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娅回来啦！”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心疼地看着脸色苍白、明显消瘦的小女儿，不禁怜爱地说：

    “玛丽娅，我的女儿，你瘦了，瘦多了……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玛丽紧紧地拥抱着父亲，舍不得松手。两年的思念，全倾泄在无言的拥抱之中。

    在家中住了半个月左右，斯可罗多夫斯基问玛丽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玛丽本来还想再花一年多时间取得一个数学学士学位，为自己今后的科学研究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她怎么能够再向父亲说这种不近情理的话呢？父亲为了支持她读书，连一些老人应该享受的愉悦都放弃了，现在，她自己的存款已经全部用完，怎么能够再继续学习呢？她对父亲说：

    “我不能再回巴黎了，数学学士学位考试只能放弃。”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当然希望玛丽留在身边，而且他也不忍心让她再回到巴黎去受那炼狱之苦。但他明白玛丽的心思，知道她的追求，可他还能再帮助她吗？他老了，没有这份力量。玛丽尽力安慰父亲，说她实在舍不得再离开父亲、华沙和波兰。

    正当玛丽准备放弃再去巴黎的希望时，奇迹出现了：她得到了一笔总数有600卢布的奖学金！这是她的好朋友迪金斯卡小姐为她争取到的一笔很不容易得到的“亚历山大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专门奖给在国外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的，让他们能在国外继续深造。当玛丽得知她获得了这一梦想不到的奖学金时，她真是高兴极了：她又可以在巴黎度过15个月，直到拿到数学学士学位为止了。

    迪金斯卡小姐在索尔本时，常常用阳伞保护玛丽，使她免受那些自作多情的男大学生们的殷勤之苦，现在她又向所有有关方面力陈玛丽如何必须得到这笔奖学金：

    “如果这笔奖学金不给玛丽，那波兰就没有人有资格享受它了！玛丽如果因得不到这笔奖学金而辍学，那将是波兰的损失！”

    发放这笔奖学金的部门被迪金斯卡小姐说服了，同意给予玛丽亚历山大奖学金。

    玛丽满心欢悦地重返索尔本。1893年9月15日，玛丽从巴黎写信给约瑟夫：

    我已经在一条干净、秩序良好的街上，租妥了我的住屋，租金是180法郎一年……比起我以前的租房，这儿简直是一座宫殿。

    接着，玛丽又向约瑟夫诉说了自己的心情：

    还用得着告诉你说我很喜欢回到巴黎吗？又离开父亲确实使我感到难过，不过我能看出他老人家很健康，可以暂时不需要我，尤其是因为你住在华沙。而我的一生都决定于在这里的学习……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再留在这里，无须感到内疚。

    她还为她得到数学学士学位后回波兰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她在信的末尾写道：

    我不久要给约瑟夫·勃古斯基表兄写信，请他把他实验室的情况告诉我。这将关系到我未来的工作。

    约瑟夫不同意玛丽急于回波兰的打算，他劝她在法国拿到博士学位再说。他在1894年3月18日给玛丽的信中写道：

    我希望你能得到博士学位……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似乎都不容易，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既然有做某种事情的天赋，那么无论如何都必须把这种事情做成。也许在我们的希望处于最小的时候，诸事反而会变得更好。

    重返巴黎后更让玛丽高兴的是，当她再次出现在索尔本物理实验室时，李普曼教授高兴地对玛丽说：

    “你回来得正好，这个实验室很需要你在这儿工作。你还是可以像以前那样干下去！”

    对于教授的鼓励，玛丽当然感到由衷的高兴，原先的焦虑和苦恼，在这儿荡然无存。

    李普曼教授知道玛丽在经费上有困难，于是让玛丽参加一项有经费的课题研究，以补充她学习费用的不足。当时钢铁和机械工业正如日中天，发展得非常迅速，汽车工业、电力工业、铁路运输工业……都在加速发展；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成立了，西伯利亚铁路动手了……这一切都加重了对钢铁的需求量和高质量的品位要求。但钢铁的磁化，却严重阻碍了机械工业的发展。于是法国工业促进协会请求李普曼教授研究一个重要课题：各种钢铁的磁性性质。

    玛丽很高兴自己有机会参加由李普曼教授领导的科学研究，这是提高自己科学研究素质的最好途径。但有一个困难，没有适合的实验室供她使用，李普曼虽然有实验室，但却没有合适的地方让玛丽做实验。

    但玛丽又一次时来运转。正当她为实验室发愁时，有一位瑞士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科瓦尔斯基来巴黎做学术访问。科瓦尔斯基教授是波兰人，从小就认识玛丽，所以很关心玛丽的学习近况。当玛丽把她的困难告诉教授后，教授给她想了一个办法。

    “我想起来了，我认识一位在理化学校工作的年轻教授，他是一位很出色的物理学家，而且乐于助人，很富有同情心。他一定可以帮助你，他的名字是皮埃·居里。”

    “皮埃·居里？”

    玛丽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很认真地问了一下。

    “对……这样吧，明天晚饭后你到我家来喝茶，我把皮埃·居里也叫来，你们当面谈一下，好吗？”

    玛丽当然同意了这个建议。

    现在，趁玛丽还没有见到皮埃以前，我们先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皮埃比玛丽大8岁，1859年5月15日出生在巴黎。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居里医生在行医养家糊口之余，还非常热衷于科学研究，经常在巴黎博物馆的实验室里做一些医学研究。

    皮埃从小喜欢独立思考，富于幻想，居里医生很懂教育心理学，知道如果让皮埃进学校读书，他一定不会是好学生，相反还会损害他的自尊心和智力。因此，居里医生让皮埃接受一种所谓的“自由教育”，先让他在家里跟自己学，后来又请一位很优秀的教师教他。这种特殊的教育方法非常有效，结果皮埃18岁就成了理科学士，19岁成了索尔本理学院一位教授的助手。

    1882年，当15岁的玛丽正就读于华沙一所公立高中时，23岁的皮埃已被任命为巴黎市理化学校的物理实验室主任了。1880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居里发现了晶体的“压电效应”，即某些不对称的晶体（如石英、电气石、酒石酸钾钠等）在外加压力的作用下，由于极化而使其两端表面出现电势差的现象，这是“正压电效应”。后来，他们继续这一实验，确定了产生压电效应的条件和变化规律，并于1881年发现了这一效应的逆效应（又称“逆压电效应”，即将某些晶体置于电场中，它们会发生弹性形变，这一效应又可称为“电致伸缩”）。他们还根据压电效应制造出非常精密的静电计，用以准确地测量非常微小的电量，这种静电计称为“五电石英静电计”。

    皮埃在日后的研究中，又有许多卓越的发现。如居里精密天平、居里定律、居里温度……他对磁学的研究，至今仍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物理学家塞格雷曾高度评价了皮埃所做的贡献，他写道：

    皮埃是第一个把今天我们称之为“群论”的概念引进物理学领域的人，这些概念包括极矢量和轴矢量之间明确的区别，以及对称性在决定什么现象可能发生时的重要性……他的观点的重要性已与日俱增。在1894年初他遇见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时，早已有了很高的科学声望了。开尔文勋爵格外赏识他的才干。

    开尔文勋爵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热力学奠基人之一，在1890～1895年担任过伦敦皇家学会会长，他在任会长期间与皮埃有密切来往。

    1894年，皮埃已经35岁了，但他仍然是单身一人，没有结婚。他之所以成了“大龄青年”，实在是由于他过度沉迷于学问，害怕因为结交女朋友耽误了他做研究的大事。他是那种视事业为生命的学者。当然，他不愿意结交女友，也肯定与他对女性的看法有关。事实上，在遇见玛丽以前，他曾在日记上写道：

    女人只为了生存而喜爱生命的程度，远胜过我们男人；天才的妇女是稀有的，一般说来，对于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来说，妇女是一个绝对的障碍。

    如今他已经35岁了，多年的生活经历依然没有使他改变对妇女的看法。但是，在4月一个春意浓浓的夜晚，他意外地遇见了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于是，奇迹在皮埃面前出现了：一个他以前从未料想过的神奇世界在他面前敞开了……

    好，现在我们再回到科瓦尔斯基教授家里，在那儿，玛丽和皮埃见面了。在玛丽面前出现的是一个高个子青年人，穿着肥大而过时的服装，棕色的头发下有一双温和而熠熠发光的眼睛。他静静地靠在阳台门旁，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才智和个性。玛丽后来写道：

    当我走进公寓时，皮埃·居里正站在阳台门旁一扇窗前的角落里。他看起来很年轻，虽然事实上他已经35岁了。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眼睛中流露出的那种坦率的表情，以及他高高的个子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没有什么矜持的风度。我喜欢他那种从容不迫的谈话方式。我也喜欢他的淳朴，以及他既严肃又充满朝气的笑容。我们开始谈论科学……

    在皮埃眼里出现的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年轻姑娘，她不仅体态优美，连那柔软的卷发、灰色的眼睛、宽大的前额也显得十分可爱；甚至连她那双散发着化学药品气味的手，都对皮埃很有吸引力。如果说两人见面后，玛丽对皮埃有好感，那么皮埃这位从来拒姑娘于门外的男子，却一开始就被玛丽深深吸引住了，当然其中也夹着相当大的好奇心：这位姑娘在巴黎苦读是为了什么？

    他们两人很愉快地淡起了彼此都感兴趣的科学研究问题。也许是由于玛丽那种不懂就问的态度，和她那谦虚求知的情趣，使皮埃感到轻松、愉悦，并产生了一种尊敬，这位很少在姑娘面前说话的人，竟侃侃而谈。尤其是当他发现他用一些专用学术语言或数学公式谈自己的工作时，玛丽越来越兴奋，这时皮埃感到这个姑娘真非同一般。他还惊讶地发现，她甚至能够敏锐地发现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并与他讨论。当皮埃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这种惊讶时，玛丽揶揄地说：

    “先生，我不明白，妇女能力有限，这种奇怪的见解您是从哪儿学到的？”

    皮埃一边讲一边觉得一切变得多么古怪：他，一位专心致志的学者，竟在一位年轻姑娘面前大谈艰深的物理学问题！而且还郑重其事地！他觉得有些荒谬，但他仍然高兴地说下去……当玛丽端起杯子喝茶时，皮埃看见她的手指变了形，他明白这是实验室的强酸灼伤的结果，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突然改变话题，问道：“您要住在法国吗？住很久，还是永远住下去？”玛丽被这突然转变的话题弄得有点发懵，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

    “今年夏天考试结束后，我就回到华沙去。我想秋天再回巴黎，但不知道能不能够做到。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国家。”

    这时，科瓦尔斯基夫妇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于是这3个波兰人开始淡到波兰的屈辱和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皮埃发现玛丽在谈到波兰的未来时，十分激动，认为自己对波兰的复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使皮埃感到生疏而不可理解。这位在自由国度生长起来的学者，认为科学家惟一的责任就是关心科学事业的进展，一切与科学无关的事情都不应该过问，可这位天赋很高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却要去阻止沙皇的暴政。皮埃的世界很大，但也很小，对科学以外的事情他以前很少去考虑。

    不过，他仍然愿意去拜访玛丽小姐，而且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越来越迷恋这位波兰姑娘了。几天不见，他竟然坐卧不宁，想着法子去见她。有一次，他正好出版了一本书《论物理现象中的对称性原理》，于是他在扉页上工整地写道：“著者皮埃·居里谨以尊敬和友谊赠送给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然后以送书为托词，到李普曼的实验室去找她。

    皮埃的礼物得到了报偿：玛丽允许他到她的小房间去做客。这可不是一般的允诺了，至少皮埃是这么认为的。

    当皮埃看见玛丽的房间那么狭小、简陋时，心中十分难过，他本人也向来不愿意追求物质享受，但他没有料到玛丽的生活竟如此贫困，简直让人无法想像。他问玛丽：

    “您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啊，我每月有100法郎，每天可以用3个法郎……”

    “100法郎一个月？这么一点钱怎么能够您支付房租、伙食……”

    “您少见多怪了，其实我的生活并不像您想像的那么糟。我很少待在家里，整天都在实验室，或者去大学听课；晚上我到图书馆去，一直到10点才回家。因此，我只需准备少许照明用的煤油就行了。”

    皮埃虽然还是不大理解玛丽是怎么过日子的，但他懂得她有一种了不起自信仰和自信心，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令人肃然起敬。

    皮埃带玛丽去找理化学校的校长舒琴柏克先生，请求让她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些实验工作，这个请求被允许了，因为舒琴柏克先生很器重皮埃。于是玛丽和皮埃可以天天在实验室里相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也逐渐由“浅蓝”转变为“深蓝”。

    6月份的一个星期天，皮埃带上玛丽到他父母家去，他父亲想见一见二儿子的女朋友。这两位老人很高兴二儿子终于找到了“一位了不起”的姑娘。

    玛丽在皮埃家中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皮埃的父亲居里医生也是一个高个子，深蓝的眼睛炯炯有神。

    听皮埃说，他父亲脾气暴躁，但人很聪明，而且非常善良；皮埃的母亲身体多病，但仍然有精力操持家务，居里医生在她的妥帖照顾下生活得相当愉快。玛丽惊讶地发现，这个家庭与她的家庭竟然极为相似，只要将某些细节稍加改变，居里的家就俨然成了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家。两个家庭都重视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追求，都热爱大自然，都有和睦的家庭，也都有家庭成员间睿智、幽默的谈话……玛丽喜欢这个家庭，两位老人也承认玛丽是“一位了不起”的姑娘。

    1894年7月，玛丽按计划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数学学士学位的考试。她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任务终于胜利完成了！但是，考试合格就意味着要离开学习了3年的巴黎，离开认识了3个月的皮埃。

    玛丽离开巴黎时，皮埃送她上火车，临分手时，他郑重、深情地对玛丽说：

    “你要答应我，10月份一定要回来。答应我，你留在波兰就不能继续研究了，你现在没有权利抛弃科学。”

    玛丽心里很乱，各种思绪纷至沓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我……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答应你。”

    “我有信心，你一定会回来的，巴黎的实验室需要你，我……”

    最后的几句话，被火车汽笛声湮没。皮埃向玛丽挥挥手，心中顿然若有所失地望着火车在“轰隆”声中远去，直到它消失在远处的建筑物后面……

    皮埃说得不错，巴黎实验室的确需要玛丽，日后她为法兰西共和国（当然也为波兰）增添了无上荣光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皮埃有“信心”等待玛丽的回来，他没有说错，因为玛丽在10月份果真再次回到了巴黎。

    1895年是皮埃的双丰收之年。由于玛丽的督促，皮埃克服了那种单身男子通有的懒散的毛病，终于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在各种温度下物质的磁性》。博士论文顺利地在3月份通过，而后他立即被任命为理化学校的教授。这年7月26日，玛丽经过一年多的迟疑和考虑，终于和皮埃结了婚。

    他们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们相信读者看了艾芙的描述后，一定会深受感动。艾芙动情地写道：

    7月26日，玛丽最后一次在她租的小屋子里醒来。天气好极了。这个年轻女子的脸很美，露出一种她的同学们没有见过的神气。今天，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就要成为皮埃·居里夫人了。

    她梳好她那极可爱的头发，穿上她的结婚衣服，这件衣服是德卢斯基大夫的母亲送的礼物，她现在也住在德意志路她儿子那里。玛丽对她说：“我只有每天穿的这一件衣裳，如果您好意要送一件给我，我想要深颜色、实用的，将来我还可以穿着它到实验室去。”裁缝格莱夫人在布罗妮娅的指导下，给玛丽缝制了一套海军蓝的毛料衣裳和一件蓝底浅蓝条纹的上衣。玛丽穿上显得又美丽又年轻。

    ……没有白礼服，没有金戒指，没有“喜筵”，没有宗教仪式……也没有公证人，因为这对夫妇除了前一天用一个表亲寄来的礼金买的两辆崭新的自行车外，几乎一无所有。那一年夏天，他们就骑着那两辆自行车在乡间漫游。

    是的，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婚礼，参加的没有漠不关心、好奇或嫉妒的人。在西奥镇市政厅里，在萨布隆路皮埃的父母的花园里，有布罗妮娅夫妇，还有几个十分亲近的朋友——大学里的同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海拉也从华沙赶来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用最正确、最文雅的法语和老居里医生谈话，他把这看成是颜面攸关的大事……

    他首先很动情地低声对老居里医生说了句发自善良心坎的话：“您会发现玛丽是个值得疼爱的女儿。自从她降生以来，她从没有使我痛苦过。”

    1896年8月，玛丽通过了大学毕业生担任教师的资格考试，而且她还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皮埃很为玛丽骄傲，作为奖赏，他带她游历了整个法国。随后，玛丽在舒琴柏克的支持下，在理化学校谋得了一个职位，与皮埃一起在实验室里工作。

    1897年，玛丽怀着身孕完成了论文《淬火钢的磁特性》，这显然是李普曼教授原先那个课题的研究方向。这项研究告一段落后，玛丽面临的第一个任务：第一，她要做妈妈了，9月12日，她的大女儿伊伦娜·居里出生了；第二，她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

    相比较而言，恐怕第二个任务更艰难，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选择正确的研究课题至关重要。有人说：方向选择对了，就成功了一半。这话颇有道理。好在这时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正处于激动人心的科学时代，有才干的人找研究方向并不太让人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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