她的心路走得好辛苦。

    但在她的《繁星》、《春水》中，她却由此把她的全部心灵向读者敞开了，她的丰盈，她的缺失，她就是这样以一颗年轻人坦然而真率的心展示着她自己。于是无论丰盈，无论缺失，她得到的却是她的读者对她全部的爱，当年的冰心被誉为“青年的自我的表白者”。

    而这一切又使她的诗的艺术尤其是她的文字更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繁星》和《春水》一般被称为冰心的两本哲理小诗集，诗作是用行文仅三五行的小诗诗体写成。在这些小诗中，冰心善于捕捉转瞬即逝的或深刻细微或清新可喜的情绪且用美而恰当的意象和字眼将它固定于纸上，冰心古典诗词的修养和她用字的美丽与谨严是有公论的。

    因此，虽然冰心的《繁星》和《春水》有些散文化、哲理化的倾向，但三五行的文字依然能给人以扑面而来的诗情和画意，有些小诗甚至含蕴着浓郁的诗情，能引人到或明丽自然或空灵清新的意境中去，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繁星》、《春水》出版后，不少人竞相模仿写作这种小且美的诗，一时间造成了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

    没有玄妙高深的主题，没有宏大复杂的叙事，只是静静地用三五行的美丽文字一遍遍说着同一个渴望：爱，相爱。这就是《繁星》、《春水》，像天边最小的两颗星星，在中国现代文学浩淼的星空里，她们静默地持守着自己的那一点光亮。但时转星移，人们却始终没有将她们忘记，那是人群中的慧心者，那是童心的拥有者和坚守者，那是你，是我，也是他（她）。

    《繁星》、《春水》是冰心给我们点燃的一盏爱与美的小橘灯，是人生的一个指向，是一个永恒的渴望，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奔赴爱与美的人格理想却是一条如此艰难的路，它是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走的，是要靠我们真实的行动去实现的。在这条道上，我们不应沉醉于小橘灯温暖迷人的光中，小橘灯不是亮在途中给我们慰安的，它是亮在远方，我们看不见它，我们要奔赴它。在人格走向完全诞生的艰难的路上，我们只有以伟大的毅力坚守良心明灯的璀璨光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向心灵真正安宁幸福的所在，走向我们心灵的家园——远远地家门口亮起了小橘灯！

    人性永驻，小橘灯的光不熄！人性永驻，我们必能重返家园，这是我永恒的信心，也愿给你以力量。

    （韩靖）

    冰心女士的小诗

    冰心的作品真像沈从文所说“是以奇迹的模样出现”的。当胡适的《尝试集》发表之后，许多中年和青年的诗人努力从旧诗词格律解放出来而尝试做新文艺的试验。他们或写出了许多似诗非诗，似词非词的东西；或把散文拆开，一行一行写了，公然自命为诗；或则研究西洋诗的体裁，想从中间汲取一点养料，来培植我们新诗的萌芽。在荒凉寂寞的沙漠中，这一群探险家，摸索着向着“目的地”前进。半途跌倒者有之，得到一块认为适意的土地而暂时安顿下来者有之，跌跌撞撞，永远向前盲进者有之，其勇气固十分可佩，而其所为也有几分可笑。

    冰心，却并没有费工夫于试探，她好像靠她那女性特有的敏锐感觉，催眠似的指导自己的径路，一寻便寻到一块绿洲。这块绿洲有蓊然如云的树木，有清莹澄澈的流泉，有美丽的歌鸟，有驯良可爱的小兽……冰心便从从容容在那里建设她的“诗的王国”了。这不是件奇迹是什么呢？自从冰心发表了那些圆如明珠、莹如仙露的小诗之后，模仿者不计其数。

    一时“做小诗”竟成为风气。但与原作相较，则面目精神都大相径庭者在：前者是天然的，后者则是人为的；前者抓住刹那灵感，后者则借重推敲；前者如芙蓉出清水，秀韵天成，后者如纸剪花，色香皆假；前者如姑射神人，餐冰饮雪，后者则满身烟火气，尘俗可憎。我最爱梅脱灵克《青鸟》的“玫瑰之乍醒，水之微笑，琥珀之露，破晓之青苍”之语，冰心小诗恰可当得此语，杜甫赠孔巢父诗“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冰心之所以不可学，正以她具有这副珊珊仙骨！

    文字的澄澈与思想的澄澈是有关系的。文学的对象是人生，人生如海洋，各种人事波诡云谲，气象万千，普通作表面的描写，每苦不能尽致，而冰心思想则如一道日光直射海底，朗然照彻一切真相，又从层层波浪之间，反映出无数的虹光霓彩，使你神夺目眩，浑如身临神秘的梦境！

    以哲学家的眼，冷静地观照宇宙万汇，而以诗人的慧心体会出之，一朵云、一片石、一阵浪花的呜咽、一声小鸟的娇啼，都能发现其中妙理，甚至连一秒钟间所得于轨道边花石的印象，也能变成这一段“神奇的文字”，这不叫人叹赏吗？而且这几句诗的意义，有时连数万言的哲学讲义也解释不出来，她只以十余字便清清楚楚表出了。不是她文笔具有澄澈的特长，哪能到此呢？

    澄澈的文字，每每明白爽朗，条畅流利，无观之刺目，读之拗口之弊。有人因此不满于冰心文字，将它也比之“水晶球”，其实冰心的文字绝不像水晶球之一览无余，而是很深沉的。别人的“非水晶球”文字，或深入深出，或浅入深出，冰心的文字只是深入浅出。澄澈之水，每使人生寒冷的感觉，澄澈之文字亦然。她的笔名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即足见其冷了。而诗中冷字尤数见不鲜。“我的朋友，对不住你，我所付与你的慰安，只是严冷的微笑。”“我的朋友，倘若你忆起这一湖春水，要记住他原不是温柔，只是这般冰冷。”有些人遂又批评她专一板起脸说冷冰冰的教训。其实凡思想透彻的人，理智无不丰富，理智是冷的，所以冰心文字有一点儿冷。但它的冷非但不使你感觉难受，反而像夏日炎炎中，走了数里路，坐到碧绿的葡萄架下，尝一杯冰淇淋那么舒服。

    澄澈的水只能叹赏，不可狎玩，所谓“净不敢唾”即是此意。读冰心文字，每觉其尊严庄重的人格，映显字里行间，如一位仪态万方的闺秀，虽谈笑风流而神情肃穆，自然使你生敬重心。因此也有一些无聊文士，笑她除母亲的爱即不敢写。其实她结婚后，文字还保有此种特色。

    冰心文字之凄美，由其禀赋而来。像冰心那样温柔美满的环境，实无“痛苦”可言，但她是个诗人，她的神经便不免易于激动；她又是个女子，更具有女性多愁善感的特征，她的心琴弹的是庄严愉乐，缥缈神奇的音乐，却常常渗漏幽怨的悲音，便是这个缘故。

    她的悲哀是温柔的悲哀，有人批评它是绒样的、嫩黄色的。读她的诗，每如子夜闻歌，令人有无可奈何之叹；又如明月空江之上，远远风送来一缕笛声，不使你感触到泪下，只使你悄然动心，悠然意远；又如俞平伯论江南寒雨“使你感觉悲哀，但我们平常所谓悲哀，名说而已，大半夹杂着烦恼，只有经过江南兼旬寒雨洗濯过的心，方能体验得一种发浅碧色，纯净如水晶似的悲哀”。

    （苏雪林）

    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父亲谢葆璋参加过甲午海战，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冰心出生7个月，便随全家迁至上海，4岁时迁往山东烟台。在烟台，冰心入家塾读书，7岁就读过《三国演义》、《水浒》等，同时还读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辛亥革命后，冰心随父亲回到福州。1912年她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进学堂读书的女孩子。1913年，父亲谢葆璋去北京国民政府出任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随父迁居北京，次年入贝满女中，1918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

    “五四”时期，冰心被推选为大学学生会文书，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部的工作。她在1919年8月的《晨报》上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之后又写了《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她的小说《超人》和诗集《繁星》、《春水》，推动了新诗初期“小诗”写作的潮流。1923年，冰心以优异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出国留学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20岁出头的冰心，已经名满中国文坛。

    冰心（1900~1999）在去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冰心与吴文藻相识，此后二人在通信中逐渐加深了解。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吴文藻则继续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司徒雷登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成家后的冰心，仍然创作不辍。小说代表作有1931年的《分》和1933年的《冬儿姑娘》，散文优秀作品有1931年的《南归——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等。1936年，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到欧美游学一年，先后在日、意、德、苏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访问。

    1938年吴文藻、冰心夫妇携子女离开北平，经上海、香港辗转到云南昆明，于1940年移居重庆。冰心参加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从事文化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她随丈夫去了日本，曾在日本东方学会和东京大学文学部讲演。

    吴文藻、冰心夫妇于1951年回到祖国，并定居北京。此后，冰心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祖国的各项文化事业和国际交流活动中去。她先后出访过印度、英国、苏联等国家，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传播友谊。同时，她发表大量作品，并出版了多种译作，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冰心迎来了生平第二次创作高潮。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病痛也没让她放下手中的笔。佳作不断涌现，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之独特，都使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显现出壮丽的晚年景观。年近九旬时她又发表了《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等作品。她先后为家乡的小学、全国的希望工程、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与发展基金和安徽等灾区人民捐出稿费十余万元。她热烈响应巴金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捐出自己珍藏的大量书籍、手稿、字画，带头成立了“冰心文库”。作为民间的外交使者，冰心经常出访，足迹遍布全球，把中国的文学、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到世界各个角落。

    1999年2月28日21时，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

    《关于女人》是冰心抗战时期在重庆《星期评论》上以“男士”笔名发表的小说集。这是一部女作家以男性身份、眼光写的奇书。《后记》中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可见她对女性的尊崇与褒扬。其中收录的作品致力于探讨妇女的地位和命运，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在抗战非常年代，普通中国女性坚忍顽强、端庄自立的风貌。由于采用反串的手法，时有双关、雅谑的隽语，文笔简劲诙谐，作品显得颇具情趣，是冰心创作中重要的现实主义收获。

    与冰心同时代的朱自清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1924年他出版了诗文集《踪迹》，其中收录了他在“五四”时期创作的数十首诗作，这也是诗人早期创作的主要收获。这些诗，无论是白话诗，还是散文诗，无论是小诗，还是长诗，多以抒唱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和追求为主题，表达了作者在“五四”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对黑暗现实的否定与批判。郑振铎曾说：“朱自清的《踪迹》是远远地超过《尝试集》里任何最好的一首。功力的深厚，已经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全力来写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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